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時期文物古蹟損毀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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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無特別說明，此條目中的「中國」指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家保護的文物的範圍如下：
  1. 與重大歷史事件、革命運動和重要人物有關的、具有紀念意義和史料價值的建築物、遺址、紀念物等；
  2. 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古文化遺址、古墓葬、古建築、石窟寺、石刻等，
  3. 各時代有價值的藝術品、工藝美術品；
  4. 革命文獻資料以及具有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的古舊圖書資料；
  5. 反映各時代社會制度、社會生產、社會生活的代表性實物。
文物保護管理暫行條例（1961）

1966年8月17日，文化大革命「紅八月」期間，北京市第二中學的紅衛兵發佈《最後通牒——向舊世界宣戰》，18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第一次接見紅衛兵，22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向全國報導北京紅衛兵的事跡，2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好得很！》、《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浪潮席捲首都街道》支持學生進行文革[1]，「破四舊」運動迅速燃遍了全國城鄉[2][3][4][5][6]。

以下大致列出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間，部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遭到毀損的文物古蹟。

古蹟[編輯]

陵墓祠堂[編輯]

帝王皇室

1966年8月，北京紅衛兵將明神宗和他的兩位皇后的骸骨移至明定陵陵門之外焚燒[7][8][9]。
  1. 位於湖南省株洲市的炎帝陵遭毀壞，炎帝陵墓的主殿及其附屬建築遭嚴重破壞，朝房、碑房、午門以及圍牆遭到多次破壞，陵內存物搶奪一空，最後全部夷為平地。[8][10][11][12][13]
  2. 位於山西省運城市的舜帝陵被毀，舜帝的墓冢被掛上了大喇叭，舜陵高原圍牆及其它房舍的磚牆被拆去建集體豬場，石碑被移去修水渠、建小發電站。[8][10][11][14]
  3. 位於浙江省紹興市會稽山的大禹陵遭破壞，夏朝開國國君大禹的塑像、大禹廟被拆毀被砸爛，頭顱齊頸部截斷放在平板車上遊街示眾。[8][10][11]
  4. 位於陝西省寶雞市岐山縣的周太王陵遭嚴重損毀，周朝先祖周太王的陵墓面積大大縮減，原有的一些建築物包括王陵前原有十二匹石馬被嚴重破壞。[15][16][17]
  5. 位於安徽省和縣烏江畔的「楚霸王」項羽的霸王廟，以及虞姬廟和虞姬墓，被砸成一片廢墟，只剩下半埋在土裏半露在地上的石獅子。[3][10][11]
  6. 位於吉林省集安縣的高句麗長壽王墓「將軍墳」，在文革期間遭到嚴重的破壞。[10][11]
  7. 位於陝西省咸陽市乾縣的唐中宗李顯的皇陵唐定陵，文革期間遭破壞，定陵前曾矗立着一尊無字碑，據《富平縣誌》記載，1967年這塊石碑被宮裏公社的幹部帶領群眾砸毀後，做成72條碾子並以10元人民幣一條的價格出售[15][18]。此外，唐乾陵、唐章陵、唐端陵等帝王陵墓的石刻和文物等均遭到不同程度損毀[15]。（參見：唐十八陵）
  8. 位於內蒙古伊金霍洛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園被毀壞，元太祖成吉思汗陵寢內外的相關物件被損毀。[10][11][19][20][21]
  9. 位於江蘇省南京市的明太祖朱元璋的皇陵明孝陵，石碑被拉倒、石人石馬被炸藥炸得四分五裂，石馬耳朵被砸掉、腿被砸斷，皇城也拆得一乾二凈[10][11][22][23][24]。朱元璋在老家安徽省鳳陽縣也建有皇城，紅衛兵調來炸藥將其炸毀[3]。
  10. 位於河南省安陽市的明成祖朱棣嫡第三子趙簡王朱高燧的墓，在文革期間被挖毀。[10][11]
  11. 明神宗萬曆皇帝及兩名后妃遺骸自北京明定陵裏被掘出，着龍袍骷髏吊掛於樹上曝屍，然後遭焚毀，包括袞服、金冠、鳳冠等稀世之寶在內的大量文物被付之一炬。[7][8][9][25] （參見：明十三陵）
  12. 位於北京市景山公園的明思宗崇禎皇帝自縊處的槐樹，被當作「四舊」鋸斷，後再植新株。[26][27]

