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係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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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關係史是指中國美國雙邊關係的歷史。它可以追溯到美國建國之初[1]。1784年(清朝乾隆四十九年),美國獨立後不到半年就派中國皇后號中國清朝進行貿易。1843年,顧盛擔任首任美國駐華專員,駐地在澳門。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清朝被迫開放國門,於1844年與美國簽署了第一個條約《望廈條約》。1858年清政府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戰敗後與美國簽訂《中美天津條約》。此後又簽訂《辛丑條約》等不平等條約。1862年,美國在北京東交民巷建立駐華公使館。1875年、即光緒元年,清政府開始向美國派遣公使。1878年,清朝在美國華盛頓設立永久性駐美公使館,首任公使陳蘭彬。1882年5月6日,美國總統切斯特·艾倫·阿瑟簽署的一項法案《排華法案》,成為《美國法典》的一部分。1908年,美國為培養在華代理人和中國親美派,退還了部分清政府的庚子賠款,該款項被用於留美預備學校的建立,該校後來成為清華大學[2]

1913年,現代的中美關係被建立起來,美國正式承認中華民國北洋政府,取代大清與美國之間政府相互承認。在1922年華盛頓會議上,在美國的調停下,中國出巨資從日本手中贖回山東主權[3][4]。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宣布禁向中日兩國運送軍火。美國奉行中立政策,對中日雙方都提供原材料。因為日本工業基礎強於中國且中國沿海港口大多被日本占領或封鎖,此舉實際上有利於日本。直到戰爭進行17個月,即1938年12月,中國方獲得美國1,500萬美元桐油借款,還有2,000萬美元錫貸款。外交人員幾經努力,1942之前美國對華提供1.7億美元貸款。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開始全力支援中國的抗日戰爭,以分擔太平洋戰場的壓力。1945年抗戰最終獲得了勝利,美國與中國等五國組建聯合國,並支持中國擔任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但中國內戰爆發,美國選擇援助國民政府對抗中國共產黨

清朝[編輯]

1879年於天津直隸總督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與前美國總統(1877年卸任)尤利西斯·S·格蘭特
1882年《排華法案
三名參與打擊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所屬美軍軍人

1784年,僅成立不到一年的美國,為開拓被英國所封鎖的海外貿易路線,派遣戰艦所改裝的武裝商船中國皇后號載著以人蔘、皮毛為主的貨物,出發前往澳門港與清廷進行貿易。船隻進港後嗚砲十三響作紀念,並掛起13星的美國國旗,是為美國國旗第一次在中國範圍掛起。也很有可能是第一批擁有美國國籍的人進入中國範圍。是為中美關係之始。[5]

1843年,顧盛擔任首任美國駐華專員,駐地在澳門。1844年,顧盛簽署了美國與中國的第一個條約《望廈條約》。1858年清政府在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戰敗後與美國簽訂《中美天津條約》。1862年,美國在北京東交民巷建立駐華公使館。1878年,大清國在美國華盛頓建立常設性駐美公使館,首任公使陳蘭彬

1882年5月6日,美國總統切斯特·艾倫·阿瑟簽署的一項法案《排華法案》,成為《美國法典》的一部分。是1880年對《中美天津條約續增條約》的修訂,允許美國暫停華人移民,美國國會根據修訂的條約,很快就制定了這項法案。

1901年,清政府與美國等十一國簽署了《辛丑條約》。1902年,美國政府抗議俄國在義和團之亂之後拒不撤兵滿洲違反了門戶開放政策。1905年,日本在日俄戰爭後取代俄國取得滿州南部,美國和日本共同承諾要維持在滿洲的平等,但美國承認日本在華特殊利益(藍辛-石井協定)導致減低門戶開放政策的約束力。在金融上,美國努力維護門戶開放政策,成立了一個國際財團。中國的鐵路貸款通過它實現各國貨幣之間的兌換。1908年,美國免除部分庚子賠款,用於遊美學務處的建設[2]。三年間共組織三批近200人赴美留學[6]

中華民國[編輯]

