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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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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政變
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的一部分

1945年3月9日，日軍攻佔河內
日期1945年3月9日—5月15日
地点
法屬印度支那
结果 日本勝利
领土变更 法國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統治瓦解，越南、柬埔寨、寮國相繼宣布獨立
参战方
大日本帝国 大日本帝國 法国 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
指挥官与领导者
兵力
約35,000—55,000人[1]（一說約40,000人[2]） 約60,000人（其中戰鬥部隊約30,000人）[1]
日方估計約90,000人[3]
伤亡与损失
輕微 約2,100名歐洲籍官兵陣亡或失蹤，當地籍傷亡可能更多；約15,000人被拘（其中12,000人為歐洲籍）[4]
另有來源記為陣亡約4,200—4,500人、被俘約15,000—37,000人[5]

三九政變（越南語：Nhật đảo chính Pháp／日倒政法）[6]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末期，大日本帝國陸軍於1945年3月9日在法屬印度支那發動、旨在以武力解除當地法軍武裝並推翻法國殖民統治的軍事行動，日方官方稱之為「法屬印度支那武力處理」（日語：仏印武力処理〔佛印武力處理〕，羅馬化：Butsuin buryoku shori）[7]，行動代號為明號作戰（日語：明号作戦〔明號作戰〕，羅馬化：Meigō sakusen）。自1940年6月法國本土淪陷後，日本雖分兩次進駐印度支那，卻透過一系列條約維持法國殖民當局的存在、將其當作實質上的獨立國對待，形成大東亞共榮圈中唯一的「帝國共治」實體；直到政變前夕，印度支那仍是亞洲大陸上最後一個維持運作的歐洲殖民地[8][9][10]。

自1942年軸心國戰局逆轉、夏爾·戴高樂的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成立後，印度支那法方對日的協力漸趨消極，抵抗運動亦轉趨組織化。外相重光葵自1943年起力主趁機解放印度支那各民族，但以參謀本部為首的陸軍中央顧慮招致「人種戰」、擴大戰線，長期堅持「保持靜謐」的現狀方針。及至1944年底菲律賓決戰失利、美軍登陸印度支那的威脅浮現，日軍憂慮盟軍一旦登陸、法軍勢必倒戈而使己方腹背受敵，遂決意先發制人；在權衡對蘇關係等因素後，最終於1945年2月定案，並議定給予法方兩小時答覆的最後通牒[11][2]。

作戰於3月9日夜間發動，西貢、河內、順化、金邊等主要城市的法軍多在翌日10日午後以前投降，僅諒山、同登一帶的堅固要塞激戰至12日方陷；投降的守軍多遭日軍集體處決，全作戰約有2,100名歐洲籍官兵陣亡或失蹤[12][13]。日軍拘押法國軍政要人、釋放當地政治犯，並保護越南保大帝、柬埔寨西哈努克國王等；越南、柬埔寨、寮國隨即名義上宣布獨立，法國在印度支那數十年的殖民統治就此瓦解[12][14]。

武裝解除雖幾近完全成功，卻一併移除了原由法國承擔的治安與軍事力量，造成權力真空：越盟的活動迅速壯大，日軍其後展開的掃討直至終戰仍未能奏效；北部同時陷入空前的大飢荒，估計奪走約100萬至200萬人的生命[15][16]。史家多認為，這場政變是法國主權連續性的首度中斷、且法國已無力恢復，其造成的政治真空與殖民權威崩解，遂成為數月後八月革命、越南民主共和國建立以及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爆發的關鍵遠因[14][17]。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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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属印度支那（英语：French Indochina in World War II）

法國殖民統治與日本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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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日軍入侵法屬印度支那
法屬印度支那總督让·德古和日軍軍官

法國對印度支那的殖民始於19世紀中葉。1858年法軍進犯後，逐步將南部的交趾支那納為直轄殖民地，再於1883至1884年將中部的安南與北部的東京收為保護國，並於1887年將越南三圻與柬埔寨（其後再加入寮國）整合為印度支那聯邦。在此後半個多世紀裡，法國的統治始終帶有威權色彩，殖民當局對代議政治與政治異議皆興趣缺缺，1940年當地的歐洲人社群更僅約25,000至39,000人、約佔總人口的0.2%[18]。日本對印度支那的軍事介入，肇因於1940年6月德國佔領法國本土。同年9月，日軍以遮斷援蔣路線為名進駐北部印度支那；翌年7月的南部進駐，則成為同年12月日本對東南亞英美屬地全面開戰的前奏。兩次進駐皆在開戰之前，須透過日法兩國政府的協定達成，並以印度支那當局承認菲利普·贝当的維希親德政權為前提；一旦協定成立，即便開戰之後，日本也不認為有變更此一格局的必要[19]。

北部進駐的條件係經一連串外交折衝後確立。法國淪陷後，維希當局的首要目標是維繫法國在印度支那統治的延續，總督卡特魯甚至在日方開口前便主動關閉邊境[20]。同年7月，以西原一策為首的視察團提出增兵要求，雙方以換文確認法國承認「日本在遠東經濟與政治領域的最高利益」，日方則表示有意尊重法國權利與印度支那的完整；9月4日的《西原－馬丁協定》將東京駐兵上限定為25,000人，但日軍擅自越境使交涉一度中斷，日本內閣遂於14日決定不論談判結果如何都於22日進兵，最終在諒山、海防爆發衝突[21]。美國在整場危機中僅止於口頭抗議，卻同步收緊對日經濟管制：9月12日，羅斯福將可用以製造航空燃料的設備列入許可證管制，26日更宣布所有等級的廢鋼鐵一律須經許可、且只發給西半球國家；這些措施一部分即是針對日本在印度支那的動作而來，然而既未能遏阻日本，也未能阻止《三國同盟條約》的締結[22]。

