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 (1979年—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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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的冷戰格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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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歷史
起因（英語：Origins of the Cold War）
時期
相關話題

1979年至1985年的冷戰是冷戰的後期階段，其特點是蘇聯和西方之間的敵意急劇增加。它起源於1979年12月對蘇聯入侵阿富汗的強烈譴責，隨着1979年英國的瑪嘉烈·戴卓爾首相和1980年美國總統朗奴·列根的當選，西方對蘇聯外交政策的相應變化表現為放棄緩和，轉而支持列根主義的推回政策，其明確目標是消除蘇聯及東方集團在其勢力範圍的影響。在此期間，核戰爭的威脅達到了自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以來前所未有的高度。

蘇聯在阿富汗的四月革命後入侵該國，最終導致約100萬平民死亡。[1]而直至1989年，聖戰士成功地迫使蘇聯軍隊撤出。作為回應，美國總統占美·卡特宣佈以美國為首的國家抵制1980年夏季奧運會。1984年，蘇聯以抵制1984年夏季奧運會作為回應。當美國宣佈將在西德部署潘興Ⅱ型導彈時，緊張局勢加劇，隨后里根宣佈美國戰略防禦計劃，1983年裏根將蘇聯稱為「邪惡帝國」，緊張局勢進一步加劇。

1983年4月，美國海軍進行了名為「FleetEx83-1」的演習，這是迄今為止在北太平洋舉行的規模最大的艦隊演習。[2][3]大約有40艘艦船，23000名船員和300架飛機，可以說是有史以來組建的最強大的海軍艦隊。美國飛機和艦艇試圖刺激蘇聯作出反應，使美國海軍情報部門能夠研究蘇聯的雷達特徵、飛機能力和戰術機動能力。4月4日，至少有6架美國海軍飛機飛越千島群島之一的小千島群島，小千島群島是千島群島中最大的一個。蘇聯人因此義憤填膺，下令對阿留申群島進行報復性飛越。蘇聯還發佈了一份正式的外交抗議照會，指責美國一再侵入蘇聯領空。[4] 第二年9月，民用客機大韓航空007號班機在海馬島附近被蘇聯攔截機擊落。

1983年11月，北約舉行了一次名為「神箭手83」的軍事演習。北約部隊核攻擊的真實模擬在蘇聯引起了相當大的恐慌，許多歷史學家認為這是自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以來世界上最接近核戰爭的一次。[5]

這段冷戰時期包括美國總統朗奴·列根的第一個任期（1981-1985年）,而蘇聯領導人布里茲尼夫於1982年去世，之後由尤里·安德羅波夫（1982-1984年）和康斯坦丁·契爾年科（1984-1985年）組成的短暫的蘇聯領導過渡期。冷戰的這一階段在1985年隨着具有改革思想的蘇聯領導人米哈伊爾·戈巴卓夫的崛起而結束。戈巴卓夫承諾緩和東西方之間的緊張關係，並在蘇聯社會進行重大改革。

前奏：緩和的十年[編輯]

20世紀70年代，美國和蘇聯均奉行緩和政策，雙方都試圖改善其地緣政治狀況，同時儘量減少超級大國之間直接戰爭的風險。[6]這兩個集團的國家之間建立了廣泛的貿易關係，使得蘇聯大約70%的糧食來自美國。[7]1975年，擴大北約和東方集團國家之間政治聯繫的努力以簽署赫爾辛基協定而告終。此外，雙方還簽署了一些主要的軍備控制協定，如限制戰略武器談判。

此外，美國還努力達成和平條約，以結束其參與越南戰爭的行為。為此，尼克遜試圖使中國支持其和平進程，並開始對這個共產主義國家進行歷史性訪問。儘管這種與中國的接觸最終無法避免共產主義勢力在越南戰爭中獲勝，但它仍然被視為20世紀最重要的地緣政治行為之一，從根本上改變了美國和蘇聯之間的冷戰格局。[8]

