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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元濟
出版家
字	筱齋
號	菊生
職官	晚清總理衙門章京、出版家、教育家、文獻學家
出生	同治六年（(1867-10-25)1867年10月25日） 清朝廣東省廣州府
逝世	1959年8月14日(1959歲—08—14)（91歲） 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市（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浙江省海鹽縣）
親屬 子 張樹年（育女張瓏，子張人鳳） 女 張樹敏（育女孫以恆、孫以恕、孫以茂）
經歷
晚清翰林院（1892）

張元濟（1867年10月25日—1959年8月14日），字筱齋，號菊生，男，浙江海鹽人，中國出版家，為宋朝張九成的裔孫。

• 父親張森玉（1842-1881），字雲仙，號德齋，官至湖南會同、海南陵水知縣。 • 母親謝氏，江蘇武進人，晉代名將謝玄（343-388）之後。她 30 多歲守寡，喪夫後獨身打理家庭、撫養 4個孩子。當得知張元濟被清廷革職後，她處之泰然，反安慰兒子：「兒啊，有子萬事足，無官一身輕。」 • 妻子：第一任妻子家鄉海鹽吾氏，娶於 1889 年張元濟中舉之年。1892 年春，吾氏因難產致母子雙亡。第二任妻子許子宜（1876-1934），京城進士朝考閱卷官許庚身之幼女，娶於 1895 年。 • 女兒張樹敏（1903-198？），早年自稱獨身主義者，30 歲時結識巴黎大學醫學博士、著名法醫專家孫逵方。1933 年完婚，1949 年隨夫旅居法國。孫逵方於 20 世紀 60 年代死於車禍，張樹敏晚年在養老院度過。 • 兒子張樹年（1907-2004），是張元濟 41 歲時喜得的獨子。他 1931 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經濟系，紐約大學經濟學碩士，後在銀行工作直至退休。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主編《張元濟年譜》，於 91 歲高齡時，撰寫了《我的父親張元濟》回憶錄。為後人研究張元濟留下了寶貴的史料。 • 孫女張瓏（1929- ），上海聖約翰大學英語系畢業後，在北京大學執教。1973 年調任中國建築設計研究院，創建英文刊物《中國建築》。曾多次擔任國家領導人和建築代表團翻譯。1994 年退休後，撰寫《水流雲在》、《風清月明》等回憶錄。 • 孫子張人鳳（1940-）。畢業於上海師範學院，長期從事在職職工繼續教育工作，上海市楊浦區業餘大學校長，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主編《張元濟全集》，編著《張元濟年譜長編》，著有《智民之師張元濟》《張元濟研究文集》《張元濟研究文集續編》。

生平

張元濟出生於名門望族，清光緒十八年（1892年）進士，同年五月，改翰林院庶吉士，光緒二十年四月，散館，著以部屬用，任刑部主事，曾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甲午戰爭後，積極投身維新運動，組織陶然亭集會。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在北京創辦溪學堂。戊戌變法時，被徐致靖推薦給光緒帝，變法失敗後被清廷革職，任上海南洋公學譯書院院長。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張元濟投資上海商務印書館，並主持該館編譯工作，倡議設立編譯所，聘蔡元培為所長，主持編定教科書，並延請夏曾佑編《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張元濟長期主持商務印書館，後來任董事長。葉聖陶在《商務印書館》一文評價：「張先生把商務看成是他的終生事業。」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張元濟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次年，擔任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和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1959年8月14日於上海逝世。

