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宜会战
| 枣宜會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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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抗日战争的一部分 | |||||||
 棗宜會戰中的日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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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战方 | |||||||
 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第5戰區 |
 日本帝國第11軍 | ||||||
|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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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 陳誠 張自忠 † |
园部和一郎 | ||||||
| 兵力 | |||||||
| 54個師約380,000人 | 4個師约80,000人 | ||||||
| 伤亡与损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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陣亡36,983人 負傷50,509人 失蹤23,000人 | 根據日軍內部一分未完成的統計圖表顯示，中國派遣軍在1940年3月僅確定有3,595人作戰受傷，4月棗宜會戰策應作戰發起飆升至至少8,057人作戰受傷,到了5月棗宜會戰高峰期至少有23,538人作戰受傷，6月則至少有13,416人作戰受傷，僅存會戰後續戰鬥的7月則急遽下降至只確定有4,484人作戰受傷，8月可確定之作戰受傷人數更下降至2,580人，足見5月與6月作戰受傷人數絕大多數應負傷於棗宜會戰，作戰陣亡人數不詳[1] | ||||||
棗宜會戰為1940年5月至6月，中國第5戰區部隊在湖北省棗陽、宜昌地區對日軍華中派遣軍第11軍進行的防御戰役，日軍方面則稱為宜昌作戰，目標是消滅宜昌周圍的第5戰區兵力。
背景[编辑]
宜昌是武漢和重慶間最重要的內河港口，其西即三峽，為戰時陪都重慶的門戶，且是溝通大江南北各戰區的後勤補給樞紐，棗陽則隔漢水與宜城相望。1939年底，國軍主動發動冬季攻勢，予日軍相當大的衝擊；日軍為了增強關東軍兵力已準備對蘇聯長期抗戰，因此開始設想如何將當時總兵力已膨脹到85萬人的中國派遣軍轉用至其他戰場。除了派遣今井武夫執行「桐工作」(與重慶當局進行談判)，並企劃實施一場大型攻勢來對重慶當局施壓，而宜昌除了是交通要道，也是飛機轟炸重慶的良好中繼站點。
於是日本大本營在4月10日遂決定對宜昌發動攻勢，企圖將國軍第五戰區主力圍殲於棗陽宜昌地區。不過因為日軍兵力有限，發動作戰的決定中並沒有將佔領宜昌納入作戰計畫當中，只打算在達成重大打擊目標後撤，這對後來作戰期間造成極大影響。
為阻止日軍進犯，第五戰區分為左、中、右三個集團軍，採取分路挺進敵後襲擊，主力向兩翼外線轉移，相機與日軍決戰的方針，並調集6個集團軍，計21個軍56個師兵力參加作戰。會戰分為以棗陽和以宜昌為中心的兩個作戰階段。
參戰兵力[编辑]
| 國民革命軍作戰序列 | 日本軍隊作戰序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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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兵力：6個集團軍、21個軍級單位、56個師；約40萬人 |
總兵力：49-54個大隊（約8萬人） |
第一階段[编辑]
5月1日至4日為日軍攻擊發始期，日軍由漢水支流唐白河渡河，首陣由第3師團進攻泌陽縣、沘源縣，第39師團進攻棗陽。至5月10日，日軍各單位大致完成渡河。到此日軍的展開與1939年隨棗會戰中對襄東的攻勢相同，國軍誤認日軍能力，仍以去年會戰為版本制定包圍日軍的預定戰略計劃。
為阻敵逃竄，完成圍殲日軍任務，第33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將軍在5月10日率領5個師自宜城市渡河，試圖深赴佔領區截斷應山至棗陽的日軍後勤線，33集團軍一開始進軍順利，也確實阻絕了日軍後勤線幾天。然而日軍戰力並沒有因此出現重大衰退，日軍為打開南退之路，集中第13、39師團、池田支隊於大洪山附近集結，南下擊殺33集團軍，北方戰線只留下第3師團與31集團軍交戰。張自忠親率第74師（师长马贯一）、第9師及總部特務營與敵人血戰，5月16日，退到宜城市南瓜店，在遭敵包圍，傷亡殆盡的情況下，中午，張自忠將軍左臂負傷，身中六彈殉國，隨他出征的官兵也全部陣亡。