日本的需索並未就此打住。1941年5月，法方簽署《關於法屬印度支那的日法居住航海條約》，給予日本最惠國待遇並承諾大量供應稻米、橡膠、煤炭及其他地下資源；同時在日本支持泰國的壓力下，被迫將柬埔寨西部與寮國大片領土割予泰國[8][23]。同年7月，日本進而要求進駐南部印度支那。日方明言，法方若抵抗即拘禁法軍、宣布安南獨立並自行接管主權，維希的達爾朗遂於21日表示因日方「極其強硬的堅持」而「被迫遺憾地同意」，當局認定無論權力如何受限、如何屈辱，留在當地保有若干權力終究勝於全無[24]。23日，西原的繼任者住田乃至於河內簽署協定，日方取得南越與柬埔寨8處空軍基地、以及包括金蘭灣與西貢在內的3處海軍基地的使用權，並議定派遣4萬兵力、享有行動自由，同時保證法國主權與印度支那的完整[24]；日方復藉此際將殖民地其餘部分納入東京的軍事管轄，並在法方當局與印度支那銀行協力下掌控貨幣政策、榨取稻米與天然資源[23]。此舉招致遠比前一年嚴厲的報復：7月26日，羅斯福簽署行政命令凍結日本在美資產，英國與荷蘭亦相繼跟進[25]。

隨著對英美開戰勢在必行，日本對印度支那的方針也告底定。7月29日，兩國於維希簽署加藤－達爾朗換文；11月15日，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決定的《對美英荷蔣戰爭終末促進相關腹案》正式將維持印度支那現狀定為國策：維持現狀以確保資源與治安，被認為遠比以實力排除法方更為合理，「保持靜謐」遂成日方一貫方針[26]。12月8日日本對英美開戰，翌9日，印度支那總督尚·德古接受《關於法屬印度支那防衛的日法現地軍事協定》；連同7月的換文，兩者議定日法防衛分工（北部主由印度支那軍、南部主由日軍），但未規定兩軍聯合作戰或日方對法軍的最高指揮權，內部治安與警察權仍歸法方掌握[8]。

日法共治與「保持靜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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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戰後，日本以法屬印度支那為南方作戰的發進基地，其後又將其用作兵站與中繼基地：在取得法方同意或許可的前提下，使用當地的機場、港口等軍事設施遂行南方戰爭，並自當地輸入糧食與資源，以彌補國內及戰場的物資短缺[27]。為維持此種軍事與經濟上的協力，穩定印度支那局勢遂成為日本的首要之務，其駐軍奉命「保持靜謐」[28]。法國同樣藉由與日本的合作來維繫其在印度支那的主權：印度支那法軍雖未與日軍交戰，仍以武力持續鎮壓當地的獨立運動勢力，並依共同防衛的約定負責北部與中國交界一帶的警備、警戒中國軍隊的入侵，於中越邊境構築堅固的要塞群，實際上扮演了中日之間的緩衝角色[2]。對中國而言，越南經滇越鐵路是抗戰時期轉運外援物資的重要通道，中、法之間亦長期圍繞過境運輸與軍事合作交涉，印度支那遂成為中、日、法三方角力的場域[29]。1942年12月30日的三谷－拉瓦爾協定，又確立了以「特別圓」折算皮亞斯特支付日軍軍費的結算方式；憑藉這一整套條約體系，日本得以在不實際排除法國統治權的前提下，將印度支那當作實質上的獨立國對待[26]。

總督德古在維持對維希效忠的同時，也著手強化印度支那內部的統治。經濟上，他推行中央統制，壟斷橡膠與穀物市場、扶植進口卡特爾，以免在被迫加入日本經濟圈後完全從屬於日本；政治上，他一面表忠於維希政權、取締政治團體，一面推行行政現代化，1942至1943年間漸次將較高的行政職責交予當地人，1943年5月更改組印度支那聯邦會議，於23名法籍議員之外增設30名當地議員，名義上擴大了當地人的政治參與，同時擴充技術與職業教育[30]。然而在這些懷柔措施的另一面，是嚴格的報刊檢閱、對反維希法國人的整肅，以及對民族主義運動的徹底鎮壓；1943年3月，被視為民族運動溫床的高台教遭大舉搜捕，全印度支那被捕者達700餘人[31]。日本學者赤木完爾認為，正是德古這種在政治、經濟兩方面高度中央集權的統治重整，使印度支那內部維持了相對穩定，成為日方將武力處理一再拖延至戰爭最終階段的重要原因之一[31]。

歷史學者哥沙將這一格局稱為印度支那「獨特的帝國共治」：一個亞洲、一個歐洲的兩大帝國同時統治，其核心在於日本寧可透過法國人間接治理，以便集中於更重要的軍事事務；德古在意識形態上並不欣賞日本，竭力維持法國主權、推行貝當的「國民革命」，然而一如維希法國本土，印度支那的法國領土實際上已處於外國佔領之下[9]。儘管孤立無援且對日本一再讓步，法屬印度支那自1940年9月至1945年3月仍維持相當程度的自主：維希當局實際掌握教育、稅收、金融與行政決策，即便宗主國的維希政權早已垮台亦然，以致美方情報機構遲至1945年1月仍驚訝於德古手中權力之大；到1943年，法屬印度支那更已成為亞洲大陸上最後一個仍在運作的歐洲殖民地[32]。

局勢逆轉與決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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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0月20日，美軍將領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登陸菲律賓雷伊泰島、使得印度支那從原本的後方轉為前線，也使日軍壓力遽增，進而決定搶先在法國當局轉頭與盟軍合作前先以武力制服

