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堵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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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署製作的海報,描繪菲律賓的國家擬人胡安·德拉·克魯斯英語Juan dela Cruz準備將共產主義趕出菲律賓

圍堵政策(英語:containment,中國大陸譯作遏制戰略),特指圍堵共產主義圍堵共產主義陣營,是美國冷戰反共主義外交戰略,目的是限制多米諾效應。政策始於美國駐蘇聯的外交官喬治·凱南的「長電報」(long telegram)[1],認為美蘇必成為敵手,而在對峙中美國實力明顯強過蘇聯。要擊敗蘇聯就得採取堅強圍堵的政策,建議美國應從政治、經濟、軍事及意識型態各層面遏止蘇聯的對外擴張。[2]該計畫受到了美國當局高層的認同,促成了「杜魯門主義」與「馬歇爾計畫」。[3]在圍堵政策提出不久後,前英國首相邱吉爾在美國密蘇里州的西敏寺學院發表著名的「鐵幕」演說[4]

歷史[編輯]

二戰結束後,英美盟軍和蘇聯的關係緊張,史達林在蘇聯周邊建立了一些社會主義傾向國家以確保自身的地緣優勢,例如對波蘭政治上的接管。美國總統杜魯門決定了政治上的反制措施,限制蘇聯的社會主義體制。1947年3月12日,杜魯門在美國國會發言上發表了國情咨文,希望國會支持希臘土耳其的民主政權,成為了杜魯門主義的起點。[2]美國開始為對抗社會主義政治的國家提供軍事和經濟援助,這項政策也正式宣告了美國的對外方針。

杜魯門政府新上任的美國國務卿小喬治·卡特萊特·馬歇爾採納了喬治·凱南的計劃,這項代號「X」的圍堵計劃被凱南定義為一項「圍堵蘇聯帝國主義」的政策,並於1947年7月在《外交》雜誌發表。在一篇署名文章《論蘇聯行為起因》中,凱南證明了社會主義體制的缺陷性,並且表明:當美國真正看清自身的實力並且接受主導的地位時,美國完全有能力將俄國的擴張限制回去。

緊接著,美國向土耳其希臘提供軍事和經濟援助,因為兩國的地理位置重要,共同扼守著黑海通向地中海的要衝達達尼爾海峽:如果蘇聯控制該地區,蘇聯的黑海艦隊可以暢通駛入地中海,軍事威脅將達到整個地中海區域,威脅到義大利西班牙法國以及英法的北非殖民地

起源(1944–1947年)[編輯]

隨著戰爭的結束,美國國務院主要人員對蘇聯越來越感到失望和懷疑。美國駐莫斯科大使威廉·埃夫里爾·哈里曼曾經是對美蘇關係的「堅定樂觀主義者」,但他對蘇聯在1944年華沙起義的行為以及對1945年2月《雅爾達協定》的違反都感到失望。哈里曼後來對杜魯門政府關於蘇聯的觀點方面產生了重大影響。

1946年2月,美國國務院詢問當時在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的喬治·肯南,為什麼蘇聯反對成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肯南以著名的「長電報」回應道[5]

  • 蘇聯認為自己處於與資本主義的永久戰爭之中。
  • 蘇聯將使用資本主義世界中可控的馬克思主義者作為盟友。
  • 蘇聯的擴張不符合俄羅斯各民族的觀點或經濟現實,而是符合沙俄帝國的歷史心理和偏執。
  • 蘇聯政府的結構阻止了對內部和外部現實的客觀或準確描述。

此後,肯南表示不支持通過軍事手段來圍堵蘇聯,圍堵政策是政治上的圍堵[6]。後來,尤其是五十年代後,肯南認為當時美國若在地理上全方位的圍堵蘇聯,未必能完全成功[7]

圍堵政策的更替[編輯]

1940年代後期,三種圍堵的替代性政策被討論。

首先是回到孤立主義,最大程度地減少美國對世界其他地區的參與,這一政策得到了保守派共和黨人的支持,特別是來自中西部的共和黨人,包括前總統赫伯特·胡佛和參議員羅伯特·塔夫脫。但是參議員亞瑟·H·范登堡及許多其他共和黨人反對回到孤立主義。

第二種是緩和政策,主張透過合作手段,可以拉攏或收買蘇聯以外的共產國家做對抗,並試圖以貿易與文化、科技的交流來引起蘇聯的開放政策,減少其對美國的敵意。這項政策在1970年代達到高峰,起因於古巴危機中美蘇一度陷入全面核戰的危險,加上美國越戰的失敗與中東面臨石油危機的經濟問題使美國選擇緩和,核武限制條約與太空競賽、1979年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與之建交等成果也是這時候出現的。

第三種是「推回」,在雷根時代是採取與蘇聯進行直接對抗,美國除了政治上主張高度自由,並憑藉創新的經濟和文化等軟手段之外,也大幅增加軍費研發,並減少和限制蘇聯石油和礦產的出售,這些手段被用來對付當時民生經濟惡化並十分封閉守舊的蘇聯效果甚好。

評價[編輯]

圍堵政策最初是指美國1947年實行的針對蘇聯的一項外交政策,同時也宣布了反法西斯聯盟的最終破裂。這項政策阻止了共產主義思想和史達林主義的蔓延,將它們限制在當前範圍內。也因此開啟了長達四十多年的冷戰密雲。

引用[編輯]

參考資料[編輯]

另見[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