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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田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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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田信长
纸本著色织田信长像
(狩野宗秀(日语:狩野宗秀)画、长兴寺(日语:長興寺 (豊田市))藏、重要文化财)[a]
织田弹正忠家第4代当主
任期
1551年—1575年
前任织田信秀
继任织田信忠
右大臣
任期
1577年12月29日—1578年5月15日
君主正亲町天皇
前任一条内基
继任二条昭实(日语:二条昭実)
内大臣
任期
1576年12月11日—1577年12月29日
前任一条内基
继任二条昭实(日语:二条昭実)
个人资料
出生(1534-06-23)1534年6月23日或(1534-07-09)1534年7月9日[b]
尾张国胜幡城(日语:勝幡城)(一说那古野城)
逝世1582年6月21日(1582-06-21)(47歲)
(天正10年6月2日、外推格里历1582年7月1日)[c]†
山城国本能寺(今日本京都府京都市中京区)
時代战国时代(室町时代后期)-安土桃山时代
改名吉法师(幼名)→信长
别名通称(日语:仮名 (通称)):三郎、上总守、上总介、右大将、右府
神號建勋
戒名总见院殿赠大相国一品泰严大居士
天德院殿龙严云公大居士[d]
天德院殿一品前右相府泰严净安大禅定门[a]
墓所本能寺(京都市中京区)
大德寺总见院(京都市北区)
妙心寺玉凤院(京都市右京区)
阿弥陀寺(日语:阿弥陀寺 (京都市上京区))(京都市上京区)其他
朝廷官位从三位权大纳言、右近卫大将
正三位、内大臣、从二位、右大臣、正二位
赠从一位太政大臣、赠正一位
主君织田信友→斯波义银→足利义辉→足利义昭
氏族织田弹正忠家(胜幡织田氏)
父织田信秀
母土田御前
兄信广
弟信胜、信包、信治、信时、信兴、秀孝、秀成、信照、长益、长利
妹阿犬之方、阿市之方
正室鹭山殿(浓姬)(斋藤道三之女)
側室生驹氏[1](生驹家宗(日语:生駒家宗)之女)
坂氏(日语:坂氏 (織田信長側室))
阿锅之方(高畑源十郎之女)
养观院(日语:養観院)
等人
子信忠、信雄、信孝、胜长、羽柴秀胜、信秀、信吉、信贞(日语:織田信貞 (左京亮))、信高、信好、长次(日语:織田長次 (長兵衛尉))、信正
女五德(见星院)、相应院、秀子(日语:織田秀子)(上野御方)、鹤姬(鹭之方)、永姬(玉泉院)、报恩院(日语:報恩院 (人物))、於振、源光院(日语:源光院 (人物))、三之丸殿、月明院(日语:月明院)
養子五宫邦庆亲王(日语:邦慶親王)(犹子)
養女龙胜院殿 等人
花押織田信長的花押

织田信长(cháng)(日語:織田信長/おだ のぶなが,羅馬化:Oda Nobunaga,1534年6月23日—1582年6月21日)是活跃于日本战国时代至安土桃山时代的武将大名,于1568年开始至1582年逝世前,为掌握日本政治局势的领导人,使名义上统治日本逾200余年的室町幕府走向瓦解,使从应仁之乱起持续百年以上的乱世步向终结。在日本历史上,与臣下丰臣秀吉、盟友德川家康两人并称“战国三杰”。

织田信长于1534年在尾张国(今爱知县西部)胜幡城(日语:勝幡城)出生(另有生于那古野城一说)。幼名吉法師,通称三郎。在父亲织田信秀死后,以嫡长子身分继承家督。在国内争乱中打败同母弟信行(别称信胜)、清洲城主织田信友、犬山城主织田信清和岩仓城(日语:岩倉城)主织田信安尾张分家等势力,成功统一尾张。在平定家督之争的混乱后,于桶狭间之战击败今川义元,从而扩张势力。于击破周边敌对势力三河今川氏与美浓斋藤氏与南近江六角氏后,与三河德川家康、北近江浅井长政结盟,确保畅通进京之路,拥立足利义昭为将军上洛(到京都)。

之后,足利义昭与信长反目。武田氏、浅井氏、朝仓氏、比叡山延历寺、铃木杂贺众、石山本愿寺、足利义昭、毛利氏等势力,组成信长包围网。信长逐一消灭各个敌对势力,瓦解了包围网,并放逐义昭。信长掌控近畿全境和甲信一带、逐渐把势力由近畿一带扩展至中国地方和越后一带,确立了以畿内为中心的独立中央政权(“织田政权”[e]),成为天下人。天正10年6月2日(1582年6月21日)遭家臣明智光秀背叛,在身边仅有数十名近侍的情况下,被明智光秀一万数千人的部队围困于本能寺(本能寺之变),最终自刃,享年49岁。遗体下落不明,一般认为已在寺内的大火当中焚毁。

迄今为止,人们普遍认为信长所建立的政权是由丰臣秀吉的丰臣政权、德川家康开创的江户幕府所延续的开创性政权,其政治手法也被视为革新性的。[2]然而,在历史学界,信长政策的前时代性逐渐受到关注,常常被评价为“中世纪社会的最终阶段”,[2]质疑其传统“革新者”形象的学说获得相当影响力。[3][4]

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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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田信长出生于织田弹正忠家(日语:清洲三奉行#弾正忠家)的当主织田信秀之子,作为尾张(今爱知县西部)的一地方领主开始了他的一生。[f]在继承织田弹正忠家的家督后,他先后灭掉了尾张守护代的织田大和守家与织田伊势守家,并排除弟弟织田信行,逐步巩固了对尾张一国的统治。[f]

永禄3年(1560年),信长在桶狭间之战中击败了骏河的战国大名今川义元。[f]随后,他与三河的领主德川家康(松平元康)缔结同盟。[f]永禄8年(1565年),通过击败犬山城的织田信清,完成了对尾张的统一。[f]

另一方面,在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辉被杀害(永禄之变)之后,他的弟弟足利义昭呼吁重建室町幕府及足利将军家。信长也在永禄9年(1566年)试图上洛。[f]但由于与美浓的战国大名斋藤氏(一色氏)的对立,这一计划未能实现。然而在永禄10年(1567年),他成功驱逐斋藤氏(稻叶山城之战),成为统治尾张、美浓两国的战国大名。[f]随后,他为了表达再次志在恢复幕府的意愿,开始使用‘天下布武’的印。[f]

翌年10月,信长与足利义昭一同上洛,击败了三好三人众等势力,实现了室町幕府的再兴。[f]信长建立了与室町幕府并存的二重政权(联合政权),以实现‘天下’(五畿内)的安定。[g]然而,敌对势力依然众多。元龟元年(1570年)6月,他虽在姊川之战中成功击败越前的朝仓义景与北近江的浅井长政,但仍被三好三人众、比叡山延历寺、石山本愿寺等势力逼入困境。[f]同年末,信长与义昭与部分敌对势力缔结和约,才得以脱离险境。[f]

元龟2年(1571年)9月,信长火烧比叡山。[f]然而此后局势依旧艰难,在三方原之战中,织田、德川联军败于武田信玄。元龟4年(1573年),将军足利义昭遂对信长失望。[f]信长于是与义昭决裂,并在同年内将义昭逐出京都(槙岛城之战)。[f]

在没有将军的情况下必须维持中央政权的信长,开始踏上成为天下人的道路。[f]他推动了从元龟到天正的改元,并在天正元年(1573年)间攻打浅井长政、朝仓义景、三好义继,成功消灭了这些势力。[f]天正3年(1575年),他在长篠之战中击败武田氏,同时就任右近卫大将,开始着手建立取代室町幕府的新政权。[f]翌年,他也开始修建安土城。[f]然而,自天正5年(1577年)起,松永久秀、别所长治、荒木村重等人相继叛离信长。[f]

天正8年(1580年),信长结束了长期持续的石山合战(大坂本愿寺战争)。翌年,他在京都(日语:京都の歴史)举行了盛大的马揃(京都御马揃(日语:京都御馬揃え)),以此炫耀自己的威势。[f]

天正10年(1582年),信长发动甲州征伐,迫使武田胜赖自尽,从而灭亡了武田氏,并使东国的大多数大名臣服于自己。[f]同年,还出现了让信长出任太政大臣、关白或征夷大将军的构想(三职推任(日语:三職推任問題))。[f]之后,信长为了讨伐长宗我部元亲而决定发动四国征伐,并让三子(日语:続柄#子(息子・娘))信孝负责准备出兵。[f]同时,他本人也在为讨伐毛利辉元等毛利氏而筹备中国地方攻略。[f]然而,6月2日,因重臣明智光秀发动叛乱,他在京都本能寺被逼自尽(本能寺之变)。[f]

一般认为,信长的性格极其残虐,并且具有不同于常人的感性,对家臣也十分苛刻。[h]另一方面,也有不同意见认为,信长非常重视世间的评价,并且也会倾听家臣们的意见。[h]他勤于武艺锻炼,嗜好包括鹰猎、茶道、相扑等。[h]据说他还对南蛮等异国表现出兴趣。[h]

在政策层面,信长以室町幕府将军将‘天下’委任于己的形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i]关于他对天皇与朝廷(日语:朝廷 (日本))的态度,较有力的观点认为他采取了协调性的姿态。[j]

在江户时代,正如新井白石等人强烈批判信长的残虐性一样,信长的评价是低下的。[k]

尽管如此,信长后来逐渐被称颂为勤王家,并在明治时代被作为神来祭祀。[k]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其政策的新颖性,信长又被评价为革新者。[l]然而,这种作为革新者的信长形象正受到质疑,历史学界正在推进对信长评价的重新审视。[l]

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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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采用和历的旧历。西历的记载部分则使用儒略历。

平定尾张美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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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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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是出生地的胜幡城(日语:勝幡城)
推定复原模型(爱知县爱西市)
城迹(爱知县稻泽市)

天文3年(1534年)5月,[b]作为尾张国的战国大名织田信秀与土田御前(土田政久(日语:土田政久)之女)的嫡长子[m]出生。幼名为吉法师(吉法師(きっぽうし))。[6][7]

信长出生的“弹正忠家”,是尾张国下四郡守护代——织田大和守家(清洲织田家)的家臣兼分家,属于清洲三奉行(日语:清洲三奉行)的家系。[8]当时,尾张国的守护斯波氏势力已然衰退,守护代织田氏也陷入分裂。[8]在这种局势下,信长的父亲信秀在守护代织田达胜等人的支持下,从今川氏丰手中夺取了那古野城。[9]随后,信秀在尾张国内迅速扩张了势力。[9]

关于信长的出生地,有那古野城、古渡城(日语:古渡城)、胜幡城(日语:勝幡城)三种说法。[7]其中,那古野城说曾被视为定论,并记载于《国史大辞典》等资料。然而,根据山科言继(日语:山科言継)的《言继卿记》等记述,天文3年时织田氏尚未夺取那古野城的可能性逐渐增大(详情参见“那古野城#历史”)。再加上爱西市所藏《尾州古城志》等史料中有“出生于胜幡城(日语:勝幡城)”的记载,以199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为契机,胜幡城说被认为更为妥当。[7][10][11][12]

尾张大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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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成为城主的那古野城迹(名古屋城二之丸)

信长很早便从信秀那里继承了那古野城,成为城主。[n]《信长公记》记载,信长常有许多奇特怪异的行为,因此被周围人称为“大傻瓜”。[14]据说他在幼年时期就与作为人质的松平竹千代(后来的德川家康)相识,虽然这种可能性不能完全否定,但并没有史料能够加以证实。[15]

天文15年(1546年),他在古渡城(日语:古渡城)举行元服礼,称为三郎信长。[16][7]

天文16年(1547年),信长在与今川方的小规模战斗中完成了初阵;到了天文18年,他也开始参与尾张国统治的政务。[17]

与浓姬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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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文17年(1548年)或天文18年(1549年)左右,信长的父亲信秀与敌对的美浓国战国大名斋藤道三达成和睦。作为和睦的凭证,道三的女儿浓姬与信长缔结了政治婚姻。[o]到了天文21年(1552年),道三为了照顾和关心信长,还致书周边地区的领主,替信长斡旋交情,并在信中写道:“虽然他还是年轻人,有不足之处,还请多多包容。”[19]

由于与斋藤道三的女儿结婚,信长成为继承织田弹正忠家的可能性大大增加。[17]随后,大约在天文21年(1552年)[p]3月,其父信秀去世,因此由信长继承家督。[16][17][q][r]信长在继承家督之际,开始称“上总守信长”,后来改为“上总介信长”。[24][s]

继任家督与统一尾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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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洲城(爱知县清须市)

继承家督后的信长立刻面临困境。信秀在尾张国内拥有强大的势力,但年轻的信长并不能完全维持这一力量。[27]在弹正忠家外部,他面对清洲城的尾张守护代——织田大和守家这一对手;在家族内部,他的弟弟信胜(信行)[t]等人也是竞争者。[27]这些对立并非信秀死后突然出现。织田氏因在京与在国的守护代分掌体制,以及围绕守护代职的争夺,长期未能形成拥有绝对权威的惣领,一族的庶流家逐渐分离、自立。应仁之乱后,分立于尾张上下郡的伊势守家与大和守家,利用庶流家的在地领主化来维持统治,但这同时削弱了两守护代家的家族控制力,至天文年间一族间的抗争(包括庶流家)愈发激烈。[28]弹正忠家作为这些庶流家之一,通过与斯波氏的直接关系以及在地支配的扩张而崛起。信长对尾张的统一,不仅是排除了大和守家、伊势守家以及弹正忠家内部的竞争者,更是首次将长期分立的织田一族置于一元化的统制之下的过程。[29]

有一种说法认为:由于信长反对信秀在晚年试图与今川义元达成和睦,因此他的继承者地位受到质疑,信秀也因此转而考虑在信长与信胜之间分割家督。[30]实际上,在信秀死后不久,信长立即废除了这项和议。不过,也有观点认为,这次和议的斡旋者是敌视信长岳父斋藤道三的六角定赖,因此在信长看来,这项和议可能会附带对道三不利的条件,他无法赞同。[31]在天文21年(1552年)时,弾正忠家一门中明确被认定为信长派的,只有被视为大叔父的织田秀敏(日语:織田秀敏)一人。[32]

天文21年8月,清洲的织田大和守家鲜明地表现出与弹正忠家的敌对姿态。[27]信长在萱津之战中取得胜利,但此后与清洲方面的战斗仍持续不断。[27]

织田信长根据地尾张国的清洲城

圣德寺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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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22年(1553年),信长的宿老平手政秀自尽。[33][34]信长悲痛不已,于是以泽彦为开山,建立了政秀寺(日语:政秀寺)来祭祀政秀的灵魂。[33]另一方面,大概在同年四月,信长在圣德寺(日语:聖徳寺 (名古屋市))与道三会面。[35]据传在那次会见中,道三识破了被称为“傻瓜”的信长的器量。[36]

天文23年(1554年),在村木砦之战中,信长击败了今川军。[37]

这一年,清洲方面的战斗也在向信长有利的方向展开。[38]同年7月12日,[u]尾张守护斯波义统被清洲方武将坂井大膳(日语:坂井大膳)等人杀害。[38]这是因为义统似乎倒向了信长一方。义统的儿子斯波义银则依靠信长而逃亡。[38]

由此,信长获得了将清洲的守护代家作为谋反者加以纠弹的正当理由。[38]随后数日,在安食之战(日语:安食の戦い)中,信长方军势以长枪作战,压倒性地击败了清洲方。[38]

天文23年,[v]衰弱的清洲守护代家在信长及其叔父织田信光的谋略下失去了清洲城,守护代织田彦五郎[w]也被迫自尽。[39]至此,尾张守护代的织田大和家走向灭亡。[39]

另一方面,曾协助推翻守护代家的信长叔父信光也在11月26日去世。[39]这一死亡被认为是暗杀所致。[39]并且,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信长曾参与了对信光的暗杀。[39][x]。

岳父斋藤道三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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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2年(1556年)4月,岳父斋藤道三在与其子斋藤义龙的战斗中战败身亡(长良川之战)。[42]信长为救援而渡过木曾川,出兵至美浓的大浦,但在气势正盛的义龙军面前陷入苦战。随着道三战死的消息传来,信长亲自担任殿军,率部队撤退。[y]

兄弟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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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生原古战场遗迹(名古屋市西区)

失去了最强有力盟友道三的信长,随即遭到林秀贞(通胜)、林通具、柴田胜家等人举兵,企图拥立其弟信胜。[43]信胜不仅从父亲信秀那里继承了末盛城及柴田胜家等重要家臣,还在爱知郡内拥有一定的支配权,因此在弹正忠家中自早已具备强大的势力。[44]至弘治元年,他甚至开始自称“弹正忠”,与信长形成了作为家督继承者候补的对立关系。[45]

同年8月,双方在稻生交战,结果以信长的胜利告终(稻生之战)。[46]信长随后包围了据守末盛城等地的信胜派,但在生母土田御前的调停下,赦免了信胜与柴田胜家等人。[43]

永禄元年(1558年),信胜再次企图发动叛乱。[43]此时,已对信胜失望的柴田胜家密告了这一阴谋,信长察觉事态后,假称自己患病,将信胜诱至清洲城并将其杀害。[43]

同年7月,信长与同族的犬山城主织田信清合作,在浮野之战中击败了尾张上四郡(丹羽郡、叶栗郡、中岛郡、春日井郡)的守护代织田伊势守家(岩仓织田家)的当主织田信贤。[43]翌年,信长又攻陷了信贤的本据——岩仓城(日语:岩倉城 (尾張国))。[43]

永禄2年(1559年)2月2日,信长率领约五百名军势上洛,拜见了室町幕府13代将军足利义辉。[47][z]据村冈干生所言,此次上洛的目的在于获得幕府的承认,以确立自己为新的尾张统治者。[47]然而,这一目的被认为并未实现。[47]

另一方面,据天野忠幸所言,这次上洛并不仅仅是因为尾张的问题,而是由于前一年足利义辉在对抗拥立正亲町天皇的三好长庆时,不得不在不利的条件下缔结和约,导致以足利将军家为顶点的武家秩序面临崩溃危机。信长此行也被认为是出于亲自确认这一局势的意图。[48][aa]

桶狭间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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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狭间古战场传说地(爱知县丰明市)
位于清洲公园的织田信长公铜像(爱知县清须市)

永禄3年(1560年)5月,今川义元进攻尾张国。[49]统治骏河、远江并兼领三河的今川氏军势,被称为1万乃至4万5千人的大军。[49][ab]织田军对此展开防御,但兵力仅有数千人左右。[50]今川军以松平元康(后来的德川家康)率领的三河军为先锋,对织田军的城砦发动攻击。[50]

信长保持着沉静,但在永禄3年(1560年)5月19日下午1点,于舞完幸若舞(日语:幸若舞)《敦盛(日语:敦盛 (幸若舞))》之后出阵。[51]他突袭了毫无预料、完全松懈的今川军阵中,最终斩杀了义元(桶狭间之战)。[52][ac]

桶狭间之战后,今川氏因三河国松平氏的离反等原因,其势力急速衰退。[ad]借此契机,信长与脱离今川氏统治、改名为德川家康(当时由松平元康改名)的家康结成联盟。[57]双方缔结同盟,互相巩固背后防线(即所谓的清洲同盟)。[57][ae]

永禄6年(1563年),为攻略美浓,信长将本据迁至小牧山城。[59]

永禄8年(1565年),[af]信长击败了犬山城的织田信清,终于完成了尾张的统一。[61]此外,由于与甲斐国战国大名武田信玄的领国接壤,信长决定与其缔结同盟。同年11月,信玄的第四子胜赖迎娶了信长的养女(龙胜寺殿)。[62]

善照寺砦迹
(名古屋市绿区)
小牧山城与小牧的城下町
(爱知县小牧市)

美浓斋藤氏与足利义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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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阜城

斋藤道三去世后,信长与斋藤氏(一色氏)的关系变得紧张。[ag]在桶狭间之战前后,双方的攻防呈现拉锯状态。然而,永禄4年(1561年)斋藤义龙骤然去世,由嫡子斋藤龙兴继承家督后,信长出兵美浓并取得胜利(森部之战(日语:森部の戦い))。同一时期,[ah]他又与北近江的浅井长政缔结同盟,加强对斋藤氏的牵制。[65]在此过程中,[ah]信长将妹妹阿市出嫁。[65]

另一方面,在中央,永禄8年(1565年)5月,长期在京都为中心于畿内称霸的三好氏的三好义继、三好三人众、松永久通等人,杀害了与他们矛盾日益加深的将军足利义辉(永禄之变)。[66][ai]义辉的弟弟足利义昭(一乘院觉庆,足利义秋)因受到松永久秀的庇护而幸免于难。[68]义昭随后从大和国(今奈良县)脱出,先在近江国的和田,后在同国的矢岛为据点,向诸大名请求协助其上洛。[69]

对此,信长也在同年12月致书细川藤孝,承诺协助义昭上洛。[70][aj]同年,他开始使用象征太平盛世出现的灵兽“麒麟”之意的“麟”字形花押(日语:麟 (織田信長の花押))。[72]此外,义昭为排除上洛的障碍,促成了信长与美浓斋藤氏之间的停战。[70]于是,信长作为义昭的随从上洛的作战计划,原定于永禄9年8月付诸实施。[70]

然而,永禄9年(1566年)8月,信长为了优先维持领国秩序,重新与美浓斋藤氏展开战斗。[73]结果,义昭被迫从矢岛撤退至若狭国,而信长也在闰8月的河野岛之战(日语:河野島の戦い)中遭遇惨败。[73][ak]在经历“天下之嘲弄”的屈辱后,信长为了恢复名誉,不得不以排除美浓斋藤氏的威胁、实现义昭的上洛为目标。[73]

