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潮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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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潮春事件

平定戴潮春事件後,彰化縣官員敬獻予梧棲真武宮
日期始:同治元年(1862年)
農曆春,戴潮春無力約束天地會下屬,會眾趁亂起事。
迄:同治四年(1865年)
農曆正月,官軍收復北勢湳(今南投縣草屯鎮)。
地点
清代臺灣淡水廳彰化縣嘉義縣等區域。
(涵蓋今苗栗縣臺中市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
结果 同治二年(1863年)清軍先擒殺戴潮春,翌年斬殺林日成,紅軍兩大首腦伏法後,其餘殘部至同治四年(1865年)才掃蕩完畢。
参战方
綠營.官軍 天地會.紅旗軍
(臺灣中部平原區地主,漳州籍為主)
民間練團.白旗軍
(臺灣中部沿海區地主,泉州籍為主)
指挥官与领导者

1862年:
孔昭慈(殉職)
洪毓琛
林向榮(陣亡)
曾玉明
吳鴻源

1863年:
吳鴻源(撤職)
洪毓琛(病卒)
丁曰健
林文察
曾玉明
曾元福
戴潮春(四張犁)
林日成四塊厝
陳弄(小埔心)
洪欉(北勢湳)
林占梅(竹塹)
鹿港郊商諸紳
羅冠英(東勢)
林奠國(阿罩霧)
陳澄清(塗庫)

戴潮春事件,或作戴萬生事件,民間俗稱萬生反臺灣話Bān-sing huán),台灣清治時期三大民變之一,另二為朱一貴事件林爽文事件,又分別為台灣清治時期最早以及規模最大民變。戴潮春事件則是台灣歷時最久的民變,影響範圍北至大甲,南至嘉義,遍布臺灣西部地區。[1][2]

戴潮春事件自同治元年(1862年)春爆發於彰化縣(今臺中市大墩地區[3]),起因乃官府取締天地會,不少會眾趁勢作亂,天地會首領戴潮春無力約束下屬,只好順應起事。除戴潮春之外,其他響應者包含各地具有武裝團練的地主或者股首逾三百六十名,其中以林日成洪欉陳弄最有勢力。[4][5]

同治二年(1864年)末,清軍林文察丁曰健等官員率主力赴臺,翌年先後擒殺戴潮春、林日成,並持續收拾餘黨,同治四年(1865年)才告落幕。[2]

社會背景[编辑]

人口壓力[编辑]

臺灣自康熙23年(1684年)納入大清版圖後,雖然屢次頒布移民臺灣的禁令,但施行下來成效頗有限,在康熙皇帝統治臺灣之初,全臺灣漢人估不足8萬[6],但在乾隆朝(1736年-1795年)人口數量急增,約在1750年代之後,臺灣西部人口數已逼近200萬。[7]:58-59人口過剩的問題不只在臺灣浮現,在18、19世紀期間,更是整個大清帝國面臨的普世問題,人口增長但土地資源始終有限的狀況下,百姓只好離開原鄉,另覓發展。[8]:127-134

初時臺灣荒地多,尚得以接納大量移民來臺墾拓,不過,隨著人口持續增長,18至19世紀間陸續滋生其他社會問題[6],在臺灣為了爭搶耕地、水源,出現難以計次的族群械鬥(原漢衝突閩客械鬥泉漳械鬥[7]:63-67[9]:67,其他具代表性的尚有嘉慶朝白蓮教之亂道光朝太平天國之亂,動亂原因皆摻有人口過剩的因素。[8]:162-167、174-178

吏治問題[编辑]

早在19世紀上半葉的道光朝(1821年-1850年),曾任臺灣道道尹的徐宗幹便形容臺灣乃是「三年一大反,五年一大亂」之地,主要歸納出:「地理位置孤懸外,上級監督不易」、「派駐官員不黯臺灣通行話,上下溝通困難」、「官員俸祿過低,容易收受賄賂」、「辦公經費匱乏,官員有心無力」,以上四項皆是造成臺灣當地吏治惡劣敗壞、政府權威旁落的原因。[10][11]:96

