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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战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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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东亚战争终结之诏书
日本放送協會NHK放送博物館内收藏的录制《终战诏书》内容玉音放送的唱片[1]
其他名稱终战诏书
節目長度4分35秒[2][3]
國家/地區大日本帝国
語言文语体
頻道日本放送協會
旁白昭和天皇
錄製地東京都皇居
播出日期1945年8月15日 (1945-08-15)下午12:00 至 下午12:04

《终战诏书》(日語:終戦詔書〔終󠄁戰詔書〕/しゅうせんしょうしょ,羅馬化:shūsen shōsho),全称《大东亚战争终结之诏书》(大東亜戦争終結ノ詔書〔大東亞戰爭終󠄁結ノ詔書〕/だいとうあせんそうしゅうけつのしょうしょ,daitōa sensō shūketsu no shōsho),是指日本昭和天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公開表示接受美国、英国、中華民國、苏联四国在波茨坦会议上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同意无条件投降的诏书,被視為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完全結束的象徵。

《终战诏书》在1945年8月14日由昭和天皇亲自宣读并录音,第二天中午12点整由日本放送協會第一放送(今NHK AM)對外广播。这是日本天皇的声音首次向民众播出。天皇的聲音在日本被敬称为“玉音”,“放送”則指广播,因而此詔書的廣播又稱“玉音放送”(玉音放送〔玉音󠄁放送󠄁〕/ぎょくおんほうそう,gyokuon hōsō)。

《终战诏书》以天皇的视角向其臣民阐述当时日本面临的局势,并告诉民众自己接受四国发表的宣言。由于全文没有提及“战败”或“投降”,且通篇宣扬日本皇权史观,这份诏书被认为是造成战后日本右翼势力、军国主义再次崛起的滥觞。

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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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后,日本本土连日遭受空袭,败局已定。鈴木貫太郎內閣虽自1945年6月起寻求向同盟国投降,却面临陆军主战派以政变相威胁的困境——向其施压的陆军大臣阿南惟幾在内阁会议及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日语:最高戦争指導会議)[a]上坚持强硬立场,导致政府中枢意见分歧,最终不得不于1945年8月10日及14日两次由昭和天皇“圣断”[b]接受《波茨坦公告》(意思就是投降)[6]。期间,位于日本本土的廣島市與長崎市先後遭美軍以原子彈空襲,当时共造成兩市14到20萬人死亡[7]。8月14日第二次“圣断”时,昭和天皇表示为体恤受战火摧残的国民以及稳定军队情绪,“若需向国民呼吁,朕随时可立于麦克风前”[8][9]。据此决定由昭和天皇亲自宣读原拟颁布的《大东亚战争终结之诏书》(略称《终战诏书》[10]),并通过录音广播直接传达给国民——是为“玉音放送”,这也是史上首次[c]实现将天皇的“玉音”向日本全民放送[12][13]。这份诏书的出台,被认为在美日之间没有对话的情况下美国单方面制定的针对天皇和天皇制的政策,以及同盟国与日本方面经过4个回合的博弈后所得的结果[14]。

天皇的录音被称为“玉音”[d],而“放送”则是日语“广播”的意思[13]。这份录音由昭和天皇本人于8月14日当夜在宫城(皇居)内完成录制,次日正午通过特别广播向日本全国播放[6]。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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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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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华民国角度而言,日本帝国自1931年起便已经开始侵占东北地区,由此引发了持续14年的侵华战争。以日本帝国视角而言,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起,该国便与中华民国以及东南亚诸国展开了大东亚战争。日本民众而言,自大本营在1941年12月8日上午7点发布的《收音机临时新闻》起,日本又同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展开了太平洋战争[12]。

1942年1月1日,美英中苏等26国在华盛顿联合发表《联合国家宣言》,形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全力对抗以納粹德國、法西斯意大利和大日本帝國为首的法西斯阵营[17]。此后在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的开罗会议中,美英中三国政府首脑着重讨论了联合对日作战以及战后日本的处置等问题,最终于同年12月1日联合签署了《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宣示同盟国将协同对日作战并处置日本侵略者,并要求日本将中国东北、台湾、澎湖群岛等领土归还给中华民国[18]。

国际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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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3月,美国在赢得瓜岛海战后就已经完全掌握了太平洋战场的主动权[14]。此后,美国国务院下属的政治问题委员会就开始制定战后的对日政策[14]。同年5月该委员会首次涉及天皇制的问题,并在25日正式形成了题为《天皇的地位》的研究报告[14][19]。这份报告从历史、法律、心理以及宪法等不同层面谈到了日本天皇的地位和权限等问题并最终形成了废黜或者保留天皇这样两派意见[20]。

1945年2月11日,在研究了当时日本的军事实力后,苏美英三国首脑达成《雅尔塔协定》,规定苏联在德国投降以及欧洲战事结束的两到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21]。同年4月1日,美军18万部队登陆冲绳,在激战中歼灭日本7.7万守军,使得日本以冲绳保卫战来赢得时间为本土决战做足准备的计划成为泡影[22]。因在战事中节节败退导致日本国内不满情绪与日俱增,且杉山元辞任陆军大臣后,企图通过兼任陆相以实现军政统一的企图泡汤,缺乏对军队干涉能力的时任日本首相小矶国昭于4月5日率领内阁总辞职[23][24][25]。两天后,铃木贯太郎组成日本战时的最后一届内阁,并启用东乡茂德为外务大臣以寻求在外交途径上防止苏联对日作战[22]。然而在4月12日,主张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与苏联密切合作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去世,给美国对日作战方针带来的重大变化[22]。新上任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以避免苏联介入对日作战为主要方针,这让日本当局,尤其是主张本土决战的一派觉得有机可乘,认为可以利用美苏矛盾使局势朝有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22]。

1945年5月8日,德国军队向同盟国签署投降书[26]。日本成为最后一个未投降的轴心国[27]。此后,杜鲁门宣布如果日本投降,将不会被“灭绝和奴隶化”[26]。此时的日本依然采用两手准备,一边预备以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与苏联作战,另一边依然联系苏联居中调停以便取得有利于日本的停战局势[28]。6月4日,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奉天皇命令前往中国,向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传达对苏作战计划纲要[28]。这份计划要求即便放弃四分之三的满洲地区,也要拖住苏联军队的攻势,以利于本土决战[28]。

7月2日,美军完全占领冲绳列岛后标志着日本败局已定[18]。7月26日,美中英三国联合发表《波茨坦公告》,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告知日本[29]。公告中要求所有日本国军队以及日本国支配的军队对联合国无条件投降,同时要求日本民间停止敌对行动[18]。而日本政府也通过公告得知,只要在“全日本国军队无条件投降”的前提下充分有诚意的履行战胜国所提出的义务,就会被允许保留和平工业并恢复加入世界贸易的许可[6][29]。7月27日上午,东乡茂德向昭和天皇呈上公告的译文,并表示未见苏联首脑的表态[30]。下午一点半召开的定期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全体内阁成员都认为《波茨坦公告》不过是一纸宣言,并赞成东乡茂德的“静观”策略[e][30]。7月28日早上,受到内阁情报局指示的日本各大报纸在公开发表《波茨坦公告》的同时继续煽动日本民众斗争情绪[32]。时任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在7月28日下午召开记者招待会,明确表示日本政府认为《波茨坦公告》不过是《开罗宣言》的翻版,完全没有价值,并决定对其予以“默杀”(黙殺)[33]。最终,在当时日本官方通讯社同盟社的报道中,“默杀”一词就成为了“ignore(无视)”,而在路透社和美联社的报道中,进一步被翻译成了更为强硬的“reject(拒绝)”[7][34][35]。日本军方则发誓要在本土进行“陆上特攻作战”,直至最后一人[18]。于是,美国决定进行奥林匹克行动,加速原子弹的实战使用以及入侵南九州[7]。在此期间,昭和天皇本人并未对同盟国以及《波茨坦公告》做出任何表达,但在7月25日和31日两次向时任內大臣木户幸一要求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祖传的“三神器”[36][37]。

1945年8月6日,广岛遭美军投放的原子弹攻击。6日当天,东京收到来自广岛的第一份报告表述十分粗略,直到下午6点国营同盟通訊社才对民众发布消息称有B-29轰炸机袭击了广岛,正在核实破坏程度[38]。8月6日投弹结束后的当天下午,杜鲁门发表声明再次要求日方领导者接受投降[39]。8月7日凌晨,大本营副總參謀長河边虎四郎收到第二军总部发来消息称广岛被一颗新型炸弹瞬间摧毁[38]。当天,日本组建了以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有末精三(日语:有末精三)、日本原子能研究领域权威仁科芳雄为首的调查委员会前往广岛进行调查,证实美国所用新型炸弹为原子弹[39]。此时的日本政府内部已经一片惊慌,决定立即接受《波茨坦公告》,但陆军部极力反对并发动了未遂的政变,由此耽误了时间[18]。同时东乡茂德紧急命令驻苏大使联系苏联,希望后者于8月8日出面进行斡旋,让日本方面能够较为体面的“结束战争”,达成日本有条件投降的目的[18][40]。8月8日莫斯科时间接近17点时,苏联向日本駐蘇聯大使館递交宣戰战书[39]。8月9日零点,苏联撕毁《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正式对日宣战,同时三支红军部队分别从东西两侧边境进入日控满洲[39][41]。

