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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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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
摄于1996年
第7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任期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期
1998年3月16日—2003年3月15日
副职
秘书长何椿霖
前任乔石
继任吴邦国
第4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任期
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任期
1988年4月12日—1998年3月17日
代理总理:1987年11月24日-1988年4月12日
副总理
秘书长罗干
前任赵紫阳
继任朱镕基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排名第二)
任期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会
任期
1987年11月1日—2002年11月15日
总书记 赵紫阳 → 江泽民
其他主要職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
任期
1985年6月18日—1988年4月12日
总理赵紫阳
前任何东昌(教育部部长)
继任李铁映
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
(排名第六)
任期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自五中全会)
任期
1985年9月24日—1987年11月1日
总书记胡耀邦 → 赵紫阳(代理)
第一书记胡启立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任期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自五中全会)、十三、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会
任期
1985年9月24日—2002年11月15日
总书记 胡耀邦 → 赵紫阳 → 江泽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
(排名第三)
任期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任期
1983年6月20日—1988年4月9日
与万里、姚依林、田纪云和乔石同时在任
总理赵紫阳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任期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会
任期
1982年9月11日—2002年11月15日
总书记胡耀邦 → 赵紫阳 → 江泽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工业部部长
任期
1981年3月6日—1982年3月8日
总理赵紫阳
前任刘澜波
继任史大桢
个人资料
出生(1928-10-20)1928年10月20日
上海法租界明德里15號
逝世2019年7月22日(2019-07-22)(90歲)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
墓地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籍贯四川庆符
民族汉族
政党中国共产党
配偶朱琳
儿女李小鹏(长子)
李小琳(女)
李小勇(次子)
亲属李硕勋(父)
赵君陶(母)
母校莫斯科动力学院
职业工程师
官员
专业水力发电
签名

李鵬(1928年10月20日—2019年7月22日),原名李遠芃,四川高县人[1],祖籍湖北麻城,生於上海。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原正國級領導人,曾任十三、十四及十五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國務院總理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2]

其父李碩勛為中共早期領導人,在李鵬三歲時被國民政府處決。此後,李鵬在延安時期受到周恩來與鄧穎超夫婦的長期撫養。李鵬於194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並於三年後被派往蘇聯留學,畢業於莫斯科動力學院水力發電系,具備高級電力工程師資格。歸國後,他長期在中國電力與能源系統任職,歷任東北電業管理局副總局長、阜新發電廠廠長、北京供電局局長等職,並在改革開放初期獲得重用,先後出任電力工業部部長、水利電力部副部長及國家教育委員會主任。[2]

1982年,李鵬在中共十二大上當選中共中央委員,次年出任國務院副總理。1985年,他被增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書記,1987年接替趙紫陽出任國務院代總理,同年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晉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並於1988年就任國務院總理。在長達十年的總理任期內,中國經歷了深刻的經濟和社會轉型。李鵬在經濟政策上傾向保守派,傾向於強化宏觀調控和計劃經濟體制的穩定性,與當時主張激進市場化改革的派別形成對比。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在此期間,李鵬代表中共強硬派,主張對天安門廣場的抗議學生與群眾採取強硬措施,頒布戒嚴令,並最終促成武力清場,使其在國際社會及部分民眾中飽受嚴厲批評與長期爭議。[2]

1992年,李鵬在中共十四屆一中全會連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次年連任國務院總理。此外,李鵬也是中國長江三峽工程的推動者與決策者之一。1993年,全國人大批准了三峽工程建設,儘管該計畫在生態破壞、大規模移民安置和地質風險等方面引發了學界與社會的巨大擔憂。1997年,李鵬在中共十五屆一中全會再次連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次年卸任國務院總理,轉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直至2002年在中共十六屆一中全會上卸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並於次年卸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後退休。[2]

2019年7月22日,李鵬因病於北京逝世,享年90歲。中共官方對其給予了高度評價。[3]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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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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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10月20日,李鵬以「李遠芃」之名出生於上海法租界明德里(今黃浦區延安中路545弄)十五號。[4]: 3 其名「遠芃」中,「遠」為家族字輩,「芃」字則取自《詩經》,具有草木茂盛、生機勃勃之意。李鵬其父親李碩勛是中共早期領導人,曾參與南昌起義,時任中共浙江省軍委書記、浙江省委代理書記;母親趙君陶則是中共早期領導人趙世炎之妹,當時在中共江蘇省委秘書處擔任機要秘書。

由於父母長期在從事地下革命工作,李遠芃的幼年生活處於動盪之中。1931年,李碩勛前往海南島主持工作,在海口遭到國民政府逮捕,隨後被處決。[5]: 7 父親死時,李遠芃年僅三歲。此後,他跟隨母親趙君陶在上海、香港及四川成都等地輾轉生活。在成都期間,他曾在四川大學附屬小學(現為成都市實驗小學)就讀。

1939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婦委書記鄧穎超的安排11歲的李遠芃從成都抵達中共地下黨活躍的重慶。在此期間,他先後結識了周恩來夫婦以及中共元老吳玉章和其子吳震寰。[6]周、鄧二人對身為烈士遺孤的李遠芃給予了極大關懷,這也成為外界長期盛傳李鵬是「周恩來養子」的由來(李鵬日後在回憶錄中澄清,周恩來和鄧穎超關心並照顧了許多烈士子弟,他們之間是長輩對晚輩的關愛,而非嚴格意義上的收養關係)。在重慶期間,李遠芃從吳震寰處第一次接觸到了水力發電的基礎知識。

