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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茨·古德林
古德林1941年7月照
本名Heinz Wilhelm Guderian
昵称「急速海因茨」(Schneller Heinz[1]
「暴風雨海因茨」(Heinz Brausewetter[2]
出生(1888-06-17)1888年6月17日
 德意志帝國普鲁士西普鲁士省库尔姆
逝世1954年5月14日(1954歲—05—14)(65歲)
 西德巴伐利亚施万高
效命 德意志帝國
 魏瑪共和國
 納粹德國
军种德意志帝國陸軍
威瑪防衛軍陸軍
德國國防軍陸軍
服役年份1907年-1954年
军衔大將
统率第2装甲师
第16军
第19军
第2裝甲兵團
第2裝甲軍團
参与战争
展開
获得勋章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
签名

海因茨·威廉·古德林(德語:Heinz Wilhelm Guderian,1888年6月17日—1954年5月14日)是一位德國陸軍將領,最高軍階為大將,曾擔任陸軍參謀長以及裝甲兵總監德语Generalinspekteur der Panzertruppen等職務。古德林長期被認為是德國發展裝甲戰理論、新式軍事學說閃擊戰」以及建設装甲师裝甲部隊的先驅與締造者,有著「閃擊戰之父」和「德國裝甲兵之父」之稱[3][4],但近代歷史學者深入研究後指出有關說法與事實相悖。

古德林在二戰初期作為前線高階將領指揮裝甲部隊參加了多起重大戰役,包括1939年入侵波蘭、1940年在法國實施阿登森林地區的突破行動,並於色當戰役中擊潰盟軍的防線,為「黃色方案」得以實現圍殲的關鍵行動。1941年,古德林指揮第2裝甲兵團參與入侵蘇聯的巴巴罗萨行动,實施多場大規模包圍殲滅戰役,但於旨在攻佔莫斯科的「颱風行動」失敗後,因拒不服從「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撤退命令而被解除職務。1943年初,希特勒重新起用古德林擔任新設置的裝甲兵總監,負責重建和訓練裝甲部隊,然而由於德國戰爭經濟惡化,其成果有限。1944年7月20日,德國發生對希特勒的暗殺與政變事件,其後古德林被任命為陸軍參謀長,並自此成為希特勒對東線戰場的私人顧問,與納粹政權關係密切。古德林之後還擔任「陸軍榮譽法庭」負責人,將參與政變的軍人逐出軍隊,而後者即會被「人民法庭」審判並處決。古德林指揮下的部隊也在戰爭期間犯下多起戰爭罪行,如在東線實施非法處決的「政委命令」,在1944年華沙起義失敗後也進行了報復行動。

1945年5月10日,古德林向美軍投降,並被關押於英國戰俘營至1948年,其後無罪釋放。古德林撰寫回憶錄《一個士兵的回憶》(Erinnerungen eines Soldaten,中文書名為「閃擊英雄」),於1950年出版,迅速成了暢銷書。古德林在該作中宣揚許多至今仍廣泛流傳的錯誤觀點,包括聲稱戰時暴行皆為親衛隊、而非國防軍官兵實行的「國防軍無罪論」、將自己塑造為德國裝甲部隊的唯一締造者、與軍中發展裝甲兵的反對派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來自英國的理論啟發了自己的軍事理論、迴避了自己與希特勒和納粹政權的親密關係以及戰時暴行的內容。古德林於1954年去世,葬於戈斯拉爾

生平[编辑]

早年[编辑]

海因茨·威廉·古德林於1888年6月17日出生於德意志帝國普鲁士西普鲁士省库尔姆[4],是弗里德里希和克拉拉(舊姓基爾霍夫,Kirchhoff[5])之子,下有一弟弗里茨(Fritz)[4]。父親與祖父皆為普魯士軍官,前者此時為上尉,後升至步兵上將[4]。古德林於駐有軍隊的城鎮中長大,在完成阿爾薩斯科爾馬的初級教育後,古德林於1901年4月1日前往巴登卡爾斯魯厄就讀軍官預備學校[4],其後於1903年2月1日前往柏林附近的大光野軍官軍校[4],至1907年2月畢業,以預備軍官身份服役於駐比奇、由其父親指揮的第10獵兵營[6]。1907年4月10日至12月14日,古德林於梅斯戰爭學校受訓,後於1908年1月27日晉陞為少尉[6],任第10獵兵營第3連連長[7]。1912年10月1日,古德林被調至科布倫茲第3通訊連(3. Telegraphen-Bataillon),使其掌握了無線電通訊技術[8]。1913年10月1日,古德林進入柏林戰爭學院深造[6],並在同年與醫師恩斯特·戈恩(Ernst Görne)的女兒瑪格麗特(Margarete)結婚,瑪格麗特的遠房堂兄是古德林的好友,而其兄長則是日後的國防軍最高統帥部部長威廉·凱特爾[9]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古德林擔任第5騎兵師英语5th Cavalry Division (German Empire)通訊官與第3重型廣播台指揮官於西線服役[6],同年10月4日,古德林轉任第13重型廣播台指揮官,因而成為第4軍團司令部通訊官[6]。1914年11月8日,古德林晉升中尉[6]。1915年5月17日,古德林轉任第4軍團情報部[6],1916年2月9日任第5軍團情報部副官。1917年4月3日,古德林轉任軍需官,先後於第4步兵師、第1軍團、第52後備師、近衛軍英语Guards Corps (German Empire)等部服役[6]。1917年7月至8月,古德林又重任情報軍官,被派往第10後備軍、第4步兵師[6]。同年9月,古德林任第14步兵團第2營營長[6]。10月24日,再轉任C軍團參謀部任作戰官(Ia),並在此期間接受位於色當為時一個月的第6期總參謀部培訓(Lehrgang für Generalstabsoffiziere[6]。1918年2月18日在通過考試後,古德林晉任總參謀部參謀軍官,並於2月27日發配[10]。5月23日,返回第38預備役軍參謀部任軍需官[6]。9月20日,古德林以作戰官身份被派任為德軍代表參加奧匈帝國於義大利佔領區的停戰談判,但因被拒絕參與而返回慕尼黑[11]。11月11日,德意志帝國與協約國簽署停戰協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古德林反對停戰,認為應繼續戰爭[12]