儘管雙方的公眾普遍支持這種緩和努力（例如68%的美國人認為尼克遜的中國之行將促進世界和平）[9]，但仍有人批評這種努力。在美國，巴里·戈德華特等保守派譴責緩和，並說，「我們的目標必須是摧毀作為擁有權力手段的意識形態力量敵人」[10]，並警告說，與蘇聯的貿易有助於維持蘇聯在東歐的霸權。[11]美國左翼成員也同樣反對緩和，比如參議員亨利·積遜，他認為蘇聯需要與美國積極對抗。[12]儘管有這些批評，緩和一直持續到20世紀70年代，得到了美國政治分歧雙方成員的支持，兩黨都在1976年的總統選舉中提名支持緩和的候選人（例如福特總統和占美·卡特州長）。

在西歐，也有一些人反對緩和。由於西德總理威利·布蘭特的東方政策，西德政府否定了奧德河-尼斯河以東的所有主權主張，放棄二戰結束時失去的德國歷史領土。雖然這一舉措有助於緩解蘇聯和波蘭對德國復仇主義的擔憂，但它招致了布蘭特的主要對手中右翼基督教民主聯盟的批評[13]。

在蘇聯本身，安德烈·薩哈羅夫（也是前蘇聯核計劃成員）等持不同政見者警告說，如果緩和不伴隨蘇聯的自由化，西方的安全就會受到威脅。[14]在此期間，蘇聯和東歐的人權活動家再次受到克格勃等共產主義情報機構的攻擊。[15]西方對持續侵犯人權行為缺乏重大批評，導致東歐持不同政見者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捷克劇作家（也是未來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將緩和稱為「天真、愚蠢」[16]

  • 西德總理威利·布蘭特（左）與美國總統李察·尼克遜（右）。這兩位政治家是緩和和與東方集團展開貿易的擁護者。
    西德總理威利·布蘭特（左）與美國總統李察·尼克遜（右）。這兩位政治家是緩和和與東方集團展開貿易的擁護者。
  • 尼克遜總統和中國總理周恩來在前者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期間互相敬酒。兩人因相互敵視蘇聯而在冷戰中建立了新的聯盟。
    尼克遜總統和中國總理周恩來在前者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期間互相敬酒。兩人因相互敵視蘇聯而在冷戰中建立了新的聯盟。
  • 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博士（右）被廣泛認為在1970年代上半期在美國外交政策中發揮了推動作用，尤其是在冷戰政策方面。
    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博士（右）被廣泛認為在1970年代上半期在美國外交政策中發揮了推動作用，尤其是在冷戰政策方面。
  • 蘇聯共產黨總書記列昂尼德·布里茲尼夫是事實上的1964年至1982年間蘇聯領導人，在這一時期決定共產主義世界的外交政策方面發揮了主導作用。
    蘇聯共產黨總書記列昂尼德·布里茲尼夫是事實上的1964年至1982年間蘇聯領導人，在這一時期決定共產主義世界的外交政策方面發揮了主導作用。

緩和的崩潰[編輯]

這個相對合作的時代並非沒有衝突。在整個緩和時期，雙方繼續儲存核武器以及這些武器的運載系統。[17]多目標重返大氣層載具（MIRV）的出現極大地提高了蘇聯和美國在核戰爭中的殺傷能力，並增加了預防性打擊的可能性。[18]第二輪的限制戰略武器談判和條約於1979年簽署，旨在遏制MIRV的擴張。然而，由於當年12月蘇聯入侵阿富汗，該條約沒有得到美國參議院的批准。[19]

冷戰期間，蘇聯和美國都對阿富汗感興趣，在這個中立的山區國家爭奪影響力。為此，蘇聯和美國都在這個不發達國家進行了大規模的基礎設施項目。超級大國的援助是如此慷慨，以至於阿富汗總理穆罕默德·哈希姆·邁萬瓦爾（英語：Mohammad Hashim Maiwandwal）曾經說過，「他可以用俄羅斯火柴點燃他的美國香煙。」[20]

阿富汗經歷了一段政治動盪不斷加劇的時期，始於1973年國王穆罕默德·查希爾·沙阿被推翻（英語：1973 Afghan coup d'état）。在此期間，阿富汗的共產主義運動規模大幅增長，特別是阿富汗軍隊的規模。這一點在1978年的四月革命中達到了頂峰，當時由蘇聯支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阿富汗人民民主黨的成員通過血腥政變奪取了政權。[21]