1940年,中共地下黨將李遠芃送往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重慶合川創建的育才學校學習。1941年,隨着國共摩擦加劇,中共決定將部分幹部子弟與烈士遺孤轉移至大後方。李遠芃與邊章五、李濤等人一道,歷經數月跋涉被送往陝甘寧邊區首府延安,最初進入延安中學學習,後轉入延安自然科學院(北京理工大學前身)。[4]: 50-51 

在前往延安的途中,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委書記蔣南翔考慮到「李遠芃」一名較為拗口,建議他改為單名。李遠芃起初將名字改為「李芃」,但蔣南翔認為「芃」字過於生僻,且缺乏陽剛之氣。在李的請求下,蔣南翔提議將其更名為「李鵬」,寓意「大鵬展翅,萬里長空」,期盼他將來能為革命事業作出巨大貢獻。[4]: 52 1945年11月,17歲的李鵬在延安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

1946年7月,國共內戰爆發前夕,李鵬從延安自然科學院畢業,隨中共幹部隊伍開赴前線,被分配至由共產黨控制的張家口電業局工作,擔任技術員,這是他首次涉足電力系統。[4]: 111 

1947年初,隨着國軍向晉察冀邊區推進,李鵬隨部隊撤離。他歷經輾轉,經山東煙臺乘船前往大連,[4]: 119-123 隨後借道朝鮮最終抵達當時中共在東北的根據地核心哈爾濱。在哈爾濱,他被任命為油脂廠協理(副廠長)兼黨支部書記。[4]: 第132页 在這段時間裏,他從一名青年技術員轉變為基層企業的管理者,積累了初步的工業生產與行政管理經驗。

赴蘇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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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1日,李鹏(后排左)在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补习数理化及俄文时与俄语教师费德洛娃(前排左三)及同学合影。

1948年9月,隨着中共在內戰中逐漸取得優勢,為儲備建國所需的專業技術人才,中共中央決定選派21名具備一定文化基礎的中共高幹與烈士子弟前往蘇聯留學(「4821」群體,其中包括葉挺之子葉正明、鄒韜奮之子鄒家華等)。李鵬作為其中一員抵達莫斯科。考慮到中國未來工業化建設的需求,並受到早年在重慶對水電知識的啟蒙,李鵬進入莫斯科動力學院水力發電系學習。[5]: 8 

在蘇聯留學的七年期間(1948年至1955年),李鵬積極參與學生工作。他曾任中國留蘇學生總會主席,[5]: 9 負責協調留學生事務並協助中國駐蘇大使館開展工作。在莫斯科動力學院期間,他的同系同學中還包括後來成為羅馬尼亞總統的揚·伊利埃斯庫。[7]

基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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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李鵬自蘇聯莫斯科動力學院水力發電系畢業。同年底,時任中國燃料工業部第一副部長劉瀾波率領中國電力代表團赴蘇聯考察。在莫斯科期間,代表團徵調李鵬等中國留學生隨團參與考察活動,並由李鵬擔任俄語翻譯。在此期間,李鵬獲得了劉瀾波的賞識,為其日後在電力系統的發展奠定了基礎。[8]: 50 

1955年李鵬回國。同年3月8日,劉瀾波在北京約見李鵬討論其工作分配,提出兩個選擇:留在北京出任燃料工業部部長秘書,或前往基層一線從事技術與管理工作。李鵬明確表達了赴基層鍛鍊的意願。[9][10]3月23日,政務院及部委下發通知,將年僅27歲的李鵬分配至位於吉林省吉林市的豐滿發電廠(現豐滿水電站)擔任見習廠長(時任廠長為李旭)。[9][8]: 50 豐滿發電廠在當時不僅是中國大陸規模最大的水力發電廠,也是東北重工業基地的核心電力來源,具有極高的戰略地位。經過數月的見習期,1955年12月10日,李鵬被任命為豐滿發電廠副廠長兼總工程師,開始全面負責該廠的生產與技術調度工作[9][11][8]: 51 。

在1950年代中後期的政治運動中,基層工業生產屢受波及,李鵬的仕途與工作也曾面臨考驗。1957年,中共中央發起「整風運動」,豐滿發電廠黨委和行政部門的部分人員對副廠長李鵬的生產管理作風及業務決策提出了批評意見。[9]

1959年,李鹏在丰满发电厂。

1959年廬山會議後,全國範圍內掀起「反右傾」運動。由於在生產指導上傾向於技術務實,對當時大躍進中部分不切實際的生產指標持保留態度,李鵬被指責為執行「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不力,險些被劃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此政治壓力下,李鵬先後作了兩次書面及口頭檢查。最終,豐滿發電廠黨委在向中共吉林市委提交的審查報告中給予了「檢討尚好,免予處分」的結論,[9]使其得以保住職務並繼續從事工作。