1945年8月9日上午10点30分在由铃木贯太郎主持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6名与会成员重点讨论了如何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问题[42]。会上,对于必须在不能改变天皇的地位,也就是维持现有“国体”的条件下接受《波茨坦公告》这一点,与会各方意见一致[42]。然而阿南惟几、梅津美治郎和丰田副武坚持主张附带三个条件,包括允许日本自己处理战犯,日本军队不以无条件投降的方式撤离各海外占领区,以及避免盟军占领日本本土,连带“不处理皇室”的前提,形成了“4要求论”[42][43]。东乡茂德主张只要能维护国体就能无条件投降,反对另外三项附加条件[42]。这一意见引来条件派的强烈抵触,阿南惟几和梅津美治郎自认为本土决战尚有胜算,主张拼死抵抗以期迫使盟国付出巨大牺牲,在此基础上再次进行议和,“完全反对”东乡茂德的“唯一要求论”[42][44][45]。历经3个小时的激烈争论后,直至会议结束两派还是没能达成一致意见[42]。下午2点30分召开的第一次临时内阁会议上依旧对如何投降进行了讨论,然而争论直到晚上10点30分依旧没有停止[42]。由于两派已经争吵了近12个小时依然各执己见,于是铃木贯太郎提出请天皇来做决定[46][47]。与此同时,美军在这一天早上对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18]。

圣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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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9日深夜11点50分,在东京御文库附属地下防空洞(日语:御文庫附属庫)[f]里召开了御前會議,这次会议除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六人之外,枢密院议长平沼騏一郎、內閣書記官長(日语:内閣書記官長)迫水久常以及军务局长吉積正雄(日语:吉積正雄)也到场参会[49]。裕仁身穿陆海军大元帅军服出席这次会议[46]。会上,铃木贯太郎分别宣读了东乡茂德与阿南惟几的提案[49]。铃木贯太郎、东乡茂德、米内光政等人赞成在维持天皇作为日本统治者特权的前提下接受《波茨坦公告》,阿南惟几、梅津美治郎、丰田副武坚决反对,而平沼騏一郎则态度暧昧,会议持续两个多小时没有结果[50][51][52]。阿南惟几认为不能相信不讲信义的苏联和不讲人道的美国,反对将日本皇室交给这些国家[49]。梅津美次郎表示当前日本依然有坚持作战的信心,并表示空袭和原子弹并不可怕,要在日本本土以决战定胜负[49]。丰田副武在支持阿南惟几的基础上表示海军也依然存有战力,决不能不战而降[49]。最终在8月10日凌晨2点20分,昭和天皇在木户幸一为其准备的向大臣们的讲话“圣断”中正式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50][51][52]。昭和天皇先是指出阿南惟几等人虽然自信满满,但实际进展却与计划不一致,其中包括九十九里濱的工事还未完成、新组建的师团无法配齐武器等,认为此时的日本对实力强大的英美军队毫无胜算[53]。之后表示自己赞成东乡茂德的意见,接着表示本土决战的准备并不充分、现在必须忍所不能忍[54]。之后讲了一些不必担心他个人和皇室命运之类的话,表示要效仿明治天皇决断三國干涉還遼,在不改变天皇统治权的前提下接受《波茨坦公告》[46][54]。凌晨2点30分,昭和天皇离开会议现场[55]。

1945年8月10日凌晨4点,内阁会议作出了在不改变国体的条件下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决议[54]。上午6点45分,外务省正式向中立国的驻外公使致电[54]。7点15分,日本政府决定投降的《联合第648号》紧急电报送到了中立国瑞士、瑞典的日本公使手中,并要求以“最至急回电”反馈结果[56][46]。这份电报中最核心的内容表示在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前提下附加了“保全天皇统治权”的要求[56][57][58][59]。加濑俊一(日语:加瀬俊一 (1920年入省))和冈本季正(日语:岡本季正)两位公使分别将电报送到美、中、苏、英四国政府手中[56]。此外,东乡茂德在上午11点15分会见了时任苏联驻日大使雅科夫·馬利克,表示日本在不改变天皇统治权的条件下接受《波茨坦公告》[46]。马利克答应尽快将此事报告苏联政府[60]。为了确保同盟国能获悉日本乞降,同盟通讯社奉命通过广播发布日本政府的乞降照会[46]。然而此时日本国内仍旧没有公开政府的这一决议,各大报刊依旧充斥着战争气息[54]。阿南惟几和梅津美治郎在10日下午4点半依旧发出《告全军将士》要求全军战斗到最后一人[61]。

8月11日,收到日本的乞降照会后,身为反法西斯同盟的各国分别召开紧急会议研讨如何接受日本投降[46]。之后,杜鲁门发表声明称美国正在就日本的投降建议与英苏中三国交换意见,以此表明已经收到日本的乞降照会[46]。苏联的塔斯社也发表了东乡茂德与马利克会面的消息[46]。杜鲁门在当天就召集时任国务卿贝尔纳斯、陆军部长史汀生以及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等人商讨如何答复日本[46]。最后确认由贝尔纳斯起草回复电文[46]。这份由贝尔纳斯代表各同盟国发出的答复,史称“贝尔纳斯答复”[62]。

美国国务院在8月12日草拟的这份答复意见中出现了“天皇与日本政府的统治权‘subject to’同盟国军最高司令官”[59][63]。军部大本营认为答复中的“subject to”被翻译成日文中的“隶属”,意味着日本国体不保[59][63]。而外务省单方面认为军人只会通过译文来做出判断,因此将“subject to”翻译成“置于xxx的限制之下”[63]。结果反而在陆军中引发强烈不满的气氛[63]。陆军大臣阿南惟幾甚至遭到內弟竹下正彦(日语:竹下正彦)的逼迫,要求其阻止接受《波茨坦公告》,否则就自杀[63]。另一边,美国国内舆论对日本迟迟未作答复感到不满,因此美军当天傍晚用B-29在东京上空投放传单[64][65]。这些传单上都印有日本政府在“保证皇室”前提下的停战请求以及《贝尔纳斯答复》全文[64][65]。这使得日本政府无法再向民众隐瞒真相并长期延迟投降[65]。在美军对日空投《告日本人民书》的外部压力,以及军队内部大量反对终战的情绪下,首相担心军队得知投降消息后会起义叛乱[59]。8月13日早上9点召开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六个人将昭和天皇的决断放在一边,一直在激烈讨论是接受答复《波茨坦公告》还是决一死战[66]。会议结束后回到陆军大臣官邸的阿南惟几看到政变计划中要求实施的前提是需要陆军大臣、参谋总长、东部军司令官(日语:東部軍管区 (日本軍))以及近卫师团长四位将军达成一致意见[67]。政变草案主要的六个发起人计划闯入14日上午十点的内阁会议逼迫昭和天皇改变投降意见[68]。8月14日早上5点,内阁书记官长迫水久常将陆军有政变计划的消息传递到了首相官邸[69]。得知此事的首相决定立刻进宫觐见昭和天皇[70]。早上7点,阿南惟几与策划政变计划案的首领荒尾兴功一起向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征求政变的意见,但最终遭到后者的反对[70]。至此,名为“兵力总动员计划”的政变化为泡影[70]。在早上8点40分与天皇交谈后,首相确定在上午10点半召开有全体内阁官员出席的御前会议,再次请天皇“圣断”[71][70]。

1945年8月14日上午10时50分,昭和天皇再次召开最⾼战争指导会议与阁僚会议联席御前會議[4][72]。在这一次的御前会议中,昭和天皇再度向内阁以及军部成员要求“堪难堪之事,忍难忍之物”接受《波茨坦宣言》[73]。這次,昭和天皇決定親自下令,要求內閣起草《终战诏书》,准备结束战争,同时也决定采取他本人向国民尤其是海陆军官兵呼吁的方式传达投降的决定,并表示自己已经做好随时站在麦克风前的准备[73][74]。在此之前的8月8日,作为情报局总裁的下村宏曾向天皇建议亲自播送相关诏书并得到天皇的同意[75]。