地方土豪[编辑]

由於18、19世紀的台灣官民比例失衡、政府長期處於失能狀態,地方秩序常常維繫於地方豪強之上。所謂地方土豪,最初係有些人以相同籍貫或宗族力量為號召,不乏以訴諸武力解決各類爭端,有些宗族聘請遊俠等作為打手,甚至招募部曲,從事保衛家園或者直接的掠奪行為,久而久之形成一武裝集團,集團領導者多為地方土豪。[12]:96-103

由於這群土豪在地方上極具政治與經濟實力,幾乎取代地方官員的權威,地方土豪與地方政府關係十分微妙,有些官員厭惡地方土豪魚肉鄉里的習氣,有些則願意與地方土豪打好關係,但相對應土豪要擔負起維持區域和平或者抵禦外侮的任務。臺灣一些叛亂事件,不少肇因於地方不滿政府作為,導致土豪帶頭向政府作亂,而當有其他土豪勢力願意協助政府鎮壓叛亂地區,又可以獲得「正統」名號[12]:96-103,進而受封官銜、官職,或獲取土地、單項專賣等特權[9]

地方土豪以一個同姓氏、同宗族的傾向十分常見,但也會結合不同的地方派系,據地與其他土豪勢力爭搶糧、米、地、水源,常常有流血衝突之情事。以臺灣中部地區為例,19世紀上半葉,被漢人氏族間相互仇殺的影響,大量平埔原住民就被迫遷徙、走避山區;在1830年代,原本盤據臺中盆地北緣的客家人也被趕往彰化縣東北角(約今東勢區)一帶,此區又淪落成漳州人泉州人相互染指、武裝衝突的區域,地方豪族與豪族之間常懷有宿怨,不難想見。19世紀上半葉,臺中一帶具代表性的地方豪族有阿罩霧林家(林定邦、林文察等)、北勢湳洪家(洪欉、洪璠等)、四張犁戴家(戴松江、戴潮春等)、四塊厝的林家、舊社的賴家等等。[12]:96-103、113、130

駐軍不足[编辑]

康熙帝領有臺灣之初,因臺灣孤絕海外的地理特性,唯恐將領擁兵自重,多採三年一換的「班兵制度」,凡兵丁、將領、官員多從中國內地輪調,而不任用臺灣當地人士[13]:48,但後來因時勢所需,乾隆朝後漸漸招募臺勇入伍,卻始終懷著猜忌的態度。[14]:394-399

18世紀以後,臺灣人口數量日益上升,在1750年代西部人口約200萬[7]:58-59雍正十年(1732年)戌守彰化縣以北的臺灣北路協,軍隊員額2400名、乾隆53年(1722年),調整營制,原北路分割成中路營(嘉義縣城)與原北路協,合計添兵1097名,臺灣北路協總額增為3497名,編制和兵力雖略有調整,但對比人口數量增幅,控制力增加有限。[14]:15-21

此外,當地方若有武裝械鬥衝突,政府多要求地方豪族出「團練」協助鎮壓,自嘉慶年間蔡牽事件後,透過民間自組「團練」、「聯境」參與城防、隨同營兵打戰的現象日益普遍[15]:172-175;而軍隊本身,則因待遇不佳、戰力低落之外,班兵時有聚賭鬥毆、騷擾民婦、強佔民舍之事,未免增添管理上的困擾,清廷對增加臺灣軍隊員額意願始終不高;清廷在臺軍事疲弱,也造成臺灣民亂頻繁、地方土豪趁勢作亂的契機。[14]:375-378[16]:214-226

近因[编辑]

臺灣總督府頒定,通用於 1901 年至 1909 年間的臺灣縣彰化廳區域圖(本圖繪製於1905年),此行政區域尚屬臨時過渡時期,大體延續清制。本圖亦記錄許多清代的古地名可索驥。