1960年8月中旬,李鵬休假赴山東青島探望母親趙君陶時,透露了因長期在吉林基層工作,希望調離豐滿發電廠的想法。自青島返回原單位後不久,上級部門下達調令,將李鵬調任至遼吉電業管理局,出任副總工程師兼調度局局長。1961年5月,李鵬轉任東北電業管理局副總工程師兼調度局局長[9]。當時的東北電網是中國工業化程度最高、規模最大的區域電網,擔任調度局局長意味著李鵬必須在「三年困難時期」極度緊張的煤炭與電力供應環境下,負責保障東北三省重工業與軍工企業的電力調配。

1965年7月19日,經國務院批准,李鵬被任命為阜新發電廠廠長。[9][12][5]: 10 位於遼寧省的阜新發電廠是當時中國裝機容量最大的火力發電廠。時任東北電業管理局局長李平在與李鵬進行任前談話時,詳細說明了此次調任的兩大考量:其一,在當時開展的「四清運動」期間,李鵬作為上級派駐人員已實質接管了阜新發電廠的生產與技術工作,直接就任廠長有利於維持大型發電廠生產運營的連續性與穩定性;其二,這是一項有意的幹部培養安排。時任水利電力部部長的劉瀾波及部黨組認為,李鵬的履歷中已具備了豐滿發電廠(大型水電)的管理經驗,以及東北電業管理局(大型區域電網)的調度經驗,若能補足執掌阜新發電廠(大型火電)的經歷,將使其成為具備「水電、火電、電網」全方位管理資歷的複合型電力系統高級幹部。

赴任阜新發電廠後,李鵬與時任總工程師楊耀邦合作,針對廠內設備老化的問題進行技術攻關,最終成功實現了阜新發電廠歷史上首次9台發電機組滿出力(滿負荷)併網發電的紀錄[9][12],大幅緩解了當時東北地區的電力短缺壓力。

首都电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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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初期,社會秩序逐漸陷入混亂。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出於維持首都基本運作的考量,高度關切北京的水、電、煤氣及交通等城市基礎設施問題。為確保供電系統不受衝擊,周恩來指示時任水電部部長劉瀾波向北京供電局派遣一名業務能力強的幹部。經劉瀾波推薦並獲周恩來批准,1966年,原本正準備從遼寧阜新發電廠調往東北電業管理局出任副局長的李鵬,被緊急調入北京,出任北京供電局黨委代理書記。當時正值「四清運動」尾聲,北京供電局原黨委書記、局長及數名副局長皆因在運動中被指「有問題」而處於隔離審查狀態,局內管理層出現真空。劉瀾波在行前向李鵬交底,指此次調動實為周恩來的特殊安排,旨在讓李鵬在複雜局面中積累首都電力部門的管理經驗。[9]數年後,李鵬正式出任北京供電局革命委員會主任。[11]

然而,調任北京並未讓李鵬免受文革政治風暴的波及。因其在1948年曾作為中共中央選派的21名青年之一前往蘇聯留學,李鵬被捲入了當時針對留蘇幹部的「4821人蘇修特務案」。造反派懷疑這批幹部已被蘇聯策反,李鵬因此被指控有「蘇修特務」嫌疑。[13][14][4]: 370-374 期間,原工作單位阜新發電廠的造反派曾兩次專程派人進京,企圖將李鵬帶回遼寧進行批鬥。負責北京供電局軍管工作的軍代表張曉光兩次出面將前來要人者擋回,暫時保護了李鵬的人身安全。張曉光曾私下向李鵬透露,關於這批留蘇幹部被打成「蘇修特嫌」一事,周恩來已經知情,並明確表態:「你們第三批人(指1948年赴蘇留學生)沒有這個問題。」儘管有總理定調,但在極左思潮下該案並未即時撤銷。隨後,北京電業管理局革命委員會甚至向上級遞交報告,以李鵬身背「蘇修特嫌」為由,建議將其調出北京供電局。[14]

1970年6月,周恩來在國務院小禮堂接見全國水電會議代表,李鵬亦作為北京代表與會。在會議討論中,周恩來突然當眾點名批評李鵬,指責他在管理工作中存在「洋教條」(指照搬蘇聯模式)以及對工人實行「管、卡、壓」等作風問題。面對突如其來的批評,李鵬當場承認錯誤並作了自我批評。會後,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國家計委核心小組副組長余秋里及北京市官員楊壽山等人留在會議室研究落實總理指示,李鵬也被要求留下。期間,李德生對李鵬進行了勸慰,余秋里則向李鵬點破了周恩來的用意——周恩來的批評旨在為李鵬定性為「人民內部矛盾」,從而使其免受造反派更嚴重的政治迫害,並為他重新出來工作鋪平道路。[9]

1971年,北京電業管理局及其下屬的北京供電局與北京電力建設局進行機構重組,合併成立「北京電力工業局」。原任北京供電局革委會主任的李鵬,被任命為北京電力工業局革命委員會副主任、黨委副書記,重新進入首都電力系統的領導核心。[14]

1974年初,隨着「批林批孔」運動在全國展開,政治氣氛再次緊張。1月25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直屬機關在首都體育館召開「批林批孔」動員大會。會後,北京電力工業局大樓內迅速貼滿大字報,部分激進派指責局黨委對運動態度消極,並質問為何不向基層傳達大會的實況錄音。面對壓力,主持局內日常工作的李鵬採取了技術性拖延的策略,以「未收到上級正式通知」為由,堅持拒絕在局內廣播大會錄音。[12]