張元濟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堪稱傳奇式的人物，曾與五位當政者有過接觸：光緒皇帝、孫中山、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他以扶助育教為己任，對開啟民智、保存中華文脈做出了的傑出貢獻。 張元濟（1867 年 10 月 25 日—1959 年 8 月 14 日），字菊生，浙江海鹽人。張氏家族是一個世代書香之家，始祖張九成（1092-1159）是南宋高宗紹興年間（1127-1162）的狀元，宋代名臣。張氏世代雖有為官者，但主要的都是以讀書、教書、著書、藏書、刻書為終身事業者。清朝雍正（1723-1735）和乾隆（1736-1795）年間為家族的鼎盛時期。張元濟出生時，家族已經衰落，更因其父張森玉（1842-1881）早逝，四個兒女由寡母謝氏撫養長大。家庭經濟十分拮据，但母親還是竭盡全力讓兒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張元濟按照傳統教育的要求苦讀，1884 年（17 歲） 中秀才，1889 年（22 歲）中舉人，1892 年（25 歲）中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1894 年（27 歲）翰林院散館（即畢業），同年 6 月 1 日光緒皇帝召見了散館的庶吉士。至此，張元濟以最短的時間走完了科舉制度下接受傳統教育的全部歷程，接受了儒家文化體系的脈理，堅實了國學根底，並逐步形成自己的人格品性。（註：科舉考試是古代中國選拔官吏的考試制度，每三年進行一次。通過在本府的考試者稱秀才，秀才通過在省城舉行的鄉試者稱舉人。舉人通過在京城會試後，又通過殿試者稱進士，殿試由皇帝親自主考。進士成績第一名者稱狀元。進士的前一百名左右經皇帝欽點，成為翰林院庶吉士，入翰林院研修兩年，俗稱「點翰林」。）1894 年中日甲午戰爭，以中國大敗並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告終。有識之士開始認識到救亡圖存，挽大廈之將傾，必需從改革政治制度開始。張元濟常參與以康有為、梁啓超為首的一批有改革思想人士的活動，議論朝政，提倡新學，並於 1896 年與陳昭常等人創辦教授西學的通藝學堂。年輕的光緒皇帝同意激進派康有為等人的主張，於 1898 年 月 11 日「詔定國是」，決定變法。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有着重大意義的戊戌變法。但是這一革新圖強的努力僅僅維持了 103 天，故又稱「百日維新」。代表保守派的慈禧太后把光緒帝囚禁，為首的康有為、梁啓超逃亡國外，另有六位主要參與者被處決。張元濟倖免於難，被清廷處以「革職，永不敘用」。此後他舉家遷居上海，開始了人生的另一條道路。1899 年，經李鴻章的介紹、盛宣懷的關照，張元濟出任南洋公學譯書院總校兼代辦院事,相當於今天的總編輯兼代總經理。1901 年又兼任南洋公學代總理，即校長。南洋公學就是上海交通大學的前身。從此開始了他在高等學府中 三年多的工作經歷。在他主持工作期間，非常重視引進西方文化，譯書院翻譯了題材廣泛的西方著作，如《原富》、英國莫爾旦的《格致讀本》、英國瑣米爾士的《萬國通商史》、勃克魯的《英國文明史》還有《實用統計學》和幾種哲學書籍等政治、經濟、哲學、文學、物理、數學、實用科學等的大批著作。令讀者為之耳目一新。張元濟雖然贊成維新改革，但與康有為等激進派的主張並不相同。他更側重於啟迪民智、普及教育和提高民族素質。他在給友人的信中有這樣的話：「中國號稱四萬萬人，其受教育者度不過四十萬人，....且此四十萬人者，亦不過能背誦四書五經，能寫幾句八股八韻而已。於今世界所應知之事，茫然無所知也。」他認為只有民智大開，善政方可行。所以他把普及教育、開啟民智作為終生奮鬥的目標。20 世紀初，他投身商務印書館，使其從一家小印刷作坊發展成為中國近代史上最具影響力的權威出版企業。其終極目的也就在於更有效地普及教育。有後人評論他是「富於新思想的舊學家，能實踐新道德的老紳士。」他在九十二年的生命歷程中，對中華民族文化的繼承和發展，對國民教育的普及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現分別敘述如下：

