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任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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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弗林特(英語:James Flint;1720年?—?),漢名洪任輝,是18世紀的一名英國商人外交家,曾為不列顛東印度公司職員。少年時在廣州學習漢文(據學者馬士推測,學費是由東印度公司資助),得以通曉中國語言,長期在廣州擔任翻譯之職。他是英國第一個中文翻譯,也是英國東印度公司成立136餘年後第一位中文翻譯。

1759年,他所引發的「洪任輝事件」,是清政府實行廣州一口通商的直接原因。

洪任輝事件[編輯]

起因[編輯]

乾隆十九年(1754),東印度公司想在業務上有所突破,指示洪任輝設法擴大貿易範圍,開闢新的貿易港,並派遣時任東印度公司董事喀喇生 (Samuel Harrison)前來一同主持此事。

乾隆二十年(1755),洪任輝在澳門租用葡商華貓殊的商船,選擇了寧波為試航港,分兩批前往。當時的寧波亦是清朝政府指定的通商口岸;有海關和行店等設施。由於外國船很久沒有來此地貿易,因此,洪任輝等人抵達時,受到當地官員熱烈的歡迎。因浙海關關稅比粵海關低,陋規雜費也比廣州方面少,所以從乾隆二十一年至乾隆二十二年間,英國東印度公司都派船去寧波貿易。

為此,廣州口岸大受影響,前來貿易的商船比前減少了半數有餘,並出現關稅銳減的局面。

兩廣總督楊應琚見狀,急忙會同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奏請禁止洋船往浙江貿易。乾隆皇帝同意他們的意見,通知浙海關先把關稅稅率提高一倍,企圖通過加稅的辦法,使外商無利可圖,從而達到不再來寧波貿易的目的。豈料乾隆二十二年,英國東印度公司仍派「歐斯諾」號往寧波貿易。乾隆帝感到以這種增加關稅的辦法不解決問題,便下令關閉寧波等地口岸,只留廣州一口通商。

英國東印度公司見新開闢的事業剛剛有點起色,便遭到清廷干預,於心不甘,因此,便指示洪任輝再往寧波試航一次,如不得要領,可直航天津,設法到乾隆帝的面前去告御狀。

經過[編輯]

乾隆二十二年(1757)六月,洪任輝率船攜運大量槍砲軍火等違禁品到達寧波,就增稅之事與官員激烈爭執,閩浙總督楊應琚親赴寧波調處並奏報中央。十一月,乾隆帝裁示禁止英國商船進入寧波,由兩廣總督李侍堯傳諭各國商人限於廣州貿易,提高舟山、寧波、廈門關稅一倍,強制起卸軍火、帆具上岸。

乾隆二十四年(1759),洪任輝接指示後,即於五月九日,由廣州出航,佯言乘船回國。但卻偷偷地直航寧波。此事為南海縣知事所發覺,報告兩廣總督李侍堯,李通知海防同知密切注視他的行蹤。五月三十日,洪任輝坐船到達定海海面時,浙江總兵羅英笏派出水師,不准他駛進寧波。洪任輝按公司的指示,北上天津,停泊在大沽海口炮台水域。當前往檢查的官員登上他的海船時,他自稱是英吉利國的四品官,一向在澳門、廣州兩地做生意,因有冤情,廣東地方當局不予作主,所以前來京師鳴冤告狀,把「狀紙」送給直隸總督方觀承,然後轉呈乾隆皇帝御覽。

此「狀紙」內容長達七項,但主要有四點:第一,狀告粵海關監督李永標縱容家人屬吏敲詐勒索,徵收陋規雜費68項,核銀1000多兩;第二,狀告資元行老闆黎光華,拖欠東印度公司貨款5萬多兩;第三,狀告廣州官吏不循舊例接見洋人,致使家人屬吏敲詐勒索;第四,保商制度弊病甚多,延誤外國商船正常貿易的進行。

乾隆皇帝閱後,認為「事涉外夷,關係國體」,命給事中朝詮福州將軍新柱欽差大臣赴廣東會同兩廣總督李侍堯查辦審訊。審理結果,粵海關監督李永標被革職處分,海關陋規雜費一體廢除,同時重申外國商船不可赴寧波貿易。[1]洪任輝明知違反律例,不顧地方官多次警告,擅赴天津告狀,判罰圈禁於澳門的前山寨,圈禁期滿驅逐回國;代寫訴狀並呈狀詞的四川商人劉亞匾,以觸犯訟棍教誘主唆、為外夷商謀砌款罪被處死[2];黎光華家產也公開拍賣抵債,洪任輝供稱指使告狀的徽州商人汪聖儀,與任輝交結、收受英國大班銀一萬三百八十兩,按交結外國互相買賣借貸財物例治罪,但潛逃未獲。[3]

結果[編輯]

洪任輝事件發生後,清廷將廣州作為唯一口岸的力度加強,頒佈《防夷五事》,規定外商不得在省城過冬;規定行商要加強對外商的管束;禁止行商向外商借債;加強對泊所周圍的治安管理;甚至有外商僱人傳遞信息,也在禁止之列。洪任輝本人也被囚禁在澳門三年(1759年12月-1762年11月),刑滿後被帶到黃埔乘船遣送回英國,終身不得再返回中國。不過,洪任輝在六年裏(1760年至1766年)一共賺了8500英鎊,其中的2000英鎊是為了補償他受囚時所承受的「苦難」。

事件過後[編輯]

洪任輝在中國時有許多機會接觸到中國的農業生產方式。離開中國後,他與前東印度公司職員塞繆爾·波文(Samuel Bowen; 洪任輝是於1759年認識波文)一起把大豆引進北美洲。1770年,洪任輝還與美國著名政治家、科學家本傑明·富蘭克林通信,討論華人是如何把大豆製成豆腐。這相信是英語詞"tofu"首次出現之處。

參考文獻[編輯]

  1. ^ 高淑娟、馮斌,《中日對外經濟政策比較史綱: 以封建末期貿易政策為中心》(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3年),144頁。
  2. ^ 蕭令裕,《英吉利記》,載姚賢鎬編,《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一卷,143頁。
  3. ^ 《粵海關志》卷二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