于是,在永禄9年(1566年),信长联合美浓国有力国人众佐藤忠能(日语:佐藤忠能)及加治田众(日语:加治田衆),夺取了中浓(日语:中濃)诸城(堂洞合战、关・加治田合战(日语:関・加治田合戦)、中浓攻略战(日语:中濃攻略戦)),[77]并让其义弟斋藤利治作为佐藤忠能的养子出任加治田城(日语:加治田城)主。[al][am]进一步,信长又争取到西美浓三人众(稻叶良通、氏家直元、安藤守就)等势力的支持,终于在永禄10年(1567年),[an]迫使斋藤龙兴败走伊势国长岛(日语:長島町 (三重県)),推进了美浓国的平定(稻叶山城之战)。[79]此时,他将井之口改名为岐阜(《信长公记》)。[ao]

同年11月,信长开始使用印文“天下布武”的朱印。[81][82]这一印判中“天下”的含义,并非指整个日本全国,而是被认为指五畿内,[83][84]其中蕴含着重建室町幕府的意志[84](→#信长的政权构想)。11月9日,正亲町天皇称赞信长为“古今无双的名将”,同时要求其恢复御料所并承担诚仁亲王的元服费用,[ap]但信长仅以恭敬的态度回复“首先会考虑此事(我会思考一下)”。[85]

二重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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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田信长军永乐钱(永乐通宝)旗印

织田信长的上洛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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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正如前述,由于三好氏的袭击危险出现,义昭脱离近江国,投奔越前国的朝仓义景。[86]然而,在与本愿寺敌对的局势下,义景无法上洛。永禄11年(1568年)7月,信长为促成义昭上洛,派遣和田惟政,并附以村井贞胜、不破光治、岛田秀满(日语:島田秀満)等人前往越前国。[87]同月13日,义昭自一乘谷出发前往美浓国,25日在岐阜城下的立政寺(日语:立政寺)与信长会见。[87]

永禄11年(1568年)9月7日,信长奉戴足利义昭,开始上洛。[88]当时三好义继与松永久秀等人已协助义昭上洛,并着手牵制反对义昭的势力。[89]另一方面,南近江的六角义贤、义治父子对义昭与信长进行抵抗,却遭到织田军的攻击,在12日不得不放弃其本据观音寺城[88](观音寺城之战)。六角父子退至甲贺郡,此后展开游击战。[aq]

进一步,在9月25日信长进军至大津时,正在大和国远征的三好三人众的军队也随之崩溃。29日退至山城胜龙寺城的岩成友通(日语:石成友通)投降;[92]30日退至摄津芥川山城的细川昭元(日语:細川信良)与三好长逸放弃城池;10月2日,篠原长房也放弃摄津越水城(日语:越水城),逃往阿波国。唯一仍在抵抗的池田胜正最终也向信长投降。

不过,京都及其周边的人们并未将刚刚平定尾张、美浓的信长视为真正的实力者。最初,他们认为是义昭率领自派诸将上洛,而信长只是随从的将领。[93][94]

永禄11年10月18日,足利义昭就任将军。[95]信长在完成畿内的征伐后,于同月26日返回岐阜。[95]义昭曾试图授予信长副将军或管领之职,[95]但信长仅接受了足利家的桐纹与与斯波家同等的礼遇,并予以推辞(不过,在朝廷与幕府的文书与礼仪上,信长仍被视为相当于管领的地位[95])。[ar]此外,他还获得了草津、大津与堺的土地。

幕府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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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禄12年(1569年)1月5日,趁着信长率领的织田军主力返回美浓国之际,三好三人众与斋藤龙兴等浪人合谋,袭击了足利义昭的临时御所——六条本圀寺[97](本圀寺之变)。然而,信长展现出惊人的机动力,在大雪中仅用两日便率援军赶到。[97]不过,由于细川藤贤与明智光秀等人的奋战,三好・斋藤军在信长抵达之前就已败退。[97]以此为契机,信长为义昭在二条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御所——二条御所。[98]

同年2月,堺在接受了信长使者佐久间信盛等人的要求后,同意支付矢钱(日语:矢銭)。于是,信长安堵了此前一直担任幕府御料所代官的堺商人今井宗久的代官职,并将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由此开始对堺的支配。翌年元龟元年(1570年)4月左右,信长派遣松井友闲担任堺政所,以松井友闲—今井宗久(后来津田宗及、千利休也加入)为核心,推进堺的直辖化。[99]此外,(根据现存文书)自同年1月起,信长向南近江发布的文书采用了与尾张、美浓相同的书式,明确显示该地区已被编入织田领国。[as][100]

另一方面,1月14日,信长为了限制足利义昭作为将军的权力,颁布了《殿中御掟(日语:殿中御掟)》9条的掟书,后来又追加了7条,并迫使义昭承认。可是,这并未使义昭与信长的对立立即变得决定性,在这一阶段双方仍然是互相利用的关系。此外,《殿中御掟》及其追加条文都有室町幕府的规范与先例作为出处。研究者认为,提出“幕府再兴”与“天下静谧”的信长,是在审视幕府法与先例的基础上制定这些条文的,因此并未偏离以往室町将军的做法。[101]

同年3月,正亲町天皇表达了‘希望任命信长为副将军’的意向,但信长没有任何回应,事实上予以无视。[102]元龟元年(1570年)1月,信长向甲斐、三河、远江、伊势、飞驒等二十国的大名与国众发出触状,以“禁中(日语:禁中)御修理”、“武家御用”等名义,号召他们以“天下静谧”为礼参而上洛。[103]对此,德川家康为首,水野信元、姊小路自纲、畠山昭高(日语:畠山秋高)・高政、三好义继、松永久秀、一色义道、太田垣辉延(日语:太田垣氏)、宇喜多直家等大名或派遣使者入京。[103]

同年1月23日,信长又向义昭颁布了五条条书,并迫使义昭承认。关于这份条书,过去的通说认为它是进一步强化对将军权力的制约。然而,由于前后同时期信长的书札礼被提升至与关东管领(上杉谦信)相同的格式,因此也有研究指出,自义昭上洛以来一直拒绝担任幕府职务的信长,此时实际上获得了准管领的身份(“准官领”),正式作为幕府高官之一同意辅佐义昭,并在此背景下提出了来自信长方面的要求而已。换言之,信长之所以更积极地参与“天下静谧”,本来就是义昭方面希望他担任幕府职务的结果。这种解释与传统通说完全不同。[104][105]

据认为,信长最初的设想是,即便在实现幕府再兴之后,他仍会继续为幕府提供军事上的奉仕,但京都的政务应由幕府负责,而他本人则留在其领国美浓,必要时通过驻京的奉行人来参与事务。[106][107]当山科言继直接前往岐阜城请求裁决诉讼时,信长明确表示除非是勅命,否则在美浓不处理诉讼(《言继卿记》永禄12年11月12日条)。此后也不断有人提出类似请求,信长则反复强调美浓不受理公事诉讼,并立制札规定,除来自军中紧急报告外,其余一概不予受理(同元龟2年12月16日条)。[108][109]

由于幕府在处理诉讼时存在拖延问题(后述),以及人们强烈希望借助拥有军事强制力的织田家的力量来解决诉讼,[at][112]因此每当信长上京时,都会有大量诉讼被提交。此外,也有人向村井贞胜、明院良政(日语:明院良政)等驻京的信长奉行人[au]提出同样的裁决请求。[114][115]

信长所期待作为政务承担者的幕臣,有时却成为侵占公家领与寺社领的当事人,其中甚至存在幕府亲自没收并将其作为所领赐予幕臣的情况。[116][117]此外,在室町幕府中,自永禄5年(1562年)足利义辉诛杀了世代担任政所执事的伊势贞孝(日语:伊勢貞孝),改以侧近摄津晴门(日语:摂津晴門)继任以来,幕府推行了由将军与侧近主导御前沙汰(日语:御前沙汰)、强化将军权力的幕政改革,义昭也继承了这一方针。但结果却因政所的弱化,无法应对大量案件,最终导致诉讼的延误。[118][119]

更严重的是义昭本人进行过恣意性的裁许,[av]这使问题进一步恶化。[aw]信长制定《殿中御掟》也被认为是为了促进幕府诉讼的顺畅化,并阻止义昭及其近臣的恣意裁许,以确保公正的诉讼,从而实现幕府的稳定化。[122]不过,信长在幕府再兴的过程中,对将军及幕臣的态度积极提出意见的姿态,也可能被义昭及其近臣的幕臣视为义辉时代三好长庆再现,因此成为他们警戒的对象。[119]

伊势侵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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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永禄10年(1567年)攻下稻叶山城的同一时期,信长进攻北伊势,并将泷川一益派驻当地。[124]随后,在永禄11年的更大规模的侵攻中,信长让三男织田信孝成为北伊势神户氏(日语:神戸氏)的养子,又让弟弟织田信良(信包)成为长野氏(日语:長野工藤氏)的养子,从而巩固了对北伊势八郡的支配。[125]

南伊势五郡原本由国司北畠氏掌握势力,[126]永禄12年(1569年)8月,信长自岐阜出阵进攻南伊势,率大军包围北畠氏的大河内城(日语:大河内城)(大河内城之战)。[127]信长采取强硬手段试图攻破大河内城,但未能成功,战事遂长期化。[126]在攻城战的最后,10月信长与北畠方达成和睦,并将次子织田信雄作为养嗣子送入北畠氏。[127]至天正4年(1576年),信长又屠杀了北畠具教等北畠一族[126](三濑之变)。

大河内城之战中,尽管信长方面进行了包围,但因北畠方面的抵抗未能攻下城池。信长遂借助足利义昭推动达成和平,然而在和议条件上,信长与义昭之间出现了意见分歧。有学说认为,这正是两人对立的开端。[128]

第一次信长包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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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0年(元龟元年)战国大名势力图

元龟元年(1570年)4月,信长为讨伐不从属自己的朝仓义景而进军越前国。[129][ax]织田军接连攻下朝仓氏的诸城,但突然接到浅井氏离反的报告。[129]陷入被两面夹击的危机后,织田军立即开始撤退,因明智光秀、木下秀吉等人担任殿军奋力作战,才得以逃回京都[129](金崎之战)。

6月,信长为讨伐浅井氏,在近江国姊川河原与德川军并肩作战,对阵浅井、朝仓的联军。[131]同时,随着攻陷浅井方的横山城,织田・德川联军取得了胜利(姊川之战)。[131]

8月,信长为讨伐在摄津国举兵的三好三人众而出阵,但石山本愿寺因感到信长在近邻的军事动员构成威胁,遂对信长举兵[132](野田・福岛之战)。与此同时,浅井・朝仓联军三万兵力进攻近江国坂本。[132]

9月,信长率本队自摄津国返回近江国。[133]仓促之下,朝仓军退入比叡山据守抵抗。[133]对此,信长在近江宇佐山城(日语:宇佐山城)与浅井・朝仓联军对峙(志贺之阵)。[133]但与此同时,伊势国的门徒发动一揆(长岛一向一揆),迫使信长的亲弟织田信兴自尽。[133]

11月21日,信长与六角义贤、义治父子达成和睦,随后又与自阿波而来的篠原长房讲和。[134]之后,他奉正亲町天皇的敕命,于12月13日成功与浅井氏、朝仓氏和解,从而脱离了困境。[ay]

第二次信长包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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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田信长图像》(兵库县冰上町(日语:氷上町)所藏)

元龟2年(1571年)2月,信长将浅井长政的部下矶野员昌拉拢为己方,并取得了佐和山城。[137]

5月,信长率领5万兵出征伊势长岛,但久攻不下而撤军。然而在撤退途中遭到一揆势力的袭击,柴田胜家负伤,氏家直元战死。[133]同月,三好义继与松永久秀因争夺大和与河内的支配权而与筒井顺庆、畠山昭高对立。由于足利义昭支持筒井与畠山,三好三人众遂与义继、久秀结盟,脱离义昭,并与信长形成对立关系。[138]

同年9月,信长对敌对的比叡山延历寺发动烧讨(比叡山烧讨)。[137]

元龟2年(1571年)末,甲斐国的武田信玄在并吞骏河国后,虽与三河国的家康、相模国的后北条氏、越后国的上杉氏对立,但他恢复了与后北条氏的甲相同盟(日语:甲相同盟),随即开始进攻德川领地。当时,信长奉足利义昭之命,正在调停武田与上杉之间的关系,因此信长与武田的关系尚属良好。然而,武田对信长的同盟方德川领的侵攻却未事先通告。关于元龟2年信玄的三河侵攻,学界指出相关文书群的年代比定存在错误,也有可能是胜赖时期天正3年的事件。[139][140]

元龟3年(1572年)3月,三好义继与松永久秀等人合谋敌对信长。[141]同月,足利义昭劝信长在京都修建邸宅,并以给予德大寺公维替代土地为条件,将上京武者小路的宅地转让给信长。信长遂命村井贞胜与岛田秀满在该地修建邸宅。这并非单纯的义昭对信长的讨好,而是出于对三好、松永军北上的警惕,意在将信长留在京都。[142]

7月,信长让嫡子奇妙丸(后来的织田信忠)初阵。[143]此时,织田军与浅井・朝仓联军不断发生小规模冲突。[143]随后战局逐渐向织田军有利的方向发展。10月3日,信玄自甲府出征,而信长尚不知情,于5日致信信玄,称自己为武田与上杉之间的和睦斡旋费尽心力。[144]

11月14日,原属织田方的岩村城开城,被武田方占据(岩村城之战)。[145]病逝的岩村城主远山景任之遗孀——信长的叔母阿津夜之方(日语:おつやの方),与秋山虎繁(信友)成婚,遂转向武田方。[145]此外,在德川领内,德川军在一言坂之战(日语:一言坂の戦い)中败于武田军,远江国的二俣城也因开城投降而使战局不利(二俣城之战)。对此,信长派遣佐久间信盛、平手汎秀等3000人援助家康,但在12月的三方原之战中,织田・德川联军败于武田军,汎秀战死。[145]信长于11月20日致信上杉谦信,称:“信玄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前所未闻的无道,不知武士之义理,只顾私利,不顾都鄙,实属无理之举”;“理应永远断绝往来”;“即使未来永劫,也绝不会再与之相通”。[146]或许是这份怨恨未能忘却,长篠之战后,信长又转告藤孝说:“信玄入道表里不一,忘却旧恩,恣意妄为。”[146]

同年12月至翌年正月之间的某个时点,信长被认为曾向足利义昭送出一份由17条构成的异见书,由于其中带有诘问性质,导致信长与义昭的关系恶化。[147]这一异见书,过去依据《永禄以来年代记(日语:永禄以来年代記)》元龟3年9月条的记载,被认为是在元龟3年9月颁布的。[147]然而,据柴裕之(日语:柴裕之)指出,从其他多份史料的记载及前后情况来看,异见书并非在元龟3年9月颁布。[147][az]柴认为,正是同年12月三方原之战的败北,使义昭开始对与信长的协作路线产生不安。[147]因此,这份异见书应当是作为对义昭态度的牵制而发出的。[147]

元龟4年(1573年)年初,武田军自远江国进攻三河国,2月攻下野田城(日语:野田城 (三河国))(野田城之战)。[150]看到武田方面的进军,足利义昭在同月选择与信长决裂,转而敌对。[151]

元龟4年(1573年),信长自岐阜率军进攻京都,一边烧讨上京,一边谋求与义昭和解。[152]义昭起初拒绝,但在正亲町天皇下达敕命后,于4月5日接受与信长和解。[152]久野雅司推测,曾在御供众中负责武田信玄外交的上野秀政(日语:上野秀政),[ba]是策划信玄上洛与排除信长并劝义昭举兵的人物。信长此次上洛也以处置秀政及其同党为目的,但因义昭接受和解,秀政亦向信长谢罪,信长遂达成阶段性目的。[154][155]另一方面,武田军因信玄病情恶化而开始撤退,4月12日信玄病逝。[156]

4月末,义昭与信长家臣之间交换了起请文。义昭所致的家臣包括佐久间信盛、泷川一益、塙直政;而信长一方的发给者则是林秀贞、佐久间信盛、柴田胜家、稻叶一铁、安藤守就、氏家卜全、泷川一益。[157]

元龟年间武田氏对远江、三河的进攻以及与信长的对立,被通称为“西上作战(日语:西上作戦)”,一般认为信玄的目标是上洛。然而,其真实情况与意图却受到质疑。[bb]

室町幕府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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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利义昭的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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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昭仍继续抵抗信长,至元龟4年(1573年)7月再度举兵,固守槙岛城(日语:槇島城),但最终被信长击败并遭到驱逐。[159]

通说认为,以此时为标志室町幕府已然灭亡。由此,室町将军失去了作为“天下”主催者的地位——即依托天皇王权,以京都为中心支配周边领域,并使地方诸大名处于从属地位、调停纷争的权威。然而,信长继承了“天下”主催者的地位,此后则以支配、统制诸大名的身份存在。[160][161]另一方面,义昭虽仍保留将军之位,但辗转各地,最终移居备后国鞆,受毛利辉元庇护。并且,他为打倒信长、重返京都而向各势力发出指令文书。义昭真正名副其实地交出将军之位,是在信长死后才发生的。[162]

由此,历史学者藤田达生(日语:藤田達生)认为,义昭的势力依然具备幕府的实质(即所谓“鞆幕府论”),当时存在着义昭的“公仪”与信长的“公仪”并立的状态。[163][164]至于“鞆幕府”这一名称是否恰当姑且不论,藤田的论点视角被认为是合理的。[165]从这一视角来看,此后信长的战争,与其说是天下统一战争,不如说是针对足利氏及其支持的其他战国大名的斗争。[165]

幕府的直臣中,包括奉行众、奉公众在内的一百余人随同义昭下向鞆。[166]另一方面,细川藤孝等许多幕臣则留在京都并转投信长一方。[166]这些旧幕臣成为明智光秀的与力,在继承室町幕府组织的形式下参与京都的统治。[166]

在义昭被驱逐之后,朝廷(日语:朝廷 (日本))奏请将年号由“元龟”改为“天正”,并于7月28日正式实施。[167][bc]

朝仓・浅井氏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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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正元年(1573年)8月8日,因浅井家的武将阿闭贞征内应,信长急率三万军出兵北近江,攻下山本山、月濑、烧尾等砦,缩紧对小谷城的包围圈。10日,朝仓军自越前出阵救援,但13日夜在风雨中疏于戒备,被信长亲自奇袭击破。诸将因被大将抢先而焦急,遂追击败走的朝仓军,经敦贺侵入越前。朝仓军弃城退入一乘谷,在刀根坂之战再度败北,弃一乘谷城逃往六坊,却遭平泉寺(日语:平泉寺白山神社)僧兵与同族朝仓景镜背叛,义景自刃。景镜持义景首级投降。信长命丹羽长秀搜杀朝仓家的世子爱王丸(日语:朝倉愛王丸),又命长谷川宗仁(日语:長谷川宗仁)将义景首级在京都狱门(日语:獄門)(枭首)。26日,信长凯旋于虎御前山。

8月27日,因羽柴秀吉的攻势,小谷城的京极丸陷落;翌日浅井久政自刃。[169]28日至9月1日期间,本丸亦陷落,浅井长政亦自尽。[169]信长将久政、长政父子的首级在京都狱门,并命人搜出长政10岁的嫡子万福丸,于关原处磔杀。长政之妻、信长之妹阿市及其子女在城陷前由藤挂永胜(日语:藤掛永勝)护送脱出。信长因妹妹得以生还而欣喜,后来让弟弟织田信包收养(最初据说由叔父织田信次(日语:織田信次)暂时照料)。

9月24日,信长率以尾张、美浓、伊势军势为主的3万大军进军伊势长岛。织田军在泷川一益等人的活跃下,于半月间接连攻陷长岛周边的敌城。然而在攻略长岛时,命令大凑(日语:大湊 (伊勢市))出船前往桑名却未获响应。10月25日,信长遂令泷川一益入驻矢田城后撤退。但与两年前相同,撤退途中遭一揆军奇袭,爆发激烈的白刃战,殿队的林通政战死,织田军付出牺牲后退回大垣城。[170]

11月,足利义昭离开三好义继的居城若江城(日语:若江城),退往纪伊国。[171]同月,佐久间信盛等信长方军势开始攻打三好义继。[171]因家老若江三人众(日语:若江三人衆)等人的背叛,义继于11月16日自尽。[171]12月26日,大和国的松永久秀也交出多闻山城(日语:多聞山城),向信长投降。[171]

天正2年(1574年)正月,在已被织田氏攻略并纳入领地的越前国,爆发了由地侍与本愿寺门徒发动的叛乱(越前一向一揆)。在此过程中,曾受信长任命为守护代的朝仓氏旧臣桂田长俊在一乘谷被杀。[172]

同月,甲斐国的武田胜赖进攻东美浓。[172]信长率3万兵出阵迎击,但在援军尚未到达之前,东美浓的明知城(日语:明知城)已陷落,信长遂避开与武田军的正面冲突而撤退至岐阜。[172]据《明知年谱(日语:明知年譜)》记载,山县昌景率领的6000人别动队追击,信长身边护卫的16骑中有9骑被斩杀,7骑逃脱,甚至出现信长被逼至绝境的场面。

兰奢待

此外,信长向正亲町天皇奏请“切取兰奢待”,天皇以勅命予以允准。[172]

长岛一向一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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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信长与信忠率领包括织田信雄、泷川一益、九鬼嘉隆的伊势・志摩水军在内的大军,对伊势长岛的一向一揆展开水陆并进的全面包围。[173]虽然一揆方抵抗激烈,但至8月陷入兵粮不足,约1000余人自大鸟居城(日语:大鳥居城)逃出时被歼灭,一揆势力逐渐陷入劣势。[173]