將相大臣

文革「破四舊」期間，曲阜孔廟一處石碑被寫上「革命無罪」的標語
  1. 位於陝西省渭南市白水縣的倉頡墓與廟，倉頡廟內原有石碑多通， 文革期間多被毀壞，今陳於前殿劫後倖存者15通，殿外的杜康、雷祥、蔡倫泥胎塑像亦被毀。[10][11][28][29]
  2. 位於山東省的曲阜孔廟遭毀，孔子墓被鏟平挖掘，其內孔子遺骸不知所終，「大成至聖先師文宣王」大碑被毀，廟碑被毀，孔廟的泥胎塑像被毀[3][30][31][32]。孔子七十六代孫孔令貽夫婦的墳墓被掘開，曝屍數日後焚毀[30][31]。最早進行的破壞活動由北京師範大學的200餘名師生組織，由北京紅衛兵「五大領袖」之一的譚厚蘭領導，被摧毀的之前登記在冊的文物就有6618件，其中畫929幅，書籍2700餘本，石碑1000餘塊，墓葬2000餘座，其中包括國家一級保護文物70餘件、珍版書籍1000餘冊[3][32][33][34][35]。
  3. 位於陝西省漢茂陵內的霍去病墓受到破壞，香燭、簽筒被打爛，西漢名將霍去病的塑像也毀於一旦[3][10][11]。1967年6月上旬，一夥武鬥人員企圖搶佔霍去病墓作為據點，並揚言「破四舊」，企圖砸爛文物，當地文管所所長王志傑等人在群眾幫助下，挖出一條深9米、三處面積均為15平方米的地窖，並在石刻周圍充填黃土，以保護大型石刻免遭毀壞[36][37]。
  4. 位於河南省南陽市的武侯祠（又名「諸葛草廬」），「千古人龍」、「漢昭烈皇帝三顧處」、「文韜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明成化年間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羅漢全部被搗毀，殿宇飾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龍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遭焚[3][10][11]。位於雲南省姚安縣的武侯祠，觀望樓、慈應寺「文革」期間被毀，總佔地面積1450平方米[38]。而位於四川省成都市的武侯祠則受到周恩來下令保護[39]。
  5. 位於陝西省漢中市勉縣的「古定軍山」石碑，因三國時期的蜀漢名臣諸葛亮是個「地主份子」而被砸毀。[10][11][40]
  6. 位於安徽省合肥市的「包公墓」，遭到紅衛兵焚毀[10][11][41]。1973年4月，合肥鋼鐵二廠擴建，附近所有墳墓面臨遷移，當時安徽省博物館着手對北宋名臣包拯的墓葬進行搶救性發掘，4個月共發掘包拯家族墓12座，此後墓中遺骨運至包拯老家安徽省肥東縣安葬，但時值文革，被拒絕安葬的包公遺骨不得不被運回合肥，但此後包公遺骨不知所蹤[41][42][43]。
  7. 浙江省杭州岳王廟遭到破壞，南宋名將岳飛的墓被紅衛兵砸毀、焚骨，出自歷代名家之手的抱柱楹聯和匾額紛紛被摘下砸爛或劈為薪柴，包括「精忠報國」、「還我河山」等匾額以及「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等楹聯也未能倖免於難。[3][10][11]
  8. 位於湖北省江陵縣明朝重臣張居正的墓，被紅衛兵砸毀、焚骨。[10][11][22][23]
  9. 位於貴州省貴陽市修文縣的王陽明文廟和王文成公祠兩組建築（包括明朝重臣王陽明的塑像），在文革前後全被毀平。[4][10][11]
  10. 海南島的天涯海角，明代名臣海瑞的墳被砸掉，遺骨被挖出遊街示眾。[3][10][11][22][23]
  11. 北京城內明末名將袁崇煥和佘家先祖的墓碑被推倒，墳墓被掘開。[44]
  12. 貴州省黎平縣故里安葬的明末名臣何騰蛟，他的祠堂遭到破壞，何騰蛟墓被挖。[10][11]
  13. 位於河北省南皮縣的清朝重臣張之洞的墓，被以南皮中學學生為主的紅衛兵刨開，張之洞及三位夫人的屍骨被焚。[10][11][22][23][45]（參見：南皮縣各級文物保護單位列表）
  14. 位於北京市郊區恩濟莊的清朝慈禧太后寵宦李蓮英的墓被鑿開，墓穴裏衹有頭骨，不見屍骸，衣袍內滿是珠寶，後不知所終。[10][11][46]
  15. 清末維新變法主要發起者康有為葬於山東省青島市，破四舊期間一位年輕的中學老師領着一幫初中生以「讓保皇派頭子出來示眾」為由，刨開康有為墓，將其遺骨拴上繩子拖着遊街示眾，文革之後康有為墓重建。[10][11][47][48]

近代人物

上海「萬國公墓」建於1909年，位於此地的宋氏三姐妹父母的墓被毀[49][50][51]。
  1. 南京中山陵在文革期間遭到破壞，中山陵石碑的頂端正反兩面曾各有一枚中國國民黨黨徽，被紅衛兵鑿掉，其他包括蔣介石所寫的《總理校訓》、胡漢民所寫的《總理遺囑》以及譚延闓所寫的《總理告誡黨員演說詞》等石刻也均被鑿掉。[52][53]
  2. 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孫中山的遺孀宋慶齡，由於她的父母是「資本家」，同時也是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的岳父母，他們在上海萬國公墓的墓被紅衛兵砸爛、墓碑被推倒，墓中的骸骨被挖掘出來，實行「暴屍」，宋慶齡悲痛欲絕，求助於鄧穎超、廖夢醒等人，此後周恩來下令將墓地修復。[3][49][50][51][54][55]
  3. 浙江省寧波市奉化縣溪口鎮蔣氏舊居，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生母之墓被上海大學生領導的寧波中學生掘開，其遺骸和墓碑都被丟進了樹林。[10][11]
  4. 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瞿秋白，1955年其骸骨遷葬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文革期間，1967年2月8日，瞿秋白墓上的像被紅衛兵砸毀，5月12日瞿秋白墓被北京政法學院紅衛兵砸毀，其父母的墓地也在當年被紅衛兵砸毀。[56][57]
  5. 湖北省襄陽市南漳縣，為民國抗日名將張自忠建造的張公祠、張氏衣冠冢和三個紀念亭均被破壞。[10][11] （參見：南漳縣各級文物保護單位列表）
  6. 發動西安事變的楊虎城將軍，使國民黨政府停止剿共政策，使中共能於大後方擴展勢力，有大功於中共，雖被國民黨處決，但仍是紅衛兵眼中的「國民黨反動派」，墓及墓碑都砸毀。[3][10][11]
  7. 國民革命軍將領趙登禹在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犧牲，抗戰勝利之後，北京的北溝沿大街被命名為「趙登禹路」，文革期間被改稱「中華路」，趙登禹將軍墓也被紅衛兵損毀，趙登禹屍骨無存。[58][59][60]

