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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玑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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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玑古巷
珠璣巷門樓
南雄市文物保护单位
地址南雄市珠玑镇
分类古建筑
时代唐-清
认定时间1982年5月21日

珠璣巷,原名敬宗巷,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韶關市南雄市珠璣鎮珠璣村,地處梅關古道南端、大庾嶺南麓,為嶺南地區歷史文化聚落之一。作為連接長江水系與珠江水系的重要陸路通道節點,珠璣巷在歷史上曾充當中原地區移民南遷嶺南的中轉站。該地在唐宋時期為南北商旅、官員及文人學士往來必經之地,亦被視為廣府民系的發祥地之一與部分廣府後裔的祖居地。

在珠江三角洲及海外廣府族群中,流傳著祖先原居於南雄珠璣巷,後因戰亂或官府逼迫而南遷至珠三角各地開基拓殖的歷史敘事。其中,以南宋時期羅貴帶領三十三姓九十七戶集體南遷至江門良溪落籍,以及胡妃(或稱蘇妃)避難引發朝廷出兵珠璣巷的傳說流傳較廣。這些口頭傳說與各姓氏族譜的記載相互交織,形成了一套移民集體敘事,並在明清時期隨著地方宗族的發展而被編入族譜,成為建構身份認同與爭取地方資源的文化資源之一。

隨著文化保護與尋根旅遊的發展,珠璣巷已成為海內外部分華僑及粵港澳大灣區居民尋根問祖的地點之一。巷內保存有多個時期的古樓、古塔與不同姓氏的祠堂建築。「珠璣巷人南遷傳說」已被列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部分姓氏後裔通過在珠璣巷聯名捐資重建宗祠,參與了對共同祖先的文化建構。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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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璣巷石塔

唐朝開元四年(716年),嶺南曲江籍宰相張九齡主持開鑿梅關古道,打通了五嶺屏障,使南雄成為海上絲綢之路與陸上通道的連接點之一,亦是溝通長江流域與珠江流域的陸上通道[1][2]。南下的行旅翻越梅關古道後,行進約二十五公里抵達珠璣巷,該地因而發展為南北往來人員歇腳與落戶的聚落[1]。

根據地方志與歷史文獻記載,珠璣巷原名「敬宗巷」,其名稱演變與唐代歷史有關[1]。唐代時期,巷內居民張興(有來源作張昌)因七世同堂而聞名,朝廷為表彰其孝義,賜予珠璣絛環;後因唐敬宗李湛駕崩,為避皇帝廟號之諱,遂將「敬宗巷」改稱「珠璣巷」[1][3]。另一說則認為,宋代開封府祥符縣的朝臣隨宋室南渡,因懷念故里開封的珠璣巷,故將此地亦命名為珠璣巷[4]。明代學者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記載,廣東的許多家族,其先祖多從南雄珠璣巷遷徙而來[4][5]。

南遷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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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玑巷人南迁传说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
申报廣東省韶關市南雄市
分类民間文學
序號1377
編號Ⅰ-160
认定时间2021年
保護單位南雄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中心
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廣東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官方名稱珠玑巷人南迁传说(珠玑巷移民落籍良溪传说)
申报江门市蓬江区
分类民間文學
編號I-15
认定时间2022年

歷史上中原漢人向嶺南的大規模移民,多與中原政權更迭及戰亂有關[6]。自唐代末年起,中原戰亂頻仍,部分氏族為避戰禍,越過梅嶺落腳於南雄珠璣巷[1]。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難」以及南宋末年的宋元交替時期,金兵與元軍南侵,部分中原士人與隨扈軍民再度南遷,珠璣巷成為這些移民暫住的中轉站[1]。經過數年或數十年的居住後,部分移民逐步向珠江三角洲地區遷移[1]。

在流傳至今的「珠璣巷人南遷傳說」中,流傳較廣的包括南宋紹興元年(1131年)羅貴率眾南遷的敘事[2][7]。根據羅氏族譜與地方文獻,羅貴祖籍山西太原,其先祖為宋初平定南漢之亂的羅彥槐,家族在南雄保昌縣珠璣巷已繁衍七代[8]。該傳說稱,因朝廷追查胡妃(或蘇妃)出逃事件,珠璣巷居民面臨追查;羅貴得其在兵部任職的姊夫梁喬輝密報後,與鄉鄰商議,向南雄縣衙申請遷徙文引[8][9]。於紹興元年正月十日奉准,正月十六日,羅貴率領包括馮、黃、陳、麥、陸等三十六姓九十七人(一說三十三姓九十七戶)共千餘人,分水陸兩路南遷[8][9][7]。水路者斬竹結筏,順湞江與北江漂流,途經同古洲、明鳳嶺、岩前及連州江口等地,最終於同年三月中旬抵達岡州(今江門蓬江)[8][7]。