共產黨發起了一場激進的社會和政治革命，大批持不同政見者和「階級敵人」被清除[22]政變和隨後的政治暴力引發了馬克思主義國家與其非共產主義反對者之間的內戰，其中包括激進伊斯蘭主義者。共產黨軍事地位的惡化促使蘇聯介入衝突。人們普遍認為，蘇聯加入阿富汗戰爭結束了對緩和的支持，並引發了美國的一系列報復性反應，如上述退出第二階段戰略武器條約，以及實施糧食禁運、抵制1980年莫斯科夏季奧運會，開始向阿富汗反蘇叛軍出售武器。此外，它在世界舞台上上孤立了蘇聯，特別是在中東。[23]

朗奴·列根的當選被廣泛認為是美蘇關係的轉折點。根據亨利·基辛格的說法，列根是「戰後第一位在意識形態和戰略上採取攻勢的總統」[24]雖然卡特在蘇聯干預阿富汗後開始了軍事集結，但在列根政府的領導下，美國將積極集結常規武器和核武器儲備，標誌着以競爭代替合作的新時期。[25]

推回政策[編輯]

1984年，記者尼古拉斯·萊曼（英語：Nicholas Lemann）採訪了列根的國防部長卡斯巴·溫伯格，總結了列根政府擊退蘇聯的戰略：

萊曼指出，當他在1984年寫這篇文章時，他認為列根生活在幻想之中。但在2016年，他說，這段話代表了「對列根實際所作所為的一種相當無爭議的描述。」

列根的戰略還包括蘇聯捲入的不斷升級的衝突，特別是蘇阿戰爭[21]和中美洲危機。它包括勸說西歐各國政府接受在其領土部署瞄準蘇聯的美國導彈。此外，它還包括建立天基反彈道導彈防禦系統的嘗試，稱之為戰略防禦計劃（儘管許多評論家稱之為「星球大戰」）[27]

這些戰略一直延續到1989年革命。[28][29]東歐衛星國的人民反抗獨裁，成為議會民主國家。俄羅斯人民在1991年結束了他們的共產主義制度。沒有莫斯科的支持，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許多受支援的共產主義運動幾乎崩潰了。[30]

波蘭危機（1980-1981）[編輯]

主條目：波蘭的戒嚴令（英語：Martial law in Poland）

20世紀70年代，波蘭經濟經歷了一段生產率下降的時期，1979年波蘭經歷了二戰後的第一次衰退。[31]1980年，格但斯克造船廠的罷工工人宣佈成立團結工會，這是一個非共產主義工會。1980年8月31日，波蘭政府同意了工會的許多要求，包括其合法化，使團結工會（當時有1000萬成員）成為華約中第一個不受共產黨政府控制的工會。[32]

在接下來的一年中，波蘭經歷了日益嚴重的政治混亂，因為團結工會的示威在全國蔓延，威脅着這個共產主義國家的生存。1981年12月13日，波蘭軍方領導人沃伊施治·扎魯謝斯基將軍宣佈波蘭全國進入戒嚴狀態，命令逮捕團結組織和其他反對派組織的成員。[32]

在波蘭政府宣佈戒嚴之前的這段時間裏，鐵幕兩邊都有關於蘇聯軍事干預的猜測，類似於前蘇聯對東歐的干預（即匈牙利革命、布拉格之春）然而，由於擔心西方對蘇聯的經濟制裁，蘇聯最終決定不直接干預波蘭。[33][34]

波蘭此後一直處於戒嚴狀態，直到1984年，波蘭政府開始逐步從監獄釋放波蘭反對派成員。隨着波蘭的民主化和執政黨共產黨在波蘭二戰後第一次自由選舉中的失敗，團結工會與扎魯謝斯基政府之間的衝突最終將在1989年結束。[32]

核建設（1981-1983）[編輯]

向歐洲部署中程核力量[編輯]

20世紀70年代，蘇聯研製了一種能夠攜帶核武器的新型中程彈道導彈。到1979年底，它已經向蘇聯西部和華約盟國部署了130枚SS-20導彈，能夠發射390多枚彈頭。[35]此舉為依賴戰術核優勢抵消蘇聯常規優勢的北約聯盟敲響了警鐘。[36]

為了加強北約的核威懾，成員國承諾向西歐部署數百枚導彈，主要是潘興Ⅱ型導彈。[37]

技術發展[編輯]