自盟軍登陸北非（1942年11月）、軸心國戰局逆轉以後，印度支那對日本的協力漸趨消極[2]。日本內部圍繞印度支那政策的分歧也隨之浮現：1943年4月就任外相的重光葵認為，戰局既已惡化，日本唯有扶助亞洲各民族獨立以爭取其支持、對抗英美，遂於是年秋在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首倡以武力解除法軍、支持印度支那獨立，令陸軍大感意外，參謀總長杉山元遂命戰爭指導班著手研究[33]。陸軍中央則始終消極：既憂懼戰爭目的擴大招致「人種戰」，又不願擴大戰線，故力主維持現狀[34]。後世法方每將政變歸咎於抵抗運動的挑釁，然而日方檔案顯示，武力處理的構想早在法方出現有規模抵抗之前便已醞釀，抵抗運動對日方決策的影響其實微乎其微[35]。

及至1944年巴黎解放、戴高樂返國，法方的抵抗轉趨組織化與公開化：駐印度支那法軍最高司令官歐仁·莫爾當（英语：Eugène Mordant）於同年7月表面卸去公職，9月10日獲戴高樂任命領導地下抵抗，並由加布里埃爾·薩巴捷（英语：Gabriel Sabattier）統轄北印度支那的抵抗部隊、與英國136部隊取得聯繫[36][37]。法方將日軍動向情報傳遞予美方、協助其空襲，連德古也對日方與日俱增的購米要求消極以對，在日方眼中形同破壞共同防衛協定，日方對法方的疑懼遂與日俱增[38][39]。日法又競相徵集資源，加以水患、歉收與美軍轟炸癱瘓交通，印度支那的經濟急速惡化，糧荒終醞釀成翌年的大飢荒[40]。

動武的構想早自1944年3月前後即已成形：南方軍責成駐印度支那派遣軍研擬對法用武的方案，取派遣軍司令町尻量基（英语：Kazumoto Machijiri）姓氏的首音命名為「MA號作戰」（マ号作戦），但因「保持靜謐」方針當道而暫遭擱置[41]。其後隨戰局惡化，大本營、最高戰爭指導會議（日语：最高戦争指導会議）與陸軍、外交部門圍繞印度支那相持不下[42]；日軍則重新著手準備，11月再擬接管計畫，12月土橋勇逸接替町尻，該軍改編為第38軍，兵力急遽增至遍布南北的四萬餘人[43][44]。促使陸軍下定決心的，則是1944年底以來的一連串外部變局：12月10日，蘇聯與戴高樂政權締結《蘇法同盟互助條約》，日方憂慮該約一旦適用於亞洲，恐惡化日蘇關係甚至招致蘇聯對日參戰；英帕爾戰役失敗與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率美軍登陸菲律賓，又使印度支那由後方轉為前線，至1945年1月12日美軍艦載機首度大舉空襲，更令各方判定盟軍登陸在即。日方研判，屆時法軍勢必倒向盟軍、使日軍腹背受敵，先發解除其武裝遂成當務之急[2][45][46]。

至1945年2月1日，最高戰爭指導會議正式決定以武力確立對印度支那的直接控制[43][47]。然而如何善後，則在軍方與外交官之間引發分歧：以土橋、寺內壽一為首的軍方傾向如馬來亞、荷屬東印度那般實施直接軍政，松本俊一等外交官則主張建立名義獨立、由日本顧問輔導的印度支那聯邦，並顧慮蘇聯的反應（其時蘇聯已是法國盟友、蘇日中立條約又將於4月屆期）[48]。最終促使陸軍接受支持獨立主張的，正是「對蘇保持靜謐」的考量：既然蘇聯無從反對民族解放，明示支援獨立反成防止日蘇關係惡化的最佳手段[49]。經反覆折衝，2月26日再定《印度支那政務處理要領》，議定武力行使時「日法關係不視為戰爭」、法國原直轄地區實施軍政但對外僅稱日軍「暫時管理」，並儘速促成安南等國廢棄對法保護條約以恢復獨立[49]；操作細節則見於第11號報告《印度支那武力處理政策要綱》，議定於3月上旬、5日以後實施，並給予法方兩小時的最後通牒[50]。作戰原訂3月3日發動，但因德古人在大叻、須待其返西貢而延至9日；土橋與駐印度支那法軍最高司令官喬治-阿爾貝·埃梅（法语：Georges Aymé）會談後益發確信法方僅在拖延，遂決意奇襲，並因原代號「MA號」已在印度支那與日本人社群間廣為人知而改稱「明號」[51][52]。

雙方軍事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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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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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軍軍長土橋勇逸中將

發動作戰的日軍為第38軍（司令官土橋勇逸中將、參謀長河村參郎），隸屬寺內壽一所率南方軍，9日投入的兵力逾30,000人[53]。其麾下主要部隊及各自的作戰地域為：第37師團（師團長長野祐一郎（日语：長野祐一郎））駐東京北部、第21師團（三國直福）駐東京南部、獨立混成第34旅團（永野龜一郎）任北寮國、獨立混成第70旅團（小田正人）任芽莊以北的安南、第2師團（馬奈木敬信）主力任芽莊以南的安南與交趾支那、柬埔寨[53]。此外尚有第4師團一部參與[54]。不過，諸部隊中僅第21師團接近編制定員，第37師團約半數，兩個獨立混成旅團兵力未足，第2師團以一個步兵聯隊為基幹，另有在華南作戰、未及參戰的第22師團（平田正判）[54]。據學者大衛·馬爾綜合各方資料，日軍總兵力約55,000人（其中戰鬥部隊約35,000人），略少於法軍，但戰鬥兵比例較高；日軍並利用駐廣西的第22師團自側翼指向諒山，另以已自泰國進抵琅勃拉邦的第4師團一部，準備堵截可能向寮國退卻的法軍[1]。