起草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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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战诏书》的大綱由内阁书记官长迫水久常负责在昭和天皇1945年8月9日第一次“圣断”讲话的基础上起草[65][76]。在这次会议结束后,回到首相官邸的迫水久常就在书记官长室内开始起草《终战诏书》[77]。《诏书》草稿的第一稿是以昭和天皇在会议上的口语体写成,迫水久常只花了两三个小时就完成了这一稿,但其中开头部分就用了两个小时[78]。第一稿中前后出现了16个“朕”字,也让迫水久常觉得还是请别人来写比较好[79]。此后直到8月10日早上,迫水久常都在尝试将口语体的御言转成诏书体裁[80]。经历了10日陆军省发表“要把圣战进行到底”的布告后,迫水久常在8月11日又回到《诏书》起草的工作中[80]。由于迫水久常是用铅笔在稿纸上写成的,《诏书》第一稿在11日由山本喜代子打印成铅字稿[81]。之后,迫水久常又在铅字稿上进一步修改,将新加的文字以括号标注,部分内容则是写在另外的纸上再贴到铅字稿上[82]。如此反复打印数遍后成为了诏书汉文调第一稿[82]。完成的第一稿在12日被内阁嘱托木原通雄和小川一平(日语:小川一平)[g]传阅[83]。这两位对草稿中“相信神州不灭”这样的语句表示不满和质疑[84]。为了尽快完成诏书,迫水久常在12日晚要求秘书官内山繁将安冈正笃(日语:安岡正篤)和川田瑞穗(日语:川田瑞穂)两位汉学家请来对草稿进行修饰和校订[85]。大東亞省次官田尻愛義(日语:田尻愛義)作为迫水久常等人的密友,在13日下午也加入了拟稿团队[86]。他在读过草稿后,觉得不讲“失败”的事实以及如何面对将来,而讲“国体的维护”较为不妥,但被迫水久常以避免引发军队发生叛乱而拒绝修改[87]。两位汉学家在13日晚上11点与迫水久常会面,从专家的角度来修订《诏书》的草稿[88]。川田瑞穗在看过《诏书》草稿后就说了一句“可以”,而安冈正笃则建议将第四段最后一句改为北宋大学者张载的著名格言“为万世开太平”,并将这句话写在另一张纸上,迫水久常当场接受了安冈正笃的意见[89]。随后,安冈正笃又建议将第四段中间一句“忧思断肠”改为“五内如焚”,又将“朕忍所难忍”改为“朕义命之所存,忍其难忍”[90]。安冈正笃尤其叮嘱迫水久常无论如何不可删掉“义命之所存”,他表示“义命”[h]在此表示是“道义之上的命令”[91]。

在多位专家学者的的帮助下,迫水久常用3天时间完成了诏书的草稿并交给了铃木内阁[65][76]。然而由于8月14日上午10点50分的御前会议上昭和天皇又讲了一些之前没有讲过的话,因此这些新内容被加进了诏书草稿中[92]。下午两点开始的内阁会议上,包括首相在内的内阁16名阁僚开始审议诏书[93]。铃木贯太郎的儿子铃木一(日语:鈴木一 (農林官僚))[i]当天作为其父的“助聽器”而列席[94]。他回忆当时与会的各位所拿到的诏书副本被印在两页粗纹白纸上[95]。在审议期间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和海军大臣米内光政等人多次中途退席去应付各自部门内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的冲突[95]。阿南惟几最先在草稿第二段中间加了一句“战势日非”以表明陆军方面的不服并说“陆军绝不会失败”,之后又与米内光政就实际战况开始了争论[95]。最后米内光政让步,将“战势日非”改成了“战局未必好转”[96][97]。众人在这一句的修改上花费的时间最长,文部大臣太田耕造(日语:太田耕造)和內務大臣安倍源基(日语:安倍源基)都表示能理解阿南惟几对这句话的纠结[98]。“义命之所存”这一句最终因为与会众人都没有听说过而被修改[j],迫水久常事后对此十分懊悔[100]。对此,安冈正笃感到极度愤慨,认为内阁成员“简直愚昧无知到了极点”,此后他彻底拒绝再谈论任何关于诏书的话题[101]。此外,依照國務大臣安井藤治(日语:安井藤治)的意见,第三段中有关原子弹的表述被从“暴虐的武器”改成了“残酷的炸弹”,而第四段开头“朕”对诸国的“道歉”也被改成了“遗憾”[102]。而草稿中原本的“常奉神器与尔等臣民共在”这一句中“奉神器”的字眼被農商大臣石黑忠篤(日语:石黒忠篤)指出会招致美军注意到三神器,进而展开不必要的调查[103]。尽管荒诞,这一看法在当时仍然得到了安井藤治的赞同,最终“神器”字眼被删除[103]。同时,阿南惟几依然拘泥于文本需要体现出“护持国体”的确实性,为此最终加上了“朕兹寄信赖于可护持国体、忠良之尔等⾂民之赤诚,且于尔等臣民永在”一句[103]。

8月14日晚,经过6个小时的讨论后,内阁完成了对诏书草稿的修改和通过[65]。当晚8点左右,以日文漢文訓讀體撰寫的《终战诏书》共815个字完成起草[73]。原草稿共删除了23处,101个字,加工18处,58个字,新增4处,18个字[104]。在审议结束前,内阁总务课的理事官佐野⼩门太以毛笔在淡黄色上等日本纸上誊写了诏书的原稿[102][104]。而宫内省总务课的佐野惠作则奉命在宫内次官⼤⾦益次郎(日语:⼤⾦益次郎)的房间里将诏书誊写在奉书纸(日语:奉書紙)上作为天皇录音时的念稿[104]。外务省原计划当晚6点就宣布诏书,但此时已经到了8点,于是宫内省决定不再重写,而是将需要改动的地方用小纸条贴上后重新写字[105]。然而在这次修改过程中,还发现诏书上有句话漏抄了,于是誊写员将漏掉的文字以小字补写进诏书中[105]。

《终战诏书》的单页印刷版,附有裕仁天皇的签名和盖章[106]。

8点半,首相铃木贯太郎在木户幸一的陪同下将抄写好的诏书定稿送到皇宫,昭和天皇在诏书上簽署本名「裕仁」[107][108][109]。之后诏书被装进带有菊花纹章红盒子中送到宫内省内大臣秘书官室由秘书官在天皇的名字下加蓋御璽,旁边是日期“昭和⼆⼗年⼋⽉⼗四⽇”[108][109]。同时,昭和天皇也接受意见,将在录音时采用适当调整的最终版定稿[65]。在天皇意见下,有五处还需要改动,木户幸一于是将意见转告两位誊写员进行改正[110]。由于两人重新誊写一遍全文有800多个字的诏书各需要两个小时,会严重推迟录音的时间,同时更影响了通知同盟国日本决定接受公告的时间[105]。 当晚10点,内阁会议成员到齐后,从总理大臣鈴木貫太郎开始,內閣16大臣依次以毛笔在诏书上签字副署[111]。下村宏签完字后按照要求前往录音现场照看天皇录音的相关准备工作[112]。接近晚上11点到时候防空警报响起来了,此时最后一名内阁成员运输大臣完成了签名,诏书由此成为了一份正式生效的文件[113]。之后,庶务课的课长收到信号走进房间里,而其他待命的秘书则纷纷开始对外通知消息[113]。

外务次官松本俊一在外务省接到秘书的电话[113]。在得知诏书完成后,外务省立刻通过瑞士、瑞典公使电报给到各同盟國表示天皇将颁布接受四国宣言的《终战诏书》,同时发出官报的号外[114]。同时,庶务课的课长叫来负责公报的主任,将一份诏书抄本交给了对方供正式发表公报[115]。

录音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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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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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4日下午1点内阁会议召开后不久,日本廣播协会的幹部们被内阁官房长官叫到內閣情報局(日语:情報局)[116]。在此,会长大橋八郎(日语:大橋八郎)与国内局长矢部谦次郎被告知內閣正在考虑是使用天皇的录音还是天皇本人直接广播《终战诏书》[116]。日本广播协会得知内阁做出录音广播的决定后,准备了当时日本最顶尖的录音器材[117]。这套器材包括两台K型14答录机、两组录音放大器,马自达A型麦克风[117][118][k]。

1945年8月14日下午3点,录音小组八人抵达宮城(今皇居)御政务室,錄音班成員為包括会长在内的3名幹部和5名錄音人员[117][119]。在得知录制结束后需要将录音内容直接放给昭和天皇听阅,技术人员又将日比谷第一生命馆(日语:第一生命館)地下备用录音室内当时东京唯一一台双联录音播音机一起带进皇宫[117]。他们架设好录音环境后就开始原地待命[117]。原定于下午6点开始进行录音,但在下午5点半时内阁会议还没讨论完诏书草稿,因此录音工作延期[120]。