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之前的冷戰期間，美國空軍的主要重型戰略轟炸機是B-52同溫層堡壘轟炸機。然而，更先進的空中預警機技術的發展使得B-52更容易受到地面和敵機的攻擊。美國空軍認為需要一種能夠飛得更快、機動性更強、仍能向目標發射大量有效載荷的轟炸機。這導致了B-1槍騎兵戰略轟炸機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到中期的發展。B-1A計劃於1977年被取消，但後來由列根總統於1981年以其新的和當前的命名B-1B重新啟動。B-1B能夠以1.2馬赫或以上的速度飛行，並能提供75000磅的有效載荷。[38]槍騎兵是一種具有核能力的轟炸機，直到1994年，轟炸機的核任務被取消，並被轉換為常規武器。[38]

在此期間生產的另一種武器是潘興Ⅱ中程彈道導彈（MRBM）。1983年，潘興Ⅱ首次部署在歐洲。它的射程約為1000英里，攜帶一枚W-85可變當量核彈頭，當量在5至80千噸之間。儘管這種彈頭的當量比W-50彈頭（高達150千噸）小，但潘興II型導彈精度的提高意味着不需要大當量彈頭。相反，該導彈能夠使用其雷達和慣性制導裝置打擊非常接近其目標的目標。[39]

核誤報和緊急呼叫[編輯]

1983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進行了一次名為「優秀射手」的演習，這是冷戰期間最危險的一次演習。神箭手83是1983年11月進行的一次逼真的軍事模擬演習。作為演習的一部分，北約部隊模擬了一次全面的核攻擊，這可能會引起蘇聯的意外反應。[40]蘇聯的許多軍事官員在收到有關北約在歐洲動員部隊的信息後，認為美國利用這次演習來掩飾戰略核打擊。這導致蘇聯做出了不同尋常的反應。[40]這一反應涉及到東德和波蘭的蘇聯軍事部隊處於戒備狀態，以及異常數量的偵察飛行。

反核與和平運動[編輯]

在整個1970年代和1980年代，公眾越來越關注戰爭和核武器的持續和日益增長的威脅，到那時，國際和平與反核運動在許多抗議中急劇增長，旨在傳播意識、推動裁軍和改變政治議程的事件和活動。這些運動在歐洲、美國、加拿大和日本最為活躍，1982年6月12日達到高潮，當時有100萬人在紐約遊行，要求結束冷戰軍備競賽和核武器。這是美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抗議者集會。[41]

第三世界衝突[編輯]

中東[編輯]

中東在這個時代發生了幾次衝突。兩伊戰爭使伊朗新伊斯蘭革命政府（英語：Government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與薩達姆·侯賽因領導的伊拉克復興黨國家對峙。儘管與由蘇聯和西方共同武裝的伊拉克作戰，伊朗與入侵者的戰鬥卻停滯不前。[42]戰爭一直處於僵局，直到1988年，雙方達成了戰前停火協議。這場戰爭奪去了超過一百萬人的生命。[43][44]

這個時代還見證了黎巴嫩內戰（1975-1990）的延續，美國支持的以色列人和蘇​​聯支持的敘利亞人與他們反過來支持的各種黎巴嫩政治派別並肩作戰。

非洲[編輯]

在非洲，無論是蘇聯還是美國，都沒有直接捲入非洲大陸上肆虐的無數衝突。然而，幾次非洲內戰變成了涉及外國勢力的代理人戰爭，南非和古巴士兵在安哥拉內戰中相互交戰。非洲的其他衝突包括埃塞俄比亞內戰、莫桑比克內戰、第二次蘇丹內戰和索馬里叛亂（英語：Somali Rebellion）。再加上總共發生了20次成功的政變[45]，這意味着非洲在整個1980年代一直是不穩定的根源。

隨着整個大陸上發生的各種軍事對抗，當時仍處於種族隔離政府控制之下的南非，由於其國內對土著黑人人口的鎮壓和強硬的外交政策而面臨越來越多的孤立。東方集團國家繼續贊助非國大和其他反種族隔離運動（英語：Internal resistance to apartheid），提供致命和非致命的援助。隨着公民抗命和針對白人少數民族政府的激進暴力愈演愈烈，南非的不穩定局勢也日益加劇。[46]在美國等西方國家，越來越多的運動呼籲中止與南非的經濟關係，通常被稱為「撤資運動」。雖然該運動未能立即終止西方與南非的貿易，但到本十年末，美國國會通過（超越列根總統的否決）《全面反種族隔離法（英語：Comprehensive Anti-Apartheid Act）》，該法案與其他國家一起採取類似措施，將對南非經濟造成重大打擊。[47]