咸豐十年(1860年),太平天國軍隊侵擾浙江省,時任閩浙總督富察慶端乃上書朝廷,徵召臺勇協助剿匪,獲朝廷准允;咸豐11年(1861年)冬,朝廷募臺勇三千名赴往浙江助陣[3]:212,其中約兩千名臺勇皆是林文察林文明自老家霧峰上谷地區招募而來[12]:116-117,其他在履任臺灣鎮總兵臺灣北路協等職位的將領如曾玉明曾元福等,亦在同一時期調往浙江、福建作戰[14]:396,臺灣中部一帶武裝勢力由是轉移。

戴潮春事件領導人戴潮春,祖籍漳州龍溪,自祖父戴神保以降,不僅是彰化縣四張犁一帶的地主,家境富裕,而且與官府關係良好,世佔臺灣北路協「稿識」一職。[4][5]臺灣北路協最高指揮官為「副將」,據守「北路協中營」,而中營即設於「彰化縣城」內。[14]:17-21戴潮春所擔任的「稿識」,亦稱「字識」,乃綠營的營務人員,由於軍中武人多不通文墨,需另請「稿識」做文書紀錄,協助兵馬錢糧移籍點交等工作。[14]:314-315

戴潮春兄長戴萬桂不滿自家田租被阿罩霧人(林文察家族)侵占,與張水(綽號五股水)合作,籌組「八卦會」(或土地公會、天地會),當時土匪盜賊四處流竄,立約村莊若有事,需相互馳援;當時戴潮春為了避免旁生事端,並未涉入八卦會會務。[4][5]根據《戴案記略》所述,彰化縣其他地方亦有類似結會的鄉里聯保組織,即泉州裔組成的「同安寮十二庄」,大總理陳慶安,以今福興鄉埔鹽鄉一帶為據點。[5][17]

咸豐11年(1861年),原北路協副將曾玉明升任福建福寧鎮總兵,由夏汝賢補缺,戴潮春尚任職稿識,而該年冬季,彰化知縣高廷鏡下鄉出巡,不知何故,戴潮春逮捕一批土棍流氓獻予高廷鏡,此事令夏汝賢不愉。夏汝賢以戴潮春懷有不忠之心為由,向戴潮春索討賄款。戴潮春不從,被迫革職。戴潮春返回家鄉四張犁之後,兄長戴萬桂已離世,戴潮春遂以培養「團練」為名號,順勢承接「八卦會」業務,改組成「天地會」。因當時治安普遍不佳,地方秩序常維繫團練主持,不乏富戶挾資投效,使天地會眾人數激增,戴潮春家族從原本自有團練300名,至同治元年(1862年)間,天地會計香簿所載黨員已逾萬人。[4][5][16]

導火線[编辑]

彰化知縣高廷鏡與戴潮春交好,高廷鏡在任時,常借重戴潮春之力,隨官捕盜,至同治元年(1862年)春,高廷鏡卸任,改由雷以鎮出任彰化知縣,雷以鎮初時仍倚重戴潮春各處捕盜,但此時戴潮春統御的天地會成員已然過多,未必盡聽戴潮春號令,從春季間漸趨失控,開始在彰化縣各處作亂。

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初五,按察使銜臺灣道道員孔昭慈率六百名兵勇循例春巡,順道赴彰化剿亂,亦檄召時任淡水廳同知秋曰覲南下襄助平亂。[3]:280三月初九,孔昭慈入彰化縣城,拘殺土豪總理洪氏立威,卻不意大突寮庄(今溪湖鎮陳弄見官兵武裝弛備,趁勢揭竿而起,不少村庄紛紛響應。[4][5]

事件過程[编辑]

彰化縣城失守後,南台灣各民間勢力紛紛起事,而中台灣大小地主,如小埔心(今彰化縣埤頭鄉陳弄、北勢楠(今南投縣草屯鎮洪欉嘉義縣嚴辦、以及鳳山縣徐夏老淡水廳王九螺等紛紛加入戴潮春陣營,各地支持股首更是達上千,而他也論功行賞,除自封為東王外,封林日成陳弄洪欉為南王、西王與北王,設置大將軍等官位,安撫百姓,儼然自成一國,且控有幾乎全部的台灣中部北台灣部分區域。

