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

汪兆铭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第1任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
任期 1940年11月28日—1944年11月10日
前任	职务设立
继任	陈公博（代理）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第1任行政院院长
任期 1940年3月30日—1944年11月10日
前任	职务设立
继任	陈公博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第1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
任期 1940年3月24日—1944年11月10日
前任	职务设立
继任	陈公博
第1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任期 1939年9月29日—1944年11月10日
前任	职务设立
继任	陈公博（代理）
第1任国民参政会议长
任期 1938年7月6日—1939年1月1日
前任	职务设立
继任	张伯苓（代理）
第1任中国国民党副总裁
任期 1938年4月1日—1939年1月1日
总裁	蒋介石
继任	陈诚
第2任国防委员会主席
任期 1937年3月3日—1937年8月11日
前任	蒋介石
继任	蒋介石
国民政府第4任行政院院长
任期 1932年1月29日—1935年12月16日
前任	孙科
继任	蒋介石
第1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
任期 1925年7月3日—1926年4月16日
前任	职务设立
继任	蒋介石
第1任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
任期 1925年7月1日—1926年3月23日
前任	职务设立
继任	谭延闿
第3、8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
任期 1925年7月1日—1926年3月23日
前任	胡汉民
继任	谭延闿
任期 1935年12月7日—1937年11月17日
前任	蒋介石
继任	蒋介石
个人资料
字	季新
出生	(1883-05-04)1883年5月4日（光绪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广东省广州府三水县（今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河口社区）
逝世	1944年11月10日(1944-11-10)（61岁） 大日本帝国爱知县名古屋市
墓地	梅花山（1946年被炸毁）
籍贯	广东番禺县捕属司（今广州市越秀区）
国籍	大清（1883—1912） 中华民国（1912—1921） 中华民国（1921—1940） 汪精卫国民政府（1940—1944）
政党	中国同盟会  中国国民党（1919年—1940年）  中国国民党（汪精卫政权）（1940年—1944年）
配偶	陈璧君
母校	日本法政大学
军事背景
效忠	汪精卫国民政府
军衔	特级上将
参战	第二次中日战争
学历 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毕业

汪兆铭（1883年5月4日—1944年11月10日），字季新，中华民国政治人物、诗人，出生于广东三水（今佛山市三水区），番禺（今广州市越秀区）捕属人，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1905年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以笔名汪精卫主笔《民报》。1910年，因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失败而下狱问死，后在肃亲王善耆斡旋下，改判终身监禁；武昌起义后获释，同时为袁世凯、孙中山倚重，引导南北议和。1912年赴法国，发起勤工俭学运动。1917年回国，再次追随孙中山，为其文胆并代拟《总理遗嘱》。孙去世后任国民政府首任主席，是蒋介石党内的主要竞争对手，延续联俄容共致粤沪分裂，被西山会议开除党籍6个月，中山舰事件后辞职赴法。1927年4月返国，在上海与陈独秀发表联合宣言，后在武汉分共，宁汉合流前下野赴法。1930年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反蒋，中原大战失利赴香港，被国民党开除党籍。1931年5月组成广州国民政府，九一八事变后汪蒋合流，分管政军。

抗战初期主张“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支持一·二八淞沪会战，且为张学良在华北的“不抵抗”通电邀其共同下野，因此出国。1933年3月复职，长城战役溃败后，渐主张和平运动。1938年12月离开陪都重庆至河内发表“艳电”，再次被国民党开除党籍。1940年在日占区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国共皆称“汉奸”。1944年11月病逝于日本名古屋。

早年经历

童年

汪精卫出身于番禺汪氏家族，汪氏家族系出唐朝越国公汪华，元末从婺源县迁浙江省山阴县。曾祖父汪炌当过湖南巡抚阿林保、湖南按察使傅鼐及两淮盐运使曾燠的幕僚。祖父汪云是浙江举人，任遂昌县训导。族伯汪瑔曾任两广总督刘坤一、张树声和曾国荃的幕僚，父亲汪琡随汪瑔入籍广东番禺捕属，搬入广州豪贤街。1883年5月4日，汪精卫生于广州府三水县署，时汪琡在三水当幕僚。汪精卫在1939年的两场演讲《怎样实现和平》《两种怀疑心理之解释》是清末民初仅存的几个戏曲以外的粤语录音，与1924年孙中山《救国方针》的录音同为粤语史的珍贵语料。

父亲汪琡初娶浙江省卢氏女为室，生一男三女，后病故，续娶汪精卫生母番禺吴氏，生三男三女。汪精卫出生时父亲已62岁，是其父最年幼的儿子，在兄弟中排行第四。3岁起，随父来往于曲江、英德、四会、陆丰县署，其中在英德居住了4年，9岁搬回广州豪贤街。后来汪琡弃文从商，他见这个小儿子异常聪明，就特别重视教汪读书，5岁时就开始教他认字。在父亲的严格教导下，汪8、9岁时，就基本可以读书了。汪琡晚年眼花，无法看清书上细字，命汪每天代读王阳明的《传习录》，诵写陶渊明和陆游的诗。十三岁时丧母，次年丧父，只得随兄长汪兆镛客居粤北的乐昌县，由于父亲去世没有留下遗产，衣食住完全依靠长兄，为了减轻长兄的负担，17岁的汪在县城的一个私塾里当老师教书，后戏称自己曾是“子曰先生”。1899年，汪师从三哥汪兆钧的外舅章梅轩学习文史经世之学。

重九游西山岩

笑将远响答清吟，叶在欹巾酒在襟。
天淡云霞自明媚，林空岩壑更深沉。

茱萸枨触思亲感，碑版勾留考古心。
咫尺名山时入梦，偶逢佳节得登临。

——汪兆铭，1897年作于乐昌

1902年，返回广州与二兄汪兆𬭎（字仲器）一同参加番禺县试，原本汪兆𬭎第三，兆铭第一，但县令钱璞如知道二者为兄弟关系后将兆铭改为第三。在府试时，汪考得第一。1903年，朱祖谋以学政身份主持道试（院试），汪兆𬭎、兆铭均点秀才，汪兆铭因而对朱持弟子礼，以门生居。广东水师提督李准聘请汪担任家庭教师，汪以此收入养家糊口。同年，二兄去世，得年二十四岁。

留学日本

1904年，清廷指示两广总督岑春煊选考留日官费生。家道清贫的汪得知消息非常高兴，于是约请朱执信、古应芬、胡展堂、李文范、陈融、叶夏声、孔昭焱等一批日后俱为国民革命元勋的广州秀才前去报名，参加官费留日考试，结果他们都被取录。同年9月，他与胡展堂、朱执信等前往日本成为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的公费留学生。学习之外，汪还从事译书工作，包括日本的《法规大全》等书，每月收入60元。期间，汪对君主立宪的改良运动还存有好感，曾前往横滨拜访梁启超，希望中国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富强起来，并因此十分崇拜西乡隆盛和胜海舟。他曾说“我每一次到神田一带的书店里去的时候，总不忘记搜集与这两位伟大人物有关系的著作。星期日到上野公园去，总尽量眺望着西乡的铜像”，认为如果没有这两个人“明治维新不会有那样好的成就”。

年轻时的汪精卫

1905年7月，通过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与兴中会会员发生联系。当月下旬，汪与朱执信在东京神田锦辉馆进谒孙中山，孙的演讲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汪于是加入中国同盟会。7月30日，汪在赤坂区桧町黑龙会会所参加同盟会筹备会，与黄兴、陈天华、马君武起草会章。8月20日，在日本众议员坂本金弥家召开的同盟会成立大会上，汪被选为评议部部长，成为孙助手。曾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编辑，开始使用《山海经》中的“精卫”为笔名，曾发表《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革命的决心》、《革命决不致招瓜分说》、《再论革命决不致招瓜分之祸》。对此，两广总督岑春煊非常不满，派人前往日本要求汪停止革命活动被拒。岑春煊于是要求在其幕府工作的汪兆镛为汪定亲，返粤和刘氏女结婚。汪接到来信后，以“家庭罪人”名义复信称：“事已发觉，谨自绝于家庭，以免相累”，“俾为国流血，以竟其志，死且不朽”。汪兆镛接到信后宣布“驱逐逆弟永离家门”，送状子至番禺县报告存案，解除了与刘氏女的婚约。革命党人因此对汪表示赞赏。

1906年，汪以两百多学生中第二名成绩从法政大学毕业，开始随孙游走越南、马来亚等南洋各地以设立同盟会分会，策划在中国广西云南边境地区发动武装起义。同年7月，汪与张永福、陈楚楠等在新加坡吉宁街十三号出版《中兴日报》，与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报》论战。汪侧重从革命理论方面回击康梁。

追随孙中山

1906年，汪毕业后返回香港。隔年1907年3月，清政府施压使日本驱逐孙。孙率汪与胡汉民离开日本，前往南洋筹款。从1907年至1909年，汪奔走南洋各地，足迹遍布河内、海防、西贡、新加坡、暹罗、仰光，组织分会一百多处。汪擅长演说，有很强的煽动性，往往未登台前会场已座无虚席，汪登上讲台后全场鸦雀无声，讲至精彩处掌声如雷。胡汉民后来评论到“余20年来未见有工于演说过于精卫者。”马来亚槟城华侨富商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因其演说成为汪的崇拜者，为此还认购了《中兴日报》的股票。1908年，二人在同盟会会员吴世荣家中结识。陈璧君因富赡文采，成为孙秘书，亦是其文告捉刀人与革命事业得力助手。 1909年，汪与陈璧君一同转赴日本。

归国行刺

当时，革命党人在中国多次发动起义，屡次失败。1909年3月，清廷宣布预备君主立宪，东京同盟会会员沮丧情绪增加，意志消沉。5月，同盟会内的原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章太炎等在同盟会搞分裂活动，攻击孙将捐款中饱私囊，发表《孙文罪状》，要求“开除孙文总理之名”，并刊印传单攻击“今之《民报》为孙文、汪兆铭所私有”。借此机会，保皇党大做文章。11月，《南洋总汇新报》发表该传单并攻击革命党。梁启超等保皇改良派讥讽同盟会领袖是“远距离革命家”、“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汪为此大受刺激，灰心丧气。

为了回击保皇派，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汪约请在日本的喻培伦、黄复生、黎仲实、陈璧君、罗世勋等由香港潜入北京，谋刺清摄政王载沣。孙、黄兴、胡汉民等人多次劝阻，汪仍自行其是，并为此反复与之辩论。9月，黄复生与但懋辛赴北京，经营暗杀机关。行前《致南洋同志书》中说：“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12月，汪和陈璧君、黎仲实等由香港前往北京，在琉璃厂火神庙夹道组织秘密机关，开设照相馆为掩护，又在东北园租赁一屋作为活动场所。最初选择的暗杀对象是庆亲王奕劻，但因其戒备森严，未能得手。后试图刺杀从欧洲考察海军归国的载洵、载涛。二人携带盛炸药的铁壶在东站等待，因戴红顶花翎的人太多，汪等人无法认出而未下手。最后决定谋刺载沣。

1910年2月21日，汪等人在摄政王上朝必经之路埋设炸弹。具体地点一般传为后海北岸的银锭桥，汪本人回复张江裁时亦作此说，但据黄复生自述和张江裁考证，埋设炸弹地点实为甘水桥。汪敷设电线时，电线太短，第二天添购电线，晚12时下桥。喻培伦发现有人蹲在桥上观察，告诉汪躲避。黄复生见三人持灯笼下桥寻觅，“良久乃出”，认为秘密暴露，匆匆赶回东北园，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决议喻培伦赴东京购买炸药，黎仲实、陈璧君赴南洋筹款，汪和黄复生留守北京，等炸药到后再谋进行。

当时清廷因为此案满城风雨，传出各种流言，普遍认为是公族之间倾轧斗争所致，有说溥伦想篡位，有说是庆亲王奕劻与肃亲王善耆有矛盾，想中伤善耆，因为炸药的纸上写有“伦敦”字样，也有说是载洵、载涛从英国带回的。清廷如临大敌，出动了所有密探，密布于客栈、餐厅、酒楼、茶馆、妓院、剧场等，力求尽快破案。4月16日，汪与黄复生在东北园谈话后，二人与罗世勋分别被捕。孙在纽约闻讯后极为关心和痛心，对身边人表示“昨汪兆铭先生在北京谋炸载沣失手，不幸被捕，已被监禁，将来必无幸免，此即无异断吾臂也。”

被逮口占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
孤飞终不倦，羞逐海鸥浮。

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
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汪兆铭，1910年作于狱中

汪狱中写了长达数千言的供词，他引用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立宪的历史，指责清廷立宪“适为君主权力之保障”，无法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为了不牵连黄复生，否认黄复生知道自己的意图。他还为此赋诗，慷慨激昂，一时为人传诵。在审理汪等政治犯的过程中，清廷举棋不定。包括摄政王载沣、法部尚书廷杰、大学士那桐、学部侍郎宝熙在内的官僚主张判处死刑。期间，同盟会领导人千方百计设法营救汪。当时同盟会会员程家柽在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家任教师，对善耆做工作说：“国家如枉杀汪、黄，则此后党祸日夕相寻，非朝廷之福。”在审理中，善耆也对汪之人品才学产生敬重，外加清廷担心如杀汪，可能会导致革命党更加暴力，经过善耆对摄政王的斡旋下，载沣同意其意见，改判终身监禁。汪一案，清政府没有株连他人，审讯时不用下跪，饮食得体，可以将日常衣物送入狱中穿戴，并一人一室，行动自由。汪“终日披卷吟诵，颇觉安逸”。善耆经常到狱中向汪嘘寒问暖软硬兼施，并赠以图史百余帙，试图使汪变更革命决心，曾为此将他带到法场对他进行逼迫。善耆常在狱中与汪谈论天下大事，讨论诗歌。贝子溥伦也曾到监狱探望，改善了他在狱中的生活条件。汪在监狱中得知黄花岗起义后亦曾写诗祭奠。

自此之后，汪对善耆十分感激，而其精神状态也发生重大改变，诗词风格由高亢激昂逐渐趋于低沉消极，有“豆萁何苦更相煎”的诗句，视革命党人与清廷的斗争为“煮豆燃萁”。肃亲王在大连病逝后，汪曾前往慰吊，并对张学良说：“我当年被捕，是肃亲王审的。要杀我，肃亲王可以杀，肃亲王没杀我。但肃亲王就跟我讲啊，说：‘你们这革命呀，当然啦，你们是有原因的，看我们清朝太坏了。唉！假如你们成功啊，我看你们也不能强过我们什么的。’他这句话所说的应验了，我们今天成功了，真是还不如人家前清，弄得这么糟糕！”

武昌起义后，1911年10月30日，清廷以宣统帝“下诏罪己”名义，大赦政治犯。11月6日，汪、黄被释放。

辛亥革命

1911年10月14日，湖北军政府派朱芾煌游说时任湖广总督的袁世凯。朱未得见袁，与其子袁克定议定覆清室，举世凯为总统。汪获释后，为游说袁世凯，与袁克定结识。11月13日，袁世凯自彰德回北京，邀汪于锡拉胡同袁宅会面，开始革命党与袁世凯的接触。此后每晚，汪为其讲解民主立宪，汪还推荐同盟会会员魏宸组为袁深入讲解，“袁渐渐不坚持君主，最后不言君主，但言中国办到共和不易”，汪、魏说“中国非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11月16日，孙中山自巴黎致电军政府：“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请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国基。”

11月15日，汪与日本法大速成班时期的同学杨度宣布成立“国事共济会”，总部设于天津，11月18日于天津《民兴报》发表《国事共济会宣言》，称“中国自有立宪问题发生，国中遂分为君主立宪、民主立宪两党”，于是主张成立国民大会，将两党不同政见，诉诸民意，“不以兵力解决，而以和平解决”。革命党喉舌对此发表了题为《无聊之共济会》，逐点批评了国事共济会的宣言和章程，“即如汪兆铭，亦鼓吹革命有年，乃党人之有学识者……竟感虏廷不杀之恩，而为彼满皇说法乎？”11月27日汪赴天津，筹组京津同盟会分会。12月5日，国事共济会宣布解散。

12月18日，南北和谈在上海举行。汪同时为北方总代表唐绍仪和南方总代表伍廷芳的参赞。12月25日，孙中山回国。26日，汪出席了孙召开了同盟会领导人会议，主要讨论临时政府的组织形式。宋教仁主张内阁制，孙反对称：“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对于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余亦不肯徇诸人之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之大计。”汪与黄兴、胡汉民、陈其美、张静江、马君武等认同孙意见，遂决定采用总统制。12月29日，孙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由汪起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30日，清廷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电告伍廷芳中止南北和谈，唐绍仪辞职。孙就职临时大总统后，依然承诺只要袁赞成共和，一定让位。南北和谈随后在上海南阳路的“惜阴堂”秘密举行，汪精卫继续参与。

1911年底至1912年初，北方革命党多次在通州、滦州、任丘发动武装起义，汪四处派人劝阻，强调停战议和期间，“吾党京、津、保一带同志，自应遵守诺言，不可有所行动”，导致与北方革命党人关系恶化，行动被排除在外。1911年12月24日，胡鄂公聚兵于通州，欲在滦、通同时举义，进攻北京。1912年1月14日，余临江奉汪命，到通州要求各革命机关，议和期间不得妄动，共和会通州支部部长蔡德辰抗辩，不协而散。次日凌晨，余临江带毅军包围张家湾，逮捕蔡德辰等七人。袁世凯得报，便电上海汪精卫告以通州情事。第二天北方党人炸袁未成，当晚汪覆电袁，称北方同志在议和时，一切行动咸已停止，通州机关“当为匪类之结合，请依法办理”。袁此后对北方革命党不再事电询汪。1月17日，炸袁之张先培等三人被杀于北京；蔡德辰等七人被杀于通州。胡汉民回忆这一时期与汪内外协作，推动议和：“故精卫极意斡旋伍廷芳、唐绍仪之间，而余则力挽（孙）先生之意于内。余与精卫二人，可云功之首，而又罪之魁。然其内容事实，有迫使不得不尔者，则非局外人所能喻矣⋯⋯当时民众心理，俱祝福于和议，逆之而行，乃至不易⋯⋯”

1912年1月，孙成立南京临时政府，汪推辞广东都督一职，表示“革命成功了，应该让有学问的人去担任国家重任，我过去为革命没有读书，现在应该让我出国求学。”2月，汪与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在上海发起“进德会”，会员以所守戒律之多寡分成四种，普通会员不狎邪、不赌博、不纳妾，甲部会员加不做官，乙部会员再加不做议员、不吸，丙部会员再加不饮酒、不食肉。汪为最严格之丙部会员。同时汪与蔡元培、宋教仁等三十余人也发起了与进德会性质相近的六不会（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不饮酒、不食肉）及社会改良会。

2月21日，汪与蔡元培、魏宸组、刘冠雄、钮永建、宋教仁、曾昭文、黄恺元、王正廷、唐绍仪受南京临时政府特派，一同乘船北上前往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4月，汪还与蔡元培、李石曾发起成立“留法俭学会”，认为：“今共和立，欲造成新社会新国民”应“首重教育”，“欲输世界文明于国内，必以留学泰西为要图”。但是留学费用昂贵，“其事甚难普及”，为了推广留学的方法，向欧洲“民主民智先进国”学习，“节俭费用”，养成“劳动朴素、勤洁苦学之风”，所以成立该会。同月，在北京成立留法预备学校。

当年春，汪和陈璧君在上海结婚，并前往广州省视兄嫂。8月经南洋赴法国。汪途中浏览了马来半岛的太平山、印度洋，创作不少诗歌译作，他在诗歌中表达了不过问政治的倾向，对斗争表示厌倦 。

二次革命

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二次革命”正酝酿中。汪得知后于6月2日和蔡元培回到上海，后与张謇、赵凤昌商谈停战条件，主张袁世凯当正式大总统，暂不撤换四省都督，宋案以法律形式解决，追究应止于洪、应二人。张謇认为汪“可亲可爱”，6月13日给袁世凯写信夸汪“明达事理，能顾全大局”，建议袁世凯：“即电请汪、蔡入都，俾指导其党之暴乱分子，使选举时稳静一致。”袁世凯于6月16日复电曰：“倘伟大（指孙）果有意休兵，我又何求不得。如佯谋下台，实则猛进，人非至愚，谁肯受此？精卫达者，已托燕孙转约北上。”不久，袁世凯给汪写亲笔信请他北上，称“如惠然肯来，以罄心曲，必于国事有所裨益。”

6月10日汪前往广州呼吁革命党人放下武器。7月中，二次革命爆发，汪返回上海，心情极为沮丧，称“余生可厌，死所未获”。由于战争已成事实，7月19日，他与唐绍仪、蔡元培联名致电袁世凯，促其辞职。同日，他又与蔡元培、吴稚晖、张继等创办《公论晚报》，刊登讨袁文章。