晚上10点55分,正当天皇为了录音而走出御文库时,来自马里亚纳基地的250架B29轰炸机接近日本本土,触发了防空警报[121]。晚上11時25分左右,昭和天皇身著陆军大元帅军服(日语:軍服 (大日本帝国陸軍)),在宫内省大臣和侍从官员的陪同下坐车来到宫内省二楼的御政务室[122][123]。这间政务室因明治宫殿被烧毁而临时由办公室改装而成,室内立有绣着狮子图案的两折金屏风,屏风前竖立着麦克风,由地毯上的电线连接到隔壁的录音机[123]。此时虽然警报尚未解除,但在宫内省防空课长松冈进次郎向东部军防空负责人藤井恒男核实没有飞机飞向东京后,决定继续录音[122]。

玉音盘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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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录制“玉音”的唱片(即“玉音盘”)是同由日本電氣音響制造的25厘米直径醋酸酯唱片(英语:Acetate disc)(纤维素涂层录音盘)[124]。这种唱片一张只能录3分钟,因此全段玉音需要使用多张唱片录制[125]。录音时,房间里除了天皇之外,只留下了宫内大臣石渡庄太郎、侍从长藤田尚德(日语:藤田尚徳)以及情报局的总裁下村宏,另有两位侍从站立在一边[123]。昭和天皇走进录音用的房间后询问应该用多大的声音来录音,下村宏答复说用平时的声音就可以[126][127]。接着下村宏向前走了走并举起戴着白手套的手示意开始录音[126][127]。第一遍录音仅用5分钟左右就完成了[126]。昭和天皇询问录音的效果,技师表示技术上没有问题但有几处声音比较低[128]。天皇也向下村宏表示这一遍的声音偏低,要求再来一遍[129]。于是下村宏用带着白手套的手示意再录制一遍[123]。第二遍录制的时候,昭和天皇的声音稍微高了一点,但有一个地方漏了一个接续词[129]。经过回放,发现第一遍录音漏念了“损失家业者之生计”的“之”字,还将“同胞互相排挤”的“排挤”、“笃守道义,坚定志操”的“坚定”都念错了[130]。情报局的第一部长加藤表示完成第二遍录音时,他清楚地发现昭和天皇双眼含泪[129]。之后,昭和天皇表示可以再录一遍[129]。负责录音的课长向技师询问再录一遍的话情况如何时,技师误以为是问第二次录音情况如何,于是回答道“这次可以了”[129]。但是几位官员都极力阻止第三次录音,认为考虑到昭和天皇的身心状态,不适合进行第三次录音[129]。此时时间已经到了11点50分,这份录音是为《大东亚战争终结之诏书》,略称为《终战诏书》[9][129]。最终天皇于凌晨12点05分回到御文库[130]。经过这两次录音,玉音盘共制作了两种版本,第一次录音共7张,第二次录音共5张[131]。整个录音工作直到次日(15日)凌晨1点左右才结束。其中,第一次录制的录音盘被定为“副盘”(也称“副本”[132]),第二次录制的录音盘被定为“正盘”(也称“正本”[132])。

日本广播协会的人在宫内省试听完两份录音后,一致同意第一份比第二份更好,并向宫内省庶务课课长笕素彦建议在午间广播时使用第一份录音[133]。这两组录音被放进金属盒中,再被装进18英寸见方的土黄色布袋内[133]。之后,录音被交给天皇的侍从(日语:侍従)德川義寬(日语:徳川義寛)藏起来[133]。德川义宽将两份玉音盤藏在皇后宮職(日语:皇后宮職)事務官室内杂物柜旁的小型金库里[134]。看到录音被交给侍从,下村宏打电话给首相官邸表示录音已经平安结束了[134]。完成后的录音计划在8月15日以“玉音放送”的形式经广播无线电播发[9]。

宫城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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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凌晨,为阻止「玉音放送」,日本陆军军官畑中健二少佐、近卫师团参谋古贺秀正(日语:古賀秀正)少佐以及椎崎二郎中佐等人来到近卫师团师团长室请求面见师团长森赳中将[135]。他们五人想说服森赳动员全师团兵力占领皇宫[130]。森赳此时正在与内弟白石通教谈话,于是允许几人在12点半见面[130]。到面见时间后,井田正孝(日语:井田正孝)中佐和椎崎二郎中佐进入师团长室,畑中健二则离开去找竹下正彦说服阿南惟几[136]。森赳向井田和椎崎二人谈起自己的人生观,并在1点10分左右表示自己可以立刻到明治神宫聆听神意[136]。井田正孝表示理解并离开后,畑中健二则走进师团长室[136]。后师团长室内发生混乱,白石通教身首分离,森赳背后中刀[136]。古贺秀正向从二楼下来的副官川崎嘉信中尉表示是他们动的手[136]。赶回来的井田正孝与参谋长水谷一生(日语:水谷一生)眼看师团长被杀,并未上前制止[136]。

8月15日凌晨1点过后,畑中健二少佐及其部下包围并占领了皇居,皇居警卫被解除武装,所有出入口均被封锁[137]。当晚,畑中健二率领的叛乱者逮捕并扣押了18人,其中包括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以及刚完成投降诏书录制工作的NHK技术人员[137][1]。此后,叛乱者试图寻找诏书录音,却因停电和对皇居房间布局的不熟悉而始终未果[1]。不过,藏匿录音的侍从长德川义宽被他们抓获[1]。畑中健二威胁要用日本刀将其开膛,但德川义宽谎称自己不知道录音的下落[138][139]。与此同时,佐佐木武上尉带队前往横滨计划暗杀铃木贯太郎和平沼騏一郎,但都落空[1]。

凌晨3点左右,畑中健二接到井田正孝中佐的通知:东部军正前往皇居制止其行动,他必须放弃叛乱计划[140][141][1]。叛乱失败后,畑中健二请求东部军参谋长高岛辰彦允许自己在NHK电台获得至少10分钟的广播时间,以便向日本民众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及背后缘由,但这一请求遭到拒绝。黎明时分,畑中健二得知皇居已被东部军控制。于是在5点前不久,他前往NHK播音室,手持手枪,绝望地试图争取广播机会以说明自身行为[142]。一个多小时后,他最终放弃,与部下军官一同离开了播音室[143]。

凌晨5点,东部军(日语:東部軍管区 (日本軍))司令官田中靜壹大将最终前往皇居了平息这场叛亂,叛乱的主要策划者大多以自杀告终[144]。

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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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朝日新闻》号外,预告当日中午12时的「重大廣播」[145]。

由于电子管供应不足,自1945年8月1日起日本全国有70%的临时廣播站停止广播[146]。而自8月14日起,广播里就开始播送次日“中午12点整将有重要事情宣布”的讯息[147]。为了保证广播覆盖,东京广播会馆将10千瓦的功率增加到了60千瓦[l][146]。同时,日本政府也对白天停电的部分地区下达了供电指示[146]。这一天原本在0点15分和7点30分播放民谣以及盂兰盆节目,都因与天皇的广播无关而被临时取消[149]。然而在上午10点30分,却又发布了自开战以来大本营的第846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战况[150]。8月15上午开始广播前,玉音带“正盘”被带到东京广播厅的会长室,而“副盘”则被带到第一生命馆(日语:第一生命館)的一間备用录音室,作为“正盘”遭遇状况后的保全策略[146]。

1945年8月15日正午12時,播音員和田信賢(日语:和田信賢)在广播中播送「現在即將有重大放送。請全國聽眾朋友起立。」[151],之后是下村宏宣布天皇将亲自对全体国民宣读重大消息的声音[147]。在播放完《君之代》后,就开始播出昭和天皇尖锐的声音[152][65]。天皇的录音播送完后,又播放《君之代》[153]。之后播音员广播表示天皇的录音已经播送完了,并表示天皇已经在前一天指示政府接受美英苏中四国的《波茨坦公告》[153]。为了确保听众能理解诏书内容,在播放完玉音后,播音员和田信贤又以常人的语调重读了诏书整篇内容[154][153]。重读完诏书后,和田信贤在广播中发布了内阁通告,谴责美国使用原子弹,以及苏联对日宣战[154]。之后播音员表示诏书奉读完毕,整个过程刚好14分钟[153]。

《终战诏书》由外务省的加濑俊一和小畑薰良翻译为英文,从下午一点起由海外局美洲部英语播音员平川唯一(日语:平川唯一)面向北美地区朗读该英文版诏书,新野宽则播报了内阁告谕摘要[155][156]。

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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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书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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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戰詔書》原本[157],現收藏於東京國立公文書館。
原文(附句讀點) 復文

