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德

此條目介紹的是存在于1949年至1990年的中欧社会主义国家。关于现代德国的东部地区，请见「德国新联邦州」。关于一戰和二戰後德國失去的東部領土，请见「德國前東部領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
1949年—1990年
国旗 国徽
格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国歌：《从废墟中崛起》
東德的位置（深绿色） 欧洲（深灰色）
首都	柏林 东柏林（实际）
常用语言	德语
政府	社會主義國家
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
• 1946－1950	威廉·皮克 奥托·格罗提渥
• 1950－1971	瓦尔特·乌布利希
• 1971－1989	埃里希·昂纳克
• 1989	埃贡·克伦茨
国务委员会主席
• 1949－1960	威廉·皮克
• 1960－1973	瓦爾特·烏布利希
• 1973－1976	维利·斯多夫
• 1976－1989	埃里希·昂纳克
• 1989	埃贡·克伦茨
部长会议主席
• 1949－1964	奥托·格罗提渥
• 1964－1973	维利·斯多夫
• 1973－1976	霍斯特·辛德曼
• 1976－1989	维利·斯多夫
• 1989－1990	汉斯·莫德罗
• 1990	洛塔尔·德梅齐埃
立法机构	人民议会
历史时期	冷戰
• 建立	1949年10月7日
• 興建柏林圍牆	1961年
• 柏林圍牆倒塌	1989年11月9日
• 最终解决条约	1990年9月25日
• 兩德統一	1990年10月3日
面积
1972年	108,178平方公里
人口
• 1972年	17011000
货币	東德馬克
前身 继承 同盟國軍事佔領德國 德国
今属于	德国
国际域名缩写：.dd1虽然根据ISO 3166为东德保留了.dd域名，但实际从未使用。 国际电话区号：+37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德語：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常簡寫為「DDR」），簡稱民主德國，通稱東德，是1949年至1990年間存在於中歐的社會主義國家，首都為東柏林。其領土位於今日德國東北部，面積約10.8萬平方公里，西鄰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東接波蘭、南界捷克斯洛伐克，北濱波羅的海，全境大部分位於平坦而多湖的北歐平原。東德是東方集團的一員，通常被視為蘇聯的衛星國；其人口在存續期間因持續外移而不斷下降，約由1900萬減至1600萬。

東德於1949年10月7日在蘇聯佔領區成立，國家權力自始由統一社會黨獨占，其餘政黨僅能經由該黨主導的國家陣線參與政治，決策集中於黨的政治局，人民議會僅具橡皮圖章的功能。由於民眾對政治與經濟體制的不認同，1953年爆發六一七事件，由蘇聯駐軍出兵鎮壓；建國初期並出現嚴重的人口外逃，1950年代約有270萬人越境西德。為阻止人口外流，東德除設置德國國內邊界外，更於1961年沿西柏林邊界修築柏林圍牆，並對越境者射擊，國家安全部史塔西則對社會實施嚴密的監控與壓制。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東德依五年計畫組織生產，國民經濟高度國有化，私有企業經社會主義改造後由人民企業、農業生產合作社等集體單位取代；它建立就業保障制度，婦女就業率高於西德，一度為東方集團中經濟最發達的國家，但計劃體制與消費品補貼始終無法充分滿足需求，且日益倚賴蘇聯的廉價能源與對西方的舉債，累積可觀外債。對外，東德與蘇聯結為最緊密的盟友，是華沙公約組織的創始成員，並將國家人民軍全面納入蘇軍指揮體系；其國際地位長期受西德以哈爾斯坦主義壓制，直到1972年兩德簽署《基礎條約》、1973年同時加入聯合國後，才取得作為主權國家的普遍承認。

在社會與文化方面，教育依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培養社會主義新人，並以青年奉獻禮等世俗儀式與教會爭奪青少年；新教教會在承認社會主義現實的前提下取得有限自主，並於1980年代成為和平運動與異議者的庇護空間。國營製片廠DEFA主導電影生產，國家亦透過競技體育體制在國際賽事奪取大量獎牌，其間伴隨系統性的禁藥使用；由於境內多能收看西德電視與廣播，西方媒體對民眾的影響始終難以隔絕。經濟上大量燃用褐煤，使東德承受歐洲最嚴重的空氣污染，相關環境問題長期被列為機密。

1980年代末，統一社會黨總書記埃里希·昂納克的領導層拒絕仿效蘇聯領導人米哈伊爾·戈巴契夫的改革，離境人數與抗議活動隨之攀升。1989年爆發和平革命，柏林圍牆開放，蘇聯拒絕介入，統一社會黨的統治因而瓦解；次年舉行自由選舉，並經四強與兩德談判簽署《最终解决德国问题条约》，東德於1990年10月3日與西德合併為統一的德國。統一後原東德地區歷經去工業化與社會轉型的衝擊，收入與就業的落差加上「二等公民」的感受，最終形成為被稱為「東德情結」的懷舊情緒。

國名語源

东德的正式名称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缩写为「DDR」，这一缩写形式在东德媒体频繁使用，特别是在1968年东德政府颁布第二版宪法时对西德访客着重宣传。

由於西德政府不承認東德政權之合法性，故初期皆稱其為「蘇占區」（Sowjetische Besatzungszone，缩写为SBZ）、「所謂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die sog. DDR）、「潘科」、「東部地區」（Ostzone）和「中德」（意指兩政權邊界於原有德國的位置）。西方評論者有時以潘科代稱東德政權，但該柏林轄區實際上僅是國務委員會主席的官邸所在，並未設置任何政治領導機構。

名稱之爭延伸到用語與拼寫的層面。東柏林自1961年8月13日築牆起才以「柏林，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首都」為官方名稱，此前該區稱為「大柏林民主區」。至於西柏林，西方官方寫作「Berlin (West)」、日常稱「West-Berlin」，並相應稱東柏林為「Ost-Berlin」或「Berlin (Ost)」；東德則在築牆確立放棄全市統治主張後，改用「Westberlin」與「柏林，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首都」的對立寫法，藉此在語言上支撐其把西柏林視為獨立政治實體的主張，這場拼寫之爭直到1990年才消解。西德方面則堅持不放棄「德意志的」（deutsch）一詞：聯邦內部德意志關係部長於1972年1月18日聲明，聯邦政府無意放棄使用該詞，連條約與法律文本亦然。

歷史

德國的分裂

1949年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建立，統社黨在哈雷舉辦立國慶典；東德的成立標誌德國正式分裂為兩個國家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納粹德國戰敗，根據波茨坦會議中英、美、法、蘇四國的協議，決定分別由四個戰勝國瓜分佔領德國，並合組「盟國管制理事會」來治理德國事務。起初美蘇無意瓜分德國，但由於戰後國際政治和對德政策上存在利益衝突、意識形態之差異促成關係緊張，以美國為主的西方陣營與以蘇聯為主的共產陣營逐漸疏遠，特別是1947年後美蘇交惡後，最終演變成德國的分裂。1947年3月10日，美、英、法、蘇四國外長於莫斯科集會商討對德政策，並提出將四個佔領區併為單一經濟體，但終因各方意見相左而不了了之。此時德國佔領區經濟瀕臨崩潰，在與蘇聯難以取得合作的狀態下，英美佔領區遂於1947年5月合併為「雙區」，隔年法國也加入，形成「三區」，完成西方佔領區方面經濟體的初步統一。有鑑於此，蘇聯方面也設置了「德國經濟委員會」，與西方分庭抗禮，形成德國經濟體的分裂態勢。1948年2月，捷克發生政變，民選的非共政府被共產黨強行推翻，令西方國家益信蘇聯的擴張野心，於同年4月在倫敦決議建立一個「自治的德國」。1948年6月20日，西方佔領區境內進行了貨幣改革，原本佔領國分別發行的貨幣進行了整合，卻排除蘇聯佔領區。四天後，蘇聯封鎖了西柏林的對外交通，不僅以示對貨幣改革之抗議，也希望完全控制整個柏林地區，令蘇占區勢力趨於完整，但柏林事件卻反而堅定了西方國家與德國人建立西德政府之意，持續以空運維持西柏林生計，最終蘇聯於1949年5月12日解除封鎖。同年5月23日，在同盟國軍政府認可下，西德各邦代表聯合發布了「德國聯邦基本法」，9月21日，「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正式成立，即一般通稱的「西德」。

另一方面，東德與蘇聯方面都特別注意讓德國分裂的事實由西方先行出手，以將其責任推給後者。蘇聯早在戰爭結束不久的1945年6月首先推展號召「反法西斯與民主改造」的政治運動，允許德國各政黨與工會組織恢復運作，6月11日，當地第一個德國黨派：德國共產黨正式成立，除了協助蘇軍建立德國管理制度外，亦在後者支持下取得當地所有「反法西斯集團」的領導權。在佔領軍政府的協助下，德共開始進行土地改革和工業國有化，為日後的社會主義制度打下基礎。1946年4月21日，德東地區的大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國共產黨」合併成立為「德國統一社會黨」（下簡稱統社黨）。1948年6月，在獲悉西方國家欲將佔領區統一建立德國新政府後，該年10月底也在統社黨主導的「德國國民議會」中通過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憲法草案」，次年5月30日，「德國國民委員會」依照憲法選舉產生，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正式生效，德東地區建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通稱「東德」），由奥托·格罗提渥出任總理，威廉·皮克則於10月11日當選首任總統，至此，原德國領土上形成兩個德國政府，標誌德國的正式分裂和東西方對抗時代的到來。

社會主義改造時期

1953年「六一七事件」是東德首次全國性的工人示威抗議活動，約百萬民眾罷工遊行、要求自由選舉與政府下野，最終遭蘇聯駐軍出動戰車鎮壓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自稱「德意志土地上第一個工農國家」，政治實質領導人為副總理瓦爾特·烏布利希，其於1950年7月獲選為統社黨總書記；在其領導下，統社黨迅速倒向「史達林主義」，由黨內民主轉為一黨專政，並奉行「向蘇聯學習」的口號。戰後最初兩年，蘇占區已決定按照蘇聯模式改造東德社會，起初由蘇聯軍事管理局負責，後於1948年2月將立法權授予德國經濟委員會，該機構成為日後東德中央政府的前身。截至1947年8月為止，在去納粹化過程中約有52萬名官員被共黨人取代；自1945年9月起的土地改革以「容克土地歸農民」為口號，無償徵收約7,000名擁地逾100公頃的地主的土地，將約210萬公頃土地分配給約50萬名農業工人與小農。作為對蘇賠償，蘇占區1944年的固定資產約有30%至50%被拆遷，前軍工廠被改組為蘇聯股份公司直接為蘇聯生產。

1945年6月，蘇聯允許各政黨與工會恢復運作，同年7月德國共產黨、德國社會民主黨、基督教民主聯盟與自由民主黨組成「黨派和群眾組織民主集團」，其決策須一致通過，先由共產黨、後由統社黨主導，成為控制其他政黨的工具。1946年4月統社黨在蘇聯軍事管理局壓力下成立，同年10月選舉即暴露民意反彈，該黨在柏林僅獲19.8%選票，社會民主黨則得48.7%。1948年春，蘇聯軍事管理局宣告不存在通往社會主義的特殊民族道路，地方自治作為「資產階級國家遺物」被摧毀；同年6月蘇占區並以貨幣改革回應西占區的幣制整合。

社會主義改造在1952年進入加速階段。1952年7月的統社黨第二屆黨代表會議正式宣布「有計劃地建設社會主義」為國家根本任務，烏布利希在會上提出組建國家軍隊、優先發展重工業、以14個專區取代原有五個邦（東柏林另具首都地位，實際上構成第15個專區）。含占領費用在內的蘇聯索償總額約122億美元；依據俄羅斯檔案，1950年5月史達林將剩餘賠償減半，對蘇賠償直到1954年1月1日方告終止。在蘇聯模式的計畫經濟下，東德犧牲民生消費以發展重工業，並加入「經濟互助委員會」；已改組為蘇聯股份公司的工廠此時被重新編入計畫，成為國有人民企業體系的一環。農業也被納入改造：首座農業生產合作社於1952年6月在圖林根成立，第二屆黨代會隨即決議推動農業社會化。到1952年底已有逾1900個合作社，1953年春在經濟與行政壓力下倍增至5月初逾4000個，同時棄耕潮達到高峰、農民大量西逃。

「建設社會主義」很快引發全面的經濟與社會危機。民眾對改造的不認同加上生活水準困境促成大量西逃，僅1952年7月至1953年4月間便約有30萬人逃往西方。1953年3月史達林去世後，蘇聯於6月初命統社黨改行較緩和的「新方針」；統社黨政治局於6月9日承認犯了「一系列錯誤」並撤回部分漲價措施，卻未取消自6月30日起將勞動定額平均提高約10％的規定，終成為民眾反抗的導火線。6月17日，約百萬民眾在700多個城鎮與工廠罷工遊行，要求收回成命、政府下野與舉行自由選舉，史稱「六一七事件」，設於西柏林的RIAS電台被視為反靠的催化力量。由於東德當局無力控制局勢，駐德蘇軍實施戒嚴與鎮壓，統社黨的統治始得平復，其後展開清洗並逮捕大批參與者。這場起義造成約50人死亡，被捕者約1萬5000人。「六一七事件」迫使統社黨在農業政策上暫時收手。1953年6月，統社黨依莫斯科指令中止並部分撤回「加速集體化」，但多數生產合作社仍存續，東德農業此後數年仍以小農私營為主。改造的社會代價則以持續的外移潮最為顯著：據估算，1949年9月至1961年8月間約有270萬至300萬人離開東德，持續的人口流失成為統社黨亟待解決的難題。

