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都文化界對時局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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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都文化界對時局進言抗日戰爭末期重慶(當時為中華民國陪都)文化界人士就時局向國民政府發表的進言,於1945年2月22日刊登於重慶《新華日報》,刊登時列出了312人的署名[1]

背景[編輯]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工會」)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郭沫若任廳長)遭到撤銷後,在周恩來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人及文藝界人士的鬥爭下於1940年11月1日成立的[2]。成立時組成人員如下:主任郭沫若,副主任陽翰笙謝仁釗李俠公。專任委員(10人):沈雁冰沈志遠杜國庠田漢洪深鄭伯奇尹伯林翦伯贊胡風姚蓬子;兼任委員(10人):舒舍予陶行知張志讓鄧初民王崑崙侯外廬盧于道馬宗融黎東方呂振羽[3]

1945年1月,周恩來延安返回重慶,向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通報中共中央對抗日與爭取民主的綱領性意見,反獨裁、爭民主的聲勢一時掀起,一些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紛紛發表對時局的主張。此時,王若飛代表中共中央南方局向文工會提出建議,希望文化界知名人士發表對時局的宣言,引領文化界反獨裁、爭民主的鬥爭。文工會主要領導郭沫若、陽翰笙馮乃超杜國庠等人當即擬出了六條綱領,由郭沫若執筆,定名為《文化界對時局進言》。全文共1400餘字,內容為要求召開臨時緊急會議,組織聯合政府,實行民主,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等等。文工會領導人郭沫若、陽翰笙等親自秘密到重慶各處爭取簽名,幾天時間內便徵得312人的聯合署名,署名者中有哲學自然科學歷史法律文學教育出版戲劇電影音樂美術舞蹈等十多個界別的代表人物,政治立場左、中、右乃至偏右的知名人士都有,既有中國共產黨黨員,也有中國國民黨黨員,還有民主黨派成員,一些平時不問政治的人士也參加了署名。[4]

1945年2月22日《新華日報》發表了有312人簽名的《陪都文化界對時局進言》。為響應這一《進言》,3月12日 ,《新華日報》又刊登了342人聯名發表的《昆明文化界關於挽救當前危局的主張[5]

內容[編輯]

以下為該《進言》的內容:[6][7][8][9][10]

後續[編輯]

《進言》在重慶《新華日報》、《新蜀報》等發表後,蔣介石大為震怒,痛罵中國國民黨中央文化委員會主任張道藩無能,並質問張「為什麼文化界一些重要人物都被共產黨拉了過去?」張道藩聲稱是共產黨指示《新華日報》盜用文化界知名人士名字搞的「宣傳」,保證讓受騙者發表「聲明」作廢。隨後,張道藩派出一大批手下四出造訪簽名者,通過威逼利誘要求他們撤回簽名,另發「聲明」。個別簽名人士因此被迫按照當局要求發表了聲明,比如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控制的中國文藝社的參加過籌備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並任理事的華林,就因為懼怕打碎飯碗而發表了聲明,但大部分簽名人士仍然堅持自己的主張,不為當局所動,張道藩進行的威逼利誘沒有取得多大成功。比如女作家冰心回答:「如果不同意,幹嗎要簽?中國沒民主就國無寧日。」著名畫家徐悲鴻張道藩派人要求其發出簽名被盜用聲明之時,堅持立場,明確回復稱「我的簽名沒有被盜用,我對我的簽名完全負責。」後來張道藩親自來訪,徐悲鴻也不為所動。[4][11]「費鞏事件」的發生,更令國民黨當局對《進言》的態度昭然若揭。毛澤東1945年3月31日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發表講話時提到了當時的國內外形勢與《進言》,稱,「國民黨反動派也在動搖,是兩面派。一面抗日,一面投降;一面聯共,一面反共;一面聯蘇,一面反蘇。蔣介石的欺騙我們都揭穿了,而且有外國人壓。赫爾利來延安,美軍觀察組駐延安,這個影響很大,國民黨特務機關也受到影響。愛金生高桂滋這些人都說天下是我們的,文化界簽名謝冰心顧頡剛都參加了。」[12]

費鞏事件[編輯]

1940年代,知名教授費鞏因多次發表文章和演講批評政府、宣傳民主憲政,為國民黨當局所不容並受到監視。1945年2月7日, 費鞏在日記中寫道:「上午浙大畢業同學吳作和來訪,示我以『文化界進言』,要求政府召開黨派會議,組織聯合政府,取消黨治特務及妨礙人身自由之法令、懲治貪污等,列名者有郭沫若洪深馬寅初張申府柳亞子等數十人。吳來請我具名,即簽名其上。」[13]1945年3月5日凌晨,費鞏因請假一年前往復旦大學講學,在到達重慶千廝門碼頭後當即被軍統特務綁架,先押於重慶警備司令部,後轉至渣滓洞看守所。期間遇害,並被投入鏹水池裏毀屍滅跡。這就是震動西南的「費鞏事件」。[4]

