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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的核武器研製計畫 | |
|---|---|
 中華民國國軍曾計畫以經國號戰機作為戰術核武器的投送平台 | |
| 存在時期 | 大陸時期︰1945年－1946年 新竹計畫︰1964年－1968年 桃園計畫︰1970年－1988年 |
| 國家或地區 |  中華民國 |
| 部門 | 中華民國國防部 |
| 駐軍／總部 |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
| 指挥官 | |
| 著名指揮官 | |
中華民國曾在歷史上三度研製核武器，期間深受國共內戰情勢與中美關係影響而波折不斷，最終在1988年1月，當該計畫接近實用化階段時，受到了美國施壓而被迫終止，相關設備與物資遭到拆毀與收繳。
1945年美國對日本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後，國民政府就有研製核武器之計畫。1946年6月，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批准以俞大维、吳大猷等人組成國防部下轄的「原子能委員會」，與「國防科學委員會」配合、由鄭華熾領導核武器研發工作，並編列50萬美金作為研究經費，但隨著內戰失利國民政府遷台，此計畫便胎死腹中。1950年韓戰爆發後，美國轉變政策，開始協防台灣。1957年後，美軍在台佈署裝載核武的「鬥牛士」飛彈，以威懾中華人民共和國。然而196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功試爆核武器，引起蔣中正外交與軍事上的擔憂，便於同年重啟核武器研發計畫，是為「新竹計畫」。然而在發展過程中，國民政府內部存在路線分歧與反對意見，如台灣腹地太小、缺乏原料，以及經濟負擔沉重等問題，迫使「新竹計畫」於1968年被擱置。
1960年代末，美國為拉攏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抗蘇聯，逐漸減少對中華民國的軍事防衛承諾，加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將取代中華民國的聯合國席次，使蔣中正決定重啟核武研發計畫。「新竹計畫」被以「研究」或「民生用途」的名義開展「桃園計畫」。中華民國透過以色列核技術專家恩斯特·大衛·伯格曼的人脈，於1969年自加拿大進口一座4000萬瓦的重水反應爐。同時還在桃園楊梅地區興建「鈽燃料化學試驗室」，並自西德、南非等國家進口相關核材料和設施。然而1972年台灣電力公司在與西德購買核燃料的「再處理工廠」時，使美方察覺中華民國正在研發核武器，並就此決心封鎖其獲得所需設施與原料的一切管道。其後，儘管中華民國當時聲稱這些研發工作只是用於研究和能源用途，但美國通過情報系統多次檢查設施，確信這些核研究並非僅限於民生用途。1988年1月，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核能研究所副所長張憲義上校竊取核武計畫機密檔案，在美國中情局幫助下逃往美國，並於美國國會聽證會上作證中華民國研製核武的內幕。美國總統罗纳德·里根隨即施壓台北方面，要求全面終止核武研發計畫。同年1月13日，蔣經國去世，數天後美方核子代表團來台，將核原料收繳、拆毀重水反應爐，中華民國也此後再無發展核武之計畫。
2000年代陳水扁總統任期期間，曾有傳言稱中華民國可能重新啟動核武研製計畫，但官方一直堅稱不會研發核武器，也無直接證據證明這些傳聞的真實性。隨著中美交惡，美國與中華民國民間出現提倡核武裝後者之聲，將其視為安全保障選項，而其科研技術亦使中華民國被一些學者與機構視作能迅速研發核武的「核潛伏國家」。然而，也有觀點認為，中華民國在現今的民主和開放政治環境下，已經不可能像以前那樣秘密發展核武器。除了需要應對來自美國和民間反核運動的強大阻力外，中華民國在地理、政治和經濟各方面較中華人民共和國均處於絕對劣勢，即使開始了核武開發計畫，也難以保障其安全，甚至可能在研發初期、尚未進入生產階段即遭到後者毀滅性打擊而失敗。
歷史[编辑]
大陸時期的初期計畫[编辑]
1945年8月6日與9日，美國對日本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被視為促成日本投降的重要因素，其後不久中國戰區美軍司令兼中國戰區總司令蔣中正參謀長的阿爾伯特·魏德邁中將向中華民國兵工署長、同時也是透過「中美聯合參謀本部」相處共事結成的好友——俞大维中將，提供關於原子彈研製細節等機密資訊的報告（即後來編撰出版的《史邁斯報告》[1]），甚至直接問過俞大维：「你們要不要派人到美國學造原子彈？[1]」俞大维也因此成為國民政府中最早接觸到原子彈機密的人，其後他將報告轉交蔣中正，後者交待軍政部長陳誠和軍政部次長俞大维負責統籌辦理，此即國民政府研製核武器之始[1]。1945年秋，曾昭倫、華羅庚、吳大猷三人被召往重慶諮詢籌劃原子彈的發展計畫[2][註 1]。