建設柏林圍牆

柏林圍牆於1961年沿西柏林邊界修築，用以封閉「柏林漏洞」、阻止人口外逃，成為冷戰對峙與德國分裂的長期象徵

自建國以來，東德民眾因經濟困境、消費品短缺與政治壓迫等原因外移的情況就持續不斷，東德建國初期龐大的對蘇賠償直到1954年1月1日才告終止，長年抽走大量生產設備與物資，使東德重建起點遠比西德艱難；1960年推行的強制農業集體化再度成為外移新推力：當年被稱為「社會主義之春」的運動達到高峰，宣傳隊下鄉施壓、對抗拒者嚴厲懲處，不少農民因而西逃。1959至1960年間近50萬農民入社，私營農場由1950年代初的逾85萬家驟減至1960年底不足1.9萬家，至1960年4月約85%的耕地由集體經營。集體化高壓連同工業消費品的長期短缺，使外移人數在1959年一度回落至約14.5萬人，1960年回升至約20.2萬人、1961年更達約21.3萬人，統一社會黨最終正是以興建柏林圍牆封閉這一「柏林漏洞」。出走者以高技術工人與知識份子居多，勞動力與專業人才的流失反過來又加深經濟困境。外移潮的升高與更廣泛的柏林危機交織在一起。蘇聯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尼基塔·赫魯雪夫在1958年11月對柏林發出最後通牒，要求西方將西柏林改為非軍事化的「自由城市」並撤出駐軍，開啟自1948年封鎖以來最嚴重的柏林對峙，然而兩年多外交折衝始終未能迫使西方就位；鑑於東德經濟疲弱與湧向西柏林的難民不斷上升，赫魯雪夫最終批准興建柏林圍牆。

自1953年史達林去世至1961年建牆之間，烏布利希對蘇聯對德政策的影響力顯著增長，在建牆決策中更起關鍵作用；檔案顯示東德往往主動提出蘇聯事前並不知情、也未必支持的柏林政策。烏布利希起初尋求控制整個柏林，蘇聯領導層在1961年8月初經長期談判後才批准封鎖西柏林邊界，他視築牆為唯一能立即遏止人力流失的辦法。封鎖除阻止難民外流外，還有反間諜與國家安全的考量：開放的柏林邊界使東德暴露於大規模間諜與顛覆活動之下，其封閉被東德國家安全機關稱為「國界之保安」。

1961年8月13日凌晨，逾一萬名人民警察與邊防警察、數千名工人階級戰鬥隊隊員環形封鎖通往西柏林的邊界，國家人民軍另以逾7,000名士兵與數百輛戰車構成第二道封鎖，蘇軍構成環繞柏林的第三道；當局掘開路面、堆築路障、拉設鐵絲網，除13個過境點外將通往西柏林的路口全數封閉，行動在數小時內完成且事前嚴格保密。自8月17日起再以空心磚牆取代鐵絲網，臨時封鎖線逐步硬化為包含混凝土牆、瞭望塔與縱深封鎖帶的永久邊界工事。封鎖立即衝擊柏林跨界生活：逾5萬名原在西柏林工作的東德居民頓時與工作地隔絕，通勤與親屬往來一夜之間被切斷。西方三國雖提出抗議，卻因西柏林通道未被切斷、且不願與蘇聯正面衝突而反應有限，未採取任何阻止築牆的行動，圍牆遂在西方默許下固定下來。

圍牆存在期間的死亡人數，經波茨坦當代史研究中心與柏林圍牆基金會於2005年至2009年間查核576件死亡與疑似案件後，確認1961年至1989年間至少有140人死於柏林圍牆：其中101人為試圖越境時被射殺、失事或自盡的逃亡者，30人為無逃亡意圖而遭射殺或失事的東西方民眾、1名蘇聯士兵，8人為東德邊防軍人。此外另有至少251名多為年長的東西方旅客，在各邊界檢查站接受檢查前後死亡，多數死於心肌梗塞，僅腓特烈大街車站檢查站便達227人。

由盛轉衰

1970年埃爾福特高峰會，西德總理維利·勃蘭特與東德部長會議主席维利·斯多夫會面，為兩德關係緩和的開端

1961年築牆止住了持續放血般的人力外流，東德經濟得以喘息，1960與1970年代往往被史學界視為相對平靜的中間數十年。烏布利希並試圖以經濟改革重振國民經濟，於1963年推出「計畫與領導的新經濟體系」（NÖSPL），力圖以去中心化與強化誘因提升成長，並主張國營企業轉型為以盈利而非產量為衡量標準的組織；改革一度使東德經濟好轉，成為東方集團中僅次於蘇聯的第二大工業國，新體制也被視為兼顧計畫與市場的混合模式。然而保守派於1965年踩下剎車，統一社會黨終於1970年中止改革。政治上則同步收緊：1968年4月的新憲法首次以憲法確立統一社會黨的領導角色並載入與蘇聯的同盟；同年8月華沙公約五國鎮壓布拉格之春時，統一社會黨領導層抨擊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為「反革命」而贊同鎮壓。

改革受挫之後，領導層也完成世代交替。在埃里希·昂納克逼迫並得到蘇聯支持下，烏布利希於1971年5月以年齡為由被解除第一書記職務，由昂納克繼任。昂納克於同年6月的第八次黨代表大會上宣布「經濟與社會政策的統一」，在這一「消費社會主義」路線下社會福利大幅擴充；但這些承諾主要靠進口與對西方舉債支撐，代價是社會內部的不平等——民眾自感被分為無外匯的低收入者、可上「Intershop」等商店的消費者，以及享有特權的高階幹部。倚賴舉債的路線使東德對西方的財政依賴不斷加深，其對「非社會主義經濟區」的淨負債在1970年代持續攀升；國家安全部於1982年1月示警當年恐無力償付，東德一度瀕臨破產，最終靠西德銀行信貸方才暫緩。

與內政重新定位並行的，是兩德關係逐步走向正常化。早在1963年雙方便締結首次通行證協定，使西柏林人得以探訪東城區。1970年3月兩德政府首腦首度在埃爾福特會晤，部長會議主席维利·斯多夫要求建立國際法關係，聯邦總理維利·勃蘭特則堅持「特殊的德意志內部關係」。勃蘭特與國務秘書埃貢·巴爾的「以接近促成轉變」構成新東方政策的核心，透過與蘇聯的秘密渠道為莫斯科條約鋪路；1971年12月，巴爾簽署過境協定。這一系列進展在1972年的《基礎條約》達到頂點，並在1973年9月兩德同時成為聯合國會員時收束，東德藉此取得作為獨立主權國家的正式國際承認。

正常化帶來緩和的同時，也為東德輸入新的內部壓力。1975年《赫爾辛基最終文件》的第三籃處理人的往來與文化交流，為東德公民援引出境權提供法律依據，長期出境申請至1980年代末大幅激增。與出境潮並行的是知識界的疏離：1976年11月歌手沃爾夫·比爾曼在西德巡演途中被剝奪國籍，激怒大批作家與知識分子；相對於世俗異議受到的壓制，教會則取得受容忍的獨立地位，新教教會於1971年提出「社會主義中的教會」定位，1978年昂納克與福音教會聯盟會晤，形成國家與教會互認獨立性的共識，到1980年代更成為和平運動與反對派的受保護空間。儘管如此，波昂方面直到1980年代後期仍認為緊密嵌入華沙公約組織的東德是東方陣營中最穩定的國家之一；然而表面穩定之下，內部情勢已在1980年代末逐漸惡化，1988年1月紀念卡爾·李卜克內西與羅莎·盧森堡的示威遭大規模逮捕，西德總理府部長沃夫岡·蕭伯樂同年9月更向西方三國大使表示，東德內部情勢自1987年昂納克訪問西德以來已然惡化，「客觀上或許未必，但在民眾主觀眼中確實如此」。

平靜表象之下，最深層的隱憂在於統一社會黨領導層對改革的長期抗拒。早在烏布利希時代嘗試以新經濟體系改革計劃經濟時，以昂納克為核心的政治局多數便認為此類改革風險過高，擔憂一旦啟動便會使黨失去對社會發展的控制。1985年3月米哈伊爾·戈巴契夫出任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推行「公開性」與改革後，昂納克不僅拒絕仿效，更於1988年11月查禁刊載改革討論的蘇聯德文文摘《史普尼克》，公開與蘇聯的改革路線劃清界線。

兩德統一

1989年11月9日柏林圍牆開放，東西德民眾登上布蘭登堡門旁的圍牆慶祝，兩德分隔的象徵就此瓦解

1989年夏季，危機以外逃潮的形式爆發。自該年5月起，匈牙利拆除通往奧地利的邊界鐵絲網，為東德人打開經匈牙利前往西方的通道，整個夏季約12萬人提出出境申請；8月19日匈奧邊境的「泛歐野餐」與9月11日匈牙利正式開放邊界，使數以萬計的人取道匈牙利西逃。外逃路線其後延伸至布拉格與華沙，數以千計的東德公民湧入西德使館尋求庇護；9月30日晚，西德外長漢斯-迪特里希·根舍登上布拉格使館陽台，宣告館內逾4000名難民可獲准離境，東德遂於建國四十週年慶典前夕關閉與捷克斯洛伐克間的免簽通道。當局為阻止外流而關閉邊界，此舉幾乎立即在德勒斯登引發整場革命中最激烈的衝突；10月7日建國四十週年慶典上，作為貴賓到訪的戈巴契夫，其出席在慶典盛況與東德困局的強烈反差下更激化了抗議情緒。

街頭抗議隨即以非暴力形式擴散。其組織核心之一是萊比錫尼古拉教堂，該堂自1982年起定期舉行和平祈禱，1989年9月4日祈禱後形成第一次「週一示威」；10月9日當晚至少7萬人聚集而安全部隊並未介入，非暴力的週一示威遂成為全東德抗議運動的標誌形式。與街頭抗議並行的是公民運動的組織化：9月10日，30名反對派人士簽署成立呼籲書《1989年啟程：新論壇》，內政部雖拒絕其登記並宣告該運動「反憲法」，呼籲書仍迅速流傳全國。與1953年六一七事件最關鍵的差別在於，這波參與者雖多來自企業與各級機關，卻不再以廠礦職工集體的名義出場。

在民眾壓力下，統一社會黨高層開始自我瓦解。1989年10月18日，昂納克被政治局的埃貢·克倫茨、漢斯·莫德羅與君特·沙博夫斯基等人聯手逼退；接任總書記的克倫茨承諾推行「轉折」，卻因長年被視為昂納克的「王儲」而不獲民眾信任。11月4日，近50萬人聚集於柏林亞歷山大廣場，是德國戰後最大規模的反體制示威。11月9日，統一社會黨媒體書記沙博夫斯基在記者會上被追問新的過渡性出境規定何時生效時，答以「即刻、立即生效」，當晚大批柏林市民湧向邊界檢查站，措手不及的邊防人員最終開啟關卡，柏林圍牆就此開放。12月3日，克倫茨領導的中央委員會與政治局全體辭職，黨的統治權力名實俱崩。

開牆之後，抗議訴求在1989年11月間由改革轉向統一。西德總理赫爾穆特·柯爾於11月28日在聯邦議院提出十點計畫，主張經由邦聯式結構逐步重獲德國的國家統一；同月26日，包括克里斯塔·沃爾夫在內的東德知識界人士雖發表〈為了我們的國家〉呼籲書、主張改革導向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這一「第三條路」終被要求盡速合併的民意所淹沒。1989年12月至1990年3月，政府與反對派召開16次「中央圓桌會議」，首次即決定舉行自由的人民議會選舉並著手起草新憲法。1990年3月18日，東德舉行人民議會選舉，這是東德四十年間唯一一次自由的全國選舉。主張迅速統一、由柯爾所屬基督教民主聯盟組成的德國聯盟獲得48％選票，明顯壓過僅得21.9％的社會民主黨，投票率逾93％。這一結果被視為對迅速統一路線的公民複決，圓桌會議研擬的新憲法草案就此擱置。選後由東德基督教民主聯盟的洛塔爾·德梅齊耶出任末任總理，其核心任務即是與西德談判統一的具體條件。

統一在制度上分兩步走完。第一步是1990年5月18日簽署、7月1日生效的兩德貨幣、經濟與社會聯盟條約，使德國馬克成為東德法定貨幣。工資、退休金與較小額存款以一比一兌換，其餘存款則以二比一折算，這一政治上刻意偏高的匯率照顧了民眾購買力，卻使東德企業成本一夜之間以西方貨幣計價而喪失競爭力。第二步是主權地位的釐清，其外交前提在於取得四個佔領國、尤其是蘇聯的同意，蘇聯最終默許統一後的德國留在北約。1990年9月12日，兩德與英、美、法、蘇四國簽署最終解決德國問題條約（即「二加四條約」），四強放棄其保留權利，統一後的德國取得完整主權。統一所採取的法律形式受到學界批評：東德是依基本法第23條加入，而非依第146條制定一部全德新憲法並交付人民表決；經濟轉軌的代價遠超預估，德國公債總額在1990年即突破一兆馬克。1990年11月14日簽署的德波邊界條約則將奧德河—奈瑟河線確認為不可侵犯的最終邊界。至1990年10月3日，東德依《基本法》第23條正式加入西德的法律適用範圍，兩德統一告成，原西德因而增加了26％的人口、44％的領土與35％的軍隊。

地理

更多信息：德國地理、德國國內邊界和德國1937年12月31日邊界

東德與捷克斯洛伐克邊境的薩克森瑞士山區

東德的領土以原有的納粹德國在二戰末期為英美法蘇四國瓜分為基礎；戰勝國起初預計在一到三年內把四個佔領區統一為單一政體，但出於政治因素，英美法將其佔領區合併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殘餘的蘇聯佔領區則成立為東德，其領土面積為108,568平方公里（含東柏林），略小於西德的三分之一。全國北臨波羅的海，海岸線約320公里，設有多處良港；西部與南部同西德接壤，東與波蘭人民共和國相鄰，以奧德河和奈塞河為界，該線長453公里，東南方面與捷克斯洛伐克的邊界則長427公里，維持1938年以前的舊界。奧德河—奈塞河一線是同盟國為補償波蘭在1939年被蘇聯佔領之東方領土而劃定，使德國領土向西退回約160公里；此線源自雅爾達與波茨坦兩次會議，聯邦德國自始拒絕正式承認、僅承諾不以武力變更，直到1970年8月的《莫斯科條約》與同年12月的《華沙條約》才緩和政治氣氛，而其在國際法上無可爭辯的條約解決要遲至1990年方告完成。