南亞和中亞[編輯]

1980年代初期，阿富汗繼續抵抗蘇聯的入侵。美國、英國和其他反蘇國家，如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巴基斯坦，向常被稱為聖戰者組織的阿富汗叛軍提供物質援助。美國每年向阿富汗叛軍提供大約7.5億美元，主要是通過中央情報局。對阿富汗叛軍的這種支持，最終將包括銷售防空「毒刺」導彈，被廣泛認為有助於否認蘇聯和阿富汗民主共和國支持在阿富汗取得勝利。[48]

東南亞[編輯]

黃雨[編輯]

在1970年代中期和1980年代初期，阿富汗、老撾和柬埔寨出現了生物戰的證據。許多襲擊中常見的物質是T-2真菌毒素（英語：T-2 mycotoxin），這是一種單端孢霉烯真菌毒素，因其在前面提到的三個國家的「黃雨」襲擊中的作用而臭名昭著。[49]之所以稱為黃雨，是因為這種物質通常與橙黃色有關，許多目睹襲擊事件的人將這種物質描述為掉在地上時聽起來像雨。[49]化學劑通過許多不同的方式輸送，包括：飛機火箭和炸彈、噴霧罐、迫擊炮彈、手榴彈和陷阱。[49]

據信，這些化學品要麼由蘇聯人提供，要麼由蘇聯人運送，至少在400多起襲擊中使用過，並在這些襲擊中造成了至少一萬多人死亡的一小部分。[49]這種化學製劑有許多嚴重的症狀，包括但不限於：嘔吐、神經系統損傷、皮膚和眼睛刺激、視力受損或喪失以及腹瀉。

柬越戰爭[編輯]

在蘇聯支持的越南軍隊和中國支持的柬埔寨軍隊幾年的武裝摩擦之後，越南於1978年聖誕節對柬埔寨發動了全面入侵。越南人的力量，在1977-78年期間達到頂峰。

馬來西亞共產主義叛亂[編輯]

自馬來亞緊急狀態二十年後，馬來亞共產黨於1968年6月17日對馬來西亞政府發起了第二次叛亂運動，在高烏-文冬附近發動了一次襲擊，造成17名安全部隊成員喪生。然而，當1970年馬來亞共產黨內部開始出現問題時，事情變得更糟。人們相信政府間諜已經滲透到馬來亞共產黨並開始分裂該組織。許多馬共成員開始相互指責對方與政府合作，如果被發現是政府特工，通常會被處死。到1974年底，政府特工的行動已被證明是成功的。馬共在1970年從分裂成三個派系，到1987年最後剩下的團體投降，標誌着馬共叛亂的結束。[50]馬共的停止戰鬥導致北加里曼丹共產黨與馬來西亞政府於1990年簽署類似的和平協議，結束了共產主義勢力對直轄殖民地政府和馬來西亞政府在砂拉越長達28年的敵對狀態。

拉丁美洲[編輯]

反對派發動了一場有效的叛亂，威脅到桑地諾政府對農村的控制。

1979年見證了尼加拉瓜執政的索摩查家族被推翻，隨後由丹尼爾·奧爾特加領導的左翼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取而代之。即將上任的列根政府致力於解散尼加拉瓜政府和武裝反共革命力量，通常被稱為「康特拉」。[51]1983年底，美國國會將列根政府的資金限制在2400萬美元（英語：Boland Amendment）壓縮其對康特拉的援助。列根政府成員試圖非法規避這些限制導致了伊朗門事件。[52]

由於擔心尼加拉瓜是中美洲第一個倒下的「多米諾骨牌」，美國增加了對洪都拉斯、危地馬拉和薩爾瓦多的友好政府的軍售，這些政府都在處理自己的左翼叛亂。美國的援助在1985年達到12億美元的峰值，然後在1996年下降到僅1.67億美元（後者幾乎全部是非軍事援助。）[53]