戰間期[编辑]

1918年11月,古德林在野戰軍團與後備軍團短暫擔任過兩個職務後,被任命為柏林戰爭部下的東部邊防中央辦公室(Zentralstelle Grenzschutz Ost)室長[2]。1919年1月至10月,古德林都在東部邊防軍協調控制自由軍團、保護東部邊界和對抗波蘭與蘇俄等軍隊,先後轉戰布雷斯勞巴滕施泰因的邊防軍司令部、里加的鋼鐵師等單位[2]

德國在戰後被迫簽署《凡爾賽條約》,軍隊被限制在10萬人,其中軍官僅4000人,而10月30日古德林被選為其中之一,進而加入威瑪防衛軍[2]。1920年1月16日,古德林首先被派至第10旅,任第10獵兵營第3連連長,曾於1920至1921年期間率部鎮壓德國中部與西部的騷亂。1920年5月與1922年1月古德林還分別出任第第20步兵團連長、第17步兵團第3營營長,1922年1月16日,古德林調至慕尼黑的第7巴伐利亞摩托化運輸營。4月1日,古德林任柏林國防部摩托化運輸部。

裝甲兵總監[编辑]

1943年的任務是讓一定數量的裝甲師完全恢復戰鬥力,使之能夠實現有限目標的攻擊任務。裝甲師只有當戰車數量與其他武器和車輛數量保持在一個正確的比例時才能發揮最高的戰鬥效率。德國裝甲師的編制應包含4個裝甲營,共約400輛戰車……不幸的是,目前可以說沒有一個裝甲師能達到這一標準。今明兩年戰鬥的勝敗,將取決於我們對戰鬥力的重建程度。而這一關鍵在於毫不拖延,不遷就任何特殊利益,實現完全恢復裝甲師戰鬥力的目標。
——1943年3月9日,古德林提交一份備忘錄給希特勒[13]

1943年2月28日,希特勒召回已被強制退休的古德林,任命他出任新設立的裝甲兵總監職務。此時的德軍歷經史達林格勒阿拉曼的嚴重失敗已被迫轉為守勢[14],而其裝甲部隊則進入最低潮,從1942年底前建立的27個裝甲師有5個在1943年2至3月間撤銷,急需大規模重建[14]。然而有鑑於德國官僚體制錯綜複雜,古德林堅持自己只向希特勒匯報才出任,最終獲得後者許可,使古德林有了充分的行動自由發展自己的裝甲兵路線。裝甲兵總監一職雖不具備部隊指揮權,但卻透過與陸軍參謀長合作,執掌國防軍陸軍和空軍(即「赫爾曼·戈林」師英语1st Fallschirm-Panzer Division Hermann Göring)和武裝親衛隊的裝甲部隊在組織、教育和訓練等方面,如收集戰鬥經驗、制定戰術與技術準則等[15],且涵蓋所有裝甲戰鬥單位(戰車、摩托化步兵、裝甲搜索、反戰車炮和重型突擊炮[註 1])。古德林與軍備部長阿爾伯特·斯佩爾在研發與生產新式裝甲戰鬥車輛方面建立合作關係,短期目標為至1943年底前建立一定數量的裝甲師以恢復作戰效率,而長期目標則是到1944年春恢復裝甲部隊的戰鬥力[14]

1943年正前往東線的古德林。

然而儘管在組織改革與訊練上取得部份成就,古德林重建東線裝甲師的工作進展卻十分緩慢,其主張建立一支由陸軍司令部掌握的裝甲戰略預備隊的建議也完全沒有被實行,軍事歷史學者羅伯特·亞伯特·福爾奇克也另外指出古德林本人在此時亦在許多方面執著於過時的、以戰車為重點的裝甲師理念,在1943年時給一個裝甲師裝備400輛中型戰車既不實際也無必要,同一時間裡,即使是一個齊裝滿員的蘇聯戰車軍亦不過裝備200輛T-34戰車[13]

註解[编辑]

  1. ^ 古德林在與突擊炮部隊的官僚鬥爭中失利,沒有實現掌握突擊炮的願望,驅逐戰車部隊也保持著相當的自主權[16]

註腳[编辑]

參考文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