二戰時期美國對一名國民革命軍士兵的宣傳畫,表明中美兩國的同盟關係。
二戰期間的中美同盟,共同合作對軸心國作戰。

大陸時期[編輯]

1913年5月2日,美國承認以袁世凱為大總統的中華民國,開始與北洋政府建立外交關係。1921年11月11日至1922年2月6日,召開華盛頓會議,簽署九國公約,再次確定了通過門戶開放政策維持中國的領土完整。然而,這一次由美國、英國、日本、法國,以及中國共同簽署的協定無缺乏任何的實施細則,但1931年日本侵略了滿洲並建立起滿洲國,門戶開放政策也隨之不存在了,使各國減少了約束力。

1928年4月4日,在國民政府與美國政府就南京事件分別在南京和華盛頓發表《寧案中美協定》。7月25日,美國駐華公使馬慕瑞國民政府代表財政部長宋子文在北平簽訂《整理中美兩國關稅關係之條約》,條約的簽訂意味着美國已正式承認國民政府。1935年,美國在華投資2億美元,日本5億美元;英國則是10億美元,在上海最多,又是對外貿易最大港口[7]:107。二戰時期,美國對華進行援助。

1941年後美國與日本談判,希望促使中日議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電告美國政府不得犧牲中國以謀求對日妥協,要日本從中國撤兵及歸還侵佔中國之土地。美國政府隨後停止對日本供應戰略物資,並要日本只承認蔣中正領導之國民政府,無條件退出全部中國領土。

1943年1月11日於華盛頓簽訂《中美平等新約》,分為中文及英文版本,兩文效力相同。美國朝野普遍認為中國政府是中國民主化之希望所在。雖然中國推行訓政與美式民主差距很大,但由於同為同盟國盟友,當時美國政府、國會、一般民眾對於中國頗有好感;此時,中國抵禦日本獲列強正視與欽佩,國際地位提升。美國認為中國政府是重要盟友,可牽制日軍,但相對於美國對英國援助,中國得到美國軍援物資很少。蔣中正與美國駐華聯絡官約瑟夫·史迪威關係惡化,羅斯福以阿爾伯特·魏德邁接替其職,但中國與美國政府之間因此產生間隙。

1948年1月3日於南京簽定《中美經濟援助協定》,分為中文及英文版本,其中最特別是美方代表司徒雷登以中文簽名。8月5日協助成立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即今中華民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前身。

1949年8月5日,美國國務院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正式名稱為《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特別著重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九年的階段》,書中表示,國民政府在國共內戰的失敗,是中華民國政府本身的領導問題,與美國無關,美國在戰後中國情勢已盡力而為,最後失敗應由國民黨負起全責,是為「袖手旁觀」政策。白皮書發表後,美國停止對中華民國的軍事援助,嚴重打擊了中華民國政府戰鬥的士氣。

台灣時期[編輯]

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於1960年6月訪問臺北市時與蔣中正宋美齡的合影

1950年1月5日,美國總統杜魯門於發表「不介入台灣海峽爭端」的聲明。但在1950年6月,因為韓戰的爆發,讓美國決定把台灣納入西太平洋防禦體系。7月29日,美國國務院指任命藍欽(Karl L. Rankin)為駐華公使

1953年2月27日,宣布任命藍欽為美國第36任駐華大使。1954年12月2日,於華盛頓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分為中文及英文版本。

1957年3月20日,在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擔任職員的男子劉自然,在駐台美軍上士雷諾的住宅門前,遭雷諾連開兩槍斃命,但在兩個月後,負責審理此案的美國軍事法庭卻以「殺人罪嫌證據不足」為由,宣判雷諾無罪釋放,引發台灣民眾反美衝突,史稱「劉自然事件」。

1959年,美國在台新聞處遷入日治時期「台灣教育會館」,新聞處原位於台北中山堂附近,因劉自然事件遭破壞。是1960年代台灣當時獲知歐美消息的重要管道,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後,改為非官方性質的美國文化中心。

