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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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變
日期 1941年1月4日-1月14日
地点 中國安徽泾县茂林地区
结果 國民革命軍第三战区部队勝利
参战方

中華民國政府 國民政府

國民革命軍 國民革命軍第三戰區部隊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

新四军 陆军新编第四军
指挥官和领导者

國民革命軍 顧祝同 司令长官
國民革命軍 上官雲相 总司令

國民革命軍 黃百韜 参谋长兼25军军长

新四军 葉挺 军长(俘虜)

新四军 项英 副军长兼政委 ×
兵力
80,000人 9,000人
伤亡与损失
傷亡、被俘7,001人

皖南事变又稱為新四軍事件,此間的「皖南」即指事變發生地區——安徽南部,而新四軍則是指共產黨轄下;分別由葉挺項英擔任正副軍長袁國平擔任政治部主任的國民革命軍新编第四軍

該事變發生於民國30年(1941年)1月4日-1月14日,是抗日战争时期中華民國轄下的國民革命軍第三戰區部隊与新四军之间的一次数万人规模的中等冲突事件,事件中,新四军所屬軍部兵力與皖南部隊遭到了严重的损失。费正清、费维恺認為,此事件起因為此前黃橋事件,是国民政府对黄桥事件的报复行动[1]

事变前局势[编辑]

抗戰爆發後,随着1937年南京失守,1938年武汉失守,1939年南昌失守,国军主力在日军进攻下已节节西退,大片国土沦为敌后,而处于敌后中国军队的组织变得复杂起来。首先是军队给养问题,粮饷被服在与日军争夺中尚勉强可以就地征集,枪支弹药则主要通过奋力维持的交通线从后方获得。而国军留守部队在补给和战局的双重压力下,屡有叛国投敌,转变为伪军。此时西迁的国民政府对敌后的战区和军队的控制已大为削弱。隨著汪精衛等国民党高层投日,部分国军因不滿國民政府,投向中國共產黨部隊[a]

1937年8月,中共向国民政府提出“红军擅长运动战,阵地战非其所长”,因而红军“愿意一部深入敌后方,打其后。”[2]

新四軍完成訓練後,分成4個師,分別命名為:團結師、前進師、勇敢師和抵抗師,於1938年4月27日離開皖西穎水根據地,開赴前線,5月10日抵達南陵,5月16日分成小股力量沿南京-蕪湖鐵路潛越敵人防線,首次同日軍交戰[3]:240。之前中共曾多次向国民政府提出游击战建议,未被采纳,而1938年10月之后,蒋中正看到中共游击战法成效,遂决定重视敌后游击战[4]:40-42。常州以東到上海一帶是「忠義救國軍」控制,名義上司令官是戴笠,在上海郊區和黃浦江對岸一帶游擊,由青幫洪門組成,暗殺間諜和漢奸,犧牲100多人;8月13日「忠義救國軍」潛入日軍控制的虹橋機場升起一面中國國旗[3]:268-269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夕,蒋在高级将领紧急军事会议上说:“吾人欲驱逐敌人,消灭敌人则必须利用游击战,扰乱敌人之后方,而牵制敌人之行动,破坏敌人交通运输,而减少其力量,以协助正规军作战”[4]。11月25日,蔣中正於南嶽軍事會議確立敵後戰場作戰方針,提出“二期抗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5],并在南岳创立抗日游击干部培训班[5],同时请求中共派遣干部作为教官[4]

1939年和1940年夏季日军在华北组织两次“扫荡”,使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尤其是八路军受到很大压力。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其中一个原因即为反日军封锁。在1940年周恩来给斯大林信中提到,中共基本政策是支持蔣领导抗日,在中国100万以上伤亡士兵中,八路军伤亡数量3万人,新四军则为1千人[6]。1940年8月,彭德怀命八路军晋察冀军区、120师、129师部队發動百團大戰[7][8]:538-539。这是八路军在平型关战役之后参与较具规模的战役。战争初期战报统计(第一阶段)共达一百零五个团,因此定名为百团大战。整个战役中,八路军破坏了正太、平汉、同蒲等铁路干线,而八路军遭到約1.7萬人傷亡之巨大損失[9]