1983年，美國入侵格林納達，推翻了古巴支持的人民革命政府。

哥倫比亞目睹了與美國支持的胡利奧·施薩·圖爾瓦伊·阿亞拉政府持續數十年的內戰，該政府與各種馬克思主義叛亂分子和毒品走私者作戰。佔主導地位的反叛組織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得到了古巴政府的財政和物質支持。[54]

這些衝突都不會在這十年的終點得到解決，持續到1990年代初，或者在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叛亂的情況下，直到2017年。

1983年：危機之年[編輯]

瑞恩行動[編輯]

主條目：瑞恩行動（英語：RYAN）
潘興Ⅱ中程彈道導彈在德國的豎立發射器上。

1981年，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羅波夫和總書記列昂尼德·布里茲尼夫發起了蘇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情報收集活動——瑞恩行動（俄語：Ракетно ядерное нападение，羅馬化：Raketno Yadernoye Napadenie，意為「核導彈襲擊」）。此次演習的目的是部署特工，以收集儘可能多的關於美國或其他北約大國首先進行核打擊的可能性的信息。[55]

然而，這項為期八年的工程似乎讓蘇聯感到更加焦慮，而不是讓蘇聯放心。隨着所有信息的流入，尚不清楚哪條情報標誌着先發制人的打擊的開始，這將要求蘇聯方面立即採取行動，甚至在美國甚至可以在空中獲得武器之前。當美國推出新型中程彈道導彈潘興Ⅱ時，克格勃知道美國人已經做好了出擊的準備，如果是先發制人的打擊，蘇聯的報復性武器庫將面臨高風險。1983年2月，克格勃對瑞恩行動加倍下注，重點關注任何可能表明美國計劃進行攻擊和成倍增加緊張局勢的跡象。[56]

大韓航空007號班機的擊落[編輯]

主條目：大韓航空007號班機空難

1983年9月1日，大韓航空007號航班從安克雷奇飛往韓國首爾，途中經過蘇聯堪察加半島，但這原本不是飛行計劃的一部分。蘇聯戰鬥機在蘇聯指揮官的命令下發射了空對空導彈並擊落了客機。大韓航空007號班機墜入太平洋，機上269名乘客死亡。[57]死者中有來自佐治亞州的美國國會議員拉里·麥唐諾。[58]

這一事件發生的時間以及1983年美國和蘇聯之間的多場其他衝突造成了高度緊張的政治氣氛，這可能會迅速升級為任何一方的災難性行動作為回應。

神箭手83演習[編輯]

主條目：1983年優秀射手演習

正如蘇聯通過瑞恩行動加強對核活動的審查一樣，美國和北約開始了他們迄今為止最先進、最深入和最現實的戰爭模擬，稱為神箭手。1983年11月推出，使這個特殊的戰爭遊戲如此不同，最終如此重要的是，它包含了一個模擬核選項的最終遊戲場景，如果戰爭達到這樣的水平。[5]

蘇聯情報部門能夠收集到這個新方面已被包括在內，但他們無法判斷這是否是遊戲的一部分，或者是否存在釋放實際核武器的潛在威脅。北約執行的模擬類型升級，再加上西德出現潘興Ⅱ型導彈，使蘇聯處於緊張狀態。除了據報道東德和華約部隊的通信有所增加之外，還有異常多的監視飛行，並且大量武裝和準備就緒的米格-23戰鬥機駐紮在邊境附近。來自蘇聯消息來源的報道還聲稱，某些部隊處於高度戒備狀態，多枚SS-20和SS-19移動戰略核導彈被移動並等待。[59]

許多學者將此事件列為自古巴導彈危機以來世界最接近核戰爭的事件，而另一些學者則認為蘇聯的行為與北約軍事演習期間的標準操作程序相去甚遠，可能是出于謹慎考慮而犯了錯誤。新型潘興Ⅱ導彈的出現。[60]大多數人都認為，這一事件以及如此多的其他事件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累積的影響使1983年成為冷戰中最激烈、幾乎是災難性的年份之一。

蘇聯領導人的更替[編輯]

布里茲尼夫之死 (1982)[編輯]

