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振梁

何振梁（1929年12月29日—2015年1月4日），男，祖籍浙江上虞，生於江蘇無錫，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官員，體育外交家。他是國際奧委會首位中華人民共和國籍委員，曾先後三次當選國際奧委會執行委員會委員，並曾擔任國際奧委會第一副主席。逝世前任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名譽主席，國際奧委會名譽委員。他是1993年和2001年北京申奧代表團陳述人之一，被視為北京申奧成功的功臣、中國奧林匹克之父。

何振梁195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88年當選為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醫衛體委員會副主任。1993年當選為第八屆全國政協常委、科教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

生平

何振梁於1929年12月出生於無錫，1938年由於戰亂隨全家搬到了上海法租界，進入上海著名的教會學校中法學堂（解放後改名上海市光明中學）學習。在中法學堂求學期間，何振梁學習認真刻苦，7年的學習為他打下了紮實的外語基本功，尤其是一口流利的法語（國際奧委會第一工作語言）成為其日後開展體育外交工作的「招牌武器」，並曾多次擔任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法語翻譯。20世紀五、六十年代，時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的毛澤東接見外賓時的法語翻譯，大多由何振梁擔任。他還多次擔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翻譯，並隨其出訪。

1950年畢業於法國天主教會開辦的上海震旦大學電機系（該校所有課程均以法語授課）。何振梁本來是當工程師的料，但由於建國初期外語人才奇缺，畢業後即被分配到共青團中央對外聯絡部工作。1952年7月作為中國體育代表團隨團翻譯參加在芬蘭赫爾辛基舉行的第十五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這次經歷，也成了何振梁體育工作生涯的開端。1952年11月，作為技術專家的何振梁感到做翻譯不是自己的本行，向組織提出願意從事自己的專業，便被分配到二機部四局，從事電機研究工作。1953年底與其在團中央對外聯絡部工作時認識的梁麗娟結婚。1954年底，何振梁被團中央借調，參加由吳學謙帶隊的中國代表團赴維也納參加國際農村體育大會。回程途中轉到莫斯科時，在火車上遇到國家體育代表團，團長是國家體委國際司副司長張聯華。國家體委當時成立不久，需要大量外語人才，而張聯華這位老革命出身的官員發現何振梁正是精通外語的人才，希望他能到體委國際司工作。但二機部不同意放人，最後還是國家體委主任賀龍親筆寫信給他的老下級、二機部部長趙爾陸，才使何振梁於1955年順利調到國家體委，負責國際聯絡工作。1964年起歷任中國體操協會副秘書長，中國乒乓球協會秘書長，中華全國體育總會秘書處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間，何振梁被國家體委的「造反派」打成「修正主義苗子」、「反革命」，把他弄去燒鍋爐，當木工；後又被下放山西屯留勞動，直到1971年才調回北京。1979年起歷任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副秘書長，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副秘書長，國家體委國際聯絡司司長，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執委，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常委、副主席等職。1980年作為中國體育代表團副團長參加在美國普萊西德湖舉行的第十三屆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1985年6月14日升任國家體委副主任、黨組副書記，分管國際事務。根據前北京電視台體育頻道首席記者，中央電視台體育頻道首席策劃房學峰的回憶，1995年春何振梁曾在洛桑對他說起：1988年底，何氏本是出任國家體委主任的熱門人選，並且已經在國務院辦公會議上通過了，但是未獲得全國人大的通過。1989年4月15日當選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席。1994年從國家體委退休，同年卸任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席，改任名譽主席。1999年9月擔任北京2008年奧運會申辦委員會顧問。2001年12月任第29屆奧林匹克運動會組織委員會執行委員、顧問。

逝世

北京時間2015年1月4日下午15時50分，何振梁在北京協和醫院去世，享年86歲。

評價

國際奧委會主席托馬斯·巴赫在哀悼何振梁逝世的講話中稱讚何振梁是「具有很高的文化與藝術修養，是一位體育和奧林匹克運動的社會價值的真正倡導者。我向他多年來在中國履行其作為國際奧委會委員的職責而付出的熱情與投入致敬。他也幫助奧林匹克運動更好地了解了中國、中國人民和其燦爛的文化。奧林匹克運動失去了她最熱忱的大使之一。對我個人來說，他是一位真正的朋友，在我的國際奧委會委員生涯伊始給了我寶貴的建議，我會永遠銘記並感激他。」2015年1月4日，國際奧委會宣佈，自1月5日起在瑞士洛桑總部降半旗三天對何振梁的逝世表示哀悼並向其致敬。