二次革命失败后，汪前往法国，与蔡元培比邻而居。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以等级制区分党员，使党员立誓，“如有二心，甘受极刑”。汪精卫对孙之专制主义大失所望，他在致吴稚晖信中说：“尽千万侦探之造谣、千万文人之曲笔，当亦不能想到杜撰出如此之党纲以污革命党人之面目……我等白白与中山相识一场。”因此始终未入中华革命党，而是在法国试图“教育救国”。

当时中国留法学生多集中在蒙达尔纪城，汪与蔡元培、李石曾曾热心于留法勤工俭学活动，每星期前往讲述中西学术。其间袁世凯、袁克定父子通过朱芾煌汇来三千元给汪和蔡元培，后邀请他们回国任高级顾问被拒绝。汪与吴稚晖在巴黎时，曾经有一次，吴氏手里捧著一顶军帽，很严肃地献给汪，他说：“你戴上吧！今后要革命，要救国，要实现主张，要贯彻主义，一定要依靠武力，我希望你成为一个军事家，来领导同志。你如能挺身以当大任，我第一个就愿意向你磕头。”当时汪表示他对军事没有兴趣。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后，汪与陈璧君回国参加“护国运动”，将子女寄托给在波多的蔡元培照看。

1917年7月，孙离开上海开赴广州组织护法运动，召汪回国，汪由法国经英国、芬兰和西伯利亚返国。此时，俄罗斯帝国处于革命前夕。汪亲身感受到俄罗斯人民反战情绪。1918年底，广州军政府推举汪精卫为出席巴黎和会的南方政府代表，汪氏虽未接受该项任命，但仍赴巴黎进行实 地观察，并积极参加了欧洲华侨与留学生举行的拒签对德和约斗争，反对将战败国德国在华利益转让日本。1919年8月，汪精卫在上海《建设》杂志上发表《巴黎和会与中日关系》等论文，痛斥日本“为中国腹心之患者”，指出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源于日本对中国野心勃勃的侵略和英、美、法等国对日本的袒护和列强对中国的联合宰割，中国虽是一次大战的战胜国，但“所受损失，乃甚于战败国之牺牲”。

1919年10月，陈炯明之西南护法军政府委托汪精卫、章士钊在广州筹备西南大学（后弃置）。同年底，陈嘉庚聘汪为厦门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及首任校长。1920年8月，孙中山回广州，汪应召赴穗。11月1日，厦门大学筹备委员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会议，汪精卫工作重心已转向军政而缺席，翌年请辞厦大校长。

中年经历

任职广州

1921年，孙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汪出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此为汪首次出任政府官员。他对广东政局颇为不满。1922年5月，孙派汪前往惠州劝陈炯明回广州担任陆军总长协助北伐被拒。后汪多次前往劝说无效。后来，陈炯明反叛。同年，孙的北伐对象直系吴佩孚、曹锟制造舆论，主张“孙吴合作”，派人前往上海迎孙北上，遭孙断然拒绝。孙派汪前往奉天，与张作霖联系企图利用奉系势力打击直系。同年，陈独秀、李大钊多次与孙会晤，处境艰难的孙开始考虑与苏联合作。9月、11月、12月，孙在上海三次召开干部会议，研究国民党改组问题。汪赞成改组，但对共产党人士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持有异议，认为这样做，就好比《西游记》上的孙行者钻进熊精的肚子里翻斤斗、使金箍棒，熊精如何消受得了？但孙的态度坚决，甚至宣称要组织新党，或孙本人自己加入共产党。汪于是不再坚持己见并积极办事。在第二次会议上，汪与胡汉民成为国民党改组宣言的起草人。10月19日，孙任命汪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以参与改组国民党本部的事宜。在国民党召开的特别会议上，汪被指派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推行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并筹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汪以章程审查委员会主席身份作审查报，广东代表方瑞麟发言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李大钊登台驳斥。汪态度鲜明地支持了李大钊，并说过去吴稚晖、李石曾、张继都是无政府党人，“我们已承认他们为国民党员，如何对于共产党员又不允许他，这是什么道理？”廖仲恺也发言表示“共产党的加入“是本党的一个新生命”，“是与我们同做国民革命工夫的”。方瑞麟的提案于是被否决。汪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任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7月成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汪为委员之一，进入国民党中央核心。此时，汪在解释三民主义时说“三民主义的性质，是反帝国主义的，是非资本主义的；而苏俄是反对帝国主义非资本主义最坚决最有力的国家，所以中国革命应该联合苏俄，这是联俄的真意义。……所以如果有人问我们拿什么去联俄，我们可以答道：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与共产主义的苏俄，都是反帝国主义的，都是非资本主义的，所以有联合的必要与可能。”在农工政策方面，汪认为要点是党与政府应该唤起民众，为民众的利益奋斗，民众应该服从党与政府的指导，结合成国民革命的基本势力。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邀孙北上。孙商议，令胡汉民留守广东，汪以孙的中文秘书名义随行，同行的还有宋庆龄、戴季陶、孙科、李烈钧。11月17日一行人先到上海，孙命汪先前往北京，做好事前布置，自己前往日本后再赴北京。21日，汪抵达天津，并向报界发表谈话。12月5日下午，孙在汪、李烈钧、邵元冲、孙科等陪同下前往曹家花园与张作霖会面对其表示答谢。31日，一行人抵达北京。孙病重后，指定汪、李石曾、吴稚晖、陈友仁、李大钊等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会议，汪为首席发言人，在许多场合代表孙讲话。汪讲话指责段祺瑞执政府善后会议有欺骗性。3月1日，汪出席国共两党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大会。

孙文立嘱

1925年2月，孙临终前预立三份遗嘱，分别是《总理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联遗书》。国事与家事遗书由汪精卫代拟，《致苏联遗书》，据汪说由陈友仁起草，而据何香凝回忆，是2月24日孙用英文讲述，陈友仁、宋子文、孙科等记录的。

2月24日下午3时，汪精卫偕孙科、宋子文、孔祥熙，征得宋庆龄同意后，一同来到孙中山病榻前。汪精卫以党务繁忙、不可停滞为由，请孙中山留下遗言，以便同志遵循。孙中山初拒，称病若得愈自当详谈、若不得愈则无话可说；汪精卫再度恳求，孙方才首肯，汪遂朗读预备好的遗嘱文稿。然而孙中山听闻宋庆龄在室外哭泣，于心不忍，嘱汪暂且收起，称自己尚有几日生命。当日因此未能签字。

3月11日凌晨，孙中山神志忽醒，召宋庆龄、孙科、汪精卫、邵元冲、黄昌谷、于右任至病榻，嘱望诸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成立，实现三民、五权之主张，则死亦瞑目。同日上午8时许，何香凝入病房探视，发现孙中山瞳孔开始放大，急出告汪精卫，谓已不可不请先生签字。汪随即召集家属及国民党要员齐聚病榻，将遗嘱呈交签署。孙中山此时握笔无力，宋庆龄含泪扶腕，方完成签字。汪精卫以笔录者身份署名，宋子文、邵元冲、戴恩赛、孙科、吴敬恒、何香凝、孔祥熙、戴季陶、邹鲁等九人亦以证明者身份联署。国事、家事遗嘱签毕，陈友仁复呈《致苏俄遗书》，由宋子文朗读一遍，孙中山听后以英文签名。

3月12日，孙去世。由于奉行“天下为公”，主张召开国民大会，实现民主，孙并没有在遗嘱中提及接班人，也没有口头交代。此时，廖仲恺、胡汉民、汪三人为国民党元老，有资格接班。但廖仲恺由于左倾，且较激进，遭到右派反对。胡汉民代行过大元帅一职，接班条件明显，但由于立场右倾，又遭到左派反对，且人缘不好，威信不高。汪一方面得到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支持，另一方面由于处世调和折中，右派较为接受。孙垂危之际，汪在北京主持临时政治会议，讨论孙逝世后国民党和政府的领导体制问题，决议将广州大元帅府改为合议制，胡汉民接到电报后主张组织一个委员制的国民政府，廖仲恺、汪表示同意。5月，汪离京南下。8月到达汕头。

广州主席

自1905年孙中山成立中国同盟会后，到1925年孙去世，在孙领导下，胡汉民重在内部策划，汪重在对外联系，蒋介石重在军事任务，三人大致分工合作。

1925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成立，汪在加拉罕、鲍罗廷的支持下，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继续执行孙的联俄容共政策。

从1925年8月廖仲恺被刺到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第一次汪蒋合为时仅半年。8月20日，廖仲恺遇刺，胡汉民嫌疑重大，许崇智和蒋主张杀之，汪由于和胡私交很深，认为胡“只负政治上的责任，不负法律上的责任”，允许其离开广州，以赴莫斯科考察的名义将其驱逐出国。接着，在蒋的要求下，汪以军委主席身份发布命令，让蒋以广州卫戍司令的身份“全权处理粤局”，合法地解除了许崇智的武装，合法将其驱逐，蒋于是趁机一跃而上，开始对汪构成威胁。汪于是撤换了蒋的亲信陈肇英，处分了蒋的拜把兄弟欧阳格。11月23日中国国民党右派戴季陶、林森、邹鲁、谢持等在北京碧云寺以“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召开“西山会议”，反对汪左倾，决议“撤除汪精卫中央执行委员的职务，并开除汪精卫党籍6个月，不准其在国民政府中任职”。

1926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内地和海外代表共256名，汪在开幕式上演说。1月4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午10时开会，汪临时主席，林祖涵报告大会筹备经过，谭平山报告代表资格审查经过，吴玉章报告大会秘书处组织经过，通过会议规则，汪、谭延闿、邓泽如、丁惟汾、谭平山、恩克巴图、经亨颐7人为主席团，下午继续开会，丁惟汾主席，汪报告接受总理遗嘱经过，决定在广州粤秀山（即观音山，今称越秀山）建接受总理遗嘱纪念碑。1月6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举行，上午汪报告《两年来政治经过状况》，汪并报告鲍罗廷在政治委员会工作之情况，大会决定向鲍罗廷赠一银鼎以志感谢，下午蒋报告军事状况，于树德报告北方政治状况，议决组织宣言起草委员会，汪、邵力子、高语罕3人为起草员。1月9日，孙科、吴铁城由上海返广州，汪、蒋同意孙科、吴铁城之三条要求。1月11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举行，上午郭春涛、于树德报告北京党务，下午汪报告宣言大纲，冯品毅、张晋、董用威（董必武）分别报告河南、东三省、湖北党务。1月16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举行，选出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36人：汪、谭延闿、胡汉民、蒋介石、谭平山、宋庆龄、陈公博、恩克巴图、于右任、程潜、朱培德、徐谦、顾孟余、经亨颐、宋子文、柏文蔚、伍朝枢、何香凝、丁惟汾、林祖涵、戴季陶、李济深、李大钊、于树德、甘乃光、吴玉章、李烈钧、陈友仁、王法勤、杨匏安、恽代英、彭泽民、朱季恂、刘守中、萧佛成、孙科。1月19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下午闭幕，发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汪致闭幕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议任命蒋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汪为党代表。此外大会议决继续执行联俄容共政策。

辞职赴法

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后，由于蒋成功迫使共产国际让步，替换了与汪亲密、反对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苏联驻广州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等人的职务。事件当天，身为国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汪因病在家休息，陈公博前来通报才知道广州戒严。汪的威信备受打击，十分气愤。3月22日，在汪公馆开政治会议，汪等面对的是苏联人已经决定让步的现实。决议“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假。”，汪以治疗糖尿病，5月11日离开广州赴英属香港，6月中旬起在法国巴黎乡间隐居直至1927年2月。 1926年7月9日，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成立国民革命军，由蒋担任总司令北伐。因蒋逐渐与国民党左派与中国共产党分歧，力邀汪归国主持武汉国民政府。

1927年2月下旬，汪在莫斯科会见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然后归国。

1927年3月11日，中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举行第二次会议，出席委员28人，孙科任主席，根据“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议决下列各项：一、改选常务委员，汪、谭延闿、蒋、顾孟余、孙科、谭平山、陈公博、徐谦、吴玉章九人当选，二、改选中央党部各部部长，组织汪（吴玉章代）、宣传顾孟余、农民邓演达、工人陈公博、商民陈其瑗（旋改王法勤，由经亨颐代）、妇女何香凝、海外彭泽民、青年孙科，三、改选中央政治委员，除中央常务委员九人兼政治委员外，宋子文、陈友仁、邓演达、林祖涵、王法勤、宋庆龄六人当选，四、选蒋等15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汪、唐生智、程潜、谭延闿、邓演达、蒋、徐谦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五、选汪等28人为国民政府委员，孙科、徐谦、汪、谭延闿、宋子文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3月20日，武汉国民政府通电公布中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选出国民政府委员25人名单，计：汪、孙科、宋子文、于右任、徐谦、冯玉祥、程潜、谭延闿、陈友仁、李宗仁、谭平山、钮永建、蒋、柏文蔚、王法勤、吴玉章、何应钦、孙庚、彭泽民、经亨颐、黄绍竑、杨树庄、陈调元、朱培德、唐生智、李济深、宋庆龄、顾孟余，国府常务委员五人：孙科、徐谦、汪、谭延闿、宋子文。

武汉主席

汪精卫与蒋介石摄于1926年

1927年4月1日，汪自欧洲回国，经莫斯科于是日抵达上海。宋子文前往吴淞口迎接。期间，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李石曾等提出“共产党已预备提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的口号，并图指使工人在租界发起暴动，以引起国民党的外交纠纷”。4月3日，汪是日至4月5日与蒋、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吴敬恒、李石曾、蔡元培等10余人，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议，讨论蒋提议：赶走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分共，汪不赞成立即分共，经反复策划后决定：一、定4月15日召集中国国民党四中全会解决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问题，在开会之前各地中国共产党员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二、武汉中国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所发命令可以拒不接受，三、由各军队、党部、团体、机关之最高长官和主要负责人对“在内阴谋捣乱”者，予以制裁，四、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对政府之“阴谋”团体，不准存在；蒋发表支持汪复职通电，内称：“自汪归来，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皆在汪指挥下统一于中央，本人独司军令，俾专责成。”。

汪表示同意分共，但是在分共的时间和方式上有不同主张，强调党纪法统，因此被他人称之为“始终袒共”。会上众人与汪辩论激烈，吴稚晖甚至向汪下跪求其改变态度。4月5日，汪与陈独秀在上海发表《联合宣言》（即《告两党同志书》），称：“中国共产党坚决的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需要”，“国民党最高党部最近全体会议之议决，已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表示国共两党“万希各自省察，勿致为亲者所悲，仇者所快”，当晚汪秘密乘船赴汉口。同日，国民党领导在上海再次开会，汪遭到吴稚晖的臭骂，称他“狗不如”，要他“滚蛋”，为此汪痛哭流涕，表示自己也反共，只是方法不同。李宗仁主张将其软禁，不能放虎归山。宋子文得知后，当天夜里将汪偷偷送到“江丸号”轮”上，4月6日凌晨汪不辞而别悄然赶赴武汉。

1925年10月5日，国民党召开第111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会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国民党政府主席、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以政府事繁，难于兼顾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职务为由，提出调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毛首次登上全国政治舞台。1926年5月15日，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成为国民党中常会主席、组织部长，并通过“整理党务案”，清除在国民党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担任八个月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被迫离职。

1927年4月11日汪就任武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反对蒋的清共建议，坚持容共。4月12日，南京的蒋与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国民党元老，由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件”，下令清除共产党。汪发表讲话，痛斥蒋的武力清党行为，也认为两党之间在长时间中，目标一致，表示“反共即是反革命”。4月14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胡汉民、吴敬恒、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邓泽如、萧佛成、柏文蔚、陈果夫、甘乃光、黄绍竑等在南京举行四中全会预备会议，胡汉民主席，决定全体委员会于4月13日上午10时举行，并电催汪等来南京。

宁汉之争

主条目：七一五事变和宁汉分裂

四一二清党事变后，国民党就容共问题产生宁汉分裂。武汉国民党主席汪精卫就三大政策作出解释：“总理所定联俄容共农工三大政策是整个的，破坏一个政策即是破坏整个政策，即是将改组本党的精神意义根本取消，一切革命同志应该起来，拥护此整个的政策”。

1927年4月16日，汪在武汉致电各级党部、各地方政府，斥责蒋违背中央命令，围缴工人纠察队枪械，谋开西山会议式之会议，反抗中央；汪在武汉以中国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名义，召开“国共两党联席谈话会”，讨论应付时局办法，4月18日决定先行北伐。

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成立，上午9时政府委员蒋、吴敬恒、张静江、胡汉民、柏文蔚、蒋作宾、蔡元培、邓泽如、李石曾、陈铭枢、甘乃光、陈果夫、叶楚伧等举行就职典礼，由蔡元培授印，胡汉民代表受印，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发表《建都南京宣言》，同日各团体在公共体育场举行“庆祝建都南京与恢复国民党党权大会”，蒋、吴敬恒、胡汉民等莅会并发表演说，通过“请中央执监联席会议严厉取缔跨党分子”、“请中央执监联席会议训令各级党部从事清党运动”等案，会后举行游行和阅兵式；南京国民政府发出秘字第一号令，通缉中国共产党首要和中国国民党“附共分子”197人，通缉令称：“查此次逆谋，实以鲍罗廷、陈独秀、徐谦、邓演达、吴玉章、林祖涵等为罪魁，以及各地共产党首要、次要危险分子，均应从严拿办。”；武汉国民政府下令免蒋本兼各职，令称：“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心反动，罪恶昭彰，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开除党籍，免去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同日又令：“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所统率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各方面军及总预备队，着均归军事委员会直辖。”是为宁汉分裂。

武汉主席时期的汪精卫

虽然汪到武汉后言辞激烈，表示“反共即是反革命”，“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但却对兴起的工农运动感到恐惧：“当4月中旬，兄弟到武汉，看见那边情形，不但不像十三四年间的广东，也不像十五年间的广东了。其时武汉已成为共产党把持的局面了。只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其理论与方法已完全是共产党的，而不是国民党的了。”他认为中国经济落后，算不得有大资产阶级，共产党所谓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大地主、小地主……在实际上界线难定，只是共产党欲利用这个名词捣鬼，将其所欲打倒的，加上一个“大”或“中”字。汪以巩固联合战线、维护工商利益为名，将工农运动称为“幼稚”、“过火”、“越轨”，要加以严厉制裁。4月21日，武汉军事委员会通电全国，号召一致努力完成北伐及肃清蒋等叛党分子；蒋通电宣布军事委员会由广州迁移南京，于本日开始办公。4月汪决定制裁党内违反本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5月，武汉政府分别颁布法令，保护地主、工商业者，制止工人及店员过度要求，禁止其干预厂店管理。6月，发布通令保护军人家属财产土地。武汉国民党中央还制定了《禁止民众团体及民众自由执行死刑条例》。

6月1日，共产国际给鲍罗廷、罗易之5月“紧急指示”传到中国，要求实行土地革命，吸收工农领袖充实中国国民党中央，动员2万名左右共产党员，加上5万名工农革命军组成一支可靠军队，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等，中共中央立即举行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决定回电莫斯科：“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6月5日罗易将国际指示泄露给汪精卫，并要他“接受电报的要旨”，“否则就将国民党一刀两断”，汪拒绝接受，并指责说：“你们破坏了协议。”罗易本来想拉拢汪，然则引起汪对中共的提防。6月12日，汪、谭延闿、孙科、顾孟余、徐谦于郑州会议结束后，是日返武汉，于右任附车同行。