（一）主持商務編譯所與教科書革命 商務印書館設於 1897 年，最初是一家很小的印刷廠。只承印一些與商業有關的傳單、賬冊、票據之類，「商務印書館」這個名稱由此而來。資金短缺，設備簡陋，創業維艱，創辦人夏瑞芳一身兼數職，從總經理、校對、收帳，到採購、供銷，樣樣都得做。好在他精於經營，且富有雄心和魄力，營業漸漸有所拓展。逐漸在上海眾多的新式出版印刷業中站穩了腳跟。隨着營業上的日見起色，夏瑞芳不再滿足於只印些帳單票據之類，在兜攬生意的過程中，他了解市場的需要損。開始將目光瞄準圖書市場。但印刷與出版究竟是兩回事，雖然夏瑞芳是個具有經營眼光的人才，但他所受的教育有限， 對於出版並不內行。因選題的盲目和譯製的粗劣給商務造成意想不到的失。慘痛的失敗使他認識到要辦出版非有自己的編譯所並邀請有學問的人來主持不可。而此時，張元濟及其他多位有維新思想的志同道合者正準備集巨股辦出版，通過編譯書報開發民智，故想找一個精於印刷技術且富於經營管理才幹的人合作。1899 年，因聯繫印書業務，張元濟認識了夏瑞芳，在此後的交往中，兩人頗為「意氣相投」，夏敬重張的為人與博學，張對夏的經營才幹及虛心、勤勉、講究辦事效率的作風也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出於各自事業發展的需要最終走到了一起。1902 年底，張元濟辭去南洋公學譯書院職務，1903 年初，正式投身於商務印書館，創建編譯所，為該所首任所長。張元濟在 1926 年 3 月撰寫的一文中曾道及此事，說：「夏余入館任編譯，余與約，吾輩當以扶助教育為己任。」可見張當時決定放棄在南洋公學的高級職務而加盟一個區區小印刷廠，就是為了要通過出版達到他「昌明教育平生願」的抱負，並得到了對方的認同。他的加盟為商務後來發展成為民國時期我國乃至東亞最大的出版企業，奠定了基礎。其實，以出版來推動新式教育和文化啟蒙，在科舉制度尚未廢除的時代並沒有先例，也未必能保證能得到良好的文化效益和經濟效益。所以張元濟的這一決定確非一般庸常之輩所能及，足見其願力之雄偉與識見之超卓。戊戌政變後，1902 年 8 月保守的清政府終於頒佈倡導興學、厘定學制的《學堂章程》。開始了在教育制度上向現代形式轉變。此後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的格局遂成定式。最終在 1905 年廢止沿用上千年的科舉制度。成百上千的不同於傳統私塾的新式學堂在全國各地紛紛建立起來。據不完全統計，全國新式學堂(不含教會學校)從 1902 年的寥寥數十所增加到 1912 年的 87272 所，學生人數相應地由近千人增加到超過百萬。其中絕大部分為小學。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師資和教材的缺乏。張元濟敏銳地抓住了這一歷史性機遇，以學制變更為契機，大舉編輯出版教科書，為新教育奠定了教科書環節的基礎，也為商務贏得了經濟上的大發展。而張元濟昌明教育的平生志亦開始得以實現。對於編撰適合我國少兒特點的新式小學教科書，張元濟是有他獨到的觀點和原則的，可見於以下兩段話：「童子於入學之始，腦質空靈，先入一誤，始終難拔。」「處今日物競熾烈之世，欲求自存，不鑑於古則無以進於文明，不觀於人則無由自知其不足。雖在髫齡，不可不以此植其基也。」這裏所標舉的「鑑於古」、「觀於人」實質上就是他後來編纂教科書的基調或主旨，這也是他主持商務印書館編譯出版的指導思想，進而成為統領其一生對待中西文化的最為基本的文化觀。編撰的方法頗具特色。在新的尚未成型而舊的已在淘汰之列的情況下編寫新教科書，可利用的資源非常有限。沒有前車可以借鑑，質量亦難以保證。張元濟勇於自任。