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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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訏[1](1908年—1980年10月5日),本名徐傳琮,字伯訏,著名作家教授,以寫作小說聞名,並以高產著稱。

簡歷[編輯]

徐訏本名徐傳琮,字伯訏,1908年生於浙江省慈谿洪塘的竺楊村[2]。民國2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獲學士學位。後轉至北京大學心理學系攻讀碩士。北京大學學生時期發表有《煙圈》(短篇小說)。1934年,於上海擔任《人間世》(月刊)編輯。1936年,發表有《郭慶記》(短篇小說)。1936年,遠赴法國留學,一年後抗日戰爭爆發,未競所學,回到中國,居於上海。

1937年,以《鬼戀》(中篇小說)一舉成名。「孤島時期」在上海辦報刊和創作,其間著有《吉布賽的誘惑》、《荒謬的英法海峽》、《精神病患者的悲歌》和《一家》四部長篇小說,風靡一時,是當時滬上最多產的作家,風頭比張愛玲更健。1942年,赴大後方重慶,執教中央大學。1943年,其作品《風蕭蕭》登大後方暢銷書榜首,1943年也被出版界譽為「徐訏年」。1950年,赴香港定居,20世紀60年代先後在新加坡香港多所大學任教,曾擔任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香港浸會學院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等職。其間創作了《彼岸》、《江湖行》、《時與光》、《悲慘的世紀》等長篇小說。其文藝理論論著公認為海外自由主義文藝理論的重要著作。

徐訏在香港與學者曹聚仁等創辦創墾出版社,曾合辦《熱風》(半月刊)。1966年,擔任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香港浸會學院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等職。1980年在香港去世,死前一周接受了天主教洗禮。[3]

創作特色[編輯]

徐訏想像力豐富,善於將人生與生命探索設計為故事,小說作品以愛情題材為主,實則包羅宇宙萬象,注重心理分析,並富於哲理,直抵宗教信仰,惟有用文化研究、人生哲學、生命哲學去觀照才可知其味。除小說外,在雜文、散文、戲劇、詩歌、文學理論等領域都有上佳表現。其作品曾經在海外產生了重要而廣泛的影響,將五四新文化精神在海外續延並發揚光大。

作品[編輯]

《徐訏全集》,預計共18卷(只出了15卷),包含徐訏作品共計六十多種,台灣正中書局出版

詳細作品目錄(按年代先後順序):