9月29日,长岛城的门徒投降,企图乘船退往大坂方向,但信长下令以铁炮进行一齐射击。[173]此举有时被称为信长的“不意袭击”,[174]但也有说法认为这是对一向宗方面先前所施行的欺骗性袭击的报复。[175]另一方面,在当时一揆方的反击中,信长的庶兄织田信广等织田方的重要武将被击杀。[173]

对此,信长将中江城(日语:中江城)、屋长岛城(日语:屋長島城)中固守的2万长岛门徒以栅栏围困,并以火攻将其全数歼灭。[173]通过这场战斗,信长占领了长岛。[173]

长篠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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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篠合战图屏风

从天正2年至天正3年间,武田一方不断对织田、德川领地发动再侵攻。[176]天正3年(1575年)4月,胜赖为讨伐已背离武田氏、转为德川氏家臣的奥平贞昌,进攻其居城长篠城。[176]然而,由于奥平军奋勇善战,武田军在攻略长篠城时陷入迟滞。

其间的5月12日,信长自岐阜出阵,途中与德川军会合,并于5月18日在三河国的设乐原布阵。[177]另一方面,胜赖也渡过寒狭川,准备迎击织田德川联军。[177]据说织田德川联军兵力约3万人,而武田一方兵力约1万5千人。[177]

5月21日,织田・德川联军与武田军的战斗开始(长篠之战)。[177]在设乐原决战中,信长命令佐佐成政等5位武将大量使用火绳枪进行射击。[178][bd]此战中织田军大胜武田军,[181]武田一方损失了众多有力武将。[181]信长在致细川藤孝的书状中表示,为实现“天下安全”,唯一必须击败的敌人只剩下本愿寺。[181]

6月27日,信长上洛至相国寺时,得知常陆国的国人江户氏(日语:江戸氏)允许自己所信奉的真言宗僧侣穿着原本只允许天台宗僧侣使用的绢衣,因此天台宗与真言宗僧侣之间持续发生争论。为解决此事,信长任命三条西实枝(日语:三条西実枝)、劝修寺晴右(日语:勧修寺晴右)、甘露寺经元(日语:甘露寺経元)、庭田重保(日语:庭田重保)、中山孝亲(日语:中山孝親)5人为奉行,负责处理这一问题(参见绢衣相论(日语:絹衣相論))。[182]其中年老的三条西在11月左右辞任奉行,其余四人则被称为“四人众”,并开始就包括此案在内的朝廷内诉讼进行合议。[183]

7月3日,正亲町天皇欲授予信长官位,但信长未予接受,而是请求天皇将官位或姓氏赐予其家臣。[184]天皇同意了这一请求,遂依照信长的提议,赐予松井友闲以宫内卿法印、武井夕庵以二位法印、明智光秀以惟任日向守、簗田广正以别喜右近、丹羽长秀以惟住等官位或姓氏。[184]

另一方面,对于前一年已落入一向一揆支配下的越前国,信长在8月率军进攻并加以平定,在书状中记载自己大量杀戮了一揆势力。[185]随后,信长将越前八郡交由柴田胜家掌管,同时又派遣前田利家、佐佐成政、不破光治等府中三人众及其他家臣分驻越前国,实行分割统治。[186]此外,信长还颁布了《越前国掟(日语:国掟)9条》,要求越前诸将遵守。[186]

越前一向一揆的歼灭,以及此前长岛一向一揆的歼灭,成为对大坂本愿寺的压力。由于信长采取了赦免本愿寺的方针,10月便与本愿寺达成了和议。[187]由此,信长一度实现了天下的静谧。[187]

就任右近卫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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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土城天主信长之馆(日语:安土城天主信長の館)(安土城复原天主)滋贺县近江八幡市安土町(日语:安土町地域自治区)

天正3年(1575年)11月4日,信长被任命为权大纳言。[188]随后在11月7日兼任右近卫大将。[188]这一权大纳言与右大将的就任,被认为是效法源赖朝曾担任同样官职的先例。[188]在就任官位的同时,信长还向公家与寺社分配知行地,借助天皇与朝廷的权威来维持其统治基础。[188]自此以后,信长也常被称为“上样”。[188]

由此,信长事实上被朝廷公认其为“天下人”。[189]此外,有观点认为,通过此次任官,信长放弃了在驱逐足利义昭后仍以其子义寻(日语:義尋)为名义、维持室町幕府体制(即公武统一政权)的政治路线,而转向否定该体制的方向(即“倒幕”)。[190]同时,也有解读认为,信长是效法义昭之父足利义晴的先例:义晴在将军职让予其子义辉时,兼任权大纳言与右近卫大将,以“大御所”身份担任后见(当时的现任将军义辉并无实权)。[be][192]不过,传统的室町将军称号如“室町殿”、“公方样”、“御所样”、“武家”并未用于信长,朝廷视其为与足利将军截然不同的权力。[193]

信长任命后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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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嫡子信忠被任命为秋田城介(日语:秋田城介)。[188]

11月28日,信长将织田家作为一大名家的家督,以及以岐阜城为中心的美浓、尾张等织田家领国,全部让渡给嫡子信忠,并任命斋藤利治、河尻秀隆、林秀贞等人为信忠直属的谱代家臣团。[188]

天正3年(1575年)12月,已与信长和睦的播磨国小寺政职获赐压切长谷部(日语:へし切長谷部);武将黑田孝高及其子黑田长政则得到染有与帜的旗印相同的永乐通宝纹样的鹿皮阵羽织。[194]

天正4年(1576年)1月,信长决定在交通要地近江国安土修建安土城,并委任丹羽长秀担任奉行。同年4月开始正式动工。[195]在安土城建成之前,信长以谱代家老佐久间信盛的城(宅邸)作为居所。

作为天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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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信长包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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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正4年(1576年)1月,与信长保持友好关系的丹波国波多野秀治举起反旗。随后石山本愿寺也再次起兵,反信长的动向再度开始增强。

4月,信长派遣由塙直政、荒木村重、明智光秀、细川藤孝担任指挥官的军势前往大坂,攻打本愿寺。[196]然而,纪州杂贺众加入本愿寺一方,5月3日塙直政遭到本愿寺军的反击,塙本人及大量士兵战死。[196]织田军陷入困境,被迫固守天王寺砦,但本愿寺军乘势将其包围。[196]5月5日,信长接到救援请求后发布动员令,进入若江城,但因事出突然,仅集结约3000人。[196]不得已之下,5月7日清晨,信长亲率这支军队,亲自站在最前线,突入包围天王寺砦的本愿寺军,爆发激烈战斗,信长本人也遭枪击受伤。[196]织田军成功与光秀率领的天王寺砦守军联动合流,击破本愿寺军并展开追击,[196]斩杀2700余人[196](天王寺砦之战)。

6月6日,信长暂时返回京都。恰逢兴福寺因下一任别当的任命问题,寻圆(日语:尋円)与兼深(日语:兼深)之间发生争论,双方均向朝廷提出诉讼。由于双方也向信长申诉,信长在与前述四人众商议后,避免直接点名个人,而是转告藤氏长者二条晴良,应依照兴福寺的传统进行任命。晴良将此理解为任命寻圆,并依此办理手续。[197]然而,兼深则主张信长的意见本是任命自己,而晴良却曲解了这一意向。正亲町天皇及四人众因信长的意见过于抽象而难以理解,遂接受了兼深的主张。[198]但当信长回到安土城后,从前来报告的四人众口中得知此事,认为自己的意见遭到否定,勃然大怒,遂派堀秀政等人前往兴福寺重新确认事实,并令泷川一益与丹羽长秀上洛,再次向朝廷奏请任命寻圆,同时对四人众处以一段时间的逼塞处分[199][bf](天正4年兴福寺别当相论(日语:天正4年興福寺別当相論))。

此时,原本与信长保持合作关系的关东管领上杉谦信关系恶化[注59]。[205][bg]谦信自天正4年4月起开始与石山本愿寺进行和睦交涉,并于5月达成讲和,从而明确与信长对立。[206]不仅谦信与石山本愿寺,毛利辉元、波多野秀治、杂贺众等也同调反信长,并结成联盟。

在天王寺砦之战之后,佐久间信盛等织田军从水陆两面包围石山本愿寺,[207]并实施经济封锁,阻止物资进入。然而,7月13日,毛利辉元应石山本愿寺的请求,派遣约700至800艘毛利水军(日语:毛利水軍)等船只,作为援军出现在大阪湾木津川(日语:木津川 (大阪府))口。[207]在这场战斗中,织田水军遭到击败,毛利军成功将兵粮(日语:兵糧)与弹药运入石山本愿寺[207](第一次木津川口之战)。

在这样的情势下,11月21日,信长升任正三位・内大臣。当年冬天,朝廷原本计划举行天皇的安土行幸,并预定在翌年天正5年付诸实施。[208]在此之前,正亲町天皇还打算将位让予诚仁亲王,由亲王作为新天皇进行行幸。[208]然而,当时无论是让位还是安土行幸都未能实现。[208]

织田右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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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正5年(1577年)2月,信长为讨伐杂贺众而率领大军出征(纪州攻伐(日语:紀州征伐))。至3月,迫使杂贺众首领铃木孙一等人投降,随后从纪伊国撤军。[209]

天正5年(1577年)8月,松永久秀对信长发动叛乱,并固守于其本据信贵山城。[210]根据天正5年10月11日下间赖廉(日语:下間頼廉)的书状内容,这次久秀的造反被认为是呼应足利义昭、本愿寺等反信长势力的动向。[210]然而,10月在织田信忠率领的织田军攻击下,信贵山城陷落,久秀被迫自尽。[210]

11月20日,正亲町天皇晋升信长为从二位・右大臣。至天正6年(1578年)1月,信长又进一步升叙为正二位。

信长将尾张的兵士编成弓众、铁炮众、马回众、小姓众、小身众等具备机动性的直属军团,并在天正4年(1576年)将这些部队集结于安土。[211]

中国侵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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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正6年(1578年)3月,播磨国的别所长治发动叛乱(三木合战)。[212]

4月,信长辞去了右大臣与右近卫大将之职。[213]在4月9日的辞官申状中,他表示:“征伐之功尚未完成,故先欲辞去一官”,并说明待征伐结束、天下安宁之后,将再次遵奉勅命;同时,他还提到希望暂时将显职让渡给嫡子信忠。[214]然而,信忠的官职承继并未实现。[213]

关于辞官的契机,山崎布美认为应重视别所长治的离反以及信长的上洛经过。信长在接到别所离反的报告后,于3月22日发布朱印状,表明成败别所的意向,翌23日便急赴上洛。抵达京都后,他既未与公家进行通常会见,也未参内,而是优先处理西国的军事措施,如播磨的增援、兵粮运输、应对毛利方面等,因此难以认为是为辞官而事先计划的上洛。[215]依此见解,信忠的显职承继并非辞官的主要目的,而是附随于信长辞意的表述。信忠已继承织田家的家督,信长本人也仍保持正二位的位阶,因此通过辞官来重新确立信忠继承者地位的必要性并不大。信长提出让渡的希望,既是为了向朝廷再次表明信忠的继承者身份,同时也是为了缓和因辞官可能引发的动摇,维持其作为朝廷外护者的关系。[214]

信长的任官,是作为平定越前一向一揆等武功的赏赐而进行的。然而,身为武门显职——右近卫大将,却在西国攻略中遭遇失败,这成为关乎信长所重视的“武边之道”与“外闻”的问题。因此,人们解释为,面对别所长治离反所导致的西国战略受挫,信长主动辞去官职,是一种通过辞官来表明责任的引责行为。[216]

7月,毛利军攻陷上月城,按照信长的命令被弃置的山中幸盛等尼子氏再兴军遭到处决(上月城之战)。[217]10月,摄津国的荒木村重突然背叛信长,与足利义昭、毛利氏、本愿寺结盟,共同抵抗信长。[218]与此同时,同样在东摄津拥有领地的中川清秀与高山右近一度响应村重,[218]但不久便归顺于信长。[219][bh][bi]

11月6日,由九鬼嘉隆率领的织田水军击败毛利水军,成功阻止了对本愿寺的粮食补给[220](第二次木津川口之战)。12月,织田军又包围了荒木村重固守的有冈城,并开始以断绝粮食的方式进行攻城(有冈城之战)。[221]

天正7年(1579年)5月,安土城的天守以地上六层、地下一层的规模竣工,信长迁居于此。[195]这一建筑比坂本城等先行的天守更为豪华宏大。[195]信长在天守内设置了狩野永德绘制的佛教、儒教、道教题材的壁画,并在天守旁建造了类似清凉殿的建筑。[195]对此,有评价认为这是为了克服天皇权威并意图进出东亚诸国,但柴裕之则认为,这反而展现了信长尊重传统社会权威的姿态。[195]

同年6月,随着明智光秀对八上城(日语:八上城)的包围,波多野秀治最终被捕并遭处决。[222]光秀在当年之内完成了丹波与丹后的平定。[223]

另一方面,由于援军难以到来,陷入困境的荒木村重在同年9月离开有冈城,突破包围后进入战略要地尼崎城。[224][bj]然而,随着宇喜多直家归附织田方,毛利氏的援军不再可能到来,有冈城部分守兵也发生离反,最终有冈城陷落。[225]随后,信长屠杀了荒木氏的妻子、子女及数百名家臣。[224]

翌年天正8年(1580年)1月,别所长治切腹,三木城开城。[226]数月之后,织田方攻克了整个播磨国。[226]

天正7年的政治状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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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信长将织田家的京都邸宅献给皇太子诚仁亲王,作为二条新御所(日语:二条新御所)。[227][bk]

这一年,信长被认为曾命令德川家康的嫡子松平信康切腹。[228]据说理由是信康的放纵行为,以及其生母筑山殿与武田氏的内通。家康遵从信长的意向,杀害了筑山殿,并令信康切腹。[228]然而,这一通说存在许多疑点,也有人认为真正的原因在于家康与信康父子的对立,信长只是被家康请求同意处置女婿信康而已[229](参见松平信康#信康自刃事件及与家康的关系)。

信长向朝廷推举九州的大友义统升迁,使其就任从五位下・左兵卫督。同时,他与大友氏缔结盟约,承认其对周防、长门的进攻与领有,这些地区原属毛利领地。此时,关东的北条氏政也开始着手加强与信长的关系;而位于毛利方前线的备前宇喜多直家则通过羽柴秀吉向织田政权提出归属请求,信长起初予以拒绝,但最终在10月底接受了这一请求。对此有一种看法认为,这并非偶然,而是因为信长掌握了向朝廷奏请官位的权力,逐渐被诸大名认知为取代足利义昭的“公仪(日语:公儀)”,他们开始进入其影响之下,以此来稳定自身地位(此前文书中将足利义昭称为“公仪”的下限时间为当年4月)。[230]

与大坂本愿寺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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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正8年(1580年)3月10日,关东的北条氏政提出归属请求,后北条氏遂置于织田政权的支配之下。同年,后北条氏的家臣笠原康明(日语:笠原康明)与间宫纲信(日语:間宮綱信)前往安土城,就北条氏直与信长之女的婚姻进行协商。由此,信长的版图扩展至东国。[231]

闰3月7日,在正亲町天皇的勅命之下,本愿寺终于放弃抵抗,与织田家达成和睦(即所谓的勅命讲和(日语:勅命講和))。[232]然而,本愿寺方面的教如仍留在大坂,企图继续战斗。[232][233]由于门徒之间对和睦存在强烈抵触,教如最终也不得不放弃继续固守,于8月退出大坂。[233]信长以“为了天下”为名所进行的大坂本愿寺战争,历经10年岁月,终于画上了句号。[232]

击败本愿寺的成功被视为织田政权的一个重要转折点。[234][235]虽然各地的一向一揆仍在继续抵抗,但随着大坂本愿寺的败退,有组织的反抗逐渐衰退。[236]从这一时期开始,有观点认为“天下”的含义已不再局限于畿内,而是扩展为整个日本,信长也由此开始以“天下一统”为目标。[235]

另一方面,同年8月,信长向大坂本愿寺战争的司令官——老臣佐久间信盛及其嫡子佐久间信荣,送去了折槛状。[237]并以在与本愿寺的战争中存在失误等理由,命令他们被流放至高野山。[237]此外,包括重臣林秀贞、安藤守就及其子定治(日语:安藤定治)、丹羽氏胜(日语:丹羽氏勝)等人也同样遭到流放的惩处。[237][238]

天下静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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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御马揃・左大臣推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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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正9年(1581年)1月23日,信长命令明智光秀在京都准备举行马揃。[239]这次马揃动员了近卫前久等公家、畿内以及织田分国的大名与国人,是一场向正亲町天皇以下的朝廷(日语:朝廷 (日本))、京都内外的民众,乃至他国武将展示织田军实力的盛大军事游行。[240]不过,据说提出举办马揃的并非信长,而是朝廷。[240]信长在天正九年初于安土举行了爆竹祭典——左义长,朝廷方面观之后希望能在京都御所附近再现这一盛况。[240]只是,将左义长改为马揃的决定则出自信长本人。[240]

2月28日,在京都内里东侧的马场举行了盛大的马揃(京都御马揃(日语:京都御馬揃え))。[240]其中不仅有信长本人及织田一门,还包括丹羽长秀等,旨在展示织田军团的武威。这在《信长公记》中被记载为:“贵贱群众之辈,生逢如此盛世……(中略)……实属难得之事,可谓上古末代的奇观。”

3月5日,信长再次以500余匹名马举行马揃。[241]因此,有观点认为这场京都御马揃是信长向正亲町天皇施加军事压力,以迫使其将皇位让予皇太子诚仁亲王。[240]据说当时无论京都城内外,甚至邻近地区,听闻此事的人们蜂拥而至,导致京都陷入大混乱。[241]

天正9年(1581年)3月7日,天皇推举信长为左大臣。[242]3月9日,这一意向传达给信长,信长回应称“待正亲町天皇让位、诚仁亲王即位之时再接受”。[242]朝廷就此事进行了讨论,并向信长传达了某种意向。[242]3月24日,信长的回信送达,朝廷对此表示满意。[242]然而4月1日,信长突然表示“今年是金神(日语:金神)之年,不宜进行让位”。于是让位与信长的左大臣就任均被延期。[242]不过,现存于东山御文库的文书显示,正亲町天皇曾誊写阴阳寮(土御门久修(日语:土御門久脩)、贺茂在昌(日语:賀茂在昌))3月21日所出的勘文(日语:勘文),其中记载了金神的问题,因此至少在21日时朝廷方面已知晓此事。由此,有观点认为让位与左大臣就任的延期是朝廷方面的提议,而3月24日信长的回信则是对延期的认可。[243]

8月1日的八朔祭典之际,信长在安土城下举行了马揃。这次行列中包括近卫前久等公家,成为一场公开宣示安土乃武家政权中心的盛大活动。[241]

包围高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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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正9年(1581年),高野山因庇护荒木村重的残党、并与足利义昭勾连等举动,表现出与信长敌对的态势。[241]《信长公记》记载,信长派遣十余名使者前往,但高野山方面将这些使者全部杀害(高野山方面则辩称,这些足轻并非执行搜查,而是进行骚扰与暴行,因此才被击杀)。另一方面,《高野春秋(日语:高野春秋)》记载,前一年8月,信长曾通过松井友闲送去书状,质问高野山宗徒是否与荒木村重残党有往来;随后在9月21日,参与一揆的高野圣等人被捕入狱或遭杀害。[241]因此,在天正9年(1581年)1月,高野圣与根来寺合作,结成高野大众一揆,公开反抗信长。[241]

信长任命族人、和泉岸和田城主织田信张为总大将,发布了进攻高野山的命令。[241]1月30日,他逮捕了1,383名高野圣,并在伊势及京都七条河原(日语:七条河原)处决。[241]10月2日,信长派遣堀秀政的军势作为援军,攻打根来寺,俘虏了350人。[241]10月5日,又从高野山七口派遣筒井顺庆的军队加入,发动总攻。然而高野山方面也奋勇抵抗,战斗长期化,双方都有大量战死。[241]

天正10年(1582年)年初,信长将主力转向甲州征伐,因此高野山的战斗暂时被回避。武田家灭亡后的4月,信长改任信孝为总大将,取代信张。[241]信孝对高野山发动攻击,杀害了131名高僧及大量宗徒。[241]然而战事尚未分出胜负,本能寺之变便爆发,织田军对高野山的包围随之结束,高野山也因此免于遭遇如比叡山延历寺般的焚毁之劫。[244]

甲州征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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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正9年(1581年)5月,守卫越中国的上杉氏武将河田长亲突然去世,织田军趁隙入侵越中,将该国过半地区纳入支配。7月,信长命丹羽长秀在近江处决越中国木舟城(日语:木舟城)主石黑成纲,并命令越中国愿海寺城(日语:願海寺城)主寺崎盛永(日语:寺崎盛永)切腹。3月23日,织田军夺回高天神城(日语:高天神城),进一步逼迫武田胜赖。在纪州,杂贺党因内部纷争而势力衰退,信长支持派的铃木孙一与反信长派的土桥平次等人发生争斗。

武田胜赖在长篠合战败北之后,一方面通过与越后上杉家缔结甲越同盟、修建新府城(日语:新府城)来谋求领国重建;另一方面,他归还了作为人质的织田信房(胜长),试图通过佐竹义重来与信长达成和睦(甲江和与),但始终未能推进。

天正10年(1582年)2月1日,武田信玄的女婿木曾义昌倒戈投向信长。[245]2月3日,信长下令信忠发布大规模动员令,准备对武田领国展开全面进攻。从骏河国出兵的是德川家康,从相模国出兵的是北条氏直,从飞驒国出兵的是金森长近,而木曾(日语:木曽地域)方面则由织田信忠率军,各自开始攻略武田领地。[245]信忠的军队由军监泷川一益以及信忠的谱代众——河尻秀隆、森长可、毛利长秀等人组成,这支联合军的兵力超过10万人。2月2日,在木曾军的引导下,织田军1万5000人进驻至诸苏上原。[245]