他所聘請參加編撰者都為飽學之士，同時聘請日本文部省有經驗的專家教授等為顧問。據參加者之一的蔣維喬回憶：「當時之參加編輯者似圓桌會議，由任何人提出一原則，共認有討論之價值者，彼此詳悉辯論，恆有為一原則討論至半日或終日方決定者。」所討論之原則，涉及兒童啟蒙的特點，如何由簡入繁，由少而多，循序漸進，圖文並茂、增加興趣，綜合發展等等。整個編纂過程，既嚴肅又活潑， 諸君「合坐一室中，每成一課，輪流閱讀，或加潤色，或竟改作，相互為之，毫無成見」。以這種方式編寫出來的《最新小學教科書》第一門《最新國文教科書》於 1904 年 3 月正式出版。初版 4000 冊不多日就銷售一空。此後，在張元濟主導下又陸續編成了一整套初等、高等小學教科書，除國文外，還包括修身、格致、筆算、珠算、中國歷史、中外地理、理科、農業、商業等等，共 16 種 78 冊，風行全國。到 1910 年，銷數達 30 萬冊。就這樣，在晚清各書局中，獲利最大者是商務印書館，其所編印的優良教科書，散佈全國。其影響之大，實無出其右者。後人對此書是這樣評價的：商務推出的《最新小學教科書》是：「別開生面，打破了千百年來的思維定勢、文化傳統和知識框架，不僅一般地滿足了當時方興未艾的興學浪潮對教科書的迫切需要，而且滿足了中國人對新知識、新 思想、新文化如饑似渴的需要，……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二十世紀初的新舊知識更替過程中，《最新小學教科書》承擔了向近代中國第一次大規模興學高潮中跨進學校大門的整整一代人進行新思想、新知識、新文化啟蒙教育的任務。其規模之大，影響之深、之遠，是戊戌時期『新學』的傳播無法比擬的。」 應當說，商務之所以能夠成為出版界巨擘和全國最大的文化機關，「實造端於是書」。 20 世紀最初 10 餘年間，商務除了主要出版教科書及輔助讀物外，還組織翻譯出版了許多西方的著作，對新知新學的普及傳播方面做出了不小的貢獻。張元濟進館後不久，即組織翻譯出版許多國外的政經法文史哲等方面的名著。其數量之多，質量之高，影響之大，為當時其他書局所不及。其中尤以嚴復所譯名著《原富》，和林紓所譯西方小說 170 余種的影響最大。這些大抵都是由張元濟本人親自約稿組稿而來的，令思想界為之耳目一新。也是他「開發民智」努力之一個重要的方面。在主持編印教科書和傳播新知新學的過程中，張元濟還非常關切中國傳統的修身教育。他認為，一個國家的文明與野蠻，隨國民的知識道德的高下而轉移，如果新教育培養出來的人僅擁有新知新學而沒有正直的人格，那麼這種新教育仍然是失敗的。所以他在謀求普及教育時，特別強調知識與道德並重，在毫無中外成例可供借鑑的情況下，開創性地主持編寫了《最新修身教科書》，並親自纂寫了其中的《最新初等小學修身教科書》及其《教授法》，以講故事的形式，由淺及深，循序漸進，教育學生自信、自立、奮發向上。指導學生懂得謙虛謹慎、嚴於律己、寬以待人、團結友愛、勤儉節約、廉潔奉公、奉行平等、博愛之道，更引導他們懂得社會公德，激發他們的愛國之心。教材的內容既採用中國傳統倫理中的精華部分，也採用西方的許多內容。體現了張元濟溝通中西、融合新舊，中西兼容的思想。20 世紀初的中國處於前所未有的時代巨變中，張元濟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的表現方式並不完全一樣。在 20 世紀初「學問饑荒」的年代裏，他本人及其所主持的編譯所的工作重點放在新知的普及和新學的傳播上，商務因此而成為傳播新學普及新知的重鎮，並被視為「五四之源」。辛亥革命特別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中國的思想文化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張元濟根據時代的需要，適時地調整了商務的出版方針，把出版重點從新知新學的普及傳播轉向國內外最新學術著作的出版與古籍的影印。而他本人的主要心血和精力則逐漸集中到古籍的搶救、整理與影印上來，即所謂「保存國粹」。開始了他「為古人續命脈」的抱負。

