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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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君勱 Carsun Chang Chia-sen
《中国名人录（第三版）》中的张君劢照片
出生	1887年1月18日 大清江蘇省苏州府嘉定县
逝世	1969年2月23日(1969-02-23)（82歲） 美国加利福尼亞州舊金山
国籍	中華民國
政党	中國民主社會黨
学历 大清江宁府江南高等學堂 大日本帝国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 德意志帝國柏林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

张君劢（mài）（1887年1月18日—1969年2月23日），名嘉森，字君劢，号立斋，别署世界室主人，笔名君房，以字行，江苏宝山人（今上海市宝山区）。中國政治家、觀念論哲学家，中國民主社會黨领袖，中華民國憲法之父。

生平

作为立宪派的活动

张君劢1887年生于江苏嘉定。1899年入上海江南制造局广方言馆。1902年16岁应宝山县乡试，中秀才。1903年入江宁江南高等学堂学习，1905年因参加拒俄义勇队被校方开除学籍。此后他到湖南，先后在長沙明徳学堂、常德師範学堂任教。

1906年他公费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结识了梁启超和張東蓀等人。1907年9月，他参加了梁启超的政闻社。1909年6月，他在東京参与设立咨議局事務調査会，8月参与创办雜誌《宪政新志》。1910年（宣统二年）回国，中法政科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在北京政府的活动

1919年，中国欧洲考察团在巴黎的合影。左三为蒋百里、左五为梁启超、右三为张君劢。左一應為1919年巴黎和会中國五人代表團之一的劉崇傑.

1911年辛亥革命，任宝山县议会议长。

1912年，与汤化龙、林長民等人组织共和建设讨论会，5月赴北京，任北洋政府秘书，并和汤化龙一起促进各派政治势力邀请梁启超回国。同时参与黄远生创办的《少年中国周刊》。8月共和建设讨论会与共和统一党联合改组为民主党，选梁启超为党魁。9月梁启超回国。11月张君劢发表《袁政府对蒙事失败之十大罪》一文。1913年1月在梁启超安排下，他以《宪法新闻社》通讯员的身份，取道俄国，赴德国采访考察。3月入柏林大学专攻政治学，獲政治學博士學位。二次革命中，他支持黎元洪。

1915年底，他应梁启超召唤回国，1916年8月15日，出任上海《时事新报》总编、浙江交涉署长。護国战争以後，張君勱支持皖系的段祺瑞。他跟随梁启超，力主与德宣战。1917年3月13日中华民国国务院新设临时国际政务评议会，他任书记长。1917年7月张勋复辟结束后，他任直系冯国璋总统府秘书长，遭到皖系嫌恶，结果张君劢退出中华民国政府。

欧洲留学

1918年（民国7年）1月，他和蒋方震等结成松社。随梁启超、丁文江前往欧洲考察，之后留在德国跟随唯心论哲学家倭铿学习哲学，后来他又跟随亨利·柏格森学习。对当时的德国魏瑪憲法，張君勱評價非常高，認為「美憲法所代表者，18世紀盎格魯撒遜民族之個人主義也：法國憲法所代表者，19 世紀民權自由之精神也；今之德憲法所代表者，則20 世紀社會革命之潮流也」。

1921年10月，張君勱發表《國民政治品格之提高》，認為「武力政治」與「理性政治」是中華民國國民必須分辨與選擇的大課題，民國建立以後，中國雖然有了國會，有了選民，但「天下是打出來」這種傳統社會心理則未消除，政治問題的解決依然持力不持理，政治主張的是非不是取決國民的公意，而是取決於武力的強弱，這是導致政治腐敗、民主政治建立不起來的原因。

1922年10月至1923年6月，他陪同德国哲学家杜里舒来华讲学，并任翻译。

办学、起草宪法与反对国共

1922年3月在上海参加上海总商会聂云台和江苏省教育会黄炎培组织的“国是会议”。張君勱以著名法學家和社會活動家身份應邀參加，而且受國是會議「國憲草議委員會」委託，以美、加、瑞士、德國魏瑪憲法為藍本，草擬《國是會議憲法草案》。《国是会议宪草》分甲、乙兩種。甲案代表張君勱意見，設總統；乙案是章太炎要求張君勱代擬，採取委員制。《國是會議憲法草案》公布於1922年8月，受当时联省自治运动影响，采取联邦制和地方分权。