至於日軍擊殺張自忠的證詞則是：11軍在作戰時偶然截收到33集團軍部發送無線電的訊號，要求第39師團對其戰區的周遭進行搜索。第39師的步兵231連隊第11中隊第1小隊（隊長松本治雄少尉）在高地稜線抄入國軍側翼發動攻擊時，偶然在山地的一處凹地發現一群國軍高級軍官，因此投擲手榴彈後發動突擊，將這批軍官擊殺。在收繳相關文件之後才發現這是33集團軍部，而在國軍俘虜的證詞以及39師團參謀長専田盛壽上校的驗屍下確認被擊殺的軍官中包括集團軍長張自忠，不過日軍並未將其遺體還給國軍，而是就地安葬，並且釋放俘虜傳遞訊息；當天晚上，數百名國軍夜襲墓地將張自忠遺體奪回[2][3]。。
在成功擊潰33集團軍、恢復補給後，南下的日軍扭轉戰線北上，參加首波攻勢的11軍在5月16日於棗陽周邊集結，同時間在棗陽的國軍則有14-15個師左右。5月19日日軍發動總攻擊，國軍隨即戰線崩潰往北西潰退，日軍有一小部分甚至差點直衝第五戰區司令部老河口市。不過追擊過程中日軍也犯了冒進錯誤導致不必要的傷亡，39師團的步兵233聯隊朝白河追擊時，於5月20日薄暮派遣偵察部隊找尋渡河點，3個軍官觀察同個渡河點時，因視線阻礙其中2個認為他們所觀察到的地形為河對岸，1位認為是河中沙洲，最後聯隊採多數決認定為對岸，而決定半夜渡河；結果在21日凌晨第一批渡河發射信號彈後才發現這個渡河目的地確實是沙洲，但為時已晚，整批部隊遭白河對岸的國軍集火射擊，此處沒有任何掩蔽物，部隊無從躲藏，便在集火下當場戰死3百多人，233聯隊長神崎哲次郎上校也在陣亡名單內，這場「白河渡河作戰」成為39師團在本次會戰中最大的單次作戰損失[4]。
5月天氣已步入炎夏，經歷多日激戰的日軍大多疲憊不堪，因此日軍上層決定將戰線轉移準備強渡漢水，且讓部隊實施短暫修整；所以國軍被重創的戰線並未進一步遭撕裂，得到喘息的機會。此階段日軍評估已擊潰15個中國師，並清點遺屍3萬3千具、俘虜1,000名；日軍的損失在5月31日的清點則是戰死850人、戰傷3,000人[5]，但這數字並不包含戰病；而一支激戰近月、跋涉上百公里的部隊全無病號這點也是不可能存在，但目前也無進一步資料證實當時日軍情形。不過根據日軍內部一分未完成的傷亡統計圖表顯示，1940年5月日軍至少有23,538人作戰受傷，是為其他月份作戰受傷人數的好幾倍（3月僅確定有3,595人作戰受傷，4月因策應作戰上升至至少8,057人作戰受傷。）雖然該統計表有統計不周全（特別是作戰陣亡人數）、陣亡人數與受傷人數比例過分懸殊而不合邏輯（顯然因為資料不足導致陣亡人數漏算極多）等缺陷以至於該圖表未被完成，但依舊可以看出日軍實際傷亡遠遠多於公開戰報數字[1]。
至於是否實施第二階段作戰（進攻宜昌），日軍內部當時也經過一番爭執。由於補給線已拉長至上百公里，加上確實擊潰了相當多的國府軍；園部中將與他的主要參謀群、後勤單位認為應見好即收。並主張「部隊已疲困，大本營也沒有下令攻佔宜昌的命令」；但積極派參謀的意見則強調「如果只滿足這樣的戰果，將無法統御11軍」。最後由積極派主張獲得優勢，第二階段戰役繼續遂行[6]。
第二階段[编辑]
5月31日日軍強渡襄河。
6月1日日軍攻佔襄陽。
6月2日第五戰區部隊分為左、右兵團，由李宗仁、陳誠分任兵團長，向襄陽反攻。
6月3日國軍克復襄陽，日軍遂南下進攻宜城。
6月5日日軍渡過襄河，直取宜昌，國軍第77軍及江防軍，在荊門西側至江陵之線竭力抵抗。
6月10日日軍對宜昌發起進攻，守軍奮勇抵抗，與日軍激戰至12日終告失守。日軍由襄陽南下時，國軍第2、第31集團軍尾隨其後，收復襄陽、宜城，進至當陽、荊門以北。
6月12日宜昌淪陷。
6月16日日軍撤離宜昌，國軍立即反擊。
6月17日國軍克復宜昌。日軍在撤退途中又接到其大本營確保宜昌的命令，突然回兵。
6月23日宜昌再度淪陷。
之後，日軍將兵力配置於宜昌、當陽與襄河附近。國軍集結在信陽、鐘祥，隨縣、荊門、宜昌、江陵以北之線，雙方形成對峙局面，棗宜會戰遂告結束。
根據日軍所殘留的資料，7月9日當天日本陸軍運輸單位至少運送2批人數合計為1,614名的補充人員至參與本次會戰之第13師團與配屬單位，這2批補充人員必然用以補充第13師團與配屬單位因本次會戰戰死產生的缺額，亦可能包括極少數因殘廢退役者的缺額，輕傷者與經數月住院休養康復之重傷患應不包括在內[7][8]，根據日方戰後出版的部隊史《若松聯隊回想錄》所載，其中一批補充人員於8月12日抵達第13師團駐防地點，之後數月日本陸軍又自日本本土運送多批補充人員至第13師團駐地補充本次會戰戰死者與極少數殘廢退伍者的缺額[9]。會戰結束後的7月15日，日本陸軍運輸單位則至少運送2批補充人員至參與本次會戰的第3師團與該師團之配屬部隊，而這2批可確認的補充人員共計6,044人[10][11]，必然是用以補充第3師團與該師團之配屬部隊因本次會戰戰死與傷重長期無法執行任務所產生的大量缺額（輕傷現地住院者應不計算在內，且隨著重傷患在接下來數個月內陸續康復出院，該師團必轉出大量多餘人員至其他單位補充缺額），日本陸軍鐵道運輸單位也在7月18日運送180名見習士官至於本會戰擔任次要角色之第6師團與其配屬單位，顯然用以補充第6師團與其配屬單位於本會戰因陣亡所造成的大量軍士官缺額（輕傷者應不在補充範圍內，重傷患亦可在住院休養數月後康復返回崗位）[12]。另根據日本戰後出版的部隊史《若松聯隊回想錄》，第13師團下轄之第65步兵聯隊於本次會戰當中僅所能確認之陣亡人數（單指被國軍擊斃之人數，不包括非戰鬥死亡），便多達280名，然考量該聯隊自會戰結束後的8月至隔年1月接收補充人員844名，扣除極少數因殘廢退伍者，該聯隊於本次會戰之實際陣亡人數應為800名左右[13][14]。