與此相關的另一傳說為「胡妃(或蘇妃)避難」[2]。傳說南宋度宗時期(一說與羅貴南遷同為紹興年間),宮人胡妃因得罪奸相賈似道而逃出皇宮,後被南雄富商黃貯萬所得並攜回珠璣巷居住;事洩後,朝廷欲派兵至珠璣巷,巷內居民遂大舉南遷至珠江三角洲各地[6][2]。這些傳說在口頭流傳的同時,亦被寫入各姓氏的族譜中,成為廣府民系的集體敘事之一[6]。

羅貴等移民在岡州蓢底(今江門棠下鎮良溪村)的落籍過程,反映了嶺南濕地開發與聚落形成的典型模式。據記載,羅貴抵達蓢底時,該地原為蓢草叢生、沼澤密布的濕地,僅有兩戶居民居住於山上[8][9]。羅貴選定背山面水、呈「長弓」狀的地理位置建村,並將原居山上的兩戶居民請下山入村共同生活[9]。隨後,移民通過挖掘小河、疏通濕地排水,使當地的蓢草逐步被清除,轉化為田地與池塘,村落亦因此由「蓢底」更名為「良溪」,羅貴被部分後裔尊為「良溪始祖」[8][9]。

此一南遷與開基事件在後世的敘事中被賦予了特定的歷史意義。良溪羅氏大宗祠內懸掛的楹聯「發跡珠璣,首領馮、黃、陳、麥、陸諸姓九十七人,歷險際間嘗獨任;開基蓢底,分居廣、肇、惠、韶、潮各郡萬千百世,支流別派盡同源」,反映了後世對這場集體移民的歷史敘述[9]。至清代道光年間,羅貴後裔羅天池考取進士,良溪羅氏進一步發展為地方望族[9]。

宗族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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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歷史人類學研究,珠江三角洲地區部分家族的族譜在敘述祖先歷史時,呈現出相似的敘事結構[10]: 317–319 。這種結構通常表現為:祖先在宋代因避亂從中原或江南遷至南雄珠璣巷暫居,經過數代遷徙,最終在元末明初選定基址定居,並在明代中期以後通過修建祠堂、設立祭產和編修族譜來確立宗族制度[10]: 318–319 。在這一敘事模式中,宗族歷史通常包含三種角色:作為開端象徵的「始遷祖」(即從南雄南遷至珠三角的祖先),奠定地方生存基礎的「定居祖」或「入籍祖」,以及明清時期主導宗族制度化建設的後代子孫[10]: 318 。例如《順德竹園馮氏族譜》與《南海九江朱氏家譜》等文獻,均記錄了祖先在宋代南渡、於元明之際落腳並在明代中後期建祠的過程。研究認為,族譜中的這類陳述與明清時期地方宗族發展及國家認同建構有關[10]: 319 。

在明代以前,珠江三角洲地區尚未形成成熟的「宗族」組織,該地區在宋元時期仍處於初期開發階段[10]: 319 。部分後來成為地方家族的群體,其明初先祖曾有被編入軍伍或具有「疍民」背景的經歷[10]: 319–320 。明朝政府建立後,為在嶺南建立統治秩序,採取了收編地方豪強為軍戶、收集無籍之人編入軍隊以及推行里甲戶籍制度等措施[10]: 319 。在此背景下,擁有合法的「民籍」身份對地方居民具有實際意義,因為這關係到能否脫離軍役負擔與改變社會地位[10]: 323 。因此,珠璣巷移民傳說中關於「向官府申領遷移文引、合法遷徙並在當地登記立籍」的情節,配合了明代里甲制度的推行,成為部分居民證明自身非土著、非蜑民,而是來自中原的「編戶齊民」的文化策略之一[10]: 322–323 [11]: 50 。

戶籍與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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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社會學角度來看,珠璣巷傳說的內容涉及「入住權與土地開發合法性」的論證[11]: 50 。與嶺南少數民族(如瑤族)傳說中強調「因協助朝廷立功而獲得免稅開墾山林特權」不同,廣府人的珠璣巷傳說強調的是「作為平民進入、向官府申報戶籍、繳納田賦並承擔差役」[11]: 50 。這種敘事意在表明,該家族在珠三角的定居與沙田開墾是納入國家制度的合法行為,從而為其在地方爭取沙田控制權與水利資源提供依據[11]: 50 [6]。