文士先哲

  1. 位於河南省南陽市的「醫聖」張仲景的塑像被搗毀，墓亭、石碑被砸爛，「張仲景紀念館」的展覽品也被洗劫一空，「醫聖祠」已不復存在。[3][10][11]
  2. 位於浙江省嵊縣金庭鄉的「書聖」王羲之的陵墓，以及佔地二十畝的金庭觀，幾乎全部平毀，祗剩下右軍祠前幾株千年古柏。[3][4][10][11]
  3. 位於山東省淄博市的蒲松齡故居，紅衛兵掘開清代《聊齋誌異》作者蒲松齡的墓，將其屍體被搗毀，墓裏除手中一管旱煙筒、頭下一疊書外，衹有四枚私章，隨葬品被劫略一空，但他們對蒲氏私章不屑一顧，棄之於野。[4][10][11][61][62][63]
  4. 位於山東省聊城市冠縣的武訓墓及祠堂，文革期間中學紅衛兵在老師帶領下砸開此墓，掘出武訓的遺骨、抬去遊街，當眾批判後焚燒成灰。[10][11][64]
  5. 位於浙江省杭州市的秋瑾墓於文革前後被毀，中國近代女權運動家秋瑾的屍骨被草草處理。[10][11][65][66][67]（參見：西湖集體遷墓）

故居遺址[編輯]

北京市頤和園智慧海牆壁上被砸去頭的琉璃浮雕佛像（毀於八國聯軍侵華時期以及文革「破四舊」期間）[2][3][68][69]。
  1. 北京市頤和園萬壽山頂的佛香閣中的三座佛像被拆毀，智慧海被砸，千尊琉璃浮雕佛像被毀，此外頤和園內的三百米長廊及許多亭台樓閣，包括昆明湖西邊遊人鮮至的亭台，凡是畫了人物的，被紅衛兵一律用白漆塗刷覆蓋，譬如「劉、關、張三英戰呂布」的畫作。[2][3][10][11][70][71][72]
  2. 文化大革命期間，北京市圓明園遺址再次遭到破壞、「山形水系」受嚴重的破壞，園內僅存的共計約800餘米長的殘牆斷壁和一些遺蹟亦被拆毀，園內40%的山頭被挖平、原2000餘畝的水面中約100畝遭填占，據不完全統計，1967-1971年間，有106處古建築基地被挖掘毀壞，2.4萬餘株樹木被砍伐，百餘畝綠帶被侵佔，遺址內的部分土地也被一些單位佔用。[73][74][75]
  3. 北京市北海公園的善因殿，四面外牆上鑲嵌着琉璃小佛、共455尊，在「文革」期間遭到破壞[68]。 北海公園的石碑、石刻、佛像等都是受攻擊的重點目標，對此北海公園職工將石刻、石碑等用三合板全包好，然後刷上紅漆製作成毛主席語錄、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的圖片展等，當時用這種方法保護了很多文物[76]。
  4. 位於安徽省滁州市的「天下第一亭」醉翁亭，內有蘇軾手書碑刻歐陽修的《醉翁亭記》，亂民不僅將碑砸倒，還認真地將碑上的蘇氏字跡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內珍藏的歷代名家字畫更被搜劫一空，從此無人知其下落。[2][4][77]
  5. 位於河北省正定縣的標誌性建築「陽和樓」，連同與其相連的關帝廟和樓址磚台，在文革期間被毀。知名建築學家梁思成於1966年5月16日上午曾急電正定文物保管所：「馬上把開元寺鐘樓的唐代板門拆下來，留在那裏怕是保不住了。」而對於陽和樓已被毀，梁思成痛心地說道，「如果有機會，別忘了重新修復。」[78][79][80]
  6. 位於浙江省紹興市的徐渭故居青藤書屋，四百年不廢修繕，完好如初，到文革時書屋被砸，青藤亦被砍。[2][4]
  7. 明代作家吳承恩的故居在江蘇省淮安縣河下鎮打銅巷，數百年來曾有無數景仰者來此憑吊此故居和墓地，文革時《西遊記》被認為是「封、資、修」（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裏的「封」，吳氏故居也被毀為一片廢墟。[2][4]
  8. 山西省洪洞縣監獄是全國保存最好的明代監獄，曾關押蘇三，文革時期被毀。[2][4][81][82]
  9. 河南省延津縣的明代牌坊，四柱三孔，為「河朔諸縣石坊之冠」，文革時期被毀。[2][4]
  10. 位於安徽省全椒縣的清代小說家吳敬梓故居及紀念館，在文革中被鏟平，此後有人打聽，縣委書記卻問：「吳敬梓？哪個公社的？」[2][4]
  11. 位於廣東省珠海市的陳芳家宅，原有三座梅溪牌坊群，現僅存二座，據當地工作人員介紹，最右邊的一座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紅衛兵用耕牛和拖拉機拉倒，據說紅衛兵要拉倒另外兩座牌坊時，梅溪村民都坐在牌坊下，紅衛兵才罷手。[83]
  12. 達賴喇嘛位於西藏的夏居羅布林卡（意為「寶貝園林」）遭到破壞，一段時間還被紅衛兵們換上「人民公園」的牌子。[84]

宗教場所[編輯]