1965年8月31日於台北簽定《美軍在華地位協定》,因應劉自然事件,規範美軍在台灣司法適用管轄範圍。

1971年5月22日,建立亞洲蔬菜研究及發展中心協議備忘錄,由南韓、菲律賓、泰國、美國、越南共和國、中華民國簽署。

1979年1月1日,美國正式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美方與中華民國政府斷絕外交關係。同時《臺灣關係法》生效,美國政府繼續維持美國人民與在台灣人民間之商業、文化及其他關係。

中華人民共和國[編輯]

1975年福特總統訪華,在人民大會堂晚宴上

中美關係始終不穩定。特別是在蘇聯解體後,美國最大的敵人消失,中華人民共和國失去了其制衡的作用,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主導世界的發展。很多美國人對打着共產主義旗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信任,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會成為東亞的霸權國家,挑戰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地位。也有人質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權狀況網絡審查等,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人權保護薄弱的國家。美國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奪取台灣,這裡有意識形態和軍事戰略雙重因素。同時,不少中國人認為,美國有意削弱、分裂中國,並通過對台軍售、導彈防禦系統等方法來確保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會對美國構成威脅,因此具有強烈的反美情緒。

雖然兩國之間有很多分歧,兩國關係還是有許多保持穩定的因素。中美兩國是主要的貿易合作夥伴,在反對恐怖主義、防止核擴散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雖然冷戰的結束使兩國失去了共同的目標,反恐戰爭的開始則令恐怖主義成為兩國的新敵人,一定意義上起到了改善兩國關係的作用。

建國初期[編輯]

1971年,基辛格秘密訪華,與毛澤東周恩來會面。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頭三十年中,美國從未外交承認這個政府並繼續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保持外交關係,維持承認中華民國政府是台灣海峽兩岸的唯一合法政府。

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華南之時,美國的駐華大使館也隨中華民國政府一起撤往台北,不過部分駐華領事官員們仍留在中國大陸,直到1950年才全部撤離。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8]:246[9]:149,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建交的可能性也隨之破滅。1950年年底,中共在中國發動「仇視」、「鄙視」及「蔑視」美帝國主義的三視教育運動,以清除當時中國社會的「親美、崇美、恐美」思想。朝鮮戰爭後,中國共產黨政權和美國的關係急速惡化,但雙方都意識到對方的存在,1954年到1970年,北京政權和美國之間在瑞士日內瓦以及波蘭華沙共舉行了136次大使級會談。

1970年代[編輯]

1960年代末,由於蘇聯的威脅,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都意識到,改善雙邊關係符合兩國的共同利益。1969年3月中蘇爆發珍寶島衝突,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聯持續處於敵對狀態,而中美關係則開始正常化。1969年,美國總統尼克松上台後,為了希望改善與中國的關係,下令宣布放寬對華的貿易限制。

1971年7月15日,美國總統尼克松宣布,他的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博士已經對北京進行了一次秘密訪問,而他本人已經受邀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1972年2月,尼克松總統訪問北京杭州以及上海,會見了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中國領導人。尼克松返國前,中美共同簽署了《上海公報》,這是一份表達雙方對外交事務看法的聲明。在公報中,兩國承諾會為外交關係的完全正常化努力。美國認識到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並對此不表異議)支持和平解決兩岸問題,將逐步減少在台美軍設施和武裝力量。這使得兩國之間關係正常化的障礙——台灣問題——被暫時擱置,使得重新開啟兩國在貿易以及其他領域間的接觸與合作成為可能。

1973年5月,在兩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努力下,美國政府在北京設立在華聯絡辦事處,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也在華盛頓設立類似的辦事處。從1973年至1978年間,大衛·布魯斯喬治·布什托瑪斯·蓋茨倫納德·伍德科克等美國大使級外交官先後擔任過聯絡處負責人。

1975年福特總統訪華,再次確定美方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的意願。1977年卡特總統上台後不久便重申上海公報的重要性。1978年12月15日兩國政府宣布,美利堅合眾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10]

1979年鄧小平訪美期間會見時任美國總統吉米·卡特

1980年代[編輯]