舟中感怀

倚栏惟见水无垠，
天海遥从一线分。
渺渺沧波峰载雪，
沈沈暝色岫连云。

佳兵似火终难戢，
止乱如丝只益棼。
惆怅风涛作松籁，
梦魂犹认故山闻。

——汪兆铭，1927年作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指斥武汉国民政府“公开的准备政变，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声明中国共产党“永远为工农兵学小资产阶级广大的民众利益而奋斗，决不能对于国民党中央现时这种政策负责”，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之共产党员，但共产党员不退出国民党，不抛弃与中国国民党合作之政策，宣布中国共产党将继续绝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反对一切封建余孽，继续增进工人利益和解放农民之斗争；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因汪集团背叛，革命形势逆转，无力挽回，于上月末化装成检查电线之工人离开汉口北上郑州，转西安赴苏联，是日发表《辞职宣言》。7月14日晚，武汉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秘密召开“分共会议”，兼有中国国民党籍之中国共产党员都被排斥而不得参加，汪在会议上极力主张“分共”，陈友仁代宋庆龄发言极力反对，称：“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总理手定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够发展成今天的局面，抛弃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会议决定派重要人员赴莫斯科说明联俄政策乃是三民主义联合共产主义，三民主义之中国联合共产主义之俄国，并讨论“切实联合”辧法，对于“违反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之中国共产党员予以制裁；宋庆龄因汪集团排斥中共，写成《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7月18日在汉口《人民政坛报》公开发表；共产国际在苏联《真理报》上发表《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冯玉祥、徐谦、孔祥熙自洛阳致电南京、武汉政府，力陈内讧妨害对外，主张召开开封会议，专议党内问题，双方停止向安徽、江西征调军队，共图和平，凡会议公认负咎之人，均当服从众议下野，7月18日胡汉民、钮永建、吴敬恒自南京覆电赞成携手反共，惟对汪等上月覆冯祃（6月22日）电中所称“南京决难宽恕”之言及武汉倒蒋之行动表示不满，7月22日冯玉祥再电汉口汪劝和，并提开封会议办法，7月24日汪等覆电赞同，声明反共，愿迁都南京实行宁汉合一，如宁方赞同，可在开封开预备会议，不必拘会议形式，汪并另电致冯，称对蒋只有公愤，别无私仇，但“政府法统必以死争”。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以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名义报告《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称中共中央7月13日《对政局宣言》是“破坏本党容共政策之最大表示”，中国共产党既然退出国民政府，“则在国民革命军中、各级政府机关中，亦无须存在”，会议通过《取缔共产党》案，正式和中国共产党决裂，随即在武汉大捕中国共产党人，在育才学校、文化书社等处一日即捕20余人，中共中央从武汉开始转移和疏散人员，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解散。7月26日，汪准备在庐山秘密会议，通知贺龙、叶挺参加，并令所部集中德安，贺龙、叶挺、叶剑英、高语罕、廖干吾在鄱阳湖小船上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决定不去庐山，部队亦不去德安，而按第二十四师、第二十军顺序速向南昌开进，是日贺龙第二十军到达涂家端口。7月27日，鲍罗廷离开汉口乘京汉铁路车北上郑州，转道陕、蒙回苏联，汪、谭延闿、孙科等到车站送行。7月28日夜，汪偕孙科、张发奎等离开汉口赴九江，次日到庐山，密商加紧“清共”，唐生智、朱培德、黄琪翔、金汉鼎均与会，会议决议：一、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二、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三、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恽代英、廖干吾、高语罕等人。武汉分共后，汪再次确定民权主义，主张地方自治，完成训政，实施宪政。

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率领北伐军2万余人发起南昌起义。8月2日，胡汉民、钮永建、吴稚晖、李烈钧覆冯玉祥转汉敬（7月24日）电，谓“汪精衛前存意气，故未能开诚相商，只须实践四月开执监大会之宿诺，则其重要分子来柄大权，亦所希望”，次日汪、谭延闿、孙科、唐生智、程潜等联名电冯表白彻底反共，谓已通告于一个月内开执监会议，“俾进行讨共及对北战事”，8月8日李宗仁、蒋、胡汉民等11人电谢冯玉祥，宁汉妥协成立。8月3日，汪等电冯玉祥，表示愿与宁方一致努力，消灭共产党，汪称：如宁方“果能尊重中央，南讨共贼，北伐奉鲁”，他个人之进退，无关轻重。8月4日，汪致书西山会议派许崇智，对容共表示认错，并对许颇多推多推崇，要其“出而负责，置党于最安全之地”。8月7日，汪在中国国民党湖北特委会临时宣传大会上作反共演说，称：“我们今日已经到了决斗时期，要和共产党，和一切假革命派决一死战。”。8月8日，武汉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议决，开除跨党中国共产党员之中国国民党党籍：一、由中央党部下令，凡列名南昌革命委员会之跨党党员谭平山、林祖涵、吴玉章、恽代英、高语罕，开除党籍，并免职通缉拿办，二、列名中国国民党执监及候补执监委员之跨党党员杨匏安、毛泽东、董用威、邓颖超、许甦魂、韩麟符、于树德、江浩、夏曦等，一律开除党籍并免职；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蒋、胡汉民、李烈钧等电武汉汪、谭延闿等，谓“伏读江（8月3日）电，喜极而涕”，“前电明令，共党全退出党部，则党只有整个善后，并无两派争执，开一中央全会，以促大会之进行，早望彻底整理，自亦宜之。然南京集会，汉上同志早有决议，翘请汉同志，及早莅临，以践夙诺”。8月9日，武汉汪等通电全体中国国民党员，首述反共经过，继谓中国国民党之危机，因反共已去其一，惟分裂不可不及时解决，决于一个月内召开四中全会，解决党内纠纷，8月11日武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通告各执行委员，预定本月15日召集之四中全会，延期至9月15日在南京举行。8月12日，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会议，蒋以北伐受挫，宁汉谋和之压力，提出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军事方面交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三总指挥负责，晚11时30分偕白崇禧、黄郛暨随员、卫队离开南京赴上海；李宗仁、白崇禧自南京联名通电汪、谭延闿、唐生智、程潜、朱培德、张发奎、陈公博等创议宁汉联合，内称：诸公毅然清党“讨共”，“已与宁方一致，其他党内问题自可迎刃而解，而介公蒋介石以其所抱清党去鲍罗廷目的已达，对于总揽戎机之权，急须卸脱仔肩，离宁休养，所有总司令之职权，交军事委员会接收”，“党内政治问题，亟须推诚计议，迅谋解决，请速电示进行方针，以便合宁汉全力一致北伐”。

宁汉合流

1927年8月13日，蒋在上海通电宣布下野。8月14日，白崇禧、夏威、胡宗铎电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等商宁汉合作，内称蒋已离宁赴沪，总司令职权交军委会接收，现双方所争持者皆不成问题，至因争持期间所发生之诸问题而必须先解决者，仍由代表赴浔面商。8月15日，武汉汪、谭延闿迭接南京要求合作电报，是日覆电请李宗仁等赴九江协议；汪在武汉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作报告，称“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都只有一个，谁亦不能任意把持……我们坚持我们主张，务必达到提高党权的威权”，武汉政府早已决定要迁往南京。8月19日，武汉政府依据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决议，通电宣布迁都南京，并以中央执委会名义发表《迁都南京宣言》，称：“今者蒋中正既解除兵权，以听命于党，李宗仁等复环请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即由武汉迁都南京，以实行四月初旬之决议，而亟谋全党之统一”，经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决议，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克日迁都南京，并以党员应服从党纪，抵抗帝国主义侵略，肃清军阀，合力铲除共产党，以党治军等四端相勉励；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汪提议，撤销中央前次对党内右派开除党籍之处分；汪、谭延闿电南京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促宁方一意渡江作战，声明东下诸军“只有急难之谊，并无他图”。8月20日晚，汪前往庐山举行军事会议，与程潜等会商军事及政府迁南京等问题。8月21日，西山会议派张继就宁汉合作问题致电南京，略谓：“值此危疑震撼之际，团结内部，实为唯一要图，其办法似宜统一汉、宁、沪三党部合组，南京、武汉两政府同属一家，无正统与非正统之可争，先后反共，更无谁胜谁负之可夸”，“精卫对内外皆失信仰，暂避要路，东南大局更有赖焉。”8月22日，南京代表李宗仁抵达九江，旋赴庐山与汪会谈宁汉合作，会议决定：谭、孙8月23日先偕李宗仁赴南京详商一切，武汉东征军暂行停止前进，武汉中央党部、政府、军委会一星期内迁南京，南京拱卫暂令第七军负责，前方军队限即日肃清津浦铁路南段。

1927年9月5日，宁汉合作大致商妥，是日汪偕顾孟余、徐谦、陈公博、何香凝、朱培德等自九江抵达南京，惟南京遍贴反汪标语，同日武汉代表谭延闿、孙科自南京赴上海，与胡汉民等协商合作办法。9月8日晚，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李宗仁等设宴欢迎武汉抵宁中委，汪演说，称宁汉分裂是由于“工作上之注意点有所分岐”，“一方注意于清党，一方注意于提高党权”，并称今日必须团结，“要以十二分的诚意和十二分的勇气，来纠正既往，补救现在，开济将来”。9月9日，汪、谭延闿、李宗仁、白崇禧、孙科、朱培德、李烈钧、陈公博、甘乃光等为挽五中委回任，并与在上海执监委交换团结意见，是日自南京到上海，汪在北站接见记者，称汉宁两派在军事方面现已一致，政治方面亦非一致不可，两派合作已不成问题。9月10日，汪在上海对《申报》记者发表谈话，称颂蒋反共“有先见之明”，并称自己“自从五月间奋斗起，一直到现在为止，都是主张分共的”，又称彼此“反共之方法与政策不同，以致把党分裂”，“关于政治问题，在军事时期，不得不题高党权，实行以党治军，以党治国”；汪等电奉化蒋到上海“会商党国大计”。

9月11日，中国国民党汉、宁、沪（西山会议派）三方中央要员在上海戈登路开谈话会，商统一党务及宁、汉政府合并改组办法，汪等21人出席，推谭延闿为主席，胡汉民、吴敬恒、蒋、陈公博、顾孟余拒不出席，会议连开三日，辩论甚烈，宁派力主非汪下野无以平党员之愤，汪决暂退，会议决定：一、由宁、沪、汉三方面各推委员6人（另候补委员各3人）及共推委员14人合组中央特别委员会，为行使党务政治之最高机关，二、中央政治委员会及中央政治会议暂撤销，三、宁、汉两政府合并改组，由特别委员会另选国民政府委员，并委派军事委员会委员暨各部部长，四、特别委员会除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外，应负责统一各地方之中国国民党党部，并于3个月内筹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解决党内纠纷，五、推汪、谭延闿、蔡元培、谢持起草统一宣言，六、推张继、于右任、何香凝、李石曾、蔡元培5人代行监察委员职权，因宁、沪两方否认三月间武汉召开之第三次全体会议为合法，遂改四中全会为中央执监委员临时会议。9月13日，汪偕顾孟余秘密离开上海赴牯岭，行前顾致书南京中央党部称：“此次东下，系专为出席第四次中央执监会议而来，现闻在沪同志多主张暂时不开此次会议，此外其他会议，孟余已无参加之必要。”，汪电中执委会并通电全党，自认对共产党“防制过迟”，自动下野，并听候处分；武汉政府停止办公，结束一切，迁宁第一批人员已于昨日出发。9月1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在南京举行，宁、汉、沪（西山会议派）三方代表20人出席，谭延闿主席，恢复王宠惠党籍，设“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推定委员32人，以张继、于右任等五人代行监察委员职权，对汪自请处分案，决定应无庸议，并决定劝汪、蒋及胡汉民等速出任事。9月16日，宁、汉、沪三方合组之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成立，即开第一次大会，决议要案多件。汪发表《中国国民党特别委员会宣言》，宣告国民党宁汉合流。9月爆发宁汉战争，桂系军人和西山会议派掌握宁方取胜，汪下野。

1927年9月17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开第二次会议，讨论改组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案，议决推丁惟汾、于右任等47人为国民政府委员，以汪、胡汉民、李烈钧、蔡元培、谭延闿5人为常务委员，于右任等67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以蒋、胡汉民、谭延闿、何应钦、汪精卫、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朱培德、程潜、唐生智、李济深、杨树庄14人为主席团，通过大学院院长、各部部长名单。9月19日，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开第三次大会，张继主席，决定：一、推汪精卫、蔡元培、谢持为常务委员，叶楚伧为秘书长，推定中央党部各部委员：组织汪精卫、陈树人、谢持等8人，宣传戴季陶、顾孟余、胡汉民等8人，工人陈公博、居正等4人，农民甘乃光、陈果夫等5人，商民褚民谊等5人，青年傅汝霖、邹鲁等4人，妇女何香凝、陈璧君等6人，海外邓泽如、林森等4人，二、中央政治委员会（或称政治会议）及各地政治分会一律取消，其职权分别由中央党部、省党部、国民政府、省政府执行，各地政治分会限10月1日前取消，三、以前各级党部及国民政府（指宁、汉、沪三中央党部及宁、汉两政府）立即合并于新组织之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所属机关立即移交。9月2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产生之国民政府委员及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在南京举行就职礼，张继代表中央特别委员会致训词后授印，蔡元培代表国民政府委员接印，并致答词，接着蔡元培代表中央特别委员会向军委会训词，伍朝枢代表国民政府向军事委员会授印，程潜接印并致答词，至此，沪、汉、宁三方合流之国民政府产生，武汉政府正式结束。9月21日，汪、顾孟余、唐生智等返汉，依据上月22日中国国民党武汉中央政治委员会之议决案，于是日成立中央政治委员会武汉分会，与南京对峙，指定委员23人，以唐生智、顾孟余、陈公博、孔庚、邓寿荃5人为常务委员。9月25日，汪通电中国国民党各级党部、各报馆，称“政府职务虽已解除，党员责任未敢放弃”，表示仍愿“以党员资格，奔走各方”，同日汪电黄琪翔，称当回广东候命，“为指臂之助”。

1927年10月2日，孙科、伍朝枢由南京前往牯岭劝汪精卫复职，同日汪电南京谭延闿、蔡元培、李宗仁等称：“政府职务，虽已辞谢，党员责任，未敢放弃，拟以党员资格奔走各方。”。10月10日，汪偕宁方代表孙科、伍朝枢等自九江抵达汉口，次日宁方代表与汪、唐生智及李济深之代表等在汉口会谈，汉方代表唐生智、顾孟余等提出解决“党的纠纷”主张如下：一、在宁召开第四次中央执监会议，二、恢复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三、追认中央特别委员会，四、规定中央常务、特别两委员会之职权，五、恢复中央监察委员会，10月13日宁方代表孙科等携此提案返宁。10月13日，南京谭延闿、程潜、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孙科、伍朝枢联名致电汪精卫，赞同在武汉所议各项办法，并定11月1日在南京召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请汪邀同武汉、广东、九江各中委赴南京集会，10月17日汪电广州陈树人等，谓宁方已赞成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恢复中央执委会，武汉委员将东下，请陈等到上海会齐，或到武汉同行，10月18日汪致电各地中委，提出两项意见：一、如四次中央全体会议不得已延期，似宜再行通告，二、党务重要议案似宜留待全会公决。10月28日，汪偕甘乃光等10余人自上海抵达香港。10月29日，汪抵达广州，政治分会、省政府、省党部及各界均派代表到西堤欢迎，同日汪与何香凝、甘乃光电邀南宁黄绍竑到广东商量政务，11月3日黄覆电称将广西省政务略为处置，即行下广东。10月30日，中国国民党在粤中执监委汪、李济深、何香凝、李福林、陈树人、陈公博、甘乃光在广州开联席会议，决定联名通电主张克日在广州开第四次中央全体执监委员会议，解决党务、政治、军事，并令中执委会之常务会议及秘书处恢复办公，成立中央执监委员通信处，同日汪等7人联名电促各中委齐集广州开四中全会；李宗仁、白崇禧等电催汪、陈公博等入南京，并解释特委会之产生，系各方在上海所共同议定。10月31日，谭延闿电促汪、李济深刻日到南京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李宗仁、白崇禧再电汪等劝驾。

张黄事变

1927年11月4日，汪等至电南京、上海、武汉，称若谭等坚持在南京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则中央特别委员会应即取消，最低限度亦应明白宣布停止其职权，并宜于正式会议以前，在广州或上海先开预备会议。11月5日，汪在广州中山大学演讲《武汉分共之经过》，称：“联俄与容共政策，为应付时代和环境所取的一种政策，不能与三民主义同样有长久的时间性。时代与环境变了，政策也即随之而变化的。”、“容共之后，必定分共，是不可免的。不过容共时候，不能说出来，犹之明知到上海后，必然分路，不过从香港到上海的路上，大家都不说出来便了。”11月7日，宋子文奔走蒋汪合作，汪已允诺，是日宋自广东启程返上海，称粤宁提携已经成立，拟更为之斡旋，以谋切实之办法。11月10日，蒋自日本乘“长崎丸”返抵上海，即电促汪赴上海晤商党务，并谓欲使党从破裂复归完整，非互相谅解，从速举行四中全会恢复中央党部不可，汪接蒋电，即在葵园会议席间传阅，各委以蒋对开四中全会既表赞同，此后一切纠纷不难解决，似可不必坚持在广东举行，遂表示同意，即席公推汪、李济深二人为代表，赴上海与宁、沪各中委磋商；汪在广州黄埔军事政治学校演说联蒋，称当时蒋“分共”，并非操之过急，自悔当日之过，以后当与蒋益加团结。11月16日，蒋在上海中国国民党员欢迎会上演说，称因汪力促，由日本返上海，与汪合作不成问题，必须汪、胡等共同联合，始是真合作，但不赞成排斥西山会议派。

11月17日，张发奎、黄琪翔拥护汪精卫，发动驱遂李济深势力之广州张黄事变，汪在广东成立政府。11月18日，汪、李济深乘“亚洲皇后号”轮抵上海；上午，汪与蒋在上海环龙路宋子文宅会见，交换党务、政务意见，蒋对开四中全会表示赞成。11月19日，汪、李济深与蒋、谭延闿在上海晤谈，汪提出粤方中委关于“宁汉沪合作”之提案。11月20日，粤变发生后，汪颇受各方指责，是日汪在上海往访胡汉民，胡称病拒见。11月24日，谭延闿、蒋、汪、李济深联名在上海召集中国国民党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谈话会，到会中央委员23人，胡汉民、李烈钧未出席。11月25日，汪在上海招待记者，称张黄事变之起因，并非由于对中国共产党问题，乃是由于对特委会之态度不同。

1927年12月1日，冯玉祥电上海劝蒋“东山再起，主持一切”，同日又电汪，盼“出山主持，团结内部”。12月，国民政府发出讨伐广东令。12月2日，国民政府下令讨伐张发奎、黄琪翔；中国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通过讨伐陈济棠令。12月3日，宁、粤两方中国国民党中执监委在上海开谈话会，到蒋、汪、谭延闿、蔡元培、李济深、何香凝、李宗仁、张静江等29人，以已足法定人数，临时改开四中全会第一次预备会议，蔡元培主席，会议对特别委员会之存废及处置粤变方针均有辩论，讨论良久，一致主张在四中全会解决。12月4日，中国国民党四全会预备会开第二次会议，汪主席。

12月初，在中国国民党四中全会预备会议请蒋复职，各方纷电促蒋再起。12月9日，汪电张发奎解除教导团武装，驱逐赤卫队，搜查职工会，12月10日广州宣布特别戒严，日夜搜查户口，张令离广州部队向市区移动；汪密电广州陈公博、张发奎、朱晖日，称黄琪翔之容共，已为不可讳之事实，要求黄暂时退休，认真“肃清”共党；四中全会预备会议因汪要求而延会，汪派与李济深派各开小组会议，互谋对付之策；冯玉祥、阎锡山先后电促蒋复任总司令，何应钦、贺耀组等亦联名通电拥蒋出山，主持军事，12月11日冯、阎联名电请中国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起用蒋主持军政，并电促蒋复职，次日冯又另致电，谓此时军事非有统一枢纽，决难完成革命，非蒋出山，不能当此重任。12月10日，四中全会预备会开第四次会议，于右任主席，有力之反粤派李济深、李宗仁、吴敬恒等未出席，汪等11名粤委突提议请蒋续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案，即通过，汪并声明，如对其不能谅解，个人“尽可引退”，随即议决十七年（1928年）1月1日至1月15日在南京召开四中全会，由蒋负责筹备，关于军事、党务各案，分别并案交付审查，至是预备会议结束。汪受到新桂系攻击。

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人张太雷、黄平、叶挺、周文雍等领导工人、士兵和农民2万余人发起广州暴动，三日内双方先后报复屠杀。12月13日，国民党左派因暴动而普遍转向支持分共，汪陷入窘境，反汪派借以对汪及张发奎竭力攻击，指其为共产党，汪为剖白其确非共产党，特于是日在上海报纸公布其致陈公博等反共密电数件：一、请黄琪翔暂时退休认真清共之青（9日）电，二、致李福林请驱逐俄领之佳（9日）电，三、致陈公博等请派兵会剿海陆丰等处共产党之青（9日）电，四、致陈公博令围捕苏俄领署内之共产党员之蒸（10日）电；李济深对东方社记者谈称：广州暴动不可轻视，汪精卫等与此事有关，李宗仁亦称汪等与此次事件有关，故中央全体大会应拒绝汪等出席；粤方中央执监委员汪精卫、甘乃光、顾孟余、何香凝、陈璧君、陈树人、王法勤、潘云超、王乐平联名发表宣言，望蒋悉心筹划广东各军力量，合力消灭共产党；张发奎、李福林、黄琪翔、陈公博急电汪、蒋等，报告广州事件经过，并称是日拂晓已将广州共产党肃清，“仍望本党各同志益加奋勉，务将共产党徒一网杀绝，并与苏俄断绝邦交，此后我国只有惟一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次日汪覆电张发奎等，嘱将共党“去之务尽”。