國際媒體和國際體育界紛紛對何振梁的逝世表示哀悼，對何氏為中國體育與世界體育接軌的突出貢獻作出高度評價。《紐約時報》的紀念文章讚揚何振梁是中國的奧林匹克先行者(China's Olympic Crusader)，文中引用《何振梁申奧日記》英文版的譯者、密蘇里大學聖路易斯分校人類學教授Susan Brownell對何氏的評價，稱其是「中國與外部世界的橋樑，尤其是中國與國際奧委會之間的橋樑；我不知道還有誰具有這麼多年來扮演這種橋樑作用所必須的國際視野和政治決心。」 《金融時報》也發表了紀念何振梁的文章，文中引述英國籍國際奧委會委員米高·潘恩(Michael Payne)對何振梁的評價，稱讚其在北京申奧成功的過程中發揮了建設性作用。他說第一次申奧失敗後，何振梁堅持不懈地在國際奧委會的各種場合遊說眾多委員，他謹慎而謙虛的行為方式逐漸贏得了廣泛的認可，「國際奧委會類似於一個私人俱樂部，十年前情況更是如此。說到底各個委員最後都把選票投給自己的朋友。委員們都喜歡他（何振梁），他是那種能創造信賴的氛圍，建立信任的關係的人。」

國家奧林匹克委員會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s, ANOC)專門發表悼文紀念何振梁，稱讚他「在功勳卓著的職業生涯中為奧林匹克運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美國體育學會(The United States Sports Academy)出版的《體育文摘》(The Sports Digest)發表大衛·米勒(David Miller)撰寫的紀念文章《懷念一位充滿尊嚴和智慧的國際奧委會委員》，稱讚何振梁是「奧林匹克圈子中一位了不起的人物：這位知識分子歷經文革歲月的磨難，進而帶領中國體育迎來21世紀的輝煌。...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這位能講多門外語的工程師以他的文化涵養和氣質舉止在中國這個全世界人口最多但仍處於半神秘狀態的國家和當時正全面走向職業化體制的奧林匹克體育之間架起了一座可靠的橋樑。」

何振梁多年的同事，亞奧理事會終身名譽副主席、國際排聯終身名譽主席魏紀中說：「何老官做得很大，但是沒有官架子，事業心和責任心極強，對下屬的要求也很嚴格。我們能在他的領導下取得了一些成績，都是因為他嚴格要求的結果。」「他是一位好黨員、愛國者，是一位事業心、責任心很強的人。」「我們最應該緬懷的，是何老的事業心和責任心。他一旦認定一件事，一定會全力以赴做到底。」

中國的主流媒體，包括中央媒體如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以及各地方媒體都沉痛哀悼，並對何振梁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中央電視台體育頻道在1月5日晚《天下足球》節目後播出了一個與何振梁有關的專題片；《人民日報》體育部主任記者汪大昭也專門撰文《何老離去沒有遺憾珍貴奧運精神永存》高度評價何振梁對中國奧林匹克運動事業的卓越貢獻。

國家體育總局主辦的《中國體育報》對何振梁逝世隻字不提。而國家體育總局也惜字如金，僅在官網上登了條123字的訃告。

2015年1月10日上午，何振梁的遺體告別儀式在八寶山殯儀館東禮堂舉行。上千名群眾自發前來送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送來花圈，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劉鵬親臨現場，他送上的花圈與前局長袁偉民贈送的花圈並排擺放。國際奧委會主席托馬斯·巴赫的夫人克勞迪婭，以私人身份代表巴赫一家送別何振梁，香港奧委會主席霍震霆代表國際奧委會致悼詞。何振梁生前好友、中華台北籍國際奧委會委員吳經國也參加了告別儀式。

國際奧委會生涯

1981年10月2日，在前聯邦德國巴登巴登召開的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第84次全會上，何振梁當選為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委員，也是第一位中國籍的國際奧委會委員。在國際體育組織中，何振梁還曾擔任各國體育總會國際大會主席團副主席。1985年6月5日，在前民主德國東柏林召開的國際奧委會第90次全會上，何振梁全票當選為國際奧委會核心決策機構——執行委員會的委員，之後又分別在1994年9月5日巴黎第103次全會和1999年10月20日漢城第109次全會上兩次全票當選(1985-1989，1994-1998，1999-2003)。1989年9月1日在波多黎各聖胡安舉行的國際奧委會第95次全體會議上，何振梁當選國際奧委會副主席(1989-1993)。在國際奧委會的歷史上，在擔任委員的四年內被選為執委，又在擔任執委四年內被選為副主席的只有薩馬蘭奇、前蘇聯奧委會主席（蘇聯解體後改為俄羅斯奧委會）維塔利·斯米爾諾夫(Vitali Smirnov)和何振梁三人，其中惟有何振梁是全票當選的。由於他公正不阿，從1986年起，他與另兩位有資歷、有威信的委員成了國際奧委會內部各種選舉的監票人，一些委員還給他取了個「聖人振梁」的雅號。