參見：沙甸事件
文革期間，臉部被破壞的佛像
  1. 佛教四大名山：浙江省「普陀山」三大寺之一的慧濟寺，文革期間被拆去禪堂700餘平方米，殿宇荒蕪，佛像被毀，寺由部隊進駐[85]；山西省「五台山」文革前有廟宇300多座，之後就只剩30多座了，289名僧、尼、喇嘛被逐出山門，一部七十五萬字的《華嚴經》被紅衛兵劫走下落不明[4][86]；四川省「峨眉山」伏虎寺的五百羅漢堂以及文革前的財神殿，包括寺外原有玉皇樓、無量殿，毀於文革[87][88]；安徽省「九華山」全山寺廟遭到毀滅性的破壞，寺廟中佛菩薩像被砸、法器文物被毀，僧尼被迫改裝蓄髮、甚至遭到批鬥[89]。
  2. 位於河南省洛陽市的白馬寺被毀，包括有千年歷史的遼代泥塑十八羅漢、兩千年前印度高僧帶來的《貝葉經》、稀世珍寶玉馬在內的所有佛像、經卷、文物都被破壞，寺廟也差點被燒掉。1972年，為接待柬埔寨的西哈努克親王而進行了修復，當時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還下令將北京故宮的《貝葉經》和京郊香山碧雲寺的清代十八羅漢運到白馬寺。[2][90][91]
  3. 山西省太原市的新任市委書記下令砸廟宇，全市一百九十處廟宇古蹟，除十幾處可保留外，通通毀掉，等山西省博物館館長聞訊趕到芳林寺時，只撿回一包泥塑人頭[2][10][11]。其中，晉祠幾座殿堂的塑像也砸掉了，而當初集中起來的大批木雕像，都劈成廚房的柴薪[2]。
  4. 新疆吐魯番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的壁畫，曾被中國商人盜割賣予俄國、英國、德國等商人至海外，而在文革運動中，剩餘壁畫中的人物的眼睛或被紅衛兵挖空，或被紅衛兵永黃泥水塗抹得一塌糊塗。[2][3][32][72][92]
  5. 唐代高僧褒禪，結廬於安徽省含山縣華山，死後弟子易其名為褒禪山，後宋代王安石遊覽此山，作《游褒禪山記》後，褒禪山遂名揚四海。原褒禪寺不遠處有褒山大塔（七層，高約20多米，建於北宋元豐3年）和山腰小塔各一座，文革期間被炸藥炸毀。[2][4][93]
  6. 位於上海市始建於三國東吳時代的龍華寺慘遭浩劫，被譽為「龍華三寶」之一的毗盧佛像高約7尺，蓮花座下配有千佛，被紅衛兵棍棒敲成碎片，而彌勒殿供奉的彌勒佛化身布袋和尚坐像被砍下了頭顱，將700尊佛像全部砸毀，紅衛兵將廟內宗教藏品集中焚燒3天。[3][94]
  7. 位於上海市相傳建於三國東吳時期的靜安寺中，紅衛兵搗毀了真言宗壇場，全寺僅餘下了幾間寺屋，寺廟遭受嚴重衝擊，佛像被毀，僧眾被逐，寺宇被改為工廠。[3][95]
  8. 浙江省三門縣的文峰塔、山東省萊陽縣的文筆峰塔（高約二十五米）、江西省崇義縣的文峰塔，均被毀，而湖南省武岡市建於宋代的斜塔，被100公斤烈性炸藥炸毀。[2][4]
  9. 位於四川省什邡縣慧劍寺，藏有宋代畫像和明代所繪的五百羅漢像，破四舊期間遭灰漿塗抹而徹底毀壞。[2][72]
  10. 位於福建省泉州市德化縣的千年古剎靈鷲岩寺，十六世紀重修後成福建的佛教中心被毀，而肉身佛像由於信眾竭誠守護得以保存[2][96][97]。而山頭寺在文革期間香火湮沒，寺宇也因年久失修、殘破頹敗，陸叔法師的遺體也在破四舊時期被人推倒砸碎，幾位虔誠的居士將殘骸送往仙遊縣楓亭會元寺再度火化，骨灰入瓮置於該寺奉供。[98]
  11. 位於西藏日喀則市的扎什倫布寺，佛塔中存放的五世至九世班禪的遺骨被紅衛兵挖出肢解拋棄，五至九世班禪靈塔祀殿被毀，文革後十世班禪大師在佛教群眾的幫助下把殘存不齊的從五世至九世班禪喇嘛的靈骨聚集在一起，於1985年至1989年間重新修建了一座合葬靈塔殿，取名叫「扎什南捷」（意為吉祥的天國）。[99][100][101]
  12. 藏傳佛教象徵的寺院等建築，如位於西藏拉薩的大昭寺等，文革期間成為破壞的對象。大昭寺屋頂的象徵金色的祥麟法輪曾被拆除並丟在地上，大昭寺裏面泥塑的佛像更是一個不留全部打掉，僅余被藏人視為全藏最神聖的佛像覺仁波切，其頭上用純金打造的頭冠被酥油燈燻的烏漆抹黑沒被看出來，而得以保留至今。當時紅衛兵們還把大昭寺的一樓拿來養豬。[84][102]
    西藏托林寺中被損毀的佛像
  13. 位於西藏阿里地區札達縣的托林寺被嚴重損毀，現今寺廟內還保存有大量文革期間被打砸毀壞的佛像殘骸，而寺中修建於15-16世紀的白殿和紅殿，因被改做了糧庫而逃過了一劫。[102][103][104]
  14. 位於福建省莆田市的湄洲媽祖祖廟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幾乎全毀，僅寢殿後方小祠和聖父母祠倖免於難，整體於1989年重建完成。[105]
  15. 位於山東省煙臺市的芝罘島陽主廟，主體建築被拆毀，僅剩戲臺。[106]
  16. 吉林省長春市的文廟是全國四大孔廟之一，破四舊期間嚴重受損，而據《長春縣誌》記載，長春第一座魁星樓位於長春武廟中，文革期間被拆毀、如今原址已經成為住宅區[2][4][107]。安徽省霍邱縣的文廟雕樑畫棟、飛檐翹角，龍、虎、獅、象、鰲等粉彩浮雕皆為精美的工藝美術品，房飾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統被砸毀，文革後省、縣撥款數萬修葺，尚未完全復原[2][4]。山東省萊陽縣的文廟，大成殿雕樑畫棟、飛檐斗拱，氣勢雄偉，在文革期間被拆除。全國四大孔廟之一的吉林市文廟，破四舊中嚴重受損，荒廢多年，文革後歷時五年方修復[2][4]。
  17. 位於山東省嶗山的道家聖地，太平宮、上清宮、下清宮、斗姆宮、華嚴庵、凝真觀、關帝廟等，神像、供器、經卷、文物、廟碑全被搗毀焚燒。[4][108]
  18. 位於陝西省周至縣的全國最大的道教聖地「老子講經台」，以及周圍近百座道館，文革期間被毀。[2][4][10][11][22]
  19. 位於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的聖尼古拉教堂被拆毀，教堂內的文物也多被損壞或散失。[2][4][109][110][111]
  20. 位於廣東省廣州市的石室聖心大教堂遭到紅衛兵損毀，石室內所有宗教油畫被撕掉，抗戰後剩下的部份拿破崙時期的彩色玻璃全被打碎，花窗被打碎，所有經書和講道用的含跪板長椅堆成小山在教堂里焚燒掉，石壁石柱部份被燒得爆裂，樓頂的獅頭排水口全用鐵錘打碎，大教堂一度變身垃圾處理場，直到文革後才重新開放。[112][113][114]
  21. 寧夏回族自治區大量清真寺被毀，包括建於元末明初的韋州清真寺、建於清代的寶豐清真寺、建於元末明初的原石嘴山清真寺等，再如海原縣僅三四天時間內，拆除清真寺67座、廟宇17座。[4][115][116]
  22. 位於甘肅省蘭州市的西關清真寺，始建於明朝萬曆年間，文革期間被全部拆毀。[117]

