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維八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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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維八德是漢人傳統美德。其中「四維」出於相傳是齊國管仲所作的《管子》一書，該書把禮、義、廉、恥稱為國之「四維」。孫中山在民族主義第六講中特別倡導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為「八德」，當時稱為固有之道德。兩者合而為之「四維八德」。[1]
四維[編輯]
《管子》牧民篇有如下文字，應為「四維」的源起：
| “ | 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國之度，在飾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逾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故不逾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 ” |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發動新生活運動，確立了「禮義廉恥」國之四維的地位，並重新解釋為「禮是規規矩矩的態度，義是正正當當的行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別，恥是切切實實的覺悟」；在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再增修戰時的意義為「禮是嚴嚴整整的紀律，義是慷慷慨慨的犧牲，廉是實實在在的節約，恥是轟轟烈烈的奮鬥」。並且以正面方式陳述四維重要：「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既張，國乃復興」。
四維是立國的根本，是個人處世的標準。
四維的解釋[編輯]
「禮」即是合理合宜，有節有禮，也就是孔子所說「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的「不逾矩」。儒者通過「省吾身」以避免行為「踰矩」。直到「從心所欲」卻能，「不逾矩」，達到王陽明所謂的「此心光明」的境界。這個理是人本的天理。合禮就是合乎天理，不傷天害理。天理的標準就是仁。儒家講究「學以致用」。學養能夠達到「仁」的境界，行為必然合乎「禮」。
「義」即是宜。 也就是行為正當，合乎正道。
「廉」是凡事堂堂正正，坦蕩無遮。能如是，貪贓枉法之事，何由發生？
「恥」是不盲從，知道取捨之道。因此能有所為而有所不為。因為根據仁的標準決定取捨，所以沒有邪惡的行為。儒家運用道德約束人們的行為，最基本的就是達到不違仁。 就是王陽明說的「致良知」。
八德[編輯]
宋代有了「八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這其中再次恢復了管仲提出的「四維」，去掉了「仁」，增加了「孝」與「悌」，將家族道德置於首位。隨着中國農業社會的發展，以家庭為本位的農業經濟日益穩定與發展，「家」對於農業經濟的發展，對於社會的祥和與穩定等功能日益突出，「家」乃對於中國文化的強勢衝擊，康有為、梁啓超、孫中山都認為，道德是中國之長項，只要推陳出新，就能夠建構中國的新道德。梁啓超等維新派，試圖以「孝、悌、忠、信」這「四德」為基礎，吸收西方近代道德精華，建構中國新道德。孫中山、蔡元培等提出了「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新「八德」，這是「中體西用」、中西道德精華相融合的傑作。
新八德指忠孝、仁愛、信義及和平。孫中山在《三民主義之民族主義》第六講中，特別重視倡導，因共計有八字，故一般慣例簡稱為「八德」。孫中山說：
「講到中國固有的道德，中國人至今所不能忘記的，首是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和平。這些舊道德，中國人至今還是常講的，但是現在受外來民族的壓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勢力，此刻橫行中國，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舊道德；不知道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
……我們在民國之內，照道理上說，還是要盡忠，不忠於君，要忠於國，要忠於民，要為四萬萬人去效忠。為四萬萬人效忠，比較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還是要保存。
講到孝字，我們中國尤為特長，尤其比各國進步得多。孝經所講孝字，幾乎無所不包，無所不至；現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國家，講到孝字，還沒有像中國講到這麼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國民在民國之內，要能夠把忠孝二字講到極點，國家才自然可以強盛。
仁愛也是中國的好道德，古時最講愛字的莫過於墨子，墨子所講的兼愛，與耶穌所講的博愛是一樣的。古時在政治一方面所講愛的道理，有所謂愛民如子，有所謂仁民愛物，無論對於什麼事，都是用愛字去包括；所以古人對於仁愛，究竟是怎麼樣實行，便可以知道了。……
講到信義，中國古時對於鄰國和對於朋友，都是講信義的。依我看來，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國人實在比外國人好得多。在什麼地方可以看得出來呢？在商業的交易上，便可以看得出。……
至於講到義字，中國在很強盛的時代也沒有完全去滅人國家；比方從前的高麗，名義上是中國的藩屬，事實上是一個獨立國家……中國強了幾千年而高麗猶在，日本強了不過二十年，便把高麗滅了，由此便可見日本的信義不如中國，中國所講的信義，比外國要進步得多。
……中國人幾千年酷愛和平都是出於天性，論到個人便重謙讓，論到政治便說不嗜殺人者能之一，和外國人便有大大的不同；所以中國從前的忠孝仁愛信義種種的舊道德，固然是駕乎外國人，說到和平的好道德，更是駕乎外國人。這種特別的好道德，便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我們以後對於這種精神，不但是要保存，並且要發揚光大，然後我們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復。」[2]
民國廿三年，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中正發動新生活運動，八德與四維並為兩大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