礦稅之弊
礦稅之弊，即明神宗在位期间與民爭利的賦稅措施，一般被認為是萬曆怠政的一部分。
背景[编辑]
萬曆年間，紫禁城遭雷擊，引發三大殿大火延燒兩宮，國庫空虚，府前前衛副千戶仲春請開礦助大工，從之。此工程進行30年至天啟6年方完成，明神宗至死都居住在啟祥宮（曾住養心殿）。明代的矿税，也可以称为坑冶之课，金银矿的开采都是官府主持开采。也有一些民采，但是要须经允许，其课额也重。张居正一死，明神宗开始亲政，为了增加内库的内帑和税收，向各地派遣「礦稅太監」征收矿税银，後來成為時人口中的一代惡政。不少官僚指出，皇帝實際上通過礦稅真正收到的錢財只有十分之一，其他的都被欺公肥己的礦稅太監、隨從、地方無賴瓜分而去[1][2]。而根據《明神宗實錄》，明神宗臨終時遺詔中對礦稅之弊，表示悔意[3]，而《明光宗實錄》亦指出，明光宗登基後，立即下令停止礦稅，詔書中並指出礦稅弊處多項[4]。
表现[编辑]
一些學者分析道，明神宗本人愛財如命[5]，征税的项目千奇百怪，无物不税、无地不税。為害最大的是“礦稅”一項，先後派出多批內璫徵收礦稅，幾乎遍佈中國各地，雖統名為礦稅，實際遠不限于礦業，兩淮有鹽監，廣東有珠監，搞得民不聊生[6]。《明通鉴》记载，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有奸民张礼等，伪为官吏，群小百十人，分据近京要地，税民间杂物，弗予，捶至死。”萬曆二十三年，御史馬經綸直言指斥明神宗“好貨成癖”[7]。萬曆二十七年，吏部侍郎冯琦奏：“自矿税使出，民苦更甚。加以水旱蝗灾，流离载道，畿辅近地，盗贼公行，此非细故也。中使衔命，所随奸徒千百……遂今狡猾之徒，操生死之柄……五日之内，搜括公私银已二百万。奸内生奸，例外创例，不至民困财殚，激成大乱不止。伏望急图修弭，无令赤子结怨，青史贻讥。”萬曆二十九年，直隸巡按安文璧對萬曆帝說“皇上以六合為帑藏，視此四萬金奚啻太倉之一粒”。户科给事中官应震言：“内库十万两内五万九千两，或黑如漆，或脆如土，盖为不用朽蠹之象。”
礦監稅使向皇室內庫共進奉白銀五百六十餘萬兩，黃金一萬二千萬餘兩，平均每年進奉白銀五十餘萬兩，黃金一千多兩[8]。也有學者指出，明神宗的生活花销还远不如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水平。然而另一批人則認為，明代的白銀之購買力比清代高多了[9][10][11]。
争议[编辑]
中性評價[编辑]
在此以前，皇帝的内库主要收入为「金花银」（又名「京庫折銀」或「折色銀」），即依靠南直隸地区的田赋。不过内库所有收支最终仍由户部负责，并对皇帝的使用进行严格的干预和管理。目前，关于矿税银的多寡存在两种说法，一说自万历二十四年至万历三十二年间，共收银300万两。另说，自廿五年至卅四年，共收银560万两，金一万二千两。根据明光禄寺宫膳底账《宝日堂杂钞》的记载，包括矿税银在内的内库，需要用于皇宫开销的部分，除皇帝、后妃、宫女、太监以外，包括每日翰林院、文华殿、太医院、教习官、起居注官、兵部主事等人的日常工作餐。仅宫廷膳食一项，共需要负责约万人左右的饮食，皆由内库拨银。例如，万历三十九年正月，宫廷膳食开支12000两白银，人均约1两左右。而内宫各类，如宫女、太监等服务人员，日常俸禄则为俸米，并不由矿税银等拨用。
