应天府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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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天府書院又稱商丘書院睢陽書院南都學舍南京應天書院南京書院南京國子監,原址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商丘古城南湖畔,由五代后晋杨悫所創,並列中國四大书院之一,宋初書院多設於山林勝地,唯應天府書院設於繁華鬧市,歷來人才輩出。靖康之變時(1126年),兵南侵,中原淪陷,應天府書院被毀,學子紛紛南遷,中國書院教育中心隨之南移,應天府書院沒落。歷朝雖有人曾重修書院,但未能成功,今日應天府書院只剩下殘存建築。

歷史[编辑]

草創[编辑]

唐朝滅亡后,中國歷史進入「五代十國」分裂時期,官學遭受破壞、庠序失教,中原地區開始出現一批私人創辦書院,應天府書院由此而生。

書院历史最早追溯到五代後晋時期,宋州(今河南省商丘市)虞城(今商丘市睢阳区)通儒楊愨歸德軍將軍趙直扶助下聚眾講學,創辦睢陽学舍。楊愨去世後,他的學生戚同文繼承師業,繼續辦學,培养出诸如宗度、许骧、陈象舆、高象先、郭成范、王砺等后来都成为台阁重臣的著名人物。應天府書院的前身就是當時的睢陽学舍(亦稱睢陽書院南都學舍)。

北宋立國初期,急需人才,實行開科取士,睢陽學舍的生徒參加科舉考試,登第者達五六十人之多。文人、士子慕戚同文之名不遠千里而至宋州求學者絡繹不絕,出現了「遠近學者皆歸之」的盛況,睢陽學舍逐漸形成了一個學術文化交流與教育中心,但戚同文病逝後,學校一度關閉。

北宋盛世[编辑]

應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陽區商丘古城),在成為應天府之前是宋州(今商丘市)的治所。宋太祖趙匡胤建立宋朝之前,在後周殿前都點檢、兼宋州歸德軍節度使,所以宋州被認為是太祖的發跡地。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宋太祖赵匡胤尊号为“应天广运仁圣文武至德皇帝”,景德三年(1006年),宋真宗將太祖發跡之處宋州升為應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宋真宗親自駕臨應天府,升應天府為南京 (与东京(今开封)、西京(今洛阳)并列为三京)。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當地人曹誠「請以金三百萬建學于先生(楊愨)之廬」,在其舊址建築院捨150間,藏書1,500卷,並願以學舍入官,並請令戚同文之孫戚舜賓主院,以曹誠為助教,經由應天府知府上報朝廷,受到宋真宗讚賞,翌年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將該書院正式賜額為「應天府書院」。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應天府升格為「南京應天書院」又稱為「南京書院」。慶曆三年(1043年),應天府書院改升為「南京國子監」,与东京(今开封)、西京(今洛阳)的国子监并列为北宋最高学府,同時也成為中國古代書院中唯一升級為國子監的書院。

從此,這所書院得到官方承認,成為宋代較早的一所官學化書院。時人稱:「州郡置學始於此」,天下學校「視此而興」。後該書院經應天知府、文學家晏殊等人加以擴展。范仲淹曾受教於此,及後曾在書院任教,盛極一時,「聚學為海,則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淬詞為鋒,則浮雲我決,良玉我切。」這是范仲淹在執掌應天書院時所作的《南京書院題名記》,足見當年應天書院的博雅學風和恢弘氣勢。應天府書院與白鹿洞書院岳麓書院嵩陽書院合稱中國四大書院。

應天府的辦學模式,令當地書院風氣大盛。李覯先在南城創辦了盱江書院,求學人數曾達千人之多;杜子野宜黃興辦鹿岡書院曾鞏臨川辦起了興魯書院,並親自制訂校規並任教,還聘請歐陽修、王安石等名人教授生徒。

靖康國難[编辑]

宋欽宗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南侵,應天府書院毀於戰亂。同時也因南宋偏安,就讀於書院的文人、士子紛紛南遷,中國書院教育中心向南移,在南宋理學大盛日時,應天府書院已不如白鹿洞書院,未能扮演文化傳承角色。 