擔任東京北部主攻的第37師團，於1月下旬進抵、2月初完成準備，被視為全印度支那日軍中裝備最精良的部隊；其步兵第225聯隊（鑓目武治）主攻諒山、同登、高平各要塞，步兵第226聯隊（岡村文夫）指向太原、河江、北𣴓方面，步兵第227聯隊（皆藤喜代志）則主攻海防[55]。第21師團以步兵第82聯隊（岡田梅吉）為基幹主攻河內，其攻擊目標涵蓋以軍司令部為中心的通信、工兵、醫院設施，師團司令部與各兵營地區，以及市郊的城防據點與南側機場；步兵第62、83聯隊（一宮基）則分任老街地區與北安南方面[56]。

除正規部隊外，日方自1942年8月起即透過大使府、憲兵隊與大南公司暗中扶植南部的高台教徒，由陸軍中野學校出身者擔任教官加以軍事訓練，於西貢近郊設營、編成兵補部隊，為避免刺激法方而以「特殊雇用人」相稱；這批高台教武裝至政變前已達約3,000人，3月9日的行動即為其初陣[57]。

法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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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方掌握的法屬印度支那軍兵力估計約90,000人，其中法歐籍約20,000人、當地籍約70,000人，另有保安隊約5,000人[3]。其部署分為三個集團：北部集團（薩巴捷少將）駐東京約45,000人、中部集團駐安南、南部集團（德爾敘克）駐交趾支那與柬埔寨約35,000人[3][58]。東京北部一帶的法軍另編為3個旅團，分別由亨利·拉皮埃爾上校（第1東京旅團，駐海防）、馬塞爾·亞歷山德里（第2東京旅團）與埃米爾·勒莫尼耶（第3東京旅團，駐諒山）指揮[59]。主要駐地包括諒山、河內、海防、順化、歸仁、西貢、金邊等地，並在諒山、同登、老街等處築有要塞，海軍主力則配置於西貢一帶[3]。不過，其裝備老舊、以山砲級火力為主，正規兵自1944年底起多轉入夜間與山地訓練，一般部隊的戰鬥訓練並不充分[3]。另據法方研究，法軍實兵約為法歐籍的「主權」團隊12,000人與當地籍士兵62,000人[60]。馬爾則估計法軍實際總數約60,000人（其中戰鬥部隊約30,000人）；與清一色為日本人的日軍不同，印度支那軍係由歐洲人、越南人、柬埔寨人、寮國人、泰人及土、儂、拉德等族群混編而成，自1940年法國戰敗以來未曾補充人員、武器與裝備[1]。東京一帶，法軍約有37,000人（約半數為戰鬥部隊），日軍則部署了約24,000人[1]。整體而言，日軍為此役經過周密整備與針對性訓練、裝備較新、士氣高昂，法軍則裝備陳舊、火力薄弱、士氣低落，雙方在戰技與士氣上的落差成了日軍得以速勝的重要因素[61][3]。

戰鬥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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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第38軍[62][53]
  • 第38軍：司令官土橋勇逸中將，參謀長河村參郎大佐
    • 第37師團（北部東京）：師團長長野祐一郎中將
      • 步兵第225聯隊：鑓目武治大佐
      • 步兵第226聯隊：岡村文夫大佐
      • 步兵第227聯隊：皆藤喜代志大佐
      • 山砲兵第51聯隊：稲井民雄大佐
    • 第21師團（南部東京）：師團長三國直福（日语：三国直福）中將
      • 步兵第62聯隊
      • 步兵第82聯隊：岡田梅吉大佐
      • 步兵第83聯隊：一宮基大佐
    • 第22師團一部（進出東京、歸仁）：師團長平田正判（日语：平田正判）中將
      • 步兵第85聯隊：能勢潤三大佐
    • 獨立混成第34旅團（中部東京、安南）：旅團長永野龜一郎（日语：永野亀一郎）少將
      • 獨立步兵第189大隊（順化）：白濱勝海中佐
      • 獨立步兵第190大隊（峴港）：河合大佐
      • 獨立步兵第193大隊（芽莊）
      • 旅團砲兵隊、旅團工兵隊
    • 獨立混成第70旅團（南部交趾支那）：旅團長小田正人（日语：小田正人）少將
      • 步兵第2聯隊：原好三大佐
      • 步兵第29聯隊：三宅巍三郎大佐
      • 搜索第2聯隊：石崎益雄大佐
      • 工兵第2聯隊
    • 第2師團主力（西貢、南部安南）：師團長馬奈木敬信（日语：馬奈木敬信）中將
      • 搜索第4聯隊：今村安大佐
      • 獨立步兵第420大隊：吉岡喬二大佐
    • 第4師團一部
法屬印度支那軍[3][63]
  • 印度支那軍：總督尚·德古，最高司令官喬治-阿爾貝·埃梅

作戰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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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通牒與作戰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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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古總督於2月24日抵達西貢，提議於3月9日簽訂關於稻米供應的協定，松本大使欣然應允，遂使遞交最後通牒的場合得以自然地設於西貢[64]。9日下午7時，松本如約單獨與德古會晤，遞交最後通牒，要求法軍全部即刻置於日軍指揮之下，並交出印度支那境內一切運輸系統與軍需物資[53][65]。德古當即召入克洛德·德布瓦桑傑作證，向松本激烈抗議並要求放寬條件，聲稱須先諮詢埃梅等人方能正式答覆；松本則一再表示總督有權自行決定，並於8時15分離去，指定回覆須送達軍司令部[65]。德布瓦桑傑則趁隙通報法軍指揮官[65]。然而德古官邸自7時半起試圖聯絡河內的埃梅司令部，卻無任何訊息送達，日軍很可能已切斷電話電報線並干擾法軍無線電；土橋事後對德古未隨最後通牒發布戒嚴令表示意外[65]。