明鄭王朝滅亡以來,福建省本部向來靠臺灣供應糧食,事件爆發後臺灣白米價格大漲,演變為惡性通貨膨脹,福建頓時陷入經濟危機。於是,閩浙總督慶瑞緊急派遣福宁總兵曾玉明渡海來臺,召集臺勇平定戰事,另外命臺灣鎮總兵林向榮西螺出兵作戰。另一方面,台灣府知府洪毓琛緊急成立籌防局應對事變,並向外國洋行籌借十五萬兩銀作為軍費,並承諾以關稅抵還。

阿罩霧庄攻防戰[编辑]

阿罩霧福德祠

4月28日,戴軍南王林日成為了替族人林媽盛報仇,率領三萬多人截斷阿罩霧庄的水源,打算一舉消滅前厝林家(即霧峰林家)。這時,林家因多數家勇跟隨林文察與林文明浙江太平軍作戰,庄中只有72名壯丁。但在林文鳳指揮下,林家人靠著大砲等強大火力予以還擊,隨即展開三天的激烈攻防戰。期間,林家莊宅幾乎失守,但林家家人日夜死守,援軍突襲林日成陣中,擊殺敵軍數百人,一加上翁仔社〔今臺中市豐原區翁子〕羅冠英東勢角客家人分別派出援人支援,另太平林家與塗城等附近族親也派出四百多名勇丁支援,共同擊退來襲之林日成軍。

同時,林向榮率領2200名(一說為3000名)士兵駐紮嘉義,並於4月28日擊退戴軍。之後清軍出城,在坊牌與戴彩龍率領的戴軍一萬多人於八掌溪兩畔對峙。由於戴軍由白沙坑包抄,一舉截斷清軍後路,導致清軍前後受敵,部分將士溺死河中,直到後來使用大砲突襲,一舉逆轉戰事,反敗為勝。

另一方面,戴軍西王陳弄率軍攻打鹿港,以獲取財貨。但由於鹿港城居民多為泉州人,而漳州籍戴潮春起事後又大肆屠殺泉州人家莊,因此鹿港居民在黃季忠、蔡馬湖、林清源等士紳領導下極力抵抗,而勇首施九挺也招募600名鄉勇協助抵抗,經過三天大戰後終於擊退戴軍(一說為鹿港人得到媽祖神示後,信心大振、團結奮鬥,最終戴軍不戰而退)。

六月,掌管台灣北部軍務的鹽運使林占梅派蔡宇等人突襲大甲城東門,一舉收復該城。而戴軍的王和尚則於6月2日率軍圍攻大甲城,並斷絕城中飲水。於是城民請貞婦余林春祈雨,而當天果然下起雨來,頓時解除城中水問題。6月9日,代理淡水廳職務的張世英千總曾捷步、把總周長桂以及翁仔社勇首羅冠英率軍支援,加上大安港黃氏的協助,一舉擊退戴軍。但6月17日,王和尚再度領軍圍城,並再次截斷城中水源。這次居民又請余林春祈雨,當天也再度降下甘霖。於是在張世英指揮下,城中清軍出城迎擊,再度擊退戴軍。

援軍抵臺[编辑]

6月7日,洪毓琛升為臺灣兵備道,統籌全部戰事。6月9日,提督曾玉明率領600名兵力抵達鹿港。然而,清軍軍費卻在押解途中於安溪寮遭遇戴軍,清軍大敗潰散,千總龔朝俊澎湖副將陳國詮等人戰死,軍械彈藥銀兩全被奪走。

而同時,林日成進駐彰化城,戴潮春退回四張犁,之後戴軍陸續攻打嘉義、白沙坑等地,但皆被清軍擊退,而清軍雖陸續有曾玉明擴兵400人、臺勇1000人助戰,但也難有斬獲,雙方於是陷入對峙之中。