朕󠄂深ク世界ノ大勢ト帝󠄁國ノ現狀トニ鑑ミ、非常ノ措置ヲ以テ時局ヲ收拾セムト欲シ、茲ニ忠良ナル爾臣民ニ吿ク。

朕󠄂ハ帝󠄁國政府ヲシテ、米・英・支・蘇四國ニ對シ、其ノ共同宣言ヲ受諾スル旨通󠄁吿セシメタリ。

抑ゝ帝󠄁國臣民ノ康寧󠄀ヲ圖リ、萬邦󠄂共榮ノ樂ヲ偕ニスルハ、皇祖󠄁皇宗ノ遺󠄁範ニシテ、朕󠄂ノ拳󠄁々措カサル所󠄁。曩ニ米英二國ニ宣戰セル所󠄁以モ、亦實ニ帝󠄁國ノ自存ト東亞ノ安定トヲ庶幾スルニ出テ、他國ノ主󠄁權ヲ排シ領土ヲ侵󠄁スカ如キハ、固ヨリ朕󠄂カ志ニアラス。然ルニ交󠄁戰已ニ四歲ヲ閱シ、朕󠄂カ陸海󠄀將兵ノ勇󠄁戰、朕󠄂カ百僚有司ノ勵精󠄀、朕󠄂カ一億衆󠄁庶ノ奉公󠄁、各ゝ最善ヲ盡セルニ拘ラス、戰局必スシモ好轉セス、世界ノ大勢亦我ニ利アラス。加之敵ハ新ニ殘虐󠄁ナル爆彈ヲ使󠄁用シテ、頻󠄀ニ無辜ヲ殺󠄀傷シ、慘害󠄂ノ及󠄁フ所󠄁、眞ニ測ルヘカラサルニ至ル。而モ尙交󠄁戰ヲ繼續セムカ、終󠄁ニ我カ民族ノ滅亡󠄁ヲ招來スルノミナラス、延󠄂テ人類󠄀ノ文明󠄁ヲモ破却スヘシ。斯ノ如クムハ、朕󠄂何ヲ以テカ億兆ノ赤子ヲ保シ、皇祖󠄁皇宗ノ神󠄀靈ニ謝セムヤ。是レ朕󠄂カ帝󠄁國政府ヲシテ、共同宣言ニ應セシムルニ至レル所󠄁以ナリ。

朕󠄂ハ帝󠄁國ト共ニ終󠄁始東亞ノ解放ニ協力セル諸󠄀盟邦󠄂ニ對シ、遺󠄁憾ノ意󠄁ヲ表セサルヲ得ス。帝󠄁國臣民ニシテ、戰陣ニ死シ、職域ニ殉シ、非命ニ斃レタル者󠄁、及󠄁其ノ遺󠄁族ニ想ヲ致セハ、五內爲ニ裂ク。且戰傷ヲ負󠄂ヒ、災禍󠄀ヲ蒙リ、家業ヲ失ヒタル者󠄁ノ厚生ニ至リテハ、朕󠄂ノ深ク軫念スル所󠄁ナリ。惟フニ今後帝󠄁國ノ受クヘキ苦難󠄀ハ、固ヨリ尋󠄁常ニアラス。爾臣民ノ衷情󠄁モ、朕󠄂善ク之ヲ知ル。然レトモ朕󠄂ハ時運󠄁ノ趨ク所󠄁、堪ヘ難󠄀キヲ堪ヘ忍󠄁ヒ難󠄀キヲ忍󠄁ヒ、以テ萬世ノ爲ニ太平󠄁ヲ開カムト欲ス。

朕󠄂ハ茲ニ國體ヲ護持シ得テ、忠良ナル爾臣民ノ赤誠󠄁ニ信倚シ、常ニ爾臣民ト共ニ在リ。若シ夫レ情󠄁ノ激スル所󠄁、濫ニ事端ヲ滋󠄁クシ、或ハ同胞󠄁排擠、互ニ時局ヲ亂リ、爲ニ大道󠄁ヲ誤󠄁リ、信義ヲ世界ニ失フカ如キハ、朕󠄂最モ之ヲ戒ム。宜シク擧國一家、子孫相傳ヘ、確ク神󠄀州ノ不滅ヲ信シ、任重クシテ道󠄁遠󠄁キヲ念ヒ、總力ヲ將來ノ建󠄁設ニ傾ケ、道󠄁義ヲ篤クシ、志操ヲ鞏クシ、誓テ國體ノ精󠄀華ヲ發揚シ、世界ノ進󠄁運󠄁ニ後レサラムコトヲ期󠄁スヘシ。爾臣民、其レ克ク朕󠄂カ意󠄁ヲ體セヨ。

Hirohito (Privy Seal)
昭和二十年八月󠄁十四日

朕深鑑世界之大勢與帝國之現狀,欲以非常之措置收拾時局,茲告爾忠良臣民:

朕使帝國政府,對美、英、中、蘇四國,通告受諾其共同宣言之旨。

抑圖帝國臣民康寧,偕萬邦共榮之樂者,皇祖皇宗之遺範,朕之所拳拳不措。曩所以宣戰美英二國,亦實出於庶幾帝國自存與東亞安定;如排他國主權、侵領土者,固非朕志。然交戰已閱四歲,不拘於朕陸海將兵之勇戰、朕百僚有司之勵精、朕一億眾庶之奉公,各盡最善,戰局未必好轉,世界大勢亦不我利。加之敵新使用殘虐爆彈,頻殺傷無辜;慘害所及,真至不可測。而尚繼續交戰,終不僅招來我民族之滅亡,延而可破卻人類文明。如斯,朕何以保億兆赤子,謝皇祖皇宗之神靈哉?是朕所以使帝國政府應於共同宣言也。

朕對與帝國共終始協力於東亞解放之諸盟邦,不得不表遺憾之意。致想帝國臣民,死於戰陣、殉於職域、斃於非命者,及其遺族,五內爲裂。且至於負戰傷、蒙災禍、失家業者之厚生,朕所深軫念也。惟今後帝國可受之苦難,固非尋常。爾臣民之衷情,朕善知之。然時運所趨,朕堪所難堪、忍所難忍,欲以爲萬世開太平。

朕兹得護持國體,信倚爾忠良臣民之赤誠,常與爾臣民共在。若夫情之所激、濫滋事端,或如排擠同胞、互亂時局,而爲誤大道、失信義於世界,朕最戒之。宜舉國一家,子孫相傳,確信神州不滅,念任重而道遠,傾總力於將來之建設,篤道義,鞏志操,誓發揚國體精華,可期不後於世界之進運。爾臣民,其克體朕意矣!

御名 御玺

昭和二十年八月十四日

《终战诏书》原文在时任内阁书记官长以及两位汉学家的执笔下,经过内阁官员及秘书的集体讨论创作而成[18]。这份文本被认为篇幅短小,惜字如金[18]。尽管一直都被视作是日本天皇的投降书,但这份文本全文却并没有一个“投降”的字眼[158]。在1945年8月17日的新内阁就任讲话中,東久邇宮稔彥王也未将这一事件称“战败、投降”,而称为“终战”[159]。“终战”的意思只是终止战争,是“不打了”,而不是“投降”,更不是“无条件投降”[160]。而诏书本身就是裕仁以天皇身份向日本军民发布的命令,而非给中美英苏四国《波茨坦公告》的答复[160]。虽然这份诏书的本质是昭告臣民放弃抵抗、按要求投降,但在文字表面上却被认为呈现出对天皇的颂扬之意[158]。经过巧妙修饰,这份文书被认为以东方社会的高语境特点,既对外表明投降的态度,也对内富含激励军国主义在未来重新崛起的政治期盼[158]。

对战争责任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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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首段通过“朕深鑑世界之大勢與帝國之現狀”来表明天皇对当时日本所面临的同盟国在反法西斯战场节节胜利、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势力已经战败投降这一世界大势,以及美国即将登临日本本土进行作战和已经有两座城市遭到原子弹打击的日本现状有深刻认识及明确的判断[158]。在考虑与同盟国相比力量悬殊、胜利无望的情况下,作为日本天皇再一次考虑“收拾”可能被彻底毁灭的“时局”,“采取非常之措施”,也就是打算接受《波茨坦公告》,强调是“天皇”通过“圣断”来结束的战争[158][161]。但为了保全脸面,天皇自己不出面投降,只是昭告“尔等忠良臣民”自己“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盟国来表达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意愿[158]。开篇就通过“朕”和“尔等忠良臣民”来宣示主客体关系以及鲜明的等级、尊卑关系[158]。通过“饬令”来表现是天皇本人扮演了决策“终战”的角色,从而给日本政府下达命令[158]。而“通告”——“接受”这一词汇组合与前面的“饬令”一起构成了天皇自上而下对日本政府,日本政府自上而下对盟国的两套高低关系,凸显出在终结战争这一行动上,天皇与日本政府对盟国的两高一低不对等关系[158]。