就自然地理而言，東德的統一性建立在易北河流域之上，這條河的水系把國內分屬不同自然區的地塊連結起來，使該國被稱為「易北河的德意志」。全國大部分位於北歐平原，地勢平坦而散布無數小湖泊，北部平原往南延伸至萊比錫與德勒斯登一帶；南部土地較為肥沃，與捷克斯洛伐克接壤處的厄爾士山脈為境內最高山地，西部的林吉高原森林區則與哈茨山一同延伸入西德境內。境內最大湖泊為面積116.8平方公里的米里茨湖，主要河流包括易北河（566公里）、奧德河（162公里）、薩勒河（427公里）、哈弗爾河（343公里）與施普雷河（382公里）；波羅的海沿岸戰前並無重要港口，且冬季結冰期長達數月，妨礙航運作業。

氣候上，東德介於西德的海洋性氣候與東歐的大陸性氣候之間，溫和而多變，夏季氣溫可達攝氏30度、冬季可低至零下20度，年雨量約500公釐，南部山區則可達2000公釐。天然資源以褐煤、鉀肥與鈾為主：褐煤在1978年的產量達2億5660萬公噸，佔世界總產量的三成，鉀肥1977年的產量亦有322萬8000公噸。東德一度是東歐最重要的產鈾國，為當時僅次於蘇聯、美國與加拿大的第四大產鈾國，自1946年至1990年共生產約5.7億磅當量的八氧化三鈾，遠高於同期西歐的鈾產量，約相當於美國鈾總產量的三分之二；全國鈾礦由總部設於卡爾·馬克思城區、東德經濟部與蘇聯原子能技術工業部各持股半數的「維斯姆特」公司經營，東德負責採礦與水冶，濃縮物運往蘇聯，之後還須自行買回發電所需的鈾。

東德唯一具規模的本土化石燃料即為褐煤，為降低對蘇聯石油與天然氣的依賴，當局大幅擴大其露天開採，代價則由地景與居民承擔。下勞西茨礦區1989年的褐煤產量達1億9510萬公噸，明顯高於西德萊茵礦區的1億420萬公噸；露天開採直接影響的面積達899.5平方公里，因地下水位下降而受影響的範圍在1990年代初更擴及約2100平方公里，且大片被剷除的土地往往未獲妥善復育。開採亦伴隨聚落的消失：自1922年以來，下勞西茨共有137個村莊全部或局部被剷除、逾2萬5000人被迫遷居，其中大多發生在東德時期，居民還須承受隨之而來的水與空氣污染。

整體而言，東德的自然環境問題嚴重。大量燃用褐煤使其二氧化硫與粉塵排放居當時歐洲各國之冠，其單位面積的二氧化硫排放量約為西德的五倍；在空氣污染嚴重的地區，兒童罹患支氣管炎的病例在1974至1989年間增加約五成；農業大量施用化肥與農藥，使水中硝酸鹽含量至1980年代已達1960年的五倍，土壤與水質同受影響。至1989年，全國僅1％至3％的湖泊與河流未受污染，約120萬人無法取得符合標準的飲用水，僅58％的居民生活在設有污水處理廠的地區，52％的森林遭破壞，妥善處理的廢棄物不到四成；加上鈾礦開採造成的大量污染，單是矽肺病確認病例便達1萬4533例。相關環境報告在1970年被東德政府列為「保密資訊」，以「防止階級敵人詆毀民主德國」，至1980年代初更升為「機密資訊」，僅少數人得以過目，部分數據甚至遭到造假。另一項加重環境負擔的是東德替西方國家（尤以西德為主）傾倒工業廢棄物的交易：由於其處理成本僅為西德的十分之一，西德企業與地方政府儘管須負擔較高運費仍大量傾銷廢棄物至東德，所得外匯成為東德的重要收入，通常由地區貿易協調委員會與國家安全部管理，其中大部分資金被轉入所謂的「昂納克帳戶」或「米爾克帳戶」，供居於萬德利茨的統社黨高層所用；1990年兩德統一後，這些廢棄物遺留的環境問題又成為西德聯邦政府須承接處理的課題。

政府

國體與政體

主条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和人民议会 (东德)

共和國宮，原民主德國人民議會所在地，現已拆除

東德在憲法上是一個以人民議會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社會主義共和國，但實際政治權力自始由統一社會黨獨占。其憲法歷經數次修訂以反映該黨的領導地位：1949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憲法》尚未明確標舉社會主義性質；1968年憲法經公眾討論後通過，強調國家的社会主义性質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領導作用；1974年修憲則配合東西德同時加入聯合國，移除與德意志民族有關的表述，將國家性質改稱「工農社會主義國家」，並寫入與蘇聯「永遠且不可撤回地結盟」。 統一社會黨於1946年在蘇聯指導下由蘇占區的德國共產黨與德國社會民主黨合併而成，並被改造為蘇聯式的「新型政黨」，設政治局、書記處與中央委員會，各層黨機構依民主集中制原則服從上級。民主集中制名義上民主，核心卻是嚴格的黨紀：決議一經作成即對全體黨員具約束力，試圖質疑者會被指為「派別活動」而受懲，輕則開除黨籍、失去工作或學籍，重則遭逮捕。黨的最高機關名義上是黨代表大會，實權則歸每週開會、由約二十名委員與候補委員組成的政治局，該機構為東德真正的決策中樞，被形容為凌駕政府之上的「超級政府」；國家安全部部長、國防部長等人的權力來自其政治局席位，而非部長職銜。東德亦允許非共產主義政黨存在，但所有政黨都須納入國家陣線，除統一社會黨外還有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德国农民民主党、德國自由民主黨與德國國家民主黨。這些衛星政黨僅為統一社會黨的輔助力量，高層幹部與議員本身即列入統一社會黨的幹部名冊，職位依固定配額分配。

人民議會為橡皮圖章式的立法機關，設代表400名，1963年起增為500名，席位依固定公式分配給國家陣線各組織：統一社會黨為最大集團，其餘由各政黨與工會、青年團、婦女聯盟等群眾組織分得；由於群眾組織代表多為統一社會黨黨員，該黨實際掌握的席次遠超過名義配額。早在史達林化時期，統一社會黨即控制部長會議，並把人民議會的立法功能壓縮為喝采式的追認；到1980年代，議會每年僅召開三、四次為期一日的會議，其職能限於追認政治局與部長會議預先擬定的決議，1990年前議會史上僅出現過一次反對票。憲法規定的最高行政機關是部長會議，地位相當於政府內閣，由人民議會選舉產生，其成員雖來自國家陣線的不同黨派，實際影響力卻遠不及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

各級選舉由國家陣線籌辦，統一名單上的候選人由統一社會黨挑選，因此當選率接近百分之百。投票不具真正的選擇性，程序本身也不祕密：贊成只需將選票折起投入票匭，反對則須逐一劃掉名單上的所有候選人。

國家安全部

主条目：史塔西

柏林魯舍街的國家安全部（史塔西）總部大樓。史塔西是東德的祕密警察與情報機構，藉龐大的正式編制與非正式合作者網絡對社會實施嚴密監控

維繫統一社會黨統治的核心工具是國家安全部，其規模在東歐集團中居於前列。至1989年10月31日，該部共有91,015名正式編制人員，其中約51%從事廣義的行動業務，其餘負責支援、保障工作或處於受訓階段。真正使監控深入社會的則是「非正式合作者」（Inoffizieller Mitarbeiter，簡稱IM）網絡：其人數1968年約為10萬人，至1975年已增至至少18萬人，而後在整個1980年代維持於17萬至17.6萬之間，1988與1989年均約17.4萬人。這波監控網的大幅擴張與東德對外推行緩和政策、爭取國際承認的時期同步發生。

國家安全部並非單純的情報機構，而是以龐大的專業總局深入社會各領域。其中第二十總局主管國家機關、衛星政黨、文化界、媒體與教會，並主導對被官方稱為「政治地下活動」的反對派之打擊；該局對西柏林等地的異議團體投入多名非正式合作者，實施代號「分解」（Zersetzung）的瓦解措施，透過散布猜疑、製造內部矛盾使組織自我崩解，曾迫使受監控團體的主席辭職、領導層陷入相互不信任的分化過程。監控的密度在軍隊內部尤高：負責滲透國家人民軍與邊防軍的第一總局於1989年實有2,319名編制人員，至1988年底更可動用逾1.2萬名非正式合作者與6,832名社會安全合作者，換言之每約13名軍人或軍隊民僱人員中就有一人為線人。

國家安全部追訴異議的法律工具集中於刑法第八章「危害國家秩序罪」：1986至1988年間，該部逾八成的偵查程序依據該章條文，而1987與1988年更有半數以上案件以第213條「非法越境」為罪名，追訴對象多為堅持申請出境或試圖離境者。研究指出，這些政治刑法條文所懲罰的行為，在自由民主國家多不構成犯罪。政治犯本身另構成東德取得外匯的管道：1963年至1989年間，西德聯邦政府自東德監獄贖買逾33,000名政治犯，統一社會黨政權則收取約30億西德馬克的等值貨物作為對價，此項作業由國家安全部負責。

國家安全部對異議者的監控嚴密，持不同政見者可能遭受程度不一的政治迫害、騷擾或長期監禁，協助民眾叛逃西方者有時還會被依祕密指令綁架。其所監控的反對派團體多在新教教會的支持下活動，由教會提供聚會場所與印刷工具。不過此類壓制並非全然奏效，1987年11月國家安全部突襲位於東柏林的環境圖書館、逮捕成員並沒收印刷設備，卻在東西方輿論的聲援下被迫釋放被捕者，成為統一社會黨領導層對付反對派的首次重大挫敗。

行政區

主条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行政区划

東德的領土範圍，包含了今日德國境內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羅斯托克）、布蘭登堡（科特布斯）、薩克森（德累斯頓、萊比錫）、薩克森-安哈特與圖林根等邦（州），再加上大柏林地區的東半部。

1952年以前，東德的行政區劃仍沿用傳統的五個州。1952年，東德推行行政區劃改革，解散這五個州、改設14個專區（Bezirke），並以中心城市之名命名：

	區名	行政中心	面積	人口	區名	行政中心	面積	人口
	羅斯托克區	羅斯托克	7,075	909,840	萊比錫區	莱比锡	4,966	1,333,142
	新布蘭登堡區	新勃兰登堡	10,948	615,767	愛爾福特區	埃尔福特	7,349	1,222,897
	什未林區	什未林	8,672	590,171	德勒斯登區	德累斯顿	6,738	1,713,086
	波茨坦區	波茨坦	12,568	1,111,210	卡爾·馬克思城區	卡尔·马克思城	6,009	1,817,487
	法蘭克福區	奥得河畔法兰克福	7,186	706,116	格拉區	格拉	4,004	728,079
	馬格德堡區	马格德堡	11,526	1,237,907	蘇爾區	苏尔	3,856	545,271
	科特布斯區	科特布斯	8,262	875,581	柏林區	东柏林	403	1,279,212
	哈雷區	哈雷	8,771	1,748,030
	資料來源：

外交

主条目：東德外交、哈爾斯坦主義和新東方政策

1973年9月東德與西德同時加入聯合國，藉此取得作為主權國家的普遍國際承認，長期壓制其國際地位的哈爾斯坦主義格局至此瓦解

東德與蘇聯在東歐集團中關係最為緊密，蘇聯是東德在冷戰對峙中的軍事與政治後盾、主要經濟援助來源與最重要的盟國。東德無論在意識形態上還是法制上都採取蘇聯式的馬克思主義，在東德憲法第六條中亦明文規定「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永遠不會解除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同盟關係。」。東德立國初期其管轄權仍為蘇聯管制委員會所把持，直到1954年3月25日才發布一次公開說明，令東德當局可自由決定其內政與對外事務，但根據《四強協議》仍保有關於蘇聯在東德安全相關之義務與權利。蘇聯亦以實際步驟強化東德的國家屬性：自1954年1月1日起把蘇聯股份公司（SAG）控制的重建工廠交還東德，並於1958年8月22日起完全停止索取戰爭賠償，1955年9月20日簽訂的蘇東條約更終結佔領體制（僅柏林蘇聯佔領區除外），賦予東德全部主權屬性。然而東德當局在政治情勢不穩時仍不得不倚賴蘇聯武力維護其政權，1953年6月的「六一七事件」即為顯例：面對逾七百處據點的工人罷工與示威，蘇聯佔領當局在東德廣大地區實施戒嚴並接管統治權，蘇軍戰車先開進東柏林、繼而開進各專區並向示威者開火，暴動遭到血腥鎮壓，有史者甚至論若無蘇軍介入，東德政府極可能被推翻。

在眾多事務上東德一向與蘇聯靠攏，並因應其政治局勢調整自身政策，甚至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亦與蘇聯協調對外立場。中蘇分裂即為一例：東德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隨蘇中緊張程度起伏，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後，東德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駐北京使節透過蘇聯主導的協調機制統一批判中國路線，但烏布利希與昂納克仍時常為東德爭得相當的外交空間，尤其在1980年代初鄧小平調整外交政策以引進外國技術之後。這種倚附關係在冷戰末期出現裂痕：當戈巴契夫自1985年起推行「改革」與「開放」的新政時，東德統社黨反而與其保持距離，並以背離「與蘇聯牢不可破的友誼」此一教條的姿態，拒絕了改革派東德人對追隨蘇聯路線的期望。