在武田军内部,伊那城(日语:伊那城)的守军驱逐了城主下条信氏(日语:下条信氏)并向织田军投降。随后,南信浓松尾城(日语:松尾城 (信濃国伊那郡))主小笠原信岭于2月14日也投降织田军。[245]此外,织田长益、织田信次(日语:織田信次)、稻叶贞通等率军与深志城的马场昌房军交战,迫使其开城。[245]而骏河江尻城(日语:江尻城)主穴山信君则投降德川家康,并引导德川军自骏河国沿富士川溯流进入甲斐国。[245]由此,武田军各地纷纷争先投降联合军,无法形成有组织的抵抗,只能逐步瓦解。唯一奋勇抵抗的是仁科盛信固守的信浓高远城,但在3月2日遭到信忠率领的织田军攻击而陷落,400余颗首级被送至信长处。[245]

其间,武田胜赖驻扎在诸苏,但在联合军的强大攻势下撤离诸苏,返回甲斐国新府。[245]然而,面对穴山等人的背叛以及信浓诸城相继陷落的局势,胜赖放弃新府城,纵火焚毁后退入胜沼城(日语:勝沼氏館)。[245]织田信忠的军队以猛烈的势头侵入武田领地,接连占领武田方的城池。3月8日,信长亲自出征甲州征伐之时,信忠已占领武田领国的本据甲府;3月11日,在甲斐国都留郡田野,泷川一益迫使武田胜赖与其子信胜自刃,至此武田氏灭亡。[245]胜赖与信胜父子的首级由信忠送至信长处。[246]

3月13日,信长自岩村城进至弥羽根,14日亲自检视胜赖等人的首级。[247]19日,他自高远进入诸苏的法华寺,20日与木曾义昌会面,安堵其在信浓2郡的领地;又与穴山信君会面,安堵其在甲斐国与骏河国的旧领。[247]23日,信长将此次战功的赏赐授予泷川一益,赐予旧武田领的上野国与信浓2郡,并任命其为关东管领,[bl]驻守厩桥城。[247]29日,除穴山领外的甲斐国分封给河尻秀隆,骏河国则分给德川家康,北信浓4郡分给森长可,南信浓则分给毛利秀赖。[247]此时,信长还在旧武田领颁布国掟,规定废除关所、奉公义务以及所领疆界等事项。[247]

4月10日,信长前往富士山游览,受到家康的盛情款待。[247]4月12日,他进入骏河兴国寺城,接受北条氏政的接待。[247]随后又进入江尻城,14日进入田中城(日语:田中城),16日进入滨松城。[247]自滨松乘船至吉田城(日语:吉田城),19日进入清洲城。[247]21日返回安土城。[247]

信长对武田氏的讨伐,对奥羽的大名们产生了巨大影响。芦名氏在5月派遣使者前往信长处,宣誓“无二的忠诚”。[249]此外,伊达辉宗的侧近远藤基信在6月1日致书佐竹义重,呼吁为信长的“天下一统”而奔走,[250]由此表明了对信长的恭顺姿态。

安土行幸计划・三职推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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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长公记》记载,天正10年(1582年)1月6日,信长向前来出仕的人展示了安土城的“御幸之间”。[251][252]1月7日,劝修寺晴丰因行幸所用的鞍已完成,便将其呈献给正亲町天皇(见《晴丰公记》)。[251]因此,可以认为在天正10年或其后,正亲町天皇原本计划前往安土举行“安土行幸”。[251]

天正10年(1582年)4月,曾经出现过将信长任命为太政大臣、关白或征夷大将军的构想(后来太政大臣与关白由丰臣秀吉就任),这一问题在村井贞胜与武家传奏・劝修寺晴丰之间有所讨论[253](即所谓“三职推任问题(日语:三職推任問題)”)。此事在劝修寺晴丰的《天正十年夏记(日语:天正十年夏記)》中有所记载,但其中‘御すいにん候て然るべく候よし申され候’一句的文意并不明确。[253]因此,这一推任究竟是朝廷方面的提议,还是村井贞胜的主动申请,研究者之间存在不同解读。[253]无论如何,至5月时,朝廷已派遣勅使前往信长的居城安土城,以进行推任。[253]信长则向正亲町天皇与诚仁亲王作出了回应,[bm]但其具体内容不详。

堀新断定,因勅使随行的劝修寺晴丰在其日记《天正十年夏记》(晴丰记的断简)中并未提及信长的官职之事,且信长上京时朝廷方面也没有围绕徐目(就任仪式)的动向,因此信长拒绝了就任。[254]

决定四国征伐・安土飨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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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长决定攻略四国的长宗我部元亲,并着手派遣三子信孝以及重臣丹羽长秀、蜂屋赖隆、津田信澄的军团。[255]据说当时,信孝名义上还计划成为在阿波拥有势力的三好康长的养子。[255]

天正10年(1582年)4月,信长计划在讨伐长宗我部氏之后,将赞岐国分封给信孝,将阿波国分封给三好康长。[255]至于伊予国与土佐国,则预定在信长前往淡路时决定其处置。[255][256]而这次四国侵攻的开始,原定于6月2日由信孝渡海至淡路拉开序幕。[257][258]

然而,由于此前一直是明智光秀负责与长宗我部元亲的取次,这次信长在四国政策上的变更,使光秀的地位陷入了危险。[255][257]

5月15日,德川家康为感谢增封骏河国之礼,前往安土城拜访。[259]在此,信长命令明智光秀担任接待役。[259]光秀自15日至17日对家康进行了盛情款待(即安土飨应)。[260]信长对光秀的信任极为深厚。[261]另一方面,在这次接待期间,《弗洛伊斯日本史(日语:フロイス日本史)》记载了一则不确定是否属实的传闻:信长对光秀心生不满,并曾以脚踢之。[262][bn]

本能寺之变与临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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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能寺烧讨之图》(杨斋延一(日语:楊斎延一)画、明治时代、名古屋市所藏)

天正10年(1582年)5月17日,在家康接待仍在进行之时,信长接到羽柴秀吉的使者报告:秀吉正在进行的备中高松城包围战(备中高松城之战)中,毛利辉元亲自出阵,吉川元春与小早川隆景等毛利军势正在逼近。[260][264]使者并请求援军。信长在得报后,表示自己将亲自出征,讨伐辉元等毛利氏,并传达了平定九州的意向给秀吉。[265]

在亲征之前,信长解除了光秀的家康接待役之职,命令他前往支援秀吉。[260][266][bo]此外,信长不仅派遣光秀,还决定将细川忠兴、池田恒兴、高山右近、中川清秀等人一同派往中国地方。[265]

过去一般认为信长会直接远征中国地方,但实际上,他的计划是先渡海至淡路,平定四国之后,再与秀吉、光秀等人会合,参加中国征伐。[265]另一方面,也有观点认为,信长是为了检阅负责四国攻势的信孝军势而前往淡路,[268]并在6月4日渡海后,最快于5日以后才计划进军中国地方。[269]无论如何,信长设想在平定四国、灭亡毛利辉元之后,九州的大名如大友义镇等也会归服,因此这次西国出征可能成为他实现全国统一的最后一次出征。[270]

5月29日,信长为西国出征之故,设定了安土城的留守众,只率领20至30名小姓众从安土城上洛,驻留于本能寺。[259][271][bp]其嫡子信忠亦因得知信长出马的消息,从堺赶赴京都。[274]

6月1日,信长在本能寺接待了前太政大臣近卫前久、前关白九条兼孝(日语:九条兼孝)、关白兼左大臣一条内基、右大臣二条昭实(日语:二条昭実)、内大臣近卫信基,以及勅使甘露寺经元、劝修寺晴丰等公家众的来访。[275]信长心情愉快,热情款待了公家众,并谈到甲州征伐出乎意料地顺利,同时宣布自己将在6月4日亲征西国。[275]另一方面,信长又翻出了此前命令前久所调查的历法问题(日语:改暦#天正10年の例),但公家众并未予以回应。[276]

公家众退出之后,只剩下侧近,信长与信忠久违地亲切闲谈了一番。[277]这成为信长父子最后的一次对话。[273]

不久夜幕降临,众人散去,信长便安然入睡。[278]然而,本应奉命率军援助秀吉的光秀,却突然进军京都,并在6月2日凌晨袭击了本能寺(本能寺之变)。[279]据《本城惣右卫门觉书(日语:本城惣右衛門覚書)》记载,光秀在进军时隐瞒了真正目标是信长这一事实。[280]

信长仅率领少数随从,但起初仍亲自持弓与枪奋战。然而,他终究无法抵挡压倒性的明智军,遂自焚放火,在熊熊烈焰之中自尽而亡。[279]享年49岁。[279]

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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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长的嫡子信忠在得知本能寺遭袭后,原本欲从所宿的妙觉寺(日语:妙覚寺 (京都市))赶赴父亲身边,但在途中小巷遇到村井贞胜等人,被劝阻而转移至二条御新造(日语:二条御新造)。[273][281]然而,已使信长自尽的明智军也攻至此处,信忠虽奋力抗战,终因寡不敌众,遂追随父亲而自尽。[281]

战斗结束后,光秀寻找信长的遗体,但并未发现。[282]一般认为,这是因为现场有过多的烧焦尸体,难以辨认其中哪一具是信长的遗体。[283][bq]

6月13日,秀吉以信长的三男信孝为总大将,向光秀发起挑战,并在山崎之战中击败了明智军。[285]光秀在败走途中丧命。[285]

本能寺之变发生4个月后,即10月9日,朝廷追赠信长为从一位・太政大臣。[286]

10月15日,秀吉在大德寺为信长举行了盛大的葬礼。[286]关于这场葬礼,《惟任退治记》中留下了描写。据其记载,葬礼极为庄严:“以金纱、金襴包裹棺椁,在屋檐的瓔珞与栏杆的擬宝珠上散布金银,竖立施以丹青的八角柱,八间之内尽显色彩”。[287]此外,遗骨与以沉香雕刻的佛像一同安置,并在连台野设立了百二间见方的巨大火葬场。葬列中,羽柴秀长担任警固大将,3万武士在大德寺至火葬地约1500间的沿途警戒,排列弓、枪、铁炮。池田辉政担任御舆前辕,羽柴秀胜担任后辕,秀吉本人则持位牌与太刀(不动国行(日语:国行))。大德寺的法会聚集了八宗九派的僧侣,观礼的群众被记为“贵贱如云霞”。[287]虽然这些记载中或有夸张,但可以看出在秀吉主导下,葬礼规模极为宏大。[287]

大正6年(1917年)11月17日,朝廷追赠信长为正一位。[288][br]

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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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历 西元 月日
(旧历)
内容 出典
天文3 1534年 6月23日 出生  
天文15 1546年   元服,改名三郎信长。  
天文18 1549年 2月24日 与浓姬结婚  
天文20 1551年   继承家督  
弘治3 1557年 11月2日 派人暗杀弟信行  
永禄2 1559年 2月2日 初次上洛與將軍足利義輝會面  
永禄3 1560年 5月19日 于桶狭间之战击败今川义元  
永禄9 1566年   自称尾张守。  
永禄10 1567年 9月 稻叶山城之战获胜,进占美浓国。  
永禄11 1568年 9月-10月 成功拥立足利义昭上洛继任征夷大将军。  
永禄11 1568年 10月28日 从五位下弹正少忠 系图纂要
元龟元 1570年 3月14日 正四位下弹正大弼 系图纂要
6月28日 姊川之戰  
元龟2 1571年 9月12日 比叡山烧讨(日语:比叡山焼き討ち (1571年))
天正2 1574年 3月18日 从三位参议 ※《历名土代》则记载于天正2年3月18日敘任从五位下。同日,信长上殿晋见。 公卿补任
3月28日 得勅令,收割于东大寺正仓院的兰奢待。  
天正3 1575年 5月 于长篠之战击败武田胜赖  
11月4日 权大纳言 公卿补任
11月7日 右近卫大将兼任 公卿补任
天正4 1576年 11月13日 正三位 公卿补任
11月21日 内大臣,右近卫大将兼任。 公卿补任
天正5 1577年 11月16日 从二位 公卿补任
11月20日 右大臣,右近卫大将兼任。 公卿补任
天正6 1578年 1月6日 正二位 公卿补任
4月9日 辞去右大臣、右近卫大将两官职 公卿补任
天正10 1582年 6月2日 本能寺之变、自杀  
10月9日 封卫从一位太政大臣 大德寺文书
大正6 1917年 11月17日 追封为正一位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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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溪宗陈(日语:蒲庵古渓)绘绢本著色束带织田信长像(天正11年仲夏上浣,神户市立博物馆藏、重要文化财)

人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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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者池上裕子(日语:池上裕子)指出,当时人们对信长的“最为准确而系统的人物评价”,是由传教士路易斯·弗罗伊斯所作。[289]弗洛伊斯曾评价信长为“极为罕见的优秀人物,作为非凡而著名的卡皮坦(司令官),以极大的贤明统治天下,这是不可否认的”。[290]据弗洛伊斯所言,信长是如下特质的人物。

他身材中等,体格纤细,胡须稀少,声音极为清朗,极度好战,勤于军事训练,富于荣誉心,在正义上极为严厉。对于加诸自身的侮辱,他必定施以惩罚。在某些事情上,他也表现出人情味与慈爱。他睡眠时间短,清晨即起,不贪婪,内心极具决断,战术极为老练,性情急躁,虽易激怒,但平时并非如此。他很少甚至几乎不听从家臣的忠言,却受到众人的极大敬畏。他不饮酒,饮食节制,对待他人极为直率,对自己的见解则颇为自负。他轻蔑日本所有王侯,像对待下僚一般居高临下地与他们交谈,而人们则如对待绝对君主般服从他。即便战运不利,他仍心胸开阔,忍耐坚毅。他具备良好的理性与清晰的判断力,是对神佛一切礼拜、尊崇,以及各种异教占卜与迷信习俗的轻蔑者。起初他表面上似乎归属法华宗,但在身居高位后,傲然轻视一切偶像,在若干方面遵循禅宗见解,认为灵魂不灭与来世赏罚皆不存在。他的宅邸极为整洁,凡事都处理得十分细致,在会谈时厌恶拖延与冗长的前言,甚至与卑贱的家臣也能亲切交谈。他特别喜爱著名的茶具、良马、刀剑与鹰猎,并极为喜欢让高低身份的人在他面前裸体相扑。他绝不允许任何人携带武器在他面前出现。他略带忧郁的面容,在着手艰难企图时却极为大胆无畏,凡事人们皆服从他的言辞。
— 摘自《弗洛伊斯日本史》[291]

池上裕子认为,弗洛伊斯所描绘的这种“绝对君主”式的信长形象,是与信长实际言行并不矛盾的恰当描写。[289]另一方面,历史学者神田千里(日语:神田千里)则指出,这样的信长人物形象在日本史料中有许多无法得到确认的部分,如下所述,若对弗洛伊斯的评价全盘接受,则存在不少问题。[292]

残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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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池上裕子所言,信长杀害了大量与自己敌对的人,并实施了超出必要的残虐行为。[293]信长本人在书状中记载,这样做是为了“散去郁愤”。[293]其中一个事例便是长岛一向一揆的歼灭,他在此役中焚杀了2万男女,以此舒解心情。[294]此外,如对岩村城的处置所示,信长虽时常以“投降即可赦免城中之人”为条件,但在敌方投降后却往往反悔承诺,实施屠杀。[295]

不过,针对敌对势力的屠杀行为在当时的战国大名之间广泛存在,并非只有信长才实施。[296][bs]此外,关于信长的一向一揆歼灭,还被指出与江户时代初期的岛原之乱中的大屠杀存在相似性。[297]据横田冬彦(日语:横田冬彦)所言,这类杀戮行为是近世成立期特有的现象,因此若将其归因于信长残虐性的“专制者个性”,并不恰当。[297]

作为显示信长残虐性的逸事,经常被提及的是天正2年(1574年)正月的酒宴。[bt]《信长公记》记载,浅井久政、长政父子与朝仓义景3人的首级[bu]被制成薄浓(首化妆),[bv]在“他国诸将退出之后,仅御马廻在场”的酒宴上作为肴馔展示。信长据说当时心情极为愉快(《信长公记》卷七[300])。桑田忠亲(日语:桑田忠親)对此评价为“由此可见信长是何等冷酷残忍的人物”。[301]而宫本义己(日语:宮本義己)则认为,这其实表现了信长对敌将的敬意,在改年之际,于今生与来世相结合的净化场合为三将祈福并期许新的出发;桑田的观点忽视了首化妆的风俗,因此是偏颇的解读。[302]

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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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信长公记》所记载,少年时期的信长因怪异行为而闻名,被称为“大傻瓜”。[23]他曾穿着奇异的服装在街上行走,一边走一边吃栗子、柿子、瓜果。[23]更有甚者,在父亲的葬礼上,他竟向位牌投掷抹香。[23]这种种怪行,常被视为信长天才性的象征。[303]

然而,神田千里指出,成年后的信长并不是一个会做出这种怪异行为的人物。[303]从他留存下来的文书中可以看出,例如针对足利义昭的十七条异见书、对佐久间信盛的责罚状等,信长非常重视世间的评价。[304]而且,信长采取的是符合当时常识的行动,并努力争取人们的支持。[303]

此外,《爱知县史》[bw]认为,信长被称为‘うつけ(傻瓜、愚人)’,是因为在家督让渡给信长之后,室町幕府等斡旋了与今川义元的和睦。当时以信秀为首的家族几乎全都支持和睦,唯独作为当主的信长反对,因此陷入孤立,被视为不适格的家督继承者。[305](认为信长不适格的弾正忠家一族甚至表现出拥立信胜为新当主的动向。[306])不过,这场和睦的最终目的在于切断织田氏与斋藤道三的关系,排除道三并让土岐赖芸复归美浓。由于信长是依靠道三的支持才继承了织田家的家督,因此他只能选择反对。[31]

另一方面,稙田诚指出,中世纪的人们因对神佛怀有浓厚的尊崇态度,当所祈愿之事无法实现时,往往会转而强烈地反驳、恐吓或唾弃神佛。[307]在此背景下,尽管信秀患病时除了医学治疗之外,还进行了僧侣的祈祷,但最终仍然去世。对此,曾祈愿父亲痊愈的信长,对主持祈祷的僧侣以及未能回应祈愿的神佛产生了强烈的愤怒。他在葬礼上向位牌投掷抹香,意图破坏葬礼场面,以此作为对僧侣和神佛的报复行为。[307]稙田的观点认为,投掷抹香的行为在当时的宗教观念下是可以解释的,并非所谓的“奇行”,也不包含政治意图。[307]

家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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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明智光秀与细川藤孝这类极少数的例外之外,信长几乎只任用尾张出身的世代家臣担任重要职位。[bx][308]

在这些世代家臣当中,没有人背叛过信长;另一方面,松永久秀、荒木村重、明智光秀等属于“外样”的人物,却最终反叛了信长。[308]池上裕子认为,久秀与光秀等人的造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对信长偏重世代家臣的用人政策产生了反感。[308][by]

此外,也有观点认为,松永久秀、别所长治、荒木村重等人的反乱,源于信长被认为苛烈的性格。研究者指出,他过于自恃,性格极其反复无常,且多疑而执念深重,这些特质导致了众多的叛乱。[310][311]正如前述《弗洛伊斯日本史》中的人物评价所示,家臣们被要求对信长绝对服从,甚至不被允许提出异议。[289]

另一方面,也存在不同的看法。根据神田千里的说法,信长在一定程度上是重视家臣意见的,[312]而且在对待家臣方面也相当谨慎。[313]关于前者,神田举出了一些例子,例如在中国攻略中,羽柴秀吉的独断决定得到了信长的追认;又如,佐久间信盛提出异议后,信长赦免了武将三宅赖连。[312]过去被理解为要求家臣绝对服从的《越前国掟(日语:越前国掟)》一文中,其实也有“如果信长的意见有误,应毫不顾忌地指出”的字句。[312]而且,如果家臣的意见合理,信长承诺会采纳。[312]当时的战国大名普遍重视家臣的合议,信长也不例外,他认为家中合议是必要的。[314]

关于信长与家臣的关系,常被关注的是世代重臣佐久间信盛遭到追放一事。一般认为,这次追放是信长毫不留情地驱逐能力不足的家臣的事件。[315]例如,池上裕子就将其表述为“即便是世代家臣、重臣,(中略)也会被无情地舍弃”的体现。[237]然而,神田则指出,在被追放之前,信盛曾被给予恢复名誉的机会,而且他在高野山安然度过了余生,因此信长的做法不能简单地称为冷酷。[313]此外,信长在对待家臣方面的用心,也可从他将“对信盛家中施加过大的负担”列为追放理由之一得到印证。[313]

信长原本并非轻视重臣,但由于将重臣分派到各地前线或领国,建造安土城之后,他仅举行过两次新年问候的正月仪礼。此外,他也没有设立与重臣的合议机构,因此除了通过近侍集团之外,沟通十分困难。而且,信长并未考虑家臣背叛的可能,没有交换起请文,也没有以妻子儿女为人质,因此对家臣团的稳定措施并不充分。据指出,这正是导致重臣背叛与政权崩溃的原因。[316]

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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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田神宫信长塀(名古屋市热田区)

根据前述《弗洛伊斯日本史》的记载(→#人物评价),一般认为信长是无神论者,否定神佛。[317]然而,实际上,从大量的一手史料可以看出,他曾多次在寺社进行战胜祈愿,因此这一弗洛伊斯的记述被指出缺乏可信性。[317]

所谓热田神宫的“信长塀”,有传说称是信长为桶狭间之战的胜利而奉献的。[318]对于这座热田神宫,以及津岛神社、织田剑神社(日语:劔神社)等与织田氏关系深厚的神社,信长都给予了热心的支持。[318]