1970年代,隨着工業化推進,京津唐電網面臨嚴重的電力供應短缺,時常發生拉閘限電現象。為緩解首都圈的用電荒,李鵬作為主要負責人之一,牽頭規劃並實施了兩項重大電力工程:新建唐山陡河發電廠以及擴建北京高井發電廠。李鵬在工程期間保持了深入一線的作風。在擴建高井電廠期間,他曾連續三天三夜堅守施工現場。1974年10月4日中午,李鵬在結束高井電廠視察後,騎自行車返家途中於宣武門附近不慎被汽車撞傷。事故導致他被送入宣武醫院住院治療,直至同年12月才出院恢復工作。[9][15]1975年11月,隨着機構再次調整,北京電力工業局復名為「北京電業管理局」[16],李鵬升任該局局長、黨組書記,並在此職務上任職至1979年。[11]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1月9日,李鵬在北京電業管理局機關召開全體人員大會並發表悼念講話。隨後,他與部分北京市幹部接到市委通知,前往北京醫院小禮堂參加遺體告別儀式。1月12日至14日,群眾在北京市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行弔唁儀式,李鵬親自承擔了保證現場供電絕對安全的政治任務。[9]

同年4月清明節期間,北京市民自發前往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引發「四五運動」[4]: 418-420 。4月4日上午,出於保障天安門廣場供電安全的職責,李鵬與北京供電局局長張紹賢、北京電管局計劃處處長陳壽文乘坐專車,前往廣場東南角的變電所檢查線路。當晚,李鵬又與妻子朱琳以便衣身份步行前往廣場觀察局勢,兩人在當局實施大規模清場及抓捕前不久離開,僥倖躲過一劫。[16]4月5日下午,北京市公安局人員突訪北京電業管理局進行調查,指控清明節上午在廣場東南角郵局附近涉嫌放火的一名男青年,是乘坐北京電管局的轎車抵達現場的。電管局方面立即出面澄清,證實該車輛是李鵬等三人執行電力檢查任務所用。數日後,周恩來遺孀鄧穎超的秘書張元致電朱琳叮囑若李鵬突然失蹤,朱琳必須立即追問最後與李鵬接觸的人員身份,以防其遭遇秘密逮捕。所幸在事態平息前,李鵬未遭牽連。[16]

同年7月28日,唐山7.8級大地震,京津唐電網遭到毀滅性破壞。災後,李鵬被任命為唐山電力搶修隊指揮部總指揮,火速趕赴災區參與搶險救災。在他的調度與一線指揮下,搶修隊克服餘震不斷、設備嚴重損毀等困難,僅用一個月時間便使唐山地區的基礎供電得到基本恢復,為震後救援與重建提供了關鍵的能源保障[9][12][4]: 424-431 。

國務院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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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2月,為加強能源基礎設施建設與專業化管理,中共中央決定將原水利電力部拆分,重新設立電力工業部和水利部。在電力系統資歷深厚的老幹部劉瀾波出任電力工業部部長兼黨組書記。[9]在組建新部委領導班子時,劉瀾波大力舉薦具備蘇聯留學背景及多年基層電力工作經驗的李鵬出任副部長。[5]: 10 同年4月7日,李鵬接獲任命,擔任電力工業部副部長及黨組成員。[9][11][5]: 10 

1980年1月10日,經過為期一年的籌備,旨在整合華北地區電力資源的華北電業管理局正式宣告成立。經中共中央批准,李鵬兼任華北電業管理局黨組書記,負責協調京津唐及周邊地區的電網調度與建設工作。[9]

1980年6月22日,貴州烏江渡水電廠因汛期暴雨引發嚴重的水淹廠房事故。事發後,貴州省地方部門與電力部門在事故責任歸屬與處理方案上產生分歧。李鵬作為部委代表親赴現場進行勘察與協調。在12月12日於工地召開的事故調查會議上,李鵬憑藉其水電工程專業背景進行總結,其結論與貴州省水利學會的技術調查報告相吻合,最終調解了各方矛盾,促成事故處理方案的順利通過。在貴州期間,他還實地考察了貓跳河水電廠與清鎮火電廠。同年12月下旬,李鵬前往成都主持西南電業管理局籌備小組會議。經四川、貴州、雲南三省電力局向各自省委請示並獲准後,會議最終達成共識,正式成立西南電業管理局,標誌著中國大西南地區跨省電網互聯邁出了關鍵一步。[9]

1980年6月22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約見電力工業部副部長李錫銘與李鵬。在談話中,李鵬主動向胡耀邦反映了「4821」群體長期遭受不公正政治待遇的情況。胡耀邦隨即要求李鵬列出當年21人的具體名單,李鵬憑記憶當場寫出其中19人的名字。次日,胡耀邦將該名單批轉至中共中央組織部,指示相關部門迅速查清名單上人員的歷史與現狀。[14]

中共中央組織部於1981年1月17日將21人的詳細情況報告呈送胡耀邦審閱。胡耀邦在審閱後,對其中13人的職務安排作出了明確批示。針對李鵬,胡耀邦特別批示道:「我主張堅決提起來當部長。不提一些,不能轉變風氣。」在胡耀邦的直接過問下,中組部最終於1982年1月向胡耀邦及中共中央書記處提交報告,認定所謂的「4821蘇修特務案」純屬捏造的冤假錯案,並宣布為該群體平反。[10][13]