1923年2月，張君勱陪同杜里舒北上京津，在清华大学做了题为“人生观”的讲演，引发科玄论战的争论。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兴起，他以唯心论批判唯物论。同年回上海任吴淞市政筹备处副主任，在吳淞创办国立自治学院，并兼职执教于中国公学。

同年10月，极具争议的1923年宪法颁布。張君勱認為1923年宪法有可取之處，并且很多是參考或照抄《國是會議憲法草案》。张君劢曾反對曹錕的總統选举，但認為“此部憲法雖由受賄議員通過，而就其內容而言，還比較合理”。张君劢又發表文章主張用國民投票的方式，來決定是否採用這部憲法，认为“若冒昧承诺，既于人民不关痛痒，尤惧对于西南显然立异，将来反对蜂起，则承认之效自消。吾以为宪法之行，不能独限于一方，若江苏独承认而他省则否，是吾苏将成为宪法沙漠中之绿岛，故不如留此一步，为西南转圜余地，庶全国咸纳于同一宪法之中”。

1924年，张君劢在清华大学讲授哲学和政法类课程。同年，张君劢出任上海国立自治学院（后改名国立政治大学）院长。3月23日，苏社在扬州开第五届常会第一次会议，借省立第五师范风雨操场为会场。张君劢应邀在会议上演讲“联省自治与公民投票”，列举联省自治“在学说上事实上确有提倡之可能与必要，至公民投票为人民对于宪法上最正当之手续”，认为“总之，从时局的解决方面看来，联省自治，已经成了独一无二的法门；从国家永久的组织讲起来，更有很大的利益，所以，这个制度，真正是我们中国拨乱反正的关键。”，“我们不能把贿选和宪法并为一谈，我以为这次的宪法，虽和贿选一起产生的，我觉到他很合于联省的制度。……总之，代表民意的，如果希望法治的局面早为决定，没有不乐于赞成新宪的”。

3月31日起，张在《时事新报》上发表《联省自治及公民票选宪法问题》一文。

同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国共两党和苏联支持的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此后张作霖、冯玉祥共同推举皖系首领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段祺瑞上台后，为抵制国共两党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于1925年2月召集善后会议于北京，并迭电邀请张君劢北上参加。张致电段，提出如下建议。但其建议没有被段所接受：

（一）各省私斗即日停止；（二）一月内省城军队移防，俾民政独立，实行自治；（三）三月内，各省实施军队裁减计划；（四）兵制采瑞式义务民兵。

1926年，张君劢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同年，他与中国青年党的李璜合办《新路》杂志。张君劢和当时的中国青年党一样，反对国民党的联俄容共。他曾在后来评论：

国中自一九二一及二二年以降，号为先觉者，方拜倒苏俄，以“联俄容共”号召青年，国人之倚仗碧眼儿，久成习惯……国内作俑者，亦自悔其非，而改弦易辙，然青年之死亡者几何，江西匪区之兵费几何，赤祸之影响于东北四省之沦亡者几何，官军与共匪最终之胜败何如，引领南望，笑止杞人忧天之将坠已乎！

1926年10月中下旬，张君劢秘密赴当时被北伐军占领的武汉考察。校方和家人都以为他失踪了，十天以后，从武汉安然归来，返回途中，“在九江停留了几天，顺便购买了一些江西瓷器。当时的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正在停泊在长江江心的一艘船上指挥他的部队和蒋介石作战。张君劢上船与孙传芳讨论军事问题”。回到上海的次日，张君劢召集全校师生就武汉考察所得做演讲。11月，考察所得写成的《武汉见闻》一书由国立政治大学正式出版，第一部分介绍他在武汉的所见所闻，第二部分对国民党的党治体制进行剖析和批评。

1927年，北伐军攻占上海后，由于张君劢长期支持梁启超，反对国民党，并多公开发表过抨击国民党容共和一党独裁的言论，被国民党视为进步党“余孽”。张君劢也拒绝执行国民党要求各学校每天清晨念孙文“总理遗嘱”的命令，特别是在北伐军占领武汉之时，张君劢曾亲往实地考察，即著《武汉见闻录》一书，对国民党持批评态度。因此张君劢在孙传芳的资助下创办的政治大学因反对国民革命军北伐而被国民党封闭。3月30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正式接收政治大学。学校图书也全被中央政治大学接收，该校师生组织了“亡校会”。