時任國立浙江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務委員竺可楨四處打聽營救費鞏。自3月初得知費鞏失蹤到4月中旬,竺可楨校長在日記里記的全都是營救費鞏之事,比如他走訪重慶警察局、會見重慶衛戍總司令王纘緒時,王表示:「費氏現尚安全未死,惟須偵查清楚後才能宣佈開釋。」竺可楨校長在日記中寫道:「此時政府大唱民主而竟有類似蓋世太保之機構,真可嘆!「[14][4]

費鞏被關進渣滓洞看守所後堅強不屈。後來有獄卒和被囚人士回憶道,「費鞏教授關押於此,天天痛罵反動派,罵聲傳出牢外。特務們軟硬兼施,滅絕人性地施以酷刑,也無濟於事。」他的囚室牆上刻着「費鞏」,表明其為抗日民主而獻身的勇氣。[4]

文工會遭解散[編輯]

張道藩潘公展蔣介石匯報稱,文工會是此次簽名的發起者和組織者,蔣介石當即下令解散文工會。1945年3月30日,文工會遭到解散。1945年3月31日,重慶各報紛紛刊登如下消息:「郭沫若先生領導下的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員會,已於昨日奉政治部張部長命令,予以解散。」1945年4月1日,文工會舉行告別聚餐晚會,重慶文化界、新聞界和民主黨派人士以及國際友人100多名參加了聚餐會。郭沫若在聚餐會的簽名紙上親筆題寫:「始於今日,終於今日;憎恨法西,勿忘今日。」(原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成立於1938年4月1日,文工會告別聚餐於1945年4月1日)。該題詞在報刊發表時,最後一句被改成了「摔掉花瓶」。[4]

文工會被解散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強烈反響。迫於各界爭民主、反獨裁的呼聲,蔣介石遂要求張道藩抓緊炮製聲明充當「民意」發表。在張道藩的組織策劃下,《為爭勝利敬告國人——教育文化界聯合聲明》於1945年4月15日在《中央日報》發表,發表時共七百多人簽名,其中除蔣碧微徐悲鴻之妻,時為張道藩情婦)、梅貽琦王平陵華林(即《進言》發表後又發表盜用聲明者)、梁實秋朱光潛等30多人外,其餘720多人均為改頭換面者或不知名者。聲明發表時,還把正在重慶召開的全國大學校長、教授會的眾多代表也強行列名其中,如國立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就是在未被告知的情況下被列為簽名者中的第二位。1945年10月27日,香港《生日報》評論道,今年2月22日發在《新華日報》上的「聲明」是民主宣言,4月15日發表在《中央日報》上的「聲明」是反民主宣言。 [4]

參考文獻[編輯]

  1. ^ 葉緒民,劉海清主編. 毛泽东瞩目的现代俊杰. 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 2003.11: 312. ISBN 7-5354-2641-7. 
  2. ^ 張萬儀,龐國棟主編. 巴渝文化概论. 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 2014.01: 54. ISBN 978-7-5624-7240-7. 
  3. ^ 重慶市作家協會編纂. 重庆市志 文学志. 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3.12: 32. ISBN 978-7-5621-6404-3. 
  4. ^ 4.0 4.1 4.2 4.3 4.4 4.5 4.6 徐志福,抗戰時期發生在陪都重慶的兩大慘案揭秘,文史雜誌2006年第3期
  5. ^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雲南省昆明市委員會編. 昆明文史资料集萃 第5卷. 昆明:雲南科技出版社. 2009.12: 3765. ISBN 978-7-5416-3655-4. 
  6. ^ 王錦厚等編,郭沫若佚文集(1906-1949)·下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386-390頁
  7. ^ 陽翰笙,風雨五十年,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6年,第310-312頁
  8. ^ 龔濟民,郭沫若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1993年,第323頁
  9. ^ 葉再生,中國近代現代出版通史·第四卷,北京:華文出版社, 2002年,第253-255頁
  10. ^ 南方局黨史資料編輯小組,南方局黨史資料: 文化工作,重慶:重慶出版社, 1990年
  11. ^ 「豪情不讓千鍾酒,一騎能沖萬仞關」——記徐悲鴻在盤溪的日子,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重慶市委員會,於2011-9-22查閱[永久失效連結]
  12. ^ 毛澤東,對《論聯合政府》的說明,載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編,毛澤東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13. ^ 正棠,玉如,費鞏傳:一個愛國民主敎授的生與死,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1年,第102頁
  14. ^ 竺可楨日記 (1943-1949)·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年,第8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