在對西德關係上，兩德長期互不承認。東德宣告獨立後不久，西德總理康拉德·艾德諾的政府即發表聲明，指東德政府未經人民意願而創立、不具其代表權，否認東德作為國家的法律基礎而不予承認，蘇聯與東歐陣營則相應否認西德，英、美、法三國宣佈西德為自由合法之政府而否定對東德的承認，兩德遂各自宣稱擁有全體德國人的代表權。1952年3月10日蘇聯照會提議締結和約，建立一個在波茨坦會議疆界內、外國軍隊撤出後保持中立並自設國防武力的統一德國，惟艾德諾與西方三國拒絕此議，主張須先舉行全德自由選舉，實則優先推動西德向西方的整合。1953年8月15日蘇聯再提建立統一而中立的德國、舉行全德自由選舉之建議，同樣因艾德諾視其為將全德「蘇維埃化」的舉動而遭拒，西德轉而推動與西方的軍事結盟，1955年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完成向西方陣營的整合，使兩德分立的格局更趨固定。此一互不承認的態勢直到1960年代末新東方政策推行後方生轉變：兩德於1972年12月21日簽署《基礎條約》（1973年6月21日生效），並在1973年同時加入聯合國，在許多觀察者看來已長期地實際解決了德國問題。不過西德在法律立場上並未讓步，其官方與法學界主張東德在國際上地位的提升並不等於國際法意義上的承認。

在東歐陣營內部，東德與波蘭人民共和國之間的邊界問題早在建國次年即以條約形式確定。1950年7月6日雙方簽訂《茲戈熱萊茨協定》，東德承認奧德河與尼斯河沿線的新「和平邊界」，等於接受波蘭兼併原由波茨坦會議交其管理的地區；此一承認與西德長期拒絕承認該邊界的立場形成對比。在軍事同盟層面，1955年5月14日蘇聯為回應西德加入北約而發起成立華沙公約組織，東德為創始成員國之一，其境內全部武裝力量均納入聯盟的聯合統帥部。

東德的國際地位長期受西德以哈爾斯坦主義所壓制，凡與東德建交者即面臨西德斷交的風險，直到《基礎條約》草簽後此一格局方告瓦解：1972年11月之後，巴基斯坦、伊朗、蒲隆地、瑞典、奧地利、迦納、突尼西亞、賽普勒斯、科威特、薩伊、瑞士、尼泊爾、印度尼西亞、葉門、坦尚尼亞、澳洲、獅子山、黎巴嫩、烏拉圭、比利時、秘魯與摩洛哥等國相繼與東德建立外交關係，而西德不再對此提出異議，延續二十年的不承認政策至此告終。此波建交潮實則稍早已見端倪：印度在條約簽署前的1972年10月8日即承認東德，芬蘭亦於同年11月19日同時承認兩德。為避免與東德同為多邊條約締約方而被解讀為承認，西德在此之前仍謹守分際，1971年6月8日簽署《海床條約》時，即於三個存放國首都遞交聲明，宣稱簽署該條約不含對東德的國際法承認。

在第三世界，東德的活動以非洲的社會主義取向國家最為深入。其自1960年代初起即支援莫三比克解放陣線與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並在兩國獨立後成為最早與之建立正式關係的國家之一；1977年東德將安哥拉與莫三比克列為優先貿易夥伴，其後分別於1979年與莫三比克、1985年與安哥拉簽訂派遣勞工與職業訓練的協定，作為其社會主義發展政策的一環。人員往來的規模亦大：1979年至1990年間約有兩萬名莫三比克「工人學員」被派往東德企業工作與受訓，同時有逾1200名東德教師、農業專家、顧問、護士與礦工前往莫三比克；另有900名莫三比克兒童於1982年至1988年間就讀施塔斯富特的「友誼學校」。

軍事

更多信息：國家人民軍 (東德)、苏联驻德国集团军和華沙公約組織

1985年5月8日「解放日」四十週年慶上閱兵的「國家人民軍」士兵。與西德聯邦軍隊不同，東德「國家人民軍」保留了普魯士軍隊的軍事傳統，如圖中的「鵝步」正步姿

東德的軍事力量包括正規軍「國家人民軍」以及準軍事部隊「邊防軍」、「人民警察」、「工人階級戰鬥隊」、「民防隊」和「國家安全局」（又被稱作「史塔西」）等組織。「國家人民軍」為東德軍隊中規模最大者，其前身為1945年12月蘇軍於佔領區內成立、接受其指揮的「人民警察」，後者於隔年1月交付給秘密成立中的東占區德國新政府指揮。「人民警察」下有一支「駐防人民警察」部隊，平時駐紮於軍營，屬輕型步兵，幹部來自於被蘇軍所俘虜的前國防軍軍官。1955年5月，為回應西德宣佈重新武裝和加入北約，東德同樣宣佈將重整軍備。1956年1月18日，「人民議會」通過法令，將人民警察、海上警察和空中警察部隊納入新設的「國防部」下，宣佈建立「國家人民軍」，下轄陸海空三軍。

「國家人民軍」最高軍事決策機構為「人民議會」與「國防委員會」，「國防部」則為最高軍事指揮和軍事行政機構，由部長和多名副部長所組成，後者分別分掌總參謀部、後勤、政治總部、技術與裝備、海軍以及空軍與防空部隊等部門。組織上，國家人民軍被劃分配屬於「萊比錫」和「新布蘭登堡」兩大軍區，在兵力最高峰時的1987年，編制為2個裝甲師和4個摩托化步槍師（約106,000人）組成的陸軍、由3個師組成的「空軍與防空軍」（約35,000人）以及3支艦隊的「人民海軍」（約14,200人）。整個1980年代，計入義務兵、士官與職業軍人的總兵力約18萬人，裝備逾2,500輛戰車、6,000輛裝甲車、約300架作戰飛機與近100艘艦艇，戰時計畫擴編至50萬人；該軍雖配備核武投射工具，核彈頭平時卻存放於蘇軍在東德境內的核武庫，東德並無自主取用權。兵員方面，東德起初採取募兵制，但由於其人民不斷逃往西方使兵員短缺，政府因此修築柏林圍牆，並於1962年1月24日發布兵役法改為徵兵制，每位滿18歲的男性都要服役18個月，拒服兵役可判兩年徒刑。1964年因教會介入，東德另設不持武器的替代役「建築兵」（Bausoldat），供出於良心拒絕持槍者選擇，惟採此途者約僅佔役齡男性的0.5%，且通常因此喪失升學與教會以外的職業發展機會；自1982年起，法律還允許在緊急情況時徵召女性服兵役。

「國家人民軍」的定位為參與「保衛社會主義成果」的軍事聯盟華沙公約組織，抵禦外來武裝部隊的入侵，實務上則為納入蘇軍指揮體制的附庸部隊。自成立起，該軍即按聯盟軍隊的方式編成與裝備，其結構、訓練與武裝均以補充蘇軍在中歐的兵力為基本取向，並被編入華約聯合武裝力量的第一戰略梯隊，戰時任務是在最前線與蘇軍並肩抵禦進犯，再於反攻中將敵軍徹底擊潰於其本國領土上，直至1980年代中期華約改採較具防禦性的軍事準則後始有調整。此外，國家人民軍還負有在國內維護統社黨統治及維穩、打擊國內「社會主義敵人」和對越境逃亡者開火的任務，東德政府也因此將軍事化教育橫貫到學校教育的所有階段，並以此教育鑑別敵友的思想，只是這類措施的成效非常有限，許多東德年輕人拒絕服兵役，寧可去當穿著軍裝而勞動的「建設兵」。全面推行的社會主義軍事教育，使1980年代東德民眾參與軍事活動的比例居華約各國之首：1983年每一萬名東德人中有433人隸屬武裝部隊或準軍事組織，同期捷克斯洛伐克為210人、蘇聯185人、波蘭115人。「國家人民軍」存在期間並未參與大規模戰爭，但依舊有過建設柏林圍牆、1968年出兵鎮壓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革命、1980至1981年波蘭危機等活動，也常在冷戰期間派出軍事顧問團前往第三世界國家協助軍事訓練。「國家人民軍」被西方國家認為是除蘇軍以外最優秀的華約軍隊，在訓練與紀律上都相當優越。1989年，兩德統一，為數10萬人的國家人民軍被併入聯邦國防軍，德國軍隊膨脹到60萬人、7133輛戰車、9598輛裝甲車、4644門火砲、軍機1164架、武裝直昇機357架。1990年9月12日，根據「二加四會議」上所簽署的《關於最終解決德國問題的條約》中規範，德國將在今後3到4年間將軍隊裁減至37萬人。至1993年9月，在德國聯邦國防軍約克·舍恩博姆中將主持下，原超過10萬官兵的人民軍僅11,800人為聯邦國防軍接收，其中3000名為軍官，其餘者全部退役。

經濟

主条目：東德經濟

東德經濟產業分布。東德實行計劃經濟，國民經濟高度國有化，並以重工業與基礎原料為優先發展重點，民生消費則長期居於次要地位

東德在二次大戰結束後於極多不利條件之環境下求取經濟發展，儘管德東地區經歷的戰火損害並不嚴重，但蘇聯於戰後在德東地區大肆掠奪造成的傷害不下於此，據估計，蘇聯拆除工業設備、原料、劫掠藝品與物件，連帶佔領區費用估計總值達664億美金，遠超過英美蘇三國於「雅爾達會議」中主張蘇聯應得的100億美金索償額。相較於西占區僅拆走1944年固定資產約5%，蘇占區的拆遷比例高達三成至五成，含占領成本在內的蘇聯賠償總額約122億美元，東西德負擔比約為一比三，前軍工廠並改組為蘇聯股份公司直接為蘇聯生產。除了廠房與原料被搬走造成產能下降外，由於冷戰開始令兩德分裂，傳統上德東地區一直是依賴德西之原料來發展其所擅長的化學、交通、電子工業，但東德既無法取得原料、開展對西德與其他西歐國家之市場以及取得美國「馬歇爾計畫」之援助，加上戰後因為大量男性死亡，只剩下大量缺工率高、進修意願低的女性勞工，且自1945年起就不斷有其居民向德西地區逃走，他們多為年輕、身懷技術和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人才與勞動力流失嚴重，使東德經濟的發展基礎薄弱，甚至不如西德。蘇聯以佔領軍政府的身份迅速將原德國金融、工業與農業國有化，1948年2月將立法權授予德國經濟委員會，為蘇占區設立了統一各邦經濟機構的最高德方政府機關，成為東德中央政府的前身，開啟了中央領導的經濟體制。東德以蘇聯工業化歷程為榜樣，將發展重點放在重工業與基本原料的建設以推動工業結構轉型，民生必需品則長期位居次要。然而由於工業設備被大量拆遷、人力流失和土地及生產工具被充公或國有化，導致人民工作意願與積極性下降。為達到計畫之目標，統社黨對工人的工作要求更高，但與其相對的民生供應物卻不斷缺乏，人民不滿情緒累積，終究引發1953年東德首次的大暴動「六一七事件」。

「六一七事件」對東德領導層造成重大衝擊，於是改於1956年至1960年的第二次五年計畫中對人民消費品做出部份讓步，糧食配給制也於1958年取消，人民生活水準相對提昇。但由於東德政府越來越靠近蘇聯的政策而日增人民的疑懼，對於僅存的少數私有農工業的進一步國有化，令更多農民與工人逃往西德，再度造成東德的經濟困難，進而促成了政府於1961年建立起東西德圍牆，使東德人民逃走的量大減。然而此政策對於解決中央所有和企業利益之矛盾並無幫助，於是東德統社黨於1963年推出「國民計畫與指導經濟之新經濟制度」（NÖSPL），以彈性化與分權為核心並引入市場機制，將人民企業聯合組織由純行政單位改造為以利潤為導向的經濟組織；企業的衡量標準由生產的數量規模改為盈利，賦予工人較多的行政自主權，並以獲取利潤為依歸，推動這種較大經濟彈性的正是烏布利希。改革使東德經濟一度好轉，1964年的產能上升了7％、1965年6％，國民所得在這兩年都上升5％，更成了東歐集團中僅次於蘇聯的第二大工業國。就在東德進行政經改革並獲得成效時，1964年，蘇聯領導人列昂尼德·布里茲涅夫以政變取代赫魯雪夫執政，後者重新恢復對東歐集團更緊密的控制手段，於是東德在蘇聯的影響下又不得不回到原有的中央集權領導式經濟體制下。1971年，昂納克上台取代烏布利希，於同年統社黨第八次黨代會上宣佈其執政核心思想「經濟與社會政策合一」，以提高居民生活水準為核心目標；不單是國家生產工具增加，昂納克還投下大筆資源於發展科技上，同時因為當時東西德簽署了基礎條約，東德獲得了國際的承認與安全及外交上的保障，令兩德貿易增加、東德商品可藉由西德拓展到西歐市場，其經濟因而明顯成長。1970至1974年，東德每月平均國民所得自755馬克提昇至860馬克。社會保障的水準亦相當有限，且存在明顯的性別差距：1983年男性的平均月退休金為410馬克，女性僅314馬克，自願附加養老金的差距更大，男性平均為女性的三倍；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退休家戶比例雖在1988年降至45%，需照護的年長者與寡婦仍屬東德社會的邊緣群體。