文物[編輯]

書籍[編輯]

文革期間圖書出版受到嚴重影響，中國古典《四大名著》曾一度被作為「四舊」，書籍遭到封存甚至被燒毀，直至1972年起在周恩來等人的干預下，才重新被允許部分出版發行[118][119][120]。1975年，毛澤東、姚文元等人發起「評《水滸》、批宋江」運動，矛頭指向周恩來、鄧小平，《水滸傳》也因此被大量出版發行[118][119][121]。
參見：評《水滸》運動
  1. 江浙一帶人文薈萃，明清兩代五百年，著名書畫家大部分出在那裏，留存至今的古籍也就特別多。破四舊運動期間，僅寧波地區被紅衛兵打成紙漿的明清版的線裝古書就有八十噸。[4][122][123]
  2. 四川省蒲江縣鶴山鎮僅約五千人，抄家銷毀的古書多達兩千多本，古畫二百餘張。[2][4]（參見：蒲江縣各級文物保護單位列表）
  3. 廣西省防城縣，文物館幾千部古典書籍、文物、資料和檔案全部被燒毀；新疆烏魯木齊市新華書店的存書，被搬到大街上一把火燒光；黑龍江省嘉蔭縣的中學生，文革期間曾衝進縣文化館，將戲裝、圖書搬到街上燒光。[2][4][123]
  4. 湖南省江永縣「女書」為僅有婦女懂得的一種文字，雖流傳近千年，因不入男子的社會故流傳並不廣，許多用女書寫成的詩歌被婦女珍藏，代代相藏，從未與世人見面。江永縣地雖偏僻，仍逃不過「破四舊」，許多本應成為社會學、文字學乃至民族學研究資料的女書手稿被焚毀。[4][124][125]
  5. 湖北省通城縣焚毀十萬餘冊古書，其中一萬四千五百八十本是民間家族宗譜。[2][4][123]
  6. 江蘇省泰州市，1966年京劇大師梅蘭芳去世已五年，卻仍被指為「反動學術權威」，其《梅氏家譜》被燒。[2][4]
  7. 北京學者梁漱溟的家在文革時期被抄光燒光，文革後梁漱溟回憶抄家時紅衛兵的舉動時說：「他們撲字畫、砸石玩，還一面撕一面唾罵是『封建主義的玩藝兒』。最後是一聲號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親在清朝三代官購置的書籍和字畫，還有我自己保存的，統統堆到院裏付諸一炬…紅衛兵自搬自燒，還圍着火堆呼口號…」[2][3][4][92][126]
  8. 1950年成立的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民研會）搜集大量原稿，而在1972年處理所謂「砸爛單位」中，民研會所藏書籍、刊物、內部資料，全部被當作廢紙送造紙廠。[2][4]
  9. 邵飄萍所創《京報》館舊址和邵氏住宅內的藏書、手稿、資料圖片，全部被抄走。[2][4]
  10. 藏族《格薩爾王傳》手抄本一律沒收銷毀，而青海省囊謙縣嶺國寺中當年格薩爾王用過的寶劍、長矛、弓箭、盔甲等， 以及幾十部用金字書寫的有關嶺國歷史人物的傳記盡毀。[2][4]
  11. 紅學家俞平伯自五十年代被毛澤東批判後，便是被欽定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者」，文革時期抄家者用骯髒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幾世積存的藏書，一把火燒了俞氏收藏的有關《紅樓夢》研究資料。[4][10][11][123]

字畫[編輯]