  • 《鬼戀》(短篇小說),1938年,夜窗書屋
  • 《海外的鱗爪》(散文集),1939年,西風杖
  • 《春韭集》(散文集),1939年,夜窗書屋
  • 《吉布賽的誘惑》(中篇小說)1940年,夜窗書屋
  • 《一家》(中篇小說),1940年,夜窗書屋
  • 《生與死》(話劇),1940年,夜窗書屋
  • 《西流集》(散文集),1940年,夜窗書屋
  • 《成人的童話》(短篇小說集),1940年,夜窗書屋
  • 《月亮》(話劇),1940年,珠林書店
  • 《契約》(話劇),1940年,成都東方書店
  • 《海外的情調》(短篇小說集),1940年.夜窗書屋
  • 《孤島的狂笑》(話劇),1941年,夜窗書屋
  • 《荒謬的英法海峽》(中篇小說),1941年,夜窗書屋
  • 《月光曲》(話劇),1941年,夜窗書屋
  • 《野花》(話劇),1942年,成都東方書店
  • 《鬼戲》(話劇),1942年,成都東方書店
  • 《兄弟》(話劇),1942年,夜窗書屋
  • 《精神病患者的悲歌》(長篇小說),1943年,光明書店
  • 《母親的肖象》(話劇),1944年,成都東方書店
  • 風蕭蕭》(長篇小說),1944年,成都東方書店
  • 《盲戀》(中篇小說集),1945年 (出版單位不詳)
  • 《鳥語》(中篇小說集),1945年,懷正
  • 《阿拉伯海的女神》(短篇小說集),1946年,懷正
  • 《舊神》(中篇小說),1946年,夜窗書屋
  • 《煙圈》(短篇小說集),1946年,夜窗書屋
  • 《蛇衣集》(散文集),1947年,夜窗書屋
  • 《燈屋集》(話劇),1947年,懷正
  • 《潮來的時候》(話劇),1948年,夜窗書屋
  • 《黃浦江頭的夜月》(話劇),1948年,懷正
  • 《進香集》(詩歌集),1948年,懷正
  • 《待綠集》(詩歌集),1948年,懷正
  • 《借火集》(詩歌集),1948年,懷正
  • 《燈籠集》(詩歌集),1948年,懷正
  • 《鞭痕集》(詩歌集),1948年,懷正
  • 《幻覺》(短篇小說集),1948年,懷正
  • 《爐火》(中篇小說),1952年,香港大公書局
  • 《期待曲》(中篇小說),1952年,香港大公書局
  • 《輪迴》(詩集),1952年,香港大公書局
  • 《彼岸》(中篇小說),1953年,香港大公書局
  • 《殺機》(短篇小說集),1953年,香港大公書局
  • 《痴心井》(中、短篇小說集),1953年、香港大公書局
  • 《有後》(短篇小說集),1954年,香港大公書局
  • 《百靈樹》(短篇小說集),1954年,亞洲
  • 《結局》(短篇小說集),1954年,亞洲
  • 《傳統》(短篇小說集),1955年,亞洲
  • 《婚事》(長篇小說),1955年,亞洲
  • 《父仇》(短篇小說集),1955年,亞洲
  • 《花束》(短篇小說集),1956年,亞洲
  • 《私奔》(短篇小說集),1957年,亞洲
  • 《太太與丈夫》(短篇小說集),1958年,亞洲
  • 《時間的去處》(詩集),1958年,亞洲
  • 《燈》(短篇小說集),1959年,亞洲
  • 《女人與事》(短篇小說集),1959年,亞洲
  • 《神偷與大盜》(短篇小說集),1959年,亞洲
  • 《江湖行》(長篇小說),1960年,香港大公書局
  • 《徐訏全集》( l—15卷),1966年—1970年,台.正中(未出齊)
  • 《時與光》(長篇小說),(1966年),台,正中
  • 《三邊文學》(散文集),1973年,香港上海印書館
  • 《大陸文壇十年及其他》,1973,香港大公書局
  • 《花神》(短篇小說集),1977年,黎明
  • 《悲慘的世紀》(長篇小說),1977年,黎明
  • 《巫蘭的惡夢》(長篇小說),1977年,黎明
  • 《原野的呼聲》(詩集),1977年,黎明
  • 《傳薪集》(散文集),1978年,台.正中
  • 《傳杯集》(散文合集),1978年,台.正中
  • 《小說匯要》(古典短篇小說選),1974年,台.正中

其中《鬼戀》在1996年被陳逸飛改編為電影《人約黃昏

評價[編輯]

林語堂認為徐訏與魯迅是20世紀中國最偉大的作家,對中國新詩一向沒有好評的他讚譽徐訏是唯一的中國新詩人。

在港台評論界徐訏被視為是一個「世界級」作家,認為「徐訏先生是文壇鬼才,也是全才,小說、新詩、散文、戲劇樣樣都來,也樣樣都精。」

在三四十年代的文壇上,徐訏作為「後期浪漫派」的代表作家,其小說聲譽斐然。長篇小說《風蕭蕭》一九四三年被列為「全國暢銷書之首」,「風靡大後方」,有人因而稱這一年為「徐訏年」。

林語堂曾指出,徐訏與常被認為是「中國的高爾基」的魯迅同為二十世紀中國的傑出作家。雖然林氏對中國新詩一般都無好評,但卻讚譽徐訏為惟一的中國新詩人,稱其詩「自然而有韻律」,發自內心深處。

西方漢學家伯圖西奧里(Gillian Bertuccioli)和帕里斯特萊(K·E·Priestly)也有同感,認為徐訏在二十世紀中國作家中穩固地居於領先地位。

香港文學史家司馬長風把他與魯迅郭沫若相比:「環顧中國文壇,像徐訏這樣十八般武藝件件精通的全才作家,可以數得來的僅有魯迅、郭沫若兩人,而魯迅只寫過中篇和短篇小說,從未有長篇小說問世,而詩作也極少,郭沫若也沒有長篇小說著作,他的作品除了古代史研究不算,無論詩、散文、小說、戲劇、批評,都無法與徐的作品相比,也許在量的方面不相上下,但在質的方面,則相去不可以道里計。」