在國際奧委會任職期間，何振梁曾擔任奧林匹克團結委員會委員(1981-1987)，大眾體育運動委員會副主席(1985-1987)，奧林匹克運動委員會委員 (1985-1999)，種族隔離和奧林匹克主義委員會委員(1989-1992)，奧林匹克勳章委員會委員(1989-1993)，第十二屆奧林匹克大會籌備委員會成員(1990-1993)，百年奧林匹克大會——團結大會研究委員會委員(1994-1996)，文化委員會榮譽委員(1995-1999)、主席(2000-2009)，文化與奧林匹克教育委員會榮譽委員(2009-2015)等職。2009年10月，在丹麥哥本哈根召開的國際奧委會第121次全會上光榮退休，轉任國際奧委會榮譽委員。在國際奧委會，何振梁善於協調各方關係，曾被評價為罕見的、沒有敵人的委員，並與薩馬蘭奇、雅克·羅格、托馬斯·巴赫三任國際奧委會主席均保持了良好的工作和私人關係，其中薩馬蘭奇更是對何氏欣賞有加，將他視作工作上的左臂右膀和生活中的知心朋友。

北京兩次申奧過程中的角色

1993年和2000年，何振梁兩次參加北京申辦奧運，並擔任申奧投票中方陳述人。在兩次申奧過程中，何振梁利用其在國際奧委會任職的身份，廣泛遊說各國委員，做了大量實際而富有成果的工作。北京第一次申奧過程中，何振梁在三年時間裏遍訪世界各國拜訪國際奧委會委員，總行程大約64萬公里，能夠繞地球16圈；有一次出訪阿爾及利亞，該國的國際奧委會委員為何振梁夫婦訂了一家條件比較好的酒店，但當地的中國大使館通知他們，這家酒店剛得到了有爆炸物的警報，因此使館建議更換酒店。但是何振梁考慮到這家酒店是這位阿爾及利亞的國際奧委會委員幫他訂的，為了體現對這位委員的充分尊重和信任，決定寧可有危險也不換酒店。北京第二次申奧的衝刺階段，為了一張張寶貴的支持票，已過古稀之年的何振梁夫婦奔波在世界各地，拜訪國際奧委會委員。從2001年2月起，五個月里他們有四個月在國外和旅途上度過，出訪11次，走了20多個國家。當時何振梁已經被腎病困擾，那時他給兒子留了一封家書，說如果發生不測，家人可將其打開；如果平安歸來，則原封不動。

據第一次申奧時從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借調到北京奧申委擔任辦公室主任的魏玲回憶，「那個時候，國內還沒有電腦製作的能力。何老親自請了瑞士的專家，請來美國申奧成功時的攝影記者。我親自去空軍申請了直升機拍攝，我們就在北京上空拍宣傳片的素材。那架直升機，曾經是總理的專機。他說過，國內的技術達不到，就到國際上去找。總之，必須達到國際標準。國際奧委會來北京時，需要準備大量的文件資料。何老會親自檢查文件的準備情況，甚至連包裝紙的材料，都要求到市場上找到最好的。即使這樣，我們可能還是達不到世界標準的要求，但是，何老的要求是儘量做到。開會時桌上擺放的礦泉水、鉛筆、甚至紙張的擺放，都要嚴格遵循國際標準。說實話，我在軍隊工作，也沒見過這種(嚴格)。而且，他的每一項要求，都會親自檢查。」每一封寫給國際奧委會委員的信件，何振梁都要親自檢查拼寫、語法、所用紙張的質量。

1993年9月23日晚（北京時間24日凌晨2時27分40秒），在摩納哥蒙特卡洛聖路易二世體育館召開的國際奧委會第101次全會上，北京在前三輪得票數領先的情況下，在第四輪也是最後一輪投票中以43票對45票的微弱劣勢輸給悉尼，沒能獲得2000年奧運會的主辦權。據申辦代表團的工作人員回憶，「何主任（何振梁時任國家體委副主任）昨天哭了很長時間。」也有細心的記者發現，在他的眼鏡後面，不僅眼球上佈滿血絲，而且，眼皮也有些腫。根據時任北京奧申委秘書長的魏紀中後來的回憶，當時何振梁極為悲傷和內疚，覺得自己要對申奧失敗負主要責任。何本人2007年接受中央電視台《面對面》欄目主持人王志採訪時回憶了申奧失敗當晚的心情：

在薩馬蘭奇宣佈是悉尼得到舉辦權以後，我轉過來第一個跟第二副主席高斯帕，我跟他握手表示祝賀，跟他擁抱。就在第二天，波多黎各的委員跟我握手的時候跟我講，他說振梁昨天你帶着微笑，跟澳大利亞的委員高斯帕表示了祝賀，我知道，你內心是流淌着淚。所以你說我那麼悲傷，我在公眾面前沒有一絲一毫的表示出來，但（回到旅館後）是嚎啕大哭了。......我做了該做的事情，但並不是因為你做了該做的事情，你可以感到心安理得，不是。因為你所知道，當你知道全國人民那麼樣地、強烈地希望得到舉辦權，當你知道老百姓為了支持申辦，做出了那麼樣大的努力，不管是物質上的，特別首先精神上的，你就知道你所肩負的責任的重大。你一種沒有能夠完成使命的這種感覺，並不是出於自己個人，而是感到我們人民付出了那麼多的為了這個奧運會。」