列昂尼德·布里茲尼夫從1964年到1982年去世，擔任了18年的蘇聯領導人。[61]布里茲尼夫的健康狀況開始惡化，原因是他在領導蘇聯時期即將結束時大量吸煙和沉迷於安眠藥。當布里茲尼夫的健康狀況惡化時，蘇聯開始出現問題，其原因在於他疏於管理國家。[62]

布里茲尼夫試圖幫助緩解蘇聯和美國之間的核緊張局勢。1979年，布里茲尼夫與美國總統占美·卡特簽署了第二輪限制戰略武器協議。該協議是一項新的雙邊戰略軍備限制條約。[61]然而，1979年12月27日，蘇聯入侵阿富汗，因此美國參議院從未批准該條約。[61]哈菲佐拉·阿明在蘇聯入侵阿富汗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阿明與蘇聯的關係不錯，但最終變得緊張，這也是蘇聯入侵阿富汗的原因之一。[63]

布里茲尼夫的政策幫助蘇聯經濟增長，並在1970年代與美國展開軍備競賽。然而局勢在1980年代開始變化。因為布里茲尼夫健康狀況日趨惡化，使得他無法領導蘇聯，並傷害了該國的經濟、軍事、生活水平和政治。[62]由於他的健康問題，布里茲尼夫不得不開始更多地依賴他的顧問。[64]在這之後布里茲尼夫的顧問漸漸執掌實權，而布里茲尼夫也漸漸不再直接下令。然而，政治腐敗因此蔓延到整個蘇聯領導層。[61]布里茲尼夫最終因蘇聯公民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的生活質量水平下降而受到批評。[61]

安德羅波夫時代（1982-1984）[編輯]

尤里·安德羅波夫接替布里茲尼夫成為蘇聯領導人。然而，由於他身體虛弱，他的領導生涯很短暫。他只當了15個月的蘇聯領導人。1982年11月至1984年2月，安德羅波夫於1983年2月迅速病倒，身體狀況每況愈下，開始頻繁住院。1983年11月7日，他成為第一位錯過紅場每年一度的十月革命閱兵式的蘇聯領導人。安德羅波夫在1984年2月9日去世前在醫院度過了他的最後幾天。

安德羅波夫想清理蘇聯的腐敗並嘗試進行系統改革。[65]由於腐敗，他解僱了許多黨的部長和秘書。安德羅波夫還建立了蘇聯理性的國家-社會關係，旨在化解來自精英和群眾的反抗。[65]然而這位國家主義者的計劃沒有奏效，因為安德羅波夫去世了，而且僅靠這個計劃是沒有力量成功的。[65]

在他生命的盡頭，安德羅波夫開始認為蘇聯對阿富汗的干預可能是一個錯誤的決定。[66]他認為這不符合蘇聯的最佳利益，他向聯合國秘書哈維爾·佩雷斯·德奎利亞爾闡述了四個主要原因，表明入侵並不必要。[66]安德羅波夫甚至在1981年底和1982年初訪問了阿富汗，但他仍然沒有找出軍事解決方案。安德羅波夫的回應是對阿富汗的領導層施加壓力，希冀蘇聯可以毫無問題地撤退。[66]安德羅波夫的死意味着他對阿富汗的願景永遠不會實現。

安德羅波夫想修復甦聯經濟，因為它在布里茲尼夫的領導權即將結束時苦苦掙扎。[67]戈斯·貝巴科夫設計了1983年經濟和社會發展年度計劃，V·F·加布佐夫主持了1983年預算中1982年的經濟表現。[67]在聽完這兩個計劃後，安德羅波夫對如何改善蘇聯經濟，特別是通過農業和農業工人，曾有些許想法。[67]安德羅波夫還希望工業部和其他部委實現他們的目標計劃。[67]

蘇聯的經濟存在國內外問題，這讓蘇聯領導人感到擔憂。[67]安德羅波夫確實同意布里茲尼夫外交政策的某些部分，但他也想制定更好的政策。[67]蘇聯領導人也在努力尋找解決多種問題的不同方法。[67]然而安德羅波夫的死意味着他的經濟願景從未得到充分發展。

契爾年科的統治 (1984–1985)[編輯]