信长曾使用写有“南无妙法莲华经(日语:南無妙法蓮華経)”的军旗,并在京都选择法华宗寺院作为宿所(本能寺也是法华宗的寺院),由此可见他在一定范围内也有信仰法华宗的迹象。[319]

信长曾因痛悼家臣平手政秀的去世,为祭祀其菩提而建立了政秀寺(日语:政秀寺)。

由此可见,信长虽然对神佛持有普通的信仰心,[320]但却厌恶因迷信带来的弊害。[321]这一点在天正八年发生的、与旅僧无边相关的事件中有所体现[321](《信长公记》卷十三)。无边寄居于石马寺的栄螺坊宿坊,因为被人们传说拥有不可思议的力量而声名远播。[321]信长召见无边,询问其出身等问题,但无边故意给出奇怪的回答。[321]信长威胁说:“若是无处出生之人,或许是妖怪。用火试一试吧,准备火来。”无边不得已才如实回答。[321]由于他无法展示任何神奇的灵验,信长便剃去其头发,使之裸身,用绳索捆绑后在街中放逐。[321]后来又查明无边借迷信之名对女性进行淫乱行为,因此信长最终下令将其处决。[321]

如前所述,根据稙田诚的观点,中世纪是宗教的时代,中世纪的人们不可避免地处于宗教的影响之下。然而,一旦因某种契机对宗教或神佛产生怀疑,就可能转而不信,并进一步发展为对神佛的恐吓、唾弃或亵渎,但并未走向彻底否定宗教或神佛,也没有持久性(仍有可能回归信仰)。[322]信长也因父亲的去世而对神佛与宗教产生不信感,但并非完全否定(他对旅僧无边的严厉态度,被认为与父亲之死的记忆紧密相关)。[322]因此,信长并非例外,他同样是那种在宗教与合理性之间来回徘徊的中世纪人。[322]

武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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绀丝威胴丸

正如前述弗洛伊斯的人物评价所提到的,信长十分热心于武艺的锻炼。据说在年轻时期,他从不间断马术训练,并在除冬季之外的季节里勤于游泳。[323]此外,他还以平田三位(日语:平田三位)等专家为师,学习兵法、弓术与炮术(日语:砲術)等技艺。[323]

作为信长的嗜好,除了后文所述的茶之汤与相扑之外,鹰猎也广为人知。《信长公记》首卷中已经出现了关于鹰猎的记载,可见这是他自青年时期起便有的爱好。[324]

即便在被委任掌管天下政务之后,信长仍在三河、摄津的军中,以及京都东山等地进行鹰猎。[325]天正7年(1579年)2至3月间,太田牛一在《信长公记》中记载他“几乎每天”都在进行鹰猎;翌年天正8年(1580年)春天,他同样“每天”进行鹰猎。

如前所述,信长似乎也十分勤于马术锻炼。天正9年(1581年),他在安土与岐阜两地的城下都设立了马场。[326]

在将足利义昭逐出京都、开始由自己掌管天下政务的天正年间,全国的大名与领主纷纷向信长献上马匹与猎鹰。[bz]

  • 天正元年(1572年)冬、来自陆奥的伊达辉宗献上猎鹰,信长于是将伊达氏的分国改为“直风”。[329]其他奥羽的领主们也同样献上了猎鹰与马匹[330]。
  • 天正4年(1576年)4月、毛利辉元的叔父小早川隆景向信长献上太刀、马匹以及1000枚银子,信长则通过羽柴秀吉转达了谢意[331]。
  • 天正8年(1580年)3月9日、北条氏政派遣使者上洛,向信长献上十三只猎鹰与五匹马,并将北条氏的分国进献给信长[332]。
  • 天正8年(1580年)6月26日、长宗我部元亲向信长献上了16只猎鹰[333]。

由此可见,在天正年间,众多大名与领主纷纷向信长献上猎鹰与马匹。作为这些献上的回报,信长对他们的分国予以安堵。此外,这类献礼行为本身也反映出信长的政策已被全国的大名与领主所接受。[334]

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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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长对茶之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虽然他究竟何时开始嗜好茶之汤尚不明确,但在上洛后的永禄12年(1569年)以后,他便开始收集名物茶道具,进行所谓的“名物狩猎”。[335]据说这种名物狩猎的目的,是通过收集如“东山御物”这类与足利将军家相关的器物,以此来为自身的权威增添正当性。[336]

信长将所获得的茶道具赐予家臣作为奖赏,并加以政治性的利用(即所谓的“御茶汤御政道(日语:御茶湯御政道)”)。[337]在甲斐攻略中立下战功的泷川一益,曾向信长请求以茶器“珠光小茄子(日语:珠光小茄子)”作为奖赏,但最终得到的却是关东管领的称号[bl]以及上野一国的加增,因此感到失望。[338]据《信长公记》《太阁记》《四度宗论记》《安土问答正传记》等记载,天正7年(1579年)5月27日,在安土宗论(日语:安土宗論)中获胜的净土宗高僧贞安(日语:貞安),曾被信长赐予后醍醐天皇御制的薄茶器(日语:薄茶器)“金轮寺(日语:金輪寺 (茶器))”(きんりんじ/こんりんじ)的本歌(原器)。[339]

然而,信长并非只是将茶之汤作为政治工具来利用,他似乎也纯粹地享受茶之汤本身。[337]

他也喜好观看相扑。当时,相扑的风习仅存在于西国,因此在尾张时期的信长被认为并未对相扑感兴趣。[340]然而,上洛之后,相扑观赏却成为他的至爱,《信长公记》中多次记载他在安土城等地频繁举办大规模的相扑大会。[341][340]

在相扑大会上,成绩优异者会得到奖赏,[341]甚至像青地与右卫门(日语:青地与右衛門)这样的选手,还被录用为织田家的家臣。[342]具体而言,在天正6年(1578年)8月举行的相扑大会上,信长将14名成绩突出的选手分别以100石的待遇召入麾下,并赐予他们宅邸。[342]

信长也以喜爱幸若舞(日语:幸若舞)与小歌(日语:小歌)而闻名,但与舞蹈相比,他对能乐并不十分感兴趣。[343]此外,还有一则逸事:天正3年(1575年)3月,他在京都相国寺与今川氏真会面时,曾请求氏真表演蹴鞠,并得以观赏。同年7月,他还参观了由诚仁亲王主持的蹴鞠会,因此推测他对蹴鞠也可能抱有兴趣。[344]

风流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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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长对新事物怀有好奇心,在各种活动场合中常常加入奇特的趣向。[345]胁田修将此评价为信长的“风流精神”。[345]

例如,在正月,他曾以“左义长(日语:左義長)”的形式,在安土的城镇里一边燃放爆竹,一边驱使大量马匹奔跑;在盂兰盆节时,他又在安土城点灯取乐。[345]关于后者,《弗洛伊斯日本史》与《信长公记》都有记载:他禁止城下町点灯,却只用灯笼将安土城的天守楼照亮,并在琵琶湖上布置大量载着火把的船只,使湖面光辉灿烂,场面极为鲜艳。[346]

信长非常喜欢向他人展示安土城,让许多大名的使者等人参观这座藏有黄金的安土城。[347]尤其是在天正10年(1582年)正月,他曾邀请大批人进入安土城内部尽情观赏娱乐,之后还亲自向每位客人征收100文的礼钱。[347]

从判物到印判状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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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室恭子的《诞生于中世纪的近世》中,山室指出,信长所颁布的文书形式由判物逐渐转变为印判状,经过1567年至1575年的并用期后,自1576年起几乎完全只使用印判状(永禄10年是他坚定“天下布武”决意之时,天正4年则是修建安土城之时)。山室将信长与其他战国大名进行比较后得出结论:在某一时期,他毫不犹豫地明确推行了文书的薄礼化。[348]

对异国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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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耶稣会献上的地球仪、时钟等西方科学技术表现出兴趣。[349]当弗洛伊斯献上一只闹钟时,信长虽然产生了兴趣,但因认为操作与修理困难而将其退还。[350]信长对西方科学的关注也可从其书状中看出,例如他曾派遣耶稣会的医生为患病的松井友闲进行治疗。[349]

信长曾将安土城的屏风画(狩野永德作《安土城图(日语:安土城図)》)赠予传教士亚历山德罗·瓦利尼亚诺,而这幅屏风画在信长死后的1585年(天正13年)被献给了罗马教皇格雷戈里十三世。[351]不过,这一屏风赠礼与其说是出于信长的个人性格,不如说是基于一种传统,即如同中国皇帝向异国赠送屏风画的习惯。[351]此外,信长还因对瓦利尼亚诺的随从——一位来自非洲(今莫桑比克)的黑人表现出兴趣,将其收为己用,取名“弥助”,并任为近侍,这一事迹亦为人所知。

有一种说法认为,信长除了对南蛮的兴趣之外,还对中国怀有强烈的憧憬。[352]宫上茂隆(日语:宮上茂隆)主张,从安土城的建筑方式中可以看出信长的中国趣味。[352]据说正因信长对中国的浓厚兴趣,安土城天守阁的许多部分采用了唐样(日语:唐様)建筑,[353]而他所建的总见寺也被认为是表现中国山水画题材“潇湘八景”中的“远寺晚钟”。[354]不过,谷口克广则指出,关于信长怀有中国憧憬的说法,证据并不充分。[352]

女性观・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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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信长与其妻妾之间的具体关系,史料记载十分匮乏。[355]历史学者胜俣镇夫(日语:勝俣鎮夫)提出一种说法,认为明智光秀的妹妹是信长的侧室,并且可能是一个“在信长的决策中产生某种影响的存在”。[356]

当信长得知羽柴秀吉对没有子嗣的正室——宁宁态度苛刻时,他曾给宁宁写过一封劝勉的书信,以示安慰。[357][358][ca]

关于信长是否嗜好男色,并没有直接的证据。《利家夜话》中有一则逸事,暗示年轻时期的前田利家曾与信长同寝,这被视为男色的迹象。[360][361][cb]

然而,谷口克广在指出这一逸事的同时也表示,不能断言信长与利家、森兰丸等近侍之间确实存在肉体关系。[361]不过,谷口认为,考虑到当时的风俗习惯,信长等人存在所谓男色关系的可能性非常高。[361]

与德川家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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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野明夫指出,信长致德川家康的书状,在元龟4年4月6日之前,其结尾用语是“恐惶谨言”,而收信人姓名旁的附注则写作“进览”或“进览之候”;但在天正5年1月22日之后的书状中,结尾改为“谨言”,而附注则消失了。他分析认为,这意味着书札礼从对等者之间的格式,转变为对下位者的格式。[362]

此外,家康致信长的书状,在天正2年9月13日的结尾用语是“恐惶谨言”,但自天正2年闰11月9日之后,则改用最高等级的“恐惶谨言”,而且在收信人姓名旁的附注中使用了表示最高敬意的“人々御中”。据此,平野总结认为,家康在织田政权下的地位,相当于一门之内的大名。[363]

谷口克广(日语:谷口克広)也指出,在武田家灭亡时,关于骏河由信长分封给家康的记载,不仅见于《信长公记》,在《当代记》中也有“将骏河国赐予家康”的记述,甚至《三河物语》也使用了“骏河被遣予家康”这样的表述。而在《家忠日记》中,这一时期的信长已被称为“上样”,这说明连家康的家臣也不得不承认上下关系的存在。[364]

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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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野永德绘织田信长像(大德寺藏)

目前已确认的信长肖像画有23幅,肖像雕刻有5件。[365]

作为代表性的作品,有狩野永德的弟弟宗秀(日语:狩野宗秀)在信长一周忌时所绘、现藏于爱知县丰田市长兴寺(日语:長興寺 (豊田市))的作品(重要文化财);[366]同样在一周忌时绘制、由古溪宗陈(日语:蒲庵古渓)题赞、表现衣冠束带(日语:衣冠束帯)姿的神户市立博物馆藏本(重要文化财);[367]极有可能出自狩野永德之笔、在信长三周忌时绘制的大德寺肖像;[368][369]近卫前久在信长七周忌时所令绘制、并为追善而在六字名号(日语:名号)的起首一字加上和歌题赞的京都市上京区报恩寺藏本[370];以及兵库县冰上町(日语:氷上町)所藏的坐像(参见“#第一次信长包围网”)等,都被传为信长的肖像画。

在这些作品中,作为信长肖像画最著名的长兴寺藏本,于太平洋战争期间的1944年至1945年在大阪市立美术馆进行过修复,之后在2016年至2019年间又在文化厅主导下再次修复。[371]而文化厅在修复过程中调查发现,这幅肖像画是绘制在自中国传入的竹纸上的。[371]至于为何将常用于水墨画的竹纸用于彩色画,其意图尚不明确。[371][cd]

2011年发现,大德寺所藏的信长肖像画在完成之初的绘制基础上曾被重新描绘。2008年9月至2009年10月间进行的修复作业中,京都国立博物馆的调查在画的背面发现了“里彩色”。[368]这种技法通常是为了让表面的色彩更具深度,一般会用与表面相同系的颜色进行彩绘,但这幅肖像画的表面与背面用色却不同。表面的肖像中,小袖为淡蓝色,肩衣与袴为浅茶色,整体色调朴素,刀仅佩脇差,显得沉稳;而里彩色则是当时流行的“片身替”设计,小袖左右颜色不同,右臂为萌黄色(日语:萌黄),左臂为浅茶色,色彩鲜艳,并佩有大刀与短刀两件武器。小袖上的桐纹在里彩色中更大,右手持的扇子也更长更宽。透过红外线摄影还确认,里彩色的面部曾描绘成两端上翘的胡须,显得更加雄壮。[368][ce]由此推测,最初的肖像与里彩色相近,但后来在原画上重新彩绘并覆盖。有人认为,这幅原本华丽的信长肖像被改为朴素风格,可能是丰臣秀吉的干预所致。京都国立博物馆认为,秀吉在信长死后掌握权力并主持法要,可能下令重新描绘。[368]该馆美术室长山本英男推测,秀吉可能认为“(1)如年轻武者般华丽的服饰不适合法要”,或“(2)不愿信长的形象比自己更突出”,因此命令改绘。[368]山本还指出,信长的一周忌与七周忌法要由秀吉主持,但三周忌时正值小牧・长久手之战,施主可能是信长的侧室“御锅之方”。因此,肖像最初可能由她与永德协商完成,但秀吉在法要前首次看到原画后提出异议,要求重新描绘。

技法 作品名 形状・员数 作者 所有者 年代 落款・印章 衣裳 备考
纸本著色 织田信长像 1幅
70.0×31.2cm
狩野元秀(宗秀)(日语:狩野宗秀)笔 爱知县・长兴寺(日语:長興寺 (豊田市)) 天正11年(1583年)6月 裃(日语:裃) 重要文化财。在寄进铭中记载:“于信长一周忌的天正11年(1583年)6月2日,信长家臣余语久三郎正胜为了报恩,令狩野元秀绘制了肖像画,并将其寄进至曾在兵火中焚毁、后协助重建的长兴寺”
绢本着色 织田信长像 1幅
73.3×36.8cm
兵库县・神户市立博物馆 天正11年(1583年) 无 束带 重要文化财。这是信长在安土城内所建的总见寺的传来之物。根据大德寺总见院初代住持古溪宗陈(日语:蒲庵古渓)的赞(日语:画賛),可以确认其是为信长的一周忌法要而制作的。
绢本着色 织田信长像 1幅
70.0×31.2cm
狩野永德笔 京都市・大德寺本坊 天正12年(1584年)5月 裃 月代并未剃去。根据墨书的日期推测,此作品是为信长的三回忌法要而制作的。原本与永德所绘的束带姿信长像一同传入大德寺总见院。
绢本着色 织田信长像 狩野永德笔 京都市・大德寺总见院 束带 上部虽留有余白,但并未书写题赞。
织田信长像 1幅 京都市・报恩寺 天正16年(1588年) 裃 在信长七回忌时,由公家近卫前久寄进。
织田信长像 传织田信雄笔 爱知县名古屋市・总见寺所藏 束带
织田信长像 京都市・大德寺本坊 束带
织田信长像 传长谷川等伯笔 京都市・大德寺龙源院 束带
织田信长像 兵库县・丹波市柏原町历史民俗资料馆 束带 没有胡须。原本传自柏原藩织田家
织田信长像 滋贺县近江八幡市(旧安土)・总见寺 甲胄 有柴田胜家的题赞。
织田信长像 京都市・本能寺 直衣(日语:直衣) 没有胡须。
织田信长像模本 京都大云院 江户时代前期(17世纪) 束带 仿制永德笔下的绘画。
织田信长像模本 蜷川式胤(亲胤)(日语:蜷川式胤)模 东京国立博物馆 庆应2年(1866年) 束带 仿制永德笔下的绘画。
织田信长像模本 兵库县立博物馆 束带 仿制永德笔下的绘画。
织田信长像模本 狩野常信(日语:狩野常信)模 爱知县名古屋市・总见寺 元禄7年(1694年) 裃 仿制永德笔下的绘画。据说是信长的孙子贞置(日语:織田貞置)委托永德的曾孙狩野常信所作。
平信长公像 狩野晴川・晴雪模 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 文政13年(1830年) 裃 在前年的文政大火(日语:文政の大火)中烧失的狩野永德笔绘画,后来通过摹写而得以复原。
平信长公之影 国友助太夫家资料 裃
织田信长像 早稻田大学图书馆 江户时代后期 裃 收录于19世纪的《艺海余波》。
织田信长像 早稻田大学图书馆 江户时代后期 裃 收录于享和3年(1803年)发行的《桂林漫录》。
织田信长像 小田切春江(日语:小田切春江)笔 爱知县清州市・大德寺总见院 江户时代(19世纪) 束带
织田信长像 滋贺县近江八幡市(旧安土)・总见寺 束带
织田信长像 爱知县清须市・总见院 束带
织田信长像 石川县・菅原神社 束带 原本传自玉泉寺。
织田信长像 滋贺县近江八幡市(旧安土)・净岩院 束带
织田信长像 滋贺县近江八幡市(旧安土)・西光寺 束带 委托京都国立博物馆保管。
织田信长像模本 织田杏斋(日语:織田杏斎)模 岐阜县・崇福寺 明治10年(1877年) 束带 记载为“复制失传的某处总见寺所藏的原画”。
织田信长像 爱知县・寂光院 束带 委托犬山市文化资料馆保管。
织田信长像 爱知县・甚目寺光明院 束带
织田信长初阵图 个人 甲胄 有林罗山的题赞。
肖像雕刻 织田信长木像 宫内卿法印康清 京都市・大德寺总见院 天正11年(1583年)5月 束带 为吊念信长的菩提,在大德寺山内建立了作为其位牌所的总见院本堂,并将其安置于其中。
肖像雕刻 织田信长木像 京都市・阿弥陀寺(日语:阿弥陀寺 (京都市上京区)) 束带
据说是信长死后由传教士绘制的肖像画的照片。现藏于三宝寺。

在信长的次子信雄直系的藩——天童藩织田家的菩提寺三宝寺(日语:三宝寺 (天童市))仰德殿,留存有一张据说是16世纪末来日的传教士以西洋技法绘制的写实肖像画的照片。其特征是浓密而有力的眉毛、锐利的大眼、挺直高耸的鼻梁、紧闭的嘴唇、面长而轮廓分明的脸型,以及蓄有胡须。平成4年(1992年),作家远藤周作在对论集《对论 仅是信长 却又信长》中介绍了这一照片,因而开始被各种出版物的封面或彩页采用,并在电视节目等处被提及,从而广为人知。[372]同书还介绍了这样一种说法:在信长死后由传教士绘制的细密画,于明治时代被摹写复制,并由宫内厅与织田宗家(日语:織田信恒)共同分持;而在织田家内部则传说这幅画最像信长。[372]现存于三宝寺的照片上印有“大武写真馆”的标记,因此推测是由摄影师大武丈夫(日语:大武丈夫)在明治中期拍摄的。[372]不过,原画已不复存在,仅有照片留存于三宝寺。此外,原画据说是以木炭素描绘制,并采用了明暗法,因此其绘画技法仍待美术史的深入考证。[372]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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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长的政权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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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有“天下布武”字样的信长印章。最早出现于1567年。形制有椭圆形、马蹄形,以及由两条龙环绕印文的双龙型[374]

信长最初是作为尾张部分地区的领主权力起家,他的统治方式与东国其他战国大名相似。[234]然而,在永禄11年9月上洛并推戴足利义昭之后,信长开始以与室町幕府权力机构并立的形式强化自身的权力。[234]最终,他建立了不同于室町幕府的独立中央政权。[234]

在上洛之前,信长自攻下美浓并将井之口改名为岐阜之时,便开始使用刻有“天下布武”的印章。按照训读为“将武布于天下”,因此常被理解为“以武力夺取天下”或“以武家政权支配天下”的含义。然而,其真正的意旨并非军事力量,而是源自中国史书的引用,指“七德之武”,[cf]即阐述为政者德的“武”。[375]

盖有“天下布武”印章的织田信长禁制[376]。京都府立京都学・历彩馆所藏。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天下布武”的含义理解为与现代“天下统一”的语感相同,即“织田氏对日本全土的武力制压”。[377]按照这一说法,信长在上洛之前就企图发动全国规模的征服战争,并以排除将军权力的形式建立由织田氏主导的政权,而‘天下布武’则被视为这一意志的表明。然而,随着研究的进展,这种解释正在逐渐被修正。战国时代的“天下”并不指日本全土,而是概念上指“室町幕府的支配领域”以及“将军权力本身”,在地理上则严格指五畿内(山城、大和、河内、和泉、摄津5国,即今日京都府南部、奈良县、大阪府、兵库县东南部),并不包括其他地区(例如同属畿内的滋贺县或和歌山县)。[378][379]此外,关于“布武”一词,更有力的解释是“将武(武家、幕府)布于天下”,即使其遍布、再兴,意在恢复室町幕府的秩序与权威。在这一立场下,“天下布武”在永禄11年(1568年)上洛并推戴足利义昭为将军之时,几乎已实现了其目的。[380]

