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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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6日，德國學生會（德語：Deutsche Studentenschaft）的學生在德國納粹黨的組織下在位於柏林貝多芬街（Beethovenstraße）的性學研究所前遊行

性學研究所（德語：Institut für Sexualwissenschaft）是1919年至1933年間位於德國柏林蒂爾加滕的早期私立非營利性學研究所，也是世界上第一個性學研究機構[1][2][3]。

性學研究所由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創建。他自1897年以來一直負責運營德國科學人道委員會。此委員會以進步與理性的理由呼籲社會包容LGBT人士並且促進LGBT權益，還曾出版年度刊物《中間類性別年鑑（英語：Jahrbuch für sexuelle Zwischenstufen）》；此刊物刊載有關性取向和性別少數人群的科學文章[4]。赫希菲爾德在研究所內設立了一個以性別、同性愛（英語：Homoeroticism）與色情為主題的圖書館[5]。

性學研究所是研究和治療性別與性取向相關領域的先驅，其涉及到的主題包括同性戀、跨性別與間性人。此外，研究所還為公眾提供包括戒酒治療、婦科檢查、婚姻咨商、性治療和性病治療、避孕等各類服務，並向公眾和專業人士普及相關知識[6]。

性學研究所的檔案於1933年的納粹黨焚書事件中被毀於一旦。1930年代納粹黨掌控德國後，為了加強對公眾言論的管控，納粹青年團將性學研究所及其圖書館全部摧毀，在街頭將其書籍文件全部付之一炬[7][8]。

起源和目的[編輯]

《同性戀生活》（德語：Vita homosexualis），1902年的奧古斯特·弗萊施曼（德語：August Fleischmann）關於第三性別和反對德國刑事法第175條的科普冊子合集，於1933年5月6日被納粹黨沒收

性學研究所由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與其合作者阿瑟·克朗菲爾德（英語：Arthur Kronfeld）和弗里德里希·韋爾泰姆（Friedrich Wertheim）所創立。克朗菲爾德曾是知名的心理治療師，後來在夏里特醫院當教授，而韋爾泰姆是一名皮膚科醫師[9][10][11]。1919年7月1日，性學研究所成立，赫希菲爾德在研究所的開幕儀式上發表演講[9]。6日，研究所正式開業[12][13]。

性學研究所的主樓位於柏林蒂爾加滕區，由赫希菲爾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從普魯士自由邦政府處購得[14][15]。1921年，毗鄰另一座建築被買下，為研究所提供了更多空間[16]。

除了運營和維持一座研究圖書館和一座龐大的檔案館外，性學研究所還擁有專門的醫學、心理學和民族學部門，以及一個婚姻和性健康諮詢辦公室[17]。另外，性學研究所內還設有性文物和工藝品博物館、體檢室和報告廳[9][18]。性學研究所在開張的第一年內為3,500人提供了約18,000次諮詢服務[9]。研究所常免費為訪客提供建議[19]，還為較貧困的訪客提供免費治療[20]。據赫希菲爾德稱，研究所在第一年內舉辦了約1,250場講座[21]。

此外，性學研究所還倡導性教育、避孕、治療性病和婦女解放。在性學研究所的樓上刻有拉丁文「per scientiam ad justitiam」（即「通過科學走向正義」）的字樣[22][23]。這是赫希菲爾德本人的座右銘，也是德國科學人道委員會的口號[8][23]。

組織[編輯]

性學研究所由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基金會資助；該基金本身則由私人捐款資助[15]。在不同時間曾與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一同在性學研究所工作的人包括[24]：

還有一些人為研究所處理各種內部事務[24]。包括赫希菲爾德和吉斯在內的一些人不單白天在研究所內工作，晚上也住在所內[15]。性學研究所的附屬團體在所內設有辦公室。這些附屬團體包括德國科學人道委員會、海倫·斯托克的德國保護母親與性改革協會（德語：Deutscher Bund für Mutterschutz und Sexualreform）以及世界性改革聯盟（WLSR）[28][17][15]。WLSR被稱為研究所的「國際面孔」[29]。1929年，赫希菲爾德於威格莫爾音樂廳主持了WLSR第三次國際大會[30][31]。他在演講中說：「基於科學的性衝動是唯一一套可靠的道德體系。」[22]