2001年7月13日晚（北京時間13日晚22時10分），在莫斯科世界貿易中心召開的國際奧委會第112次全會上，北京在第二輪投票中以56票對22票的壓倒性優勢擊敗多倫多，第二次申辦奧運會終獲成功。在代表北京申奧代表團做最後的總結性陳述時，何振梁動情地講述了自己畢生對奧林匹克理想的追求和中國人民對奧運會的熱切期盼：

主席先生、各位委員們，無論你們今天做出何種選擇都將載入歷史，但有一種選擇卻必定能夠創造歷史。你們在此時此地所做出的選擇能夠通過體育使世界和中國擁抱友誼，從而造福於全人類。......如果你們把舉辦2008年奧運會的榮譽授予北京，我親愛的同事們，我可以向你們保證，七年之後北京將讓你們為今天的決定而自豪！」

為了贏得最廣泛的支持以確保北京申奧能夠成功，何振梁兩次放棄了競選國際奧委會副主席的機會，將競選機會讓給澳大利亞籍委員凱文·高斯帕(Kevan Gosper)和塞內加爾籍委員凱巴·姆巴耶(Kéba Mbaye)，並幫助他們拉票。

與國家體育總局高層的矛盾

1993年，中國第一次申辦奧運會前後，前國家體委某位實權人物就因為對何振梁極度不滿，甚至拒絕在公開場合與他握手。

2000年，已經就任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的于再清在悉尼召開的國際奧委會第111次全會上當選國際奧委會委員。之後在總局的全力支持下，學日語出身的他在美國進行了長期的英語強化訓練，並且被國際奧委會主席雅克·羅格形容為「國際奧委會的莎士比亞」。總局的意圖，是以年紀較輕的于氏取代已年過七旬的何振梁，日後進入國際奧委會的領導層。但正如雅克·羅格事先預料到的那樣，2003年在布拉格召開的國際奧委會第115次全會上，于再清競選執委失利。在何振梁看來，此次競選失利是總局的失算，還不如當初由自己去競選。他為此給最高層寫了一封信，申明了自己的觀點。2004年在雅典召開的國際奧委會第116次全會上，于再清終於競選執委成功，這被形容為「中國在雅典奧運會贏得的第一塊金牌」。對於「體制」而言，這意味着「去何化」取得了決定性的成功。

2007年8月29日，原國家體育總局黨組書記李志堅在《中國體育報》發表署名文章《申奧六鱗》。李氏在文章中將矛頭直指何振梁，稱「有些媒體，出於好心，喜歡定向奉送『體育外交家』、『奧林匹克外交家』的美譽。......是不是體育外交家，是不是奧林匹克外交家，最要緊的不是看坐了多少萬公里的飛機，不是能以英語、法語與多少個國際奧委會委員聊天......」 有報道稱，記者出身的李志堅之所以寫這篇被稱為「圈外人沒有完全看懂」的文章，是因為在北京贏得奧運會主辦權的國際奧委會第112次全會期間，《北京青年報》連載了何振梁的《莫斯科日記》，這組文章同時引起了北京市領導和國家體育總局領導的震怒，認為何氏未經統一部署便擅自發文披露這些歷史事件的內容，是居功自傲、突出個人、無視組織。而李氏的文章在指桑罵槐的文字背後，矛頭所指正是何振梁和《莫斯科日記》中的表述。

2009年，原國家體育總局局長袁偉民出版了《袁偉民與體壇風雲》一書，書中披露了不少中國體壇內幕。袁氏在《申奧：深層的故事》一章中，不點名地批評國際奧委會中國籍委員何振梁「不聽招呼，自作主張，自行其是」，在2001年國際奧委會主席競選中支持金雲龍而不是雅克·羅格，險些給北京申奧成功造成負面影響，並稱何振梁在申奧過程中存在「不合作、貪污腐敗、行賄受賄」等行為。袁氏還在書中透露正是由於何振梁不支持于再清競選國際奧委會執委，才導致其在2003年競選失敗，2004年第二次時競選才成功當選。袁偉民在新書首發儀式上表示，出書是為了還原真相，他並不怕引發爭議。袁偉民的指責很快受到何振梁的反擊。2009年10月，何在接受《成都商報》採訪時說：

國際奧委會的投票都是秘密進行的，請問他（袁偉民）是到哪查到我支持金雲龍的？或者又是誰跟他說的？這種杜撰只能欺騙那些不了解真相的人...歷史是由事實來寫成的，不是靠某些人編造出來的。他說的這個事，我不想說太多的東西，因為我很忙，有很多工作需要我處理，沒有時間去理會這些無聊的東西，他愛炒就炒吧。我想說的話只有一句：好人不知壞人有多壞，壞人不知好人有多好！