中原大战

主条目：1929年中国和1930年中国

1927年12月16日，国民政府下令查办与广州事变有关之汪、顾孟余、陈公博、甘乃光、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陈树人、何香凝，略谓：汪等于事变后，或列席会议参与逆谋，或发表言论公然袒护，舆论哗然，嫌疑难释，特派邓泽如、古应芬迅往查办呈覆；汪因受南京制裁，在国内无法立足，被迫于是日深夜登轮离开上海，出国去马赛，濒行前向中央执监各委员发出引退通电，称其以参加反特委运动之故，备受特委方面之仇视，愿个人引去以息纠纷，并为张发奎等无共党嫌疑力辩，通电仍主张“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不可不开，中央执行、监察两委员会不可不恢复，特别委员会不可不取消”，12月20日汪过香港未登陆，召黄琪翔随同赴法国。

1929年到1930年间，蒋获取蒋桂战争和中原大战（亦称蒋冯战争）胜利。1929年9月17日，张发奎在湖北宜昌解除南京国民政府的一个师武装，并发表反蒋通电，要求汪回国主政。11月汪回国，联合桂系共同抗蒋。

阎锡山与汪精卫在北京，1930年9月9日

1930年1月1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以汪“勾结陈公博、顾孟余等设立小组织”，并“应各叛将之请，回香港主持逆谋……以图坏破中央，颠覆党国”，议决永远开除其党籍，1月13日汪发表《怎样树立民主势力书》，指责南京“不但不能扫荡反革命，反与反革命势力结合一致”，“有党治之名而实与之反”，称“要为树立民主势力而努力”。1月22日，汪应阎锡山之邀商谈联合反蒋，特派王法勤、陈公博北上联系，是日陈离开香港绕道日本北上，于3月间抵天津。3月13日，汪致函覃振，主张以党驭军，谓“此后新旧忠实同志之合作，应以如何始能以党驭军为悬前待决之根本问题”。4月2日，陈公博等抵太原，称拥阎锡山主持政治，汪主持党务，冯玉祥、李宗仁主持军事。4月12日，汪就北方党务争执问题电平各省区党部联合处，称“亡党之痛，甚于个人失位”，主张牺牲成见，西山会议派邹鲁、谢持应阎锡山邀是日抵达太原，与阎锡山、陈公博等会商党务，陈有让步表示。4月21日，阎锡山、冯玉祥联衔电汪，称讨蒋军事布置就绪，大战即在目前，望北上领导一切，是日汪电覆阎、冯，允即就道，并称“一切大计，悉赖我公主持，请勿待，免误事机”，4月30日汪覆电北平中国国民党各省市临时联合办事处，允“摒挡就道，共策进行”。7月15日，汪由香港搭“加贺号”赴长崎，陈璧君、顾孟余、曾仲鸣同行，7月19日抵达长崎，7月20日到门司。7月23日，汪、顾孟余等改易姓名自日本门司搭“长城丸”抵达塘沽，阎锡山之代表贾景德、冯玉祥之代表薛笃弼及陈公博、邹鲁等往迎，旋即赴北平，汪在天津各界欢迎宴会上演说，要求蒋觉悟自己的责任，自动下野，声明与阎在与党务方面的主张已趋一致，希望阎任国民政府主席，自己“对于政府则拟处于赞助之地位，而专心于党务方面”，重申以党治国的原则，反对蒋以党代政，以党代民意机关，独揽一切的做法，呼吁加强“中日两国的亲切关系”。8月3日，阎锡山8月2日派冀贡泉专车到北平迎汪，是日汪乘专车赴石家庄，陈公博、邹鲁、覃振、薛笃弼、赵丕廉等同行，次日抵石家庄，汪、阎晤谈，交换关于党务等意见。

8月7日，中原大战期间，汪在北京召开“中国国民党党部扩大会议”。9月1日，北平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通电公布《国民政府组织大纲》，并推定阎锡山、唐绍仪、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谢持七人为国民政府委员，阎锡山为主席。9月2日，阎锡山电扩大会议表示接受政府委员主席职，扩大会议推汪、张知本、茅祖权、冀贡泉、陈公博、邹鲁、顾孟余为约法起草委员。9月3日，冯玉祥电扩大会议，表示接受政府委员职，并电促汪速组政府，同日顾维钧应陈公博等催促，自北戴河抵北平，与汪晤谈组织政府事，顾表示不愿参加新府活动。9月9日上午9时，阎锡山在北平怀仁堂就“国民政府”委员及主席职，汪居右，谢持居左，同就委员职，王法勤监誓，就职典礼完成后，即将汪起草之通电签署拍发，并分请唐绍仪、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各于所在地先行就职。

9月17日，阎、冯代表贾景德、薛笃弼自沈阳急电到北平，谓张学良将于9月18日夜发和平通电，并有军事行动，汪等接得此报，惊愕不知所措，9月18日晨汪等开紧急会议，聚商时局。当日，张学良发表《巧电》，宣布东北军挺蒋，反蒋阵营即将失败，北方代表以东北当局对时局已有鲜明表示，留沈阳亦无作用，孔繁蔚即于早9时返回北平转石家庄，贾景德、薛笃弼亦于9月19日上午离开沈阳返回北平。9月19日，汪电张学良，谓“今日最急之务在于除去内战之原因”，提出即开国民会议，召集合法之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由党员选举代表，制定约法，“防剿”湘、鄂、赣共产党等四点主张，询张如何实现，同日谢持、邹鲁、覃振亦电张学良，提出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等四项意见；下午北平扩大会议要员在怀仁堂会商应付时局方针，会后汪接见记者，谓“如张愿意和平，而能将余所举四项谋其实现，一切自无问题；如张决进余而情势恶化，则无论太原、西安，吾人均可作为根据地”。9月20日，赵戴蒙到北平，传达阎意决守山西，邀扩大会议中委赴晋，汪、陈公博、王法勤、白云梯、陈树人、陈嘉祐、经亨颐、茅祖权、覃振、邹鲁、谢持、潘云超、傅汝霖、赵丕廉、冀贡泉因东北军已入关，即随赵戴蒙赴石家庄，曾仲鸣、何其巩等同行，车至琉璃河，为冯玉祥所派之邓哲熙、王化初所阻，要求诸委留北平镇慑，赵戴蒙等10余人随即偕邓、王折回北平，汪、谢持等六人继续南行，同日汪抵石家庄，即晤阎锡山，嗣往郑州晤冯玉祥。

七绝

残峰废垒对茫茫
塞草黄时鬓亦苍
欲剩一杯酬李牧
雁门关外度重阳

——汪兆铭
1930年作

9月25日，北平扩大会议中央委员覃振、赵丕廉、陈嘉祐、经亨颐、刘守中及职员40余人，9月24日晚由石家庄抵达太原，是日午后扩大会在太原举行会议，讨论今后工作，同日汪、陈公博由郑州晤冯后返石家庄。10月1日，汪、陈公博抵太原，扩大会议连日在太原开会，继续研究起草约法工作。10月4日，汪、阎锡山密赴郑州，促冯玉祥共同发表停战通电，当日汪、阎离郑北返。10月11日，汪精卫与阎锡山在石家庄会议，冯玉祥派刘骥、张允荣两人出席，结果决定阎、冯、汪均下野，10月13日晨汪离开石家庄赴太原，准备出国，10月16日阎锡山返太原。10月16日，阎锡山由石家庄返回太原，晚8时许，召冯玉祥、汪、陈公博、邹鲁、谢持等各要员会议，决定根据微（10月5日）电主张，采取和平办法，希望东北将和平解决之具体办法早日实现，如果和平解决一切，阎、冯将同时自动下野，军政大权将交给才力优裕之大员接任。为了留下一些有价值的政治遗产，汪在败退期间仍抓紧时间起草《约法》，10月27日，三读通过了8章211条的《太原约法》和10条的《国民会议条例》，内容相对开明。10月31日《约法》公布，随后在晋城和冯阎会晤；11月1日，汪与陈公博、陈璧君等经大同雁门关离开山西借道天津，前往香港；途径长城脚下触景生情，写下一首七绝；11月3日，达到天津后，汪不顾陈公博的反对，发表宣言向南京方面表示不再进行倒蒋活动，愿意在野进入体制内合作；改组派分歧因之扩大而解体。11月23日，汪偕夫人陈璧君由天津秘密乘近海邮船亡命日本。

宁粤分裂

1931年1月1日，汪在天津宣布下野。2月28日，蒋与胡汉民因“约法”问矛盾激化，蒋极力坚持在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制定“训政时期之约法”，胡则坚决反对国民会议议及“约法”，是日蒋以胡操纵党务、把持立法院、阻止外交、包庇反动（指许崇智）、破坏约法等罪，在南京将其拘禁，宁粤分裂自此开始。5月1日，汪通电中国国民党海内外各党部，略谓蒋祸党祸国，“暴横日甚，言之痛心”，现广东方面奋起讨蒋，“事变至此，宜即依据总章，召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解决一切”。5月，国民会议在南京集会，通过训政时期约法。发表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5月27日，胡汉民派在粤成立“军政府”。5月28日，汪、唐绍仪、陈济棠等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并发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成立宣言》，称南京政府已成为蒋独裁之工具，广州“国民政府，自今日始，事事当反蒋中正之私，而向于总理之公”，对于军人，“信赏必罚”，对于财政，“收入支出，一切公开”。胡又和汪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和两广军人陈济棠、李宗仁等在广州成立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形成宁粤分裂。5月29日，广州“国民政府”第一次会议决议：推孙科、汪精卫、古应芬、唐绍仪、许崇智为常务委员，以陈融为秘书长，陈友仁为外交部长，邓召荫为财政部长。粤、桂、胡、汪联合反叛。9月初，广州政府开始北伐，然而几天后九一八事变爆发。11月29日，蒋致电汪，请促粤方早息纠纷，从速入京，俾中央全会得以定期举行，“中正以一人之身，急图北上，立待全会开成，俾奉命遄征，得有遵循”。

宁粤合流，合组以孙科为首的政府，蒋下野，汪在野。12月28日，中国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第四次会议决议：一、推举胡汉民、汪、蒋、于右任、叶楚伧、顾孟余、居正、孙科、陈果夫9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叶楚伧为秘书长；二、选任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蒋、汪、胡汉民、唐绍仪、张静江、蔡元培、萧佛成、邓泽如、谢持、许崇智、王法勤、李烈钧、邹鲁、邵元冲、陈果夫、叶楚伧、宋子文、王伯群、方振武、熊克武、阎锡山、冯玉祥、赵戴蒙、王树翰、薛笃弼、刘尚清、柏文蔚、程潜、经亨颐、孔祥熙、恩克巴图、杨庶堪、马福祥33人为国民政府委员；孙科为行政院长、陈铭枢为副院长，张继为立法院院长、覃振为副院长，伍朝枢为司法院院长、居正为副院长，戴季陶为考试院院长、刘芦隐为副院长，于右任为监察院院长、丁惟汾为副院长；三、通过中央政治会议组织原则，推选蒋、汪、胡汉民三人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委，轮流充当会议主席等。

1932年1月7日，汪电南京中央党部、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请辞两常务委员职。1月9日，新政府成立一旬，行政院长孙科表示独力难支，是晨自南京到上海，吁请汪、蒋、胡汉民入京主持一切。1月13日，张学良电促蒋、汪、胡汉民入南京，谓：“人望不可以屡辜，时会不可以再逸”，“宜及此政本未摇，余势犹在之际，集全党领袖于一堂，奋其智勇，以定安攘之策，则桑榆之效，或尚可收，沦胥之祸，其犹得免。若更分崩离析，或貌合神乖，信用一失，断难再复。”；蒋由奉化抵达杭州，1月14日在杭州对记者发表谈话，称“汪、胡如能推诚入京，余虽身在诟谇之中，为党为国，也无不乐从其后”，“惟熟审政治之环境，以及最近之事实，实鲜余个人负责之余地，故不得不仍以在野之身，尽个人职责”。

1月16日，陈铭枢自杭州返上海，携蒋致汪亲笔函晤汪，转达蒋促汪赴杭州意，下午汪去杭州晤蒋，商谈入南京事，1月17日蒋、汪联电促胡汉民入北，一同入南京，共支危局，并电孙科称：“俟展兄（胡汉民字展堂）驾至，即联袂入京”，“关于一切大计，亦俟商得展兄同意始决定”。1月17日，胡汉民复电汪，称血压未退，非长期休养不可，并称：“只须中央行责任内阁之职权，贯彻吾党数月来共同确定之政策，而吾辈在野之身，竭诚为政府之助，则对内对外，自能发展，开一新局势，以副国人之期望。”；张继、张静江赴杭州迎蒋、汪往南京。1月18日，孙科、何应钦等应蒋之召飞杭州，蒋、汪、孙科、张静江、张继等在西湖烟霞洞密商外交、财政、军事要政，并决定共同入南京；胡汉民电蒋、汪，声明暂不北入南京，称：“望各矢忠诚，俾哲生兄等得行使责任内阁之职权，贯彻其政策。”。1月19日，汪、蒋再电促胡汉民入南京，称：“此值国难严重时期，吾辈三人，与其天各一方，遇事不能即时商榷，诚不如同聚首都，随时献替，较于党国有裨。”。

1月21日，蒋离开杭州赴南京，临行对记者谈称：“余此行完全以私人资格入京赞助政府当局，绝不担任何职务。”。1月22日，蒋、汪、孙科、张继、李宗仁、冯玉祥等在南京励志社开谈话会，共商对日外交及财政等问题。1月23日下午，蒋、汪、孙科在南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日方案，至7时始散，晚上孙科及何应钦、朱培德等复在励志社商谈应付目前外交问题，政府要员连日交换意见，均趋慎重，汪、蒋咸主“先行安内，方可攘外”，蒋对陈友仁等之对日绝交主张，认为“只凭一时之快意，不顾国家永久利害”，力持不可。1月24日，蒋、汪等在南京励志社开中政会特委会，讨论对日外交问题，主张仍采妥协政策，会议认为陈友仁外交政策，基于隔阂国情，徒为孤注之一掷，决不可行，故毅然不采用，对陈之辞职，经讨论决定不予挽留。1月25日，行政院长孙科在上海分电林森及蒋、汪辞职，中国国民党中央临时常会决议慰留，居正、张继、张静江等晚乘车赴上海挽留孙科。1月27日，居正、张继、张静江等自上海回南京，向汪、蒋报告在上海因孙科拒见，致无结果等情形，中政会决议一致慰留孙科，在孙离职期内，院务暂由副院长陈铭枢代理。

宁粤合流

从1932年1月淞沪战役，到1935年11月中国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汪被刺，第二次汪蒋合为时3年10个月。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淞沪抗战开始，蒋主持中国国民党临时中政会，决议：外交部部长陈友仁辞职照准，特任罗文干为外交部部长，接开中常会临时会议，决议选任汪为行政院院长，任孙科为立法院院长，孙未到任以前由副院长覃振代理；汪、蒋、冯玉祥联名电张学良、阎锡山入南京。1月29日，中国国民党中政会决定抵抗日本，先迁政府于洛阳，免受敌舰威胁。汪在中国抗日战争初期抗日态度坚决，积极备战。然而由于指挥不动蒋人马，遂委请蒋出山指挥军队，自己主政。2月24日，蒋、汪、陈铭枢、罗文干等在南京开会，讨论上海局问题。4月7日，国难会议在洛阳开幕，到命会员144人，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12人，各机关团体代表700余人，汪致开幕词，略称：“国难会议应讨论御侮、救灾、绥靖各事宜。”。

4月8日，国难会议开第一次大会，由汪代表国民政府作关御侮、救灾、绥靖问题之报告。4月17日晨，蒋据颜惠庆电陈国际联盟特委会形势，与汪在南京汤山俱乐部召罗文干、陈铭枢、何应钦等商议对策，包括中国最低限度之让步，“满洲国”拒顾维钧出关对付办法等事项。4月20日，广东空军总司令张惠长抵南京，谒汪、蒋，请示扩展空军。4月25日，罗文干、郭泰祺偕英使蓝普森晤蒋、汪谈上海事。5月26日，郭泰祺昨晚到南京，是日分谒见蒋、汪、罗文干，报告上海停战协议签字。5月28日，蒋、汪联名发表通电，称“救国必先剿共”，对于共产党“必须以有效的方法抵制它们，必须不顾一切代价去应付它们”。5月29日，汪召罗文干、蒋作宾及外交委员会委员商外交问题，决定外长仍由罗继任，郭泰祺担任驻英公使，日内赴英履任，驻日公使仍由蒋作宾回任。6月4日，财政部长宋子文电汪、蒋辞财政部长职，6月5日汪覆电慰留。6月6日，蒋、汪及其他政府要员在南京会商，决议分别覆电慰留宋子文、陈铭枢，劝“以国家大局为重，继续负责维持”。6月9日，汪返回南京，6月10日在行政院会议上报告前赴上海挽留宋子文、陈铭枢经过，称宋允打消辞意，陈须请假略事休养。6月12日，顾维钧到南京，6月13日汪在南京召集各部长及顾维钧开谈话会，先由顾报告出关调查经过，然后讨论外交问题及国内财政问题。6月14日，汪、罗文干、顾维钧等飞庐山晤蒋，商外交、财政及“剿共”事宜。

斥张赴欧

6月18日，汪、宋子文、罗文干、顾维钧、王树翰、曾仲呜、刘宗杰等自南京同飞北平，往访国际联盟调查团，并与张学良协议对日交涉方针。6月19日，汪、宋子文、罗文干、顾维钧等在北平会见国际联盟调查团交换意见，6月20日继续会晤，调查团对东北义勇军及抑制日货问颇注意，6月22日汪、罗离开北平返南京。6月2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开会，汪详细报告东北情形，对日人在东省练兵窥伺关内及在东省之种侵略措置，陈述颇多，会议通过追认国民政府特派蒋光鼐为驻闽绥靖公署主任等多案。7月8日，汪邀请各地学术专家胡适、陶孟和、丁文江、蒋梦麟等32人在南京集会，讨论外交、内政、建设、教育等问题，外交侧重对日方针，建设侧重财政，教育侧重制度经费，7月13日闭会。7月17日，日军进攻热河，汪对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一再命张学良出兵抵抗。8月6日，汪公开致电张，宣称“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愿辞去行政院长职务来劝告张同时下野。

8月6日，汪以“外交、财政问题诸感棘手”，分别致电中执委会、林森、蒋、各院、部长，请辞行政院长职；汪致电张学良，望其辞职以谢国人，并称：“惟兄拥兵最多，军容最盛，而敌兵所忧，正在兄防以内，故以实力言之，以职责言之，以地理上之便利言之，抵抗敌人，兄在职一日，断非他人所能越俎。”、“令兄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自一纸宣言捍御外侮以来，所责于财政部者，即筹五百万……昨日则又以每月筹助热河三百万责之行政院……以此相要挟，诚不解是何居心。”；蒋接汪辞职电，急电恳切劝挽，内称：“吾二人既均以共赴国难而来，现在无论有何困难，必须共负仔肩，勉度难关，决不可于国难益加严重之际遽萌退志，务望即日返京，照常主持院务。”；蒋电请林森慰留汪，并电何应钦、宋子文、朱培德、吴铁城共同挽劝，蒋表示与汪共进退。8月7日，中国国民党中执会召开临时常务会议，讨论汪辞职事，一致议决由中执会急电慰留，并派何应钦即日赴上海会同居正代表中央挽留；蒋再电何应钦、朱培德促赴上海恳切挽汪回南京，何夜车赴上海，朱8月8日晨赴上海；北平政委会开会，张学良决定辞职，张覆电汪，劝汪“以国事为重，勿轻言辞”，“本人军、政权将分交平军分会、政委会”，同日张并电蒋请北来主持；罗文干呈行政院请辞司法、外交两部长职，表示与汪同进退。8月8日，汪在上海对记者发表谈话，促张学良下野，略谓：行政院院长人选，“于右任、戴传贤均可，蔡元培来更好”，继张者“以何应钦、朱培德为宜”，有询以冯玉祥、阎锡山如何，汪谓不可，“将予人以口实，增加纠纷”；汪再电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坚辞行政院长职，指责张学良治下省份，国家税收悉截留，兵额中央无权过问；张学良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行政院辞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职；张学良覆电汪电请中央罢免本职；蒋召见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嘱转电蔡元培挽劝汪回南京复职，并派武汉大学教授周鲠生代表赴上海面劝。