研究所中設有性生物學、病理學、社會學、民族學等部門。研究所還為研究和實踐醫學制定了相等比例的計劃；但到了1925年的時候，研究所因缺乏資金而不得不削減其醫學研究；這些被削減的研究原本計劃包括性取向、性別、性病、避孕等課題[32]。

活動[編輯]

公共教育[編輯]

性學研究所存在的目的是教育普羅大眾和相關領域的專家[6]。此研究所運營的十多年間，它成了世界各地許多性學家、知識分子與改革者的科學研究興趣所在[17][9]。曾到訪性學研究所的人有雷內·克雷維爾（英語：René Crevel）、克里斯多福·伊舍伍、哈里·本傑明（英語：Harry Benjamin）、愛德華·布爾代（英語：Édouard Bourdet）、瑪格麗特·山額、弗朗西斯·特維爾-彼得（英語：Francis Turville-Petre）、安德烈·紀德和賈瓦哈拉爾·尼赫魯[9][17][15]。

性學研究所還接待了一些國家政府官員的訪問，例如蘇聯衛生委員尼古拉·謝馬什科就曾在1923年造訪該所[17]。隨後，多名蘇聯衛生官員，政治、性別和社會改革者，以及對赫希菲爾德的工作感興趣的科研人員都曾前往性學研究所參觀或研究訪問[29]。作為回應，赫希菲爾德在1926年6月帶領該所的代表團前往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研究訪問[33][29]。

性學研究所如此熱門，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所內的性學博物館。此博物館設計時便考慮到要兼顧教育與娛樂性。館中設有全球各地不同文化中不同性規範的民族志展覽，其中有涉及性癖好和虐戀的主題。館中還展有集自世界各地的陽具工藝品和文物。另外，博物館內還有關於人類性取向多樣性（尤其是同性戀）的介紹[34]。多拉·羅素（英語：Dora Russell）參觀後表示，所內的性學博物館是一處「可以在記錄和照片中看到有關各種性問題和變態性慾（英語：Perversion）的研究成果。」[35][36]

1922年3月5日，性學研究所為其於主樓旁新購置的房產舉行了開幕儀式。此地之後成為了研究所工作人員與公眾互動的教育場所[37]。研究所工作人員在那裡組織講座和問答活動，向大眾科普性學知識[37]。問答活動中，公眾常向工作人員詢問和避孕相關的問題[38]。

性健康和生殖健康[編輯]

性學研究所的研究和服務重點之一是性健康和生殖健康。研究所下屬的母嬰優生部門為訪客提供婚姻諮詢服務，而已婚人士性諮詢中心則向訪客提供避孕服務[39][40]。研究所致力於為德國的窮人和工人階級提供避孕服務，儘管當時魏瑪共和國憲法禁止以廣告形式宣傳避孕[40]。後來共和國政府對宣傳避孕的言論監管放鬆，研究所遂於1928年出版了一本關於避孕的科普宣傳冊；該宣傳冊在1932年出版了約100,000份[41]。赫希菲爾德和馬克斯·霍丹（英語：Max Hodann）開發出一套領先於時代的性健康諮詢方法，對後來這方面的發展影響深刻[14][16]。研究所還提供婦科服務、性病治療以及實驗性質的陽痿治療[17][5][28]。

性的中間性[編輯]

在性學研究所，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倡導中間性（英語：sexual intermediacy）一說。他認為，世上每個人的特徵都可被歸到從男到女的光譜上的某處：男性特質是支配的、主動的，而女性特質是被動且感知的（這一對男女兩性特徵的認知是赫希菲爾德那個時代的普遍觀點）。這一分類下還可被進一步分為性器官、身體特徵、性慾或性取向、心理特徵等子類。赫希菲爾德認為，無論世上每人各自生物性別是什麼，他們都分別擁有男女兩性的特徵；沒有一個人單單是男性或者女性，而是兩者混合。在他的理論中，一個擁有女性性衝動或性取向的男人是同性戀者，一個擁有男性性器官和女性心理特徵的人是跨性別者（參見性倒錯和eonism（英語：Havelock_Ellis#Eonism）的概念），而一名性器官具有兩性特徵的人則是間性人[42]。赫希菲爾德最早在19世紀晚期開始使用「中間性」一詞來描述同性戀男女，後來又將該詞的概念擴大，以包括間性人、跨裝者以及跨性別者[43]。赫希菲爾德所持有的人類中廣泛存在中間性的看法，可以追朔到查爾斯·達爾文與克勞狄烏斯·蓋倫曾持有過的類似觀點[44]。