明朝嘉靖十年(1531年),御史蔡璦在商丘城西北隅以社學改建,而沿用舊名,重建書院,但萬曆七年(1579),宰相張居正下令拆毀天下書院,應天書院遂廢。乾隆十三年(1748年)知府陳錫格又重修應天府書院,但為時不久,書院又廢。

教學[编辑]

概況[编辑]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范仲淹戚同文之名,從山東淄州(今淄博)求學於南都學舍。當時書院由戚舜賓主理,辦學時奉以「製為學規,課試講肄,莫不有法;寧親休沐,莫不有時;曲盡人情,人尤樂從。」應天府書院當時的執教者多是戚同文的再傳弟子,均為書院的名師,授以儒家經典,以六經為教材。

應天府書院提供免費教育,學生多為貧寒好學之士,形成刻苦嚴謹的學風,早年書院伙食不善,范仲淹求學時就有「五年未嘗解衣就枕」、「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之說。

應天府書院被納入地方官學管理後,宋初政府通過賜書、賜匾額、賜學田等加強對書院的控制,但教育方針和教學方法上,書院仍有保留私學教育的特點。宋仁宗天聖年間,文學家晏殊任應天知府時,曾為書院聘請名師任教,書院規模得以進一步發展;1027年,范仲淹因母親去世辭去了興化縣令的職務,在應天府居喪時,亦於此地任教,四方學子紛紛慕名就學,其治學精神和憂國憂民的言行譽滿全國,書院在全國聲望空前,一時「人樂名教,復鄒魯之盛」,儼然為中州一大學府。

師資與學生[编辑]

學者來自不同學派,晏殊孫復胡瑗均曾在應天府書院講會,其各自不同的政治主張時而引起辯論,學術氣氛濃厚。

范仲淹主持應天府書院時,擇生只有品德和學業上的基本要求,沒有年齡、身份和地域的限制,生徒來源廣泛,院生可以隨意流動,不受地域、學派限制,均可以前來聽學。

課程[编辑]

范仲淹掌管應天府書院時,總結先師戚同文的教學方法,為書院制定出一系列學規,要求「為學次序」和「讀書次序」,嚴格要求院生學習。《上執政書》提出「固國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杜奸雄」、「明國事」6件大事。其中,「重名器」就是慎科舉、敦教育,初步形成了宋初河南書院教育的基本宗旨。

學院的基本課程是儒家經典《詩》、《書》、《禮》、《易》、《樂》和《春秋》,強調「夫善國者,莫先育才,育才之方,莫先勸學,勸學之要,莫尚宗經。」學生會按照不同專長而入讀各項分科,課程主張學以致用,提倡實地考察,即所謂「明體達用」。范仲淹說:「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將何以救?在於教以經濟之業,取以經濟之才。」在「經濟之才」的總要求下,還要培養專業人才。他亦把「德」說成是人性所固有的,他主張選拔人才要德才兼備,且首先注意德。

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向學生講學,但大多是提綱挈領的,並不作逐字逐句的解釋串講,只給學生提示,再由學生提出疑難,作針對性討論。應天府要求教師作表率,每當給諸生命題作賦,范仲淹會先作一篇,掌握試題難度和著筆重點,使諸生迅速提高寫作水平。由於范仲淹在道德學問上堪為表率,學風甚濃。

國家地位[编辑]

宋仁宗慶曆年三年(1043),擔任宋廷參知政事的范仲淹提出「精貢舉、擇官長」等十項改革主張,取胡瑗蘇湖教法改革當時教育系統,期時應天府已升格為南京國子監,先行實施改革,一改當時崇尚辭賦的浮淺學風,重經義、重時務、重實際。

范仲淹執教應天府書院時,經常教導學生要「從德」,而不能僅以科舉仕進作為求學的最終目的。在他提出的「為學之序」中,學、問、思、辨四者也是最後落實到「行」上。後人立有《宋范文正公講院碑記》,建藏書樓,回顧范仲淹的講學生涯。

參考[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