結局[编辑]
棗宜會戰歷時近兩月，日本原先的作戰目標獲得成功，此役日軍會戰後號稱中國軍遺屍63,127人，俘虜4,797人。繳獲主要戰利品野戰砲11門、山砲12門、機關炮2挺、迫擊砲53挺；就一支35萬人的大部隊來說，日軍繳獲的重裝備頂多是1個集團軍單位的規模，由此可見第五戰區的支援火力一直處於弱勢。日軍雖然受兵力規模所困無法對第五戰區部隊進行圍殲，但仍成功將其重創直到抗戰結束都無法回復有效作戰能力；除此之外，國民政府丟失了鄂北鄂西江漢平原富裕的產糧區，日軍亦得以在宜昌取得前進基地，修建飛機場對重慶等大後方進行轟炸，加上歐戰的不利形勢，棗宜會戰後，中國抗戰進入最危險的時期[15]。
参考来源[编辑]
- ^ 1.0 1.1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線上索引資料，《月別彼我人員損害對照表》，檔案編號C11110494300。
- ^ 『支那事変陸軍作戦（3）昭和十六年十二月まで』 199頁。
- ^ 森金、61-72頁。
- ^ 森金、72-78頁。
- ^ 『支那事変陸軍作戦（3）昭和十六年十二月まで』 199-201頁。
- ^ 『支那事変陸軍作戦（3）昭和十六年十二月まで』 201-202頁。
- ^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4122247600、陸支密大日記 第２６号 １／４ 昭和１５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 ^ 「鉄道軍事輸送に関する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4122247800、陸支密大日記 第２６号 １／４ 昭和１５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 ^ 星半三郎編，《若松聯隊回想錄》，1977年，會津若松市：若松聯隊記念事業實行委員會，p177-179。
- ^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4122263300、陸支密大日記 第２６号 ２／４ 昭和１５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 ^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4122263500、陸支密大日記 第２６号 ２／４ 昭和１５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 ^ 「鉄道軍事輸送に関する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4122266500、陸支密大日記 第２６号 ２／４ 昭和１５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 ^ 换个角度看抗战八年起起伏伏. 鳳凰網. 2019-03-17 [2019-06-2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8-06）.
- ^ 星半三郎編，《若松聯隊回想錄》，1977年，會津若松市：若松聯隊記念事業實行委員會，p176-179。
- ^ 『支那事変陸軍作戦（3）昭和十六年十二月まで』 214-215頁。
- Hsu Long-hsuen and Chang Ming-kai,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2nd Ed. ,1971. Translated by Wen Ha-hsiung , Chung Wu Publishing; 33, 140th Lane, Tung-hwa Street,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Page 334-339, Map 20, 21
- Axis History Forum, Re: Tsaoyang-Yichang Campaign Eary May - Late June 1940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Japanese Map of the battle and discussion about Japanese units and leaders involved
外部連結[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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