變性和異裝癖[編輯]

赫伯特·W.（左）是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的一位跨性別朋友。他以自己選擇的名字在柏林生活了兩年。照片出自赫希菲爾德的《中間性》 (Sexual Intermediates) (1922)

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在1923年論文《Die Intersexuelle Konstitution》中首創「transsexual」（變性人）一詞[45][46][44]。他的同事哈里·本傑明（英語：Harry Benjamin）後來在美國將其發展成一種臨床分類，使得該詞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為公眾所知曉[46][44]。赫希菲爾德還在1910年創造了術語「transvestite」（多譯為異裝癖、易裝癖，現今具強烈污衊性），並且時不時使用「極端異裝癖」或「完全異裝癖」這樣的詞語來指代跨性別者[47][48][49]。

性學研究所不單接待跨性別顧客，還僱傭跨性別者做接待員或女僕[46][50]。研究所內不止提供各種內分泌科和手術服務，還在1931年由菲利克斯·亞伯拉罕（英語：Felix Abraham）操刀，在所內進行了世上首次陰道成形術[44][48][51]。研究所內一名博士生稱，「絕大多數」異裝癖都表示「希望接受閹割手術」[52]。赫希菲爾德原本不建議性別重置手術，但後來態度轉變並將其視為能預防跨性別者自殺的手段[48]。

盧德維希·萊維-倫茨（Ludwig Levy-Lenz）是研究所的跨性別者患者的主刀外科醫生[51]。他應用了一種面部女性化（英語：Facial feminization surgery）和男性化手術（英語：Facial masculinization surgery）的早期版本。研究所還開發出了一種利用X射線的脫毛療法，但會造成例如燒傷皮膚等副作用[51]。歷史學教授羅伯特·M·比奇（英語：Robert M. Beachy）稱：「儘管這些性別重置手術是實驗性乃至危險的，它們很大程度上是應患者的熱切請求而被研發。」[53]萊維-倫茨評論道：「我此前從沒為更加心存感激的患者做過手術。」[53]

赫希菲爾德與柏林警察部門協作，創建了異裝癖通行證（英語：Transvestite pass）以減少警察對跨裝者的逮捕。這些通行證以研究所的名義發放給那些希望穿着與其出生時的指定性別不同的衣物的人士[54][55][17]。

同性戀[編輯]

性學研究所內藏有各種關於同性戀的作品，包括世上第一套完整、綜合性的有關性取向的作品合集[9][56]。1920年，赫希菲爾德參與編寫的電影《與眾不同（英語：Different from the Others）》在所中向政界人士放映，呼籲社會應對同性戀人士更加寬容[57]。該電影還在1923年向一支蘇聯代表團播放；代表團對這樣一部電影會招致反感乃至遭到封殺而感到「驚奇」[29]。

性學研究所曾基於前不久剛剛成功扭轉了動物實驗對象的性行為的尤金·施泰納赫（英語：Eugen Steinach）的研究，測試過將異性戀男子的睾丸移植到同性戀男子身上，以觀察這樣是否能夠治癒同性戀。這種「治療」同性戀的手段常常致使睾丸壞死，最後只能進行閹割手術。研究所於1924年停止這種做法[58]。赫希菲爾德自己作為同性戀者，認為同性戀是自然且天生的，而並非疾病[59][60]。這一實驗實際上旨在展示同性戀的生物學基礎[52]。

研究所將適應療法作為一種比扭轉療法更為人道且有效的方法付諸實踐，以幫助患者應對他們的性取向。適應療法並不試圖治癒同性戀，而是幫助個人學會如何行走於一個充滿恐同情緒的社會中，並儘量減輕與之相伴的不適和痛苦。儘管所內的醫生們無法直接建議非法行為（當時大多數同性戀行為在德國都屬非法），他們也不提倡禁慾。他們或者通過科學人道委員會的其他患者，或者藉助專為男女同性戀者以及跨裝者服務的其他場所，努力幫助同性戀者找到歸屬感[61][9][62]。此外，研究所還為同性戀人士提供了一般心理和醫療援助[9]。

間性人[編輯]