德古一面仍寄望延長答覆期限以續行交涉，一面於松本離去後急召南部集團司令德爾敘克與印度支那海軍司令貝朗瑞至官邸，此舉反使日軍易於在1小時後將2人一併拘捕[58]。8時45分，德古派法日事務專員、海軍上校羅班攜書面答覆前往，內容大抵懇請延長9時的通牒期限[58]。羅班卻走錯了建築，在1名持衝鋒槍的日方翻譯協助下才得以電話聯繫松本、由後者派車接應[58]。

由於各地情勢不一，戰鬥實際上未依號令同時展開。海防的日軍指揮官早在下午7時25分便因當地法軍戒備而率先發起攻擊，諒山的日軍亦於8時45分襲擊法軍軍官食堂[58]。9時18分，土橋接獲河內已然開火的報告；9時23分，眼見羅班仍未到來，土橋遂認定德古未能履行通牒條件，下令反覆發送暗號「7.7.7」，表示法方拒絕[58]。2分鐘後羅班方被引入，將德古的信函遞予松本，松本讀畢即高聲宣稱「這無疑是拒絕」[66]。依日方戰史（採東京時間，較當地時間早2小時），北部印度支那一部於「10時10分」率先攻擊，土橋於「10時21分」下令全面發動武力處理[67][65]。翌10日午後以前，河內、西貢、順化、金邊等大多數城市的法軍即告投降，一部分守軍甚至在天明前便已放下武器；日軍拘押法方軍政要人並收容於收容所，接收的武器一律置於日軍管理之下，當地籍士兵則予以釋放，遭法方監禁的當地政治犯亦獲開釋[12]。綜觀全局，日軍評估此次武裝解除幾近完全成功；究其要因，除作戰計畫、準備與訓練得當、士氣高昂外，日軍平時藉軍事交流之機已相當程度掌握法軍兵營與要塞的內部情形，並獲得反法當地人的協力與內應，加以法軍裝備陳舊、戰意低落、訓練不足，且因法軍原判斷發動日為8日或10日、對9日的行動猝不及防，遂使作戰得以速決[61]。

南部與中部的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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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部印度支那，戰鬥幾乎未曾發生，德古及其高級官員束手就擒、接受拘禁[68]。交趾支那與柬埔寨的法軍幾無抵抗，多在10日正午前投降，可能係奉被拘的德爾敘克之命；少數企圖於湄公河三角洲建立抵抗據點或往泰國方向逃逸者，數週內即僅餘零星散兵[69]。寮國的小規模抵抗則較為成功，自由法國小組得以仰賴苗、泰、寮的貴族家系取得補給、腳夫與日軍動向情報[69]。

在安南，唯一堅決抵抗的殖民地部隊是王都順化的守軍[69]。一支喬裝為越南平民的日軍突擊隊在例行關閉城門前潛入王城的巨大城門內，於9時綁住守門者，靜候25分鐘後傳來的攻擊信號[69]。沃邦式的順化王城大部分很快陷落，法軍的頑強抵抗集中於芒茶兵營，該處直到10日午後指揮官負傷、彈藥告罄方才投降[69]。順化的戰鬥雖不足24小時，激烈程度卻反映於傷亡：據記載，該地1,140名法軍中有251人陣亡[69]。個別據點的抵抗尤為壯烈：由貝納爾上尉與阿梅爾中尉率領的約20名砲兵與士官退守「公使館」，徹夜力抗配備戰車與火砲的3個日軍中隊[70]。安南皇帝保大帝則於9日外出狩獵而躲過戰火，返途在日軍路障前受阻，於10日凌晨由武裝護送回宮[71]。

東京的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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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內投降的法軍

如雙方所料，最激烈的戰鬥發生於東京。河內的日軍為同時奪取多處要點而縝密受訓，自9日下午7時起悄然部署，一些法國軍官在辦公桌前或家中即遭擒[71]。7時55分，莫爾當正在寓所與自由法國臥底保羅·穆斯（英语：Paul Mus）交談，接獲軍方對渡口槍響的通報；他將座車與司機借予穆斯，穆斯行至司令部附近即駛入河內最初的交火之中[71]。居約上校組織了即時防禦、其後陣亡，卡瓦蘭上校則專事焚燒機密文件[71]。日軍指揮官因搶在土橋期限之前而一度遲疑；待「7.7.7」信號送達、部隊再度推進，法軍頑強抵抗，軍司令部連遭三次攻擊，至10日凌晨5時始告投降[71]。城堡內由奧梅薩上尉統率的海軍陸戰隊員與步兵，更以一敵十死守20小時、擊退日軍3次進攻[70]。

莫爾當於前一晚趁交火間歇潛入城堡，銷毀文件並向守備司令馬西米將軍建言後，翌晨向日方投降[72]。城堡守軍屢挫日軍攻勢，日方逼迫被俘的埃梅命馬西米投降未果，甚至令1名被俘的法軍號手吹奏「停火」亦無效[73]。10日午後大勢已去，馬西米在投降前炸毀了燃料庫與汽車場[73]。河內的戰鬥不足24小時，其激烈可由傷亡見之：法方陣亡歐洲人87名、越南人約100名，日方陣亡115名[73]；另有來源記為法方陣亡292名、日方陣亡212名[74]。