參見：黑畫事件
位於北京市南鑼鼓巷雨兒胡同的「齊白石舊居紀念館」。20世紀50年代齊白石遷出後，其故居成為齊白石紀念館，但在文革期間被撤銷、故居變成了大雜院，文革後重新修繕對外開放。[127]
  1. 文革時期，已故國畫大師齊白石被江青點名批判，北京市的紅衛兵砸了其位於海淀區的「齊白石墓」和「白石畫屋」，墓地遭破壞、墓碑被砸爛，又逼着齊白石的兒子齊良遲刨平齊白石自書的匾上的字跡，而墓室因深埋且堅固才得以倖免於難。[2][4][128][129]
  2. 書法家林散之、畫家林風眠均被抄家，林風眠自己將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進馬桶、沉入糞池。[2][4][123]
  3. 江蘇省蘇州市桃花塢木刻年畫社的畫家凌虛，五十年代曾手繪一幅長達五十尺的《魚樂畫冊》，由中國政府取去作為國寶贈送印尼總統蘇加諾。他花了數十年功夫收集到各地上千張古版畫，當時亦被燒個一乾二凈。[2][4][123]
  4. 中國畫院副院長陳半丁年逾九十，遭「批鬥」之餘，其作品被焚毀；而畫家惠孝同也不例外，其畫室被紅衛兵砸毀，友人老舍所贈送的印度象牙木雕亦被砸毀。[4][10][11][123]
  5. 上海市畫家劉海粟珍藏的書畫被抄後，堆在當街焚燒，幸虧一位過路人以「工人」的名義鎮住革命暴徒，打電話給上海市委，才派人制止，但已燒了五個多小時，焚毀的字畫、器皿不計其數。[2][4][123]
  6. 上海畫院七十五歲的畫家朱屺瞻，家中收藏的名人字畫被搜羅一空，七十餘方齊白石為他刻的印章一個沒剩。[2][4]
  7. 1952年，國畫大師張大千的前妻楊宛君將張於甘肅省敦煌石窟現場臨摹的二百六十幅唐代壁畫全部獻給了國家，自己僅保留十四幅張為她作的畫，然而破四舊期間，抄家者洗劫楊宅，將那十四幅畫被搜走，從此全都下落不明。[2][4]
  8. 中央文史館副館長、杭州學者馬一浮的家被搜羅一空，抄家者席捲而去之前，他懇求道：「留下一方硯台給我寫寫字，好不好？」誰知得到的卻是一記耳光，他悲憤交集，不久即死去。[2][4][123]
  9. 新文化運動先驅、上海市書法家沈尹默是中央文史館副館長，擔心家藏「反動書畫」累及家人，將畢生積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明、清大書法家的真跡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腳盆裏泡成紙漿，再捏成紙團放進菜籃，讓兒子在夜深入靜時拿出家門倒進蘇州河，沈尹默身心遭嚴重摧殘，於1971年去世。[2][123][130][131]
  10. 破四舊期間，知名作家沈從文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軍管會的軍代表指着他工作室裏的圖書資料說：「我幫你消毒，燒掉，你服不服？」「沒有什麼不服，」沈從文回答，「要燒就燒。」於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說》在內的幾書架珍貴書籍被搬到院子裏，一把火全都燒了。[2][4][10][11]
  11. 字畫裱褙專家洪秋聲，人稱古字畫的「神醫」，裝裱過諸多絕世佳作，譬如宋徽宗的山水、蘇軾的竹子、文徵明和唐伯虎的畫，等等。幾十年間，經他搶救的數百件古代字畫，大多屬國家一級收藏品。他費盡心血收藏的名字畫，如今祗落得「四舊」二字，付之一炬。事後洪老先生含着眼淚對人說：「一百多斤字畫，燒了好長時間啊！」[2][4][122][123]
  12. 木刻版畫家劉峴（中央美術館館長）被勒令交出全部「四舊」後，默默地把多年的木刻原版摞在壁爐旁，然後點着火爐，一塊一塊地投進火爐，全部燒光。[2][4][123]

雕刻[編輯]

毀於文革時期的杭州明代寶石山造像遺蹟[132]。
  1. 位於西藏拉薩，1200年前文成公主親自主持塑造的藏王松贊干布和文成公主塑像（安放覺拉寺），文革期間被搗毀。[3][4][10][11]
  2. 河南省湯陰縣中學生將岳飛等人的塑像、銅像，秦檜等五位奸黨的鐵跪像，連同歷代傳下的碑刻，橫掃殆盡。[3][10][11]
  3. 四川省樂山市烏尤寺的五百羅漢泥塑被砍頭。[2][133][134]
  4. 湖南省衡山大小一百多座寺廟裏的各種珍貴雕塑，除劉備、關羽、張飛恰被苫布遮蓋外，其它全部被砸毀。[2][135][136]
  5. 山西省運城市博物館原是關帝廟，因運城是關羽的出生地，歷代修葺保養得特別完好，其門前那對高達六米的石獅子可能是全國最大的，但文革時期獅子被砸得肢體斷裂，面目全非，母獅身上的五衹幼獅都砸成了碎石塊。[2][4]
    位於浙江紹興的蘭亭內，文革後重新拼接起來的康熙所書的蘭亭碑[137][138]。
  6. 位於浙江省紹興市的文化古蹟和旅遊勝地「蘭亭」，文革期間遭到嚴重破壞，蘭亭碑上的「蘭亭」兩字為清朝康熙皇帝御筆所書，文革時此碑被砸成四塊，直到文革結束後才找回拼接起來，但已留下了「蘭」字缺尾、「亭」字缺頭的遺憾。[137][138]
  7. 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時，對江蘇省無錫市的惠山寄暢園喜愛有加，寄暢園的御碑亭中有乾隆手書「雨中游惠山園」碑，文革期間被砸毀，文革後重雕。[2][4][139]
  8. 1931年，時任中華民國雲南省主席的龍雲在遊覽石林時，被石林的風景所折服，於是請周鍾岳先生親筆代書，在大屏石上題寫「石林」二字，而文革期間周鍾岳的行書題字被毀，文革後重新鑿刻了隸書體的「石林」二字，並塗上紅漆。[140]

雜項[編輯]