1979年1月1日,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在《中美建立外交關係聯合公報》中,美國宣布斷絕與中華民國(後美國稱其為「台灣治理當局」)的外交關係,轉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國再次重申上海公報中所提到的一個中國政策,認知到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則表示同意美國人民繼續與台灣人民保持商務、文化以及其他非官方的往來。美國國內的《台灣關係法》則對現行法律進行修改,以鼓勵台美之間的非官方往來。中美建交也對中華民國造成了巨大的衝擊。國民黨召開11屆3中全會應對此次衝擊,決定與中共誓不兩立、反共復國到底[11]

1979年1月,中國共產黨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訪美,開啟了兩國之間一連串重要、高級別的交流,這些交流活動一直延續到1989年,期間是兩國關係最好的時期。兩國之間簽署了多個雙邊條約,特別是在科技與文化領域的交流活動以及貿易交流。自1979年初開始兩國就在《科學技術合作條約》的框架下進行了數百個合作研究項目。

1979年3月1日,兩國正式在北京和華盛頓設立大使館。1979年8月,美國副總統沃爾特·蒙代爾鄧小平的訪問進行回訪。這次訪問使得兩國在1980年9月簽署了在海洋領域、民航連接等方面的一些條約。

1980年代直到1989年前,期間是中美關係最好的時期。隨着1980年雙方高層與工作層級接觸的加深,兩國開始在更廣泛的議題上進行對話,包括全球與地區戰略問題、政治、軍事問題、裁軍問題、聯合國以及其他多邊組織事務等。兩國的關係在1981年美售中華民國武器後出現短暫危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方面強烈反對美國出售武器予中華民國政府。1981年6月美國國務卿亞歷山大·黑格訪問北京,試圖解釋美國在與台灣維持非官方往來方面的政策。1982年5月,副總統老布什再度訪華。兩國在1982年8月17日簽署的聯合公報。在這第三個公報中,美國承諾將逐漸減少對台的武器出售,而中方則承諾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是中方的基本原則。1984年美國總統雷根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進行了互訪,趙紫陽是首位訪問美國的中國政府首腦

1985年7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李先念訪問美國,這是中國國家元首對美國的首次訪問。1985年10月副總統老布什再度訪華,並且設立了美在華的第四個總領事館(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1985年至1989年間雙方進行了多次內閣層級的交流,1989年2月美國總統老布什再度訪華。兩國之間所進行的文化交流活動令兩國人民都對對方的文化、藝術以及教育成就都有更深的認識。許多中方的訪問學者以及官派留學生到美國進行學術交流。

1989年六四事件後,絕大多數國家通過各種途徑對北京政府的武力鎮壓行為表達了強烈譴責。美國停止高層和官方的交流,禁止出售武器給中國大陸,宣布對中國大陸實施多項經濟制裁。在1990年夏天的七國集團高峰會上,西方國家敦促中國大陸在政治經濟領域進行進一步的改革,特別是在人權領域。六四事件使得很多投資者對北京政府喪失信任。美國政府也在1989年6月5日和20日頒布命令與法令,停止了與中國的部分投資、貿易活動。部分制裁以立法通過,一些是行政命令,包括:

  • 美國貿易與發展局(TDA):自1989年6月起停止在中國大陸開展新的活動。這項禁令直到2001年1月才由克林頓總統宣布撤銷。
  • 海外私人保險公司(OPIC):1989年6月起停止在華開展新活動。
  • 發展銀行貸款/IMF貸款:美國不支持銀行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中國進行貸款,除非要求貸款的項目與改善人權狀況有關。
  • 軍需品出口:不向出口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需用品發出許可令,除非出口被認為有利於美國國家利益。
  • 武器進口:禁止從中國大陸進口武器、酒、煙草以及槍炮;這項禁令在1994年5月26日被解除。

1990年代[編輯]

1993年7月23日起,美國稱握有確鑿證據,指責「銀河號」貨輪載有可以製造化學武器的硫二甘醇和亞硫酰氯運往伊朗的阿巴斯港。美國8月3日在與中國外交部的又一次交涉中,要求中國政府命令「銀河」輪返回出發地;或由美國人登船檢查貨物;或者索性停留在某個地點,聽候發落。美國還向該貨輪計劃停靠的港口所在國要求阻止該貨輪按計劃進港卸貨。其間美國派出軍艦、飛機對銀河號跟蹤監視,並要求銀河號返航。「銀河號」在印度洋的國際公海海域上被美軍軍艦截停並扣留長達三周之久。