研究所曾提交關於間性人士的專家報告[12][48]。如今赫希菲爾德被視為這一領域研究的先驅[47]。他呼籲間性人士應有權在年齡達到十八歲時自己選擇自己的性別，且幫助間性人士接受性別重置手術[63][64]。但是，他有時也主張在出生時基於科學依據指派性別[63]。所內也收錄了間性案例的照片，以向普羅大眾展示性的中間性[15]。

納粹時期[編輯]

德國學生和納粹衝鋒隊成員搜刮研究所所長赫希菲爾德的圖書館

背景[編輯]

從20年代初開始，赫希菲爾德成為包括納粹黨在內的德國極右翼的攻擊目標。他多次遭受人身襲擊，並於1920年10月4日在慕尼黑的一起襲擊中受了重傷。民族主義報紙《德國青年報》（Deutschnationale Jugendzeitung）評論說赫希菲爾德沒能在襲擊中死去很「可惜」。在維也納的另一起事件中，赫希菲爾德遭到槍擊。到了1929年，納粹黨的頻繁襲擊使赫希菲爾德難以繼續在公共場合露面[9][8]。1929年2月，《衝鋒報》頭版上掛出了他的諷刺畫；納粹黨攻擊他的猶太血統，以及他關於生物性別、社會性別和性取向的理論[8]。

1933年2月底，隨着恩斯特·羅姆的勢力減弱，納粹黨在柏林展開針對同性戀（當時稱為「同性癖（英語：homophile）」）俱樂部的大清洗，封殺性刊物並且禁止同性戀組織[65]。包括艾莉卡·曼在內的許多人因此逃離了德國。1933年3月，與研究有所往來的律師科特·希勒（德語：Kurt Hiller）被關入集中營，飽受酷刑；他後來逃出德國並在戰爭中倖存下來[66][67]。

納粹襲擊和書籍焚燒[編輯]

納粹黨成員在柏林歌劇院廣場焚燒書籍

1933年5月6日，當赫希菲爾德在瑞士阿斯科納時，德國學生會（德語：Deutsche Studentenschaft）對性學研究所發動了有組織的攻擊[15][68]。他們早上到研究所，身後跟隨着一支銅管樂隊。他們闖入大樓，將樓內大部分物品悉數破壞，並洗劫了包括被納粹德國封殺的作家的作品在內數以萬計的物品。然後，學生領袖在研究所前發表講話，學生們唱起霍斯特·威塞爾之歌[69]。世界上第一位接受完全的男跨女性別重置手術的多拉·里希特（英語：Dora Richter）有可能在此次襲擊或針對研究所的後繼襲擊中喪生[70]。當天晚些時候，衝鋒隊成員出現並繼續洗劫研究所[69]。

四天後，研究所剩餘的藏書和檔案被衝鋒隊成員和學生公開拉到柏林歌劇院廣場的街道上焚燒殆盡。研究所內的赫希菲爾德青銅半身像被置於火堆頂部[15][68]。一項估計認為大約有12,000至20,000本書籍和期刊，以及更多的圖片和性主題物品被燒毀[68]。另一種估計說大約有25,000本書被毀[71]。

《薩德侯爵及其時代》一書被燒毀的殘骸。現屬讓-尼古勞斯·特雷特收藏（英語：Jean-Nickolaus Tretter Collection in Gay, Lesbian,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Studies）的一部分

遭到焚燒的有藝術品、罕見的醫學和人類學文獻、為國際醫學大會（英語：International Medical Congress）而準備的有關間性人案例的圖表等[17][72]。研究所內藏有的關於性的作品合集直到1947年金賽研究所成立為止，都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56]。衝鋒隊還查獲了存在所內的大量姓名和地址名單。在焚書過程中，約瑟夫·戈培爾向大約4萬人發表政治演講[73][71]。德國學生會宣布實行「火之法令」（德語：Feuersprüche）。在歌劇院廣場被焚燒的不僅僅是從研究所內搶來的書籍，還有猶太作家和例如埃里希·瑪利亞·雷馬克等和平主義作家的作品。後者的書籍來自當地圖書館、書店以及柏林洪堡大學[74][68]。