在“抑圖帝國臣民康寧,偕萬邦共榮之樂者,皇祖皇宗之遺範,朕之所拳拳不措”这一句中,一边颂扬天皇的功德是谋求日本帝国臣民享受“康宁”,并带同其他国家“共荣”[158]。此处的“共荣”被认为就是指作为天皇的祖宗“遗范”,为历代天皇念念不忘的“大东亚共荣圈”[158]。而“曩所以宣戰美英二國,亦實出於庶幾帝國自存與東亞安定;如排他國主權、侵領土者,固非朕志”这一句更是直接推脱天皇的罪责,表示1941年12月8日天皇向英美发布的《宣战诏书》的根本原因是为了“帝國自存”和“東亞安定”,由此将战争的性质定为“自存”和“自卫”[m][158]。还表示排斥他国主权以及侵犯他国领土不是天皇本人的志向和追求,进一步将天皇发动的这场战争描述为正义的战争[158]。由此通过类似迫不得已的语气来将发动战争的责任推给他方[158]。而在“曩所以宣戰美英二國”这一句可以看出,日本方面在诏书中只提英美两国,刻意排除了中国和苏联的存在,直接忽略对中国的侵略,其意图是将战争时间限定在1941年之后[158][163]。只提英美两国,不光是因为日本声称曾颁布诏书向英美两国正式宣战,还通过宣传英美有“助长东亚祸乱、借和平的名义妄图称霸东洋”的野心,来构建对日本帝国的存亡危机事态[164]。这样的表述排除了1931年之后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以及对亚洲其他国家的侵略战争,被认为直接抹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战争的性质[160]。结合《宣战诏书》中指责“重庆残存政权,恃美英之庇荫,兄弟阋墙,罔知悔改”的内容,终战时的诏书被认为是阐述昭和天皇站在道德制高点(英语:Moral high ground)以救世主的心态,目的是为了实现祖宗的追求以及帝国的荣耀[165]。这些说辞被认为实质上将日本的侵略行径美化为造福四方,有着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想法[165]。

原子弹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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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段中,“然交戰已閱四歲,不拘於朕陸海將兵之勇戰、朕百僚有司之勵精、朕一億眾庶之奉公,各盡最善,戰局未必好轉,世界大勢亦不我利”[165]。这里的“交戰已閱四歲”更进一步说明这份文书将战争定性为从1941年12月8日向英美宣战到1945年8月这近4年的时间内[165]。接下来则用“陆海将兵勇敢善战……”这样的说辞来赞美战争中日本的将兵、百官以及百姓,被认为无意中又一次显露出天皇不承认侵略战争性质的嘴脸[165]。而由于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才让天皇对局势有了“世界大势不利于我”的判断[165]。此后一句“加之敵新使用殘虐爆彈,頻殺傷無辜;慘害所及,真至不可測”,以及后一句“而尚繼續交戰,終不僅招來我民族之滅亡,延而可破卻人類文明”,通过指责美军向日本投放“新型爆弹”[n],并表明该爆弹巨大的威力给日本带来了超出预期的惨痛代价[165]。又通过强调身为“敌”的盟军,所使用的杀伤性武器之“残虐”,与以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者为了防备“民族之滅亡”形成对比[167]。进一步突出了原子弹的杀伤力,以及天皇是出于对军民的仁爱而选择终战[167]。但研究指出,实际上到最后时刻,日本政府最高层中的投降派和实际倒向投降派的天皇也没有完全放弃继续战争的想法[168]。日本方面直到确定投降时,依然有坚持本土决战这一想法的这一举动,被认为就是行“破卻人類文明”之实[167]。

虽然“如斯,朕何以保億兆赤子,謝皇祖皇宗之神靈哉?是朕所以使帝國政府應於共同宣言也”这两句不仅表达了天皇对继续作战的担忧是因为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黎民,也再次表现了天皇对战争形势以及未来的判断,因此才有“是朕所以使帝國政府應於共同宣言也”[165]。而在第四段开头的“朕對與帝國共終始協力於東亞解放之諸盟邦,不得不表遺憾之意”中,这位天皇依然不忘像是满洲国和汪精卫政权这样的日控“諸盟邦”,以“遗憾”来表达对无法实现共荣的感受[165]。这一表述被认为从昭和天皇看来之所以提出“终战”,是因为敌方已经使用了“殘虐爆彈”,若日本继续作战将导致民族灭亡,同时也会破坏人类文明[165]。以此更进一步证明昭和天皇对“终结战争”的“圣断”之明智,同时表达了如果日本因继续战争而导致民族灭亡,甚至将这一结果对标对人类文明造成的破坏[165]。整段被认为是在美化侵略行径,并将战争结束的原因归结为敌人的残暴和天皇的仁慈[165]。

颂扬战争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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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段中“致想帝國臣民,死於戰陣、殉於職域、斃於非命者,及其遺族,五內爲裂”表达天皇对战争遇难者和遗属的关怀,被认为是将天皇装扮为一个具有仁爱之心的悲情角色[165]。接下来在“且至於負戰傷、蒙災禍、失家業者之厚生,朕所深軫念也”和“惟今後帝國可受之苦難,固非尋常”两句中,不仅表达天皇对战争中的三类人以深切关怀,还又一次表达他做出了“非寻常”的判断是因当下“帝国所受之苦”[165]。这一段最后一句“然時運所趨,朕堪所難堪、忍所難忍,欲以爲萬世開太平”是本段文本的关键[165]。这句话表示天皇之所以“堪所難堪、忍所難忍”,就是为了“爲萬世開太平”[165]。“爲萬世開太平”这句原出自北宋理学家张载的《横渠语录》,原义是表示“为万世开拓太平基业”[169]。但在本文中,这句被认为代指上文的“萬邦共榮”之帝国梦想,也就是日本建立在以血腥杀戮实践之上的那个“大东亚共荣圈”之梦[165]。

由于日本自古信奉神道,认为万物皆有灵,而被尊为国教的神道教也反过来成就了日本的天皇制,将天皇塑造为“万世一系、神皇一统”[170][171]。如果否定了天皇万世一系的历史观念,也就否定了天皇,进而否定了整个日本,这使得日本被认为永远无法在国际社会中站起来[172]。除此之外,由于受儒家文化圈的影响,日本又十分看重“忠”的价值观,崇尚服从上级,主张个人与集体高度一致且反对个人在集体中的“与众不同”[171]。因此在日本文化中不分是非善恶的前提下,尽管是侵略的一方、只要死于战场就是忠于国家,死后就能成为神[171]。在日本天皇看来,“死於戰陣”或其他因战事而死的人都是为国捐躯者,理应受到怀念的祭拜[173]。身为天皇尚不分善恶,将侵略战争表述为“自存”、“自卫”的正义之战,将战争失败归咎为“時運所趨”,其臣民更无法明辨是非[174]。由此,“朕堪所難堪、忍所難忍,欲以爲萬世開太平”一句被认为从侧面反映出为何不少日本政要和民众在战后参拜供奉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173]。同时也是这份诏书所流露出的日本天皇号召国民“这是遭遇一时的挫折,要隐忍、以图谋再起”的心态[173]。这一心态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右翼势力崛起,以及日本政治右倾化的伏笔[173]。

在最终段里,“朕兹得護持國體,信倚爾忠良臣民之赤誠,常與爾臣民共在”被认为明确的表达了因为天皇制国体的保留,战争才得以结束[18]。从日本与同盟国之间的交涉中可以了解到正是由于同盟国在《波茨坦公告》中对保留天皇的问题进行了弹性处理,从而促使日本方面最终答应投降[18]。

反应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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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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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内及日军控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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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4日夜,在昭和天皇开始录音的同时,日本国内当时各大报纸的记者也被召集到首相官邸地下的防空洞[6][134]。他们每人都收到了一份用以刊登在第二天报纸上的全文《终战诏书》,同时也被告知不可在第二天,也就是8月15日中午《玉音放送》结束前将相关信息刊登和发布出去[6]。

8月15日上午10点半左右,天皇侍从德川义宽将一台美制RCA收音机带到大本营附属室,昭和天皇从11点起参加在这里召开的枢密院正式会议上审议终战诏书,并在隔壁的休息室里收听自己的玉音广播[175][176]。韩国王室第27代世子李垠与世子妃方子则在离皇宫不远的赤坂李王公馆内收听广播[177]。日本皇室成员高松宫与喜久子妃以及卧病在床的秩父宫与势津子妃(日语:雍仁親王妃勢津子)一起在富士山东南的御殿场秩父宫离宫内收听广播[153]。闲院宫因刚升任坦克第4师团长,正准备向上司上村利道(日语:上村利道)述职,于是在埼玉县浦和市的第36军司令部收听了广播[178]。贺阳宫由于在陸軍大學校任校长而没有听清这次广播,但在广播结束后他将教职员工召集到礼堂并告诉众人不要轻举妄动[179]。东久迩宫则是在多摩川别墅里以立正姿势收听了广播[179]。贞明皇太后在赤坂离宫后面地下二层防空洞一个日式房间内独自收听了玉音放送[180]。

日本戰俘正在收聽玉音放送[181]