八月九月間,林文明率領1000名臺勇請假回台灣助戰,戰事產生變化。他於外新庄、阿罩霧庄(今台中市霧峰區一帶)、大里杙等地與戴軍展開激戰,擊退戴潮春軍,然後轉自翁仔社(今台中市豐原區),與當地勇首羅冠英合作,合力掃蕩石岡仔、葫蘆墩等地的戴軍,然而此戰後,林文明以彈藥不足為由,返回阿罩霧。經多次催促後,善後總局補發火藥4000斤、子彈2000斤,而林文明於1863年1月29日再度呈請福建巡撫徐宗幹補發積欠的安家銀19000兩與口糧費銀10000兩,但這些錢始終未撥款下來。

1862年11月23日,林文明率300兵勇攻打樹湳,最後於1863年4月11日派叔叔林奠國率領600名臺勇,與羅桂英等人攻入戴潮春老家四張犁,經過七天激戰受攻克該地。但由於軍費仍未解決,林文明再度停止進攻。至此戰事再度陷入膠著。

就在林文明於北路有所斬獲時,清軍卻於南路遭到挫敗:台灣鎮總兵林向榮與台灣水師副將王國忠七月前去救援斗六城,但反遭嚴辦陳弄等人率數萬戴軍圍困;10月29日戴軍攻破圍困許久的斗六城,林向榮自殺,王國忠等大小將領紛紛戰死。戴軍佔領斗六後,駐紮彰化城內的林日成於12月20日發軍圍攻大甲,與清軍大戰於城外,由於清軍人數有限,雖有羅冠英率義勇救援,仍敗退回城。這次戴軍與前兩次一樣截斷城中水源,而大甲城居民三度請余林氏祈雨,天空隨即降下甘霖,不久戴軍撤退,林日成亦退回四塊厝庄。隔年1月,福建水師提督吳鴻源率領3000名清軍增援,並進駐鹽水

清軍反攻[编辑]

1863年3月19日,吳鴻源發動猛攻,直攻到嘉義城外,與城內守將湯得陞裡外夾擊,擊退圍城多日的陳弄軍。6月,吳鴻源因不肯遵守指令發動攻擊,被洪毓琛免職,由曾元福接替,但六月洪毓琛亦死於任內,清軍與戴軍又陷入膠著之中。

8月,丁曰健接任臺灣兵備道,並由滬尾(今新北市淡水區)登陸,重新佈置新的作戰方針。他命台灣鎮守參將關鎮國由五汊港(今臺中港前身)進攻,自己則於10月22日進駐竹塹城(今新竹市),並命張世英羅冠英等人精選1000鄉勇駐守岸里社,打算直接攻打四塊厝庄等戴軍活動核心地區。兩軍合力之下,清軍迅速掃大肚溪以北(今台中市一帶)的戴軍村庄,並控制住大肚溪航運,11月28日圍攻彰化城

另一方面,11月12日福甯鎮總兵林文察自安平登陸,11月20日抵達嘉義,懲勸當地兩百數十庄向清軍投降,並與與護理水師提督曾元福會師商議戰略。商討結果,他決定先疏通嘉義與彰化交界處的道路,然後再收復彰化,於是命白瑛關鎮國合攻斗六,請彰化知縣凌定國由寶斗(今彰化縣北斗鎮)向南攻,而他本人與許忠標等部隊沿海向北作戰,直到麥寮與南下的林文明會師後再攻打彰化。

事件平定[编辑]