（二） 「為古人續命」 清皇朝末期，外敵入侵，內亂綿延。許多珍版古籍在戰火中化為灰燼，民間私家藏書亦紛紛散佚。在國力日衰的情況下，國人逐漸認識到：救國圖存，必須向西方學習。20 世紀初開始，特別是新文化運動，將這種認識逐漸演變成揚新抑舊，甚至崇新貶舊之勢。舊學、舊籍受到空前冷遇，甚至抨擊，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學術的學者，基本失去了話語權。相對於國內這種發展，日本，乃至美、英、法等國的漢學研究者反而認識到中國古籍之珍貴而大肆收購甚至掠奪。致使中國的珍本古籍瀕臨淪亡的邊緣。面對世紀新舊交替之際的這場慘痛的文化浩劫，許多有識之士大聲疾呼搶救古籍，保存國粹。張元濟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時刻，把他的工作重心轉移到搶救、整理與影印古籍，承擔起「為古人續命」的歷史重任。中國古代，保存古書典籍主要是靠皇家收藏，或由官府、書院、寺廟和私人藏書家收集，並沒有國家設立的供公眾閱讀的圖書館。例如皕宋樓為江南著名藏書家陸氏家族所有，嘉業堂為南潯劉氏家族所擁有，都不對外開放。所以若要收集古籍，加以整頓、保存、或利用，並非易事。非但需要在古籍方面有深厚功底的學者加以鑑別，還需要有雄厚的資金支持。例如 1906 年皕宋樓藏有二百部宋版書（宋朝 960-1279 AD），商務印書館欲籌款收購，但終因財力不夠而被日人以巨資悉數購得。又如在書肆出現三本《永樂大典》（註：《永樂大典》編撰於明朝永樂年間 1403-1424，是一部中國古典集大成的百科全書式的文獻集，全書 22,937 卷，11095 冊，約 3.7 億字，但存世者不多）亦因信息遲緩而未得。正是基於這種情況，張元濟以巨大的熱情與毅力，決心投注到古籍搶救運動中，並把它引為自己的終身事業，即使在最忙的經理及監理任內，搶救與校刊古籍也未曾一日忘懷。保存與傳播古籍，首先必須搜羅足夠數量的善本古籍為前提，張元濟有商務的財力作為後盾，又有一批國學大家的鼎力相助，開始了網羅善本古籍的艱辛之路。從 20 世紀初開始，他就着意直接從藏書家手中成批收購，獲得不少稀世之寶。同時也在書市收購。他每到一地必先走訪書肆。還刊登廣告收購古書，甚至在自家門口貼上「收買舊書」招貼。他搜羅的範圍從通都大邑，到遠涉重樣，他1928 年赴日，在日本的一個半月期間，不僅發現日本收藏的大量已經在中國本土失傳的中國古籍，而且向藏家商借，僱用日本攝影師，用特種相機將書按頁攝成小底片，在他回國後的一年間，按所簽訂的協議，陸續攝照，分批寄到上海，由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經過張元濟的多渠道艱苦搜羅，商務所擁有的古籍善本在全國成為首屈一指。張元濟認為把艱苦搜尋得來的宋、元善本書保存下來，最好的辦法是把它們影印，並使之流通，也就是他所謂的「化身千百億」。所以在收購的同時，他早就有影印古籍的打算。張元濟是個穩健的事業家，做到沒有必勝的把握決不輕易着手。到了 1916 年，商務的經營已獲得巨大發展，資金日益雄厚，古籍的搜羅亦有了相當的規模，於是張元濟從《涵芬樓秘笈》開始，着手進行他的編輯影印古籍叢書計劃。到了 1919 年和 1920 年，又陸續推出了《四部叢 刊初編》。從此開始走上了他的保存、影印和流通古籍的漫漫征途，先後為商務主持編校、輯印了許多宏篇巨著。這些叢書有綜合性的，也有專科性的；大多取自宋（960-1279）、元（1271-1368）、明（1368-1644）的珍本。所內容範圍極廣。絕大部分的整理、校訂工作是張元濟在 1926 年退休後完成的，例如 《四部叢刊》，是一部大型的中國古代經典著作叢書。按傳統的編目方式，分為經、史、子、集四部份編排，故稱「四部叢刊」。全書的出版始於 1919 年，到 1935 年截止，歷時 16 年。一共出版了《初編》、《續編》、《三編》，共 504 種，3000 余冊。原定出版的《四編》的計劃，因日軍入侵，上海商務印書館陷於戰火而擱淺，直到 90 年後方得以實現。繼《四部叢刊》後，張元濟又投入《二十四史》的校勘與影印中。這是一項更為艱巨的文化工程，在張元濟主持的 古籍整理與影印過程中，佔有突出的地位。所謂《二十四史》，是中國古代各朝史書的主幹典籍，共二十四部，總稱《二十四史》，亦稱為「正史」。它上起傳說中的黃帝（約公元前 2550 年），到明朝崇禎十七年（1644 年）為止，是中華民族四千多年連貫、完整的歷史記載。