矿税除补贴内帑用于宫廷膳食以外，更多则用于国家开支，尤其是边镇用钱。如万历二十年（1592年）十一月初四日，甘肃巡抚田乐上疏因河西地区边疆用兵需数十万钱粮两，请拨内帑，明神宗批复同意[12]。万历廿七年（1599年）十二月十二日，户部因京师库银减少边饷告急请明神宗拨内帑，明神宗虽然责怪户部未提前做好库银储备，并且不要因为有内帑而有恃无恐，但仍迅速拨发内府库银救急[13]。万历卅一年四月，户部更是因北部边疆兵饷告急，请拨内帑百万兩銀，明神宗最顾及边情，所以同意招数拨用[14]。
另外開徵礦稅的好處在於含矿税的内帑也偶爾用于国家救灾，如万历廿二年（1594年）三月初九日，因河南饥荒，拨内帑三万三千两用于赈灾[15]。
負面評價[编辑]
萬曆間，朝廷上至內閣大臣下至地方官員均反對礦稅[16][17][18][19] 。萬曆皇帝大派礦監[20]，使得百姓在正稅之外又受到太監榷稅，導致商稅重覆徵收，三四百里水路就能一日被徵收五六次稅。 以臨清為例，萬曆派的太監公然違反雜糧十石以下免稅的舊例，臨清遍布稅吏，最終導致民變，也導致這個商品聚散地嚴重受到衝擊，臨清原本有緞店三十二 家，倒閉了二十一家; 布店原有七十二家，倒閉了四十五家; 雜貨店原有六十五家，倒閉了四十一家，商業蕭條，遼東布商更是絕跡[21]。
其他的商業重鎮河西務，因為稅監橫徵暴斂，原先的一百六十家布店，倒閉剩三十家。 七大鈔關的關稅因為稅監胡作非為，搞的商人破產絕跡，從萬曆二十五年能每年徵收417500兩，每年下降至萬歷二十九隻能收到262800兩，減幅達37.14% [22]。萬曆三十年到三十二年，七大鈔每年虧損306670兩。 表面上內庫從礦稅拿到錢，實際上卻是小民破產和國家正稅收入連年下降的結果[23]。地方官員也指出當其時礦稅太監們在地方巧立名目，橫徵暴斂，向百姓徵收行貨稅、舟車稅、居貨稅等門攤稅，百姓住的廬舍也要徵稅，用的油、布也要徵收雜稅，以致連米麥菽粟饔餐也徵稅、雞豚肉食也徵稅、耕牛騾驢也徵稅[24]。海州鹽稅原來可以每年徵收2500兩，在太監高淮橫徵暴斂，搞的商旅為避免被雙重徵稅而躲避下，地方官員只能收到350兩，較先前下降86%，嚴重侵蝕地方稅基[25]。
而礦稅太監的手下們多四方無賴，他們不但驕橫市井，更有剽奪百姓財產、污人婦女等惡行[26][27]，這導致大量地方民變爆發[28][29]。即使萬曆皇帝本人也坦承礦稅太監有諸多惡行和問題，如萬歷三十六年在礦稅太監高淮對百姓敲骨吸髓而導致遼東兵變後[30][31][32]，萬曆皇帝也坦承說「高淮擅自出巡，騷擾地方，今又扣克軍士糧餉，且各邊軍士臥雪眠霜，勞苦萬狀，九死一生，何堪虐害?」，最終不得不把高淮撤回。學者周遠廉也指出，礦稅大部份都是攤派民夫和地方的，礦稅太監們以「奉旨前来」狐假虎威，卻不實際上開礦，而是把百姓編為「礦夫」每歲收銀，使得地方出現「不市而徵稅，無礦而輸銀」 、「沿屯軍民……各處逃走」的情況[33]。而即使負責的太監老實開礦，也往往是得不償失，以負責真、保、蓟、永四地開礦的太监王虎為例，自萬曆二十四年至三十二年，一共開採了黃金557兩，銀92642兩，但「然计历年开矿，所费工值物料亦至十余万，得不偿失也」[34]。