朝廷平定戴潮春事件之後,王楨、鄭榮在數個臺中海線廟宇贈與匾額,以誌紀念。圖為「慈芘兵戎匾」,今安置於臺中市清水區清水紫雲巖

11月26日,林文察進駐麥寮。這時丁林兩軍已包圍彰化縣城,12月1日由曾玉明破城。之後,林文察進駐塗庫,與曾元福相約攻打斗六,同時殲滅支持戴潮春的村莊三十多座,逐漸逼近斗六城,但斗六防禦堅固,難在短期內拿下。於是12月12日,林文察假意以援助彰化戰事為由,密令各軍各撤離城外,至1864年1月15日,僅留關鎮國數營於城下,並燃燒煙柴草煙火,令士兵作慌亂狀,而誘使城內敵軍開門襲擊,這時附近甘蔗田伏兵衝出襲擊,關鎮國等軍備後夾擊,成功大敗敵軍,收復斗六城。1月18日,戴潮春在張三顯勸說下出面投降丁曰健,但因出言不遜,丁曰健命陳捷元將他斬殺[18]

收復斗六後,清軍開始掃蕩林日成、洪欉、陳弄嚴辦等戴氏諸王強將。1863年12月,曾玉明迅速圍攻北勢楠庄,雙方展開激烈的攻防戰,其中清軍曾挖地道攻入,但不成功,只好以大炮猛烈砲轟,才攻陷該庄,洪欉則於期間戰死,其弟洪番被俘,當場被殺。1月19日,林文察率軍攻打四塊厝庄,經過一番激戰後仍未能進,最後搭建砲臺,以大砲連夜砲轟,才得以於1864年2月6日斬殺林日成,收復該地。5月,林文察與羅冠英圍攻小埔心,與陳弄展開砲戰,期間清軍死傷慘重,羅冠英也死於其中,但在羅冠英弟弟羅坑領導下,清軍持續猛攻,終使陳弄開庄投降,並被當場斬殺。同月,丁曰健派遣知縣白鸞卿、參將徐榮生等人率軍攻打於二重溝重新起事的嚴辦,嚴辦以伏兵擊退清軍,但清軍以優勢兵力圍攻,並以大砲轟擊指揮臺,擊殺嚴辦,並押其妻侯氏回嘉義,以凌遲處死。

至此,戴潮春事件宣告結束,清軍終於收復中台灣,而曾雄據一方的戴氏政權則結束其三年多的統治。

影響[编辑]

潮春公園,位於台中市北屯區四張犁的紀念公園。

此戰之後,中臺灣地主士紳死傷殆盡,其留下之產業也被清廷以「叛產」之名充公,部分則以補償林文明墊付軍費為由交給霧峰林家。另一方面,霧峰林家因平定事件有功,得到全福建省(當時包含台灣)的樟腦收購權,加上林文明攻略各庄與事後清點「叛產」和收「罰捐」(即罰款與事者家人贖罪錢)時侵占部分錢財土地,使林家頓時崛起,後為全台灣五大家族之一。然而,此事件也種下林家與官府之間對立的種子,並激化與鄰近大族之間的仇恨關係,因而導致後來林文明被殺,林家一度失勢的局面。

但由另一角度而言,戴潮春建立之政權也為台灣清治時期中,最具政權性質的民變勢力。事件期間,戴潮春創作童謠,偽造符應,親自開耕,種種之舉皆模仿天子行為與天人感應說。因此有部分史家認為戴潮春是歷次民變中,最有政權意識的民變領袖。

參見[编辑]

註釋[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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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臺灣通史·卷33》:(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乘轎至北斗,曰健訊以作亂之故,對曰:“此皆本藩之事,毋與百姓。”曰健怒,命陳捷元推出斬之。

參考書籍[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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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連橫台灣通史,1955,國立臺灣大學
  • 黃富三,霧峰林家的興起—從渡海拓荒到封疆大吏(一七二九~一八四六年),1987,自立晚報
  • 黃富三,霧峰林家的中挫(一八六一~一八八五年),1992,自立晚報。
  • 吳德功戴案紀略(收錄於吳德功先生全集),1992,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謝國興,清代台灣三大民變—官逼民反,1993,自立晚報。
  • 顧敏耀,《東瀛紀事校注》,台北:台灣書房出版公司,2011。
  • 顧敏耀,《陳肇興集》,台南:台灣文學館,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