然而当时日本政府统治下各地区以及世界各国媒体对终战的过程报道各有差异[182]。其中冲绳地区因被美军占领,电台悉数被炸毁而并未收到广播讯息[182]。当天的报纸也仅刊登了相关报道,未刊登诏书全文[182]。朝鲜地区由于媒体较为发达,不仅有同步广播收听,还有朝鮮放送協會等外地廣播機構轉播朝鲜语版广播,当天下午配送的报纸也同步刊登了诏书[182]。台湾地区虽然由臺灣放送協會同步转播广播,但当时作为全岛唯一报纸的《台湾新报》直到16日才刊登出诏书全文[182]。据毓嶦回忆,听到广播里播放日本投降的消息时,满洲国皇帝溥仪已经从长春出逃,正在通化郊外的大栗子沟休整中[183]。由于不懂日文,溥仪于是叫来了溥杰进行翻译,了解情况后两人哭作一团,溥仪还边朝东北给天皇下跪叩头,边自责没有替天皇管好满洲国[183]。处于汪精卫政府控制下的地区虽然在8月10日就得悉日本向四国发出了乞降照会,上海等地从11日起就已经有市民开始庆祝,部分效忠于日本方面的政府人员,如周佛海和金雄白等开始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忧虑[184]。但是在部分城市如南京、北京以及天津等地,日本投降的消息遭到日军的压制,信息的传播一时被中断[185]。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8月10日晚接到大本营《大陆令第1378号要点电报》,要求关东军对苏作战、守卫朝鲜[186]。8月11日,他在接到阿南惟几和梅津美治郎《陆机密电报第61号》并得知乞降照会的消息后,考虑在山东东部集结日军海陆兵力,以烟台和青岛为根据地形成独立占领区继续作战[186][187]。而同盟国方面与日军对峙的珲春、东宁等17个要塞仍旧发生激烈的战斗[186]。其他日占区中小城市也因消息封锁,直到15日之后才知晓日本投降的消息[187]。日占区有开店的日本民众在收听《玉音放送》广播时选择下跪在店门口[188]。

《玉音放送》结束后的8月15日下午,铃木贯太郎内阁宣布总辞职[189]。枢密院长平沼騏一郎与木户幸一商议后推荐身为皇室成员的東久邇宮稔彥王继任首相[189]。日本政府在8月15日晚间的广播以及16日发行的报纸上都发表了关于“终战”的内阁告谕[189]。大本营于8月16日下午4点向所有部队发出停战命令[189]。满洲以及库页岛地区与苏联军队作战的日军在停战命令发出后仍旧负隅顽抗了一周时间[189]。

日本民众对天皇诏书的反应各不相同。《终战诏书》全文是以日語的漢文訓讀體写成,當時天皇宣讀時,大部分日本庶民難以理解其內容[181]。由于广播传输质量低劣,加之天皇使用的宫廷正式用语,导致民众理解更加困惑[190]。东京皇居外聚集了大批哭泣的民众,其间不时夹杂着军官自尽的枪声打断悲泣[191]。据记载在美军于8月28日正式登陆日本本土之前,因战败⽽⾃杀的不到600⼈,军队有527⼈,其中陆军394⼈、海军126⼈、护⼠3⼈,还有4⼈单位不明;另外有属于超国家主义的39名极端分子选择自杀,也就是说自杀总数不到700万军人的万分之一,而这其中包括37名将军[192][189]。已经于8月10日被调任第三航空舰队司令的宇垣纏在听过玉音放送后,依然带领第五航空舰队大分基地的11架彗星舰爆,向冲绳发动了最后一次特攻[193]。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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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4日下午,日本决定接受四国所提出投降条款的消息就传到了中國当时的陪都重庆[194]。各大报纸纷纷以号外的形式传播这一消息,如《新华日报》就发号外称“日本已经接受了盟方所提投降条款”[194]。这天晚上,新华社也通过塔斯社以及其他西方通讯社得知日本天皇将在15日中午向全体日本军民广播宣布投降[195]。15日凌晨,时任國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吳國楨接到贝尔纳斯约定于重庆时间凌晨7点由中美英苏四国同步对外公布日本正式无条件投降的消息[194]。于是在7点的时候由国民政府外交部正式发布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并公开了日本政府致四国政府的投降电文[194]。当天《解放日报》头版刊发新闻“美苏英中四国宣布日寇接受无条件投降”[195]。各抗日根據地群众为这一消息欢呼庆贺[195]。然而陈云在当天的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议上表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一定是要打内战了[196]。这一担忧是当时中共高层的普遍认识[196]。

8月15日中原時間上午10点(《终战诏书》广播发出前一个小时[197]),时任國民政府主席、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蒋中正通过中央广播电台发表了题为《抗戰勝利告全國軍民及全世界人士書》的演说[182]。

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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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到投降广播的前一天,苏联方面和其他四国一样已经收到日本方面关于停战的电报[198]。但驻扎通化的关东军司令部在接到大本营的电报并收听到投降广播后,并没有立即停止军事行动[199]。虽然8月16日午夜,关东军遵照昭和天皇的训示想苏军正式提出停战交涉,但出于希望获得更大的占领地以及更多的战后利益的情况下彻底洗刷日俄战争失败的耻辱,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却答复日军应当在8月20日12时之后停止战斗行为[200]。于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部8月16日在《真理报》上发表声明表示当下关于日本投降的公告仅是一个“关于无条件投降的一般性宣言”,而并没有包含“向武装部队发出停止战斗行动的命令”,只有当日本天皇命令自己的武装部队“停止战斗并主动放下武器”,且该命令在战场上切实执行时,才算日本武装部队的投降[199]。有鉴于此,8月17日的苏联远东第一方面军旗下第一和第五集团军攻占了牡丹江,并俘获日军4万多人[199]。同时,第二十五和第三十五集团军分别攻占图们与勃利[199]。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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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当地时间8月14日下午4点05分,贝尔纳斯得到美国驻瑞士公使(英语:List of ambassadors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Switzerland and Liechtenstein)哈里逊(英语:Leland B. Harrison)的答复称“日本已经投降”[201]。当晚6点,瑞士驻华盛顿公使(英语:Embassy of Switzerland, Washington, D.C.)正式将日本方面的答复交给贝尔纳斯[201]。晚上7点,杜鲁门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媒体和记者正式宣布收到日本的投降答复,并宣布15日和16日为庆祝日[202]。据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回忆,当时报大厦的电子公告栏上出现“杜鲁门宣布日本投降”的字样时,整个现场“瞬间陷入狂热”、“整个大都会的激情如原子能一般爆发”[203]。当时有近千人在庆祝活动中因伤接受治疗,官方派出了1.4万名警察和空袭警戒民防队员以及超过1000名海岸巡防队员镇压人群中过激的庆祝行为[203]。

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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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音放送》传到巴西后,给在巴西的日本侨民带来了巨大的冲击[204]。与日本本土民众在震惊之余接受事实的做法不同,巴西日侨社会内部围绕日本在战争中到底是胜是负这一争论,形成了以“臣道联盟”为代表的“战胜派”,和由少数有识之士组成的“战败派”两大派系[204]。“战胜派”在战后通过报刊杂志和广播等方式在日侨群体中不断传播日本战胜的谎言来否定战败事实,并逐步获得了绝大部分日侨的信任[205]。面对致力于推动“时局认识运动”以正视听的“战败派”,“战胜派”不惜疯狂反扑,并暗杀对方派系领袖[206]。两派的斗争升级为流血冲突,并造成了巴西日侨社会的分裂和骚乱[207]。

日本正式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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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驻日美军最高司令长官麦克阿瑟(左)会面的日本昭和天皇裕仁(右)[208]

1945年8月16日,東久邇宮稔彥王拜见昭和天皇以受命组建新内阁[209]。之后就在被任命为盟军接受日本本土投降的最高指挥官、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要求下派人前往马尼拉接洽投降相关事项[210][211][212]。在美方的坚持下,第3舰队部分舰只于8月27日进入相模湾[211]。作为先遣部队的第11空降师在第二天开始进驻日本本土[213]。之后,各国受降代表于8月31日前后抵达横滨[214][215][216]。

9月2日,日本派出一支由外务大臣重光葵和陆军总参谋长梅津美治郎带队的11人代表团,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海军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与同盟国受降代表签署投降文件[217][218]。

后世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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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人们往往把昭和天皇在1945年8月15日以“玉音放送”形式发表的诏书视为日本投降的标志[219]。《终战诏书》中的语气、措辞,回避了“战败”、“投降”的字样,而采用“终战”這個暧昧不明的标题历来备受争议,导致日本究竟是“投降”还是“终止战争”、數十年后“日本是否完全履行无条件投降的要求”等議題一直存有争议[220][221][222]。但昭和天皇在《终战诏书》中明确表示接受《波茨坦宣言》的無條件投降要求,加上日軍《降伏文書》中也提到了投降內容,因此同盟四国(美、英、中、蘇)官方均接受了《终战诏书》[223]。