建於民國初年的上海永安公司大樓門牌於1966年被紅衛兵砸毀，公司最初被改名「東方紅百貨商店」，後改為「第十百貨商店」，最後更名為「華聯商廈」[141][142]。
  1. 上海市首富、永安百貨公司總經理郭琳爽被中學生紅衛兵抄家，所藏百餘件名貴玉器砸毀無遺，郭本人被趕出洋房、被迫住進沒有窗戶的汽車間，並不斷遭到批鬥，於1974年突發心臟病逝世。[2][4][143][141]
  2. 陝西省勉縣，數以萬計的古字、古畫和玉石珍品，大部丟失或毀壞。[2][4][123]
  3. 山東省肥城縣近千件文物丟失，11處古墓、22處古建築、10處古遺址、30多塊重要石刻遭到破壞。[2][4]
  4. 北京市有11萬4千多戶被抄家，粗略統計，僅抄走古舊圖書達235萬多冊，瓷器、字畫、古典家具三項近400萬件；僅西城區一個福綏境街道，就有1061戶居民被抄家，抄走的圖書字畫被焚燒了整整八天八夜。[3][126]
  5. 江蘇省江寧縣祿口公社308戶被抄家，抄走金銀器皿、飾物及日用品約7500件，大量書籍遭毀壞。[2][123]
  6. 上海市奉賢縣青村公社315戶被抄家， 共227幅字畫、6000餘冊書刊、16所廟庵、186尊菩薩像遭到毀壞。[2][123]
  7. 雲南省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縣、廣西省都安瑤族自治縣，「除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著作外，其他書籍都被列為四舊，大量焚燒。」其中，在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縣，凡是花紋、圖案、繪畫沒有革命內容的器皿、刺繡、服飾、家具等等，都算為「四舊」，一概被搗毀，並強迫少數民族婦女改變服飾，上交首飾以及服裝上的銀飾配件，僅哈播一個鄉就收繳了80多斤首飾和銀元。[2][4][123]

部分受到一定保護的古蹟[編輯]

北京故宮[編輯]

文革期間，北京故宮神武門上的大理石門匾被一張寫有「血淚宮」的大紙蓋住[144][145]。（文革改名風）

文革開始後，紅衛兵就提出：故宮是封建主義的象徵，要砸爛故宮[70][146]。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第一次接見紅衛兵，當晚一群紅衛兵已着手準備在第二天沖入故宮去造反，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得知後立即作出決定關閉故宮，並通知北京衛戍區派一個營的部隊前去守衛[147][148]。與此同時，神武門城牆上也張貼出了閉館通告，故宮博物院就此開始對公眾閉館，直到1971年7月5號才重新開放[147][148]。儘管如此，1966年8月，紅衛兵把故宮城隍廟內11座泥塑神像、一對泥塑馬毀掉；用白紙把故宮博物院大理石門匾蓋住，在白紙上用黑筆寫上「血淚宮」三個大字；在神武門外磚牆上貼出「火燒紫禁城！」「砸爛故宮！」等標語[70][149]。而故宮內部的造反派也提出所謂故宮「整改方案」，並按照這個方案將順貞門、天一門、文華殿、乾隆花園內的門額摘下來，扔進倉庫，並把中和殿的寶座拆下來，扔進院子裏[70][149]。紅衛兵還在故宮內搞「收租院」展覽，把奉先殿工字形大殿改為長方形，將毛澤東像掛在奉先殿內[70][146][149]。

維基文庫中的相關原始文獻：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保護文物圖書的幾點意見

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印發《中共中央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保護文物圖書的幾點意見》【中發（六七）158號】文件，其中明確提出對古遺蹟、建築、石刻、雕塑、文物等要加以保護，不可破壞，並要求進行保護文物的宣傳教育[148][149]。1968年12月22日，軍、工宣傳隊進駐故宮博物院[148]。

北京頤和園[編輯]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紅衛兵多次跑到頤和園，聲稱要毀掉它，甚至揚言要「挖掉萬壽山，填平昆明湖」[70][146]。紅衛兵數百人跑到頤和園去砸東宮門外的過街牌樓，準備將其拉倒[70][146]。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打電話給頤和園管理處，並派秘書到現場，要他們制止、勸說紅衛兵，牌樓最終被保護下來[70][146]。此後，頤和園管理處的負責人和職工用白灰把長廊畫全部蓋住，使得紅衛兵看不到長廊畫，用這種辦法把長廊畫保護了下來[70][146]。即便如此，凡是在八國聯軍侵華戰火中倖存下來而紅衛兵又夠得着的佛像，均被破壞，其中頤和園佛香閣中的大佛塑像被摧毀；而頤和園內的三百米長廊及許多亭台樓閣，甚至昆明湖西邊遊人鮮至的亭台，凡是畫了人物的，被紅衛兵一律用白漆塗刷覆蓋，譬如「劉、關、張三英戰呂布」畫作中的四人被視為「反動派」必須消滅。[2][3][10][11][70][71][72]

杭州靈隱寺[編輯]

參見：靈隱寺事件

浙江省杭州市在「破四舊」期間，僅在兩三天時間裏，就有600多座寺廟遭受了滅頂之災，江南最古老經典千年建築物杭州西湖靈隱寺在1966年面臨被砸的危機，浙江大學先後組織四五千名學生前去保護，並與杭州中學生紅衛兵僵持不下。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指示靈隱寺是「與對外活動有關的重點文物，能保存就保存」，此後靈隱寺被杭州市封閉保護，得以保存。[3][8][150][151]

敦煌莫高窟[編輯]

1967年夏，甘肅省敦煌縣武裝部、公安局和敦煌文物研究所同時接到蘭州大學敦煌籍學生發來的電報：蘭州大學的部分紅衛兵已準備起身前往敦煌，和在敦煌的紅衛兵會合，計劃搗毀莫高窟的壁畫和彩塑，請設法阻止[8]。敦煌縣委、縣政府和敦煌文物研究所馬上向甘肅省委、省政府和文化部圖博文物事業管理局作了匯報，後者緊急匯報國務院，周恩來對身邊工作人員說：「立即讓文物局和甘肅省採取措施，保護敦煌莫高窟，不能讓這座人類文化寶庫受到損壞。」[8] 此後周恩來簽發了國務院《關於敦煌莫高窟第一批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在文革期間一律停止對外開放，任何人不得衝擊破壞，確有問題的待後期清理》的文件[8][72]。此外，「文革」中敦煌文物研究所內部雖然也搞派系，但是在保護文物的問題上，大家達成了基本的共識——無論在什麼時候，個人可以去莫高窟以外的地方參加活動，但是絕對不能把「武鬥」引進來[152][153]。

西藏布達拉宮[編輯]