8月17日，汪回南京，出席中国国民党中执委会临时常务会议，报告辞职经过。8月21日，汪、宋子文等一行由庐山返抵南京。8月22日，中国国民党中委谈话会决定，汪暂不卸职，俟三中全会再讨论，汪在南京主持中政会，由宋子文暂代行政院长。8月25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开会，汪主席，决议行政院长由宋子文代理。9月10日，林森由南京到上海，劝汪返回南京，9月11日蒋又派张群自汉口兼程赴上海，促汪入南京主持政务。9月12日，中国国民党中委谈话会讨论中政会常委代理问题，决定不另推人，在汪未康复前，中政会改开谈话会，重要议案电汪请示办理，次要者待汪病愈返回南京补行签署。9月18日，曾仲呜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托，自南京赴上海转莫干山谒见汪，商中国国民党中政会主席问题，并促汪早日返回南京，主持中政会事宜。9月2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准汪请假二星期，在请假期中，中政会主席由中常委轮流担任。9月28日，内政部长黄绍竑奉蒋命赴莫干山探视汪疾，并商要政。10月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加推朱家骅、居正、陈果夫、叶楚伧、何应钦、贺耀组、黄慕松、朱培德为外交委员会委员，推定汪、宋子文、罗文干、朱培德、顾孟余等为常委。10月7日，宋子文偕褚民谊乘机飞上海征求汪对《国际联盟调查团报告书》意见，并促汪入南京主持中枢。10月12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汪患肝硬化症，准续假三个月。汪、张互讦，结果汪宣布辞职，10月前往欧洲。

1932年10月21日，汪决定赴魏玛共和国就医，行政院各部、会长集上海与汪话别，10月22日汪及家属、秘书等7人离开上海赴欧洲。12月24日，宋子文电促在德之汪回国，称：“现在救亡图存，刻不容缓，吾兄假期届满，各方咸渴望吾兄早日回国，领导一切。”

1933年1月9日，汪在德国柏林杜平根疗养院对记者称：“中国目前不思与日本正式宣战”，“中国今日之地位，不足向日本宣战。”。1月12日，汪在日内瓦发表宣言，略称：“中国对于暴日侵略，确立交涉及抵抗并发之方针”，“中国始终信任国联，听候解决，此为交涉之本旨也。惟在此期间，日本侵略不已，中国为领土主权人民生命财产计，断难坐受其侵凌，不能不奋起而为正当防卫，此为抵抗之本旨也。”。由于民众的呼声，蒋请汪回国主持抗日战争。汪要求张学良先辞职，蒋说服张学良去欧洲考察。3月17日，汪由德国返国，抵达上海，同日宋电中央及各部、会停止代理行政院院长职。3月22日，中国国民党中政会通过设立救国飞机捐款筹办委员会，朱培德、朱家骅等20余人为委员，汪任主席。3月25日，孙科、顾孟余到上海敦劝汪复行政院长职，汪允入南京商量，当晚汪偕孙赴南京。3月26日，蒋上午返抵南京，下午与汪商谈今后内政、对日方针，并敦劝汪复职。3月2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重要会议，蒋、汪、林森、居正、于右任、宋子文、戴季陶、孙科、陈果夫、叶楚伧、李烈钧等30余人出席，蒋报告华北军事情况，于右任、孙科提统一全国军事案，李烈钧提建设国防与改革内政案，因李案着重于开放政权与集中全国力量御侮，以事关重大，决定交中常会“从长缜密讨论”。

复职阁揆

1933年3月29日，蒋返回南京后与汪密商对日方针与“剿匪”问题，确定汪复职主持对日交涉，蒋负责全力“剿匪”，是日召开中国民党中政会议，蒋、汪、林森、于右任、戴季陶、孙科等50余人出席，汪表示复行政院长职，翌日汪向中常会销假到院视事。3月31日，汪精卫复职次日，对外界发表抗日意见：“本人素抱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精神，现国际一切公约，被日破坏无余，公理无可伸张，更无交涉可言，在此千钧一发之际，除全国上下精诚团结积极继续抵抗外，别无他法，同时并须妥筹充实军备，以期达到最后胜利。”

4月，汪精卫派陈公博北上“劳军”，目睹长城战役前线溃败之惨状。据陈公博，长城战役重挫汪精卫抵抗之信心，是其对日态度的转折点：汪先生在民国二十一年上海一二八之役是主张抵抗的，在民国二十二年长城古北口之役是主张抵抗的。在二十一年曾因张学良不愿意抵抗而通电邀张学良共同下野，因此出国。在长城古北口之役，又匆匆自海外归来，共赴国难，那时候汪先生总以为中国只有抵抗才有办法，可是也因长城古北口之役最使汪先生所受的刺激太深。因为前方将领回来报告，都说官兵无法战争，官兵并非不愿战，实在不能战，因为我们的火力比敌人的火力距离太远了，我们官兵并看不见敌人，只是受到敌人炮火的威胁。汪先生听了这些报告，以后便慢慢有主和的倾向。”“他看见张汉卿（学良）不抵抗，愤而辞职下野，这也不能说他纯粹出于冲动，他的确有爱国的诚心。及至他下野出洋，在欧洲居住几个月，他已明了国际的形势，国联本身是没有力量的，英法对于中国是不愿帮助的，美国更是保持孤立的，苏联是靠不住的，所以他愿意担上千钧重担，对于他毫不知情的塘沽协定也担上两肩，大概他那时已决定希望对于中日问题寻求一个解决方案。”

5月23日，何应钦、黄郛、黄绍竑联电蒋、汪报告与日方商谈停战情况及其条件，认为：“熟权利害轻重，与其放弃平、津，使傀儡资以组织伪政府，陷华北于万劫不复，何若协商停战，保全华北，徐图休养生息，以固党国之根基，较为利多害少。”，汪即覆电表示支持。5月24日，国民政府再次召开国防会议讨论停战谈判问题，决议要点为：“与对方商洽停战，以不用文字规定为原则，如万不得已，只可作为军事协议，不涉政治，其条件需经中央核准。”，汪将此内容电告何应钦、黄郛，并说明：“此为中央自负责任。”。5月29日晚，黄绍竑抵庐山，即向蒋、汪等人详细报告华北军事情况及北平军分会与日方交涉停战所作处置，蒋、汪赞同华北当局所作决定。5月31日，中日签订《塘沽协议》，11时10分中国代表在一字不改下正式签署。何应钦与日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天津塘沽举行会谈，共同签订《塘沽协议》，引发当世对汪与何应钦所签订的是“卖国协议”的谴责。汪精卫回应：“九一八以后，华北当局始终抱着不抵抗主义，所以我反对它。热河失守以后，华北军队在长城各口苦战三月，力竭援尽，向后撤退，平津失守，就在目前，所以我负责停战，正如去年淞沪之役，在一月二十八日的时候，在二月二十日的时候，我是极力援助抵抗，及至三月一日以后，前线溃败，后援不继，我便负责停战谈判。”

8月1日，汪、孙科、顾孟余、陈绍宽、朱家骅、曾仲鸣等自庐山返抵南京，汪在中国国民党临时中政会报告庐山会议经过。8月7日，蒋、汪联名电冯玉祥，促其离开察哈尔入南京，以便宋哲元“得以自由接收察省一切军政”，8月9日冯覆电拒绝。8月11日，汪偕铁道部长曾仲鸣到庐山，与蒋、黄郛等商谈华北战区善后、军队整编及结束察事等问题，8月14日返南京。10月1日，汪在上海晤黄郛，促其北返，黄允即日起程，并电告蒋介石，当晚汪、黄离开上海往南京。10月4日，全国经济委员会通告成立，汪、孙科、宋子文就常委职。10月14日，汪偕曾仲鸣、唐有壬赴庐山与蒋商宋子文辞职及“剿匪”军费、福建政局等问题，翌日离开庐山回南京。

1934年4月11日，蒋、汪和黄郛等在南昌商议华北问题及对日外交方针。

1935年1月21日，黄郛向林森报告华北政务，汪偕同黄郛到军校见蒋，1月24日汪、黄复同赴军校见，晤谈甚久。1月22日，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表示对中国“不威胁、不侵略”的政策，汪认为有谈判的空间。7月2日，汪因肝病在上海入诺尔医院治疗，行政院务由副院长孔祥熙暂代。但由于国民党主战派的反对，汪于8月8日表示辞职。8月14日，蒋由成都飞抵庐山，电汪往晤，汪迟迟未应。8月15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议决慰留汪，通过“严惩共党反复”案，凡共党“自首”或“自新”而复参加共产党者，一律枪决，或酌处无期徒刑。8月17日，蒋派张群携亲笔函飞青岛，促请汪早日返南京，主持政务，汪允即返。8月19日，蒋自庐山飞往南京，张群往见，报告赴青岛挽汪经过；汪自青岛飞上海。8月21日，汪自上海到南京，与蒋、黄郛会晤，蒋力劝复职，汪表同意。8月22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在南京开会，汪、蒋均出席，讨论汪辞职行政院长及兼外交部长案，决议慰留，下午1时许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以汪允复任事通知各部、会。8月23日，汪通电复职：卧病月余，一再具呈中央，恳请辞职，未蒙允准，兹遵照中常会决议，于本日销假回院视事；蒋以汪已复职，离开南京飞成都。10月15日，蒋与汪在南京晤谈中央最近政情。10月16日，日本贵族院议员坂西中将至南京访汪。

南京遇刺

1936年汪精卫与程天放（左）、曾仲鸣（右）于德国巴德瑙海姆合影

1935年11月1日上午，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南京开幕，汪主席致开幕词后，在会场外摄影时遇刺。原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军人，以晨光通信社记者名义入场的刺客孙凤鸣（原名孙凤海），一边高呼“打倒卖国贼”，一边向汪连开三枪。汪被枪伤左颊、左臂及背肋三处，中枪倒地后，对蒋介石喘息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之后，要你单独负责了。”陈璧君则抓住蒋介石说：“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可以不干，为什么派人下此毒手？”张继拦腰抱住孙凤鸣，张学良将孙手中的枪踢落，汪精卫的卫兵向孙开枪，孙凤鸣中枪被擒。蒋介石下令奋力抢救孙凤鸣以证清白，医生每小时注射强心针，但次晨孙仍因伤重在南京中央医院毙命。

据晨光通信社社长华克之称，该社为成立于1934年11月的铁血锄奸团掩护组织，意图借由刺杀国民党政要推动国共合作，积极抗日。该社前后共策划三次暗杀，前两次未遂。张学良则说，此次行刺为刘庐隐向王亚樵花钱买凶，针对的是广东籍官员如汪精卫、宋子文、杨畅卿、杨永泰等，孙凤鸣是王亚樵的雇用杀手。

1935年11月6日，行政院决议，以汪因伤不能执行职务，由副院长孔祥熙依法代理行政院院长，外交部部务由政务次长徐谟代拆代行。12月1日，汪电国民政府辞行政院长及外交部长兼职。五届一中全会上，汪升任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1936年2月19日，汪前往欧洲疗养。枪伤以后，汪背部伤痛定期发作，每次发作时疼痛难熬。

1936年3月中旬，汪精卫到达巴黎，几天后到德国巴德瑙海姆，在现不存在的卡尔登疗养院（Kurhaus Carlton），陪伴汪的有曾仲鸣、陈耀祖、以及在亚琛上学的侄子陈国强。期间传汪受邀与希特勒会面，但汪是否赴约存疑。4月6日，驻德大使程天放奉外交部之命对其进行慰问拜访，二人对中苏及中日关系进行了几次长谈。

1936年5月28日，驻法大使顾维钧与驻意大利大使刘文岛在德国巴德瑙海姆与汪精卫就中意关系进行会商。对于意大利取消其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及归还天津意租界以换取中国取消对意大利的制裁的提议，顾维钧表示在争取英美谅解的前提下可予以接受，汪精卫表示赞同并称若与英国对立，可能为害很大。1936年6月30日，德国政府安排下，海德堡大学向汪精卫颁发荣誉博士学位。

西安事变

感事

剑挂坟头草不青，
又将拂拭试新硎。
红旗绿柳随眸见，
鸟语笳声彻耳听。

松鼠忘机缘散策，
天鹅贪饵逐扬舲。
春来万物熙熙甚，
那识人间战血腥。

——汪兆铭，1936年作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南京国民党中央及陈璧君相继于当晚将此事电告正在法国戛纳的汪精卫。汪于12月13日凌晨及上午分别向驻英大使郭泰祺和驻法大使顾维钧电话通报情况，并称中央请其立刻回国。12月14日汪与驻德大使程天放通话，并请程向北德意志劳埃德公司为其订于12月22日由意大利热那亚开行的“波茨坦”号邮轮船票。

1936年12月16日汪精卫起草了一份面向国际社会的声明，请郭、顾安排将这份声明翻译为英文及法文以备发表。12月18日汪决定暂缓发表声明，且于当日到达了意大利热那亚。12月19日下午，顾维钧、郭泰祺、李平衡、程天放到达热那亚米拉马勒酒店与汪会面并商讨相关事宜。在热那亚陪同汪的有在科隆上学的长子汪文婴、曾仲鸣、陈耀祖以及驻意大使刘文岛的秘书。12月20日至22日，汪多次与顾、郭、程三人进行商讨：20日对声明内容进行了讨论、修改和最终确定，21日与22日上午对西安事变的国际影响以及制定相应的外交政策进行了讨论。1936年12月22日声明以英、法、德文分别在伦敦、巴黎、柏林发表。当晚汪精卫乘坐“波茨坦”号邮轮启程回国。

蒋在西安事变之后加强抗日而减缓内战，声望大增，并受到苏共及中共支持。1937年1月12日，中国国民党中政会主席汪回国，抵香港发表谈话称：“西安事变善后，杨虎城自应听命中央。”1月14日，汪精卫乘德轮抵上海。1月18日，汪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演说称，对外愿本两利原则与任何国家携手，对内不得有两种政府与军队。1月22日，汪广播讲演《怎样救亡图存》，谓“不特中国目前实行共产可以亡国，即使接近共匪，受其操纵，也足以引起大乱，而至于亡”。1月24日，汪与蒋在溪口商谈外交与内政方针，议定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于2月15日如期举行。汪精卫继续反对统一战线，赢得不少党内元老的支持，重新被推举为会议主席，并起草了会议宣言。宣言重申了五全大会中提出的：“在和平未至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当国家已至非牺牲不可之时、自必决然牺牲、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对和平为最大之努力。”2月15日，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首次访问中国国民党中政会主席汪，谈三中全会情形。

晚年经历

和平运动

参见：汪精卫国民政府

汪主张对日本亲善的“和平运动”，主要的论点为：

（一）中国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在彻底失败之前以谈判实现和平将更为有利；

（二）他曾和蒋有过谈判经验，因此认为蒋是不可信任的人；

（三）他关心日占区人民的利益，认为日占区需要照料；

（四）如果蒋赢得战争，汪和日本的协议自被取消，如果蒋不能获胜，那么协议可限制日本的行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汪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

1938年2月，蒋介石命高宗武以军事委员会官员身份，去香港以日本研究所为掩护，刺探日本动向。7月，高擅自密访东京，与主导诱降中国的首脑人物会谈。影佐祯昭表示，1月16日御前会议决定不以重庆政府为对手的态度至为明显，“如果蒋委员长下野，由汪主席出面负责收拾局面，则双方均有转圜余地，中国亦可保全面子”。高宗武回港后，向重庆报告。蒋得悉高私访东京，且日方希望由汪出面，愤而停止高在香港活动的经费，高闻讯病倒。周佛海照旧拨款，派梅思平前往香港名义接替，高仍参与工作。8、9月，高、梅与松本重治等在香港谈判。

10月，广州和武汉相继沦陷。汪精卫多次透过媒体表示愿意与日议和，日方也透过梅思平再次转达了希望他代表国民政府出山。10月22日，广州失陷当天，汪精卫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再次提出愿意议和。宋庆龄、何香凝等通电斥汪：“今我政府既宣布抗战决策，则对于淆乱人心，影响抗战之言论，必当明令制止，并向国际否认；而主和分子，必当摒弃”。故友陈嘉庚亦因此与汪决裂。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在重庆开幕，陈嘉庚针对汪而电报提议，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议长汪精卫宣读提案，表示反对：“孙总理常说和平救国，如果谈和平就是汉奸国贼，那么总理也是汉奸国贼了”。梁实秋亦反对提案，表示任何战争都是以和平结束，言和不等于卖国。提案获大多数赞成通过。梁实秋散会时遭学生围殴。

11月，高、梅与日方在上海签订“重光堂协议”，约定实现中日“和平”的条件：

1. 中日签订防共协议，以内蒙为特殊防共地区，允许日本驻军；
2. 中国承认满洲国；
3. 中国承认日本人在华居住、营业之自由；日本归还在华租界，废除治外法权；
4. 中日展开经济合作，中国承认日本优先权，日本为华北资源开发提供特殊方便；
5. 日本不要求战争赔偿，但中国需赔偿日本侨民因战争所受的损失；
6. 除协议特别约定军队外，待中日和平恢复，日本立刻撤军；待中国治安恢复，日本两年内完全撤军。

“重光堂协定”还约定了日本政府发布上述条件时，汪精卫“应立即声明与蒋介石断绝关系”，并发表声明与日方应和，俟机成立新政府。

发表艳电

1938年底，汪决定出走河内。为避免目标过大，汪系人马分批行动，前往法属印度支那东京保护国。12月5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工作为名，去了昆明。陶希圣以讲学为名尾随而去。原定汪精卫以去成都、昆明作抗战演讲为名，12月8日从重庆动身，在昆明与周佛海等会合，此前汪氏夫妇也将正在重庆南渝中学读书的两个幼子带去昆明，然后转飞河内去香港。12月19日，汪乘云南军阀龙云提供飞机前往河内。中国领事馆帮助其在领事馆对面的高朗街租下房子，然中国驻河内总领事许念曾实为军统线人，配合刺杀计划。

12月22日，近卫文磨第三次发表对华声明，由于受到陆军方面的反对，声明中没有体现出“重光堂协定”中两年内撤军的承诺。12月26日，蒋介石对外称：“汪先生此次离渝转赴河内，实为转地疗养，纯系个人行动，毫无政治意味……外间一切猜测与谣言，国人必不置信。”他发电报给香港《大公报》张季鸾，希望报道汪精卫时“宽留余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亦指示各报“停止讨汪肃奸”。同时，蒋介石指示同汪精卫关系较为密切的外交部长王宠惠、驻英大使郭泰祺、驻美大使胡适等人劝其返回后方，或告假游欧，不要发表任何宣言。

12月29日，尽管汪大失所望，仍遵循“重光堂协定”，在《南华日报》发表《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响应（29日电报代码为“艳”，字，是为“艳电”）。电文呼吁以“互相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对日和谈，“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引发争议。香港报贩公会决定“罢贩”《南华日报》等汪派报纸。同日，蒋回重庆，严词驳斥汪电。

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临时会议一致决议，在中原大战后第二次开除汪党籍。会议通过的决议文如下：

汪兆铭承本党付托之重，值抗战紧急之际，擅离职守，匿居异地，传播违背国策之主张。二十九日来电，竟以日相近卫根本灭亡我国之狂妄声明为根据，而向敌求和。一面腾之报章，广为散发，以建议中央为名，逞其摇惑人心之技。而其电文内容，尤处处为敌人要求，曲意文饰，不惜颠倒是非，为敌张目。更复变本加厉，助其欺蒙。就其行为而言，实为通敌求降，充其影响所及，直欲撼动国本。我国为救亡图存，发动抗战，百余万将士之死伤，数百万同胞之牺牲，惨痛深切，无非欲根本消灭敌人侵略之毒计，以永保为国家民族世代永久之生命。年余以来，国民则精神团结，将士则踊跃用命；万众一心，咸集中于本党总裁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坚毅不屈，有必达胜利之自信。今敌人谋我之野心益彰，伎俩益毒，即吾全国之敌忾愈切，决心愈坚。汪之所言，不但为中央所痛绝，实亦为全国民众所不容。查战争期间，任何国民，绝对不得违反战时国策之决定，而自作主张；本党纪律，更绝对不许逾越党的正式决议，违反党的规则，而以个人发表其意见。汪兆铭此种行动，其为违反纪律，危害党国，实已昭然若揭；大义所在，断难姑息，即当永远开除其党籍，并撤除一切职务，藉肃党纪，以正观听。我国民须知抗战决胜之最要关键，唯在意志统一，精神不贰。我民族在昔迭遭外患，如宋、如明，固仅为一姓一家朝代之溃灭，而非为民族之沦亡，然其致败之原则，皆由当时朝廷少数奸邪精神慑服，天良丧尽，以致灭亡，决非民气与国力之不能抗敌也。故今日抗战，非整肃纲纪，不足以振作精神；非怯除携贰，不足以战胜强敌。综观敌人最近之毒计，实欲威胁我精神，而导我于分离覆亡，本党深知为全国同胞，民族意识普遍，发扬春秋大义，深入人心，只须坚定不移，奋斗不屈，严守国策，统一意志，最后胜利，自必实现。今后抗战国策，一以本党总裁上月二十六日在中央纪念周所发表之演讲为唯一标准，愿我全国同志及将士同胞，本此意志，悉力以赴。其有背越斯旨之一切言论与行动，皆为国家利益与法纪所不容，必与国人共同唾弃，以保持战时意志，而完成为三民主义革命救国之使命。