除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与日军一搏以外,同时不再遵守国民政府1937年的战区划分,越区扩大抗日根据地。毛澤東堅持要求部下“不受國民黨的限制,超越國民黨所能允許的範圍,不要別人委任,不靠上級發餉,獨立自主地放手地擴大軍隊,堅決地建立根據地”[10]。由此与毗邻战区的留守国军屡有发生摩擦,互有数百人规模的小型武装冲突。蘇北地區徐州失守後,由6萬正規軍防守,韓德勤師長擔任江蘇省政府主席,省府設在阜寧,徐州群眾動員委員會李明揚也留下來,1939年2月和3月間,日軍佔領海州,主力轉移後國軍立即收復,4月日本人宣佈蘇北游擊隊得到八路軍增援;蘇南地區是顧祝同第三戰區司令部所在地,許多游擊隊包括新四軍在此活動,而新四軍控制着長江以南從南京到常州一帶地區[3]:267-268。冲突于1940年7月的苏北激化于新四军和韩德勤部之间,最終導致1940年10月4日的黃橋事件。由于中共根据地不断扩大,加之国共两党之间的互相猜忌,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地带、华北、华中,国共冲突接连不断。1940年新四军向苏北挺进,7月接近黄桥,与何克谦部在黄桥以北发生战斗,何兵败,新四军进驻黄桥。1940年10月韩德勤在请示蒋介石得到含糊回复后,集结嫡系约15000人向驻黄桥的新四軍约5000战斗人员发动进攻。在三天戰役殲滅國軍主力12團,擊斃一萬一千餘人,擄獲槍械3800餘枝,輕重機槍189挺,迫擊炮59門,創造了中共歷史上眾多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戰爭奇跡,贏得毛澤東的讚許[11]。当年年底,何克谦被韩德勤以通日的理由处决。

事變背景[编辑]

根据国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协定,新四军在编制上属于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领导。但是新四军事实上只听命于延安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曾指示新四军所在的中共东南局[12]

……也不论是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虽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中央前要你们在今年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抗日武装至十万人枪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不知你们具体布置如何?过去已经失去了时机,若再失去今年的时机,将来就会更困难了。

邓子恢在《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与两条路线的斗争》[13]中记载:

少奇同志在分析这些情况之后,认为要开辟苏北,要建立以苏北、皖北为中心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单靠新四军现在江北的四、五支队力量是不够的。因此少奇同志在淮南反摩擦以后便向中央提出建议:如果我们要向东发展,解决苏北问题,最大障碍是顽军韩德勤。韩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江苏省主席,是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所属部队号称十万,声势不小,要扫除这个绊脚石,全面解决苏北问题,单靠现有江北部队显然力量不足,因此建议中央从华北调八路军一就师南下,并令江南陈、粟部队北上,归中原局统一指挥。这个电报发出不久,中央便同意少奇同志的建议,即要陈毅、粟裕两同志率苏南部队渡江北上,调八路军第五纵队三个旅南下,进入苏北,归中原局统一指挥。一九四〇年十月黄桥一战,陈、粟部队歼顽韩主力,我五纵队也已进入苏北盐城。

所以新四軍在扩大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不时与处于同一战区的國民革命軍发生武装冲突。1940年7月,江南新四军突然渡江,占领原何克谦驻守之黄桥。1940年10月初,江蘇省政府主席韩德勤集结26个团(兵力3万余人)意图夺回黄桥,与陳毅粟裕率領「新四軍第一支隊」(兵力7000余人)发生交战。因国军各部相互之间另有矛盾,黄桥地区陈太运、李明扬、李长江部抵制韩的进攻命令,在战役中唯有韩部嫡系部队约15000人孤军深入,而共军约5000战斗人员则以逸待劳,致使國民革命軍第八十九軍中将军长李守维戰敗溺水身亡,中将旅长翁达战败自杀,國民革命軍萬餘人傷亡或被俘。共產黨新四軍则借机扩大了江蘇省内控制区域。

同月19日,因為擔心類似黃橋事件的再度發生,蒋中正命令何应钦白崇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向八路军正副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軍長項英發出“皓电”。电报在细数1940年的国共冲突后,指责说[14]