明代正統、天順年間的「黃蕭養之亂」平定後,明朝政府在珠江三角洲地區重新整頓和編制里甲戶籍,這成為地方社會演變的轉折點之一[10]: 320 。部分家族在動亂後通過向官府查閱戶籍檔案來重新確認自己的戶籍與田產,並將其與宋代珠璣巷南遷的故事相結合,以強化自身在地方秩序中的位置[10]: 320 。此外,明代禮制規定只有「品官之家」方可合法興建家廟式的祠堂,這導致明中葉以後的族譜中出現「私造官階」的現象。部分家族在族譜中強調祖先在宋代擔任官職,或在面臨官府查禁祠堂時借用宋代名宦(如崔與之)的畫像張掛。這些做法反映了地方社會利用國家制度與文化象徵來尋求身份認同的過程[10]: 324 。

世系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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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文獻與口頭傳說中,部分家族的南遷歷史呈現出看似矛盾的特徵,番禺沙亭屈氏(即明末清初學者屈大均之家族)為一例[12]: 32 。屈大均在其不同著作中對沙亭屈氏的始遷祖及遷出地有不同記錄:一說始遷祖為宋徽宗時期的「迪功郎誠齋公」(屈禹勤),自開封祥符珠璣巷遷至南雄,再遷番禺沙亭;另一說則指其先祖為唐代自關中宦遊嶺南、始居梅嶺之南的節度使屈政,而宋代的屈禹勤實為其後裔[12]: 32–34 。

通過對《新會縣屈氏族譜》、《宦溪屈氏族譜》及《番禺沙亭村孟舒祖家譜》等文獻的考證,學者認為這些記載在邏輯上可以協調[12]: 35–36 。其歷史輪廓大致為:唐代屈政由關中宦遊嶺南並落腳於梅嶺之南,其子孫在南雄繁衍;北宋時期,其後裔屈禹勤北上開封為官,其子屈偉亦長期生活於北方;宋室南渡之際,屈偉奉父母舉家南遷回到南雄珠璣巷;隨後在兩宋之交,屈氏家族決定進一步向南遷徙,屈禹勤卜居珠江南岸的番禺茭塘司(今沙亭、莘汀),而其弟屈禹祿則卜居珠江之北的番禺鹿步司(今吉山、宦溪)[12]: 36 。這一案例表明,族譜敘事中疊加了唐代嶺南開發、北宋士人北上出仕、南宋隨扈軍民南渡等多個歷史層面,字面的差異反映了移民過程的複雜性與世系建構的重組[12]: 36 。

類似的移民與宗族建構過程亦見於珠海唐家灣地區[13]: 237 。宋代時期,部分居民自南雄珠璣巷遷徙至唐家灣鎮,並在長期繁衍中形成了特定的村落形態與祠堂布局[13]: 237 。在唐家古鎮,隨著宗族人口的增長與分房,逐漸形成由不同姓氏祠堂所引領的民居團塊,即當地所謂的「五堡」(一堡至三堡為唐姓,四堡與五堡為梁姓),各堡內部以街巷相隔,外部築有圍牆。這一格局反映了珠璣巷移民後裔在嶺南地方社會進行宗族擴張與空間整合的過程[13]: 240 。

現代重建與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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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0年代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與民間交流的活躍,珠璣古巷出現了宗祠重建與修繕的現象[14]: 12 。在古巷兩旁,為何氏、張氏、劉氏、鄧氏、黎氏、陳氏、簡氏等數十個姓氏重建的宗祠相繼建成,其資金主要來自海內外同姓宗親的捐資[14]: 12 [15]。

在這些宗祠內部,普遍立有捐款記錄碑或張貼捐款名單,記錄捐款人的姓名、金額與居住地[14]: 12 。捐款者來自廣州、順德、東莞、番禺、中山、江門等珠三角城市,以及香港、澳門、台北與部分海外華人社區[14]: 12 。這種現象表明,不同地域的捐款者通過「祖先來自南雄珠璣巷」這一共同的敘事,建立了族群認同與文化聯繫[14]: 12 。現代宗祠的重建機制,與清代廣州城內出現的「合族祠」(全省同姓聯宗建祠)在文化邏輯上具有相似性,均涉及對共同祖先的認同與跨地域的社會網絡整合[14]: 12 。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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