1927年5月4日，国民党在上海各团体纪念五四，通过决议包括请国民政府通缉“学阀”，并指定“学阀”为章太炎、张君劢、黄炎培等多人。6月16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临时执行委员会，为“通缉学阀事”呈中央文云“呈为通缉学阀，以制止反动事”“乃近来该学阀等不仅不知敛迹，且活动甚力，显系意图乘机反动，殊属藐视法纪，理合备文呈请钧会，迅予实行通缉，俾儆反动而申党纪，实为党便”。

政治大学从创办到停办共三年多，为张君劢日后的政治活动打下基础。后来张组建中国国家社会党和中国民主社会党，其基本干部都是政治大学的学生，如蒋匀田、冯今白、王世宪等。国立自治学院被中国国民党勒令停办。

1928年2月1日，张与中国青年党李璜在上海秘密创办《新路》杂志（半月刊）。张君劢负责筹款、印刷和发行。每期两人各写一篇长文，有时加一篇短文。2月15日，张在《新路半月刊》第1卷第2期上发表《一党专政与吾国》和《甚么是应该清楚的共产党理论和由此理论下产生的实际行为》两文。在《一党专政与吾国》中，张君劢批判國民黨「以黨治國」與一黨專政，認為專政會壓制言論結社自由、造成政策反覆、黨內內鬥、責任不明及民意被操縱，主張廢止訓政，停止黨部壟斷政治，保障人民自由，實行地方自治、制定國憲和政黨政治，以民主政治救國，并且强烈抨击国民党先容共后反共的政策荒谬：

以國民党之政策言之。十六年三月以前容共。三月以後反共。十貳月以前聯俄。十二月以後絕俄。十二月以前從事民衆連動。十二月以後暫停民衆運動。苟在三月以前有數共產黨之罪惡者。十二月以前有言聯俄之終爲俄欺者。有言民衆運動之徒以亂社會者。按之所反革命治罪條例。正足以構成「推翻國民革命主義」。或曰「宣傳與國民革命不相容之主義」之罪狀。然而真正之是非善惡果何如。昔之是者善者有功者。而今爲非者惡者罪者矣。昔之非者惡者有罪者而今爲是者善者有功者矣。然則是非善惡之標準。豈容以革命不革命以爲界線而限之。

同年《新路》杂志被中国国民党当局查封。张君劢反对蒋介石、汪精衛的一党独裁和國民黨的分裂互斗，認爲國民黨學習蘇聯的黨國體制導致諸多弊端：

国民党党章，全模仿俄之共产党党章，若去其第一章前之叙文与第四章之所谓总理，虽谓其八十九条之党章，全为俄之共产党党章百条之翻译品可也，就其实际言之，则国民党内之左右中三派分裂，远不如俄共产党之一致，故其成效，亦不能与俄相提前论。以云国民党人之前后反复，则亦与俄同出一辙，初则容共，继则清共，初则联俄，继则拒俄，与俄之共产党初行共产主义，继变为新生计政策者一也。盖彼等但知有政权，以云信仰与主义，皆口头依托之词，明标民权，而反对国民会议，剥夺人民言论自由之权利矣，明言党之组织，采俄之民主集权制，然第三届大会之代表，尽由政府一手支配，视俄之苏维埃全体大会且不如远甚矣。

1929年年初，张君劢在上海公共租界，由青年党领袖李璜主办的知行学院讲授《欧洲政治思想》，每周两次，约四个月。

被国民党当局绑架威吓

1929年5月31日下午七时多，张在知行学院授完课后步行回家，行至静安寺路口，突然有不明人士二人将他挟入汽车，以两脚踏背，双眼被蒙上，不许作声，车子绕了好多圈子才停下来，把他推到一个房间内，到晚上才有人来问，询问时，命他跪在一条铁链上，所问内容，大多是关于为何批评国民党一类的话。张家在西摩路，距威海卫路同孚路口甚近，故每周上课皆以步行来去。