人员[编辑]
| 地点 | 矿监 | 税监 | 盐监 | 珠监 | 时间 | 备注 | ||
|---|---|---|---|---|---|---|---|---|
| 北直隶 | ||||||||
| 昌黎 | 田进 | |||||||
| 迁安 | ||||||||
| 昌平 | 王忠 | |||||||
| 涞水 | ||||||||
| 南直隶 | ||||||||
| 十三省 | 浙江 | 曹金 | ||||||
| 陕西 | 赵钦 | |||||||
| 山西 | 张忠 | 孙朝 | ||||||
| 平定 | ||||||||
| 稷山 | ||||||||
| 河南 | 鲁坤 | |||||||
| 广东 | 李凤 | 李敬 | ||||||
| 云南 | 杨荣 | |||||||
| 江西 | 潘相 | |||||||
| 福建 | 高寀 | |||||||
| 湖广 | 陈奉 | |||||||
| 山东 | 张晔 | |||||||
| 临清 | 马堂 | |||||||
| 东昌 | 陈增 | |||||||
| 广西 | ||||||||
| 贵州 | ||||||||
| 四川 | 丘乘云 | |||||||
| 辽东 | 高淮 | |||||||
| 蓟州 | 王虎 | |||||||
| 真保 | 真定 | |||||||
| 保定 | ||||||||
| 永平 | ||||||||
进奉内库[编辑]
| 时间 | 金（两） | 银（两） | 备注 |
|---|---|---|---|
| 万历二十五年 | 9790 | 明末人文秉撰《定陵注略》卷 4 《内库进奉》 | |
| 万历二十六年 | 816.9 | 147047 | |
| 万历二十七年 | 875 | 318590 | |
| 万历二十八年 | 197.93 | 458168 | |
| 万历二十九年 | 1930.8 | 1035844.6 | |
| 万历三十年 | 1737.5 | 705794 | |
| 万历三十一年 | 1715.8 | 1129004 | |
| 万历三十二年 | 1167.6 | 714827 | |
| 万历三十三年 | 1108.2 | 535914 |
评价[编辑]
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书中评价：
| “ | 闻之银镂金品，列之《禹贡》；廿人玑贝，载在《周礼》。国有常经，非可以无艺征之也。况王者藏富于闾阎，天子不下求金车，良以多欲者仁义难施，黩货者乱源斯伏，有天下者不可以不致谨也。神宗奕叶升平，边圉封贡，海内乂安，家给人足。而乃苞桑之忧不系于虑，日中之昃弗虞于怀。远贤士大夫，亲宦官宫妾。女谒苞苴，阴性吝啬。孳孳所谈，利之所萌耳。逮至万历二十四年，张位主谋，仲春建策，而矿税始起。于是命张忠往山西，曹金往两浙，赵钦往陕西，陈增驻山东，高寀领福建，杨荣办云南，丘乘云驻四川，李敬摄广东，郝隆、刘朝用采池州，陈奉领湖广，鲁坤开彰德、卫辉，大珰杂出，诸道纷然。而民生其间，富者编为矿头，贫者驱之垦采，绎骚凋敝，若草菅然。又不特此也，矿务之外，天津有店租，广州有珠榷，两淮有余盐，京口有供用，浙江有市舶，成都有盐茶，重庆有名木，湖口长江有船税，荆州有店税。又有门摊、商税，油、布杂税，莫不设珰分职，横肆诛求。有司得罪，立系槛车；百姓奉行，若驱驼马。虽汉室牢盆，桑、孔乘传，熙、丰手实，鸡豚悉空，曾未若斯之酷也。 | ” |
