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Ghren/明朝经济

16、17世纪间，明代曾是世界上手工业与经济最繁荣的国家之一。明代推行“重农抑商”的原则以及严厉的海禁政策，使得商业受到了一定的压制，但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废除海禁后，海外贸易重新活跃起来，全盛时远洋船舶吨位高达18000吨，占当时世界总量的18%

货币

明朝发行的纸币—大明宝钞

洪武八年（1735年），开始实行钞法。钞法规定了“大明宝钞”的印制、管理机构（宝钞提举司），定义了“大明宝钞”的形态、防伪方式。明朝政府没有为大明宝钞设立保证金，发行数量没有明确限额，发行的依据单纯依靠政治力量。“大明宝钞”主要依靠财政支出流向民间，但同时百姓不能以宝钞向朝延兑换金银。虽然明朝钞法规定“每钞四贯，易赤金一两”，但钞法定立之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办法使用这个比价，宝钞长期贬值。至成化年间，其价值大约只有原来规定的千分之一。至天顺、成化年间，“大明宝钞”在民间基本上不再使用。

为了推行钞法，在明朝初期，明政府禁止民间使用金、银，限制铜钱进行交易，“以钞法不通，下令禁金银交易，犯者准奸恶论”，但民间依然多有使用。至明中期，宝钞贬值，金银的禁令不能继续保持，民间大多银进行交易。16世纪中叶之后日本和拉丁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也进一步促进中晚明经济的发展，当时明朝占有世界白银需求量三成左右。此外尚有铜钱，但只是在小额交易时使用。

农业

自明朝就开发至今的云南梯田

明朝初期，由于多年的战争加上通货膨胀，且前朝元惠宗为治水加重徭役，经济近乎在崩溃的边缘。明太祖洪武年间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与移民垦荒，也实行屯田政策，军屯面积占全国耕地的近十分之一。此外，商屯也相当盛行，政府以买卖食盐的专卖证（称之为盐引）作为交换，利用商人将粮食运往边疆，以确保边防的粮食需求，然而此方式并非以以物易物方式，而是要求盐商先交钱再等晒盐季再给盐，却又为税收不足而将新产出的盐另行外卖，延后交盐给正规盐商的时间，致使盐商交了钱却要三五年甚至十年后才拿得到盐，却又因身份管制而无法抛弃盐商身份另行谋生，因此而家破人亡，私盐亦大为流行。

明朝农业无论是产量还是生产工具，都高于前一朝代，番薯、南瓜、蚕豆、土豆、玉米、棉花等美洲高产作物在16世纪中叶时陆续传到中国，尤其是棉花，已在全国普遍栽种。此外，较容易栽种的蕃薯和玉米，可以种植于土壤相对较贫瘠的地区，对于粮食需求日增的明清两代尤其重要。万历年间，耕地总面积达10.7亿市亩 ，为万历年间开始的人口稳步增长提供坚实的基础。而在南宋时流行的俗谚“苏常熟，天下足。”，由于长江下游地区城市居民的快速增加，及长江中游地区的快速开发，中晚明时，已经转变为“湖广熟，天下足”，意即当时主要的米粮生产区已经转移到湖广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湖北省和湖南省一带。随着商业性农业的出现而发展起来的长途交通，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晚明以后，湖广的米开始被长途运送至江浙、闽广等地区贩售，使当地农民开始改种经济作物。明太祖也曾派遣国子监下乡督导水利建设，并以减免税赋奖励耕作。这些措施使得过去很多饱受战乱损毁的地区恢复生气，使明朝的经济得到快速的恢复。

手工业

手工业方面，明代仍然延续了元代的匠籍制，也就是规定全国技术好的手工业工人必须于官营手工业部门服务的制度。明代定以前的匠户为匠籍，并规定这些入匠籍的手工、工人子孙世代承袭，不得脱籍改行，但不同点在于明代时，他们不需永远在王朝服役，而只要依规定每隔几年轮班到京城服役一次即可，称之为轮班匠。但由于到京城的路途遥远，轮班匠仍然常常发生逃役的状况，于是在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朝廷便下令轮班匠可缴交银两折抵役期，称为“匠班银”。而到了嘉靖四十一年，朝廷进一步改革匠役制度，每名轮班匠每年纳“匠班银”四钱五分，从而废除了轮班制。但仍有部分工人留在官营手工业单位服务，匠籍制并未完全废除。