1980年12月31日,年事已高的電力工業部部長劉瀾波邀請李鵬至家中面談,透露中央已決定安排一批老同志退居二線擔任國務院顧問,並表明意向由李鵬接任部長。當時李鵬年僅52歲,在論資排輩嚴重的部委中,他以資歷尚淺為由表達了婉拒。事實上,這一提議在電力部內部引發了反彈。1981年2月14日,劉瀾波再次約見李鵬,告知部內已有數名資深官員聯名致信中央,以李鵬「太年輕、資歷不足」為由反對其出任部長。[9]

儘管面臨內部阻力,在劉瀾波的力薦以及胡耀邦等中央領導人的支持下,中共中央最終敲定了這項任命。2月19日,劉瀾波致電李鵬,確認中央已批准由他接任。1981年3月2日,李鵬正式出任電力工業部部長兼黨組書記,成為當時國務院中最年輕的部長之一。[4]: 513-514 

1981年7月2日,中共中央在懷仁堂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座談會,專門討論提拔中青年幹部的戰略問題,李鵬亦受邀出席。在會上,中共中央副主席陳雲特別以李鵬為例發表講話:「李鵬是從蘇聯學習回來的,搞電30多年,這次提拔當部長還有爭論。我看到的名單,第一次不是李鵬,第二次才是李鵬,是劉瀾波同志力爭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隨後也高度評價了劉瀾波,稱讚其舉薦賢才的行為是「黨內開明人士」的表現。[8]: 52 

1981年9月,位於青海省的中國當時最大水利樞紐工程——龍羊峽水庫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當時最高洪峰流量高達每秒5,570立方米,水庫水位急速逼近標高2,494.78米。由於當時大壩主體尚未完工,僅靠臨時圍堰擋水,一旦圍堰潰決,狂湧的黃河水不僅將沖毀下游的劉家峽等多個梯級大壩,更將嚴重威脅青海、甘肅、寧夏沿河數十萬居民的生命安全,並可能導致西北地區大動脈包蘭鐵路中斷。[17]

李鵬受命代表國務院親赴青海災區前線指揮防汛抗洪工作。他結合氣象數據與水利工程力學進行現場研判,指揮調動當地水利職工、解放軍部隊進行圍堰加高搶險,並制定了精確的洩洪調度方案。經過日夜奮戰,最終成功抵禦了洪峰,保住了龍羊峽及下游梯級水庫[4]: 536-550 ,化解了此次災難。這場被視為生死攸關的抗洪勝利,不僅保障了黃河上游的安全,更充分展現了李鵬在危機管理與大型水利調度上的專業能力。[8]: 62 

中國國務院於1982年進行了機構改革。同年,電力工業部與水利部再次合併,重新組建水利電力部,由資深水利專家錢正英出任部長。李鵬則轉任水利電力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繼續分管國家電力建設工作。儘管在行政職務上回到副部長的位置,但其政治地位已顯著攀升;在同年9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54歲的李鵬首次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5]: 10 

國務院副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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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6月,李鵬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主管能源、教育和交通,並分管重點建設、電子科技、環境保護及重大設備製造等領域。[5]: 11 在任內,他推動了多項大型基礎建設。1985年9月24日,在中共十二屆五中全會上,李鵬被增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書記,[5]: 12 正式進入中共核心領導層。1986年,在李鵬的主導下,中國與英國、法國、美國達成協議,合作建造大亞灣核電站。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初期規模最大的中外合資項目之一;同年9月,李鵬代表中國政府在多方協議上簽字,該項目也成為中國核電工業發展的重要里程碑。[5]: 10 

國務院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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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秋,中共十三大召開,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元老決定進一步退居幕後,以實現領導層的新老交替。在此次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進行了大幅調整,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等元老離開常委會。59歲的李鵬與喬石、胡啟立、姚依林一同晉升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鵬在四位新任常委中位列首位,黨內排名僅次於新當選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由於趙紫陽辭去國務院總理一職,中央決定由李鵬擔任代總理。在1988年4月的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李鵬正式出任國務院總理。[18]在1988年前後的經濟改革中,針對當時物價雙軌制帶來的通貨膨脹與經濟過熱問題,李鵬傾向於採取較為保守、重視宏觀調控與經濟穩定的政策,這與趙紫陽推動的快速市場化價格闖關政策形成對比。

1989年,因胡耀邦去世,北京爆發大規模學生運動。隨著局勢升溫,中共高層內部在應對方式上產生分歧,李鵬代表了主張採取強硬措施平息事態的立場,並獲得鄧小平、陳雲等元老的支持。5月19日晚,李鵬在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上發表了措辭強硬的「五·一九講話」,將學運定性為「動亂」,此舉引發了天安門廣場上示威學生的強烈不滿與抗議。[19]5月20日,李鵬以國務院總理身分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關於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命令》[20]:

在此戒嚴及後續清場期間,由於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因反對武力鎮壓而失勢,李鵬曾多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19]1989年6月23日至24日,中共召開十三屆四中全會,正式免去趙紫陽的總書記職務,江澤民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李鵬繼續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國務院總理,在黨內排名維持第二。 [21] 六四事件後,中國面臨西方的經濟制裁與外交孤立,國內經濟也進入為期三年的「治理整頓」期。李鵬主導了這一時期的經濟緊縮政策,強調計劃經濟的主導地位與國有企業的穩定。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後,中國重新加快了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的步伐,國務院的經濟政策也隨之調整。同年9月21日,身兼中央專門委員會主任的李鵬主持會議,正式批准立項「中國載人航天工程」[22],推動了中國航天技術的現代化。

1992年3月,李鵬代表國務院向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提交了興建三峽工程的議案。由於該工程在生態環境保護、百萬移民安置、地質風險以及文物保護等方面存在巨大爭議,4月進行表決時,出現了177票反對、664票棄權、25人未按表決器的結果,創下了全國人大歷史上的紀錄,凸顯了社會各界及學界對該工程的擔憂。儘管如此,議案最終獲得通過。1993年1月,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成立,李鵬親自出任主任,全面負責該工程的規劃與監督。[23]

1992年,李鵬在中共十四屆一中全會連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93年3月,在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李鵬連任國務院總理,但出現了210張反對票,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大的選舉歷史上是較為罕見的現象,反映出部分代表對其過去幾年施政的不同意見。[24]

1995年11月,李鵬領導的國務院正式批准了「211工程」,旨在面向21世紀重點建設一批高等院校和重點學科,對中國高等教育的現代化產生了深遠影響。[25]

1991年,時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朱鎔基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由於兩人在經濟改革的步伐與國企改革的策略上存在不同側重——李鵬偏向求穩與保護重點產業,朱鎔基則主張大刀闊斧的市場化與金融改革。1992年中共十四大上,朱鎔基晉升為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五,並於1993年出任排名第一的國務院副總理。1993年上半年,李鵬因突發心肌梗塞住院休養,在此期間,朱鎔基開始實際代為主持國務院的全面經濟與金融工作。儘管經濟日常決策逐漸向朱鎔基傾斜,李鵬依然在外交、重大基礎建設以及能源產業(特別是電力系統)的發展上保持著深厚的影響力。[26]

人大委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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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3月,李鵬完成兩屆國務院總理任期,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他卸任國務院總理一職,交棒給朱鎔基。隨後,在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李鵬接替喬石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27][28][29][30]此前在1997年9月的中共十五屆一中全會上,李鵬已連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黨內排名繼續維持在江澤民之後的第二位。

在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期間,李鵬親自擔任憲法修改小組組長,主持起草了1999年的《憲法修正案草案》,該修正案經全國人大表決通過,正式將「鄧小平理論」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寫入國家根本大法。在其五年的委員長任期內,第九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共審議通過了百餘部法律及有關法律問題的決定草案,包括《合同法》、《證券法》、《立法法》等重要經濟與行政法律。[31]

退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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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1月15日,74岁的李鹏在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后卸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在2003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退休,其职务由吴邦国接任。[32]

由于曾在李鹏手下担任国务院秘书长的罗干在中共十六大后晋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依旧对中国政坛保持了一定的影响力。2007年,随着罗干在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后退休,李鹏的影响力逐渐消退。[33]

据报道,李鹏曾写成三十万字的《关键时刻:李鵬六四日記》,披露了不少内幕,据信要为自己撇清历史责任,但因为“内容敏感”而不被中国政府高层批准出版[34]。2010年6月,一本据称是《关键时刻》的书藉由赵紫阳秘书鲍彤之子鲍朴所创办的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鲍朴通过中间渠道得到此书稿件,并认为其真实的可能性非常大[35]。 但在原定出版日前夕,鮑朴聲稱受到「有關方面」的壓力及版權機構的交涉,最終取消了正式出版計劃。[36]

李鹏曾捐款300万人民币稿费至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李鹏—延安助学基金”,资助母校延安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37],另捐款稿费300万给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38]。

据媒体消息,2008年初,李鹏曾突然中风[39],但官方从未证实有关消息;当年9月28日,中国新闻社報道,李鵬現身京津城際鐵路進行考察[40]。

2010年6月,中国新闻社再次报道,李鹏和夫人朱琳受邀出席母校北京理工大学的七十周年校庆活动[41]。

2010年11月,出席第八屆中國國際航空航天博覽會的開幕儀式。

2011年7月1日,李鹏出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

2014年9月30日,李鹏出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招待会[42][43]。

2017年10月18日,李鵬參加中共十九大開幕式[44][45]。

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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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22日23时11分,李鹏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46][47] 訃告稱其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

八宝山革命公墓内的李鹏墓。

李鹏遗体于7月29日上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当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全体委员、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和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48]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外地致送花圈。[49]李鵬的骨灰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50]

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及澳門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下半旗志哀。[51][52]

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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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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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当时李鹏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存在严重分歧。李鹏坚决主张对天安门广场的示威群众采取强硬措施,并在1989年5月19日的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发表措辞严厉的讲话,随后由其签署了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 [53]

戒严令导致中国人民解放军于同年6月4日在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地区进行武力清场。人权组织、西方媒体以及海外民主人士对李鹏在六四事件中的决策予以强烈谴责。批评者认为,李鹏对调动军队及随后的流血伤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因此在海外抗议者和异见人士中经常被指责并被称为“北京屠夫”。然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官方对李鹏在这一历史事件中的作用则给予了高度肯定,官方讣告中称其在1989年“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稳定了国内局势”。 [53]