| “ | 至乃国法恣睢，人怀痛愤，反尔之诫，覆舟之祸，亦间有之。以故高淮激变辽东，梁永激变陕西，陈奉激变江夏，李凤激变新会，孙隆激变苏州，杨荣激变云南，刘成激变常镇，潘相激变江西。当斯时也，瓦解土崩，民流政散，其不亡者幸耳！而深宫不省，疏入留中。其始因矿税而设珰者，继则珰荧然托命言矿税。其始因珰媚而迎合在矿税者，继则珰肥而交结在宫闱。植根深固，未易卒拔故也。善乎！侍郎冯琦之疏曰：“皇上之心，但欲裕国，不欲病民。群小之心，必自瘠民，方能肥己。”逮至三十三年，而税归有司，矿使停罢，轮台之悔，不亦晚乎！然且两载以还，税监不革，七年之后，为池复开，比之卫武饮酒之悔，秦穆临河之誓，抑何习与性成也。 | ” |
参考资料[编辑]
- ^ 李長江《開礦榷稅：萬歷弊政的因果和是非》，2019，「大學士趙志皋疏言：「前遣之使挾官剝民，欺公肥己，所得進上者十之一二， 暗入私囊者十之八九」。這意味著，皇帝得到三五百萬輛，而納稅人實際負擔的卻是三五千萬兩。就前因而言，開礦榷稅是秕政，就後果 而言，開礦榷稅是暴政。秕政和暴政，都是弊政。對此，呂思勉和傅樂成的觀察可謂到位：「神宗信任中官，使其到各省區開礦，名為開礦，實則藉此索詐。又在窮鄉僻壤，設立稅使，騷擾無所不至。」；「神宗既長，荒於酒色，加重賦稅，並遣宦官四出開礦，擾民達於極點，遂種下亡國的因素」。」
- ^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四十)為災旱異常備陳民間疾苦懇乞聖明亟圖拯救以收人心以荅天戒疏 【 諫止礦稅】:「大略以十分為率。入于內帑者一。剋于中使者二。瓜分于參隨者三。指騙於土棍者四。而地方之供應。歲時之餽遺。驛遞之騷擾。與夫不才官吏。指以為市者。皆不與焉。」
- ^ 《明神宗實錄》（卷596）：“戊戌，頒遺詔曰：‘朕以衝齡纘承大統君臨海內四十八載於茲享國最長夫複何憾念朕嗣服之初兢兢化理期無負先帝付托比緣多病靜挕有年郊廟弗躬朝講希御封章多滯寮採半空加以礦稅煩興徵調四出民生日蹙邊釁漸開夙夜思維不勝追悔方圖改轍嘉與天下維新而遘疾彌留殆不可起蓋愆補過允賴後人。’ ”
- ^ 《明光宗實錄》卷二
- ^ 林洛在《明朝滅亡真相》一文說“天下都是皇帝的，皇帝為甚麼還要囤積財產呢？皇帝拿這些錢能有甚麼用處呢，他要甚麼就有甚麼，錢能做甚麼用呢。可是神宗這個皇帝偏偏愛財如命。”
- ^ 王宏钧在《中国从先进到落后的三百年》一文中说“从万历廿四年到卅二年（1596-1605）明神宗朱翊钧派出大批宦官凭借封建专制主义的淫威，掠夺了三百万两白银。各地的工商业者和百姓却遭到了一场少有的浩劫。这是明代封建专制主义对资本主义萌芽的一次最严重的摧残，其后果'经数十年而不休'”
- ^ 《明史》卷二三四《馬經綸傳》
- ^ 《顧憲成、高攀龍評傳》步近智 張安奇著 頁29