但在數千年的流傳過程中，由於缺乏有效的印刷技術，出現諸多不同版本，其中存在着許多脫頁缺行、訛文錯簡，甚至改竄作偽。因此張元濟早就有「重校正史之願」。 在他搜羅搶救古籍的過程中，也注意收羅多種版本的史書。實際上也已陸續在為校勘與影印《二十四史》做準備。校勘的原則是：凡一部史書同時存在數種刻本，必取其古者；凡沒有刻本的，則採用精選的傳抄本，這樣的甄別工作，必須經過再三的審定方能確定。往往同一部史書要在不同版本中進行精校，反覆多次方能完成。1930 年 8 月商務印書館正式成立了校史處，招聘了多名助手，專門負責初校工作。張元濟本人則「終日伏案，每天數十百紙，寢食不遑，百事都廢」， 甚至在旅途中，在車、船上，還在趕閱校樣。經過如此廢寢忘食的工作，終於趕在 1937 年 3 月底出齊，即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夕全部完成並出版。這部宏偉的史書被定名為《百衲本二十四史》，所謂「百衲本」，是指採用的各種版本，凡殘缺不全者，彼此補綴而成，有如僧服的「百衲衣」一樣。《百衲本二十四史》共計 3213 卷，約 4000 萬字，用統一的紀傳體編寫。《四部叢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成為民國時期我國古籍編輯、校勘、影印出版成果中無可爭辯的最高成就。由於張元濟在學術上的重大貢獻，1948 年被選為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

（三）創建涵芬樓與東方圖書館 中國歷史上有過許多藏書樓，但這些大多是着眼於私人收藏玩賞，並非公之於眾，為社會服務的。到了清代同治（1862-1874）光緒（1875-1908）年間，伴隨西學的傳播，西方近代圖書館的概念開始傳入中國，創設公共藏書樓，逐漸成為「開民智」的一項議題。在這個過程中，張元濟不僅積極倡導，而且身體力行。1897 年 9 月 20 日，他在設立通藝學堂時，就在學堂中設立了藏書館，制訂了完善的《圖書館章程》，專藏中外各種有用圖書，凡在學堂學習者及館外有志者均可隨時來該館閱覽。這就是中國最早的近代意義上的圖書館。張元濟是第一位採用「圖書館」這一名詞的中國學人。張元濟加入商務後，在主持編譯所的過程中更意識到圖書資料建設的重要性，陸續購置不少書刊資料，於 1904 年設立了圖書室，供編譯所同人參考。後來凡遇到國內私家藏書樓有書散出時，總是盡力搜羅。同時儘量購置歐美日本各國每年所出新書。積累圖書日益豐富，1909 年在圖書室的基礎上設立圖書館，正式命名為涵芬樓（意為「匯集書香之樓」）。涵芬樓的設立，主要是靠張元濟之傾力而為，但也得到商務同人特別是總經理夏瑞芳的鼎力支持。但張元濟的目的並不僅限於供編譯所同人之需，而是在於創設一所供大眾閱覽的公共圖書館，為窮苦學生讀書難解決一些實際問題。張元濟的目光還遠不止於此，他為涵芬樓購入的珍本古籍，可以用作影印出版古籍的底本，為商務拓寬業務門類，從而使他們化身千百，廣為傳承。在戰亂不斷的年代，更是利用商務的資金，從事保護古籍的事業。1915-1918 年，商務在辦公樓內辟一閱覽室，陳立本版圖書和儀器標本模型等，供讀者免費觀看。1922-1924 年，張元濟又倡議舉辦「巡迴圖書館」把圖書送到江蘇和浙江等地區的小市鎮公開展覽。經過 10 多年的努力，涵芬樓逐漸發展成為東南地區乃至全國最大的私立圖書館，其所藏古籍富甲一方。據粗略統計，涵芬樓曾藏有宋本 129 種，元本 179 種，明版 1449 種，清版 138 種（清朝 1644-1911），稿本 71 種，抄本 1460種，名人批校本 288 種，為當時江南最大的藏書庫，收集古書方面之廣，版本之精，非其他藏書樓所能及。由於當時時局動盪，擇其中最名貴的古籍，裝滿了幾十個大箱子，運到英租界金城銀行的保管庫內存放。這一切都凝聚着張元濟的心血。1921 年 2 月，商務董事會接受張元濟的建議建設一座公共圖書館，地址選在寶山路商務印刷總廠對面，大樓設計為五層，佔地 2600 平方米。1924 年 5 月竣工。1926 年，在商務成立 30 周年之際，圖書館舉行開館儀式，定名為東方圖書館，正式對外開放。