此外,信长用来正当化其支配的逻辑,也是“天下”这一概念。[160][381]他标榜自己是由室町将军委任“天下”的立场。[160]历史学者神田千里据此论述,信长继承了战国时期幕府将军的权力。[160]据神田所言,比叡山的烧讨在室町幕府第六代将军足利义教时期也曾发生过,可视为将军权力对寺社本所领的介入。[160]此外,对诸大名的和睦命令以及对京都的支配,原本也是由将军实施的,信长因被委任“天下”,才获得了进行这些行为的权力。[160]

在幕府体制下,信长通过发给朱印状来实施政策,但这些朱印状相当于信长之前战国时期室町幕府的守护遵行状(日语:遵行状)或副状(日语:副状),并不具备特殊功能。[382][383]信长的权力始终以室町幕府的存在为前提,因此最初的织田政权可以说是与幕府并立的“联合政权(二重政权)”。[382][383]

然而,由于元龟4年(1573年)2月足利义昭背叛信长,信长不得不在将军缺位的情况下维持中央政权。[384][cg]不过,即使在义昭被驱逐之后,信长仍然采取由自己代替义昭掌管“天下”的立场,他“被委任天下”的身份并未改变。[381]于是,信长成为代替将军掌控“天下”的“天下人”。[385]据金子拓所言,信长的目标是维持“天下”的和平与秩序(即“天下静谧”)。[385]在排除妨碍“天下静谧”的敌对势力的过程中,信长的势力得以扩张,但其目的始终是维持“天下静谧”,而并非征服日本全国。[385]因此,信长在“天下”的框架下,承认各地战国大名与国众的自治,同时使他们从属于织田政权,以此推进日本国内的和平实现。[386]

相对而言,在驱逐义昭之后,信长被任命为右大将,标志着织田政权的成立,并被公认为天下人。随着天下人意识的形成以及对其尊称改为“上样”,[387]“天下”的概念也随之扩展与变容,出现了“自身与天下一体化”的主张,并逐渐超越神田千里所提出的畿内布武的天下定义,发展为“列岛日本”的意义。[388][389]因此,柴田胜家等方面军司令官要求各地国人领主也为“天下一统”而服从信长,推动了全国范围内较为宽缓的大名整合,并进而走向统一战争。[390]有学者认为,这一政权构想成为后来丰臣政权的前段,即统一政权的原型。[391]

领域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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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织田政权的领地统治中,信长保持着上层的支配权,而分布在各地的家臣则作为代官,按一国或郡的单位被赋予了延续守护权系谱的地域支配权。这种模式被称为“一职支配(日语:一職支配)论”。

与此相关的重要史料是天正3年9月的《越前国掟(日语:国掟)》。[392]这份《越前国掟》是信长写给被委任治理越前的柴田胜家的。[392]

这份九条的《国掟》内容如下[186]:前半部分规定了原则,例如信长参与部分领地分配与赋役的差配;后半部分则强调柴田胜家等人不可怠慢其职责。[186]最后明确要求对信长的绝对服从,并强调越前国不过是信长暂时托付给胜家等人治理的。[186]

从《越前国掟》的记载来看,信长才是掌握领地支配全部权力的人,而柴田胜家虽然握有一职支配权,但仅止于越前的代官性存在——这一直是通说。[392]然而,在这一点上研究者之间存在争论,平井上总对此作出了如下整理。

与通说相反,历史学者丸岛和洋(日语:丸島和洋)通过考察信长与胜家双方的发给文书群,论证自《国掟》设立以来,胜家几乎掌握了越前支配的全部权力。[392]这种由胜家实施的统治,与其他战国大名的重臣(被委托全面地域支配权的所谓“支城领主”)的统治几乎没有差别。[392]此外,分析明智光秀领地与羽柴秀吉领地的其他研究者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392]

批判上述观点的藤田达生,通过更广泛的事项考察指出,区域支配的最终决策权仍掌握在信长手中。[392]他进一步主张,信长的权力不同于以往战国大名的权力,而是一种通向江户幕府的革新性权力。[392]对此,丸岛和洋批评说,藤田的论点是以信长的革新性为既定前提而构建的,并认为藤田的指摘同样适用于其他战国大名。[392]

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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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正年间,信长与其他战国大名不同,他处于更高位的权力地位。[393]例如,天正7年他曾命令岛津氏与大友氏停战,而岛津氏在回信中则称信长为“上样”。[393]

然而,这并不是建立在明确的主从关系之上的,而仅仅是一种较为松散的联合关系。[393]不过,正如下文所述,德川家康则被认为确实臣从于信长。[393]

按照通说,织田信长与德川家康在桶狭间之战过去不到两年后的永禄五年正月,于清洲举行了会见。[394]在此缔结了所谓的“清洲同盟”,两者据说在二十年间保持了坚固的盟友关系。[394]然而,这一观点是基于江户时代成立的较为新近的史书,而若仅依靠同时代的史料来看,这种看法未必妥当。[394]

实际上,信长与家康在桶狭间之战之后即很可能已经建立了同盟关系,而所谓两人在清洲会见的逸事则被认为是江户时代的创作。[394]两者最初是在将军足利义昭的统辖下保持着对等关系。[395]然而,在义昭被驱逐之后,家康开始以奉信长之命的形式动员军势,并且在书札礼(日语:書札礼)上也体现出信长对家康的优越地位。[395]此外,骏河国也作为知行由信长赐予家康。[395][393]由此可见,家康逐渐失去了作为信长同盟者的身份,而转变为信长的臣下。[395][393][396]

据《弗洛伊斯日本史》记载,信长在统一日本之后,曾构想进行对外出兵,认为“一旦成为日本六十六国的绝对君主,就要编成一支庞大的舰队,以武力征服明(中国),并将各国分封给自己的子嗣”(《弗洛伊斯日本史》第55章)。此外,堀杏庵(日语:堀杏庵)的《朝鲜征伐记》也记载了丰臣秀吉曾向信长提及出兵明、朝鲜的计划。然而,后者被视为俗说,而关于信长的对外政策,历来被指出缺乏确凿依据,除弗洛伊斯的记述外并无其他佐证。中村荣孝(日语:中村栄孝)认为,所谓信长曾考虑海外贸易,而丰臣秀吉的“唐入”(文禄・庆长之役)是继承亡主遗志的说法,其实是因误读《朝鲜通交大纪》而导致人物混淆;因此,信长并没有具体的海外贸易或对外远征计划。[397]不过,也有如堀新(日语:堀新 (歴史学者))等学者指出,从织田政权的动向以及后来的丰臣政权三国国割计划来看,信长确实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怀有大陆远征的构想。[398]本乡和人(日语:本郷和人)则认为,外交与贸易正是信长的愿望,他很可能在统一日本后派兵海外;重视物流与交易的信长,大概不会像秀吉那样执着于领土扩张,而是会像葡萄牙的果阿、西班牙的马尼拉那样,追求“据点”的获取,将适当的都市据为己有并加以城塞化,建立贸易据点。[399]因此,他指出,如果信长能再多活几年,日本或许会更早走向国际化(日语:国際化社会),至于是好结果还是坏结果则难以预料。[399]

朝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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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上洛之后,信长实施了包括恢复御料所在内的朝廷财政重建,致力于维持其存立基础。[400]然而,这并非出于对皇室的尊崇,而是被认为是为了利用天皇的权威。[400]自天正3年被任命为权大纳言、右近卫大将以来,信长便开始大规模向公家分配所领,从此他也成为接受公家参礼的对象。[401]

关于信长与朝廷关系的实态,存在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双方处于对立关系的“对立・克服说”,二是认为双方处于融和・协调关系的“融和・协调说”。[402]两者关系的性质,是界定织田政权特征的重要问题,自1970年代以来便展开了激烈的论争。[403]1990年代,今谷明(日语:今谷明)出版了《信长与天皇——挑战中世纪权威的霸王》,[ch]将正亲町天皇定位为信长的最大对抗者,此书影响深远,但其主张后来在实证研究中几乎被否定。[403]截至2017年,认为信长与天皇及朝廷保持合作关系的观点已成为主流。[402]

根据平井上总(日语:平井上総)与谷口克广的分类,分别支持各自观点的论者如下所示。[404][402]

信长与天皇・朝廷的关系
対立・克服说 融和・协调说
奥野高广(日语:奥野高廣) 胁田修(日语:脇田修)
朝尾直弘(日语:朝尾直弘) 桥本政宣
藤木久志 三鬼清一郎(日语:三鬼清一郎)
秋田裕毅(日语:秋田裕毅) 池享(日语:池享)[ci]
今谷明(日语:今谷明) 堀新(日语:堀新 (歴史学者))
立花京子(日语:立花京子) 谷口克广(日语:谷口克広)
藤井让治(日语:藤井譲治)[cj] 池上裕子(日语:池上裕子)
藤田达生(日语:藤田達生) 神田千里(日语:神田千里)
吴座勇一 桐野作人(日语:桐野作人)
山本博文(日语:山本博文)
金子拓(日语:金子拓)

关于信长是否试图超越天皇,人们常常关注他对传教士的言论。[402]根据路易斯·弗洛伊斯的书信,当传教士请求觐见天皇时,信长据说曾表示:“汝等无需他人宠信,因为我就是国王,也是内里”。[405]在松田毅一翻译的《日本巡察记》(瓦利尼亚诺著)中,这句话被译为“我就是国王……”,但松本和也(日语:松本和也 (歴史学者))指出这是误译。原因在于原文该处并未使用葡萄牙语中表示国王的“rei”,而是用了宣教士们用来指代天皇的“Vo(オー)”。原文写作“elle era o mesmo Vo & Dairi”,直译即为“他正是オー,也是内里”。[406]

这一发言是在天正九年京都马揃举行之前作出的。[407]因此,有人认为信长自称为天皇、内里,是他试图超越天皇的证据。[402]然而,平井上总对此提出了质疑,[402]而堀新则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信长有篡夺皇位的意图,而是从融和说(“公武结合王权论”)的立场出发,解读为信长与正亲町天皇一体化的表述。[407]

在考察信长与朝廷关系时,具体的线索包括所谓的三职推任(日语:三職推任問題)问题、正亲町天皇的让位问题、兰奢待的切割、京都御马揃(日语:京都御馬揃え)、勅命讲和等多样的论点,而研究者之间对此有不同的解读。[402][408][409]以下将集中于具有代表性的事例,并按时间顺序进行考察。

在足利义昭被驱逐后的天正元年(1573年)12月,信长向正亲町天皇提出让位的请求,天皇也予以同意。[410]然而由于年关已近,让位并未实施,最终直到信长去世都未能进行。[410]对此,在对立说的解读中,信长企图让顺从自己的诚仁亲王即位,而正亲町天皇对此加以抵抗,导致让位延迟。[410]另一方面,融和说则认为,天皇本身希望让位,但因信长的意向而未能实现。[410][ck]

天正2年(1574年)3月,信长访问奈良,并于同月28日将东大寺的寺宝名香——兰奢待运至多闻山城(日语:多聞山城),在东大寺僧侣的见证下进行切取。在此之前,东山御文库(日语:東山御文庫)所藏的《兰奢待香开封内奏状案》(勅封三十五函乙-11-15)已被制作并保存。由于该文书内容吐露了对兰奢待切取的不满,古来便被解读为“信长之不法遭难詰”(《大日本史料(日语:大日本史料)》天正2年3月28日条),长期以来被理解为“正亲町天皇对信长奏请切取兰奢待表示不满的书状”。然而,有学者指出,内奏状本来是呈递给天皇的文书,却在其中记述了天皇的心境,这存在矛盾。金子拓因此重新解读,认为该文书是切取手续的参与者三条西实枝致正亲町天皇的书状。换言之,既然文书的作者并非正亲町天皇,而是三条西实枝,那么其中的不满也并非天皇所吐露。由此推论,不满的对象只能是书状的收信人——正亲町天皇本人。因此至少可以断定,这并不是“正亲町天皇对信长奏请表示不满的书状”。[411]

关于信长在天正9年(1581年)举行的京都御马揃(日语:京都御馬揃え),对立说认为这是针对朝廷的军事压力与示威行动。[412]而从批判这一立场的融和说来看,则解读为在朝廷方面的希望下举行的活动。[412]截至2017年,更有力的观点认为,这与其说是对朝廷的压力,不如说是一种娱乐性行事。[413]

天正10年(1582年)4月25日,武家传奏・劝修寺晴丰与京都所司代・村井贞胜之间就信长的任官问题进行了讨论。[414]当时提出,信长将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太政大臣、关白。[414]关于这一任官的提议究竟是出自朝廷还是信长方面,学界存在争论(即三职推任问题(日语:三職推任問題))。[414]由于在信长方面作出正式回应之前,本能寺之变便已发生,因此信长当时究竟怀有何种构想,确切情况已不得而知。

官职与名号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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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正3年(1575年)7月,因长篠之战的胜利,信长获赐任官的勅谕,但他予以辞退,而是让家臣们使用新的官途、名字与称号。《信长公记》记载,松井友闲称宫内卿法印,武井夕庵称二位法印,明智光秀称惟任日向守,簗田广正称别喜右近,丹羽长秀称惟住。根据公家的日记与文书,还确认塙直政称原田备中守,村井贞胜称长门守,羽柴秀吉称筑前守。[415]

当时并未进行家臣的叙位,也没有制作叙目或口宣案的迹象。惟任、惟住、原田、别喜这些名字都与西国、九州有渊源,而日向守、备中守、筑前守也都是该地区的受领名。这些名号的使用,与其说是为了建立伴随位阶的正式官位序列,不如说是为了让各武将称用与西国攻略相关的名字与官途,以此来象征其人物身份与所承担的任务。[416]

在室町与战国时期的武家官位中,受领名既是与位阶相联系的官职,同时也作为人物或家族的称呼、称号而被使用。据说信长也将官职视为与名字或实名相连续的“名号”,并重视其作为政治立场与责任的象征意义。在弹正忠家中,曾有从弹正忠转为备后守的官途变更例,但信长并未遵循这一家例,而是称尾张守,被认为是优先强调自己作为尾张国主的名分,而非家中传统的官途。[416]

名号不仅用于授予或升格,也会因失态或政治上的退步而发生变更。佐久间信盛及其子信荣在天正6年以后的文书中署名为定盛、定荣,而在天正8年(1580年)被放逐后则改称梦斋、不干斋。两人名字中的“信”可能是由信长所赐的偏讳,但并没有直接记载这一授予的史料留下,因此他们改名是否出于信长命令的剥夺,还是出于本人主动返上,目前无法确认。[417]

在改名之前,信荣曾被多罗尾纲知欺骗,发出了伪造的命令书,导致河内国三箇的防备陷入混乱。由于这一失态与改名的时间相近,因此有解读认为父子二人改去“信”字,是在家中受到责任追究并体现名号退步的处置。不过,目前尚未发现能将两者直接联系起来的命令文书。[418]

羽柴秀吉在别所长治叛离、播磨攻略受挫之后,便不再使用“筑前守”的署名,而是重新称“藤吉郎”。对此有两种说法:一是认为信长剥夺了他的“筑前守”,另一是认为秀吉主动返上。由于缺乏能够确证的史料,无法确定哪种说法正确。结合佐久间父子的改名,有学者指出,在军事失态时退回名号的观念,可能在织田家内部是被共享的。[419]

天正3年3月,信长的使者松井友闲、明智光秀、丹羽长秀、塙直政前往朝廷,传达今后不再称呼朝山日乘(日语:朝山日乗)为“上人”,而改称“典斋”。日乘此后仍继续参与与朝廷的交涉及奉行活动,因此改号并不意味着被排除在职务之外。[420]关于改号的理由,《御汤殿上日记》中有“きようてうをしよくする”的记载,山崎布美将其校读为“食用鱼鸟”,并解读为日乘因违背戒律而食用鱼鸟,不再适合使用“上人”号,因此被改称为“典斋”。不过,这一校读与惩罚理由并非史料中以汉字明确记载,而是通过与《信长公记》中出现的类似表述进行比较后推定出来的。[421]

从这些事例来看,信长将官职、名字、实名以及宗教称号,都作为表明人物立场、职务、荣誉与责任的“名号”来加以运用。另一方面,家臣的官职并不伴随位阶,官职与名字的差异与家中身分序列之间也没有固定的对应关系。与丰臣、德川时期利用官位来对家臣整体进行阶层化编制的武家官位制度不同,在织田家中,官职被视为名号的延伸而加以使用。[422]

本能寺之变后,吉田兼见(日语:吉田兼見)等公家在日记中对信长之死仅作冷淡的记录。[423]并且,他们反而立刻采取了迎合光秀意图的行动,几乎没有表现出对信长之死的悲伤。[423]

宗教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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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田政权与一向一揆进行了激烈的争斗,[424][cl]并且还对比叡山发动了烧讨。[425]正因如此,一般认为信长与佛教势力激烈对立,意图加以歼灭,而反过来却试图庇护基督教。[426]例如,佛教史研究者末木文美士(日语:末木文美士)在其著作《日本佛教史》中就表述,信长“诉诸暴力手段,企图一举摧毁佛教势力”。[427]

然而,实际上信长并非与所有佛教势力都处于敌对关系,对于未与自己对立的宗派,他也加以保护。[426]同时,他也并未对基督教给予特别优厚的待遇。[426]在承认服从自己的宗派得以存续的同时,确立世俗权力对宗教权力的优越地位,这被认为是织田政权宗教政策的基本方针。[425]

作为寺院内部相论的参与事例,有天正2年(1574年)至天正7年(1579年)间法隆寺学侣(西寺)与堂众(东寺)的对立。天正2年正月,信长在致法隆寺的朱印状中加入了一条款,规定堂众相关事务仍依照“先规”办理。这一条款被理解为实质上保障了西寺方面的既有权益。[428]另一方面,同年11月10日,他又向东寺发出朱印状,将西寺与东寺的诸职“各别”处理,安堵东寺领地,并禁止西寺征收段钱(日语:段銭)以下的赋税。[429]

由于双方各自都获得了保障其权益的文书,信长方面也意识到两者的主张无法并立,因此塙直政在同年12月回收了双方的朱印状。直政通知说,待信长翌春上洛时,将会对两份朱印状进行披览与核实,并重新作出判断。然而,此后双方依旧以原有的朱印状为依据主张权益,看来并未作出确切的裁定。[430]在回收朱印状时,井户良弘向西寺方面解释称:“因事务频繁,殿下也有时会忘记所思所想”,这显示在处理大量案件的过程中,信长的意向可能出现了偏差。[431]

天正6年(1578年)12月,信长向东寺发给了黑印状,追认“各别之御朱印”,并由松井友闲命令西寺将反钱与反米返还给东寺。[432]然而翌年天正7年2月,他又向西寺发出更新“先规”的“续目之御朱印”,3月则通知东寺其原有的朱印状并无变更。由此,西寺与东寺双方的权益再次得到承认,导致两者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433]

同年5月,西寺众与津田利右卫门等人闯入东寺,发生了大规模的骚乱。东寺方面的诉状称,津田等人自称奉“上意”,但是否确有信长的命令尚不明确。[434]6月12日,信长命令筒井顺庆对西寺一方的骚乱者予以惩处,并让他们赔偿东寺的损失,此后则要求将西寺与东寺“各别”分开,分离双方的所管事务。[434]在命令的传达与执行过程中,松井友闲与一云斋针阿弥(日语:一雲斎針阿弥)作为取次参与其中,信长的右笔楠长谙(日语:楠木正虎)也负责朱印状的制作。[434]

金子拓将这一相论定位为信长寺社支配的典型事例,即在接到门迹以外的寺社申请后逐一作出回应。信长针对西寺与东寺各自的要求分别发给了难以并立的文书,甚至在演变为大规模武力冲突之前都未作出确切的裁断。这一点被认为体现了寺社方面的主动性与织田政权的被动性。[435]

此外,直政曾回收双方的朱印状以便重新审理,之后松井友闲与一云斋针阿弥等人也参与了命令的传达与执行。这个过程被视为研究素材,用以考察信长的朱印状、黑印状在发给与再审时所经历的程序及官僚的参与,展现了政权政治判断的“现场”。不过,目前尚不能确认当时已存在确立的文书发给与再审制度。[436]

在信长的支配下,法隆寺的领地被分为西寺与东寺分别掌握。然而在本能寺之变一个多月后,双方交换了和谈的起请文,转而消除了“诸式各别”,并将反钱与反米的征收统一归于西寺。[437]这一过程被评价为显示双方的权益高度依赖于信长个人的朱印状。[438]

在信长的宗教政策中,天正7年的“安土宗论(日语:安土宗論)”备受关注。[425][439]所谓安土宗论,是在信长的参与下,由净土宗与日莲宗之间展开的宗论。[425]日莲宗在宗论中被迫承认败北,并被要求今后不得再向其他宗派挑起争论。[425]一般而言,安土宗论被视为信长对日莲宗的压制。例如,三鬼清一郎在其论述中指出,日莲宗“以宗论败诉的形式,在宗旨本身上遭受致命打击,从而被迫屈服”,并认为这排除了类似天文法华之乱那样都市民与日莲宗联合的危险。[440]然而,也有观点认为,安土宗论的真正目的并非单纯的日莲宗弾压,而是通过抑制宗论来维持宗教秩序。[425][439]

在天台宗与真言宗僧侣之间围绕绢衣着用是否允许而展开的“绢衣相论(日语:絹衣相論)”中,在信长的参与下,朝廷颁布了只允许天台宗僧侣着用绢衣的敕旨。[441]随后,违反敕旨而着用绢衣的真言宗僧侣被处决。[441]与对一向一揆及比叡山的措施相同,信长对违背其意向的宗教人士采取了严厉的应对。[441]