尤里·安德羅波夫去世後，康斯坦丁·契爾年科被選為下一任蘇聯領導人。安德羅波夫本不希望契爾年科成為他的繼任者，因為契爾年科有肺氣腫和健康問題。[68]相反，安德羅波夫屬意的繼任者首選是米哈伊爾·戈巴卓夫。契爾年科的統治時間比安德羅波夫的還要短，從1984年2月到1985年3月僅持續了13個月。

列昂尼德·布里茲尼夫曾幫助契爾年科在政治體系中獲得更高的地位。契爾年科遵循布里茲尼夫的一些經濟理想，但他對自己的經濟發展計劃並不開放。[64]契爾年科希望改進蘇聯的農業方法、生產和分配，以幫助啟動經濟。[64]

契爾年科的主要成就之一是與中國談判並簽署了一項價值12億美元的新貿易協定。[69]這也有助於緩和蘇中關係。貿易協定允許蘇聯和中國之間的貿易增長50%，但它也允許蘇聯出口機械、汽車和木材。[69]

契爾年科也為改善蘇美關係做了一些工作。蘇聯結束在日內瓦的中程核力量談判後，所有戰略武器談判都停止了，在接下來的12個月內，雙方都沒有與對方交談。[70]儘管如此，契爾年科在列根連任成功後在1985年1月7日在日內瓦重新開放談判並遇見他。經過兩天的談判後，雙方同意「根據新框架恢復正式談判」。[70]這是蘇聯和美國關係的一個新進展，因為它解決了有關核武器和太空武器的問題。[70]這份新協議作為契爾年科幫助蘇聯與美國建立關係的一種方式。然而，契爾年科並沒有結束在阿富汗的蘇聯戰爭，這本可以開始結束冷戰的進程。[63]

即使在蘇聯和美國達成協議之後，蘇聯仍然抵制美國在洛杉磯舉辦奧運會的1984年夏季奧運會。[71]蘇聯稱列根政府無法確保蘇聯運動員的安全。[72]蘇聯國家奧委會也認為其參賽者的訓練條件較差。

蘇聯抵制1984年夏季奧運會也是對美國抵制1980年蘇聯在莫斯科舉辦的夏季奧運會的直接回應。[72]美國等國因入侵阿富汗而抵制蘇聯。但是，即使在美國抵制1980年夏季奧運會之後，契爾年科仍繼續蘇聯對阿富汗的干預。[62]契爾年科的蘇聯和列根的美國仍有分歧，冷戰不可能在契爾年科死前結束。

文化與媒體[編輯]

許多媒體計劃了數十個兵棋推演，涵蓋了從人對人到全球熱核戰爭的各種規模的歷史和假設衝突。歷史衝突包括福克蘭群島戰爭、兩伊戰爭、入侵格林納達和安哥拉內戰。絕大多數標題都涉及當代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假設」情景，其中冷戰升溫，並聚焦於假定的華約入侵西歐。著名的遊戲包括最後通牒 (1979)、中國戰爭 (1979)、北約師長 (1980)、第五軍團系列 (1980) 和機甲戰爭2 (1980)、特遣部隊 (1981)、魚叉(1983)、筒倉14 ( 1983)、突擊系列 (1983)、海灣打擊 (1983)、火力 (1984)、第三次世界大戰系列 (1984)、Air Cav (1985) 和主戰區(1985)。

此外，這一時期見證了一些處理冷戰和冷戰相關問題的電子遊戲的發佈。例子包括Atari著名的街機遊戲導彈指揮官(1980)、有點臭名昭著的突襲莫斯科(1984)，它可以讓你衝破蘇聯防空系統並最終摧毀莫斯科（因此得名），以及歐洲戲劇(1985) ，模擬了一場全面的常規戰爭，儘管是假設性的，華沙條約部隊和北約部隊之間為了中歐的控制權而展開的戰爭。其中一些遊戲強烈建議不要使用核武器，反映出當時人們普遍擔心核大屠殺。此外，還發佈了一些處理冷戰地緣政治的視頻遊戲，例如權力平衡(1985) 和克里姆林宮的危機 (1991)。

1983年發行的兩部影片戰爭遊戲和後天講述了美國和蘇聯之間潛在的全面核戰爭。列根總統曾對後天進行私人放映，據說深受其影響。使其他改變了對核武器的態度，支持最終廢除核武器，其中至少部分是由於他觀看這部電影的經驗。[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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