特拉邦車是東德最具代表性的國產轎車，性能有限、長期供不應求，購車須等候約十年，成為東德短缺經濟的象徵

不過即使東德經濟在社會主義國家中表現相對居前，但人民不滿的程度仍逐漸提高。1970年代中期，國際發生了「第一次石油危機」，東德雖沒有失業情形，民生物資也維持平穩水準，但因為國際原油價格調昇，其能源進口成本提高，外銷也因外國購買力減低而停滯，東德因此本身的進口能力也下降，國內民生物資進而短缺，1977至1979年東德的生活水準即隨之下降。在蘇聯要求下，經濟互助委員會自1975年起改變價格形成機制，使上漲的世界市場價格更快傳導至東歐集團內部，東德因而失去廉價原料的緩衝；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機後，東德一度靠轉售蘇聯低價原油的煉製品賺取外匯，但1980年代初蘇聯削減供油並將價格向世界市場靠攏，東德須支付相當於1970年油價13倍的代價，被迫全面倚賴本土褐煤，1985年其褐煤產量已占世界褐煤總產量的三成，開採成本與環境負擔同步上升。進入80年代後，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缺陷已逐漸累積成嚴重的經濟問題，包括當局價格集中控制致使物資普遍短缺、價格補助耗用可用於投資的資金、消費品生產不足以及生產設備老化等等；計畫編製由下而上的資訊回報存在系統性偏誤，各企業提交的指標一律有利於自身，各經濟部門都低報自身產能、高報所需投入，使整體效率無法提升。1970年代末當局又加速組建綜合企業，中央領導工業中的綜合企業數由1975年的45個增至1981年的133個，其占工業商品產值比重由43%升至99%，但預期的成長效果大體未實現。更嚴重的是，由於兩德經濟已頻繁交流，東德人民對西德真實情況有了更深的認識，生活條件也不再與其他東歐集團、而是與西德相比較；國安部內部報告顯示，因西德馬克決定消費機會，民眾自感被分成不同等級，工人感到富裕正緩慢但確實地走到盡頭。

整體而言，東德的計畫經濟自建國起便帶有結構性缺陷：以蘇聯模式犧牲民生消費換取重工業擴張，價格與計畫的集中控制長期造成物資短缺、投資不足與生產率低落，昂納克「經濟與社會政策合一」下的消費與福利承諾，實際上靠向西德的舉債才得以維持。東德的生活水準雖在東歐集團中名列前茅，卻始終落後於作為對照標竿的西德，1988年東德家戶的實質購買力僅約為西德的47%。史家指出，1970年代西德與東德同處歐洲工業社會的「雙重危機」之中，但西德得以調整轉型，東德的計畫經濟卻在同一衝擊下反覆失速；對蘇聯廉價能源的倚賴與對西德信貸的依附相互交纏，使東德經濟在能源代價上升與債務累積的雙重壓力下難以為繼。東德經濟最終瀕臨崩潰，1989年其國家預算為赤字50至60億馬克，農業歉收也產生另外的131億馬克赤字，對非共產國家外債也達206億馬克，全國各地也爆發了大規模、動輒數萬至百萬人的示威抗議、罷工以及逃亡潮，令東德經濟生產難以維持，政府因而被迫改組、向西德求助。1990年1月13日，東德政府宣佈取消社會主義制度，將轉型為西德的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同年5月18日，兩德簽署了《金融、經濟及社會統一條約》，兩德皆採用西德馬克作為流通貨幣。不久後，東德國會通過西德基本法案，東德併入西德中，完成兩德統一。

交通

鐵路

主条目：德国国营铁路

萊比錫中央車站的德國國營鐵路E44型電力機車。德國國營鐵路是東德唯一的鐵路經營者，在整個存續期間承擔全國客貨運輸的主體

東德的鐵路網由國營企業德國國營鐵路經營，該企業於1949年在蘇聯占領區成立，部分繼承自原德意志國鐵路，在整個存續期間承擔全國客貨運輸的主體，兩德統一後於1993年與西德的德國聯邦鐵路合併，1994年共同組成德國鐵路股份公司。占領時期蘇聯曾把大量機車車輛與軌道作為賠償拆走，並將生產機車的工廠連同整套鐵路維修車間整體搬遷至蘇聯，賠償結束後鐵路系統才逐步重建。1985年全國鐵路營運里程為1萬4054公里，其中標準軌線路1萬3777公里，電氣化區間2523公里；至1984年約有3830公里為複線，路網密度為每100平方公里13.1公里，與西德相當。

1970年代至1980年代初鐵路改造的一項重點，是以柴油機車與電力機車取代蒸汽機車。至1986年電力機車已提供全國約38%的機車運力，計畫在1990年前提高至60%，1980年代並引進微電子技術與機器人以提升營運效率。1985年鐵路貨運量為3億4790萬公噸，計587億噸公里；客運量為6億2300萬人次，計約225億人公里。

鐵路在東德運輸體系中的地位在1980年代進一步提高：1980年代初蘇聯大幅調高原油價格後，東德為壓低國內石油及汽柴油的消耗而轉向本土的褐煤，在運輸上把大量貨運由公路轉回鐵路以節省汽油，德國國鐵因而必須承接原先由卡車擔負的部分貨物運送，同時被要求推進電氣化，改用褐煤發電的電力取代柴油。統一社會黨高層並未為這些驟增的任務相應增加投資，而是發動一場歷時數年的運動強化黨在國鐵各單位的影響力，路線與車輛的維護則長期處於投資不足的狀態。

公路

1960年東德擁有國道1萬2335公里、區級道路3萬3144公里與高速公路1378公里，高速公路允許的最高行駛速度為每小時100公里。1985年全國公路總長約4萬7214公里。兩德境內較為人知的道路是高速公路，多數建於1930年代與二戰期間，最初用於軍事目的，戰後成為民用與商用交通幹道；東德一側的路網因走向偏重國界方向，一度使用率偏低。隨著1960與1970年代客貨車產量增加，公路運輸的重要性上升，1970年代陸續完成德勒斯登至萊比錫、東柏林至羅斯託克以及柏林環線西段等新路段，1982年並完成東德境內連接柏林與漢堡的高速公路，以西德資金整修的柏林至黑爾姆斯特過境幹道等重點工程也同時進行。1970年代末燃料成本上升後，當局轉而鼓勵把貨運由公路移往鐵路與內河駁船；1985年公路貨運量為5億5500萬公噸，雖為鐵路的1.5倍以上，但其151億噸公里僅約為鐵路587億噸公里的四分之一，且較1970年代明顯下降。

在私人汽車工業方面，東德以特拉班特與瓦特堡兩款國產轎車為主，兩者故障率偏高，性能與舒適性均屬有限，且長期供不應求。購車者在提出申請後平均須等候約十年才能獲得配車，車價相當於一名職工近一整年的收入，特拉班特約8000東德馬克、瓦特堡約1萬5000東德馬克，同期工人與職員的平均淨月收入約為491馬克。家庭汽車保有率隨消費品供應改善而上升，每100戶擁有轎車的戶數由1970年的15戶增至1975年的26戶，至1980年約有38%的家庭擁有汽車。過去研究多以「後進發展、技術落後、汽車工業生產力偏低、購車等待期漫長，以及東德在意識形態上偏好公共運輸」等印象描述社會主義國家的汽車文化，近年研究則指出東德汽車工業與西方集團之間存在跨越體制界線的合作與交織，實際情形較上述印象更為複雜：1984年，統一社會黨即與福斯汽車簽訂授權合約引進其EA111型四行程引擎，1986年起裝配於瓦特堡轎車，此舉一面被官方宣傳為技術現代化，一面也加深了對西方技術的依賴。

航空

東德的國家航空公司「國際航空」（Interflug）的伊留申Il-62客機

東德的國家航空公司為「國際航空」，成立於1958年，由其下屬部門統一管理其他各類商業飛行活動，包括農用飛機作業、空中交通管制與機場管理，該公司於1991年隨東德的消失而解散，依信託局1991年2月7日的決議進入清算，同年4月30日執行最後一班定期航班。機隊主要使用伊留申等蘇製客機。自1980年起，東德為節省燃料停辦國內定期航班（農林與工業作業除外），國際航空公司此後僅維持定期國際航線。1984年該公司運送旅客逾150萬人次，計25億人公里；1985年民用航空貨運量為2萬9700公噸，計7160萬噸公里。東柏林舍訥費爾德機場為全國主要機場，德勒斯登、埃爾福特、黑林斯多夫與萊比錫亦承擔相當運量。

舍訥費爾德機場位於西柏林邊界旁，兩德分裂期間為東德帶來外匯收益。國際航空公司未加入設定最低票價的國際航空運輸協會，得以較低票價吸引西方旅客，為缺乏原料的東德賺取所需外匯；1980年代亦有第三世界旅客搭乘國際航空公司或蘇聯的阿埃羅弗洛特航空班機飛抵舍訥費爾德，再經西柏林轉往他地。

海運與河運

東德瀕臨波羅的海，卻在建國初期缺乏可用的海運設施。二戰結束時原有的波羅的海港口皆遭破壞，且這些港口過去並非重要港埠，東德幾乎沒有遠洋船隻與具規模的海港，造船能力也十分有限；由於漢堡、呂北克等傳統大港落入西德一側，東德必須自行興建深水港。1957年以後，當局大量投資造船與港口建設，羅斯託克、施特拉爾松德、維斯馬三港陸續重建。羅斯托克獲得最高的投資順位，於1960年代擴建為東德唯一的遠洋港，被稱為通往世界的門戶，其海港與通往柏林的鐵路連同羅斯托克新港的興建列入七年計畫。至1970年代羅斯托克在波羅的海諸港中位居第四，1976年至1980年五年計畫期間進一步改善設施，並完成東柏林至羅斯托克的高速公路與柏林至羅斯托克鐵路的電氣化。維斯馬以鉀鹽與穀物為主，施特拉爾松德以木材與散裝貨為主。1985年三座波羅的海港口的貨運吞吐量，施特拉爾松德約95萬3000公噸、維斯馬450萬公噸、羅斯托克1970萬公噸。此外通往瑞典與丹麥的薩斯尼茨（Sassnitz）為鐵路渡輪港。

東德的遠洋船運由國營的德意志海運公司（Deutsche Seereederei, Rostock, DSR）經營。1985年東德遠洋商船隊懸掛國旗的船隻計171艘，總載重噸位170萬載重噸。造船業是東德的重要工業，自1979年起造船企業整合為統一的造船聯合企業（Kombinat Schiffbau），成為集中於北部三個專區的主導產業，旗下設有五座海船船廠、兩座內河船廠、九家船機與船舶設備配套廠及一家外貿企業，僱員逾5萬5000人，為東德規模最大的聯合企業之一。在經濟互助委員會的經濟區內，船舶需求長期超過東德的生產能力，蘇聯是主要訂購者；勞氏船級社在1980年代末將東德列為世界第七大造船國、第三大貨船生產國與第一大漁船生產國。

內河航運沿用戰前既已發展完善的水道系統，至1980年代中期在整體運輸網中仍具地位。易北河自漢堡經東德通往布拉格，構成水道系統的南北軸線；自奧得河畔法蘭克福附近的波蘭邊界一線向西延伸至兩德邊界的一系列運河，構成東西軸線，兩軸交會的馬格德堡為內河航運樞紐。1980年代中期其他主要內河港包括奧得河畔法蘭克福、德勒斯登、東柏林、波茨坦與哈雷。1985年內河航道全長2319公里，該年運送貨物1770萬公噸，計24億噸公里，運量雖遠低於公路與鐵路，但對散裝貨仍有作用；同年航行於水道的內河與運河船舶約1170艘，總運力約60萬8800公噸。可通航河川另包括哈弗爾河與施普雷河。1970年代末燃料成本上升後，當局鼓勵把貨運由公路轉往鐵路與內河駁船。

兩德過境

主条目：东德过境交通

連接西德與西柏林過境走廊上的黑爾姆施泰特-馬林博恩過境關卡，是兩德之間規模最大的過境檢查站

東德與西德之間存在一條漫長而受到嚴密管制的德國國內邊界，西柏林則被東德領土包圍，兩者的往來因此高度依賴穿越東德的過境交通。西德公民與西柏林居民可經由東德領土往來西柏林，過境旅客被嚴格限制在指定的公路、鐵路與水路走廊上通行，經公路過境者被禁止與東德公民接觸，必須盡可能不中斷地通過，只獲准在高速公路休息區或加油站短暫停留，過境道路與沿線休息站均受人民警察與史塔西的嚴密監控。乘火車前往西柏林的過境列車在東德境內由德國國鐵接手駕駛，被視為過境專列，快速通過沿途所有東德車站而不停靠，任何計畫外的停車均被當作違反邊界規定。

這套過境安排在1970年代初被納入制度化的條約框架。1971年9月3日，法國、英國、蘇聯與美國四強簽訂柏林四國協定，其中確立蘇聯就西柏林與聯邦德國之間民用過境交通原則上暢通無阻的義務，同時維持四國對整個柏林的責任，並確認聯邦德國在對外事務上代表西柏林。作為四國協定的補充，兩德於1971年12月17日由雙方國務秘書巴爾與米夏埃爾·科爾簽訂《過境交通協定》，規範民用人員與貨物經公路、鐵路及水路往來聯邦德國與西柏林的過境往來，並設立一個聯合委員會處理適用與解釋上的分歧。這是兩德之間第一份雙邊條約，與四國協定同於1972年6月3日生效。1972年5月26日兩德進一步簽訂《交通條約》，首次長期規範雙方經邊界過境點的人員與貨物往來與過境交通，並放寬西德公民赴東德探親與旅遊的限制。

《過境交通協定》第16條就「濫用」過境道路設有規定，其用語相當寬泛，允許東德機關在有充分嫌疑時採取搜查、駁回、暫時禁止使用過境道路乃至逮捕旅客等措施。這類條款在實務上成為施壓工具：1974年1月26日，國家人民軍士兵與人民警察在往返西柏林的過境道路上增設路障、反覆搜查旅客與車輛並細查證件，造成交通嚴重延誤，一般認為此舉是針對聯邦政府決定在西柏林設立聯邦環境局所採的報復措施。

過境簽證費與過境交通收費原先為東德帶來外匯收益；1971年《過境交通協定》簽訂後，過境費用改由聯邦德國以年度一次性總付的方式支付給東德政府，路費與全部過境簽證費一併由總付款結清，旅客不再需自行支付簽證費，1972年的總付款約為2億3500萬西德馬克，其後逐年遞增。