大樓底層為流通部和商務同人俱樂部，二樓為閱報室、閱覽室、辦公室，原來涵芬樓所藏古籍全部轉移到三樓的善本室，保留涵芬樓的名稱。四樓為書庫，五樓收藏雜誌、報章、地圖、照片等。據當時統計，1929 年入館閱覽者近 3 萬人，1930 年達到 36000 人。實現了張元濟以圖書出版「補助教育」 之初衷。然而，1932 年 1 月 28 日晚日本軍國主義者向上海發動進攻，（稱「一二八事變」），次日炸毀商務印書館上海總廠及尚公小學，又於 2 月 1 日縱火焚毀了東方圖書館。除先前寄存於金城銀行保險柜中的善本古籍 5000 余冊外，全部藏書 46 萬冊及珍貴圖表、照片 5000 多種，全部化為灰燼。張元濟悲痛之餘，含淚自責：「這都是我的過錯。如果我不把這些古籍收集起來，讓它們散落在民間，也許還有部分能得以保存。」隨着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東方圖書館再也無法重建。上海淪為「孤島」後，張元濟蟄居上海，處境艱難，經濟拮据，甚至不得不售出私宅，並鬻字以維持生計。但他依然不折不撓地繼續從事着他保護中華典籍的事業。1939 年 4月他與葉景葵、陳陶遺三人在滬發起創設合眾圖書館。此事得到許多人的支持與響應，張元濟本人捐獻嘉興府先賢遺著 467 部 1822 冊，海鹽先哲遺著 355 部 1115 冊，張氏先世著作、刊印和收藏的古籍 104 部 856 冊。到 1949 年時，合眾圖書館共得到各方捐贈書達 22 萬冊，其中多有名人稿本及名校精抄本。在戰火紛飛中，合眾圖書館有眾人拾薪，得以發展成為滬上頗具規模的圖書館。從涵芬樓到東方圖書館，再到合眾圖書館，體現了張元濟以圖書出版輔助教育不懈努力的成果。現在合眾圖書館已成為上海圖書館的一部分。

著作

著《涵芬樓燼餘書錄》、《寶禮堂宋本書錄》、《涉園序跋集錄》、《校史隨筆》、《張元濟日記》、《張元濟書札》、《張元濟傳增湘論書尺牘》、《張元濟傳（傅）增湘論書尺牘》等。

張元濟年表 1867 年 10 月 25 日生於廣州。 1873 年（7 歲） 入塾。 1880 年（14 歲） 與母返回海鹽。次年父病歿於陵水縣任所。 1884 年（18 歲） 赴嘉興府考，中秀才。 1889 年（23 歲） 赴杭州鄉試，中式第十名舉人。娶海鹽吾乃昌女吾氏。 1892 年（26 歲） 赴北京會試，得中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吾氏夫人亡故。 1894 年（28 歲） 改派刑部貴州司主事。 1895 年（29 歲） 娶已故軍機大臣許庚身女子宜。 1896 年（30 歲） 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試，以第一名錄取，次年到職。與多位維新人士常聚會,議論朝政之改良。 1897 年（31 歲） 在北京開辦通藝學堂，講授西方各種實用學科 1898 年（32 歲） 受光緒皇帝召見。上改革救亡的奏摺。戊戌變法失敗，受「革職永不敘用」處分. 攜家離京赴滬。 1899 年（33 歲） 任南洋公學譯書院總校兼代辦院事。此後四年共主持翻譯出版 60 余種國外政治、法律、財經、史地方面書籍，包括嚴復譯《原富》。 1901 年（35 歲） 任南洋公學代總理半年。 1902 年（36 歲） 年底，辭南洋公學譯書院職。 1903 年（37 歲） 受商務印書館創辦人夏瑞芳邀，年初正式加入商務印書館，創建編譯所，任首任所長。 1904 年（38 歲） 創設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圖書館，後定名涵芬樓。主持編纂中國第一套最成功的的教科書《最新教科書》開始陸續出版。 1906 年（40 歲） 約請顏惠慶編《英華大詞典》。 1907 年（41 歲） 主持編譯《日本法規大全》出版。子樹年出生。 1908 年（42 歲） 赴日本考察一月。開始參與編纂《辭源》，歷八年而成。 1909 年（43 歲） 當選為商務印書館董事。 1910 年（44 歲） 赴荷、英、、比、德、捷、意、法、美、日等國考察。 1912 年（46 歲） 主持編輯商務印書館第二套大型教科書《共和國教科書》。參與編纂《商務印書館新字典》出版。 1915 年（49 歲） 主持制訂大型國學叢書《四部叢刊》出版計劃。 