在与神社的关系方面,信长不仅实施了石清水八幡宫社殿的修造,还计划恢复伊势神宫的式年迁宫。[442]尤其是后者的计划,被认为是他试图借助伊势信仰来为自身的权威增添正当性,并且这一计划后来由丰臣政权继承。[442]

同时代的传教士路易斯·弗罗伊斯曾记述,信长试图将自己神格化。[443]然而,日本方面的史料中完全没有关于这种自我神格化的记载。[443]因此,是否应当采信弗洛伊斯的记述,在研究者之间存在争论。[443]持肯定立场的学者包括朝尾直弘与今谷明等人。[444]朝尾认为,在与一向一揆对决的背景下,信长的自我神格化应被视为创造后来幕藩制国家“将军权力”过程的一环。[445]另一方面,否定神格化的学者如胁田修与三鬼清一郎则认为,弗洛伊斯的记述仅是基督教方面的偏见性观点,难以作为可信依据。[446]

经济・都市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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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乐市乐座令”常被认为是信长最初实施的政策,但就目前所能确认的情况来看,最早实行这一政策的是近江南部的战国大名六角氏。[447]关于“乐市乐座令”,学界评价存在分歧。[448]过去,丰田武(日语:豊田武)将其定位为一种革新的政策,旨在解体特权性的商工团体——座,以促进流通。[448]然而另一方面,信长实际上保障了许多座的特权,因此胁田修(日语:脇田修)等人论证说,信长并没有意图否定座的存在。[448]

此外,信长还废除了不必要的关所,以活跃流通,促进城市的振兴与经济的发展。[449]这一举措被认为是其他战国大名所未曾实行过的革新性政策。[449]

同时,在天正2年(1574年)年底起,信长命令坂井利贞(日语:坂井利貞)等4位奉行负责道路整备。[450]这一工程在翌年继续推进,并在织田家的领国范围内广泛实施。[450][cm]通过道路的整备,人们与牛马的通行变得更加便利。[450]

在当时全国各地枡(日语:枡)的规格不统一的情况下,织田领国采用了京枡(日语:京枡)作为统一标准。据说这一枡制后来被丰臣政权与德川幕府继承。由此,年贡与物流的管理变得更加准确,也更加便利。

信长颁布了撰钱令(日语:撰銭令),规定了劣质货币与优质货币的价值比率。与其他大名或室町幕府所颁布的撰钱令相比,信长的撰钱令特点在于“为所有钱币都规定了价值比率”。[451]此外,其中关于金银货币价值的规定[cn]被认为是革新的举措,并被高度评价为延续至江户时代三货制度的先导。[452]然而,这一撰钱令反而导致货币交易减少,米谷交易增加,因此未能发挥预期效果。[453]

在与石山本愿寺和睦之后,信长在大坂修建了城郭。本能寺之变时,“千贯矢仓”据说由津田信澄掌管(《细川忠兴军功记》)。这一点与《弗洛伊斯日本史》中“本能寺之变之际,津田信澄负责守望大坂城的塔(torre)”的记述相符。《信长公记》则记载信长对其地理位置评价甚高,并计划在旧址上进一步修建规模更大的城郭。[454]

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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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长让柴田胜家、泷川一益、羽柴秀吉、明智光秀等有力部将分别率领各地的军团,同时还组织了直属部队如马回等。[455]这些马回在稻生、桶狭间、田部山等战役中都有所活跃。[456]信长军队以机动性见长,在本圀寺之变中,仅用2天(而且是在大雪中)就踏破了原本需要3天的路程;[457]在与摄津国对峙期间,当浅井・朝仓联军逼近京都时,信长军也迅速回师守护京都。其部下秀吉亦展现了极高的机动力,如所谓的“中国大返”以及贱岳之战,尤其是中国大返甚至被认为超越了信长战术的一面。[458]

此外,信长重视火器。[459]虽然关于长篠之战的“三段击”如今多被认为是虚构的,但信长确实运用了大量铁炮。[460]尤其是,他通过向诸武将征发铁炮来强化直属的旗本众铁炮部队,并能在某一战场集中运用铁炮,这正是信长铁炮运用的特点。[460]

有迹象表明信长自元龟年间起就已使用大炮。在第二次木津川口之战中,他曾将大炮搭载于船只之上;而自攻打神吉城以来,大炮也在攻城战中得到正式运用。[461]据说他还制造了所谓的铁甲船,但其依据仅见于《多闻院日记(日语:多聞院日記)》天正6年7月8日条,因此关于其真实存在性,学界意见分歧。[462]

在织田家中,除了明智光秀的家中军法之外,并未发现有明文化的军役规定。对此,研究者之间存在分歧:有人认为“除此之外并不存在其他类似规定”,[co]也有人认为“应当还有与此类似的制度存在”。[464]甚至有学者主张,所谓明智光秀的家中军法本身就是后世的创作。[465][466]如果采纳前者的观点,这便成为一个证据,显示织田政权的统治方式相较后北条氏等势力而言更为落后。[463]不过,这仅是本能寺之变时的情况;实际上,信长当时已有构想,未来要根据检地所得的石高来课以军役。[467]

后世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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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凶逆之人”到勤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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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田信长浮世绘、歌川国芳

在江户时代,与作为江户幕府创始人而被尊为“神君”的德川家康,以及因《绘本太功记(日语:絵本太功記)》等作品而深受庶民喜爱的丰臣秀吉不同,信长的评价普遍较低。[468]儒学者小濑甫庵(日语:小瀬甫庵)、新井白石、太田锦城(日语:大田錦城)等人都强调了信长的残虐性,对其评价极为低下。[468]

例如,新井白石对信长的评价是:他将亲族当作工具般对待,背叛了作为主君的足利义昭,放逐了立下大功的老臣佐久间信盛等人,并以无理借口灭亡其他大名,因此是一个“凶逆之人”。[469]此外,白石还说道:“此人(信长)天性残忍,以欺诈之力来达成志向。因此,他的结局之所以不善,乃是自取其咎,并非不幸。”他将信长之死定位为因其残虐性而导致的自业自得。[469]

然而,从江户幕府的立场来看,信长既是德川家康的同盟者,同时又是迫使德川信康自尽的人物,因此幕府必须强调信长是连“神君”家康都要臣服的绝对权力者。在江户幕府的正史《德川实纪》(《东照宫御实纪》卷2)中,信长也被评价为与家康共同追求天下统一的存在。[470]在民众之间,信长则不受欢迎,在歌舞伎与净琉璃等作品中,他往往只是反派或陪衬角色。[468]

在信长受到广泛苛评的局面下,对其进行再评价的人是赖山阳。[468]赖山阳因在江户时代后期的尊王运动中具有巨大影响力而闻名,[471]其著作《日本外史》高度评价信长为“超世之才”。[472]《日本外史》强调了信长作为勤王家的面向。[472]并且指出,就像中国后周的名君世宗的伟业延续到赵匡胤建立北宋一样,信长的霸业正是开辟了通往丰臣与德川和平的道路。[472]

自应仁以来,海内分裂,京城之下常为兵马驰逐之地。若非右府[cp],又有谁能开辟荒芜,以重建王室呢?
— 赖山阳《日本外史》[472]

此外,国学者们也给予了信长高度评价,认为他是日本的统一者,并结合对与后醍醐天皇对立的足利氏的否定性见解来赞扬信长。本居宣长在《玉鉾百首》中写下了这样一首歌:“静幡织田尊,勤勉大臣,平定骚乱,驱逐敌寇。”他在解释中说道:“此大臣(即织田信长),在正亲町天皇永禄年间,自尾张国出,平定京都的骚乱,征讨畿内及近国,开创复平之基,并修理内里等,其勋功之大,世人皆知。”由此对信长给予了高度评价。[473]

幕末的志士们也因信长曾进行御料所的恢复等举措而给予评价,尊敬他为勤王家。[474]到了明治2年(1869年),明治政府下令建立祭祀织田信长的神社。[475]明治3年(1870年),信长次子信雄的后裔——天童藩(今山形县天童市)知事织田信敏(日语:織田信敏),在东京的自宅以及藩内的舞鹤山(日语:舞鶴山)建立了祭祀信长的神社。[475]信长获明治天皇赐予“建勋”的神号,神社则由神祇官(日语:神祇官 (明治時代))赐名为“建织田社”,后改称“建勋社”。[475]此后,在明治年间,东京的建勋神社迁至京都船冈山山顶。[475]

这种倾向在历史学领域也同样存在,当时的研究多强调信长的勤王性。[149]即使在现代,他有时也会被意外地作为勤王家来谈论;另一方面,人们也指出安土城本丸御殿与清凉殿极为相似,大泽真幸(日语:大澤真幸)甚至认为,信长的天皇观或许与后来的麦克阿瑟相似。[476]

革新者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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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阜站北口的黄金织田信长像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信长在政治方面的事迹开始受到评价,他作为改革者的形象愈发突出。在历史小说中,早在战时的1944年,坂口安吾就发表了短篇小说《铁炮》,明确塑造了信长作为近代合理主义者的形象。[477]这种合理主义者的信长形象,后来通过司马辽太郎在高度经济成长期发表的《国盗物语(日语:国盗り物語)》、以及泡沫时期津本阳(日语:津本陽)的《下天是梦吗(日语:下天は夢か)》等畅销小说而广泛传播。[477]

在学术领域,1963年出版的《岩波讲座日本历史(日语:岩波講座日本歴史)》中,今井林太郎(日语:今井林太郎)对信长作出了如下评价:信长是清算中世纪复杂土地所有结构、“开辟了确立纯粹封建制之路”[478]的人物。今井还指出,“在信长面前,自中世纪以来的宗教权威完全不再通用”,[479]并将信长的本质界定为对中世纪权威的否定。在这一时期,安良城盛昭(日语:安良城盛昭)提出了信长试图打倒天皇制的说法,由此信长作为革新者的形象逐渐固定下来。[480]信长因其“革新性”的诸多政策,被视为日本史上极为重要的人物,并被评价为“不世出的英雄之一”。[481]

作为开辟新时代道路的人物形象,信长被广泛接受;但另一方面,也有学说认为,信长的时代仍然带有强烈的中世纪因素,真正的近世转折点在于丰臣秀吉所实行的太阁检地。[2]朝尾直弘(日语:朝尾直弘)与胁田修(日语:脇田修)分别是20世纪后半期代表性的中近世移行期研究者,但他们对信长的历史评价却截然相反[482]:朝尾认为信长是近世的创始者,而胁田则将信长视为中世纪最后的霸者。[cq][482]

之后,在21世纪的历史学界中,关于信长的研究更加贴近实际,其评价也开始被重新审视。[4][483]例如,室町幕府与织田政权的连续性被强调,[383]人们认为信长与天皇之间也存在协作关系。[402]将“乐市·乐座令”视为信长独创的革新政策的观点,也逐渐受到许多研究的否定。[484]此外,还有学者指出,信长的宗教观与其他战国大名相比并不算特殊。[317]除此之外,从多个角度对信长作为特殊存在的形象提出了质疑,越来越多研究者在是否承认信长的划时代性方面持谨慎态度。[483][4]

在2000年由《朝日新闻社》实施的评选活动中,5位识者(荒俣宏、岸田秀(日语:岸田秀)、唐纳德·基恩、堺屋太一、杉本苑子(日语:杉本苑子))选出了公元1000年至1999年间的‘日本10大人物’,其中信长在得票数上位居德川家康之后,获得了第2名。[485]

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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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瓜纹(日语:木瓜紋)(织田瓜)

织田氏的发祥地在越前国的织田庄(日语:織田荘),据说当时他们处于庄官的地位。[486]史料中关于疑似织田氏人物的最早记载,是明德4年(1393年)6月17日藤原信昌(日语:藤原信昌)与兵库助将广(日语:藤原将広)所立的文书,保存在剑神社(日语:劔神社)。[486]到了应永8年(1401年),首次出现了使用“织田”姓氏的“织田与三(日语:織田浄祐)”,他作为管领斯波氏的家臣发挥了重要作用。[487]翌年,织田常松(日语:織田常松)被任命为尾张守护代。[487]

在将势力转移到尾张的织田家中,分裂为以岩仓为根据地的伊势守家和以清洲为根据地的大和守家,两者分别作为守护代统治尾张半国。[8]而后者大和守家的分家——清洲三奉行(日语:清洲三奉行)家之一的弹正忠家,正是信长的家系。[8]

作为信长的子孙,信忠之子三法师(织田秀信)形式上继承了织田家的家督。[488]秀信在丰臣政权下于岐阜拥有约13万石的领地,但在关原合战后,其所领被没收。[488]数年后秀信因病去世,至此嫡系血脉断绝。[488]

另一方面,次子织田信雄在丰臣政权下虽然失去了领地,但在大坂之阵后,被赐予大和宇陀郡等地共5万石。[488]信雄的子孙成为柏原藩、高畠藩、天童藩等小规模藩的藩主,并在整个江户时代以大名身份延续下来。[488]

先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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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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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兄弟之中,关于秀俊(信时)以及秀孝的出生顺序存在争议。江户时代的诸系谱中记载秀俊为信秀的第六子,因此被视为信长的弟弟。[489]然而,谷口克广认为,依据《信长公记》的记述,秀俊应是信秀的次子,也就是说是信长的兄长。[489]同样,诸系谱中记载秀孝为信包的弟弟,但也有观点认为秀孝实际上是信包的兄长。[490]

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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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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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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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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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信长的女儿,大多数人的事迹细节不明。[492]此外,《宽永诸家系图传(日语:寛永諸家系図伝)》记载女儿为6人,而较晚年的《宽政重修诸家谱》则记载为12人,系谱之间对女儿人数并不一致。[493]据渡边江美子推测,《宽永诸家系图传》大体上正确地按照长幼顺序列出了女儿,但如法华寺本、坪内本《织田系图》所示,长女应是蒲生氏乡之妻,而非松平信康之妻。[494][495]另外,对于未载入《宽永诸家系图传》的女儿,水野忠胤之妻可能因丈夫的不祥事而被有意省略,而万里小路充房之妻与德大寺实久之妻两人,则可能因为与公家通婚,或因受织田信孝扶养的缘故而被忽视。[495]

养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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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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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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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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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所・灵庙・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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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能寺 信长公庙
安土城址 织田信长公本庙
静冈县富士宫市西山本门寺信長公首塚(照片左侧)

信长的遗体虽未被发现,但在以下21处建立了衣冠冢与供养塔。[507]

关联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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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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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丰时期的史料并不能算相对丰富,而且即便是代表性的史料,其可信度究竟到何种程度的评价也尚未定论。[508]

在信长研究中,一般认为最重要的基本史料是奥野高广(日语:奥野高廣)所集成的信长发给文书(《织田信长文书的研究(日语:織田信長文書の研究)》),以及同样由奥野高广等人校注的角川文库版《信长公记》。[508][509]

不过,据堀新所说,关于后者《信长公记》,角川文库版并不是自笔本的翻刻,而且对于《信长公记》各写本之间的异同与系谱研究也尚未充分,这是一个课题。[508]至于文书方面,他也指出不仅需要收集和分析信长的发给文书,还必须对家臣团的发给文书进行整理与研究。[508]

行事与祭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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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时代祭“织田公上洛列”立入宗继(日语:立入宗継)・羽柴秀吉・丹羽长秀・织田信长・泷川一益・柴田胜家

登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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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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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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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信长为主角:
其他:

剧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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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3年至2009年的48部NHK大河剧中,信长登场的作品多达18部,[518]这一数字仅次于德川家康,并与丰臣秀吉并列,远远超过其他历史人物。[519]

以信长为主角:
其他:

电视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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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历史秘话》 老爹!你别再这样了!——被信长折腾的家人们(2009年6月10日、NHK)[520]
  • 《历史秘话》 女官目击!!——本能寺之变·信长最后的三天(2010年4月7日、NHK)[521]
  • 《历史秘话》 魔王栖息的魅惑之城——最新研究!织田信长的美丽筑城(2012年11月14日、NHK)[522]
  • 《历史秘话》 世上最认真的魔王·织田信长——最新研究揭示的英雄真相(2019年4月3日、NHK)[523]

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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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信长为主角:
其他:

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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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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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信长为主角:
其他:

乐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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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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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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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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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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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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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0 1.1 这是余语正胜于天正11年6月2日(1583年7月20日)所寄进的。其戒名通常为“总见院殿赠大相国一品泰严尊仪”,但在此处则写作被认为早于总见院的“天德院殿一品前右相府泰岩净安大禅定门”。关于余语正胜的情况不详,不过由于其兄弟余语胜久(胜直)曾侍奉信长,因此推测正胜也可能是信长的家臣。
  2. ^ 2.0 2.1 关于信长的生日,有两种说法:一种依据路易斯·弗洛伊斯的记载,认为在5月11日或12日;另一种则依天野信景(日语:天野信景)《盐尻》等资料,认为是在5月28日。[5]。
  3. ^ 按满年齢计算,他在和历中为48岁去世,在西历中则为47岁去世。
  4. ^ 这是柴田胜家与其妻子市在天正10年9月11日(1582年10月27日)于妙心寺举行百日法要时所用的戒名,承袭自阿弥陀寺(日语:阿弥陀寺 (京都市上京区))清玉(日语:清玉)上人命名的流派。
  5. ^ 5.0 5.1 信长毕生所建立的政治权力,在学术研究中一般被称为“织田政权”。[373]之所以使用‘政权’这一术语,是因为人们认为信长的权力具有不同于传统战国大名权力的性质,并成为近世统一权力的先驱。[373]历史学者朝尾直弘(日语:朝尾直弘)强调其与战国大名权力的差异,因而使用“信长政权”这一说法;胁田修则在指出其一定局限性的同时,仍评价其为统一政权的先驱,使用“织田政权”这一术语。[373]另一方面,2000年立花京子(日语:立花京子)则强调信长的个性,并认为应避免使用以胜者立场为前提的“统一政权”一词,因此不用“织田政权”,而是称为“信长权力”。[373]2010年战国史研究会(日语:戦国史研究会)的研讨会上则使用了“织田权力”这一称呼,意在强调信长权力与传统战国大名权力的共通性。[373]此外,藤田达生认为信长实际上已就任将军,因此将其权力定位为“安土幕府”。[373]由此可见,随着对信长权力理解的多样化,出现了多种不同的称呼。[373]据平井上总(日语:平井上総)所言,这些称呼只是视角不同,并不能断言哪一种更为恰当。[373]以下为方便起见,将统一使用“织田政权”这一称呼。
  6. ^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6.22 6.23 6.24 详情参见#生涯。
  7. ^ 详情参见#信长的政权构想。
  8. ^ 8.0 8.1 8.2 8.3 详情参见#人物。
  9. ^ 详情参见#信长的政权构想。
  10. ^ 详情参见#朝廷政策。
  11. ^ 11.0 11.1 详情参见#从“凶逆之人”到勤王家。
  12. ^ 12.0 12.1 详情参见#革新者与否。
  13. ^ 作为异母兄的是织田信广,[6]而信广的同母弟秀俊在系谱上虽然记载为出生在信长之后,但也不能完全否定他早于信长出生的可能性。[6]这些都被视为庶流的身份。
  14. ^ 关于那古野城的让渡时期,通说认为是在天文4年,但实际上可能要晚得多,大约在天文13年左右。[13]
  15. ^ 根据井原今朝男(日语:井原今朝男)的观点,斋藤道三所继承名号的美浓斋藤氏,曾出嫁室町时代公家甘露寺亲长(日语:甘露寺親長)的妻子(南向),而其孙女在斋藤氏的口入(日语:口入)(仲介)下成为尾张织田兵库头的妻室。由此可以确认,两家通过甘露寺家建立了姻亲关系(见《亲长卿记(日语:親長卿記)》文明15年9月17日条、明应4年4月16日条与21日条),因此斋藤氏与织田氏的婚姻被认为具有传统背景[18]。
  16. ^ 关于信秀的去世时间,虽然曾经存在几种不同的说法,但截至2011年,天文21年已被视为定论[20][21]。
  17. ^ 织田信秀所发出的文书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天文19年(1550年)11月朔日,内容是给祖父江金法师(津岛乡士)的跡职安堵状。到了12月,改由信长发出安堵状(同年12月23日致笠寺如法院座主的别当职安堵状)。因此推测,在天文19年末阶段,信秀已卧病在床,事实上已由信长接替其职务[22]。
  18. ^ 《信长公记》中记载了一则逸事,说在信秀的葬礼上,信长曾向祭坛投掷抹香(日语:抹香)[23]。
  19. ^ 信长之所以自称“上总介”,据推测可能是因为今川氏历代当主都称“上总介”,他对此有所意识。[25]虽然信长自称“上总守”的时间极为短暂,[26]但也有学说推测,他之所以选择“上总守”,是因为他认为这一称号比今川氏所用的“上总介”更高位[26]。
  20. ^ 一般被称作“信行”,但在同时代史料中能够确认的名字是“信胜”,或者“达成”、“信成”。[27]以下正文统一使用“信胜”。
  21. ^ 通说认为斯波义统是在天文23年7月12日被杀害的,但根据《定光寺年代记》的记载,正确的时间应是天文22年7月12日[38]。
  22. ^ 旧说曾认为这是弘治元年的事件,但如今普遍认为天文23年才是正确的[39]。
  23. ^ 关于当时自尽的守护代织田彦五郎,史料中无法确证其真实姓名。[40]下村信博仅将此守护代记载为“织田彦五郎”,或“织田彦五郎信友”。[39]另一方面,柴裕之则推定彦五郎与文献中出现的“大和守胜秀”为同一人物。[40]。
  24. ^ 另一方面,也有说法认为与信光存在嫌隙的林秀贞参与了对信光的暗杀[41]。
  25. ^ 据说道三残余的军队与织田军合流,并由其幼子斋藤利治直接将美浓国让渡状(日语:美濃国譲り状)交给了信长。
  26. ^ 据《信长公记》记载,当时斋藤义龙曾派遣刺客前往京都,企图谋杀信长,但被织田方的丹羽兵藏识破,从而发生了这一事件。
  27. ^ 天野认为,同年斋藤义龙与长尾景虎(后来的上杉谦信)上洛,也具有同样的意图[48]。
  28. ^ 池上裕子认为,当时今川氏不太可能动员超过3万人的军势,即使多加估算,最多也不过2万5千人左右[49]。
  29. ^ 关于这场战役中信长获胜的原因,直到20世纪80年代前,人们普遍认为在于奇袭作战的成功。[53]之后,依据《信长公记》的记载,藤本正行提出信长并非奇袭,而是进行了正面攻击的说法,并广为人知。[53][54]然而,2006年,黑田日出男(日语:黑田日出男)根据《甲阳军鉴》的记述重新评价了奇袭说,并与藤本正行之间展开了论争[53]。
  30. ^ 关于松平氏离反的时机,通说认为在桶狭间之战后的一段时间里,松平氏仍与信长持续交战。[55]然而,随着研究的进展,认为松平氏在桶狭间之战刚结束后便背叛今川氏的观点也逐渐成为有力说法。[55]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松平元康(德川家康)返回冈崎城,原本是遵循今川氏真为防备信长进攻三河而制定的方针,但随着长尾景虎(上杉谦信)进攻北条领地(日语:小田原城の戦い (1560年)),氏真的方针由对抗织田转向对抗上杉(援助北条),这才成为松平氏离反的契机[56]。
  31. ^ 传统上被视为清洲同盟成立的事件,其实仅止于织田与松平之间的停战与和睦协议,并未真正达到后世所称的“清洲同盟”的层次。有学说认为,真正的清洲同盟成立,应下溯至永禄10年,当时信长之女五德与家康的嫡子信康缔结婚姻关系[58]。
  32. ^ 关于犬山城陷落的时间,通说认为是在永禄七年。然而,横山住英根据新出史料论证其应为永禄八年,[60]柴裕之也支持这一观点[61]。
  33. ^ 有研究认为,信长提拔了道三的近亲斋藤利治,并让他作为佐藤忠能(日语:佐藤忠能)的养子出任加治田城(日语:加治田城)主,赐予领地与家臣团(加治田众(日语:加治田衆)),使其成为道三死后斋藤家的继承人。[63]此人作为正式的美浓斋藤家,在织田家内部也被视为亲族而受到重视。其养母是信长正室的姐姐浓姬,他后来还成为二代继承人织田信忠的侧近(日语:側近)(重臣)[64]。
  34. ^ 34.0 34.1 浅井长政与阿市的婚礼具体举行时间并不明确,难以确定。然而截至2017年,有力的观点认为应在永禄4年前后[65]。
  35. ^ 据说当时义继等人曾企图拥立足利义荣,但实际上认为义继等人并无此意。[66]真正计划拥立义荣的是阿波三好家的篠原长房等人[67]。
  36. ^ 也有学说认为,浅井长政与阿市的婚姻是由六角氏以及幕臣和田惟政等人所构想的[71]。
  37. ^ 据发现的一份文书记载,信长在举兵上洛时,因斋藤龙兴背叛并阻塞道路而不得不放弃上洛并撤退。这份文书出自室町幕府幕臣米田求政(日语:米田求政)的子孙之家(村井祐树《幻之信长上洛作战》,《古文书研究》第78号,2014年)。受此影响,信长与倒向足利义荣一方的美浓斋藤氏及近江六角氏的对立已不可避免,同时他也将大和方面的迂回路线纳入考量,并开始与大和势力建立关系,如与三好三人众对立的松永久秀、柳生宗严等人。[74][75]不过,也有观点指出,冲突的原因在于信长事前与龙兴约定的军势通行所需人质问题未能谈妥[76]。
  38. ^ 新知扶助分:百贯文(关市市平贺)、二十五贯文(富加町川小牧)、四十八贯文(富加町大山)、一百四十三贯文(关市肥田濑)、百贯文(富加町夕田)、二十贯文(美浓加茂市加茂野町鹰之巢)、二百二十贯文(富加町加治田・絹丸)、四百七十贯文(关市吉田)、五百二十贯文(武仪郡上之保村、武仪町)、七十贯文(益田郡金山町)、六十八贯文(加茂郡白川町坂之东)、一百五十贯文(关市上下迫间)。合计由梅村良泽(日语:梅村良澤)二扶助,共二千一百八十四贯文。
  39. ^ 按照信长的命令,斋藤利治被收为佐藤忠能的养子,并迎娶已故八重绿(日语:八重緑)的次女正室院(日语:正室院)为正室,作为第二代加治田城主,率领亲卫队加治田众(日语:加治田衆)家臣团,被视为美浓斋藤家的继承人。
  40. ^ 关于稻叶山城陷落的时间,较有力的观点认为是在永禄10年。然而,也有见解认为是在永禄7年,因此在研究者之间引发了争论[78]。
  41. ^ 这并非全新的地名创制,而是因为位于木曾川的北(阳)侧,被作为美称而使用,如“岐阳”等词一样,早在此前就已在部分学僧、禅僧之间流传。后来由信长将其普及化[80]。
  42. ^ 这些文书,包括纶旨、女房奉书(日语:女房奉書)以及其附状,都是由万里小路惟任传达的[85]。
  43. ^ 六角氏在过去两次室町幕府六角征伐(日语:長享・延徳の乱)时,也曾放弃观音寺城退入甲贺郡,并在幕府军撤退后重新夺回观音寺城,因此可以说这一次他们采取了同样的战略。[90]然而,与当时撤退至京都的幕府军不同,需要通往京都道路的信长则将南近江编入织田领国,并开始进行统治[91]。
  44. ^ 后来,义昭也将足利家的桐纹赐予了毛利辉元[96]。
  45. ^ 相对而言,信长向山城、摄津、大和、河内等地发布的文书中,包含了“仍执达如件”这一表述,意味着这些文书是奉行将军义昭的意旨。因此,织田领国与幕府的支配圈被明确区分开来。而这种区分直到元龟4年3月,信长与义昭的决裂明确化之后才消失[100]。
  46. ^ 其中也有人在获得幕府的裁许后,仍要求信长出具承认其内容的朱印状。久野雅司指出,其背景在于自明应政变以来,京都屡次发生政变与将军被驱逐的情况,因此人们预料今后也可能出现类似事态——例如义昭与信长决裂,导致信长被义昭追讨,或反之义昭被信长驱逐——从而使被排除一方的裁许失效。正因如此,有人希望能同时从双方获得裁许[110][111]。
  47. ^ 最初除了村井贞胜、明院良政之外,木下秀吉、丹羽长秀、佐久间信盛也在京都担任奉行,后来中川重政亦加入。永禄年间,以秀吉和长秀所发出的文书最多,但随着战线的扩大,秀吉被派往近江等地,出现了频繁的调动。至元龟年间,则由村井贞胜、岛田秀顺、原田直政在京都担任奉行[113]。
  48. ^ 当关白二条晴良侵占勧修寺晴右的领地——加贺国井家庄(日语:井家荘)时,因过错显然在晴良一方,正亲町天皇甚至下达了女房奉书(日语:女房奉書),要求停止侵占。然而,义昭却以‘晴良曾下至越前支持自己,而晴右则对足利义栄持合作态度’为由,驳回了晴右的诉求(《言继卿记》元龟元年3月20日条)。[120]此外,在元龟元年开始的伊势神宫祢宜职相论(日语:伊勢神宮禰宜職相論)中(三祢宜松木房彦去世后,其继任人选由神宫传奏柳原资定(日语:柳原資定)推举渡会贞幸,而祭主藤波康忠(日语:藤波康忠)则推举松木尧彦,双方发生争执),朝廷曾请求义昭调停,但义昭却屡次改变意见,导致争论拖延。更在藤波康忠提出抗议后,义昭撤销了已作出的裁决,并处分了政所执事摄津晴门[121](而这本身也违反了《殿中御掟》中“将军须遵奉奉行的评定裁决”的规定[122])。
  49. ^ 据说信长曾对幕府诉讼的迟滞以及义昭的恣意裁许表达过不满(《寻宪记》元龟4年2月29日条)[123]。
  50. ^ 关于这次出兵,表面上是以讨伐若狭国的武藤友益为借口,但久野雅司认为,由于武藤在若狭武田家中持反义昭的立场,因此是依据义昭的命令而发动了武藤讨伐军,信长也遵从此命令而动员军队。[130]不过,当时若狭已在朝仓义景的控制之下,而武藤友益也是反对义昭恢复武田家的亲朝仓派,因此结果上便导致与朝仓势力的冲突[130]。
  51. ^ 不过,堀新认为,实际上提出和议的是朝仓方面;[135]而片山正彦则指出,信长在有利局势下几乎已与义景达成和睦,但由于延历寺持续反对和议,因此才需要依靠敕命来促成[136]。
  52. ^ 久野雅司也支持柴的这一观点,并更具体地推定异见书是在元龟3年12月颁布的。[148]平井上总也肯定性地采纳了柴的说法[149]。
  53. ^ 据《细川家记》记载,上野秀政被评价为义昭的“出头(日语:出頭人)第一”的“宠臣”,在比叡山烧讨之际也曾向义昭进言排除信长,并在义昭御前与维护信长的细川藤孝发生争论。此外,其先代上野信孝(日语:上野信孝)亦以足利义辉的近臣身份,因策划排除三好长庆而闻名。久野认为,秀政之所以策划排除信长,是为了实现幕府权力在义昭一人之下的统一,并解决幕臣与信长之间围绕所领安堵等统治方针所产生的对立[153]。
  54. ^ 例如,鸭川达夫《武田信玄与胜赖》、[158]柴裕之〈战国大名武田氏的远江・三河侵攻再考〉,《武田氏研究》第37号,2007年,柴辻俊六〈武田信玄的上洛战略与织田信长〉,《武田氏研究》第40号,2009年等。
  55. ^ 然而,朝廷其实早在元龟3年时就已决定改元,并于同年3月29日派遣使者前往信长与义昭处(见《御汤殿上日记(日语:御湯殿上日記)》)。但义昭对改元态度消极,这也在信长的17条诘问状中被列为批判之一。信长通过支持改元,不仅为排除态度消极的义昭取得了正当性,同时也因实现了朝廷所期望的改元,而被朝廷认可为取代室町幕府的武家政权之首[168]。
  56. ^ 关于当时火绳枪的数量,传统上认为有3000挺,但藤本正行(日语:藤本正行)根据对《信长公记》自笔本的考察,提出约1000挺才是正确的,由此对通说产生了质疑。[179]然而,平山优(日语:平山優 (歴史学者))通过对《信长公记》的系统研究,仍主张3000挺才是正确的,因此形成了论争。[179]至于这支铁炮部队是否采用所谓的‘三段击’(将部队分为三队,轮番射击,使火绳枪得以连续射击的战法),长期以来否定其存在的观点占主流,但也有学者提出确实存在连续射击的尝试,因此亦引发争论。[179]据长屋隆幸所言,这类争论的根源在于缺乏可靠的一次史料,因此长篠之战的真实情况难以明确把握[180]。
  57. ^ 历代足利将军在任期间,通常会兼任权大纳言与右大将,并进升为内大臣。然而,足利义晴(当时仅任权大纳言)因欲将将军职让予义辉而引退,在后奈良天皇与其义兄近卫稙家的劝说下,才被任命为右大将,并继续以“后见”身份参与幕政[191]。
  58. ^ 兴福寺的别当需在符合家柄与经历条件的人选中,由藤氏长者选定,再由天皇依此任命。然而此次争论起因于最先提出候选的兼深,其经历不符资格,引发学侶们反对,并推举前任别当寻圆。[200]信长致二条晴良的书状中提到应依“近代的寺法”进行任命,并强调不可“掠夺圣意”,暗中要求避免正亲町天皇任命不具资格的兼深。[201]然而,兼深在朝廷报告中援引南北朝末期永德年间(1380年代)曾有不符资格却被任命的先例,[202]并解释“近代的寺法”应包含该先例。[203]此外,兼深之姊广桥国子(日语:広橋国子)曾受后奈良天皇宠爱,生下正亲町天皇的异母妹圣秀女王(日语:聖秀女王),因此在争论之前,已有迹象表明正亲町天皇未与晴良商议便承诺将来任命兼深为兴福寺别当。[204]信长似乎未曾预料到正亲町天皇会在未咨询藤氏长者的情况下,直接表露对兴福寺别当的圣意。
  59. ^ 信长曾应武田信玄的请求,担任武田与上杉谦信之间的和睦调停者(甲越和与)。然而在元龟3年(1572年)10月,信玄未事先通告便进攻织田、德川的领地,导致信长与武田氏决裂,并向上杉氏提出共斗的建议。谦信虽予以回应,但并未积极联动;待武田氏发生胜赖继任为当主的交替后,谦信又提出和睦。
  60. ^ 在此期间,天正6年(1578年)10月,月冈野之战取得胜利。信长随即向全国大名发出书状,并在京都大肆宣传,以彰显织田家的强大实力。
  61. ^ 成为飞驒国司的姊小路赖纲自父亲姊小路良赖继承家督,自1570年上洛以来便与信长保持客将(日语:客将)与亲族关系;至1578年上杉谦信去世后,更因浓姬的姐妹(姊小路赖纲正室(日语:姉小路頼綱正室))关系而与信长建立了亲族与同盟。
  62. ^ 过去,人们根据《信长公记》的记载,认为村重是抛弃妻子,秘密逃离有冈城的。[224]然而,据天野忠幸指出,从村重写给乃美宗胜的书状来看,村重迁往尼崎城时曾带有马回随行,因此应当是为了伺机反击而采取的行动[224]。
  63. ^ 据《多闻院日记(日语:多聞院日記)》记载,信长最初进献御所的对象并非皇太子诚仁亲王,而是他的养子邦庆亲王[227]。
  64. ^ 64.0 64.1 关于泷川一益的职任被称为“关东管领”,这一说法见于《甫庵太阁记》《武家事纪》。在《信长公记》中则称其为“关八州的御警固”、“东国事务的御取次”;而《伊达治家记录》则称其为“东国奉行”[248]。
  65. ^ “因为有人表示‘无论如何,推任都是合宜的’,所以再次向两御所(正亲町天皇与诚仁亲王)送上了回复。” (出自《天正十年夏记》5月4日条,立花京子《信长权力与朝廷》所载)
  66. ^ 当时的本膳料理献立记录在《天正十年安土御献立》(见《续群书类从(日语:群書類従#続群書類従)》),而这一献立与前一年家康接待(飨应役不详)时的献立(《御献立集》)相比,被指出并无逊色之处[263]。
  67. ^ 一般认为此时信长解除了光秀的家康接待役。[267]然而据金子拓指出,这是由于史料的误读,实际上光秀依旧按照原定计划继续负责家康的接待[267]。
  68. ^ 一般认为,当时信长之所以仅以少人数行动,是因为他已命令部下诸武将出征,因此完全处于疏忽大意的状态。[272]然而,也有观点认为,信长少人数出行并不罕见,并不能视为疏忽[273]。
  69. ^ 在平成19年(2007年)进行的本能寺遗址发掘调查中,发现了被认为与本能寺之变同时期的壕沟遗迹,以及大量烧毁的瓦片[284]。
  70. ^ 获得正一位叙位者(包括追赠在内),至今以信长为最后一人,此后再无叙位的例子。
  71. ^ 例如,北条早云曾将敌对的关户吉信(日语:関戸吉信)一方,包括妇女与儿童在内,悉数屠杀。[296]伊达政宗也有类似的行为[296]。
  72. ^ 关于信长残虐性的著名逸事之一,发生在天正9年(1581年)4月10日。信长为参拜琵琶湖的竹生岛而离开安土城。侍女们以为信长翌日才会归来,便擅自外出参拜桑实寺(日语:桑実寺)等,离开城池。然而信长当日即返回,得知侍女们擅自外出后勃然大怒,将她们绑缚并悉数处决。据说为侍女们求情的桑实寺长老也同样被处决(《信长公记》卷十四[298])。在《弗洛伊斯日本史》中,虽年代不详,却记载了与此极为相似的事件:“在严惩这些侍女之后,其中一两人逃入寺院,结果收容她们的僧侣也被杀害”[299]。
  73. ^ 在《信长公记》中仅仅写作“首”,并没有记载是头盖骨。关于他将头骨制成骷髅杯让家臣饮酒的传闻,不过是附会之说,只在俗书中有所流传。
  74. ^ 用漆固定后,再涂上金泥等物。
  75. ^ 当该节(第一部第四节〈织田信长的登场与桶狭间之战〉)由加藤益干、播磨良纪、村冈干生、山田邦明共同撰写,但具体由谁负责哪一部分尚不详。
  76. ^ 虽然泷川一益是近江出身,但由于自天文年间这一早期阶段便追随信长,因此可以与世代家臣同等看待[308]。
  77. ^ 作为一个例子,荒木村重因毛利征伐的总司令官职位被羽柴秀吉夺走而心怀强烈不满,因此最终决定与信长敌对[308][309]。
  78. ^ 在中世纪,献上马匹与猎鹰的行为蕴含着政治意义。室町时期,武家领主在从足利将军处获得守护、探题等支配权的正式认可时,便以献马、献鹰作为答礼,逐渐成为惯例。到了战国时期,这种行为则与上级领主的权力紧密结合,带有极强的政治色彩,目的在于获得对领国支配的公认。[327]尤其是猎鹰,被视为英雄、武威与权力的象征[328]。
  79. ^ 这份古文书在昭和初期之前一直被认为是信长的亲笔,但实际上是由书记官楠长谙(日语:楠木正虎)所书写的[359]。
  80. ^ 在后世的史料《亚相公御夜话》(加贺藩编纂)中,关于前田利家与信长的关系被记载为“鹤之汁的故事”——据说信长年轻时与利家曾是爱人关系,并在武功宴会上公开谈及此事,利家因此而受到同僚们的羡慕。
  81. ^ 在大德寺及其塔头总见院,都保存有束带姿的信长像。
  82. ^ 作为将竹纸用于彩色画的例子,还有高野山持明院所藏的《纸本着色浅井长政像》(重要文化财)。
  83. ^ 它更接近永德所绘的束带姿肖像。
  84. ^ 以武来实现七种德行:禁止暴行、止息战争、保持大业、确立功绩、安定百姓、和合众人、充实财富。
  85. ^ 过去,人们认为在元龟年间信长与反信长势力的争斗(即所谓的元龟争乱(日语:元亀争乱))中,将军足利义昭才是反信长势力的盟主。[384]然而,柴裕之指出,实际上在三方原之战之前,义昭仍然支持信长。[384]因此,信长成为“天下人”,并非源自他一开始的政权构想,而是元龟争乱的结果所致[384]。
  86. ^ 今谷明. 信长与天皇——挑战中世纪权威的霸王. 讲谈社现代新书. 讲谈社. 1992. ISBN 978-4-0614-9096-3. 后来收录于讲谈社学术文库(日语:講談社学術文庫)、2002年 ISBN 978-4-0615-9561-3。
  87. ^ 平井上总将其归类为融和说,而谷口克广则归类为对立说。
  88. ^ 严格来说,藤井的观点被归类为一种认为朝廷方面试图与信长协调,但信长否定了与朝廷协调的说法[402]。
  89. ^ 自后土御门天皇以来直到正亲町天皇,因朝廷财政困难,天皇的让位未能实行。中世时期至后花园天皇为止,历代天皇通常都会让位,成为上皇或法皇,并以治天之君的身份开设院政,这是基本惯例。然而,天皇的让位需要在新帝践祚之前举行各种仪式,还需在退位后修建仙洞御所,并支付迁移费用等,所需经费极为庞大。换言之,当时的让位并非仅凭天皇个人意愿即可实现,而必须有能承担巨额费用的权力者支持(羽柴秀吉便以修建仙洞御所的功劳为表面理由而升任关白)。因此,进入战国时代后,朝廷与室町幕府都陷入财政困境,无法筹措让位所需费用,结果后土御门天皇以来的三代天皇都在位中去世。实际上,当时人们认为,让位反而是恢复旧有朝廷惯例的表现。
  90. ^ 在研究上,过去曾有观点认为,与一向一揆的对决正是催生近世统一权力的原动力,这一说法一度占据主流。然而之后,认为与一向一揆的对立并没有那么重要的见解逐渐成为主流[424]。
  91. ^ 在1575年5月4日的弗洛伊斯未刊书简中,记载了这些道路修筑工程在尾张、美浓、近江、山城、摄津、河内、三河、远江八国实施的情况(《完译弗洛伊斯日本史·织田信长篇I》第34章)。此类道路在被征服的诸国中,只要条件允许,都会加以建设。(《完译弗洛伊斯日本史·织田信长篇II》第55章
  92. ^ 《永禄十二年付上京宛精钱追加条々》,收录于《增订 织田信长文书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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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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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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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内将芳『宿所の変遷からみる 信長と京都』(2018年、淡交社)ISBN 9784473042774
  • 河内将芳『信長が見た戦国京都 城塞に囲まれた異貌の都』(2020年、法蔵館文庫)ISBN 9784831826145

关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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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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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田信长
貴族爵位和頭銜
新设立 天下人
1576年-1582年
织田信长专有头衔
前任:
织田信秀
织田氏弹正忠系第四代当主
1551年—1575年
繼任:
织田信忠
官衔
前任:
一条内基
内大臣
1576年12月11日-1577年12月29日
繼任:
二条昭实(日语:二条昭実)
右大臣
1577年12月29日-1578年5月15日
军职
前任:
九条兼孝(日语:九条兼孝)
右近卫大将
1575年12月9日-1578年5月15日
空缺
下一位持有相同頭銜者:
西园寺实益(日语:西園寺実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