推动三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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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是长江三峡工程的推动者之一。三峡工程支持方认为,该工程具有巨大的防洪、发电及航运等经济与社会效益,能大幅拉动国民经济的发展;但反对者(如黄万里等人)则强调,工程存在严重的生态破坏、大规模移民安置难题、文物淹没以及地质灾害隐患,并批评部分政府领导人强推工程是“好大喜功”、“企图青史留名”的表现。[54]

1992年,国务院正式向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提交三峡工程建设议案。此举被外界及部分学者广泛质疑是江泽民、李鹏等高层领导人试图将三峡工程办成“铁案”。当时有观点指出,由非水利地质专业人士为主的人大代表来决定如此庞大且具高风险的工程并不合适。在审议过程中,部分代表反映官方提交的材料中支持与反对理由存在严重不对称,并抱怨决策过程受到了行政手段的干预。1992年4月7日,该议案进入表决程序。在2,633名参与表决的人大代表中,赞成1,767票,反对177票,弃权664票,未按表决器25人。尽管议案最终获得通过,但赞成票仅占出席代表总票数的67.1%,使其成为迄今为止中国全国人大历史上通过得票率最低的议案。而在后来出版的《李鹏三峡日记》中,李鹏多次提及江泽民对三峡工程的支持,被部分舆论解读为有将三峡工程争议的责任分摊之意。[55]

家族貪腐醜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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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及海外媒体长期有传闻指李鹏家族在中国水利及电力系统拥有极深厚的政治与商业影响力,甚至有舆论将其家族称为垄断国家电网和能源系统的“李氏家族”。[56]

2014年5月,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董事长曹广晶与总经理陈飞被双双免职。此外,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曾刊登评论文章“三峡集团幕后不排除有‘老老虎’”,引发外界对反腐行动可能波及李鹏家族的广泛猜测。[57]

其女李小琳除了被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披露在离岸避税天堂隐匿财富外,媒体还爆料李小琳曾以不到1万元人民币注册的小微公司,在时任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后因贪腐落马)的批示下,获批海南价值逾百亿元的土地经营开发权。[58][59]针对此报道,李小琳在接受香港《文汇报》专访时予以否认,称报道纯属谣言,是“不干净的心理写出不干净的文章”。而负责撰写该报道的《亚洲周刊》资深特派员纪硕鸣则反驳称,报道基于详实的查核资料及数据,反指李小琳“那些邋遢事别脏了干净笔”。[60]不过,外界分析认为,考虑到李鹏作为前国家领导人,当局直接追究其家族核心成员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李鹏下台”嵌字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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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3月2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二版发表一首题为《七律·元宵》的诗作,[61]该诗共八句,每句七字。若将首行最末一字、次行倒数第二字依次类推连读至第七行,便可得出“李鹏下台平民愤”的字句。亦有说法指出,若将此七字与最后一句的末字相连,会形成“李鹏下台平民愤,且待神州遍地春”的暗语,排列呈代表胜利的“V”字形。外界普遍认为,此诗的创作动机源于作者对李鹏在六四事件中强硬立场的不满。[61]

据海外媒体《新闻自由导报》报道[62],这首诗是由数名在美国加州洛杉矶附近的中国留学生于1990年创作并投稿(有传闻作者化名为“朱海洪”),一年后成功发表。由于时逢当年的全国“两会”(1991年3月23日-4月9日)前夕,政治时机敏感,该诗在国内民间及海外华人圈中被广泛传抄。流传过程中产生过个别字句的误差,例如“人民育我胜万金”常被误传为“人民有我胜万金”。此事件引发了官方的高度紧张,但由于无法证明《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责任编辑是“蓄意”,最终仅以“工作失误”的理由对相关编辑进行了低调处理。[62][63]

遭西班牙法院通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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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部分国际人权组织及西藏流亡团体向西班牙国家法院提起诉讼,指控中国部分前国家领导人在西藏等地涉嫌犯有种族灭绝及危害人类罪。2013年11月,西班牙国家法院受理此案,并向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前国务院总理李鹏、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西藏自治区前党委书记陈奎元以及前国家计生委主任彭佩云等五人发出了国际逮捕令。此举引发了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与外交交涉。[64]

2014年2月底,由执政党人民党主导的西班牙议会通过法案,大幅削减了西班牙法官调查国外侵犯人权案件的权力。外界普遍认为,该法案的修改旨在避免与中国发生进一步的外交摩擦。2014年6月,西班牙国家刑事听审法院在全体会议上以9票赞成、7票反对通过决议,中止了对包括李鹏在内的中国高官正在进行中的司法起诉。西班牙法官在裁决中表示,根据修改后的司法条例,由于涉案人员既非西班牙国籍,也不常住于西班牙,法院已无权对此案继续进行管辖及起诉。[65][66]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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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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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中国政府官方评价的新华社在讣告中评价:[1]