综观过去陕甘冀察晋绥鲁苏皖等地历次不幸事件,及所谓人多钢少之妄说,其症结所在,皆缘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所属部队: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二、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以上四端,实为所谓磨擦事件发生之根本,亦即第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非法行动之事实,若不予以纠正,其将何之成为国民革命军之革命部队?除苏北事件委座已另有命令希切实遵照外,兹奉谢将前经会商并奉核定之中央提示案正式抄达,关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之各部队,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第三问题所规定作战地境内,并对本问题所示其他各项规定,切实遵行,静候中央颁发对于执行提示案其他各问题之命令。

命令新四军接电报后迅即将全部撤到旧黄河以北。11月9日,毛泽东以上述受令者“朱彭葉項”四人名義答覆:“中央提示案内所列办法,七八月间,经周恩来同志传达后,德等以中央意旨所在,唯有服从,而下属苦衷,亦宜上达。”“德等再三考虑,认为执行命令与俯顺舆情,仍请中央兼筹并顾。对于江南正规部队,德等正拟苦心说服,劝其顾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恳中央宽以限期,以求解释深入,不致激生他故,重增德等无穷之罪。对于江北部队,则暂时拟请免调,责成彼等严饬军纪,和协友军,加紧对敌之反攻,配合正面之作战,以免操之过激,转费周章。”[15]

蒋介石则发手令宽限新四军的北移期限,要求所有新四军部队必须在1940年12月31日止撤出皖南和苏南:

前令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各部,展期开到黄河以北作战。兹再分别地区,宽展时期。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一月三十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所有部队,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希即遵照参谋总长十月皓电所示之作战地境内,共同作战,克尽职守,毋得再误,此令。

但与此同时,11月1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拟定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

移防[编辑]

毛泽东覆電後,新四軍並未如“皓電”及中共中央所言隨即移防。另一方面,因遲遲未見移防,同年12月3日,蒋介石致電葉挺:「新四軍應在繁昌銅陵渡過長江,在無為附近集中,然后按規定路線北上。」此電且仍受中共中央認同。

不過此軍令一出,前往換防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师與新四軍紛爭再起,華中的八路军和新四軍猛攻曹甸,國軍損失慘重[16]。國民政府方面大為惱怒,轉而拒絕皖南新四軍東進從蘇南渡江的方案(怕皖南新四軍與蘇北新四軍會合後再打韓德勤),重新命令皖南新四軍必須直接北上,從安徽銅陵、繁昌間北渡長江,並延長最後期限至1940年12月31日[17]:427。但中共方面認為國民黨規定的直接北渡方案是陰謀,皖南新四軍最終堅持走東進再由蘇南北渡的路線[17]:427。此外,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卻仍駐雲嶺,並不按中共中央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指示的路线北渡移防前进,新四军和国民党军队在有关行军路线、安全措施以及撤离经费和给养问题方面纠缠,未能迅速达成一致。[18]

12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向朱彭叶项发出“齐代电”,除了继续“皓电”的论调外,要求迅即遵令将八路军、新四军部队悉数调往河北[19]。9日,蒋介石亲自下令,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必须在12月底和明年1月底分别移防到黄河以北,新四军必须在12月以前先开到长江以北[20]。次日,蒋介石更进一步命令顾祝同:“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期限该军仍不遵令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21]

12月中旬之後,第三戰區司令顾祝同再次發電,嚴令皖南新四軍于12月底以前過江。受此壓力,12月23日,中共中央軍委命令皖南部隊全部以戰備姿態繞道茂林三溪宁國郎溪溧陽,然后待机北渡。26日,中共中央又電項英,對他們一再拖延、遲遲不北移提出了批評,要求项英立即撤离[22]。12月28日,項英召開會議,決定遵守中共中央指定的北移路線:向南繞道茂林、三溪、旌德、宁國,迂回天目山到溧陽[23]:365;但事实上,直到1941年1月4日,新四军部队才真正开始转移。

經過[编辑]

參與皖南事变中時任新四軍軍長的叶挺

1941年1月4日夜晚,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餘人由泾县云岭地区出发,准备分左、中、右三路纵队,经江苏南部向长江以北转移。5日,部队行至茂林地区时,遭到顾祝同以新四軍「違抗中央移防命令,偷襲圍攻國軍第40師」為由,將新四軍軍隊包围和攻击。