根据胡适1929年日记“今天始知张君劢昨夜在马路上被人绑去。我们一班朋友都疑此中有政治意味。今天见着禹九，始知昨夜匪人已有电话来，今早又有信来，其意似在得钱而已”。张君劢冷战时期的著作《中国第三势力》曾回忆“我甚至还被国民党的一些喽啰绑架，给囚禁在上海警备司令部附近的一间屋子里，囚居其间，我每天早晨可听得到警备司令部传来的起床号，关了将近一个月”“每日有所谓参谋长者，夜十时来，令我跪在铁链圈上，加以讯问，曰你在上海办学反对国民党，意欲何为？我答以此为政治问题，我无法在此解释，不如将我解至南京，我自能说明理由。每日室中四人看守，昼夜不休，以布裹眼，不令张目”。张被囚禁期间，还遭受了肉刑，腿被打成重伤，从此行走不便。

绑架期间，绑架者以电话恐吓张的妻子王世瑛，令她携巨款来换人，不然将张君劢的耳朵送到府上。王世瑛则认为张君劢是一介穷书生，绑架者的目的别有企图，送钱定然无济于事。绑架者见张家不理，便声称如再不送钱来，便砍下张的头，弃之大西路旁，但王世瑛不为所动，如此僵持了20多天。期间，张君劢九弟张禹九托章炳麟、杜月笙向对方交涉，交出3000元。在张君劢写下“倘我素有积储，不与君等共之者，则我一家三儿定遭天殃，自绝人世”之后被释放。最后，张答应出狱后不再从事政治活动，到国外去。张拖着一条病腿回到家中，事后不再到知行学院上课，其课由夏涛声继续教授。此事对张身心造成极大伤害，他一度停止政治活动。

流亡德国

绑架风波过后，1929年8月30日，张君劢到达满洲里，赴东北考察。当时中东路事件爆发，张君劢特至满洲里绥芬河考察。东北期间，曾在朋友罗文干家居住多日。返回上海租界后，友人为他安全着想，送他旅费一千元，让他携眷到德国。10月14日，张乘船离沪赴欧洲。1930年年初，经倭伊铿介绍，在德国耶拿大学做客座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并用功于康德哲学的研究。10月，译著《政治典范》出版发行。因迫于国民党高压统治，不得已以“张士林”的名义出版。

《最新支那要人传》中的张君劢照片

成立中国国家社会党与政治、学术活动

1931年8月，经张东荪介绍，燕京大学校务长司徒雷登致电张，邀请张回国任燕京大学黑格尔逻辑学教授。9月，他抵达北平，赴北平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执教。10月，与张东荪、罗隆基等，在北平发起组织“再生社”，与张东荪联络罗隆基、梁秋水等在北平讨论秘密筹建“国家社会党”。1931年12月18日，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大会，宣告成立。张君劢是该会的会员。

1932年4月16日，他与张东荪等研究系成员在北平北海公园内的松坡图书馆（观雪堂）秘密召开国家社会党筹建会议，建立“再生社”。参加成立大会的有二三十人。由于当时党禁甚严，为了避免引起国民党的注意，与会者分批，三三两两前往，人到齐后，立即宣读宣言，随即散会，又三三两两离去。他任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央总务委员兼总秘书。

5月，机关报《再生》月刊秘密创刊。《我们所要说的话》是该杂志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全文分二十七部分，文长三万余言，署名记者，实由张君劢、张东荪、胡石青三人合作，主要由张君劢撰写。于2月28日写成。该文在1938年4月重新印发时，改称为《中国国家社会党宣言》。国家社会党标榜「国家社会主義」，主张「絕对的愛国主義」、「漸進的社会主義」、「修正的民主政治」，否定階級观念和暴力革命。后来张君劢有西南之行，由安南入云南，并去两广，后返北平。

1933年（民国22年）3月7日，立法院增聘胡适、张君劢为宪法起草委员会顾问。4月，再生社在天津旭街召集临时代表大会（以后追认为中国国家社会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政纲和党章，选举张君劢、张东荪、胡石青、罗隆基、诸青来等十一人为党中央领导机构中央总务委员会委员，张君劢任总秘书（国家社会党不设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央总部设于北京石板房。張君勱參與起草了《國家社會主義綱領》，為該黨政策的主要說明。在綱領中他批評了共產主義、聯俄容共以及中國國民黨，認爲：