何振梁對於袁偉民對他的腐敗指控尤其憤怒，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談到，何振梁在國際奧委會歷來以「不可收買的人」(incorruptable)著稱。希臘籍國際奧委會委員蘭比斯·尼古拉烏(Lambis Nikolaou)也曾在鹽湖城冬奧會賄選醜聞曝光、國際奧委會委員的廉潔飽受質疑之時對採訪他的記者說：「何先生訪問希臘，我們要為他報銷幾千美金的飛機票，他明確表示是順路來的，機票已經由國際奧委會支付了，把錢退給了我們。」

針對袁偉民在書中指責其在2001年國際奧委會主席競選中行為失當，何振梁於2009年11月接受《三聯生活周刊》採訪時作出了詳細說明：

口說無憑，我特地把我當年寫的日記拿出來了，它不會撒謊吧！為了讓大家了解得更清楚，我先把2001年2月7日那天的日記內容說一下。那一天，在塞納加爾首都達喀爾，薩馬蘭奇和我之間有一個私人談話，因為只有我們倆在場，所以他很直截了當地問我，在羅格和金雲龍之間我會選誰。我說：「從奧林匹克的利益出發，我選羅格；但考慮到北京正在申辦，我對金雲龍也不能當面說我不支持。」薩馬蘭奇表示理解。巧的是，我離開薩馬蘭奇辦公室後，在走廊里遇到了羅格。我把我們對話的內容告訴了羅格，羅格當面感謝我，他說：「我需要你的支持，你也已經有了我的支持。」也就是指他支持北京申奧。這是2月7日的事。3月1日的日記上記的是：金雲龍8點半來電話，說（保加利亞籍委員）斯拉夫科夫支持北京，並且他講他現在需要5個（競選國際奧委會主席所需的）提名人，姆巴伊——非洲最有影響的委員，還有德國的巴赫，也是歐洲很有影響的一個委員都已經同意聯署。金雲龍想請我也為他聯署。聯署的意思，是指任何一個人要競選，不管是主席職位還是執委，任何一個職位必須有5個委員聯合提名，nomination，才有資格參與競選。這與投他的支持票是完全兩回事。我知道金雲龍是想利用我的威望，但我別無選擇，如果我表現出猶豫，更不用說謝絕，都對北京申辦奧運會不利，因為我知道金雲龍的為人，所以我當即同意了。當時有5個城市在申辦奧運會主辦權，又有5個候選人在競選國際奧委會主席，每人都有或多或少的支持者，選舉主席和選定奧運會舉辦地各種關係錯綜複雜，我處在第一線，確實感覺如履薄冰，如臨深淵。假如與這5位主席候選人的關係處理不好，那有可能這個或那個主席候選人的支持者就不支持北京。如果你支持了一個人，對另外4個也要做好工作，穩住他們，這是很簡單的道理。金雲龍的性格我非常了解。他有韓國貴族血統，受日本文化影響很深，他可以用日語解說相撲，日語比日本人還好。他有點日本浪人的性格，報復心很強，這個人不能得罪。所以，我雖然決定投羅格的票，但表面上，也不能拒絕金雲龍。另一方面，金雲龍在國際奧委會經過多年苦心經營，有一批不容忽視的支持者。那次國際奧委會主席競選，第二輪羅格即以59票當選，但金雲龍也拿到了23票。23票背後就是23位委員，你想像一下，如果這23票不要說全部，就是一半不投北京，我們還會有第二輪得了56票的輝煌成績嗎？所以金雲龍給我來電話讓我給他聯署的時候，我不可能表現出任何猶豫，我怎麼猶豫，我說我請示請示？我想誰都不至於那麼傻吧。我在電話里當即就表示同意。

在採訪中，何振梁特地強調了，他的一切行為都及時跟國家體育總局高層作了匯報：

因為這是件大事兒，所以在3月2日15點，申奧委的領導小組開會，談完議題後，我請申奧的兩位主要領導及袁偉民、李志堅留下，匯報此事。請注意，是我主動要求他們留下開會的，而不是書裏說的什麼大吃一驚。我向他們說明我為何不得不聯署，但我準備與羅格通話，告訴他原來對羅格的承諾不變。主要領導認為，你也只能同意，但要跟金雲龍說好：「何振梁可以聯署你，但你必須保證你的朋友支持北京；如果北京沒有成功，何振梁的承諾就不算數。」這次大會先選舉辦城市、再選主席，對我們有利；領導還讓我做穩定其他4位競選人的工作，我跟他開玩笑說了一句：「那我就當兩面派了！」他說：「對，為了申奧成功，你就做革命的兩面派吧。」主要領導也提出要避免讓羅格與其他主席候選人產生誤會。我說，我很快就到新加坡，由（新加坡籍委員）黃思綿跟金雲龍講更直接。開會後的第二天，3月3日，我給羅格打電話，告訴他金雲龍要我為他聯署，我不得不同意，希望他能理解，也再一次重申我之前對他的承諾。羅格感謝我打電話給他，也說你為金雲龍聯署完全是正常的人際關係，特別是金雲龍是亞洲人，北京又在申辦。羅格還告訴我一件趣事：他聯署了匈牙利和美國的另外兩個主席候選人的提名信，而他們也反過來聯署了羅格的提名信。我就說感謝你的理解。3月5日，金雲龍發來了聯署他競選主席的文件，我簽字後，交給了奧申委的對外聯絡部用快遞發出。所以說這事是經過了領導的討論，這個文件發出去也是對外部門正式發出去的，而不是我自己私下發出去的。我想任何一個尊重事實的人都應該看到，我的做法完全是既合情合理又符合組織原則的，有什麼問題呀？！當然，外事不可能事事先請示。退一步說，如果認為我接到這個電話先答應下來有不妥之外，那麼中間還有幾天可以彌補，因為那時這份文件並沒有發出去，對吧？但當時任何人都沒有提出不同意見，說明大家都不認為我做得不對，哪來的像那本書上講的「震驚」、「尷尬」。