1916 年（50 歲） 任商務印書館經理。 1917 年（50 歲） 主編《戊戌六君子遺集》由商務印書館初版。 1918 年（52 歲） 辭商務印書館編譯所長職。 1920 年（54 歲） 辭商務印書館經理，改任監理。《四部叢刊》開始出版。 1921 年（55 歲） 於董事會提議設立公共圖書館，獲通過，後定名為東方圖書館。 1922 年（56 歲） 為商務印書館開辦印刷廠事，赴粵、港調查。 1923 年（57 歲） 赴港為商務港廠購屋。 1924 年（58 歲） 啟動輯印《百衲本二十四史》。 1926 年（60 歲） 辭商務印書館監理職，當選為董事長。東方圖書館開幕。 1927 年（61 歲） 遭綁匪劫持，6 日後脫險。 1928 年（62 歲） 赴日本，觀日本多家藏中華典籍，商借若干國內失傳者攝影。 1929 年（63 歲） 主持《四部叢刊初編》再版。 1930 年（64 歲） 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第一種《漢書》出版。 1931 年（65 歲） 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中之《後漢書》等五種。籌備《四部叢刊續編》。 1932 年（66 歲） 上海商務印書館總廠被日本侵略軍炸毀，東方圖書館遭日本浪人縱火焚毀。 1934 年（68 歲） 許氏夫人病故。《四部叢刊續編》出版。 1935 年（69 歲） 編校《四部叢刊三編》並於年內出書。與葛嗣浵、葉景葵等同游西安、洛陽。 1936 年（70 歲） 《四部叢刊》三編出齊。與高夢旦、李拔可同游四川。 1937 年（71 歲） 《百衲本二十四史》出齊。編著《中華民族的人格》，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全面抗戰爆發，商務總管理處內遷，董事會留守上海。 1938 年（71 歲） 所著《校史隨筆》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1939 年（73 歲） 與葉景葵、陳陶遺發起籌建上海市私立合眾圖書館。潘宗周藏，張元濟撰《寶禮堂宋本書錄》由南海潘氏排印出版。 1940 年（74 歲） 為商務印書館館事赴港與王雲五晤商。年末，住院做前列腺切除手續。 1942 年（76 歲） 幾名日本人至寓所求見，以「兩國交兵，不便接談」拒之。 1943 年（77 歲） 開始鬻字。 1945 年（79 歲） 拒絕為汪偽政權浙江省長傅式悅藏畫題辭。 1946 年（80 歲） 將海鹽舊宅借與海鹽中學辦學。 1947 年（81 歲） 撰《新治家格言》。 1948 年（82 歲） 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赴南京出席院士大會，發表演講，反對內戰，呼籲和平。 1949 年（83 歲） 赴北平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出席開國大典。毛澤東邀游天壇，設晚宴招待。年末患腦血栓，左半身不遂。 1950 年（84 歲） 所著《涵芬樓燼餘書錄》定稿。 1951 年（85 歲） 《涵芬樓燼餘書錄》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1952 年（86 歲） 向商務印書館董事會提議將涵芬樓歷年收藏的二十一冊《永樂大典》捐獻給中央人民政府。此二十一冊《永樂大典》今藏國家圖書館。作《追述戊戌政變雜詠》七絕十八首。 1953 年（87 歲） 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長。 1954 年（88 歲） 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958 年（92 歲） 被聘為國務院規劃委員會古籍整理出版小組委員。 1959 年（93 歲） 當選為第二屆全國人大代表。8 月 14 日病逝於上海華東醫院。

外部連結

• 張元濟日記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