1月4日，近卫内阁突然辞职，且原本答应响应“和平运动”的龙云、张发奎、何健等变卦，汪精卫陷入内外交困。1月7日，龙云致电蒋介石，报告从陈璧君之弟陈昌祖处所得汪精卫消息，建议由蒋派汪的亲信一二人到河内，以私人名义劝汪回国，或在重庆，或在国内任何地方居住，“对外则团结之裂痕不现，对汪则以后无从活动，日人亦无从挑拨”。蒋介石得龙云电后，误认汪企图“转弯”，1月8日日记云：“汪见无路可走，又想转弯，卑劣已极，宜乎其生无立足之地也。”同日，蒋介石致电龙云，表示“对汪事，此时只可冷静处之，置之不问为宜”，否定让汪回到国内的意见，认为日方将借此造谣，国内外也会发生怀疑与惶惑，“如为彼计，此时当以赴欧为上策，否则皆于公私有损。”

1月11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项目派郑彦棻到越南劝汪。1月20日，又计划派叶楚伧或陈立夫到越南。1月30日，蒋最终决定派原改组派成员、汪之旧部谷正鼎赴河内，劝汪到欧洲“疗养”。2月，谷正鼎抵河内，送给汪精卫三本护照和旅费50万元，其中两本是红皮外交护照，给陈璧君和曾仲鸣；一本是黑皮私人护照，给汪精卫，因蒋认为他已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所以不能拿外交护照。汪精卫愤而要求三本都是普通护照或外交护照，争执至3月。谷转达蒋的意见称：“不要去上海、南京另搞组织，免得为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汪精卫则表示：“我不离重庆，艳电不能发出，然当此危难之时，离重庆已经很痛心的了，何况离国？我所以愿意离国，是表明要主张得蒙采纳，个人不成问题。 ”汪坚持，如果直接交涉与国际调停同时进行，他就愿以在野的身份从旁协助，但当局如果不下决心，让局面继续拖延，就算他已经离开，也会赶回来。此番说话，汪氏认为是引发后来河内暗杀之原因。

河内遇刺

蒋介石劝汪赴欧的同时，亦筹划刺杀。1月17日，汪的亲信、《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在香港被刺。1月26日，蒋介石日记云：“派员赴越。”31日日记云：“港越人员之行动注意。”汪派陈昌祖赴昆明拉拢龙云，陈于2月13日返河内时在火车上被军统逮获，并查到龙云给汪的信。2月18日蒋日记云：“汪伪真无赖无耻，吾未见卑劣狡诈之如此也。”2月26日，汪精卫为女儿汪文惺与何孟恒在河内举行婚礼。3月15日，蒋日记云：“注意：对汪阴谋之对策。”3月18日，日本透过驻港总领事田尻通知汪方，日本将支持汪组职政府。3月18日蒋日记云：“汪通敌卖国之谋益急，而其行益显，奈何！”

3月20日，曾仲鸣妻子，抗战后携家人避居香港的方君璧，接电报后来河内与即将赴欧久别的丈夫道别。汪、曾两家趁此机会准备到三桃游玩散心，以陈恭澍为行动组长的军统人员则项目尾随至人少偏僻处行刺。然而，半路法国警方派人警告汪，接获情报有人将对其不利，劝其勿出远门，汪一行人折返，军统刺杀未遂。陈恭澍怀疑项目已经暴露，决定当夜行动。21日凌晨，军统人员越墙进入高朗街25-27号的汪宅，曾仲鸣遇刺身亡，方君璧亦受重伤。3月22日，蒋日记云：“汪未刺中，不幸中之幸也。”汪精卫身边人如周佛海、何孟恒、高宗武等认为，与汪关系极亲密的曾仲鸣为他而死，是汪与蒋决裂，另组政府的关键原因。

3月27日，汪精卫写成《举一个例》，除哀悼曾仲鸣外，还公布了1937年12月6日举行的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根据纪录，外交部次长徐谟报告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情况时，谈到12月2日下午，徐谟与蒋介石、顾祝同、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会商日方所提和平条件。白、徐、顾均认为可以接受，蒋认为“如此尚不算是亡国条件”。蒋还向陶德曼表示相信德国及感谢德国好意，愿将各项条件作为谈判之基础及范围。汪精卫以此说明，主和并非自己一个人，是“最高机关，经过讨论而共同决定的主张”。

龙云在军统刺汪后，派警务处长李鸿谟去河内慰问。3月30日，汪精卫捎回亲笔手书，要求回昆明活动。这封密函被军统人员拍照，上报蒋介石。蒋立即派与汪精卫合作过的唐生智赴云南现身说法，劝告龙云“汪为人善辩多变，生性凉薄，毫无诚意，尤喜玩弄军人”，且战时“忠奸不两立”。最终说服龙云发表谈话，宣布“拥护抗战到底”。陈公博认为汪受曾仲鸣之死打击过大，不堪旅途劳顿，且失去陪伴后欧洲之行必不愉快，建议前往香港或上海。然而港英政府公开宣布如汪前来，将无法保证其安全。

此时，日本方面得知刺杀后，令影佐祯昭和犬养健前往河内营救。高宗武回忆：“这两个日本人誓言唯有汪才能救中国、日本和整个东亚；只要汪出面，日本愿意做任何事，日本军方也愿意做任何事，无条件满足汪的任何要求。后来我听说，他二人说完话都泪流满面，汪也哭了，除了流泪，没有多说什么。他们如此这般了半个钟头，像在日本戏台上。那些眼泪可能促成了汪‘最后决定’的最后决定。流泪是日本军人传统的策略。眼泪犹如他们的武器。犬养和影佐那天在河内圆满达成了任务。”

国民党“六大”

5月8日，汪在日本护送下抵上海，在江湾土肥原公馆与影佐祯昭和犬养健会谈。5月31日，汪率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宁、周隆庠等十一人，乘日本海军飞机，在矢野征记、影佐祯昭、犬养健、清水董三等陪同下，由上海飞抵东京。日本陆军省和参谋部联席会议为此于6月5日作出决定要求汪在建立中央政府时，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政权合作，其政府组成及地方自治，不得违反日本的既定方针。汪欲召开国民党大会不得在南京举行。采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须在旗的上方加上一个三角形黄布片，上书“和平反共救国”字样。汪政府应以日、满、华睦邻结合为指导方针。6月6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制定“建立新中央政府方针”。

6月8日，国民政府宣布通缉汪，颁令如下：

舟夜

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
柁楼欹仄风仍恶，镫塔微茫月半阴。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
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平生未尽心。

——汪兆铭，1939年6月作

汪兆铭违背国策，罔顾大义，于全国一致抗战之际，潜离职守，妄主和议，并响应敌方谬论，希冀煽惑人心，阻挠大计。经中央加以惩戒，犹复不自醒悟，倒行逆施，竟于上月秘密赴沪，不惜自附于汉奸之列，与敌往还，图谋不轨。似此通敌祸国行为，显属触犯惩治汉奸条例第二条之规定。此来海内外民众同深愤慨，先后呈请通缉严惩者，不下千余起之多，政府如尚曲予宽恕，其何以伸张国法，慰我军民。应即由全国军政各机关一体严缉务获，依法惩办，以肃纲纪。此令。 ——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立法院院长孙科，司法院院长居正，考试院院长戴传贤，监察院院长于右任。

6月10日至18日，汪分别会见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大藏大臣石渡庄太郎、外务大臣有田八郎、枢密院议长前首相近卫文麿。其中在与板垣征四郎交涉中，板垣征四郎毫无退让，使与会的影佐祯昭适时对其恫吓，汪因此倍感沮丧，后不得不妥协。6月24日，汪离开日本后抵达天津，27日抵达北京会见华北日军司令官杉山元，后与临时政府王克敏会面。6月28日，汪由天津回到上海，次日，与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内务部长陈群、绥靖部长任援道会谈，双方在政府合并问题上矛盾重重。7月5日，汪与梁鸿志在南京进行第二次会谈，汪通过拉拢陈群与任援道，许诺成立中央政府后二人可官任原职，从而分化了维新政府，使二人转而支持自己。7月11日，梁鸿志、王克敏在青岛大陆饭店接见新闻记者团时分别表示对汪“全力协助之重大意志”。三方就“反蒋、反共、亲日”达成一致。虽然，三方会谈获取进展，但是日本海军特务机关首席武官野村直邦中将对此却有悲观看法，“最近汪兆铭的活动终于使一般民众失去了对他的信任，失望和怀疑正在深刻化。一般民众对汪派已经失去了信任，所以由衷欢迎和平的人一个也没有。”他还指责汪说：“最近汪派的活动，事实上不仅不能促进全国的和平，而且正在和平运动各派内部制造分裂。”

金缕曲

绿遍池塘草，
更连宵、凄其风雨，万红都渺。
寡妇孤儿无穷泪，算有青山知道。早染出龙眠画槁。
一片春波流日影，过长桥、又把平堤绕。
看新冢，添多少。

故人落落心相照。
叹而今、生离死别，总寻常了。
马革裹尸仍未返，空向墓门凭吊。只破碎山河难料。
我亦疮痍今满体，忍须臾、一见欃枪扫。
逢地下，两含笑。

——汪兆铭，1939年作

1939年9月28日至30日，汪以中国国民党的旗号，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秘密召开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29日上午第一次大会，周佛海主持通过整理党务案，主要内容包括：修改党章、废除总裁制、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一人。29日下午第二次大会，汪担任会议主席，通过：修订国民党政纲案、决定以反共为国民党基本政策案、根本调整中日关系并尽速恢复邦交案、授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指派中央执、监委员，连同党外人士，组织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案、尽速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案等。

30日上午第三次大会，选举中央执、监委员，并通过大会宣言。大会宣言着力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批判，认为中共“假借抗战，以削弱国民政府之力量，使之继续不断丧师失地，以促成其崩溃之势，假借抗战，以实行愚民政策，剥夺所谓知识阶级之一切自由，使全国陷于精神破产，不识不知随而盲动；假借抗战，以扩大边区政府之势力，谋于相当时机取国民政府而代之，夷中华民国为中华苏维埃，使永为苏联之附庸；假借抗战……使中、日兵连祸结，苏联得安坐而乘其敝。” 认为蒋“所可怪者，蒋同志阳则受其（指中国共产党）拥护，阴则供其利用……当此国家存亡系于一发之际，置一切同志之忠言于不听，惟共匪之所左右，一切同志不见容于共匪者，即不见容于蒋同志。驯至关系国家存亡之和战问题，不取决于大会所明示之方针，不取决于同志之建议，而取决于共匪之颐指气使，以是之故，使和平运动横受挫折，战争依然继续。” 大会决议解除蒋总裁一职。会议中，一些与会代表蔡洪田、汪曼云、沈尔乔、王敏中、章正范、戴策等在看到职员名单中有卢英的名字，认为该人是汉奸，要求与汪见面。周佛海代为接见，表示卢英是否是汉奸后世自有定论，但其为汪在上海的人身安全出力甚多，不应因此排除在外。其他诸如温宗尧、陈群、任援道等人亦被认为是汉奸，引发会场骚动。李士群亲自带枪与荷枪实弹的士兵入场对有异议的人进行威胁，场面一度十分尴尬。汪圆场表示有意见的代表可在会后和他个人交流。在闭幕词中，汪说：“外面有人对我们造谣污蔑，说我们是日本人的傀儡，请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会场里有没有日本人” 。

9月1日，汪发表《致海内外诸同志通电》：“综括宣言所示，非根绝赤祸，无以维持国内和平；非与日本协力，无以维持东亚之和平；非与各国增进友谊，无以维持东亚之和平。……惟有一比较简易可行之方法，如前方之武装同志能揭示和平、反共、建国之主张，则既可保其原有之兵力与未失之土地，又可外与吾人之和平运动相呼应，内以促独裁势力与共产势力之没落，为效之捷，莫逾于此。”

汪日密约

主条目：汪日密约和高陶事件

汪兆铭于南京国民政府前，匾额刻有“忠孝 仁爱 信义 和平”。

汪精卫就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宣读誓词

1939年11月1日，汪派周佛海为首席代表，协同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周隆庠等人在上海虹口六三花园（后来搬到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六十号）与日本人会谈，林柏生、陈公博后来参加，汪本人没有出席。日本方面首席代表为影佐祯昭，其他人包括犬养健、须贺彦次郎、谷荻那华雄、扇一登、矢野征记、清水董三等人。会议开始前，日本兴亚院在内政、军事、经济等方面已经为会议定下了极为苛刻的条件。

第一次会议上，日方要求新政权承认满洲国，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基层设置政治顾问、技术顾问和职员，由日本人担任；在自然科学技术、财政、经济方面，中央政府聘请日本专家当顾问，其直属机关任用日本教授、教官、关税官吏及技术员等，在地方政府设置与日本军队协商事项的交涉专员，在必要的地区的军队中配备日本军事专家，关税收入、统税、盐税等以“保管”和“战争中的特殊情况”为名控制在日方手上，部分要分给蒙疆和华北，日方以“最大的诚意” 借款4000万元给汪政府，拒绝汪开放长江、使用京沪铁路的要求。汪方代表表示应坚持近卫声明、1938年11月上海会谈记录，1939年6月东京会谈约言为讨论基础，不应超出这三者。会议关键为1938年11月上海会谈记录，汪出走重庆就是根据其中达成的协议，他认为日本方面一定会遵守其中的承诺。但是日方认为该文件由两名陆军军官签署，对日本政府没有约束力，日方遵循的是10天后11月30日御前会议出炉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大大超出了上海会谈的条件。

会后，汪听取了与会人员的报告，看过《要纲》后流着泪对陈璧君说，“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不了中国，要我签一个字在他的计划上面，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吧。”他还给影佐写了一封信：“尊函及日华关系调整拟定方案已收到。似与近卫声明宗旨有相当差异，颇以为憾。但对以此拟定方案为基础进行谈判，则无异议。谈判委员则任命周佛海为主任，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周隆庠为委员。希肝胆相照，和睦相处，以审议东亚问题。”

1940年1月，陶希圣与高宗武脱离汪组织，高托杜月笙将《要纲》，即“汪日密约”呈送蒋介石。蒋于1月13日写道：“吾不知汪逆卖国之实情，竟至如此也！彼对国土与主权之丧失，毫不关心，而惟以关税存款与组织伪政府之预付金四千万元是争，是诚狗彘不如矣。”蒋指示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由重庆飞往香港，指挥发稿事宜。1月22日，“汪日密约”在香港、重庆、昆明、上海及国内外各地同时见报，是为“高陶事件”。2月24日，在告全国军民书中，蒋指出：“近日中外各报所披露的汪逆卖国文件，有“日汪”在上海签定，而由犬养健携回东京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以及汪逆向敌方提出成立伪政府的必具条件，和敌方的答复。这几个文件全国同胞批阅之后，对敌阀与汪逆的阴谋诡计，必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我们可以察知敌国在一月初所谓“兴亚院”开会讨论的内幕，我们更可以由此认识汪逆是不惜将整个国家和世代子孙的生命奉送给敌国。⋯⋯所谓“善邻友好”就是“日支合并”，所谓“共同防共”就是“永远驻防”，所谓“经济提携”就是“经济独霸”⋯⋯。这个敌伪协议，比之二十一条凶恶十倍，比之亡韩手段更加毒辣。我敢相信稍有血气稍有灵性的黄帝子孙中华国民，读了这一文件，一定发指眦裂。”

另建中央

主条目：汪精卫国民政府

1943年11月5日大东亚会议各国首脑。左起：巴莫、张景惠、汪兆铭、东条英机、旺·威泰耶康、何塞·帕西亚诺·劳威尔、苏巴斯·钱德拉·鲍斯

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与日本合作建立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汪精卫国民政府，取消华北的王克敏和长江下游的梁鸿志政权。汪出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主席、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及中华民国特级上将。

11月29日，汪就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重庆国民政府颁布《悬赏通缉汪精卫即汪兆铭令》：

汪精卫即汪兆铭，通敌祸国，触犯《惩治汉奸条例》，前经明令通缉在案。该逆久匿南京，依附敌人，组织伪政府，卖国求荣，罔知悔悟。近更僭称国民政府主席，公然与敌人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狂悖行为，益见彰者。亟应尽法惩治，以正观听。为此重申前令，责成各主管机关严切拿捕，各地军民人等，并应一体协缉，如能就获，赏给国币拾万元，俾元恶归案伏法，用肃纪纲。此令。 ——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长蒋中正，立法院院长孙科，司法院院长居正，考试院院长戴传贤，监察院院长于右任。

1941年5月，在南京成立了清乡委员会，汪兼任委员长。

1943年11月，汪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名义，参与由日本主导的大东亚会议。

病亡

1941年汪兆铭接待德国驻汪精卫国民政府大使海因里希·斯塔默（右方戴眼镜之人）

朝中措

城楼百尺倚空苍，
雁背正低翔，
满地萧萧落叶，
黄花留住斜阳。

阑干拍遍，
心头块垒，
眼底风光，
为问青山绿水，
能禁几度兴亡？

——汪兆铭，1943年作

1943年年底，汪的健康恶化，1944年3月赴日治疗。11月10日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病亡。11日，日本时任首相小矶国昭、前首相东条英机和前首相近卫文麿等人到医院向汪精卫的遗体告别。汪精卫遗体于12日由专机“海鹣号”运回中国，小矶、近卫等人前往机场为汪精卫的遗体送行。12日下午六时，装载汪精卫遗体的专机降落在南京光华门外机场、陈公博、周佛海、王克敏等一百余名官员到机场迎候。为避忌孙中山诞辰及庆典，汪精卫病逝消息直到11月13日才公布。

汪的死因有不同的说法。据其家人，汪南京遇刺后，子弹深陷体内，停留八年，引致骨癌，学名“多发性脊骨瘤肿”。一说子弹铅毒扩散，终至药石罔效；不过张学良指出，当时所使用之子弹为钢弹而非铅弹。日本作家上坂冬子访问汪氏子女后写的书支持病死之说。另有诸多野史称汪被日本人毒杀，汪被军统人员毒杀于上海，或汪被无锡外号“刘一贴”的江湖郎中用膏药毒杀等，均被家人或学者否认。

墓地

参见：梅花山 (南京)

1944年11月，汪精卫政权时任外交部部长褚民谊于汪精卫墓前监督、视导陵园的梅树植栽工作。

汪精卫夫妇早年和曾醒、方君瑛等至亲友好暇日郊游，喜爱广州白云山蒲礀廉泉，相约他年共葬于此，死后仍相聚首，于是合购墓地七亩，汪作《重九登白云山》纪念。方君瑛先丧，1926年春，汪为之营墓于白云山，早夭之三子文靖并葬墓侧。

重九登白云山

累碁直上众峰头，
回首坡坨紫翠稠。
南国鱼龙方静夜，
中原鸿雁又惊秋。
名山浪作终身计，
佳节聊为尽日游。
归路渐知人事近，
尚闻礀水入林幽。

——汪兆铭，1920年代作

1944年11月14日，南京国民政府明令为汪举行国葬。11月18日，宣传部公布如次：“本日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议决追认国府明令国葬汪主席案，并以汪主席遗嘱‘愿与已死之革命同志葬于广东’，故已在广东白云山下，择定葬地；为兼顾遗嘱及国府明令，故暂行安葬南京明孝陵前梅花山，俟全面和平实现，再行国葬……”公文提到，汪生前遗言不愿国葬，以其袭用封建帝王习气也。汪、陈当年与革命挚友约定魂归一处，并谓墓旁但梅花数株，墓碑仅书“汪精卫之墓”。1937年，朱培德在南京逝世，中央讨论国葬问题，汪有所感，会后手书遗嘱，交予亲友。经陈璧君报告，中央政治委员会仍决定追认国葬明令，但力求简朴而不扰民。11月23日，汪精卫下葬梅花山，因日本宣布投降，后期施工未完成。

自嘲

心宇将灭万事休，
天涯无处不怨尤。
纵有先辈尝炎凉，
谅无后人续春秋。

——传为汪精卫绝命诗

1946年1月21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奉蒋介石令，秘密炸毁汪墓；打开棺木时，见汪的遗体上覆盖著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身穿南京政府的文官礼服，头戴礼帽，马褂口袋有陈璧君书“魂归来兮”三寸白纸条。由于使用过防腐剂，遗体尚未腐烂，被送往清凉山火葬场，随棺木一起火化。1947年，奉中山陵管委会主委孙科之令，在其原址建观梅轩。1988年，日本东京高圆寺的宗泰院另立墓碑，以原南京汪墓碎片葬之。

汪精卫在中国境内现存数座跪像，如重庆“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暨汪逆夫妇长跪像”（原石像由1940年冯玉祥筹款，雕塑家王临乙制作，40年代末因筑路掩埋，21世纪初沙区政府根据设计图稿重制），台州戚继光纪念馆内的“汪精卫夫妇跪像”，温州泰顺县“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暨汪精卫夫妇跪像”。1994年，原汪墓所在的梅花山顶放置一座汪跪像，因各方对在此设立跪像意见不一，且跪像满是痰痕、尿迹和唾液，于1997年被移走。2004在绍兴市，2022年在武冈市分别挖出1940年代初制作的汪跪像。