在海防，日軍集中攻擊第1東京旅團部所在的布埃兵營（指揮官亨利·拉皮埃爾上校），以重迫擊砲與機槍火力掩護班規模的滲透與突擊，至10日上午10時，殖民地守軍已無法移動而不暴露於猛烈火網之下[75]。拉皮埃爾遂下令停火，其後遭日軍反覆要脅簽署命令、令他處部隊投降；拉皮埃爾拒不從命，日軍搜尋其密碼本欲偽造投降令，卻只覓得灰燼[59]。

一如1885年與1940年，諒山再度成為法軍損失最慘重之地，事起於一場詭計[59]。當地日軍指揮官邀第3東京旅團司令埃米爾·勒莫尼耶將軍於9日下午6時半赴宴，勒莫尼耶婉拒，但為不失外交禮節，仍准3名高級軍官陪同諒山省理事卡米耶·歐斐勒赴會；8時，東道主告知這批法方賓客已遭逮捕[59]。勒莫尼耶於諒山城堡的司令部自9時起遭砲擊與攻擊，10日午前被迫投降；日軍要其下令屬部一併繳械，勒莫尼耶拒絕，遂被斬首[59][76]。日軍續攻至11日，於鄰近堡壘遭遇頑強抵抗，遂對那4名先前的赴宴者施以同樣手段，結果無異；羅貝爾上校甚至獲遞手槍以求「體面地自盡」，然亦拒絕而被斬首[59]。

12日午夜過後，日軍以兩個步兵聯隊猛攻最後的法軍據點同登，守軍彈盡後於上午10時投降；日軍指揮官顯然因己方傷亡慘重而震怒，命法軍最高階的生還軍官跪於其麾下殖民地兵之前處決，眾兵瞠目旁觀；至翌晨，另有53名同登生還者遭斬首或刺殺致死[59]。據法方記載，同登守將蘇利耶少校擊退三次強攻後被殺，日軍其後另屠殺約400名俘虜[77]。諒山一帶遭日軍殺害的歐洲與印度支那籍俘虜總數可能逾200人[78]。土橋於戰鬥結束約1週後抵達諒山、仔細查問這些事件；隨行的總領事西村熊雄（日语：西村熊雄）自1名中尉翻譯處聽聞，受刑的法國軍官高唱《馬賽曲》、從容赴死[78]。此外，美軍第14航空隊遲來的轟炸，據稱誤殺了數百名被日軍囚禁於諒山城堡內的越南殖民地步兵[78]。依法國方面的記載，諒山守軍遭處決，勒莫尼耶與歐斐勒被斬首，法國學界並稱當地約八成的法方人員在被俘後遭處決[79][80]。

法軍殘部的抵抗與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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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號作戰後，逃往中法邊境的法軍

9日夜間，日軍不知何故未攻擊位於河內以西與西北的薩巴捷兩支部隊，使其得以撤離營地、朝雲南邊境方向移動[78]。然而薩巴捷很快與多數屬部失去聯繫，火砲與車輛因缺乏渡河的渡輪或木筏而不得不在渡口銷毀，日軍又成功封鎖了老街與河江兩處最重要的邊境出口[78]。事實上，東京理事長官早在3月7日便先於總督與法軍司令官獲悉日軍將於9日或10日發動政變，遂向守軍下達戒嚴令，並於8日離開河內轉入山區指揮，當晚法軍更在東京徹夜進行了一場模擬戰[81]。11日，第2東京旅團司令亞歷山德里決定解除麾下越南步兵的武裝、任其自生自滅，此舉旋被越南民族主義者用以象徵法國殖民主義的背信[78]。

薩巴捷雖接獲戴高樂自巴黎發來、要其不惜代價維持在北印度支那存在以象徵法國主權的無線電命令，然而日軍的窮追、補給短缺、疾病與士氣低落使之無法實現，一些高地少數民族更與日軍合作獵捕零散的法軍[4]。儘管邱吉爾一再籲請，羅斯福與蔣介石均無意為數週前才與日方訂有防衛協定的法軍調撥資源，這些邊境據點與136部隊保持無線電聯繫、英方曾試圖空投補給，美方卻奉華盛頓之命拒絕實質支援[4][68]。4月至5月間，由亞歷山德里與薩巴捷殘部組成、約5,700人的縱隊（含約2,469名歐洲籍與約3,200名當地籍）獲中方允許在各處越界[82]，遭解除武裝並受到難掩輕蔑的對待[4]。據法國學界記載，亞歷山德里與薩巴捷所率殘部歷經數月叢林行軍，於3月下旬先後抵達萊州與奠邊府，並於4月至6月間陸續越入雲南[80]。據中方檔案，最終自高平、寮國邊境等五個方向敗退入中國廣西與雲南的殖民軍共5,363人（歐洲籍2,140人、殖民地籍3,223人）[83]。雲南地方當局起初不願收容、堅持繳械，其對法軍的輕蔑實有宿怨與近因：一則中法之間素有中法戰爭以來的舊怨，更有印支當局於戰時切斷滇越鐵路、扣留中國物資、製造邊境摩擦的積怨；二則法國殖民軍在日軍佔領期間長期屈從、此番又一擊即潰，雲南省主席龍雲遂力言三九事變後法國「所有力量均已喪於日人之手，從此法之於越，已無關係可言」[84]。經蔣介石裁示，國民政府最終仍決定予以盟軍待遇，將殘部分別安置於滇南蒙自與滇中玉溪一帶[83]。土橋遂於5月15日宣布掃蕩結束，並已抽調數個旅團轉用於他處[4]。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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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軍的瓦解與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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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號作戰徹底終結了法國在印度支那長達數十年的殖民統治，一舉排除了法國的軍事與警察力量。史家漢默認為，這是法國主權的連續性首度被打斷、而法國已無力恢復；對印度支那人而言，法國的統治自此已然告終[14]。然而，武裝解除的成功也造成了權力真空：日軍既無意亦無力填補法國留下的治安空缺，越盟的活動因而迅速壯大，保大帝政權又缺乏與之抗衡的意志與能力[85]。