在採訪中，何振梁毫不避諱地批評袁偉民在其書中把北京申奧跟投票支持羅格競選國際奧委會主席聯繫起來造成了惡劣的國際影響：

這本書出來後，外電也有很多報道，說中國前體育部長著書披露，北京為了申奧成功跟羅格搞「秘密交易」。所以羅格發言人立即回應說：羅格是憑自己對奧林匹克的貢獻才當選的，「任何羅格與他人有秘密交易的說法，是絕對虛假的」。澳大利亞的資深奧委會委員高斯珀說：跟他人做交易不是羅格的風格，羅格的為人正直得像一支箭那樣，他不需要跟任何人做交易，他是以他自己在奧林匹克的貢獻和領導國際奧委會走向更大的成就的綱領而高票當選的。另外，高斯珀還加了一句：「中國北京申辦奧運會之所以成功，也是我們認為是該到中國辦奧運會的時候了。」並不是什麼所謂的「交易」。北京的競爭對手多倫多馬上有言論，意思是說多倫多當年沒有申辦成功的原因，在於沒有搞交易。所以這既損害了中國與國際奧委會的關係，也損害了中國的國際形象，是涉及國家利益的大是大非問題，我必須要澄清。

在採訪中，何振梁還對袁偉民指責其不支持于再清競爭國際奧委會執委作出了反擊：

之前，袁偉民跟我談要讓于再清2003年競選執委的時候，我說只要你們認為于再清已具備了條件，我同意。儘管當時讓我競選副主席的呼聲很高，而且大家認為我沒有對手，幾乎可以100%當選。體育總局領導不讓我競選的理由很冠冕堂皇，「新老交替」，體育總局領導還跟我講：他們已經跟羅格談過了，羅格說于再清競選，有百分之六七十的可能性，既然如此，我當然贊成。2002年11月我去墨西哥開會時，我跟羅格說：我說明年我任期也滿了，我考慮應該有更多的年輕一些的委員進入組委會，所以我明年將不競選副主席，而推薦于再清競選執委，希望羅格支持。讓我意外的是，羅格告訴我，他已經收到袁偉民的來信提及此事。不僅如此，他還提及很多我原本根本不知情的一些事。羅格說：「釜山亞運會時，袁曾經問過我國際奧委會執委選舉的事情。我告訴袁，何振梁可以競選副主席，如他競選副主席，由於他的人品和才能，幾乎可以肯定會順利當選，很少人甚至沒有人會同他競爭。我還告訴袁，如果于再清競選，有很大風險，因為他剛當選委員不久，其他委員對他還不了解。」羅格說，他在釜山期間已經把這個問題跟袁偉民談得相當清楚了，沒有想到袁偉民還會寫信給他。他說，為中國和于再清着想，還是建議我來競選副主席，等于再清與委員們彼此再熟悉一些後再去競選。這也是為中國好。我的第一反應是「壞了」。從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的傳統來講，選誰進執委會，委員們認為這是自己的權利，絕不歡迎任何其他的非委員介入。介入的結果只能適得其反。此前有一位日本委員就是通過政府的關係來運作而落選。所以袁偉民、李志堅跟我談話要我放棄副主席競選以後，我跟于再清開了一次會。我說，由我、于再清本人以及剛從委員職務退下來的呂聖榮來做工作即可，別人不要插手。所以當我聽羅格說袁偉民給他寫信了之後，我非常意外。他在內部可以跟我這麼講，在國際上他的做法絕對違反了不成文的「遊戲規則」。果然，2003年1月份，德國一個體育刊物上登了一篇文章，大意是說：委員們說由中國政府來干預我們的執委選舉是不能允許的。結果（袁偉民）那本書竟然反過來指責說是我透露了那封信的。我之前都不知道有這麼一封信，我怎麼透露？並且德國的體育雜誌跟我沒有任何的個人聯繫，我怎麼個透露法？實際上總局領導層對于再清競選一事，已有不同意見，國際上更有不少負面反應。但體育總局那幾位領導人都把這些歸到我身上，好像是我煽動起來的。一位領導在辦公會上點我的名，在與此毫不相關的離退休幹部會上又點我的名，說我阻撓。我不像現在已經沉得住氣，我當時氣得馬上中風暈倒了，醒後看什麼東西都是重影，是輕度腦溢血，在協和醫院住了一個月，然後又休養了一個月。在薩馬蘭奇來訪的時候，不知道你們注意到沒有，我是坐着輪椅到機場去接他的，因為那時我只能扶着牆走。當時我還是想努力去參加那個全會，我跟協和醫院談，讓他們想辦法。協和醫院說你這樣的情況怎麼能夠去，除非你帶一個心血管病的大夫跟着。我說我是什麼級別的幹部啊，還帶一個大夫？我就讓醫院把檢查的結果等等什麼問題都講得清清楚楚的，寫了一份書面報告交給總局。但即便如此，我還被說成故意不去。連起碼的人道主義都沒有！2003年那次全會，于再清可惜落選了，正像預料的那樣。他們不去檢查自己的決策對不對，卻把問題都推到我身上，好像這個結果是我一手所造成的。我是去也不行，不去也不行。去，如果他落選，說我沒有努力；不去，說我故意躲避不支持。2003年于再清競選失敗，我又沒有競選副主席，讓金雲龍鑽了一個空子，他在這次全會上選上了副主席；薩馬蘭奇當面跟我說：你們的體育部長犯了錯誤。2003年，金雲龍在韓國國內因為經濟問題而被拘捕，2004年我去雅典之前，一位高層領導找我談話：「我們重新研究了方案以後做了調整，如果金雲龍副主席一職被罷免，何振梁競選副主席，如果金未被罷免，考慮到于再清已經競選了一年，還由他繼續競選。何與於互相配合，以確保中國有人在國際奧委會執委會裏面。」從這裏我們不難看出，2003年的決策是不對的，否則何必要等到別人出意外留下一個空缺再由我來競選？這不瞎折騰嘛？！