评价

正面评价

汪兆铭为朱执信先生撰并书的墓表，位于广州先烈东路。

博伊尔

斯坦福大学历史教授约翰·亨特·博伊尔（John Hunter Boyle），在《中日战争时期通敌内幕》一书中称汪精卫国民政府和维希法国相似，“当他们认为德意日轴心国会获取胜利时，他们设法为自己的国家在‘新秩序’中获取一席较为有利的地位。当战争胜利谁属已经没有把握的时候，他采取哄骗、拖延的办法来避开日本的勒索，并且多少为自己的管辖区保持一些自治的模样。”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走投无路的日本人不得不对汪政权的势力重视起来，“汪就越来越有可能为同胞争取到生存保障，拖延敌军进攻。在享有中国物产和资源方面同日本人竞争。在汪看来，签订一些协议和条约，都是一种竞争的方法。一旦战争结束，假如同盟国获胜，反正这些条约也不过是一堆废纸而已。”“汪出走时留函给蒋说：从此以后他要挑起较重的担子，让蒋挑较轻的。究竟这封信有没有感动过蒋则很难说，但是汪在此后六年的余生里，的确是挑起了很重的担子，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

李宗仁

《李宗仁回忆录》中写道：“但是我们也应该说一句公道话，便是汪兆铭当了汉奸，却没有做积极破坏抗战的勾当。例如汪氏投敌后，以前与汪氏渊源最深的国军将领，如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和第五战区内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都是抗战阵营中的柱石。然终汪之世，未尝作片纸只字向张、黄等招降。足见大义所在，纵是卖国贼也颇觉不为已甚，而自我抑制。”

张发奎

抗日名将张发奎曾经负责接收广东地区，他说：“我没有听到广州民众对汪伪政府的抱怨或抨击，也没有广州民众对伪政府怀抱恶感的印象。……无论广州抑或上海，这些伪府政要都是汪精卫的追随者，他们鼓吹所谓的‘和平’，其叛国理由就是‘中国打不过日本’，汪精卫组织就是基于这一理念。事实上，日本人并不是平等对待他们，他们充当了傀儡。然而他们宣称，即使他们仅仅是傀儡，也要为老百姓争回一点权益。我没有见到伪府在广东压迫民众的任何证据。”

胡适

1944年11月18日，胡适得知汪精卫客死异乡后，在致高宗武信中写道：“精卫以‘烈士’（martyr）出大名，终身不免受此‘烈士心理’之累。‘烈士心理’者，就是自认只要有牺牲精神，一切事情都可做，都不会错。‘我生命尚且不惜，你们还不相信我吗？’他好像常常这么想。其实不惜生命是一件事，某种政策的是非又是一件事。精卫之不惜牺牲一切，名誉生命都非所顾惜，而终于走上一条死路上去，其起源似由于这种self-rightness的心理。社会上能谅解他的人也许不少，但未必肯公然为他辩护。在二三十年中，他的‘恶名’恐难洗涮。一个很可爱的人，一生最有血性，而不能不负‘恶名’而死，真可惋惜！我想写首诗述此意，终写不成。”

叶嘉莹

在抗战期间居于北平，见证了汪精卫政府统治的叶嘉莹回忆道：“1940年，忽然有一天，广播上说是有汪精卫的讲演......我那时当然很年轻，听到长辈们的说法，他们认为如果完全是在日本的控制之下，那就没有人替自己的国家人民讲几句话，所以现在有一个人过去，总算是个代表中国的人，至少可以缓和一下局势。”她谈到战后蒋介石统治与汪精卫的对比：“由于战后蒋介石的接收弄得民怨沸腾，当时报纸甚至还说‘人心思汉’，‘人心思汉’本来是说人想念自己的祖国，但是这里的‘人心思汉’，是暗指人心思汉奸。这个我是身经其事的，我们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现在胜利了，当然很高兴了，我当时正北京的中学教书，就带着我的学生在马路上欢迎。结果国民党的这些个来接收的人，最后我们管他们叫什么？叫‘劫收大员’，还有什么‘五子登科’，这都是当年编出来的成语，‘五子’就是指他们所‘劫收’的房子、条子、金子、车子、还有女子，所以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李敖

李敖在文章《汪精卫主和、蒋介石主战吗？》中写道：“国民党宣传的历史中，都说抗战前后，汪精卫是主和的、是妥协的、误国的；而蒋介石却是主战的、是抗日的、爱国的。其实，在许多情况下，事实正好相反。汪精卫从一九三二年就任行政院长以来，就以‘跳火坑’的心情，处理国事。其中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他肯替蒋介石背黑锅、受闲气。蒋介石自从一九二八年济南事变、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闪躲日本人起，骨子里本来就是真正的主和派。自此以后，一九三三年塘沽协议，出卖华北利权；同年摧残察绥抗日活动，打击抗日分子；一九三五年何梅协议，使华北特殊化，这些都是蒋介石的作为。然而站在幕前背黑锅的，都是汪精卫。”

曾仲鲁

曾仲鸣次子，后在联合国工作的曾仲鲁撰文回忆：“现在史书往往称汪精卫政权为‘傀儡政府’。就自身体验，南京是我唯一熟悉的中国政府，它各院各部俱全，拥有 60 万自己的军队，一点没有‘傀儡’的形象。街上满挂青天白日国旗，机关面前站岗的是荷枪中国士兵，人民手中拿的是中央银行发行的储备劵，币值稳定，市面繁荣。也许汪政权最大的成就，就是它有能力与日本正面周旋，甚至拼命力争，使许多坏事免于发生。它没有像日占的朝鲜、台湾那样强迫抽壮丁去太平洋前线替日本抬运军粮、修筑防御工程，甚至作战；它没有让中国妇女去当慰安妇军妓；它的 60 万军队，从未与重庆的国军、或延安的共军交火；它没有供日方索取的粮食与纱布。最重要的，是它掌握国家的财政命运在手，由央行发行储备劵，不允许日本靠滥发军票来搜刮物质。汪精卫最得力的权威是他个人的人格与声望。不但中国官员、即使是日本人，在他面前都感到廉耻，不敢放恣胡为。自从汪精卫建立政权之后，沦陷区内再没有发生过像南京、徐州那样的血腥屠杀。每逢日方政要和将领来南京，也必上公馆谒见，以求得汪氏以书法相赠为荣。直到今日，许多上年纪的日本人提到汪精卫，还是对他深怀敬意。”

章伯钧

1938年12月，章伯钧等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声讨汪兆铭通敌叛国》通电。但据其女章诒和，章伯钧私下对汪评价颇高，归纳为三点：“漂亮，才情，人品”。章诒和回忆与父亲的对话：“说汪精卫有人品，我有些不解：‘汉奸有什么人品？’父亲说：‘政治上从慷慨赴死，到涕泪登场，到客死异国，汪兆铭是一路下坡。但人品上，可以说他一辈子无可挑剔。不贪钱财，不近女色，不抽不嫖不赌。他有政治欲望，若和老蒋、老毛相比，是个没有太大政治野心的人。’”

臧卓

曾任汪政府武将的臧卓，在回忆录《我在蒋介石与汪精卫身边的日子》纪录随汪精卫访问满洲国：“他屹立在南岭讲坛之上，向会场全体亲切致词，说：‘我们过去是同胞！现在也是同胞！将来还是同胞！’在这伪满尴尬局面之下，他能深切的、要言不烦的，道出寓意深远的心声！真值得令人感动而敬佩。”臧卓还写道，汪精卫明令其和平建国军不得与重庆政府军队发生冲突：“汪先生虽主张和平，不过与重庆中央决策不同，那是以和、战对国家之利害言之。至于抗日将士为国牺牲，永远应受吾人之尊敬！汪先生亦时时慨乎言之，并曾通令和平军，对于沦陷区与中央军接壤的地方，要谨慎护持，不得稍有抵触，以便利抗战阵营。是其政见虽异，而宅心良苦也。”

杨鹏

曾潜伏汪政府的军统特工杨鹏，1937年尚在中学时亲历南京大屠杀。其父时任六合县第三区区长兼瓜端口镇镇长，自组乡间抗日自卫队，后被军统改编为忠义救国军南京行动总队直属大队；1940年遭日军杀害。丧父后，杨鹏凭清寒奖学金就读南京复校之中央大学。他在回忆录《见证一生》中，肯定了汪政府保障民生，恢复生产，重视文教，庇护沦陷区两亿民众免受战火的贡献。他写道：“汪精卫离开重庆抗日阵营背负叛国汉奸的罪名回到南京，对沦陷区两亿同胞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全面复校，让沦陷区年轻学生有读书的园地。校名、校址和校徽，悉同旧有。以我所知中央大学而言，教授皆一流人才。无论后方如何辱骂他，但沦陷区的同胞需要他、欢迎他和支持他。”他提到，汪曾在中央大学开学典礼致词，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随后又说“如果不能和，还是要战”，令在场学生深受感动。杨鹏潜伏在汪政府经济委员会（后改为实业部），主委由汪自兼，他得以目睹汪为维护中国利益与日方力争，对其大为改观：“我记得有一二次汪精卫在会议上大发脾气与日方代表争吵。尤其是日本发动所谓‘太平洋战争’后，日方多次要求汪精卫征调三十万壮丁支持日本日益扩大的战场。汪坚拒要求，双方气氛极其恶劣。汪因过度气愤，旧伤发炎生病，被日本方诱往东京医疗时强迫汪签字执行。汪宁死拒签，不久死在东京。”（汪事实上死于名古屋）1944年，实业部主任秘书姜左营主动向杨鹏坦承以告日方要求清查内部间谍：“日本人不能到内部查人，这里由我主办，但部里已有人在我面前怀疑你是重庆份子，都给我挡住了。我希望你不是，也希望你是。坦白说，自汪主席以下，我们都是‘人在曹营心在汉’。”

唐德刚

史学家唐德刚认为，汪精卫求和的出发点是“为国族保存点元气，让人民少受点痛苦”，有其道理，但“小聪明往往不如大糊涂”，违逆全民高涨的抗日情绪，足令汪身败名裂：“汪、周二人也都不断地问，‘抗战到底’，‘底’在何处呢？他们自己的答案便是，亡党、亡国，蒋介石最后还是要投降的。‘苦撑’以待英美参战，是绝对等不到的。所以，晚降不如早降。早降不但少受点苦，还可接收点晚降者的遗产，所以，他们就投降‘待变’了。[...] 这套汉奸理论，你不能说它缺乏理论逻辑。但是它缺乏道德上的基本原则和民族情绪上的牺牲精神——一切从功利出发，从投机取巧出发，那就难得糊涂了。其实副总裁有所不知，小聪明往往不如大糊涂。当年不说‘老实话’，不‘负责任’（汪公在‘八一三’前夕的讲题），专唱‘高调’，满口‘长期抗战’‘焦土抗战’——‘抗战到底’的人，的确是一批‘糊涂虫’。他们绝难与汪精卫、周佛海那样的聪明才智相比。——但是他们是芸芸众生，是群众，是民族。他们之间包括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陈诚、张发奎、朱德、彭德怀、林彪……所统率的五百万抗战将士；数十万在学青少年和他们的老师；数百万工人；数万万汗滴禾下土的农村劳苦大众——一言以蔽之，‘抗日救国’是我全民族排山倒海的‘民族行为’。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有‘底’我们要打下去，没‘底’还是要打下去——没底就是底。在武汉失守前夕，汪精卫一次问冯玉祥：‘什么叫作抗战到底？’冯说：‘把所有失地都收回来……并且要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这就是抗战到底。’汪说这岂不是‘做梦’？冯说他是在做当主人的梦，汪是在做当奴才的梦。这段简短的汪、冯对话，要是有国际外交官，或北大、哥大的教授们在一旁听到了，他们绝对会同情那温文儒雅、满腹诗书的汪副总裁的。冯玉祥那位‘大老粗’‘糊涂蛋’，对国家大事不说‘老实话’，身为副委员长也太不负‘责任’了。但是这‘大老粗’、‘糊涂蛋’，那时又何止冯玉祥一人呢？那‘糊涂蛋’，男女老幼，当时有数万万之众，包括十余岁的笔者在内（那时我也在武汉）——我们被日本人欺惨了。现在全民族都要站起来和那混账的日本人‘拼命’！如此而已。要想遏阻这一排山倒海的‘民族行为’，啐！汪精卫、周佛海你们这几位汉奸、白面书生算老几？！——这是汪伪悲剧的总根，说句行道话，这就是‘行为史学’的结论。”

其他

21世纪后，不少汪精卫研究著作得以出版，例如王克文的《汪精卫·国民党·南京政权》、许育铭的《汪兆铭与国民政府：1931年至1936年对日问题下的政治变动》和《汪精卫与现代中国》、李志毓的《惊弦：汪精卫的政治生涯》、杨治宜的《汪精卫与中国的黑暗时代》。中国大陆出身，定居日本之业余历史爱好者林思云，《真实的汪精卫》一书，亦有发表若干翻案论述。

2012年，香港再版汪精卫《双照楼诗词藁》，获余英时、叶嘉莹推荐，视之为另类“心史”。余英时认为“汪精卫在本质上应该是一位诗人，不幸这位诗人一开始便走上‘烈士’的道路，因而终生陷进了权力的世界”。叶嘉莹认为“读汪氏之作，令我深感他的诗词之佳处乃竟与我的论诗之说颇相契合。至于他在诗篇中所表现的，和在生活中所实践的究竟是什么？则私意以为应该乃是他终生不得解脱的一种‘精卫情结’”。

2024年1月，英国广播公司（BBC）“见证历史”（Witness History）节目播出“汪精卫：中国的叛徒还是保护者？”，曾于沦陷区生活的潘家声接受采访称：“当汪精卫于南京建立政府，并与日本交涉以后，日方似乎冷静下来，城市再没有人被杀，事情变得平和。在汪精卫政策以前，每当在街上遇到日本士兵，你必须向他下跪，如果不做的话，他会展示他的剑来威胁，但当汪建立政府后，我们便不再需要下跪。”

负面评价

国立故宫博物院馆藏碧玉屏风。汪精卫1941年访日时误以“翡翠屏风”名义赠裕仁天皇，日本战后归还，2010年光谱检测确定为闪玉。

作家老舍在《四世同堂》第56章写道：“他的投降，即使无碍于抗战，也足以教全世界怀疑中国人，轻看中国人。……比敌人还更可恨”。

斯坦福大学历史教授约翰·亨特·博伊尔在《中日战争时期通敌内幕》一书中又称：“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汪实际上用他自己巨大的名望和威信（以及他的改组国民政府并不怎么高的威信）去帮助日本最坚决的大陆扩张主义者的“分治合作”计划。这个计划同有些人所说的话完全是两回事。他们硬说：日本由于中国的孱弱和不团结而苦恼，他希望有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能够抵抗外国的侵略，特别是抵抗苏联和英国的侵略。这个计划是如此藐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以致只要汪默认了它，他的政权就注定了非失败不可。这个计划使汪所许下的“复兴中国”的诺言成为荒诞不经的假话。为汪辩护的人声称：汪和他的同事们并没有真正替日本计划卖力气，他们只不过是骗骗日本人，使日本人相信他们是在卖力干而已。他们可能没有说错，事实也许真是那样。但这丝毫也不能够削弱对方反驳他们的理由，那就是说：凭汪在中国的显赫地位，哪怕他只是暧昧地支持了日本，就一定会使他本国人民陷于不和与混乱。”

《李宗仁回忆录》写到：“汪兆铭的为人，堂堂一表，满腹诗书。言谈举止，风度翩翩，使人相对，如坐春风之中。初与接触，多为折服，故颇能号召一部分青年。然汪氏黔驴之技，亦止此而已。其真正的个性，则是热衷名利，领袖欲极强，遇事又躁急冲动。欲达目的，既不择手段，也不顾信义。每临大事，复举棋不稳，心志不定。此种心神，常在会议席上充分表现。汪氏每次主持重要会议时，神志多不安定，周身摆动，两手搓个不停，一反其平时雍容和穆的风度。再者，汪的处人，亦极虚伪。凡汪氏所不喜的人赴其寓所访问，汪氏亦均屈尊接见，娓娓倾谈，状至亲晤。然客甫出门，汪便立现不愉之色，顿足唾弃。转瞬之间，态度判若两人，凡此均足以表示汪的为人”。“所以吴敬恒曾骂汪是“伪君子”和“花瓶”，足见许多老同志也认为他不能负实际责任。总理在世时，汪总是受命出使四方，从未负过党政专责。但是汪氏却是个心比天高、热衷权利的人，中山逝世后，汪氏一意左倾，与蒋中正互为表里，不择手段地揽权夺位。谁知他的合作者蒋氏，也是个热衷权力不择手段的人。他二人各获取党权、军权之后，竟又短兵相接，火并起来，经历多次，汪氏自知非蒋的敌手。故此次我们诚心诚意地请他留在南京主持党政，他总以为沪、宁一带是蒋的老巢，上山则见虎，下泽则见蛇，断非彼久恋之乡。他如要掌握党政，必须回广东另起炉灶。这便是汪氏的基本观念，也是嗣后宁、汉不能合流的基本原因”。

《张发奎口述自传》中说：“对于那些为他牺牲与战斗的军人的态度，显露了汪精卫的软弱无能。我常常对他说，第四军是为他打仗的，他应该照顾第四军。‘可是，作为行政院长，他不敢对蒋先生进言。每逢出现议题，他总是要看蒋先生的脸色，他本身没有主意。他一阔就变脸，变得官气十足，忘了他从前的理想。’”“置个人仇恨于国家利益之上是错误的。很明显，汪精卫对蒋的仇恨，甚至更重要的——他妻子对蒋先生的仇恨（陈璧君始终怀疑蒋介石是1935年刺汪案的主谋），已经放在民族大义之上了。”

1940年2月，傅斯年发表文章《汪贼与倭寇──一个心理的分解》，分析汪精卫投日之“犯罪心理”。他以弗洛伊德式精神分析，指出汪精卫“不是嫡出”，而是“庶孽子”，又有严父和严兄，因此从小受的是“女儿式的教育”，“在这样情形下所造成的儿童，自然有正常心理者少，有变态心理者多”。汪“缠绵的妾妇怨妒心理”，想作“人上人”的愿望，乃出自于家庭环境造成的“卑贱疙瘩”。傅还述及他对汪的三印象：“他绝不知政治，一谈政治，有时好听，却全无实质，只可骗初听高论之无辜者”；“他标榜的口号，无一不和他的个性矛盾，譬如他高谈民治而绝无容量，标榜理智而最好动感情，反对复古而自己是一个不良传统的文人”；“对于外国事情，莫名其妙之程度，诚可骇人”，遇到“外国人之名字”常常念不出来等。

1939年1月1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发表元旦讲话指出：“偷生怕死，卖国求荣就是汉奸。这种人虽然暂时保了性命，得了小小利益，但是遗臭万年，上辱没了祖先，下贻害到子孙。一到敌人用不着汉奸的时候，仍旧免不了送命，或者精神受到了惩罚，天天在苦痛之中，永远作不得人。明末的吴三桂，就是一个例子。”9月18日，林森再次强调：“对于汉奸傀儡通敌卖国所煽动的亡国灭种的假和平运动，必须加以严厉的打击和制裁。决不能容许敌伪们曲解总理遗教，散布妥协投降的谬论，来摇惑人心，阻挠抗战。”1940年3月，汪精卫抛出“和平建国宣言”，表示要和重庆国民政府“共谋和平方案”的当天，林森立即发表讲话回击说：“敌人的侵略一天不止，我们的抗战也就一天不止，这当中没有丝毫徘徊余地……我们国家的独立与自由，一天不能获到，我们将要继续奋斗一天……只有抗战到底，才算是总理的信徒。”3月3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发表广播讲话《痛斥汪逆伪组织》，“希望全国军队和人民，无论南北东西，都要各尽各的本能，各守各的岗位，齐心协力，团结精神，坚持抗战立场，肃清汉奸。”“迅速恢复失地，拯救沦陷区内的人民，打破敌国军阀的阴谋……维护世界人类正义与和平”。