二战结束后,在日本和西方,主流观点更愿意将日本投降的首功归结于美国实施的原子弹轰炸[40]。其原因主要是一方面是美国希望将功劳归于自己;另一方面日本也想因此弱化当局的战争责任,与《终战诏书》中天皇因不希望老百姓再受杀戮而选择终战的说法相合[224]。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長谷川毅教授认为苏联参战、入侵满洲在促使日本投降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225][226]。然而,美國戰略轟炸調查團曾一度认为即使不投放原子弹、不实施对日本本土的登陆作战、苏联也不出兵远东,日本最早在1945年11月1日之前,最晚1945年12月31日就一定会投降[227]。

筑波大学历史与人类学系助理教授千本秀树指出,这份《终战诏书》“并未承认战争的失败”[o],“没有提及对中国的侵略”[p],与其说是失败宣言,不如说是“天皇制度延续的声明”[q][163][230]。由于全文没有提到“战败”和“投降”,因此埋下了战后日本人对于战争历史错误认识的伏笔[219][160]。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周婉窈主編的《台籍日本兵座談會記錄》收錄一篇「櫻特攻隊」的訪問稿,受訪的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第三期生盧永發說,《玉音放送》當日,許多日本軍人從收音機聽到天皇「御音」的投降宣告,個個痛不欲生、抱怨失去獻軀機會,而放聲大哭;盧永發說,當時他在宜蘭櫻特攻隊基地擔任整備兵,他與其他整備兵卻覺得莫名其妙,「是憂?是喜?一時失去了綁身的枷鎖,卻像也失去重心的感覺;不得不佩服日本忠君愛國教育的成功。」[231]

而源自《终战诏书》的“终战史观”也被认为在战后的日本国内引发了右翼势力崛起后包括历史教科书事件、美化侵略行径以及与周边邻国的紧张关系[14]。日本右翼的“终战史观”,其基本观点包括:愤恨于对美开战、回避反省侵华战争、否认侵略和殖民罪行、强调自存自卫等,这些观点均可以在《终战诏书》文本中找到对应的源头[232]。

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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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仁发表《玉音放送》后,日本举国上下陷入恐惧和悲哀交织在一起的精神溃败中[233]。日本天皇向来被日本国民视作人间之神,其声音,也就是“玉音”从未对公众公开过[234]。以人声说话而被认为从令人畏惧的可怕力量变成普通人的天皇让日本民众失望,天皇的神性印象也在日本国民心中开始动摇[233]。一时间甚至出现了有关天皇退位以及天皇制存废的争论[235]。在盟军占领日本后不久,以麦克阿瑟为首的占领当局为了贯彻华盛顿的冷战策略,煞费苦心对裕仁进行形象包装以保住天皇制,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举措就是发布《人間宣言》将天皇赶下神坛和让裕仁走向人间[236]。

玉音盘在播送后长期收藏于兼具防空设施的昭和天皇居所御文库,后转移至三之丸尚藏館,继而存入宫内厅仓库[237][238]。据推测,录音因反复播放与复制导致音质逐渐劣化[237][239]。

玉音盤實體「正盘」共五張,被歸類為天皇的個人財產,由宮內廳负责保管[237]。2014年底,宮內廳对保存的五张《玉音放送》唱片原盘进行了数字转录制作[240]。这次转录时,人们发现有几张唱片仅有轻微变形,仅靠放上唱针即可顺利播放,其中就包括当时实际用于广播的一组两张碟;有一张则已经损坏严重,完全无法提取音频[124]。在此之前,公众在媒体上所听到的录音并非来自玉音盘的原声,而是战后第二年駐日盟軍總司令部下令制作玉音盘複本时由NHK的工作人员额外制作的一份拷贝[237][241][242]。据宫内厅介绍,这份人们经常在电视等媒体上听到的版本长度达多在4分41秒至4分43秒[239]。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这份拷贝的播放速度逐渐变慢,导致听起来比昭和天皇本人的真实声音更低沉和沉闷[239]。為紀念二次大戰結束70週年,宮內廳應皇室成員提議开始了《玉音放送》的數位修復工程,并于2015年8月1日公开原盘及修复音频[239][243]。这次从原盘播出的音频长度仅为4分30秒,比此前的版本要短10秒以上[239]。与此同时,人们在保存《玉音放送》的录音盘罐子中发现了一张收錄昭和天皇在1946年5月針對糧食問題談話的唱片,也一併公開[244][243]。借此契机,御文库防空洞自1965年以来首次公开其内部照片与影像资料[245][246]。在此之前的6月30日,时任天皇明仁、皇后美智子、皇太子德仁親王以及秋筱宫文仁亲王四人已听过修复后的音频[237][240]。Niconico動畫在日本时间2015年8月15日中午12点整(《玉音放送》70年后)再次放送玉音[247]。

《玉音放送》的錄音及播出過程被改編成日本電影《日本最长的一日》,於1967年上映[248]。及後,重新改編版本《日本最漫長的一天》也在2015年上映[248]。

其他“玉音放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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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11日東日本大震災後,時任天皇明仁於同月16日發表電視演講(日语:東北地方太平洋沖地震に関する天皇陛下のおことば),此演講有人稱為「平成的玉音放送」[249]。2016年8月8日,明仁再透過電視談話委婉表達希望生前退位的意願,也被人称为“平成玉音放送”或“第二次的玉音放送”[250][251]。

玉音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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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媒体放出了一组有关民众收听《玉音放送》时崩溃流泪的照片,这批照片被称为“玉音写真”(玉音写真)[252]。日本学者佐藤卓己(日语:佐藤卓己)经过详细考察后发现,这组照片属于被媒体半捏造出来的[252]。其中有部分照片并不是在《玉音放送》当时拍下的,而是在战争中完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情景下拍摄的,而另有一部分则是在被拍摄民众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拍摄后强行与《玉音放送》扯上关系的[252]。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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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由首相、外相、陆相、海相、总参谋长和军令部总长六名内阁成员参会,也可根据需要将其他阁僚加进会议[4]。
  2. ^ 专指由日本天皇所做出的决断[5]。
  3. ^ 正式而言,《终战诏书》是首次玉音放送,但1928年(昭和3年)12月2日的大礼观兵式上,曾发生广播麦克风意外拾取到昭和天皇原声并播出的插曲。数日后,宫内厅以“播送天皇原声有所顾忌”为由封存了该录音。[11]
  4. ^ 字面意思是极其珍贵的声音[15],原指中国皇帝的声音,后引入日语语境[16]。
  5. ^ 东乡茂德认为《波茨坦公告》中所透露出来的味道不同于以往的“绥靖”策略,而是包含了美国民众的厌战情绪,甚至觉得有部分美国民众认为不该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31]。
  6. ^ 由近衛第1師團与木户工兵队在御文库(日语:御文庫)旁望岳台下面建造的地下室,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经常在此召开[48]。
  7. ^ 时任银座战时生活洽谈所的常务理事,与迫水久常是高中同班同学[82]。
  8. ^ 出自《左传》成公八年:“信以行義。義以成命”[91]。
  9. ^ 时任总理秘书官(日语:内閣総理大臣秘書官)[93]。
  10. ^ 众人现场在《汉和辞典》上没有查到“义命”一词,因此接受國務大臣安井藤治(日语:安井藤治)的意见改为“时运之所趋”[99]。
  11. ^ 然而根据音响博物馆的记载,当时录音采用的设备是日本電氣音響(Denon(日语:デノン)前身)自制的便携式唱片錄音機「DP-17-K」[117]。
  12. ^ 其他发射台似乎也尽可能的提高了广播输出功率[148]。
  13. ^ 在《宣战诏书》中也有“为生存与自卫计,惟有毅然奋起”等相关表述[162]。
  14. ^ 当时日本媒体不了解原子弹是什么,因此将其称为“新型爆弹”[166]。
  15. ^ 原文:敗戦の認識がない[228]
  16. ^ 原文:中国に対する侵略については、一切ふれられていない[228]
  17. ^ 原文:天皇制継続宣言なのであった[229]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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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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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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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页、新闻
期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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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侯有前. “剑外忽传收蓟北”:日本投降消息在中国的传播及反响. 山东社会科学 = 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2025, (6): 18-28. ISSN 1003-4145. doi:10.14112/j.cnki.37-1053/c.2025.06.012 (中文(中国大陆)). 
  • 李浩宇; 王作成. 论《终战诏书》中的“真至不可测”. 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5, 16 (1): 153-156. ISSN 2095-0292. doi:10.3969/j.issn.2095-0292.2025.01.026 (中文(中国大陆)). 
  • 宋成有. 有关日本战败投降的几个问题.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Journal of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5, 42 (5): 28-37. ISSN 1000-5315. doi:10.13734/j.cnki.1000-5315.2015.05.003 (中文(中国大陆)). 
  • 宋成有. “终战史观”评析:战后日本右翼史观揭底. 日本问题研究 = Japanese Research. 2019-06, 33 (3): 27-38. ISSN 1004-2458.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9.03.004 (中文(中国大陆)).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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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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