中國外交部國際司副司長沙祖康以中國政府代表、中方檢查組負責人的身份處理這次件事。在美國的壓力下,中國態度軟化並最終讓步,同意在第三方的參與下進行檢查。8月28日,沙特和美國的聯合調查人員對停靠在達曼港附近的朱科勒海軍基地的銀河號進行檢查。9月4日,「銀河號」貨輪上第628個,也是最後一個貨箱被檢查完畢,沒有發現任何化學武器,三方簽訂檢查報告。「銀河號」被迫中止正常航運長達33天。

1996年3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中華民國第一次總統直接選舉前夕舉行軍事演習,被解讀為試圖干預在中華民國總統選舉——亦有人認為是表達對中國國民黨候選代表李登輝的不滿。選舉期間美國出動了兩個航空母艦艦群到台灣海峽。在台海危機解除後,兩國關係也開始逐漸回暖,高層交流增加,雙邊會談取得進展,雙方在人權、核不擴散以及貿易領域進行雙邊談判。

1997年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訪問美國,這是六四天安門事件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首次訪問美國。此次訪問中雙方簽署了官員貫徹1985年的和平利用核能源合作的有關協議等多份協議。1998年6月美國總統克林頓回訪中國,走訪了中國多個城市,並與中國人民直接接觸,發表演說,向中國人民傳播美國的理想與價值觀。

1999年5月美國轟炸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引發中華人民共和國民眾遊行示威。直到1999年末雙方關係才恢復。1999年10月兩國就賠償傷亡家屬及財物達成協議。美國僅承認是由於使用三年前的衛星地圖導致誤炸,但是大陸民眾普遍認為以美國的軍事、科技實力不會出現如此低級失誤,並不接受誤炸的解釋。

2000年代[編輯]

2001年4月中國一架殲-8II戰鬥機監視美國EP-3E偵察機對中國的偵察活動,兩架飛機在南中國海區域相撞,美方偵察機迫降於中國海南省,中方戰鬥機撞毀,飛行員跳傘後失蹤(後經確認喪生)。經過磋商後美國總統布什寫信慰問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江澤民,即「兩個表示遺憾的信件」。美方人員在被拘留11天後返國。兩國關係也隨着此次事件的降溫以及此後的一系列事件而重新恢復。在911事件後中美關係從本質上發生變化。中華人民共和國公開強烈支持打擊恐怖主義的戰爭。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投票支持安理會第1373號決議,支持美國等聯軍對阿富汗的軍事打擊,並在塔利班政權垮台後向阿富汗提供了1.5億美元的人道救助。911之後中美開展了反恐方面的雙邊對話。

在美國遭受恐怖襲擊後,美國不再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看作是最大的潛在威脅,轉而注重中東局勢以及恐怖主義威脅,美國認識到東亞局勢必須保持穩定。2005年開始,美國提出中美兩國是「利益相關的參與者(Stakeholder)」的論點,着重強調雙方的可合作性。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意識到美國在阿富汗以及伊拉克的軍事行動,令美國無法再在東亞製造針對中國的行動。部分民眾在事件發生後有慶祝活動或言論,指事件是美國政府和人民咎由自取,亦有另部份人察覺911所帶來的巨大破壞,並對事件深表同情,亦有部份僑胞在事發後參與救援及協助工作(其中一名華人曾喆因熱心參與救援工作,而獲得紐約市政府以他的名字為一條街道命名以作紀念)[12]。由於伊拉克局勢以及反恐方面美國必須尋求中國的合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民間的反美情緒有些微減緩但微不足道,亦有部份民眾和保守派領導層傾向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自行作出反恐行動,不跟美國等國家合作。