社會

人口

历史人口

年份	人口	±%
1950	18,388,000	—
1960	17,188,000	−6.5%
1970	17,068,000	−0.7%
1980	16,740,000	−1.9%
1990	16,028,000	−4.3%
資料來源：

東德是工業社會中的特例，其人口在整個存續期間持續負成長：1948年至1989年間居民數由1910萬人降至1640萬人，主因是人口外移，部分則來自1970年代初的生育率下降。與穩定成長的西德相反，東德的人口峰值出現在1949年立國前的1910萬人，1950年立國時尚有1840萬人，其中約400萬為外來移民，同一時間西德人口為5000萬；此後除1960年代因興建柏林圍牆而稍有回升外，人口數不斷下降，至1990年10月兩德統一時，西德人口增至6350萬，東德僅1600餘萬。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德國約350萬至450萬平民與軍人死亡，絕大多數為25至45歲之間的男性；1950年德國男女比例為四比五，在21至35歲區間內女性人數更為男性的兩倍以上，連帶影響婚姻率、出生率與死亡率，並使45歲以上人口比例增加。

人口外移在存續期間分為兩個階段。第一波外移潮發生於1949年至1961年間，約有270萬人離開東德前往西德，1957年底修改護照法後，官方所稱的「叛國逃亡」（Republikflucht）成為刑事犯罪。柏林圍牆興建後外流大幅減少，但1962年至1988年間仍有62萬5000人離境，其中多數是經批准的合法出境申請。外移者約半數未滿25歲，估計東德在1950年代流失約三分之一的大學畢業人才；儘管人口萎縮，每名醫師平均看護的病人數到1961年仍升至1400人。

面對長期人口流失，東德自1972年起明確以提高生育率為家庭政策目標。最主要的措施是結婚無息貸款5000馬克，生育第一胎可免還1000馬克、第二胎再免1500馬克、第三胎再免2500馬克；1976年並為第二胎以上引入有薪的「育嬰年」（Babyjahr），1986年擴及第一胎，婦女在生產後可休假一年在家照料嬰兒，並享有普及的公共托育。總生育率自1960年代中期的2.5降至1972年的1.5，1970年代中期後在鼓勵生育政策下回升至接近每名婦女2個孩子，1980年代中期又轉為下降，至統一時與西德同回到約1.5。

語言

東德同分裂前的德國一樣，其官方語言為德語。受到國家制度不同的影響，東西德的德語逐漸出現差異，早在1962年，西德語言學家雨果·莫澤爾即以《德國政治分裂的語言後果》為題，探討兩德分立對德語發展造成的分化。兩德語言的最大差異並非在於語言結構，而在於詞彙與詞義。兩德分立後不久即出現詞彙使用上的分歧，部分詞語因社會政治結構不同而局限於一方，例如超級市場在東德稱Kaufhalle、在西德稱Supermarkt；勞動者在東德稱Werktätiger、在西德稱Arbeitnehmer；宇航员在東德稱Kosmonaut、在西德稱Astronaut。東德的意識形態詞彙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立場界定，並滲入日常語言，包括volkseigen（全民所有）、Held der Arbeit（勞動英雄）等官方造詞；此外民眾也發展出帶有諷刺意味的日常用語。

德語以外，東德境內尚有索布人這一少數民族及其使用的索布語。索布人聚居於布蘭登堡與薩克森交界的盧薩蒂亞地區，語言分為上索布語與下索布語兩種。東德承認索布人為少數民族並給予支持，其文化組織Domowina同時發揮傳達統一社會黨政策的作用；索布人享有受國家扶植的少數民族地位。索布人的少數民族地位及其語言與文化保護，如今由布蘭登堡與薩克森的邦憲法予以保障。

外語教育方面，俄語在東德教育中居於重要地位，設有俄語加強班與強化俄語教學的學校，這類學校實際上常帶有培養菁英的性質，大學階段俄語亦列為必修科目。

教育

主条目：東德教育

威廉大街的東德人民教育部大樓。東德教育完全由國家管理，教材須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取向，並肩負培養「社會主義新人」的任務

東德教育體制的重建始於蘇聯佔領時期，1945年10月德國共產黨與德國社會民主黨聯合發出對學校「民主改革」的號召，確立日後的主要方針，包括統一學制、政教分離、禁辦私校、確立馬列主義在高等教育的地位，並整頓曾向納粹宣誓效忠的教師。因戰後教師人力所剩不多，當局只得對政治立場合格但缺乏師範背景者施以數週至數月訓練即投入教學，這些人被稱為「新教師」，至1950年累計逾6萬名；惟工農階層的響應有限，實際入行者多為職員與中學畢業生。

東德教育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一樣完全由國家管理，多數政策由統一社會黨政治局決定，人民教育部負責監督學校並確保教材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取向。教材歌頌工農階級的歷史成就，工農子女較有機會受高等教育；體制以技術取向為特點，著重理工以培養技術工人。到1980年代中期，教育體制由學前教育、六至十六歲兒童必修的十年制綜合技術教育、其後的職業訓練或普通升學管道，以及技術學院與大學的高等教育構成。

學前階段含收托三歲以下的托兒所與招收三至六歲兒童的幼兒園，入園非強制但多數兒童均會就讀，其高普及率與婦女普遍就業互為表裡；兒童滿六歲後進入十年制綜合技術中學，接受男女合校的義務教育，課程分三階段、政治思想比重逐步升高，並安排每週一天到工廠或農業合作社勞動的「生產教學日」，把理論與生產勞動結合。修畢十年義務教育後，學生大致有三條出路：一為兩年制職業訓練，畢業生多在地方或國營企業擔任學徒；二為可考取高中畢業考的三年制職業訓練；三為兩年制的擴大高級中學，每屆僅約一成學生獲准進入，錄取以政治上的順從為前提。

在通過高中畢業考並完成一年實務訓練後，學生可申請大學或技術學院，錄取依學業成績與政治態度而定。當局以「打破資產階級教育特權」為訴求，早期給予工農出身者優先錄取並設立工農學院，工農出身學生比例在1950年代約占半數，此後（1960年代起）持續下滑，到1980年代末已不足兩成。各級學校免收學費；高等教育採受控錄取，每年約三萬名新生入學，低於西德。

學校之外，青少年的政治社會化由統一社會黨嚴格控制的青年組織承擔。學齡兒童自六歲起加入恩斯特·台爾曼少年先鋒隊，年滿十四歲後轉入1946年成立、後受統一社會黨控制的自由德國青年團，入會名義上出於自願，但因該組織掌握休閒設施與大學入學、獎學金事務，有意發展者實際上難以不加入。此外，年滿十四歲的青少年還普遍參加取代教會堅信禮、宣示效忠社會主義國家的青年奉獻禮。1978年，人民教育部長瑪戈特·何內克在家長與教會的反對下，把國防課列為九、十年級必修科目。

宗教

主条目：東德的基督教

1980年，出席柏林「馬丁·路德委員會」的東德高層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新教福音聯盟」領導人，由左至右：昂納克、沃爾納·萊希大主教、沃爾納·克魯什主教與格雷德·古特恩

根據《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憲法》，每位國民擁有信仰宗教之自由，但因統社黨當局信奉馬列主義與無神論意識形態，一般不鼓勵人民參加宗教活動，並處處刁難信仰者。東德人民的主要信仰為「基督教新教」，其次為「羅馬天主教」。據1950年的調查，東德約有80.5％的人民信仰新教、11％信仰天主教。

在蘇聯軍事佔領德東初期，德國共產黨即對基督教勢力懷有戒心，雖對教會採取限制的態度，但不採用殘酷的鎮壓手段，統社黨當局認為教會在納粹當政期間曾有相當程度的反抗與不合作，因此給予某種程度的容忍。當時東西德的基督新教會仍為一體，前者還不斷金錢援助後者，為東德政府難以容忍，當局遂對教會施以多方壓制，包括透過媒體抨擊教會領袖、關閉教會機構、限縮教會的青年工作，並限制拒不配合者的升學管道。1953年史達林去世後，蘇聯認為對教會的鎮壓會令社會持續動盪，故施行較為緩和的政策。

國家與教會爭奪青少年的核心戰場是青年奉獻禮，東德基督教會對統社黨舉辦、要求14歲以下青年都必須向國家與社會主義宣誓的「青年奉獻禮」持反對意見。在施加壓力與散布傳言的攻勢下，參加比例由1958年的約44%躍升至1959年的約80%。相對地，堅信禮在1950年代後半急遽萎縮，薩克森邦教會1955年有59,965名青少年受堅信禮，1960年只剩12,839人。新教教會成員占東德總人口的比重也從1956年的約80%降至1964年的約60%，研究認為此一下降主要出於政治原因，而非一般的世俗化過程。教會並反對15至16歲青少年須於校內修習軍事教育課程。

隨著1961年「柏林圍牆」的建造與1968年新憲法的實施，兩德關係日漸疏離，教會來往也不易，1969年6月10日東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新教福音聯盟」與西德「新教之德意志福音教會」各自成立其教會後正式分裂。分裂後的基督教新教教會選擇與現實妥協，承認東德政府的合法性與其「兩國家、兩民族」理論，統社黨也相應承認新教教會在國家中的積極角色。1971年昂納克取代烏布利希上台後，雙方關係更趨良好，東德新教福音教會聯盟進一步通過「社會主義中的教會」（Kirche im Sozialismus）綱領，指接受東德的社會政治現實、而非其無神論意識形態；由於和解，政府給予教會相當的自主權，可自主決定活動內容、內部法律關係與組織，設有不受國家監督的神職培訓機構，並獲准在廣播與電視上定期對公眾發聲，只是原則上不得批評時政。

1978年學校引入必修國防課後雙方關係再度惡化，教會推出「和平教育」行動綱領，並於1981年推出「化劍為犁」布章，儘管遭到禁止與國家追究，仍有約10萬名年輕人佩戴。上述特權使新教教會成為國內自由意見的匯集點，加上其倡導和平、人權、自由、環保等基本價值，成為外界所稱「東德獨立和平運動」等團體與活動的匯聚中心；因其兼具東德反政府異議份子與民運人士庇護所的性質，教徒與非教徒都對其寄予改革力量之期待。

1989年4月底，146位來自天主教與新教教會以及其他宗教團體的代表於德勒斯登發表一道名為「追求更多正義」的宣言，呼籲政府給予人民集會結社自由、改革選舉制度、明確統社黨權責並與國家職權分開釐清。在東德瓦解前最後幾年，教會經常動員教徒投入反對團體的政治運動；萊比錫尼古拉教堂自1982年起定期舉行和平祈禱，1989年9月4日祈禱後數百人留在教堂前廣場，形成第一次「週一示威」，其後參加人數迅速攀升至數萬人。

公共衛生

羅斯托克保爾街（Paulstraße）的綜合診所（Poliklinik）。綜合診所是東德基層醫療的主要組織形式，集合多科門診於一處

東德建立由國家統一領導、對民眾免費的醫療體系，並在與西德的制度競賽中被當局宣傳為裝備完善的體制。門診醫療主要透過綜合診所及其下轄的門診站與國家診所提供，讓多名全科與專科醫師以及非醫療專業人員在同一處協同工作，成為門診醫療的核心；私人開業則趨於消失，獨立開業的醫師由1950年的5050人減至1989年的340人，僅占門診執業醫師的1.6%。基層醫療網以廠礦醫療為一項支柱，1971年起廠礦家庭醫師除職業醫學事務外，也負責職工及其家屬的醫療照護與健康促進；母嬰與婦幼保健則由固定的分區機構承擔，孕產前照護、母親諮詢、青少年保健、糖尿病與腫瘤照護、肺病與結核防治等項目劃歸各分區的常設傳染病與慢性病照護單位。與生育政策相配套，托育照護亦相當普及，至1989年東德已建成歐洲最綿密的托育網，計有7707所托兒所提供348058個名額，涵蓋約八成的三歲以下幼兒。

東德的醫療制度以預防為重心，在疾病防治上一度領先西德。其在1950年代初期便比西德更早推行針對白喉、破傷風、百日咳、結核與小兒麻痺的系統性接種，到1960年代初幾乎所有疫苗接種都改為強制。防疫成效隨即被當作制度優越性的宣傳材料：1961年上半年西德爆發小兒麻痺疫情，通報逾650例並有42名年輕人死亡，而東德同期僅一名未接種的兒童發病。不過到1980年代，連橡膠製品的品質下降都足以造成疫苗污染，使部分民眾在接種不足甚至未接種的情況下離開接種站。

健康指標方面，東西德的差距隨時間逐漸拉大。至1970年代初（女性）與1970年代中期（男性）為止，東德的預期壽命增長快於西德，其後西德不僅追平且超越東德，到1989至1990年統一之際，西德女性與男性的平均壽命都較東德人高出兩年以上；嬰兒死亡率在1960年至1989年間於兩德均大幅下降，1989年西德為每千名活產7名、東德為8名，孕產婦死亡率則西德壓低幅度較大，由1960年的每十萬活產106名降至1989年的5名，東德同期由98名降至12名。差距的根源在於醫療體系缺乏自主創新與購買西方設備所需的外匯，逐步演變為分層配給制：統一之際的評估顯示約17%的醫院有不同程度的失修，醫療技術落後西方標準15年至20年，估計需15億馬克才能更新設備；可取得的藥品僅約2000種，而西德市場上有4萬種，專家並估計洗腎需求僅38%獲得滿足，腎臟移植與心臟手術的需求也只滿足約五成。此一落差反映在死亡率上：西德80歲以上人口的死亡率自1970年代中期開始下降，東德則要晚十年才開始下降，且速度更慢。

醫師人力的流失是另一項長期困擾。1961年築牆雖止住了專業人力的大量外流，醫師出走卻以新的形式延續：僅1978年就有58名醫師「非法」離境，其中41人借助西方的協逃組織，占外逃醫師的七成。由於外逃者又多為剛完成專科訓練者，統一社會黨估算每流失一名醫師的「物質」損失達100萬馬克。