赫希菲爾德的青銅半身像倖存下來。焚燒事件次日，一名街道清潔工將它從廢墟中救出並收藏起來。二戰結束後，它被捐贈給柏林藝術學院[15]。據說還有一大批赫希菲爾德關於同性戀的心理生物學問卷因納粹分子被告知這些只是普通的病歷而得以倖免於難[15]。但這些問卷卻鮮少有被人重新發現、得以重見天日的[5]。

襲擊之後[編輯]

襲擊事件後不久，一則報紙頭條宣稱性學研究所有着「非德國精神」（德語：undeutschen Geist）。研究所被迫關閉[8]。納粹黨將研究所大樓據為己有。研究所毀滅後，納粹黨又掀起一場更大的運動，反對性改革和避孕措施。他們認為這些都是對德國的出生率的威脅[68]。

儘管許多人流亡海外，激進社會運動家阿道夫·布蘭德（英語：Adolf Brand）在焚書事件後留在德國抗爭，但到了1933年11月，焚書事件五個月後，他還是不得不放棄繼續同性戀權益運動[75]。1934年6月28日，希特勒將納粹黨衝鋒隊內部的同性戀男性清洗出去。這包括在「長刀之夜」中殺害同性戀男性。此後，德國關於同性戀的法律變得更加嚴格，同性戀男性開始遭到圍捕。據信，希特勒在其迫害行為中利用了納粹黨從性學研究所內繳獲的地址名單。

柏林蒂爾加滕區的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及其性學研究所紀念碑，攝於2005年

最後，包括部分研究所工作人員在內，數以萬計的被捕者被送往奴役勞工營或死亡營。奧古斯特·貝松格（August Bessunger）在1943年被送進奧斯維辛集中營[76]。卡爾·吉塞（英語：Karl Giese）在1938年德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時自殺身亡；他的繼承人、律師卡爾·費因（Karl Fein）於1942年在被驅逐出境的路上慘遭謀殺[76]。阿瑟·克龍費爾德（Arthur Kronfeld）和費利克斯·亞伯拉罕（Felix Abraham）也自殺了[76]。

研究所也有少量員工留下，漢斯·格拉茲就是（Hans Graaz）一例。弗里德里希·豪普斯坦（Friedrich Hauptstein）、阿瑟·瑞瑟（Arthur Röser）、埃瓦爾德·勞斯（Ewald Lausch）等人甚至成為了納粹合作者（德語：Collaboration with Nazi Germany and Fascist Italy）。他們被懷疑本就是納粹間諜[76][77]。研究所大樓的租客和前台接待員海蓮·海琳（Helene Helling）在襲擊事件後成了納粹同情者，並占據了研究所大樓一段時間[77][78]。到了1944年，研究所的建築已經被轟炸成了一片廢墟，並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被拆除。

赫希菲爾德曾嘗試在巴黎重建他的研究所，名為「法國性學科學院」（法語：Institut Français des Sciences Sexologiques），但因未能取得進展而在1934年將其解散[79]。他後來搬到了尼斯，並於1935年在法國去世。他被葬於考卡德東正教墓地（法語：Cimetière russe de Nice）[59]。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編輯]

研究所的章程規定，如果研究所解散，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博士基金會（其自1924年開始就一直資助性學研究所）所有的資產都將捐贈給柏林洪堡大學。赫希菲爾德在巴黎流亡期間還寫了一份遺囑，將其任何剩餘的資產全部留給他的學生卡爾·吉斯和李兆堂（英語：Li Shiu Tong）（桃李）以繼續他未完成的工作。然而這兩項願望都未能實現。西德法院裁定1934年基金會的解散和納粹黨的財產沒收都是合法的。西德立法機構還保留了納粹黨修改後的德國刑事法第175條，使得倖存的同性戀男性無法要求為性學研究所這一被遭到毀滅的文化中心申請任何賠償[80]。

直到1956年，李兆堂都在瑞士和美國居住。但目前所有的信息指明他並沒有嘗試繼續赫希菲爾德的工作。研究所圖書館殘存的一些資料片段後來在20世紀50年代在美國被W. Dorr Legg（英語：W. Dorr Legg）和One, Inc（英語：One, Inc）收藏起來。

後續發展[編輯]

1973年，德國法蘭克福大學開設了一個新的性學研究所，所長是沃爾克瑪爾·西古什（德語：Volkmar Sigusch）。1996年，德國柏林洪堡大學也成立了一家性學研究所。

腳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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