- ^ 万历皇帝，一个月消费的数量，很据《宝日堂杂钞》中的记载是“御膳：猪肉一百廿六斤，驴肉十斤，鹅五只，鸡三十三只，鹌鹑六十个，鸽子十个，薰肉五斤”。
- ^ 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个人一个月消费的猪肉鸡鸭数量，根据他溥仪所写的《我的前半生·第2章·我的童年·第2节·帝王生活》自己的交代是“我这一家六口，总计一个月要用三千九百六十斤肉，三百八十八只鸡鸭，其中八百一十斤肉和二百四十只鸡鸭是我这五岁孩子用的”。
- ^ 而在《宣统二年九月初一至三十日内外膳房及各等处每日分例肉斤鸡鸭清册》中也详细记载的溥仪的日常花销：皇上前分例菜肉二十二斤计三十日分例共六百六十斤、汤肉五斤共一百五十斤、猪油一斤共三十斤、肥鸡二只共六十只、肥鸭三只共九十只、蒸鸡三只共九十只。下面还有太后和几位妃的分例，为省目力，现在把它并成一个统计表（皆全月分例）如下：后妃名内斤鸡只鸭只、太后18603030、瑾贵妃28577、瑜皇贵妃3601515、珣皇贵妃3601515、瑨贵妃28577，合计31507474。
- ^ 《明实录·神宗显皇帝实录》卷253，万历二十年十一月庚申条：“甘肃巡抚田乐，题：河西一镇周回囊括番虏之内，土冷人稀，与诸边不同。往以远戍危苦，坐派陕西数十万钱粮给之。年来玩愒侵渔，即有查催缘陕西官非专属，大言不足起听。巽言不足动怜，前后诸臣计出无。聊请给内帑……上从其言”
- ^ 《明实录·神宗显皇帝实录》卷342，万历二十七年十二月丁亥条：“户部言边饷告急，库藏罄悬。乞发内帑，以济燃眉。 上责该部，不先斟酌措备，以致如此。后来又当何如？其计，处速发。毋得恃内帑，以误大计。”
- ^ 《明实录·神宗显皇帝实录》卷383，万历三十一年四月己亥条：“户部揭称：各镇请饷数多，逋负催徵无期。请内帑百万，与太仆寺五十万，一时齐发辅臣以闻……伏惟 皇上俯念边情最急，仍谕照数速发。”
- ^ 《明实录·神宗显皇帝实录》卷271，万历二十二年三月丁亥条：“内阁传出 圣谕 两宫圣母，闻河南饥荒。发内帑银三万三千两，著该部解去济赈，部请分发河南、山东、江北，得允。”
- ^ 《明史·本紀第二十一 神宗二》:「內外群臣交章請罷礦稅諸監，皆不聽。」
- ^ 《明史·溫純傳》:「當是時，中外爭請罷礦稅，帝悉置不省。」
- ^ 《明史·葉向高傳》:「初，向高入閣。未幾，陳用人理財策，力請補缺官，罷礦稅。」
- ^ 《明神宗顯皇帝實錄卷》:「鳳陽巡撫李鋕上罷礦稅，不報。」「戶部尚書楊俊民上疏，極陳礦稅之害，乞撤回中使，仍重繩原奏官民之罪以謝四海。不報」「丁亥，大學士沈一貫題，昨日皇上以平倭詔天下...武功雖若可觀，而文治實多闕失。如礦稅擾民太甚，閭閻民不聊生，盜賊日夜窺伺而有竊發之虞。」「國子監祭酒方從哲等乞罷礦稅」「鳳陽巡撫李三才上言礦稅煩興萬民失業，朝野囂然，莫知所計」