在官方評價中,李鵬在改革開放時期對中國國民經濟的發展與現代化建設具有實質作用。因其水利工程的專業背景,官方肯定他在基礎設施領域的貢獻,尤其是在完善全國電力與能源發展規劃,以及主導並推動規模巨大且備受討論的三峽工程中,扮演了關鍵的決策者角色。針對1989年的六四事件(官方稱「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李鵬主張並執行了強硬的應對措施。官方對其當時的政治立場與作為給予高度肯定,在其逝世後的訃告中,讚揚其「採取果斷措施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認為他堅決維護了中共政權以及當時社會穩定。 [67]

负面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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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評價其為“名望最低的中國總理”,認為李鵬在處理六四天安门事件中的態度、推動三峡工程的行為及關於其家族的腐败传闻頗具爭議,負面評價較多。[68]

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在回憶錄《改革歷程》中評價李鵬是「死硬分子」,指出在1989年學潮中,李鵬為了使自己主導的「四二六社論」不被否定,導致本可和平解決的學潮最終不得不以武力收場。《改革歷程》記載:「(鄧小平)在聽了李鵬等人的匯報之後,同意把學潮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提出『快刀斬亂麻』加以解決。」趙紫陽在書中直言,李鵬及其手下「阻撓、抗拒和破壞」了他化解對峙緊張的努力。[69]由於李鵬簽署戒嚴令,並極力主張武力鎮壓,因此被支持學生運動的人士、受害者家屬及國際媒體廣泛稱為「北京屠夫」。[70]

「六四事件」親歷者、前國家體改委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諮對其評價極低 :

据曾任赵紫阳秘书鮑彤案辩护律师张思之称,鲍彤做过三件事:第一件,李鵬攜夫人朱琳訪日。項鍊不翼而飛,朱琳報案后,日本人在沙發縫裏找到,拿去作化驗后发现是假貨。最后中共中央得知此事。鮑彤認為有失國格,并表示朱琳應作檢查。第二件,李鵬用上毛澤東的游泳池后要求重新裝修,花费幾十萬。財政部不知如何上報,問題传到書記處,鮑彤說李鹏浪費。第三件,北京朝陽區公安局当年在北京抓到兩個酗酒鬧事的年輕人,其中一個声称是李鵬兒子。公安确认是李鹏儿子后就把人放了。事情传到中央。鮑彤說李鵬家教不嚴,應該檢討。[72]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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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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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2003年中国三峡出版社[73]
  • 《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上下)2004年新华出版社[74]
  • 《电力要先行:李鹏电力日记》(上中下)2005年 电力出版社[74]
  • 《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上下)2006年新华出版社[74]
  • 《市场与调控:李鹏经济日记》(上中下)2007年新华出版社[74]
  • 《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上下)2008年新华出版社[74]
  • 《关键时刻:李鹏六四日记》2010年美国洛杉矶西点出版社
    • 《李鹏六四日记真相,附录》2010香港澳亚出版社

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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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鹏论发展中国电力工业(1979-1993)》1993年水利电力出版社
  • 《李鹏论可持续发展》2010年中国电力出版社[75]
  • 《李鹏论科教兴国》2010年中国电力出版社[76]
  • 《李鹏论三峡工程》2011年中国三峡出版社[77]
  • 《李鹏论宏观经济》(上中下)2012年中国电力出版社[75]
  • 《李鹏论产业经济》(上下册)2013年中国电力出版社[78]
  • 《李鹏论地区经济》2016年中国电力出版社[79]
  • 《李鹏文集》(上下卷)2024年人民出版社[80][81]

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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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鹏回忆录(1928-1983)》上下册,2014年中国电力出版社[82]

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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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方 榮譽 授勳日期 參考資料
 突尼西亞 共和国勋章 1984年5月21日 [83]
 秘魯 大十字级塔瓦拉勋章 1990年6月26日 [84]
 摩洛哥 阿拉維勳章(英语:Order of Ouissam Alaouite) 1995年10月4日 [85]
 秘魯 大十字级秘鲁太阳勋章 1995年10月9日 [86]
 委內瑞拉 解放者勋章 1996年11月13日 [87]
 喀麦隆 大綬級功績勳章(英语:Order of Merit (Cameroon)) 1997年5月10日 [88]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勋章 1999年4月10日 [89]
 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 南斯拉夫大星勳章(英语:Order of the Yugoslav Star) 2000年6月12日 [90][91]
 俄羅斯 普希金奖章 2007年 [92]
聯合國環境署 联合国环境计划署金质奖章 1987年8月 [93]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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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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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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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网:

央视网: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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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职务
前任:
赵紫阳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1987年11月-1998年3月
繼任:
朱镕基
新頭銜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
1993年1月-1998年5月
前任:
李铁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
1988年4月-1990年9月
繼任:
陈锦华
前任:
何东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
1985年-1988年
繼任:
李铁映
前任:
刘澜波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工业部部长
1981年-1982年
繼任:
钱正英
水利电力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前任:
乔石
第八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第九届)

1998年3月-2003年3月
繼任:
吴邦国
第十至十一届
 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排名順序
前任:
赵紫阳
中共中央总书记
(位列第一)
第13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位列第二)

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至四中全会
繼任:
乔石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排名第三)
前任:
江泽民
中共中央总书记
(排名第一)
第13至14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排名第二)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至中共十五大
第15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排名第二)
繼任:
朱镕基
国务院总理
(排名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