1939年10月1日，蒋接见中外记者，指出，“汪逆卖身降敌，罪恶昭著，根本上已自绝于中华民国全国国民，对此汉奸罪犯，人人得起而诛之，汪逆所召集之会议，国民皆知为汉奸卖国之会议，其参加之每一分子，国人尽知为卖国之汉奸，问题已远超过于党的纪律规章之外，故中国国民党不必再有如何声明”，并表示“在敌军压境战斗剧烈时，公然响应敌人所谓建立东亚新秩序，意图并吞中国之声明，此为何种之行为？奔走敌京，勾结敌军，唆使敌人加紧侵略，屠杀同胞，此为何种之行为？在敌军司令部内广播演讲，污辱我国军，诬蔑我同胞，对于我正在战斗之将士，劝诱其局部停战，此又为何种之行为？君等试思，任何国家政府，对此等奸逆，应作如何处置，中国国民党负有革命救国之责任，对于如此罪恶昭著之汉奸国贼，如予以宽纵，则将何以对总理，何以对先烈，何以对主义，何以对国民，更何以尽领导革命之天职？如此在本党岂不蒙熏莸同器之讥，而纲纪荡然，廉耻道丧，又将何以立国乎？一言以蔽之，海可枯，石可烂，而对于引狼入室为虎作伥之汉奸汪逆，则永无宽恕赦免之理”。

汪精卫早年以温文尔雅著称，但晚年愈发暴躁专断。1943年就法租界归还问题与汪交涉的法国男爵德布瓦塞松（Robert de Boisséson）对他评价道：“权力欲旺盛，在日本保护者所赋予的职权范围内，他行事如真正的独裁者。[…] 极具威权，才智、记忆力与工作能力据称远胜僚属，常以雷霆之怒令部下胆寒，凡国事皆务求亲自掌控。我屡屡听闻，每当高级官员前来呈报，往往任由主席独自发挥，不敢表达任何可能与其相左的意见。此外，僚属们亦竭力向他隐瞒一切可能损及其威望或有损其国家元首独立形象之事。[…]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汪精卫先生亦难免受家族宗亲的左右。”

合作之谜

一些证据表明，汪政府与后方的国共两党均有联系，但具体合作程度未知。

关于汪精卫同蒋介石明分暗合“唱双簧”的说法由来已久。“双簧论”的论据包括：

1. 汪精卫轻易逃离重庆。如冯玉祥认为，重庆交通由军统局戴笠管制，高官飞行须经蒋批准，汪到昆明，龙云亦来电报告，因此蒋必然知情且故意“放走”汪。另有记载汪上飞机，戴笠即透过唐纵汇报，但蒋无任何表示；
2. 军统河内刺汪失败。如1973年国民党官方背景出版物《蒋总统秘录》称当晚汪精卫临时与曾仲鸣换卧室，导致刺客误杀，但汪文惺，何孟恒，曾仲鲁，陈恭澍等都称汪、曾二人未换卧室；
3. 陈公博、周佛海、丁默村等汪政府高官都曾和重庆联系或合作；
4. 投降或被俘者接连回到重庆，仍受重用。如吴开先、周庆祥、孙鸣玉、葛先才、饶少伟、方先觉等在1943-44年间接连“逃离”汪日，回到后方。董必武据此认为蒋必和敌方保持“千头万绪”的联系。

1945年11月，褚民谊在南京扣押期间手书自述：“当时盛传蒋委员长与汪先生分工事，谓抗战工作，蒋委员长任之；和平工作，汪先生任之。抗战胜利，和平自然取消；抗战失败，和平即可结束战事。汪先生曾当面告予，谓尝与蒋委员长谈和运，蒋委员长谓抗战易，和平难。汪先生曰：‘君为其易，我任其难’。故本人始终相信汪先生之和平运动至少已获取蒋委员长之谅解。至于曾仲鸣之见杀与夫彼此相持之情况，犹以为是工作者之弄假成真，及当局者之故放烟幕也。此本人参加和运动机之一。”金雄白在《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中写道：“当年盛传的蒋汪双簧，是应该有其可能的，连日本人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们曾公然对我说过：‘你们中国人是够聪明的，像是在赌台上赌大小，重庆押大，而南京押小，殊途同归，开出来总有一面是会被押中，而押中的也一定是你们中国人中之一面。’”2013年出版，由媒体人张有朋访谈，前军统李登科口述的《蒋介石与汪精卫的绝世秘密》，称李登科从王新衡口中得知，戴笠曾秘密接触汪精卫，约定汪脱离国民党赴越南，以营造汪、蒋不合气氛，取信日本人，蒋介石亦知情。该书称戴笠曾有文件指“汪之出走，原意为缓兵之计，并照顾沦陷区人民，此是最高度的秘密。”然而就张有朋的史料比对，汪精卫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出乎蒋介石意料，在夺权的猜忌心态下，造成了对汪不利的情势。

1943年初，汪政权停止反共宣传，包括从旗帜上移除“和平反共建国”标语，以拉拢共产党。4月，汪精卫与中共间谍潘汉年会面，其目的、内容以及毛泽东在内的中共最高层是否批准，说法不一。5月，汪政权派代表“安光达”（疑化名）赴延安；中共随后派李富春赴南京。6月，李士群任命中共代表戴晓云为苏北国民党党部秘书，负责协调和平建国军与新四军联系。汪精卫特使周佛海说服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支持联共政策以削弱重庆。9月，军统情报指东条支持汪政权与延安合作，但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反对。10月，中共代表“任厚石”（疑化名）与牛荫冠自南京返延安，双方达成物资交换协议，商定若日本战胜，汪政权将甘肃、宁夏、陕西与新疆交予中共管辖。美国历史学家魏斐德认为，每逢日军将赴江苏清剿，李士群均会透过潘汉年预先通知中共撤离，亦显示汪与中共合作颇深。

妻子辩护

汪兆铭为烈士王昌题之墓碑，位于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1946年3月28日，江苏高等法院以汉奸罪对陈璧君提起公诉。4月16日开庭审讯，陈璧君在庭上为汪辩护：“日寇侵略，中央政府领导无力护民，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而被迫每日生存于铁蹄下，这是蒋中正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有那一吋国土是汪先生卖去日寇的？反而重庆统治下的地区，汪先生从未向一将一兵招降。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汪先生以身犯险，忍辱负重，在敌前为国民生存谋福祉，每天生活在敌人枪口下，这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与日本人往还。收回沦陷区，如今完璧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陈璧君发言获现场民众鼓掌，离场时被簇拥索要签名。

1946年4月22日，陈璧君被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1950年春，中国共产党于上海市提篮桥监狱召开大会要求陈当众“悔过”，陈璧君如是辩解：“如其中共与苏联友好，是为了国家的前途，那末，在当年抗战形势不利于我的情况下，汪先生的离渝与日人周旋，彼此又何能分其泾渭？假如说中共政权的建立，是为了为人民服务，那汪先生才是真为沦陷区哀哀无告的人民服务。我是最知道汪先生的人，我有为汪先生表明其心迹的责任。”

咏诗

扫叶吞花足胜情，钜公难得此才清。
微嫌东野殊寒相，似觉南风有死声。
孟德月明忧不绝，元衡日出事还生。
莫将愁苦求诗好，高位从来谶易成。

——钱钟书，《题某氏集》（1942）

甲申冬作，时卧病成都存仁医院

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
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
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局收枰胜属谁。
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

——陈寅恪，《阜昌》（1944）

双照楼头老去身，一生分作两回人。
河山半壁犹存末，松桧千年耻姓秦。
翰苑才华怜俊主，英雄肝胆惜昆仑。
引刀未遂平生志，惭愧头颅白发新。

——陈小翠，《题<双照楼诗词稿>》（1944）

太息孙胡逝，艰危仗一人。河山终复汉，志业迈椎秦。
神理资筹笔，先几在徙薪。云霄垂万古，八表共沾巾。
　　
去国霾黄雾，归魂降玉棺。身先诸愿尽，病为众生殚。
填海心终切，回天事已难。山颓我安仰，空有纸刳肝。

拯溺情难恝，甘心积众诬。五年凭赤手，百折奠黄图。
忧国廑深抱，怜才到腐儒。淮南鸡犬感，无路向清都。

——钱仲联，《悼诗三首》（1945）

寄奴灭燕秦，桓温曾入洛。义声振中原，虏骑亦惊愕。
孰知贪天功，资以济其恶。未闻南董评，取侔韩与岳。
由来枭雄辈，志匪在民族。捩眼窥神器，攘外特藉托。
可儿复可儿，后讵不相若。法乳传千年，北顾双泪落。

人心长不死，汉实未有奸。（名山先生语）有之唯一二，卫律逮张元。
其余李陵辈，略迹皆可原。景略仁苻秦，戴晋垂遗言。
崔浩佐佛狸，寇宋不与闻。终挈河东旅，倒戈从北门。
所志虽不遂，已夺胡奴魂。二子陷虎口，图使国脉存。
毁誉非所计，肝胆明秋旻。齿冷过江流，偷生何足论。

联金共图辽，辽覆宋南渡。
联元更灭金，金亡事亦去。
用夷岂不佳，回纥曾唐助。
自力不更生，一误终再误。
明堂值倾欹，蒿柱何能拄。
相公蟋蟀经，掷国作孤注。
轻心策收京，遂撄狼虎怒。
白雁江南来，葛岭尚歌舞。
一身不足诛，虫沙悲载路。

——钱仲联，《咏史三首》（1948）

曾将薪釜喻初襟，举世凭谁证此心。
未择高原桑枉植，怜他千古作冤禽。

——叶嘉莹，《读〈双照楼诗词稿〉有感，口占一绝》（2010）

家族

汪精卫家族光绪末由广州天官里迁至附近的豪贤街（旧亦名濠弦街，今广州豪贤路），汪与陈璧君育有六名子女，一名夭折，五名存世：

• 父母：汪琡、吴氏。
• 叔：汪瑔。
  • 兄：长兄汪兆镛（同父异母）、二兄汪兆𬭎、三兄汪兆钧
  • 姊：汪兆娥
• 妻：陈璧君
  • 长子：汪文婴（1913年－2011年），亦作汪文晋或汪孟晋，婴字取自和方君瑛的瑛字同音。在德国科隆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后任汪精卫政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军需处处长。晚年定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2021年将汪精卫书信和手稿捐赠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 长女：汪文惺（1914年－2015年），出生法国图卢兹，“惺”与“醒”同音，以念曾醒代为抚养之恩。早年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学习，战后在香港任教于多所小学并改名汪楚芙，退休后定居美国新泽西州。汪精卫投日之后，汪文惺明确反对，未在汪政府任职，因此战后未受审判。丈夫何孟恒（1916年－2015年），又名何文杰，毕业于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曾任陈璧君的秘书。战后在南京入狱两年半，后去香港，曾出任香港大学植物实验室主任。夫妇晚年成立汪精卫纪念托管会。
    • 外孙女：何重光（1943年-），汪精卫为其取名，意为“大地重光”，又名何冰冰。香港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1967年赴华盛顿大学攻读比较文学。在美国和香港任教后，在美国改学电脑工程。曾在纽约港务局工作，现居新泽西州。
    • 外孙女：何重嘉（1953年-），出生香港，1970年移居美国。汪精卫纪念托管会董事。
  • 次女：汪文彬（1920年－2015年），曾任印度尼西亚政府医药部门高级主管，后来在印度尼西亚当修女。
  • 三女：汪文恂（1922年－2002年），早年为父亲汪精卫整理文稿，后来任香港大学教育系教授。
  • 次子：汪文靖（1923年），出生美国芝加哥，陈璧君为执信学校旅行募款时出生，交托当地育婴院，十数日后早夭。
  • 三子：汪文悌（1928年－2024年），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历任汪政府警卫第一师炮兵营连长、广东教导总队少校大队长。战后因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六月，褫夺公权两年。后在香港从事桥梁建筑工作。。

另外，与汪精卫同时参加革命并留法的方君瑛、曾醒（方君瑛四兄方声濂之妻、汪贴身秘书曾仲鸣之姐），汪、曾、方三家，亲若家人。曾醒晚年在香港欲撰写汪精卫传记，未成而逝。

1961年香港出版《汪精卫恋爱史》（李焰生著，万有出版社），称汪和方君瑛实为恋人，陈璧君因而逼方自杀。这一说法后来流传甚广，但被方君瑛妹妹方君璧，以及汪长女、女婿汪文惺和何孟恒否认。

一些资料显示汪晚年在南京有情妇施旦，样貌酷似方君瑛，原为曾仲鸣部下凌姓军官的太太，离婚后成为汪的秘书和管家。汪病逝后，施旦向陈璧君交代账目钥匙，余生隐居香港。董桥在文章《汪精卫的三个女人》中写到施旦：“一九四四年他病重赴日就医，她留在官邸里替他拜神祈福。他的棺柩运回南京下葬那天，她素服抚坟痛哭，恳求陈璧君给她几件汪精卫用过的西装、帽子带去香港和姑母同住。[...] 施旦幽闭九龙新界寓所长斋念佛；在后园空地上埋了汪精卫衣物，亲笔题了一块‘汪精卫先生衣冠冢’石碑。”

故居

今广州市越秀区豪贤路，旧亦名濠弦街，曾为汪精卫家族故居所在。汪家祖籍浙江山阴。清代，汪精卫一家随叔汪瑔落籍番禺。光绪年间，汪瑔搬入豪贤街西段，自榜其居“随山馆”（豪贤路西端，昔日随山馆之地），作《水调歌头·移居》，称豪贤街为豪贤里。汪精卫父汪琡、长兄汪兆镛由豪贤街西段紧邻的天官里（今法政路一带）搬至豪贤街中段。《汪精卫先生年谱》：1892年，9岁举家由陆丰迁返广州豪贤街。汪父、母吴氏在豪贤街去世后，汪精卫和外甥朱执信在豪贤街大屋依靠兄长生活，并曾此和同盟会成员密商起义之事。汪家在豪贤路不只一处豪宅。1921年，汪精卫邀密友曾醒、方君瑛回国执掌孙中山创建的广州执信中学（为纪念汪精卫外甥朱执信建立）。曾醒先回国，经沪于1922年6月来粤任校长，方君瑛因车祸疗养，于1922年年底回国。汪精卫将其豪贤街57号宅屋转让给曾醒居住。汪、曾两家如同家人，汪精卫曾将长女汪文惺交曾醒抚养，名字中惺和醒同音，以表感恩。1928年，汪兆镛、张元济书信中亦有：嗣后赐书或仍寄广州豪贤街54号收下。豪贤街54号，（汪）憬吾（汪兆镛）仁兄同年大人阁下。可见汪兆镛宅在20年代的门牌为豪贤街54号。在20世纪20年代，豪贤街54至58号皆是汪氏兄弟宅屋。宅子堂号有敬德堂、经德堂、积厚堂等。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后，城市变化，街道扩改，汪氏家族在豪贤街的几处宅屋门牌号由原先的五十多号改为一百多号，故有汪兆镛宅在豪贤路67、100号，朱执信宅（亦汪家人）在豪贤路105号，汪精卫宅在豪贤路168号、184号的不同说法。1945年，汪精卫妻陈璧君与党羽，被张发奎囚禁于豪贤路豪园。

著作

• 《双照楼诗词藁》，辑录十四岁（1896年）至民国十二年（1923）的一百三十余首诗词。1930年由曾仲鸣组织，民信公司以《小休集》为名初版。
• 《汪精卫日记》，1940年1月1日至1944年1月25日间行事历，近4万字，现存上海市档案馆。
• 《汪精卫全集》共四集，三民出版社（1929）。初集最近言论集、二集历年诗文集、三集历年讲演集、四集国际研究集。
• 《汪精卫与现代中国套书全六册》，时报出版（2019）。

艺术形象

• 电影
  • 1983年电影《贺龙军长》，马红鹰饰演汪精卫。
  • 1988年电影《刺杀汪精卫》，孙彦军饰演汪精卫。
  • 2007年电影《八月一日》，李子雄饰演汪精卫。
  • 2011年电影《第一大总统》，刘小锋饰演汪精卫。
  • 2011年电影《辛亥革命》，余少群饰演汪精卫。
  • 2017年电影《建军大业》，余少群饰演汪精卫。
• 电视剧
  • 1997年电视剧《潘汉年》，袁超群饰演汪精卫。
  • 1997年电视剧《侬本多情》，？饰演王建国（影射汪精卫）。
  • 2001年电视剧《孙中山》，陈笑非饰演汪精卫。
  • 2003年电视剧《走向共和》，贾志刚饰演汪精卫。
  • 2003年电视剧《延安颂》，曲国强饰演汪精卫。
  • 2006年电视剧《羊城风暴》，孟建华饰演汪精卫。
  • 2008年电视剧《周恩来在重庆》，陈天陆饰演汪精卫。
  • 2009年电视剧《叶挺将军》，刘欣饰演汪精卫。
  • 2009年电视剧《侬本多情》，王建国饰演王建国（角色和演员同名，影射汪精卫）。
  • 2010年电视剧《惊天阴谋》，夏志卿饰演汪精卫。
  • 2010年电视剧《黄炎培》，刘小溪饰演汪精卫。
  • 2010年电视剧《自由人李会荣》，郑兴彩（정흥채）饰演汪精卫。
  • 2011年电视剧《辛亥革命》，马光泽饰演汪精卫。
  • 2011年电视剧《开天辟地》，于毅饰演汪精卫。
  • 2013年电视剧《毛泽东》，刘奕君饰演汪精卫。
  • 2013年电视剧《苍狼》，陈君饰演房少铭（原型为汪精卫）。
  • 2013年电视剧《血色玫瑰之女子特遣队》，文章饰演汪精卫。
  • 2014年电视剧《长沙保卫战》，郭昊饰演汪精卫。
  • 2015年电视剧《少帅》，乔鸣麟饰演汪精卫。
  • 2016年电视剧《东方战场》，罗嘉良饰演汪精卫。
  • 2017年电视剧《热血军旗》，张弓饰演汪精卫。
  • 2021年电视剧《光荣与梦想》，黄觉饰演汪精卫。
  • 2021年电视剧《中流击水》，邵峰饰演汪精卫。
  • 2021年电视剧《向警予》，王政饰演汪精卫。
  • 2023年电视剧《珠江人家》，？饰演汪精卫。
  • 2023年电视剧《问苍茫》，张晓龙饰演汪精卫。
  • 2025年电视剧《浴血荣光》，谭凯饰演汪精卫。
• 舞台剧
  • 2026年舞台剧《精卫》，李家德饰演汪精卫。

另外，三船敏郎于1942年拍摄的一张照片，常在网络上被误认为是汪精卫（也被误认为是蒋孝勇，袁克文、俞扬和等）。

参考文献

来源

书籍

• 林思云：《真实的汪精卫》.
• 黄美真、张云：《汪精卫集团投敌-汪伪政权资料选编》.
• 高伐林. 《歷史塵埃——袁世凱、汪精衛、林彪後人訪談錄》. 明镜出版社. ISBN 9781932138382. 
• 李志毓：《惊弦：汪精卫的政治生涯》.牛津大学.ISBN 9780199411900

• Peter Kien-hong YU/俞剑鸿, WANG Jingwei: The Unknown Two New Sides/汪精卫：你不知道的真相 (New York: Bouden House/博登书屋, April 2024)；https://www.storm.mg/article/5096864；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and Debunking Social Science (San Francisco: www.Academia.edu., January 2022), (PDF).https://www.storm.mg/article/5310048

延伸阅读

• 最新支那要人传，东京：朝日新闻社，昭和16年
• 汪精卫, 何孟恒《汪精卫与现代中国》六册

外部链接

• 余英时：〈以史推解汪精卫心境演替〉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2012）
• 李国祁：〈民国十四年汪精卫的争权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林思云：《真实的汪精衛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汪精卫和平运动始末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林思云：《怎样看待汪精卫政府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2000年5月2日
• 博伊尔：《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张有朋：《蒋介石与汪精卫的绝世秘密》

参见

• 汉奸
• 菲利普·贝当（维希法国领导人）

中国国民党职务
前任： 胡汉民	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 第三任 1925年7月1日－1926年3月23日	继任： 谭延闿
前任： 蒋介石	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 第八任 1935年12月7日－1937年11月17日	继任： 蒋介石
前任： 蒋介石	国防委员会主席 第二任 1937年3月3日－1937年8月11日	继任： 蒋介石
前任： 职务创设	中国国民党副总裁 第一任 1938年4月1日－1939年1月1日	继任： 陈诚
中华民国政府职务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前任： 职务创设	国民政府主席 第一任 1925年7月1日－1926年3月23日	继任： 谭延闿
前任： 职务创设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 第一任 1925年7月3日－1926年4月16日	继任： 蒋介石
前任： 孙科	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 第四任 1932年1月29日－1935年12月16日	继任： 蒋介石
前任： 职务创设	国民参政会议长 第一任 1938年7月6日－1939年1月1日	继任： 张伯苓（代理）
中国国民党（汪精卫政权）职务
汪兆铭政权创立者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 第一任 1939年9月29日－1944年11月10日	继任： 陈公博（代理）
中华民国政府职务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汪兆铭政权创立者	“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 第一任 1940年3月24日－1944年11月10日	继任： 陈公博
汪兆铭政权创立者	“行政院院长” 第一任 1940年3月30日－1944年11月10日	继任： 陈公博
汪兆铭政权创立者	“国民政府主席” 第一任 1940年11月28日－1944年11月10日	继任： 陈公博（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