6日,顾祝同與上官云相率第三戰區之第32集團軍8万多人,在蒋中正命令下,向新四军发起总攻,並強令“徹底加以肅清”[24]。新四军决定进攻国军包围圈外围阵地星潭,但项英对此犹豫不决,召开的紧急会议持续了七个小时,最终决定原路退回里潭仓[23]:375

項英曾數次發電報給延安,要黨領導毛泽东向政府交涉停火,但毛並無相關回應。9日,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等离队出走,后因无法突围而又返回[23]:378-381。同日,劉少奇電毛談起項英的情況,毛回電說他什麼情況也不知道。10日,新四軍总部退守石井坑地区,收拢部队约5000人。新四军總部報告毛:“支持四日夜之自衛戰鬥,今已瀕絕境,幹部全部均已準備犧牲。”“請以黨中央及恩來名義,速向蔣、顧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脅,要顧撤圍,或可挽救。”

11日,中共中央决定,皖南全军由叶挺和饶漱石指挥,解除项英指挥权[25]。12日,毛要求周恩來“向國民黨提出嚴重交涉,即日撤圍”,当日石井坑附近阵地纷纷失守,音乐家任光阵亡[23]:386。当晚,新四军开始分批突围[23]:387。周恩來在13日向國民政府提出抗議。

1月13日,叶挺率新四军余部退守承流山高地。雙方火線冲突进行了七天七夜,新四军已陷于绝境,叶挺根據東南局副書記饒漱石的意見,致书上官云相,表示愿往上官总部“议和”,14日下午叶挺下山到国军108师师部谈判时被扣押,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於突围時自尽(一说叶挺被52师156团俘虏,袁国平于19日死于清剿中[17]:437)。同日,新四军茂林阵地完全被占领。全军約9000人,除约2000人在黄火星傅秋涛率领下突围外,大部被俘、失踪或阵亡[23]:388

项英在事变当中成功脱险,但在两个月后因携有新四军的黄金储备而被他的副官刘厚总枪杀。

後續[编辑]

该次事变称为“皖南事变”,新四军遭国军7个师8万余人包圍,除2,000余人突围成功,多数战亡。新四軍副軍長项英與副參謀長周子昆在蔣介石下令停火後突圍逃出,3月12日兩人於涇縣濂坑石牛塢赤坑山遭隨從副官刘厚总開槍打死。1月17日,蒋中正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軍事法庭审判。蔣中正下令停發新四軍軍餉,國共關係惡化。

新四軍是第二次國共合作期間由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留在南方八省進行游擊戰爭的中國工農紅軍游擊隊改編的軍隊。主要由項英創建的,實質不受國民政府指揮的中共軍事力量。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陳毅為新四軍代軍長(軍長葉挺在新四軍事件中與國民政府談判時被扣),劉少奇為政治委員[26]。張雲逸為副軍長,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新四軍新的軍部在江蘇鹽城,以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為基礎組成,並將活動於隴海路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部隊統一整編為7個師和一個獨立旅,全軍9萬餘人,繼續在華中活動。抗戰勝利後,新四軍番號繼續被沿用到1947年2月才撤銷,原新四軍部隊主力除第3師(黃克誠部)開赴東北加入東北野戰軍,第5師(李先念部)改編為中原軍區外,其餘主力改編為華東野戰軍,1949年1月改稱第三野戰軍。1948年底至1949年初,華野參與淮海戰役,其間,曾和中原野戰軍協同作戰。1949年4月中旬,第三野戰軍和第二野戰軍發起渡江戰役,4月23日攻佔南京。隨後又佔領了杭州上海。並且佔領了浙江省及沿海大部分島嶼;5月,領導第32軍發動青即戰役,6月2日佔領青島;7月上旬,南下向福建進軍,8月17日佔領福州;接著又舉行了漳(州)廈(門)金(門)戰役,至10月中旬,攻佔了福建省及沿海大部分島嶼。

共产党方面认为这是严重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认为自己新四军被害人员是殉难的爱国者。事件责任完全在国民党方面。毛泽东发表《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27]以《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的方式指出:

「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自日寇和德意订立三国同盟之后,为急谋解决中日战争,遂积极努力,策动中国内部的变化。其目的,在借中国人的手,镇压中国的抗日运动,巩固日本南进的后方,以便放手南进,配合希特勒进攻英国的行动。中国亲日派首要分子,早已潜伏在国民党党政军各机关中,为数颇多,日夕煽诱。至去年年底,其全部计划乃准备完成。袭击皖南新四军部队和发布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不过是此种计划表面化的开端……。

「至于重庆军委会发言人所说的那一篇,只好拿“自相矛盾”四个字批评它。既在重庆军委会的通令中说新四军“叛变”,又在发言人的谈话中说新四军的目的在于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创立根据地。就照他这样说吧,难道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算是“叛变”吗?愚蠢的重庆发言人没有想一想,究竟到那里去叛变谁呢?那里不是日本占领的地方吗?你们为什么不让它到那里去,要在皖南就消灭它呢?……。

「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道路以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机,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

中共甚至开始考虑,准备同国民政府全面破裂:“自蒋十七日宣布新四军为叛逆后,我们是否还能承认国民党为上司?”然而,由于抗日战争还在继续,政治条件尚未成熟,苏联和共产国际也不赞成中共采取激烈的反击措施,再加上2月日军发起豫南会战,又使得中共改变了此前的估计,认为蒋介石的“剿共计划已根本打破”,“内战已可避免”[28][29]

此事變主要將領葉挺遭逮捕,予以監禁,5年后于1946年释放,叶挺出狱后申请成为中共党员,乘飞机由重庆回延安时飞机坠毁,同机死亡的还有王若飞博古邓发及叶的部分家人。据信空难由国民政府策划[30]。1943年,國民革命軍第三戰區司令顧祝同以「抗日戰爭」、「制裁解散新四軍」及「肅清江南共軍」有功,被中華民國政府頒發青天白日勳章

蒋介石对皖南事变的讲词:

「这两周以来,敌人假借我们新四军事件,造出许多离奇怪诞的谣言,恣意挑拨中伤,不仅企图动摇我们抗战的精神,而且妄冀迷惑国际间对我国抗战的视听,求逞其侵略中国的迷梦………。即就我们此次处置新四军事件来说,无论中外人士,大家都知道,这完全是我们整饬军纪的问题,性质很明白,问题很简单,事情也很普通。凡违令乱纪的军人,在所必惩,至于称兵作叛,袭击友军,侵占防地,妨害抗战的军队,更必然的须解散。这是抗战治军的天经地义,除非像无法无纪的敌国少壮军人,才会把这件事看做一种特殊而不寻常的事件,故意来作夸大的恶意宣传……。

「尤其我们自抗战迄今,处罚违抗命令,触犯军纪的案件,如韩复榘李服膺石友三等案之类,已不止一次,这次新四军因为违抗命令,袭击友军,甚至称兵作乱,因而受到军法制裁,这纯然是为了整饬军纪。除此以外,并无其它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杂其中,这是大家都能明白的第一点。

「其次,我们当时对于韩复榘李服膺石友三等案件,只是将他们三个负责主管长官正法,而对于这次新四军事件,为什么要将他番号取消,部队解散?关于这一点,我亦要向各位说明,因为当时韩复矩、李服膺、石友三,只是其主管本人不服从命令而已,而并没有称兵叛乱,攻击友军的行动。各位都已知道,当时中央命令韩复矩坚守山东,他却不守山东,而偏要擅自退往陕西汉中。想保存他个人的实力。中央命令李服膺在前线抗战,不许退却,他却不遵令前进,反要擅自后退,甘冒革命军的连坐法。至于去年石友三之伏法,亦是如此,当时统帅部命令他移驻豫西,他偏抗命不动,盘踞豫东,骚扰地方,勒索人民。但这三个人虽然是违抗命令,而其部队并没有反抗叛变的行动,所以只要将他三人执行纪律,其部队官兵不仅无处分之必要,而且因其官兵皆深明大义,遵令整编,所以政府依旧爱护保全。但这一次新四军一案,就与此不同了,统帅部自去年十一月以来,迭次命令要他北上,移驻指定地区抗战,他偏按兵不动,到了最后限期已过,他还要自由向南移动,作一种有计划的军事行动,明目张胆,来袭击第四十师上官云相的总司令部,实行叛变,所以我们要执行军纪,将他全部解散。由此可知这次解散新四军一案,不过是我们在抗战期中整饬军纪普通的一例而已。……但自去年以来,新四军违抗命令,违反纪律的案件,层出不穷,中央虽一再宽大为怀,剀切告诫,促其觉悟,无如他怙恶不悛,竟至称兵叛变,袭击友军。中央在此情形之下,就再不得有所姑息,再不能不严加处置,但在我个人对此事件,只有悲痛与惭愧,因为部属的罪恶,就是我作长官的责任,也就是我的耻辱。因此各位须知这不是一件什幺可安慰的事,这是万不得已的一页痛史。现在新四军事件虽然已经处理,而我国民革命军在光荣抗战中间,毕竟留下了一个污点,我身为统帅,我的伤心实在任何人之上,这是大家必须明白认识的第二点。