就事实言之，国民党内部有所谓一民二民三民之语，右派但知有民权与宪政；左派但知有民生与劳动阶级之利害，此即因三民主义之平等性而生一民二民之分裂，有以致之。中山先生之思想，十之八九，得之欧美，既如上述，及其联俄容共之日，关于党事国事，一转而效法苏俄，所谓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政治会议，皆俄国之制，而非欧西之产物。俄之以全国全党权力集中于少数，意谓如此，所以达共产主义之目的也。国民党政治目的之最后阶段，为宪政而非共产主义，乃亦采列宁史达林党权集中之策，谓将来可以达于宪政之阶段，正所谓南辕而北其辙者矣。今且以苏俄之制为开端，进而借途意大利德意志之独裁政治，谓率此道以进于宪政之建设，更所谓去题万里矣。

此間他继续反蒋介石的活動，得到山西省的閻錫山支援，又到粤系、桂系范围内活动。1933年5月1日，张君劢在两广实力派范围内，出席在南宁举行的广西第一次行政会议。张君劢是此次会议遴（特）聘的九位会员之一。5月7日，在广西行政会议演讲会做《历史上中华民族中坚分子之推移与西南之责任》演讲，呼吁西南人参与救国运动：

我想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自地域性观察，把他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黄河流域时期；第二，扬子江流域；第三，珠江流域。可以说中国文化之变迁，是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及珠江流域。换一句说，古代之重心在北方，近代及最近代之重心在南方，这是历史的地理之推移……文化落后的缺点，固当矫正，然其优点，不可不图保存。今后救国运动中，西南人所凭藉者，自较他处为优胜，而所负责任亦特重，敢望诸君本目前之方针，努力前进，以复兴中华民族。

5月10日，张君劢在广西行政会议闭幕式上做演讲。在广西期间，他还在广西军事政治学校作《从东北热河的失陷说到复兴民族的责任》；在广西梧州广西大学作《科学与哲学之携手》；在广西南宁一中作《思想的自主权》。《从东北热河的失陷说到复兴民族的责任》等讲演。1933年，晚年曾與張君勱曾籌組聯治社的陳炯明病逝，張君勱為其寫下輓聯“別纔百日，噩耗竟傳公逝矣，戰凡三載，苦心將爲世諒乎”。

福建事变爆发后，1934年初他前往福州活动，但当时闽变已经接近被平息，此后前往广州、香港。

此后他到广东省，应邹鲁邀请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讲授宪法与民主政治，任文学院哲学教授兼法学院政治系教授。因所谓「反動的思想」而遭到学生反对，半年后被迫辞任。张君劢在《二十余年来世界政潮激荡中我们的立场》中表示：“……未去之先，我再三向邹鲁校长声明我的党政活动及所办之杂志等，与其时所谓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之旨，决不相容，邹校长初颇殷勤，待之半年后，即表示不愿意，并说某方将有谋杀举动，故请辞去”。1933年9月18日，国家社会党举行九一八事变三周年纪念大会，发表宣言。12月15日，《宇宙》杂志在香港发行创刊号，孙宝毅任编辑人，宣传国家社会党的主张，与北平的《再生》杂志南北呼应，两年后停刊。12月26日，北平当局焚烧所谓“反动书籍”上万册，其中《再生》三千多册。

1935年（民国24年），他受广东统治者陳济棠招聘，在陳創設的学海書院任学长（院长张东荪）。3月28日，他在广东省地方自治工作人员训练所演讲“如何提高大多数国民的人格”。同年，帮助从清华毕业，获得硕士学位的费孝通到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

1936年夏，陳发动两广事变失敗，从此失势，学海書院遂关闭。张君劢离开。7月，中国国家社会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张君劢被选连任中央总务委员兼总务秘书。大会发表宣言，主张立即抗日。总部由北平迁上海。

战时参政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他参加了蒋介石举办的廬山談話会、国防参議会，调整了自己的反蒋路线。他也和另外一些“在野党派、社会人望和具有专长的人”共25名被南京国防最高会议聘请为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在由汪精卫主持的国防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国民党要求按照其惯例会前主席念孫文的总理遗嘱，客人起立恭听，胡适把这一意思向在座的非国民党人一一说明，只有张君劢表示拒绝，其他人無異議。張君勱表示其意向反對這一规矩和這一“不合理的遗嘱”，“国民党如执意守规矩”他將告退。汪精卫於是獨自默念一遍遗嘱后宣布开会。