據媒體報道，對於國家體育總局高層所認為的「不聽招呼」，何振梁妻子梁麗娟的解釋是：「外事工作許多時候需要當場做決斷，什麼事都層層匯報，怎麼可能？」何振梁則不滿地表示：「一些人的手也伸得太長了。」他曾經在採訪中說：

我所做的一切都要經過你嗎？是不是太可笑了？打個比方，潘基文所做的一切都要經過韓國政府的同意嗎？如果那樣的話我們還選他幹嗎？國際衛生組織總幹事陳馮富珍女士是香港地區人，她的任何言行也要向我們請示嗎？難道真的要霸道到金口玉言、什麼話都要我言聽計從？對不起，何振梁不是這樣的人，我不是奴才，我是一名黨員。我絕不盲從，也從不奉承、迎合誰。

做了近20年體育記者的羅宏濤說，何振梁經常直言不諱地告訴國內的同事，如何與國際奧委會的人打交道，有哪些是不妥的。在工作作風上也會公開批評一些總局官員不懂國際事務規範，一些陋習和官僚習氣急需改正。這種交流方式肯定要得罪很多人。羅宏濤就曾親自聽到國家體育總局的官員表達對何振梁的不滿，其言談中包含的意味是：有國際背景了、知道一些外面的規矩，就以為自己了不起嗎？就可以指手畫腳嗎？中體產業的部門經理王奇回憶了一個細節：某屆全運會的開幕式，國際奧委會一位高官攜夫人出席，當時的國家體育總局局長走上前來，首先與這位高官握手，何振梁在一旁提醒，應該先和高官的夫人致意，局長的神色顯帶尷尬。王奇說自己認識何振梁20多年，對其充滿敬意。在他眼中，這位長者與人交往，體現的是一種「國際化的范兒」。而採訪國家體育總局的其他高官，則難比登天。

據媒體報道，國家體育總局對何振梁嚴加控制，儼然將其當做組織的棋子。何氏曾一度躊躇滿志準備競選亞奧理事會主席，但總局為了贏取阿拉伯國家好感，勒令何振梁「大局為重、放棄出頭」；薩馬蘭奇也曾希望何振梁接班自己的國際奧委會主席職務，何振梁謝絕道：「我是中國人，是共產黨員，歐美委員選我會有顧慮。」後來他又與國內朋友談到真實想法：「事事處處，我到哪裏去都要經過總局報批，我連私人護照都沒有，我怎麼去競選？」

