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我的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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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我的1957年是一部1950年代中國甘肅的女記者和鳳鳴(1932年-)撰寫的回憶錄,主要記述了她被劃為"右派"後,於1957年到1961年,被發配至偏遠的安西農場,進行勞動改造的經歷。根據該書的描述,"右派"成員在不同農場的遭遇相差甚大,總體而言,在當時政治高壓下,右派成員被輿論宣傳妖魔化,淪為了社會的底層,受到社會的普遍歧視,有些農場(如酒泉夾邊溝農場)對送來勞動的"右派"成員進行了有組織的虐待、迫害,導致大量"右派"成員因飢餓等原因非正常死亡(包括和鳳鳴的丈夫王景超)。

該書由中國敦煌文藝出版社初版於2001年,2006年經修訂後再版,這部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1957年反右運動的一個縮影。

內容介紹[編輯]

"右派"的產生[編輯]

1957年5月下旬到6月初,和鳳鳴作為甘肅日報社的成員,跟隨甘肅代表團前往北京參觀農業展覽,期間受到毛澤東等國家領導人的接見。當時中國大陸已經在進行整風運動,並且中共中央已經開始各地中共的領導層佈置反右運動。和鳳鳴從北京回來後,報社領導動員大家幫助共產黨整風,於是和鳳鳴自己撰寫、參與撰寫了《向XXX同志進一言》、《請公開宣判》等五張大字報,主要內容是向上級提意見以及替同事鳴不平。和鳳鳴的丈夫王景超在領導的鼓勵下,寫了雜文《略論"行政手段"》,文中認為靠行政手段以服人,有點"霸"味,該文被發表於報紙頭條,還獲得了甲等稿費,此後王景超又撰寫發表了雜文《為"三脫"幹部叫屈》,以及《關於"牴觸情緒"》(未見報)。7月,報社連續開展100多人-200多人的鬥爭會,王景超被認定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是右派小集團"黑社"的首領,原寫的三篇雜文被認為是大毒草,他在鳴放座談會上的發言被認為"噴毒液"。編輯部共找出了五名"右派",包括杜紹宇、和鳳鳴等,原來的同事都將他們作為"敵人"來進行公開鬥爭批判,由於在眾人一致聲討中有口難辯,絕望中和鳳鳴曾試圖服安眠藥自殺。8月8日,甘肅省市新聞出版系統召開批判"右派"成員的大會,王景超被要求第一個站在方凳上"亮相",和鳳鳴也被要求站到前面。在這段時期,"右派"的上班時間就是挨斗、寫檢查交代罪行。迫於生活的壓力,王景超曾試圖服六六粉自殺。

1958年4月下旬,王景超、和鳳鳴等六位甘肅日報的"右派"成員,登上了西去的火車,王景超的勞教場所是酒泉夾邊溝農場,和鳳鳴前往安西縣十工農場,此後他們沒有能夠再見面。而倆人的兩個孩子留在了蘭州,當時分別只有6歲、3歲。在經濟方面,王景超被單位開除,沒有收入;和鳳鳴的月工資由102元降為58.24元。雖然毛澤東稱不剝奪"右派"成員的公民權,但由於各個農場的狀況迥異,導致受勞教的"右派"成員此後的遭遇差異甚大。

來到農場[編輯]

安西縣有"世界風庫"之稱,自然條件很惡劣,但由於十工農場的領導對"右派"成員的態度比較緩和,"右派"成員在這裏雖然要干許多苦重的農活,但生活還算和睦平穩。與和鳳鳴住在同屋的徐福蓮年僅20,女兒只有七八個月大,雖然徐尚在哺乳期,甚至還沒有明白什麼是"右派",由於被人揭發說其同意儲安平"黨天下"的觀點,被定為"右派"。另外一位是石天愛,軍閥石友三的女兒,27歲,由於家庭背景特殊,被劃為"右派"。她們都被送來農場"監督勞動",沒有工資,但能從農場領取每月20元的生活費。和鳳鳴在農場參加的勞動包括整地、推車、挖草、種玉米、白蘭瓜、割麥等,通常每天要勞動十二三個小時,雙周休息一次。

和鳳鳴與王景超通過信件來往,王景超的信件不封口,要經檢查後才可發出。夾邊溝農場的生活條件非常惡劣,可能是當時甘肅最嚴酷的勞教場所。勞動者一去那裏就得忍飢挨餓,並且要干繁重的體力活,有的超過了一般意義上的勞動,比如強制長時間在鹼水溝中浸泡勞動,造成肢體的蝕傷,和鳳鳴知道後特意給王景超寄去一雙長筒雨靴。

參加演出[編輯]

儘管當時"右派"成員的地位很低,但由於他們中的許多人的文化層次較高,1958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成立37周年,十工農場的部分"右派"成員根據事先農場領導的安排,進行了全場的文藝會演,和鳳鳴與徐福蓮表演了俄羅斯雙人舞,其他節目還有獨唱、拉手風琴小提琴等。由於演出成功,農場決定繼續排練,三四天後到安西縣參加演出並得到了認可。在不久後的麥收中,還組織了小型的文藝演出隊。這一時期,雖然其他一些農場(比如夾邊溝農場)已經在挨餓,但十工農場的人員在高強度勞動的同時,可以吃飽,每人一個月90斤糧。

煉鋼[編輯]

飢餓[編輯]

外部連結[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