文化

主条目：東德文化

早在正式建國之前，統社黨即認知到透過提倡其「民主」、組織反法西斯運動來鞏固其政權的重要性，在正式建國後再賦予後者新的形式與內容，一方面要極力反對冠以「形式主義」的西方藝術與文學，一方面又要促成能充分表現東德全新的社會現實的藝術與文學，即為旨在繼承古典「文化傳統」的基礎上滿足寫實主義要求的社會主義文藝形式（即「社會主義寫實主義」），因為如此，詹姆斯·喬伊斯、馬塞爾·普魯斯特、威廉·福克納等現代派文學先河的作家作品在東德全成了禁書，而萊辛、歌德和席勒為代表的古典藝術具有強烈的現代主義特徵，統社黨認為「能夠將深沉的情感與完美的藝術形式結合為一體，所有偉大的藝術家都是和平之友，是寫實主義者和人道主義者。」就其核心政策來看，統社黨的文化政策即是以繼承與吸收文化遺產並使其服務於自己。

文學

貝托爾特·布萊希特，東德最具代表性的劇作家，1949年遷居東德並創立柏林劇團，其作品長年在官方教條與美學自主之間協商

東德文學是在統一社會黨的文化政策與審查制度下發展起來的：官方美學以自蘇聯移植的社會主義寫實主義為基準，要求文學服務於社會主義建設，但在官方教條與作家自主之間始終存在張力，異議與流亡也成為貫穿其發展的一條主線。其起點可追溯至1945年納粹政權崩潰後，一批德國共產黨員與左派作家自莫斯科返回柏林，如約翰內斯·羅伯特·貝歇爾、威利·布雷德爾、埃里希·魏納特與弗里德里希·沃爾夫等人。他們在蘇軍佔領當局支持下成立「德國民主革新文化聯盟」，一面重新發行納粹時期被焚毀的戈特霍爾德·埃夫萊姆·萊辛、弗里德里希·席勒、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海因里希·海涅等經典，以及流亡作家的各式作品與蘇聯文學，以爭取知識份子進行文化建設；一面清除納粹主義、軍國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書目，被列入查禁清單者數以萬計。

隨著兩德分裂成為事實，東西德文學走上不同道路。1949年，統社黨宣布繼續「清除法西斯殘餘」，並對新納粹主義與被視為反映資本主義崩潰的頹廢藝術、形式主義、自然主義展開「無情的鬥爭」；為培養社會主義作家，當局仿蘇聯高爾基學院設立萊比錫學院並推動工人寫作運動，1959年多位作家在比特菲爾德召開會議，烏布利希號召具階級意識的工人寫作、與作家共建社會主義民族文化，此即成果有限的「比特菲爾德之路」。作為官方美學基準的社會主義寫實主義，其具體要求始終模糊、對創作助益有限；1952年5月，作家群體脫離文化聯盟，另組獨立的作家協會，由安娜·西格斯出任主席並將寫實主義列為創作基礎。

戲劇是東德文學最具代表性的領域。貝托爾特·布萊希特於1949年偕妻子海倫娜·魏格爾創立柏林劇團並遷居東德，1954年進駐船塢街劇院；統社黨將布萊希特的返回與劇團的成立當作宣傳資本，文化官員卻認為其被指為形式主義的手法與社會主義寫實主義的正統形象不符。布萊希特1956年去世後，柏林劇團仍是東德戲劇的核心舞台，此後的戲劇在官方教條與作家自主之間持續協商，海納·穆勒的劇作即為代表。自1960年代中期起，部分文學脫離對官方話語的複述，發展為與體制拉開距離的「對抗文本」：克里斯塔·沃爾夫的散文與穆勒的劇作為此取向的代表，沃爾夫不以「國家詩人」自居，其取材自卡珊德拉、美狄亞等神話女性的作品在1980年代對兩德婦女運動具有回響。

1961年柏林圍牆築起、象徵與西方決裂後，當局對作家的管控與監視同步收緊。出版須經主管機關「出版與圖書貿易總局」以稱作「印刷許可程序」的方式審查，1951至1989年間幾乎每一種書籍都留有申請表與通常兩份專家鑑定；國家安全部另組成監控與整肅文學的體系，在作家群體中安插的線民比例約為一比一，遠高於一般人口的約一比一百二十，查禁書籍遭到清除，散布違禁文本者可被追究刑責。管控之下，異議與流亡成為東德文學史的一條主線：1976年11月，統社黨政治局趁詞曲作者比爾曼赴科隆演出之機剝奪其國籍，引發克里斯塔·沃爾夫、斯特凡·海姆、穆勒等作家聯署抗議並觸發文化界外流；此外亦存在未經審查的非正式文學圈，如沃爾夫岡·希爾比希等作家在體制之外創作流通。審查制度於1989年12月終止、出版許可要求於1990年廢除後，新設出版社大量湧現。

音樂

主条目：東德音樂

1978年的東德合唱團。東德政府將德意志古典音樂傳統視為社會主義文化的正統遺產，扶植交響樂團與合唱等音樂活動

東德政府將德意志古典音樂傳統視為社會主義文化的正統遺產加以扶植，對古典音樂持支持態度，大致保留了五十餘個交響樂團。萊比錫的萊比錫布商大廈管弦樂團與德勒斯登的德勒斯登國家管弦樂團等歷史悠久的樂團由國家資助，並在指揮庫爾特·馬蘇爾等人帶領下活躍於國際巡演。東德政府尤其重視在東德領土上出生的巴赫，在巴赫出生地艾森纳赫花費許多資金建成博物館，萊比錫巴赫檔案館收藏了他的許多信件和其作品的演奏錄音。每隔兩年許多東德兒童會到東柏林參加巴赫音樂演奏比賽，每隔四年將舉行國際性的巴赫鋼琴及弦樂演奏比賽。國歌旋律的作曲者漢斯·艾斯勒則被官方奉為社會主義音樂的代表人物，並在1950年代圍繞青年音樂的爭論中被當局引用以攻擊爵士與搖滾樂。

由於西德電視和廣播可以覆蓋東德的大多數區域，西方對東德音樂影響很大。在1950年代末，隨著駐西德美軍與廉價電晶體收音機的普及，搖滾樂在德國青年間流行開來，收音機成為青年即時收聽西方音樂並反駁政權宣傳的工具。與其他東歐國家一樣，搖滾樂被視為西方頹廢的象徵，統一社會黨當局將其貶為「美國無調噪音」，並在1958年比爾·哈利於西柏林的演唱會引發騷亂後，於《新德意志報》上稱在誕生了巴赫與貝多芬的國度，青年正被這類「音樂」變成暴徒。當局刻意避用西德慣稱的「Halbstarke」一詞，改以英語衍生詞「Rowdytum」指稱這類青年，以將其描述為外來的陌生現象。官方僅允許搖滾樂以舞蹈音樂、輕音樂的形式傳播且僅得以德語演唱，並須逐一審查歌詞是否含有反政府傾向。

當局對節拍樂與搖滾青年的整肅在1965年12月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第11次全體會議達到高峰。該次會議因大規模禁止文藝作品而被稱為「大砍伐全會」，宣告藝術與文化領域短暫的自由化階段結束。會前多數演奏西方音樂的東德樂團已被吊銷演出許可；1965年10月萊比錫一場節拍樂團的示威遭人民警察驅散，逾250名青年被判處數週強制勞動，部分人遭起訴。全會後有十二部德發電影遭禁，多部書籍與戲劇作品被撤下，作曲家與音樂人受到演出與工作禁令。詞曲作家比爾曼即在當局的壓制下反而聲名日隆。

在1973年於東柏林舉辦的第十屆世界青年與學生聯歡節前後，官方對搖滾樂的政策由壓制轉向扶植與收編。統一社會黨承認搖滾樂對青年政策的重要性，透過國營唱片公司VEB德意志唱片旗下的流行樂廠牌AMIGA與國家廣播機構掌控錄製與發行；歌曲須經每週一次的審讀制度決定其可否播出，不少作品因被評為「無價值或有問題」而遭刷下。1958年頒布的節目編排規定並要求公開演出的作品至少百分之六十須出自東德、蘇聯或東歐集團作曲家或為無著作權者。在此體制下，普胡迪斯樂團、卡拉特樂團、City與明星樂團等以德語演唱的搖滾樂團獲得官方支持而走紅，多數藝人使用AMIGA廠牌。扶植之餘管控仍未鬆手，1975年克勞斯·倫夫特樂團遭解散，成為首個被封殺的職業樂團。

進入1980年代後期，當局在前一年演唱會爆發騷亂後改變策略，試圖以引進西方演出安撫青年並防止動盪。1988年6月，平克·佛洛伊德與麥可·傑克森等歐美巨星先後在西柏林國會大廈前登台，樂聲清晰傳入東柏林；同年7月19日，美國搖滾歌手布魯斯·斯普林斯汀於柏林魏森湖自行車賽車場的演出吸引逾16萬名觀眾，成為東德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露天演唱會。

電影

波茨坦巴伯尔斯贝格的德意志電影股份公司劇情片廠。德意志電影股份公司是東德電影生產的中心，主導劇情片、紀錄片與動畫等各類影片的製作

東德的電影生產由國營的德意志電影股份公司主導，是各類劇情片、紀錄片與文化片的主要生產機構，直到東德結束累計拍出約700部劇情長片、450部虛構短片、950部動畫片、2000部紀錄片以及2500部新聞週刊等定期影片。這座片廠的起點是1946年5月17日，蘇佔區軍事管理局宣傳部主任謝爾蓋·圖爾帕諾夫向德意志電影股份公司頒發製片許可證；蘇聯佔領當局視電影為戰後意識形態鬥爭與去納粹化再教育的工具，急於在東部重啟製片，以免慕尼黑與漢堡的片廠先一步吸走重要的電影工作者。

戰後初期的左翼電影缺乏文學界那樣的流亡反法西斯創作積累，只能回頭取法威瑪時期的表現主義與無產階級電影。1946年至1949年間的影片多以心理受創的返鄉士兵折射對戰爭的否定，代表作包括導演沃爾夫岡·斯陶特的《兇手就在我們中間》與《旋轉》等「廢墟電影」，導演庫爾特·梅茨希1947年的《陰影下的婚姻》則是最早觸及納粹時期猶太人受難的影片之一，公映時在分裂的柏林四個佔領區均獲成功、觀影人次逾1200萬。1949年建國後，政權將自身反法西斯的起源加以神話化，作為與法西斯劃清界線並鞏固黨領導地位的手段，電影所受的管控也隨之收緊；反法西斯電影多依循將法西斯界定為壟斷金融資本恐怖獨裁的「季米特洛夫路線」，梅茨希1950年的《諸神會議》即以此分析德國法西斯的經濟根源，因描繪法本公司與美國企業的勾結而在西德遭禁；其1954至1955年的兩部曲《恩斯特·台爾曼》則以巨額預算把這位遇害的共產黨領袖塑造為東德的建國神話，並對恩斯特·台爾曼與統社黨領袖的關係作了大量與史實不符的改動。

類型片是德意志電影股份公司產量的重要一環。1950年的《冷酷的心》是公司第一部彩色片與首部童話片，1953年斯陶特執導的《小穆克的故事》則吸引逾1100萬人次觀看，為德國歷來最賣座的童話片；另一廣受歡迎的類型是「印第安片」，自1966年的《大熊的兒子》起，由演員戈伊科·米蒂奇主演一系列以印第安人為正面英雄、抨擊白人殖民的影片，成為社會主義版的西部片。1965年12月統社黨中央委員會第11次全會為東德電影帶來重大轉折：這次被稱作「清剿全會」的會議後，共有12部劇情片遭禁、多名電影工作者受到抨擊，遭禁影片包括梅茨希1965年的《我叫兔子》；導演拉爾夫·基爾斯滕的《失落的天使》則是唯一一部並非以當代東德為背景卻在全會後遭禁的影片。

管控之下仍有重要作品問世。康拉德·沃爾夫是德意志電影股份公司最重要的導演之一，1965年出任東德藝術學院院長至1982年逝世，其1967年的《當我十九歲》以現代主義手法多角度呈現戰爭尾聲，比此前任何一部影片都更批判地探討德蘇關係中的緊張，並罕見地觸及蘇軍強暴德國婦女的禁忌。由於將法西斯詮釋為經濟現象，東德電影長期難以從種族角度處理猶太人受迫害的主題，但仍拍出多部觸及此題材的影片，如導演弗蘭克·拜爾改編自作家尤雷克·貝克爾小說的《雅各布說謊》即於1977年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提名。1990年兩德統一後，公司失去國家支持，其片庫於1998年移交新成立的德意志電影股份公司基金會保存；統一後的德國電影亦持續以東德為題材，1990年代初期西德導演多沿用好萊塢式的《快跑吧衛星》等「衛星喜劇」，1999年導演萊安德·豪斯曼的《太陽大街》與2002年導演沃爾夫岡·貝克爾的《再見列寧》更使「東德懷舊」一詞廣為人知。