何振梁與體育總局的矛盾，除了何氏在國際體育界德高望重、一呼百應，卻因功高蓋主，飽受體育總局的疏遠、排斥、羨慕嫉妒恨，成了中國官場學的犧牲品而飽受排擠之外，更深層次的原因是對體育所凝結的精神與文化，以及奧林匹克最本質內涵的理解的根本性衝突。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何振梁也重視金牌，但他的用意是凸顯金牌背後的精神內涵，而總局片面強調金牌的政績炫耀功能，忽視了奧林匹克文化追求。
2. 何振梁一生殫心竭慮、奔波呼籲，就是為了在中國普及奧運文化。在他看來「沒有文化的體育就是野蠻的體育」，但在錦標主義和奧運戰略掣肘下，他的工作事倍功半。總局耗費巨資興建的中國體育博物館不到十年竟因開裂沉陷淪為危房，2002年開始就一直閉館；反倒是何振梁窮盡個人財富和收藏，在無錫修建了展品高達1900件的奧林匹克陳列館，長期免費對公眾開放。
3. 何振梁認為總局早已嚴重偏離群眾體育路線，他隱晦的指出了總局的錯誤：「毛主席講的什麼，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工廠企業有工間操、產業操，學校有早操、課間操、眼保健操、農民在村里搞田間活動，部隊更不用說了。有一些人忘掉了正確的方針，問題是我們堅不堅持！」。

有評論認為：通俗的說，何振梁和總局官員的矛盾就是「有文化」和「沒文化」的矛盾，「有內涵」和「無內涵」的矛盾。

家庭

• 妻子：梁麗娟，廣東中山人，解放前在上海瀘江大學讀書時就參加了地下黨，1978年被調到《人民日報》從事國際宣傳工作，是一位資深記者。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在團中央對外聯絡部工作期間與何振梁相識。當時兩人同在一個團支部，梁任支書，何任支委，接觸機會增多，漸生感情。1953年底兩人喜結連理。梁麗娟才華橫溢，工作出色，英語水平很高。文革中被打成「叛徒」、「特務」，關進「牛棚」，後又被下放河南潢川幹校勞動，一去就是8年，直到粉碎四人幫後才回到北京。北京兩次申奧期間，梁麗娟陪同丈夫展開穿梭外交，走訪世界各國，拜訪國際奧委會委員，爭取他們的支持。她還利用自己精通英語的優勢展開委員夫人外交，從一個側面讓委員們了解中國，認同中國。作為資深記者，梁麗娟筆耕不綴，除大量新聞稿件外，譯作、著作頗豐。已出版的著作有《從內部看英國——一個女記者的見聞》、《劍橋大學》、《笨鳥集》、《何振梁與奧林匹克》、《何振梁與中國的奧林匹克夢》（英文版）等，譯作有《閉幕式上的炸彈》、《薩馬蘭奇與奧林匹克》、《國際奧運會一百年》等。2008年2月28日，梁麗娟撰寫的《親歷申奧》一書首發式在北京舉行。該書用大篇幅講述了夫婦兩人在北京兩次申奧過程中真實的經歷和趣聞軼事。在首發式上，何振梁毫不吝惜地「夸」了與自己相濡以沫、共同為北京申奧做出貢獻的妻子。他深情地說：「她是不拿任何薪水的完完全全的奧運志願者！」何振梁逝世後，她在送丈夫的輓聯上寫道：「阿梁莫走遠，待我結髮來」。
• 兒子：何陽，文革中隨母親下放河南潢川。
• 女兒：何真，文革中隨父親下放山西屯留。

體育愛好

何振梁酷愛打網球。除此之外，他還喜歡游泳、乒乓球、足球、籃球、高爾夫球 。

榮譽

• 1980年獲國家體育運動榮譽獎章。
• 1988年獲亞洲舉重聯合會授予的卓越貢獻金質獎。
• 1992年被西班牙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授予大十字勳章。
• 1993年被摩納哥大公蘭尼埃三世授予聖查理十字勳章，同年榮獲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功勳章。
• 2001年獲CCTV體壇風雲人物終生成就獎。
• 2006年獲得體育電視「終生成就獎」。
• 2007年在北大中國十大系列英才頒獎典禮上獲得「十大系列英才」稱號。
• 2008年5月20日，「何振梁與奧林匹克陳列館」在距離他的出生地無錫市中心不遠的運河公園開館，這是國內首座將體育名人和奧林匹克文化精神相結合的主題館。該陳列館位於京杭大運河無錫段的河邊上，由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原塑料廠倉庫改建而成，展區3800平米，分主館和副館。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題寫了館名。三任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雅克·羅格、托馬斯·巴赫分別於2008年，2010年，2014年參觀該館。
• 2008年8月6日，擔任北京奧運會北京站火炬接力第432名火炬手。
• 2009年10月30日，獲國際體育電影電視聯合會頒發的「卓越」榮譽金花冠獎。

出版作品

• 2005年5月，由何振梁夫人梁麗娟撰寫的《何振梁——五環之路》一書出版。
• 2008年6月，何振梁《艱辛的輝煌——我的申奧日記》一書在香港出版，後又經節選在國內出版。

外部連結

• 何振梁逝世360專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