習近平訪美期間會見國務卿

2010年代[編輯]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也共同在地區問題上合作。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朝鮮核問題上與美國進行緊密合作,中方在朝鮮宣布退出核不擴散條約後表示強烈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希望維持朝鮮半島無核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努力下,朝鮮與美國開始了有關核問題的多邊談判,亦即六方會談。然而到2009年朝鮮宣佈退出六方會談後,會談已經終止,後多年朝鮮進行了核試爆和飛彈試射,朝核問題至今仍然尚待解決。

習近平在2012年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執掌這個擁有14億人口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習近平在處理國際關係上採取更加進取的手段,甚至發起「戰狼外交」,並在事實上視美國為中國的頭號敵人,中美關係演變成新冷戰[13]

2020年代[編輯]

2020年5月28日,特朗普政府因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港區國安法》,宣布中止對香港的關係稅優惠政策。

2020年7月21日,美國要求中國在7月24日16時前關閉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表示強烈譴責,並表示將做出反應[14]。7月24日,中國宣布撤銷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的設立和運行許可[15][16]

2020年7月23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前總統尼克森的紀念圖書館發表演說《共產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指責中國造成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擴散並實施「暴政」威脅美國和世界各國的經濟、自由、國家安全和民主,呼籲改變中共威脅自由世界的行為[17][18]。蓬佩奧亦批評「習近平總書記是一個破產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真正信仰者」(英語: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is a true believer in a bankrupt totalitarian ideology),呼籲中國人民改變中共[19]。2021年1月21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宣布中方對特朗普政府國務卿蓬佩奧等28人實施制裁[20]

2021年3月18日至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與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傑克·蘇利文安克雷奇舉行中美高層戰略對話。這是拜登政府時期兩國之間首次高層面對面接觸[21]。而此次對話火藥味十足,被《華盛頓郵報》評論為「拜登政府首次領教到中國『戰狼外交』作風」[22]

2021年11月16日上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同美國總統拜登舉行視頻會晤;習近平強調,中國倡導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搞意識形態劃線、陣營分割、集團對抗,結局必然是世界遭殃;冷戰的惡果殷鑒不遠;希望美方把不打「新冷戰」表態落到實處[23]

2022年11月14日,二十國集團巴厘島峰會前夕,習近平喬·拜登進行九年來的首次會面[24],也是習近平再次連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進入最高領導人第三任期後兩人首次會談[25]

2023年6月18日至19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到訪中國,是五年來首位到訪中國的美國國務卿。期間布林肯在北京先後會見了國務委員中國外交部部長秦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其中,布林肯與秦剛會談進行了五個半小時,其後美國國務院會談後的新聞稿則稱,布林肯同秦剛進行了「坦誠、實質性和建設性的會談」[26][27][28][29][30]。隨後,美國總統拜登公開稱中國氣球飛越北美事件讓習近平這位「獨裁者」非常難堪,引起中方強烈不滿[31]

2023年11月15日,習近平與拜登在APEC峰會期間舉行雙邊會談[32],拜登在兩人會面後的記者會上再次重申習近平是一名獨裁者,源於共產黨統治下的一人體制[33][34]

中美兩國領導人[編輯]

哈里·S·杜魯門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約翰·肯尼迪林登·約翰遜理查德·尼克松傑拉爾德·福特吉米·卡特羅納德·里根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比爾·克林頓喬治·沃克·布什貝拉克·奧巴馬唐納·川普祖·拜登毛澤東華國鋒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美國中華人民共和國

參考文獻[編輯]

  1. ^ Clinton seeks stronger Asia ties. BBC News. 2009-02-16 [2014-12-1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06-21). 
  2. ^ 2.0 2.1 Bruce A. Elleman. Diplomacy and Deception: The Secret History of Sino-Soviet Diplomatic Relations, 1917-1927. M.E. Sharpe. 1997年: 155. ISBN 978-0-7656-0142-1. (英文)
  3. ^ Pugach, Noel H. American Friendship for China and the Shantung Question at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1977, 64 (1): 67–86 [2016-12-0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11-26). 
  4. ^ Griswold, The Far Easter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1938) pp 326-28
  5. ^ 广州迎来“中国皇后”号来访与美中商路建立226周年. 美國領事館. [2016-12-0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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