自明初年起，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手工业高度发展，松江潞安府全盛时有织机一万三千张，促进市场经济化和城市化，南京、临清等城市“周围逾三十里，而一城之中，无论南北财货，即绅士商民近百万口”。南京一地有众多的陶瓷厂，每年可生产100万件瓷器。景德镇成为世界瓷都。制瓷使用旋坯车，不但提高生产效率，还使旋出的瓷坯更为精细和规格化。施釉方式以吹釉法代替刷釉法，使施釉更加均匀光泽。并且发展出彩色瓷器。冶铁技术也有明显的提高，由灌钢冶炼法发展到苏钢冶炼法，是一种效率较高的炼钢方法。

商业

明朝初期，政府的户役制度，商税制度，海禁政策等政策限制了商业发展，各地以自然经济为主。正统至嘉靖年间，市场上的商品种类大增，流通的范围扩大，出现了很多商业市镇。据不完全统计，明朝的商税由弘治时期共46180090贯升至嘉靖时期52068109贯，反映这时期商业的繁荣。嘉靖中期之后，随丝织业、陶瓷业等手工业发展，商品生产领域扩大，货品数量大增，农产品亦开始商业化。全国形成了若干个以产品著名的地区，货品生产呈现分工的倾向，同时商品在各地区之间交流，乃至一些中小城市或者偏远山区的货品也相当齐全。如四川建昌卫（今四川西昌）也可以买到苏州、杭州的丝绸。在此时，一些商人为了扩大资本，成了商帮，控制了某些地区、行业的商业贸易。此外，商业用的书也开始出现。商人为实用目的而编写此类书籍，内容介绍贸易路径沿途的交通、习俗及商品行情等。此类书籍现存最早者为《一统路程图记》。

交通

明朝首先兴建的是两京与十三布政司之间的大道。为了巩固北方边防，以北京为中心，明政府共修建了11条道路。在永乐年间，为了巩固在东北的管治，修建了以开原为中心的四条驿道和以海西为中心的两条道路。明朝中期，随商品经济的发展，很多富民、商人为了商品流通、方便运输，大量兴修道路桥梁。整体而言，在各级官府和商民的努力下，形成了紧密的交通网。据黄汴《天下水陆路程》等统计，两京至十三布政司，各布政司至各府，以及各省之间的水陆交通干线二百有余。

主要的交通道路有以下五条：

1. 京杭大运河。元末明初，运河淤塞而使用海运。永乐九年，宋礼率军民疏通大运河，历时二十年而成。河道长1794公里，连通钱塘、长江、淮河、黄河五大水系。
2. 江西至广东的大道，走线为鄱阳湖→赣江→南安府大庾县横浦驿→梅关古道→南雄府保昌县陵江驿→北江→广州。当中横浦至驿陵江驿一节为陆路，其他为水路。在明初期，此路只作“递送官物”之用。至景泰年后，成为南北货物交流最频繁的商路。
3. 北京至东北地区的大道，走线为北京→山海关→沈阳→开原。货品至开原之后，又转至海西、朝鲜、奴尔干都司等地。
4. 长江水道，是明代最大的内河航行系统，四川的木材、药材运销江浙，长三角的丝织、布匹也依靠长江水运至其他地区。
5. 由江淅地区出发，经扬州、汴梁、郑州、洛阳、西安，接丝绸之路至新疆和中东。陕西商帮在这条商路非常活跃，将西域的皮毛、羊毛运至关中，加工后东运至东南沿海，又收购棉布、绸缎等货品，两头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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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及货品

明嘉靖、万历间，各地出卖丝绸、酒肉、蔬果、烟草、农作物、瓷器等商品不计其数，大量外销赚取外汇所得。中国瓷器在海外畅销，当时奥斯曼帝国的皇宫中收藏了大量中国瓷器，是海外中国瓷器的最大藏品库。外国的不少东西在中国城市都有卖，如欧洲的西洋钟、美洲的烟草，当时商业大都会以江南的商业城市最多，有南京、仪征、扬州、瓜洲、苏州、松江、杭州与嘉兴等，华中其他商业城市尚有汉口、南昌、淮安、芜湖与景德镇等，西南内陆有成都，华北有北京、济宁与临清等，而华南则有福州与广州等。

生产总量及生产力

有观点认为，明朝生产总量在全世界所占比例在中国三千年历史上是最高的。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1600年明朝生产总量为960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9.2%，晚明中国人均GDP约600美元。据他研究，1500年中国生产总量（618亿美元）已首次超过印度（605亿美元）（这里仅表明购买力平价，与财政收入是不同的概念）。部分中国学者如刘逖认为麦迪森高估了明朝的生产总量和人均生产总量，据刘逖指出国际公认的生存水平线是400美元，因此刘逖对麦迪森明朝数据做了调整，若以1990年的美元价值换算，1600年中国人均GDP在388美元、1610年在386美元、1620年在391美元、1630年在344美元、1640年在367美元，大幅低于麦迪森的600美元。

而隆庆年间的开关，进一步促进了当时中国经济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