「复次,我们为什幺要如此严格整饬军纪,因为军纪是军队命脉之所在,亦即国家民族生命之所寄。我们抗战之成败,就看我们的军队能否执行纪律,而这次新四军之公然称兵抗命,破坏军纪,我们政府能否澈底执行纪律,就是我们国家能否生存的最大一个关键。因此我这次乃抱定决心,要严肃军纪,以挽救全军的危亡,保障抗战的胜利,维护国家的生存。反之,如果我们这次不能整饬军纪,任令部队军人违反命令,破坏纪律,那末,军队失败,国家就要灭亡。并且国家付托我以统帅大权,如我统帅个人希图苟安一时,不惜姑息养奸,致陷全军于危殆,那不仅有负职责,而且对不起我们全军官兵,和一般已经为抗战牺牲的将士同胞。并且严格言之,这就无异我统帅纵容部属军队违法乱纪,陷他们于灭亡自杀之途,那这就是我统帅莫大的罪过。因此,我宁愿不顾一切牺牲,必须彻底执行纪律。凡属国民革命军的将士,必须明白军纪重于一切,军纪一律平等,决不能稍有偏袒不公之处,亦不能因为姑息一二少数人而置军纪于度外,以致抗战失败,陷国家于灭亡,这是大家必须明白认识的第三点。……。

「总之,这次处置新四军事件,完全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主要的意义完全为加强抗战。语其要点,就是:(一)打击敌人妄冀我军纪败坏,内部分裂,以减弱抗战力量的妄想。(二)申明军队的纪律,使全军得所观感而振奋自爱,为国效命,因而加强我们团结抗战的精神。………」。[31]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通告:

「据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删(十五)亥电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阴谋不轨,已非一日,本月初,自泾县潜向南移,竟于四日,胆敢明白进攻我前方抗日军队阵地,危害民族,为敌作伥,丧心病狂,莫此为甚!我前方被袭各部队,对此不测之叛变,若不忍痛反击,不仅前线各军之将士,无以自卫,而且整个抗战之国策,亦必被其破坏无余,瞻念前途,痛愤无已!职为应付危急,伸张纲纪,不得不为紧急处置,关于该军叛变全部阴谋,业于十三日将拿获该军参谋处长之供词,电陈钧察。兹已将该新编第四军全部解散,编遣完毕,该军军长叶挺于当日就地擒获,该军副军长项英潜逃不获,正在饬部严缉归案。所有处置新四军叛变经过,理合先行呈报,敬候钧核示遵。等语,据此,该新编第四军抗命叛变,逆迹昭彰,若不严行惩处,何以完成国民革命军抗战之使命,着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撤销,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副军长项英着即通令各军严缉归案讯办,藉伸军纪,而利抗战。特此通令。」

「此次事件完全为整饬军纪问题。新编第四军之遭受处分,为其违反军纪,不遵调遣,且袭击前方抗战各部队,实行叛变之结果。缘中央为调整军事部署起见,曾于二十九年十二月九日下令,限新四军全部,于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三十年一月三十一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并指定繁昌、铜陵一带,为其北移路线,讵该军并不遵照命令行动,又复藉端要索,希图延宕。顾长官为维持军令尊严,督令该军,遵由原地北渡,该军悍然不顾,仍擅自行动,非特不向北渡江,而且由泾县向太平地区南窜,企图袭击上官总司令部。适第四十师由苏南换防,调至后方整训,新四军早已详悉其行军道路,及知该师于本月一日到达三溪,遂于四日晚,全部潜赴茂林(泾县南约八十里),分兵左中右三路,向该师袭击,该师仓卒被袭,不得不加以抵抗,藉资自卫,第三战区顾司令长官,为整饬纪纲,乃下令制裁。至十二日止,该军已被全部解散,所有拿获该军长叶挺等,现已交军法审讯,该军番号业经明令撤销,此该军违反军令卒被制裁之经过也。