文革期間，西藏布達拉宮的居委會本來是要去破四舊的，但當時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以這是國家財產的名義命令軍隊看守（也有人認為是顧慮到中國的國際形象），布達拉宮這才逃過一劫[154][155]。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央人民政府投資3億多元人民幣，修復開放了1400多座寺廟，修繕和保護了大批文物[154]。

各方觀點[編輯]

紅衛兵拉倒老字號鐘錶店亨得利的門牌（1966年）。「革命職工們」將該店改名為「首都鐘錶店」，受到《人民日報》的點名表揚[1]。
北京市阜成門古城樓（攝於1930年）。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阜成門及內城的城牆不斷被拆除，護城河填平為路[156][157]。圍繞「北京城牆」等古建築遺蹟，知名建築學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婦等人曾極力反對拆除，但意見不被中共高層採納，毛澤東認為：「北京拆牌樓，城門打洞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158][159][160][161] 1955年林徽因病逝，而梁思成則被作為「復古主義」的代表受到批判，1972年文革期間梁思成遭迫害去世，北京老城牆也多被拆毀[158][159][160][162]。

北京市在1958年開展了第一次文物普查工作，認定的文物古蹟共有6843處，破四舊期間有4922處被毀（約佔總數七成多），而這些損毀文物的事件絕大多數發生在1966年7-8月（「紅八月」）[3][32][92][114][147]。據統計，從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北京紅衛兵「五大領袖」之一的譚厚蘭率領紅衛兵共毀壞文物6000餘件、燒毀古書2700餘冊、各種字畫900多軸、歷代石碑1000餘座，其中包括國家一級文物70餘件、珍版書籍1000多冊，並帶領井岡山的200餘人，在山東曲阜召開了搗毀孔廟的萬人大會[3][32][34][35][92]。譚厚蘭於1970年在內鬥中打倒被捕，於1978年被判「反革命罪」入獄[34]。此外，據北京文物管理處文物工作人員事後寫的揭發材料，林彪、葉群夫婦拿走文物字畫1858件、圖書5977冊、唱片1083張等等，陳伯達拿走文物432件、字畫127件、字帖301冊、圖書5355冊等等，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也拿走了大量文物字畫等[3][92][163]。

  • 文革期間，國學大師熊十力被視為「反動學術權威」，被抄家批鬥，家中書籍手稿被撕毀、拿走或查封，而據記載他晚年不斷給中央領導人董必武、陳毅等寫信批評文革，還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灰布長衫，腰間胡亂地紮根麻繩，獨自一人到街上或公園裏，跌跌撞撞，雙淚長流，口中念念有詞：「中國文化亡了！中國文化亡了！」[164][165][166][167]
  • 美國知名漢學家費正清在《費正清對華回憶錄》一書中，記錄了他於1972年文革期間同夫人威爾瑪重返中國時的觀感[161][168][169]：我們對四十年前的北京最熟悉，並且以懷舊的心情找尋舊時的遺蹟，而負責接待我們的官員卻要我們去看新建的地鐵，威爾瑪發現全部城牆除了兩扇城門外其餘全被拆毀了，感到無限悲痛。這樣，城市也失去了它的原形。雖然故宮全部建築（明、清兩代的紫禁城）顯得比以往更加雄偉壯麗，但是巍峨結實的外城結構以及12扇雙塔城門中的9扇在文化大革命中慘遭破壞。這不禁使我想到可能是當時的形勢失去控制，或是主管歷史文物者的愚蠢；或是二者兼而有之。我們發現從城牆上拆下來的大明王朝的磚塊竟被用於城外新建的建築物上。寶貴的優美的歷史建築勝跡已被拆卸得不成樣子了。
  • 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謝辰生認為[170]：在「文革」期間，雖然因為紅衛兵「破四舊」等行為，給文物保護造成了不小的傷害，但實際上時間很短，很快，他們就去「奪權」搞政治鬥爭去了。更重要的是周總理的力挽狂瀾，對制止文物的破壞行為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記得，1966年「造反派」剛一上街，周總理就立即下命令，調集了一個營的軍隊來保護故宮，所以整個「文革」期間，故宮沒有受到任何破壞[註 1]。因此，「文革」對文物的破壞其實並不像許多人所想像的那樣大，實際上當時國務院已經公佈的180餘處全國文物重點保護單位，除了西藏有一處被破壞外，其他都得到了保護。不僅如此，在那一段時期內，我國的文物保護事業還取得了不少成就，如長沙馬王堆、銀雀山竹簡、金縷玉衣和西安兵馬俑這樣的重大考古發現都是在那個時期。
  • 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員聶崇正認為[171][172]：要說故宮博物院在「文革」中百分之百完好無損，似乎也不盡然。據我所知，故宮東北角的城隍廟（即現在研究室、科研處所在的院子）就與原先不一樣了。該處正殿中原有的城隍老爺的塑像，在「文革」初期就被故宮的「革命群眾」拆毀了，至於這些塑像是否算作文物，我就不得而知了。此外，故宮北門門楣上石刻的「故宮博物院」五個大字，原先是由民國時代的李煜瀛書寫的，因為他是「舊社會」的人，所書不宜存留於「新社會」，於是便將此石刻門匾反將過來，砌入牆內，在另一面採用了郭沫若題寫的字體。

參見[編輯]

註釋[編輯]

  1. ^ 而依據中國官方記錄，故宮內部的造反派曾將故宮順貞門、天一門、文華殿、乾隆花園內的門額摘下來，扔進倉庫，並把中和殿的寶座拆下來扔進院子裏，還在故宮內搞「收租院」展覽，把奉先殿工字形的大殿改為長方形，將毛澤東的像掛在奉先殿內、拆除了殿前清朝皇帝祭祖所用的焚帛爐[70][146]。此外，1966年故宮城隍廟內泥塑神像十一座、泥塑馬一對被毀，1970年欽安殿前抱廈五間被毀[70][149]。

參考資料[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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