媒體

参见：東德審查制度

統社黨官方黨報《新德国》，上寫道取消食物配給券制度、改善國民生活。本報在東德瓦解後仍持續存在至今。

西德「第一電視網」在东德的覆盖范围示意圖，黑色地区為收不到西德電視訊號而被稱作「无知之谷」的地區，红点为西德的訊號发射站。

東德的1949年制憲法第九條第二款為保障新聞自由規定的「新聞不受檢查」（Eine Presszensur findet nicht statt）條文，但實際上官方對媒體與新聞自由有非常嚴格的審查制度。統社黨中央委員會的「煽動部」（die Abteilung Agitation）負責統籌東德媒體的日常運作、監控報紙與其他媒體執行中央交待之任務，並從上到下貫徹到許多層面，例如在學校中進行的「軍事教育」中贊成蘇聯在阿富汗的行動，或是抨擊美國在西歐佈署飛彈等等。全國的新聞來源幾乎皆由官方通訊社「國家通訊社」（ADN）所壟斷，它為報紙、廣播與電視統一供稿，並在統一社會黨中央黨部的指導與監督下運作。作家與書籍出版另受文化部「出版與圖書貿易總管理局」的「印刷許可」（Druckgenehmigung）制度管制，作品在出版前即受審查，並可被要求修改後才發給許可。此外國安部在關於安全政策相關的新聞上擁有先審權，常利用電話監聽來控制記者「路線之忠誠」（die Linietreue der Journalisten）。因為上述嚴謹的審查制度，東德全國的新聞都是一致而樣板化，媒體史家霍茲外希稱之為「沒有審查官的審查」（Zensur ohne Zensor），統社黨並在萊比錫大學挑選與培訓對政權忠誠的記者。之所以維持多家的報刊也只是為了維持新聞自由的表象，全國39家日報中以統社黨的黨報為主，其中統社黨各專區黨報1986年的總發行量即達545萬份，約四分之三的家庭有訂閱。《新德意志報》為統社黨的中央機關報，報刊出版經費因有80％來自政府提供的補助（業者只需支付少量的紙張費用）、不依賴廣告與發行，故內容完全非爭取讀者喜好、十分乏味，連東德民眾都不喜歡看。至於西方的報紙與雜誌則被視為「階級敵人的宣傳工具」而全面禁止，在1961年前還能有西德報紙流入，但隨著柏林圍牆建立，東德人也只剩下自己國內的報紙可看。

1952年起，東德政府設置了「民主德国广播电台」作為官方廣播電台，同年也設置了「民主德国电视台」作為官方電視台。然而是廣播還是電視皆與印刷媒體相同，具有相當嚴格的審查制度，多半播出的內容為教條式的意識形態、運動或是缺乏客觀性的教育節目，東德人也不喜歡收看。不過由於東德境內很容易接收到西德電視節目與廣播的無線電波，東德人便可獲悉外面世界的資訊，包括西德對東德國人的民族統一呼籲、西德經濟與生活的繁榮，甚至是有別於官方說法的本國動態。收看西方節目的家庭其屋頂的电视天线角度會有些不同，烏布利希稱其為「屋頂上的階級仇敵」，還下令全國將其拔除，但長年來一直沒有效果。昂納克上台後，同樣也指派「自由德国青年团」團員去各家屋頂專減去電視天線，但常常是剪完了又被裝回去。拔除天線的作法成效不章，於是昂納克轉而於1971年6月的第八屆黨大會承諾要一改烏布利希時代的「共產主義呆滯樣板」產物、改良節目來與西方媒體抗衡。

儘管部份節目變得比較活潑，但新聞和公共事務方面還是都沒有什麼改善，消息新聞不完整或非真實、其餘節目也沒有什麼娛樂價值，西德節目也被當局明令禁止收看，故導致許多東德民眾因為工作之外無可以宣洩壓力的管道，轉而採取實際行動移往他國。因為上述原因，收不到西德電視台無線電波而被稱作為「無知之谷」的薩克森地區嚴重缺工，也成了多年來移出東德者最多的地區。昂納克後改於1973年的一次中央委員會中宣佈，除了少數團體（如邊防軍、政府機構）外，東德國民具有依自己意願收看電視與收聽廣播的自由，原因是此時的東德國民幾乎人人都在收看西德的節目，禁令將視同全國民眾皆為罪犯，不具意義。再者，東德當局認為，西德的節目必定會播出資本家剝削勞動者、隨著現代資本社會發展而出現的貧窮、失業和災難的內容，使國人更加擁護享有食、醫、住免費的社會主義制度，但結果反而是申請移居西德者有增無減，且多為年輕族群。

東德的經濟發展為東歐集團排名第一，居家電視與收音機普及率很高，根據1985年「兩德事務部」的報告，約有93％的家庭有電視機，收看電視節目成了東德人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份，也一直被後者視作「通往世界之窗」（das Fenster zur Welt），形成東德人白天在東德工作，晚上在過著西德式生活的情形，還被稱為東德人每天例行的「夜間大移民」。根據1985年「兩德事務部」的調查，東德有電視機的家庭有85％會每天收看西德節目，而固定收看東德重要新聞節目「时事聚焦」者僅有7％。另一項1990年調查的問卷顯示，東德人有52％天天收看西德的「第一電視網」，47％收看「第二電視網」，而選擇收看東德電視者，約有35％收看「東德第一台」，約有24％收看「東德第二臺」。東德人每人平均每天花162分鐘收看電視，其中25％用於收看西德「德國公共廣播聯盟」節目、22％收看西德「第二電視網」、22％收看西德「第一電視網」，剩下的33％才為東德的電視台。收聽無線電收音機方面，東德人每天每人平均花178分鐘，收聽東德節目者僅為佔37％的72分鐘、收聽西德「德國公共廣播聯盟」、「德國之聲」和「美國佔領區廣播電臺」者為51％、剩下的是收聽西德私人電台的10％。上述這些現象令西德傳達民族歸屬感給東德人民，對其追求民族統一起到了非常關鍵的媒介作用，西德政府也明令要求國營電視台和無線電廣播的節目都需履行有助於「和平自由促成德國統一」（Die Wiedervereinigung Deutschlands in Frieden und Freiheit）的任務。

運動

主条目：東德體育和東德體育禁藥問題

卡特琳娜·维特，東德的花式滑冰運動員，曾兩度奪得奧運金牌

東德曾為世界上高水平競技體育最發達的國家之一，在憲法便定義其性質：第18條第3款詮釋體育的貢獻是對人「身體和心智的全面發展」；第25條第3款承認其在「發展社會主義獨特個性」方面的作用，是國家建設和國家意識發展中的重要角色，對內可鞏固統社黨的合法性，對外則可爭取國際認同，運動員還被比作「穿著體育服的外交官」。東德的體育政策兼有群眾體育與競技體育兩條路線，前者以烏布利希「人人每週在各地都應運動一次」（Jedermann an jedem Ort, jede Woche einmal Sport）的口號，透過運動節慶與大眾參與把民眾培養為社會主義公民；自1960年代起，國家為在國際上爭取聲望而把資源大幅移向競技體育，群眾體育所受的重視則相應下降。

東德體育發展始於1948年建立「德國體育委員會」起，在50年代追求的是國際體壇上的參與機會，儘管在1952年蘇聯參加赫爾辛基夏季奧運會時也獲准參加、成立了東德奧委會，但卻被迫只能以「聯邦德國」名義參與。經過多方努力下，東德終於在1956年墨爾本奧運會時與西德組成聯合隊參賽，而到了60年代末期，由於體育的活躍表現廣受認可，東德轉而追求在競技體育的國際體壇名次和獎牌數量，謀取國際體壇的統治地位，這一方面能「社會體系之間鬥爭」的手段，又能迎合當時國際社會和平競爭的需求。在這段時間裡，東德的競技體育在統社黨的監督管理下，結構也發生重大轉折，對競技體育的支持體系劃分了由低至高的青少年訓練中心和訓練基地、體育學校和體育俱樂部、國家隊訓練基地三個級別，其基礎結構後於1972年完成，吸收了大約8萬名運動員，並重點培訓奧運會比賽項目。人才的選拔則自校園開始，東德仿照蘇聯設立兒童與青少年運動學校（KJS），透過課外競技與各級青少年運動會發掘有潛力的兒童，選拔後送入運動學校集中培養。培訓與研究的中樞則設於萊比錫，1950年設立的德意志體育學院是東德研究運動訓練方法的最高學府，使萊比錫成為東德的「體育之都」。在集中財政、物資、技術和人力資源的強力支持下，東德的競技體育在1970年提昇到了世界水平，並在國際體壇、特別是奧運比賽上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儘管東德人口僅約1600萬，但自1968年墨西哥城夏季奧運會到最後一次參加的1988年漢城夏季奧運會的20年間，東德共取得了519面獎牌，僅次於蘇聯（774面）和美國（624面）之後的世界第三位（若按照人口統計，此一數據相當於是蘇聯的10倍、美國的13倍），也曾在1980年普萊西德湖冬奧會拿下第一位的23面獎牌，這些成就使眾多發展中國家和前華約國家紛紛前往東德學習體育科學和訓練方法。競技運動中足球最受民眾歡迎，國家安全部部長埃里希·米爾克所屬的柏林足球俱樂部戴拿模自1979年起連奪十屆全國聯賽冠軍，惟其戰績多被指與裁判在史塔西施壓下的偏袒有關，形象亦因此受損。

支撐這套獎牌成績的舉國體制同時付出了兩方面的代價。其一是資源長期向競技體育傾斜，使群眾運動的發展嚴重停滯，大量、過多的體育設施不對一般民眾開放，其建設項目和計畫還出現過多次資金的浪費，1600萬人口的東德在1980年國內就有體育場329個、運動場1172個、小型運動場9582個、體育館4154個、遊泳館186個以及滑雪跳台331個，單單1975年至1980年就新建了2700個體育設施，這些設施的維護與修建皆所費不貲，成了日益惡化的東德經濟沈重的負擔。其二是系統性的施用禁藥，其正式依據為1974年通過的「國家計畫14.25」，由國家指使、對近1萬5000名重點運動員全面實施計畫性的強制用藥，國家安全部在其中扮演核心角色。這些運動員多為青少年，都在醫生監護下定期注射合成代謝類固醇並口服激素，且成功躲過賽事的藥檢；依禁藥管制中心的名單紀錄，幾乎所有奧運獎牌得主都在服用之列。

1990年10月3日兩德統一後，失去政府支持的東德體育很快崩潰，而在對其體育系統的調查中首先發現了「德國體操與體育聯盟」貪污和挪用公款的醜聞，聯盟副主席弗朗茨·里茲為此投湖自盡。兩德統一後祕密警察檔案開放，這套系統性欺瞞的規模才得以確證：至少有一萬名運動員在政府指使下長期服用禁藥，依東德內部的評估另有約五分之一的運動員出現不可逆的身體損害。許多前東德運動員在長期用藥後身體受到嚴重傷害，如原女鉛球運動員海迪·克里格因藥物導致男性特徵過多而不得不實施變性手術，改名為「安德烈」。

影響與史學評價

更多信息：东德情结

東德雖於1990年併入西德而不復存在，其影響卻延續至今。在經濟上，貨幣聯盟與市場開放對東德工業造成立即而沉重的衝擊：統一讓原本已因龐大外債與計劃經濟低效而瀕臨崩潰的東德經濟，同時承受貨幣升值、市場開放與西德競爭三重壓力，1990年東德工業生產下降約五分之二、實質國內生產毛額下降逾三分之一，在現代工業社會中極為罕見。失去東方市場、又缺乏價格競爭力的企業紛紛關廠，茨维考、爱森纳赫等傳統工業重鎮走向大規模的去工業化，負責私有化的託管局到1994年結束業務時，累計虧損約2560億馬克。此後原東德地區在生產力、所得與就業上長期落後西部，1990年代的失業率約為西德的兩倍，生產力僅及西德的三分之二。所得與就業的落差，加上一生的成就不受肯定、處處遭到邊緣化的感受，使「二等公民」的意識長期存在；2020年一項調查便顯示，約三分之二的東德人與三分之一的西德人都認為，東德人常被當成二等公民看待。

這種落差，日後形成被稱為「東德情結」的懷舊情緒。研究者指出，這種懷舊一部分源於統一過程中雙方地位的不對等，以及西德對東德生活方式的粗暴貶抑；被美化的東德於是成了人們用來對照現實、寄託不滿的想像世界，其中也留有曾在家長式福利國家中成長的深刻印記，並帶有重新確立自我認同的作用。與此相關的，是把統一批評為西德對東德「殖民化」（Kolonisierung）的說法；此說自1990年代起即為保守派與左派論者從各自立場援引，不過史學界多半並不將它視為定論。

至於東德本身的性質應當如何評價，史學界則長期爭論，至今沒有定論。傳統看法把東德視為蘇聯的衛星國：它自1940年代末起經歷由蘇聯自上而下主導的蘇聯化，政治、意識形態與國家安全都高度依附莫斯科，因此東德史「首先應被視為蘇聯統治東中歐的歷史」，而一旦蘇聯放棄以武力維繫東歐，這個政權也隨即垮台。不過，冷戰結束後開放的檔案，卻修正了東德只是蘇聯「附庸」的既有印象：檔案顯示，東德在柏林危機與築牆決策上，往往主動提出蘇聯事前並不知情、甚至未必贊成的方案，烏布利希反倒頂住蘇聯要求自由化的壓力，推動猶豫不決的莫斯科同意封鎖邊界，其左右蘇聯決策的程度遠超過西方過去的認知；到了昂納克時期，東德在外交與兩德關係上，也不時為自己爭得有限的迴旋空間。

至於東德政權的性質究竟該如何界定，史學界長期存在極權主義論與社會史、日常生活史兩種取向的爭論。主張極權論者強調黨與國家對社會的全面控制；也有研究指出，東德的極權程度隨時代而變，烏布利希時期近乎極權，1980年代中期以後則轉為較為鬆動的後極權或威權混合體制。社會史學者尤爾根·科卡以「被徹底支配的社會」（durchherrschte Gesellschaft）一語，點出黨國的支配雖深入社會各層面，卻又不能簡單等同於單純的獨裁；西德常駐代表金特·高斯則用「壁龕社會」（Nischengesellschaft）來形容民眾退回私人生活、藉以躲開國家控制的現象。針對昂納克時期壓迫與福利並存的矛盾，康拉德·雅勞施提出「照護型獨裁」（Fürsorgediktatur）一詞，希望跳脫一味「譴責」或一味「美化」的兩極看法。至於把東德與納粹並稱為「兩個德國獨裁政權」的做法，學界也意見分歧：反對者認為東德本質上是蘇聯強加於佔領區的獨裁政權，理應和波蘭、匈牙利等衛星國相比，而非拿來與納粹並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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