對越南人而言，這場政變更意味著法國殖民權威的驟然崩解。長久以來，法國人始終對當地人發號施令、備受敬畏，其統治在絕大多數印度支那居民的一生中都是不容挑戰的既成事實[86][79]。如日本學者白石昌也所言，這場政變一舉終結了法國在印度支那長達四分之三世紀的殖民統治[87]。然而一夕之間，法國最高官員被押入監獄，全境約4萬名歐洲人被集中於指定區域，在人數最多的西貢，法僑更被限制居住範圍、禁止3人以上聚集或夜間外出[88]。與法方地下抵抗運動聯絡的保羅·穆斯回憶，1945年2月他潛行時越南人對法國實力仍心存敬畏，然而不到一個月後法國人即被迅速掃除，越南人遂認定法國已「失去天命」、從此可以輕蔑待之[88]。這種心態的轉變被視為其後革命的重要前奏：法國人不僅喪失了壓制反對運動的主導地位，更失去了對尋常越南人心智的支配，越南首度看見真正獨立的可能[88]。哥沙進一步指出，一個「黃種」民族竟能如此輕易地支配「白種」統治者，徹底戳破了長期用以正當化歐洲殖民統治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論調；而法國因與日本協力、未能履行其防衛殖民地的國際法義務，更使日後重建殖民統治的種種主張喪失了正當性[89]。

明號作戰的傷亡數字諸源不一。日本通訊社於1945年3月13日的廣播中宣稱俘虜8,500人、擊斃法國人及殖民地部隊約1,000人，並繳獲飛機54架、卡車274輛以及大量武器彈藥[90]。據學者大衛·馬爾的估計，全印度支那約有2,100名歐洲籍軍官與士兵在政變中陣亡或失蹤，當地殖民地兵的損失雖未經統計、但可能更多；另有約15,000名印度支那軍成員遭拘禁，其中12,000人為歐洲籍，拘留條件嚴苛[4]。與此相近，1947年西貢的一項研究載，僅歐洲籍軍人即有2,119人陣亡，尚不含負傷或力竭而死者，當地籍步兵的損失雖乏統計、但據信與之相當[91]。法國官方紀念資料則稱，約46,000名本土法國人員中有逾3,000人在48小時內陣亡，另有逾1,500名歐洲人在其後6個月的和平囚營中失蹤[79]。

日本統治與大飢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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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1945年越南饑荒
南京国民政府中报报导日本扶持的越南帝国、柬埔寨王国、琅勃拉邦王国独立的新闻

武力發動的同時，日方分別向越南（安南）保大帝、柬埔寨西哈努克國王與寮國琅勃拉邦國王西薩旺·馮派遣外交官通告武力處理之事[92]。保大帝於3月10日在順化王城決意獨立，翌11日宣布廢除對法保護條約、越南獨立；柬埔寨隨後於13日宣布獨立；地處偏遠、聯絡不便的寮國琅勃拉邦則遲至4月8日方宣布獨立。土橋將安南的國號改為「越南」，並另定新國旗[93][79]。據學者裴明勇的研究，保大帝於9日晚遭日方扣留近兩小時，翌日橫山正幸（政變前為日本駐河內大使館參事）親赴王城，對其獨立是否及於「全越南」避而不答，僅遞交一份「詔書」、要求保大帝以正式文告使獨立「具體化」；保大帝其後雖宣告獨立，事後卻自陳「我從不相信『大東亞共榮圈』」[94]。儘管日方多年來一直庇護自命阮朝皇位繼承人的強㭽親王，最終仍基於維持安定與延續的考量，選擇保留保大帝而非改立彊柢[95]。不過這些獨立宣言並未觸及依1862年與1874年條約割讓為法國殖民地的交趾支那，也不及於河內、海防、峴港等法屬市鎮[95]。

3月19日，親法的安南首相范瓊率內閣總辭，保大帝遂延攬人士另組政府；獲諮詢者多主張禮聘吳廷琰為首相，但身為彊柢支持者的吳廷琰婉拒（一說根本未獲日方放行）[96]。日方最終選定學者出身的陳仲金：其1883年生於河靜，曾任河內學校視學、以越南史與儒學著述聞名，1943年秋因遭法方猜忌而投奔日軍、輾轉新加坡與曼谷[97]。1945年3月30日，陳仲金突被召回西貢，4月初轉赴順化，7日獲保大帝單獨接見，16日應允組閣，翌日即呈交10位部長名單[98]。這批閣員多屬現代專業人士，計中學教師2人、律師4人、醫師4人，除陳仲金已62歲外，餘皆33至49歲，泰半曾在法國受教育、缺乏從政經驗，卻遍及越南三圻；內閣於4月17日組成、5月4日在順化首度集會，第一項決定便是將國號正式定為「越南」[97][99]。

陳仲金內閣缺乏軍隊、財政與行政實力，難以應付飢荒與日益升高的動盪，影響力大抵僅及於中圻與北圻的城市，鄉間則漸為越盟所滲透；柬埔寨與寮國的新政權在日軍占領下亦同樣徒具名義[85][100]。日方依政變前既定方針，儘量沿用法國時代的行政體制而少作更動：土橋於3月16日出任印度支那首任亦是唯一一任日籍總督、5月間將駐地自西貢移往河內[101]，塚本任總務長官，松本任土橋顧問；橫山正幸應保大帝之請出任安南最高顧問，范繼遂受派為駐東京欽差，交趾支那的殖民地法律地位不變、由簑田出任總督，柬埔寨與琅勃拉邦則分別由久保田、石橋健陸軍中佐出任最高顧問；被拘的德古等法方首腦則被軟禁於西貢總督官邸[102][103][104]。經濟上，日方重整預算並在延期償付制度下重啟印度支那銀行的營運；由於印度支那並非「佔領」地，日軍並未使用軍票，土橋亦抵制軍方大量發行皮亞斯特的壓力，但面對急速惡化的經濟，成效終究有限[102]。