1938年（民国27年）4月，中国国家社会党正式成为公開政党。1938年他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8年发表《致毛泽东先生的公开信》，要求取消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1939年（民国28年）9月，他任国民参政会憲政期成会委員。同年11月，他代表中国国家社会党加入了黄炎培发起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1940年，与陈布雷在云南大理合办民族文化学院，任院长。

1941年他与黄炎培等人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他任常务委员。1944年（民国33年）9月，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他继续任常務委員。1945年4月，他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任联合国宪章大会组委员，于1946年4月至6月，代表中国签署联合国宪章。

第二次国共内战与起草宪法

1946年1月，他作为民盟代表出席政治协商会议。8月，中国国家社会党和民主憲政党（華僑政党，由梁启超系统的支持派组成）合併，成立中国民主社会党。此後，第二次国共内战爆发，民主社会党抱持反共姿态。11月该党参加制憲国民大会，12月民盟决议开除该党出盟，12月24日通知该党，12月25日该党宣布退出民盟。他主導起草《中华民国宪法》，使孫文構思的五權憲法確立為傾向內閣制的五院制，制約總統的權力，并参與以中國國民黨成員為多數的政府組織工作。1946年宪法虽托名五权宪法，但实际上对孙文的五权宪法架构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当中拟定的十二项宪草修改原则，就将五权宪法的内容架空，虽在形式上保留五院，但实际上“保全五权宪法之名，运入英法宪政之实”，构建起了相当于西方三权分立的代议民主的五院体制。

張君勱与中共人士有过交往；1946年，他59岁生日时，周恩来送过他一块“民主之寿”的寿匾。但張君勱反對毛泽东 、周恩来在中國實行人民民主专政与共產主義，也不满于蔣中正未能遵守《中華民國憲法》。

1947年1月20日下午5時，蔣介石邀請中國民主社會黨張君劢至官邸談話，表示公開政權。3月5日，蔣約見中國民主社會黨張君劢、徐傅霖及青年黨左舜生、余家菊等人，談改組政府問題。3月8日，民社黨北方代表梁秋水、胡海門電張君劢反對全面參加政府。

3月14日，中國民主社會黨主席張君劢主張中國派代表參加莫斯科外長會議，謂四強已同意非正式討論中國問題，「與其讓人家討論，不如我自身參加。」3月18日，張君劢致函蔣，提出：《和平建國綱領》，本為各黨共同參加政府時代之決議，但「就年來之國內局勢與主席最近之演說觀之，已有出入」。3月22日，中國國際人權保障會開代表會，由理事章乃器、耿麗淑、劉王立明代表該會招待各界，呼籲制止秘密捕人，推派張君劢向政府交涉。3月27日，中國國際人權保障會函張君劢，敦促其向上海市政府交涉援救失蹤人士；張君勱於3月31日致函市長吳國楨，呼籲保障人權，處非法行動者以重罪。

1947年5月22日，民社黨主席張君劢向國民參政會提出和平方案，建議邀請中共代表重開和談。6月15日，蔣會見張君劢，交換對於時局之看法。7月25日，張君劢發表談話，認為時局嚴重，政府應採取積極方針，擴大民主基礎。7月28日，民主社会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百餘人；張君劢報告參政經過。7月30日，中國民主社會黨副主席伍憲子因調解黨內糾紛未果，聲明不參加該黨全國代表大會，其後又稱將與該黨革新派人士合，與張君劢分庭抗禮。8月4日，民社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選出執委、監委若干人，主席張君劢。

此后，他到处宣讲中华民国宪法，并于年底到美国作宣传。1948年3月，他访晤美国务院远东司司长，为中华民国寻求援助。1948年，中國民主社會黨主席張君勱支持大韩民国制定的大韩民国制宪宪法并将《大韩民国新宪要义》收录于《再生》。