香港批評家廖文杰說,李輝英在《中國現代文學史》內對徐訏評價很低,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內完全沒提徐訏小說一事。李輝英的《中國現代文學史 》一書影響性較低,但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完全不同了。王璞在徐訏論文中的註釋中則以為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內對徐訏不置一詞,可能是因為徐當年與石堂兩篇論戰的文章有關,但她寧可相信這遺漏是聖伯夫式的失手。但其實夏志清原來曾對徐訏與石堂論戰一文頗推許,1975年,夏志清曾在《書評書目》上發文說以前看了徐訏兩本書,覺得不對口,以後他出的書一本也沒看,並說一個作家一開頭不能給人新鮮而嚴肅的感覺,這是他自己不爭氣,不能怪人。廖文杰說,不過一個文學史家這樣也未免有點輕率與偏見吧。在徐訏去世多年後,夏志清又去函給《純文學》雜誌,說因早年在上海讀了徐訏的《鬼戀》、《吉布賽的誘惑》,不喜歡這種調調,故不考慮把他放在《中國現代小說史》內,連《風蕭蕭》都未看,對他可能是不公平的。

當代文學學者、批評家吳義勤認為,徐訏是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曾經被嚴重「誤讀」的作家之一,在其誕辰100周年之際,重新評價他的文學成就和文學史地位是非常必要的。從20世紀中國文學的整體格局來看,徐訏的文學價值無疑是不可替代的。他是一個能夠超越「空間」和「時間」束縛的作家,是一個能夠超越不同意識形態和不同文學觀念的具有恆久性魅力的作家。直到今天,他的小說在港台和海外華人圈中仍然有重大的影響,並有一個持續的、龐大的讀者群。對中國現當代文學而言,徐訏所建構的融匯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現代性文藝思想體系,自由穿梭於現代主義、浪漫主義和寫實主義之間的藝術能力,以及「雅俗共賞」的成功實踐與藝術經驗都無疑是他留給我們的值得珍視的寶貴遺產。在我看來,他留給20世紀中國文學的最大遺產就是真正在藝術實踐的意義上解決了困擾一代又一代中國作家的「雅」「俗」對峙問題,他的小說真正為我們拆除了「雅」、「俗」對峙的樊籬,突破了「雅」、「俗」的壁壘,完成了「大雅」與「大俗」的轉化與融合,其「雅俗共賞」的成功經驗甚至對我們sa年代以來的那些先鋒派作家如何走出困擾中國文學數十年的所謂「曲高和寡」的藝術怪圈也有着有益的啟示。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徐訏的意義不僅體現在個人的文學成就上,更體現為他的藝術經驗對於20世紀中國文學史建構的獨特啟示.在紛繁混亂的20世紀,我們的作家為歷史、現實、政治等等而付出了沉重的文學代價。徐訏的成功為中國作家如何保持藝術上的純潔性、創作風格的獨立性和對於現實的超越性提供了異常寶貴的經驗。

學者馮芳認為,在中國現代文學史哲理寫作群中,徐訏創作具有其它作家難以比擬的長處:一是其哲理的深廣度。其作品具有既深且廣的哲理價值,甚至其哲學思想已自成體系,鮮有作家可以匹敵。二是其追求現代性達到了極高程度。徐訏寫了大量的文章來促進個人主體現代性、社會現代性的發展,這使他走在推動中國現代性發展的潮頭浪尖上。三是其反思現代性危機的突出能力和「諧和」理想的建構。現代科技理性中存在的「二律背反」帶來了現代性危機:個人主體失去精神信仰,陷入價值觀危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被金錢異化,就業競爭激烈;人與自然的關係惡化為生態嚴重失衡。早在20世紀30年代,西方大哲反思現代性危機之時,徐訏便已在同步思考,他思考的結果是:將科學理性精神與東方宗教哲學並駕齊驅,回歸自然,追求「天人合一」境界,同時對古代「天人合一」思想進行揚棄,為個人主體性不夠突出的中國文化添加了個人主義,形成了個人與集體乃至宇宙「諧和」的存在論思想,徐訏對現代性的反思代表着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所達到的高度。他在1950年代初提出「諧和論」又過了幾年,海德格爾才提出了「天地神人四方遊戲學說」。徐訏的「諧和」哲學不僅可以緩解現代社會的危機,還為現代人提供了精神救贖之路。經過文革後又幾十年的發展,當今學界才初步達成類似共識,中國才在1990年有了生態美學。時間證明,徐訏對現代性危機的反思是頗具有前瞻性的,其反思現代性危機的突出能力和「諧和」理想的建構堪稱與世界思想界同步。因此,徐訏前期的哲理性寫作具有突出的價值:它代表着現代中國最進步力量的自我建設與自我反思,同時他已經作出了建構。

參考資料[編輯]

  1. ^ 拼音:xū 注音:ㄒㄩ
  2. ^ 於淑雯. 徐訏及其長篇小說研究 (論文). 2014 (中文(繁體)). 
  3. ^ 徐訏晚年二三事. [2018-01-1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2-05). 


畫像[編輯]

外部連結[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