明號作戰前後，越南北部的糧食危機演成大規模飢荒。其成因錯綜：東京稻米產量因耕地縮減、農法停滯與被迫改種黃麻等工業作物而長期下滑，1944年又逢旱蝗與颱風歉收，美軍轟炸復癱瘓南北交通、使交趾支那餘糧無法北運，而法、日雙方競相囤米、推升糧價更使貧民雪上加霜[105][106]。飢荒於1943年起、至明號作戰前後的1945年3月至5月間達到高峰；死亡人數迄無定論，估計自數十萬至200萬不等：馬爾認為約100萬人較為可信，越南民主共和國於1946年的內部文件亦估計北部約有100萬人餓斃，而1990年代北部21省的實地調查則推估近200萬（約當受災地區人口的15%至20%），越盟與越南史學界多採此數。這場慘劇也成為越盟動員民心、控訴法日殖民統治的有力題材[107][16][108][109][110]。

越盟崛起與戰後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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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中國占領越南北部、八月革命、越南戰爭 (1945年—1946年)和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
國民革命軍第一方面軍於越南海防接受日軍投降

解除法軍武裝後，原由法國承擔的治安與軍事力量隨之消失，日軍卻無力填補：遭拘法國人的宅邸屢遭當地人竊盜而無法禁絕，越盟的活動亦漸趨活躍，襲擊日軍小部隊以奪取武器的事件層出不窮[15]。此前日軍一向視越盟為弱小勢力而不加重視，既未研究亦未擬定對策，完全交由法國處置；起初日軍企圖以對話收拾局面，5月9日派員與越盟交涉，卻有3名日方人員在會談地點遇害[111]。日軍遂改採武力掃討，駐河內以北太原、北𣴓、富壽等地的警備隊自5月中旬起隨時編成討伐隊；6月下旬至7月初更投入一個步兵聯隊主力及另2個大隊，對北𣴓省周良一帶的越盟主力發動規模最大的一次掃討，卻因中國軍隊越境日益嚴重而不得不於7月5日中止，成效僅屬一時[111]。此後日軍直至終戰仍為越盟的伏擊游擊戰所困，掃討作戰終告失敗[112]。

越盟武裝力量的崛起在政變當日已見端倪：在廣義，一支約600人的日軍即與由美國戰略情報局武裝的越南游擊隊遭遇，日軍陣亡143人、負傷205人[113]。原受法國殖民當局壓制的越盟，則趁法軍瓦解、日軍無暇他顧與飢荒激化民怨之機迅速坐大；日本尤其缺乏對越盟的情報掌握，任其在此空隙中決定性地擴張[15][114]。論者視3月9日為越南革命的轉捩點：擺脫法國鎮壓後，越南革命者行動空間大增，而日軍僅著意控制大城、將鄉間拱手讓予越南人，越盟遂得以在村莊組織群眾、為日後與法國的攤牌預作準備[115]。自政變至8月日本投降的五個月，因此被視為決定越南命運的關鍵時期，保大－陳仲金政府未能掌握政治主動，權力終究轉入胡志明領導的越盟之手[116]。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越盟旋即在八月革命中奪取政權，保大帝於8月底退位，胡志明於9月2日在河內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國成立[117]。論者多認為，日本佔領期、尤其是明號作戰所造成的政治真空與法國殖民權威的崩解，是越盟得以崛起、越南民主共和國得以建立的關鍵背景之一，並為其後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的爆發埋下遠因[17]。史家麥克海爾則指出，政變在南部尤其鬆動了原有秩序：越盟共黨領袖此後面臨的最大挑戰不在法、日，而在彼此競逐的越南本土對手團體，這一內部裂痕延續了整個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118]。

明號作戰使法軍自中越邊境消失，此後中國軍隊越境的情事頻繁發生[111]。日本投降後，依盟軍最高統帥部的受降劃分，蔣介石命國民革命軍第一方面軍司令盧漢統領全軍進入北緯十六度以北的越南、在河內設占領軍司令部接受日本投降，並規定解除日軍武裝、遣送回日，組織軍政府管理民政[119]。史家波奇指出，法國在印度支那的存在既已遭日本以武力終結、顏面盡失，盟國在處置戰後印度支那時遂不再與法方諮商，逕行議定受降的南北分界[120]。就中國方面而言，蔣介石早在開羅會議即向羅斯福表明反對戰後將印度支那交還法國，但受美、英支持法國的牽制，入越受降時終轉為對法、越雙方「嚴守中立」的方針[121]。儘管外交上已不便公開反對法國重返，國民政府仍藉受降之機有意遲滯留華殖民軍的返程，僅准其取道寮國、而非直接返回越北，使其在中國滯留近十個月，遲至1946年初方陸續離境；中國軍隊撤離時並將越北防務交由法、越雙方共同接收。論者認為，此舉客觀上避免了新生的越南革命政權過早直接面對法國殖民軍，為胡志明鞏固政權爭取了時間與空間[122]。戰後法國並於西貢設立常設軍事法庭，追訴日軍在明號作戰期間（尤其是諒山、同登等地）所犯的戰爭罪行；該法庭自1946年10月運作至1950年3月，共進行39場審判、被告達230人，判決包括63人死刑、112人徒刑、23人無期徒刑與31人無罪，另有228人遭缺席判罪[123]。

相關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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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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