「此次新四军违令叛变,非出偶然,而实本于该军一贯之阴谋,据顾长官元亥电,转报拿获该新四军参谋处处长赵凌波之供词,即可明了其真相,该项供词如下(见上节,从略)。该军叛变阴谋昭然若揭。第四十军仓卒应战,出于自卫,顾长官对该军相机处置,全部编遣,实为维持军纪上必要之措施。当此全国抗战,一致团结之际,竟发生此种叛变之事,殊可痛心,中央以军令必须贯彻,纲纪必须维持,而后方能争取抗战之最后胜利,故断然将该军番号取消,并将叛军长官分别交军法审判,严缉治罪。此次事变,幸赖前方将士戮力用命,当地民众明辨忠奸,协助戡乱,而新四军官兵中大多皆深识大义,不甘附逆,纷纷投诚,用能于数日之中,平定变乱,此未始非顾长官应变若定所致云。」

中華民國官方文獻與部分報導指稱,總兵力達1.03萬的新四軍調防是1938年至1940年間國共雙方部隊多起武裝衝突和的後續處理。文獻亦指:蔣中正雖與周恩來多次會談尋求解決之道,卻在共产党缺乏配合情況下,讓蔣中正於國軍部隊重大傷亡的「黃橋事件」及新四軍攻擊40師情況後,下令將新四軍「消滅」。

事变发生后,1月18日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了周恩来的“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亲笔题词。

为避免国共合作破裂,影响抗战大局,蒋介石不久在国民参政会上表示,军事早已国家化,中共不应将八路军、新四军视为“一党所私有的军队”,一边重申“剿灭”新四军绝非“剿共”,更不忍以后再有此种“剿共”之不祥名词留于中国历史之中。因此,他恳切希望中共能本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与国人“精诚团结,共赴国难”[32]。重庆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这时的社论也同样保证说:“只要中共不脱离抗战阵线,事件不致扩大,而剿共事实亦不至发生”[33]

新四军被俘人员[编辑]

新四军共有四千余人被俘。关押俘虏的上饶集中营,由多所监狱、集中营组成。一是关押高级干部的茅家岭监狱,二是关押以上干部的上饶周田集中营,三是关押士兵的铅山监狱。1942年5月由日军进犯在即,上饶集中营迁往福建省。6月17日,在福建省崇安县赤石村发生集体越狱事件,80余人逃脱,号称赤石暴动。四千余俘虏,死于集中营的有150余人,低于一般战俘营的死亡率。但是大批战俘被国民党分批补入第三战区部队[34]

1945年,国共双方签订“双十协定”后,最终有二百余人获释后重新回归共产党。但回归的新四军俘虏长期遭到怀疑而不被重用。特别是“文革”时期,极左思潮的泛滥,受到中共的怀疑和迫害。直到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后才得以改变。 [35]

其他各方反应[编辑]

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国民党左派在香港发起抗议运动。[來源請求]

苏联斥责蒋介石此行为为反共反人民的行为。[來源請求]

英国政府表示希望中国的“统一战线能够继续保持”。[來源請求]

評價[编辑]

当时民营的《大公报》对此事件的评论:

「这种自乱阵线袭击友军的行动,依军纪。本应予以制裁,而统帅部初未采取断然处置,只限令该军调防黄河以北,以避免冲突。这种处置,在中央可谓已宽大忍恕,若在一般军队,必不能邀此宽典。统帅部之所以如此,据我们猜想,当然是为了顾念团结之局,不愿以小不忍而乱大谋。新四军北移之命,曾经展延一个月,迄最近展延之期亦已逾过,在中央指定的路线上,曾有该军的辎重及政治工作人员渡江北移,而该军大队则不北而南,更于途中袭击第四十师,因此乃有解散编遣的紧急处置。 「以上所述,是此次新四军事件的综合经过。这事实,至为不幸;而就军纪军令以言,统帅部的处置是无可质疑的。我们只能就此事件一述纯国民的感想。 「我们熟察现代国家的建国原则,并深思我们中国的苦痛经验,而确切认定建立国军的重要。国家的建军原则,必须是单一的。组织是一个,军令是一个,而意旨更必须是一个。一个军队不容有纷歧的组织,不容有多系的军令,更绝不容有两个意旨;否则,那军队就绝对不能作战,尤其不能对外作战。这原则是天经地义的,我们在以往不能作到,乃是我们国军的最大苦痛。我们自民元建国以来,国家常处在分裂的状态,政治对立,军队纷歧,内战不休。国家在那种状态之下,所谓民族自卫权根本就不能成立。建国以来,遭受了多少外侮,我们为什幺不能发动自卫权?就因我们没有统一的国军,没有中心的武力。这状态,一直到黄埔建军,国家才有了中心武力的萌芽,更经蒋委员长领导国民革命军北上,国家才有了统一的雏形,而经十七年全国统一之役,国家的统帅权实质仍未建立,国家仍陷于内战深渊。那时中国共产党在江西自称苏维埃共和国,在福建更有一个所谓人民政府。国家有四分五裂之势,怎么还能抵抗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的侵略?我们遭逢那样严重的外患,而国家仍在演着四分五裂的内战,真是危险万分。国家之幸,是蒋委员长所领导的这一脉中心武力,经过艰辛的洗炼,到二十五年冬西安事变以后,共产党取消了建制,共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军令统一了,最高统帅权确定了,国家的统一规模才算告成。我们必须切记,国家这点统一规模,是经过三十几年的内战,流了无量的血,付了无数的牺牲,才产生出来的。我们更须切记,假使我们国家没有这点统一规模,我们根本就没有发动这次民族自卫战争的资格。这样艰难得来的国家统帅权,我们全体国民必不让它分裂!拥护统一,反对分裂,是全体国民的良心,是我们抗战建国的必不可缺的条件!尤其在这大敌当前,强敌日削,胜利接近之时,我们全体国民必然吐弃一切蔽于党见而贻害国家的行为!………」[36]

双方部队[编辑]

新四军[编辑]

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副书记曾山饶漱石

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秘书长李一氓

国民革命军[编辑]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参谋长黄百韬

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副总司令郭勋祺、参谋长徐志勖、政治部主任刘汉

相关作品[编辑]

  • 《腐蝕》,茅盾著,長篇小說
  • 《皖南事变》,黎汝清著,中国大陆长篇军事小说

注解[编辑]

  1. ^ 这些人包括冀察战区的范子侠,东北军的常恩多万毅,河北民军的朱程王长江,第一战区的陈锐霆

参考文献[编辑]

  1. ^ “显然,这是对韩德勤在苏北和苏中败绩的报复行动”,《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卷,p76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 ^ 杨奎松.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对日军事战略方针的演变》. 《近代史研究》. 
  3. ^ 3.0 3.1 3.2 伊斯雷爾·愛潑斯坦. 《人民之戰》. 香港: 和平圖書. 2016. 
  4. ^ 4.0 4.1 4.2 黄禹康. 〈南岳抗日游干班揭秘——国共合办首届抗日游击干部培训班在南岳〉. 《世纪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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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陶涵《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中信出版社网页转载. 1940年周恩来:抗战逾2年国军伤亡百万新四军1千. 北京: 凤凰网. 2012-10-12 (中文(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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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 蔣中正.《先總統蔣公全集》.2冊.〈整飭軍紀加強抗戰〉.1477頁
  32. ^ 蒋介石:《政府对中共参政员不出席参政会问题的态度》(1941年3月6日),转见《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纪录》,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编印,1941年10月
  33. ^ 1941年3月9日重庆《中央日报》(社论)
  34. ^ 童志强. 皖南事变新四军损失考. 党的文献. 1998, (4). 
  35. ^ “皖南事变”新四军4000被俘将士结局. 青岛报纸电子版,老年生活报(2011.12.21). 2011-12-21 [2010-11-20] (简体中文). 
  36. ^ 1941年1月21日,重慶大公報.社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