1948年，張君勱被蔣中正聘為首批總統府資政，但他未去就任。同年12月25日，中国共产党方面宣佈“頭等戰犯名單”，第一批43人，張君勱被新华通讯社名列第43名。

1949年1月7日，上海各報刊出中国民社黨主席張君劢談話，認為和談成敗關鍵在是否恢復討論政治問題之自由，政府過去和談時，禁止自由討論，使人民無法達成非軍事方式之解決。4月3日，張君劢在南京支持李宗仁謀和，但對蔣很不滿；如果和談失敗，他將遠走海外，為文批判共黨，因為這在中國不可能。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派居正动员张君劢出任行政院长，这时张君劢已避居澳门，并未接受。

1949年5月25日，中国反侵略大同盟（反共救国大同盟）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成立大会。由民社党主席张君劢任主席团执行主席，主持开会，并致开幕词，说明筹盟缘起和经过，介绍阎锡山为主要的发起人，赞言他是始终坚持反共的高级将领，在太原战役中创守城一年之久的战绩，成为闻名世界的“反共守城名将”。接着阎锡山讲话。通过成立宣言和章程，最后以举手表决方式选举阎锡山为主席，张君劢、陈立夫、谷正纲、朱家骅等为副主席和一批委员。1949年7月7日，张君劢、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胡适、于斌、曾琦等政府及社会领袖发表《反共救国宣言》。1949年10月，张君劢在香港主持召开民社党中常会，决定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反共政策。民社党党部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台北。此后他飞赴台北，晤蒋介石，考察台湾省主席陈诚所实施的三七五减租政策。民主社会党台湾党务，得颜钦贤、杨金虎等推展。

1949年11月，張君勱经由澳门赴印度。此后他在德里大学和加尔各答大学任教，讲授孔孟哲学，并往印尼、澳大利亚等国进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游说。

晚年

1951年12月，他离开印度赴美国。1954年9月23日，张发奎致信张君劢：“如果能得到吴庭琰氏同意，诚为最好良机”，“吾兄与吴交厚，一言九鼎，倘能促成，不但可助越吴反共，而吾人亦可藉彼之助，奠反共复国之业。”

1955年，他到斯坦福大学从事中共政治研究。此後他遍访世界各国，讲演孔孟学説和反共思想。1956年，他担任旧金山《世界日报》社论撰述。在美期间，曾撰《理学的发展》等著作。

1958年，由张君劢参与编辑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在《民主评论》上发表。他和唐君毅、牟宗三等联名发表了《中国文化与世界》的长篇宣言，自称为“二十世纪之新儒家”。由於民社黨遷往台灣後無法充分整合共識，又受到中國國民黨實施一黨專政的壓迫，最後張君勱曾經於1962年出面號召黨內團結，但無功而返。他先后到德国、日本、意大利、英国、印度、越南、新加坡等地进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游说。

张君劢一生未置办产业，在海外的近20年间，由于没有固定的工作，只靠稿费和教学的收入生活。他也不曾接受中华民国政府的金钱援助，因此生活颇为清苦。1961年，中华民国教育局听说他要去德国讲学，给他汇去一笔非常可观的美金做路费。几天以后，这笔钱被如数寄返。

1969年2月23日下午6時40分，他因肺炎在美國旧金山一所疗养院病逝，享壽82岁。

家庭

父亲张润之，为宝山名医。其妹張幼儀是徐志摩的第一任夫人，其四弟张嘉璈（張公權）是前中國銀行董事長。

著作

• 《立国之道》
• 《新儒家思想史》
• 《义理学十讲纲要》
• 《明日之中国文化》
• 《儒家哲学之复兴》
• 《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
• 《辩证唯物主义驳论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
• 《中国专制君主政治之评议》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整理出版了他的大部分儒学著作，以《张君劢儒学著作集》丛书的形式出版。
• Junmai Zhang, Wang Yang-ming: idealist philosopher of sixteenth-century China, Jamaica, New York: St. Joh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参考文献

来源

• 葉其忠：〈1923年「科玄論戰」前張君勱對歐戰四個看法之嬗變及其批評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黃克武：〈科玄論戰中的張君劢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江紹貞. 〈張君劢〉.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编). 《民国人物传》 第2卷. 中華書局. 1980. 

参见

• 研究系
• 立宪派
• 中國民主社會黨
• 中華民國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