- ^ 《明史·食貨志》載：大明萬曆二十四年，「開採之端啟，廢弁白望獻礦峒者日至，於是無地不開。中使四出：昌平則王忠，真、保、薊、永、房山、蔚州則王虎，昌黎則田進，河南之開封、彰德、衛輝、懷慶、葉縣、信陽則魯坤，山東之濟南、青州、濟寧、沂州、滕、費、蓬萊、福山、棲霞、招遠、文登則陳增，山西之太原、平陽、潞安則張忠，南直之寧國、池州則郝隆、劉朝用，湖廣之德安則陳奉，浙江之杭、嚴、金、衢、孝豐、諸暨則曹金，後代以劉忠，陝西之西安則趙鑑、趙欽，四川則丘乘雲，遼東則高淮，廣東則李敬，廣西則沈永壽，江西則潘相，福建則高寀，雲南則楊榮。」
- ^ 《明神宗實錄卷三七六》
- ^ 《明神宗實錄卷三七六》
- ^ 《定陵注略卷四》
- ^ 《明史紀事本末 》(第六十五卷礦稅之弊):「至其在民，行貨有稅矣，而算及舟車；居貨有稅矣，而算及廬舍；米麥菽粟饔餐也而稅；雞豚肉食也而稅；耕牛騾驢一畜產也而稅；搜刮于十五郡之中，遍及于一百十六州縣之內...又有門攤、商稅，油、布雜稅，莫不設璫分職，橫肆誅求。」
- ^ 周遠廉《萬歷後期之礦稅之禍考》，2015
- ^ 《明史·溫純傳》:「已，諸閹益橫，所至剽奪，汙人婦女。」
- ^ 《明史·李三才傳》:「時礦稅使四出。三才所部，榷稅則徐州陳增、儀真暨祿，鹽課則揚州魯保，蘆政則沿江邢隆，棋布千里間。延引奸徒，偽鍥印符，所至若捕叛亡，公行攘奪。而增尤甚，數窘辱長吏。」
- ^ 《明史紀事本末 》(第六十五卷礦稅之弊):「未幾，臨清百姓變，毆稅使馬堂幾死。」「十二月辛丑，湖廣稅監陳奉遣荊州衛王指揮開礦穀城，不獲，責貸主簿脅庫金若干。邑人大懼，群擊之。指揮走免，餘俱溺江中。」「三月，武昌民變，逐陳奉。」「六月己巳，太監孫隆採稅浙、直，駐蘇州，激變市人，殺其參隨黃建節等數人。」「饒州景德鎮民變，稅監潘相舍人激之。」「三月，雲南稅監楊榮肆虐激變，滇人不勝憤，火廠房，殺委官張安民，撫、按以聞。」「五月戊辰，太監劉成徵稅蘇、松、常、鎮激變。」「己卯，雲南礦務太監楊榮被殺。榮久于滇，恣行威福，杖斃數千人，榜掠指揮樊高明等，盡捕六衛官，人人自危。指揮賀世勳、韓光大遂倡眾焚其署，徒黨輜重皆燼。」「三十六年五月甲寅，遼東稅監高淮激變錦州。」
- ^ 《明史紀事本末 》(第六十五卷礦稅之弊):「以故高淮激變遼東，梁永激變陝西，陳奉激變江夏，李鳳激變新會，孫隆激變蘇州，楊榮激變雲南，劉成激變常鎮，潘相激變江西。當斯時也，瓦解土崩，民流政散，其不亡者幸耳！」
- ^ 文秉《定陵注略》(卷5):「在(屯)所散放馬三匹，要銀一百二十兩；香袋二百個，要銀二十兩；包頭十聯，要銀十四兩；發銀四兩，要糴豆四十石。」
- ^ 《明神宗顯皇帝實錄卷之四百四十五》:「丁丑，大學士朱賡等言，近得前屯各軍揭帖，知高淮在遼東克剝，敲骨吸髓，遼人率合營男婦數千人北走投虜，賴將官攔住，眾怒未平，仍插血擺塘，誓殺高淮...」
- ^ 《明神宗顯皇帝實錄卷之四百四十七》:「甲寅，大學士朱賡等言，頃山海關內外軍民怨恨高淮，聚眾數千攻圍。高淮窘急，率領夷丁劫挾管關主事、通判護送逃回...」
- ^ 周遠廉《萬歷後期之礦稅之禍考》，2015
- ^ 《明神宗顯皇帝實錄卷之四百一十六》:「真保薊永開礦太監王虎奏繳開採進過金銀數目，自萬歷二十四年閏八月至三十二年正月，共金五百五十七兩零，銀九萬二千六百四十二兩零，石青一百一十九斤。然計歷年開礦所費工值物料，亦至十餘萬，得不償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