中華人民共和國核試驗成功後重啟[编辑]
1950年代中，中華民國加入國際原子能總署。1955年7月，駐美大使顧維鈞又與美方簽署《民用原子能合作協定》，開展國民政府遷台後的民用核能科技發展，此一時期中華民國得到美方在技術與原料的支持，不僅官方原子能委員會協助設計與製造研究型核反應爐，還租借濃縮鈾235作為燃料。1961年12月，在美方技術與資金協助下，台灣新竹清華大學原子科學研究所因而建造了亞洲第一座核子（輕水）反應爐。
伯格曼來台[编辑]
1963年維也納國際原子能總署會議上，中華民國代表李熙謀[3]（一說唐君鉑[4]）邀請以色列代表團團長恩斯特·大衛·伯格曼教授訪問台灣，儘管該人此前與台灣素無淵源，但其視蔣中正為二戰英雄而欽佩，因此同年年底伯格曼首次秘密訪台[3][4]。
秘密研製[编辑]
「張憲義事件」：拆除終止[编辑]
投射平台[编辑]
中華民國曾發展的核武發射平台為機載與陸基飛彈兩種，前者起自1980年代初，在美國雷根政府因妨礙中美關係而拒絕出售先進戰機後，中華民國開展自製攻擊機計劃，即F-CK-1經國號戰鬥機（代號IDF）[5]。根據張憲義所言，為提高打擊核成效，其射程應至少1000公里，然而由於預計將核武掛載於「經國號」戰機的副油箱，航程預計將不足1000公里，其重量亦會增加，只能降低空戰需要的引擎部份性能（如加速能力），確保航程能滿足要求[6]。張憲義另外還指出核打擊戰機並無攜帶返程燃料，因此極可能是有去無回的自殺式攻擊[6]，還稱執行者是被擬遴選沒有結婚、沒有家人的志願飛行員。不過此說受到如《尖端科技軍事雜誌》總編輯畢雲皓的質疑，指出經國號戰機於1989年5月28日首飛，1992年才服役，而張1988年便逃亡出走，以其當時位階能接觸到當時列為機密的IDF案頗令人質疑[7]。
影響[编辑]
當代評估[编辑]
現今中華民國因擁有發展核武的技術能力，被認為是與日本與韓國一樣的「核潛伏國家」，國際戰略研究所副研究員馬克·菲茲派翠克（Mark FitzPatrick）指出：「台灣的戰後威權統治以及深刻的生存安全焦慮使其兩度走上核武研製之路，然而至今威權主義雖已不復存在，但其安全焦慮依舊，台灣面對著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無可比擬的生存威脅，若美國的防務承諾減少或兩岸關係出現劇烈的重大變化，不排除其重啟核武研製的可能性」，但該人亦同時指出這兩種情況都不太可能發生[8]。 以當前中華民國的國內外條件，若要發展核武器被認為需解決以下問題：[9]
-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反對：曾明確表明發展核武為其武力攻台的條件之一。
- 美國的反對：其原料與設備均來自該國，並為反核擴散立場，甚至可能不惜切斷核能發電原料阻止核武研製工作。
- 軍方的反對：儘管中華民國國軍走向「國家化」，但對於是否發展核武來鞏固獨立，其接受度頗成疑問。
- 政治環境複雜：立法院生態複雜，如何取得朝野共識和預算並非易事。
- 媒體活躍：媒體活動力強，無論政府要秘密發展核武還是從黑市購買均極度困難。
- 國際孤立：發展核武可能會使中華民國疏遠本就極少的友邦國家（如日本）
- 國內反核政策與輿論；中華民國的兩大主要政黨之一的民主進步黨主張「非核家園」等反核主義政策促使國內人才不願投入前途堪虞的核工業產業，導致人才斷層。
菲茲派翠克亦指出台灣與日本和韓國兩國相比，是當今獲得核武器可能性最低的國家[10]。
相關條目[编辑]
註解[编辑]
註腳[编辑]
- ^ 1.0 1.1 1.2 1.3 王士平，李艳平 & 戴念祖（2006年），第198页
- ^ 吴大猷（1984年），第40页
- ^ 3.0 3.1 蘇育平（2022年），第8页
- ^ 4.0 4.1 王丰（2015年），第419页
- ^ Albright & Stricker（2018年），第171-172页
- ^ 6.0 6.1 Albright & Stricker（2018年），第172页
- ^ 呂烱昌. 中科院擬以IDF搭載核武攻擊大陸 專家：不可能. news.cnyes.com. 鉅亨網新聞中心. [2024-03-10] （中文）.
- ^ Fitzpatrick（2017年），Chapter Three Taiwan
- ^ 曾復生（2006年），第203页
- ^ Fitzpatrick（2017年），Assessment
參考文獻[编辑]
圖書[编辑]
- 蘇育平. 台以關係百年史──外交官眼中的以色列. 元照出版公司. 2022. ISBN 9789869286787 （中文）.
- 曾復生. 中美臺戰略趨勢備忘錄. 秀威出版. 2006: 臺北. ISBN 9789866909030 （中文）.
期刊[编辑]
- 王士平; 李艳平; 戴念祖. 20世纪 40年代蒋介石和国民 政府的原子弹之梦. 中国科技史杂志. 2006, (3). ISSN 1673-1441 （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