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王國 (774年—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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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王國
Regnum Italiae（拉丁語）
774年－961年
洛泰爾二世（948年-950年）治下的意大利
洛泰爾二世（948年-950年）治下的意大利
地位法蘭克王國
（774-843）
中法蘭克王國
（843-855）
加洛林王朝內部爭奪
（855-888）
不穩定時期
（888-962）
首都帕維亞
宗教天主教
政府君主制
意大利國王 
• 888年-891年
貝倫加爾一世
• 933年-947年
意大利的雨果
• 947年-950年
意大利的洛泰爾二世
• 950年-961年
貝倫加爾二世
歷史時期中世紀
774年
• 查理曼在羅馬加冕
800年
• 路易二世統治
844年-875年
• 貝倫加爾一世統治
888年-924年
• 奧托一世
在帕維亞加冕
951年
• 奧托一世在羅馬加冕
962年
• 奧托一世推翻王國
961年
ISO 3166碼IT
前身		 繼承
倫巴底王國
意大利王國
(神聖羅馬帝國)
意大利歷史
Old map of Italian peninsula
歷史系列條目
起源
古羅馬
後羅馬時期
中世紀
近代
現代
話題
年表（英語：Timeline of Italian history）
意大利主題

意大利王國（拉丁語：Regnum Italiæ或Regnum Italicum）是位於意大利半島北部的政治和地理實體，繼承了於774年被查理曼攻占後的倫巴底王國，意大利王國仍然官方稱為倫巴第王國，這個是先前王國的名稱。

意大利王國見證了其統治者法蘭克王國的加洛林王朝因封建主義的發展而解體，薩拉森人和馬扎爾人的入侵，以及由於控制王國可以使得其控制者得以被教皇加冕，而圍繞王權引發一系列鬥爭。從950年起德國君主將意大利王國納入自己領地，意味着其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的一部分。

加洛林王朝統治下的意大利王國[編輯]

查理曼及其繼任者[編輯]

公元756年，倫巴第王國的埃斯托夫（英語：Aistulf）（Aistulf）去世後，德西德里烏斯被選為新國王。這位倫巴底王國的新國王重新控制了斯波萊托公國及貝內文托公國，強化了自己的王權統治，同時還奪得了教皇手中的領土，此前這些被法蘭克人占領的地區因丕平獻土而重新被教皇所控制。

然而771年，查理曼成功成為法蘭克王國唯一的國王，同時教宗哈德良一世在羅馬的教派鬥爭中占了上風，這威脅到了德西德里烏斯的統治地位。德西德里烏斯試圖扶植查理曼的侄子奪取王位，與此同時教皇要求德西德里烏斯歸還被其占有的領土，這促使教皇和法蘭克國王間達成了一項新的協議[書 1]。

在一次773-774年以保護哈德良一世為名的征戰中，查理曼征服了倫巴底王國，迫使國王德西德里烏斯投降，並奪取了王冠及「法蘭克與倫巴底人之王及羅馬人貴族」（rex Francorum et Langobardorum atque patricius Romanorum）的頭銜，將北意大利納入了自己的領土中。這個由法蘭克的加洛林王朝統治的意大利王國包括意大利半島的中北部，但不包括被拜占庭占領的威尼斯共和國（包括威尼斯潟湖部分），以及丕平獻土的羅馬涅加五城地區（英語：Duchy of the Pentapolis）（Pentapolis）和羅馬公國；斯波萊托公國由法蘭克公爵領導，屬於王國領土，而貝內文托公國雖然承認加洛林王朝的統治，但實際處於獨立狀態[書 2][書 3]。

由於法蘭克王國的領土極度擴張，781年查理曼任命他的兩個兒子路易和丕平分別作為王國邊緣地區的阿基坦公國（Duchy of Aquitaine）和意大利王國的國王。此任命的目的是為了支持他的擴張主義政策，他的兒子丕平對父親的這項對抗拜占庭帝國的政策非常遵從。在丕平於810年去世後，查理曼於813年以授予丕平的兒子伯納德王位的方式保證了意大利王國的地位，但與此同時，查理曼已決定將法蘭克王位繼承給他的兒子路易——他之後被稱為虔誠者路易[書 4]。

814年虔誠者路易的法蘭克王國疆域

在查理曼於814年去世後，虔誠者路易終於獲得了皇權。起先，儘管意大利依舊依附於法蘭克王權，國王路易允許伯納德保留王室頭銜，但在817年4月，亞琛主教座堂和亞琛王宮間的畫廊垮塌使得經過的路易國王被砸傷，7月時他決定通過帝國詔令（Ordinatio Imperii）的法令管理繼承權，將他的長子洛泰爾一世任命為共治皇帝[1]，同時這項詔令確定了他的兒子們的領土分配，規定了作為王國繼承人的洛泰爾一世與其兄弟間的政治關係，然而這些法令中沒有與伯納德相關的條款[書 5]。認為其地位受到威脅的伯納德繼而發動了針對皇帝的叛亂。伯納德隨後被擊敗，他在囚禁後被致盲，最終於818年4月去世。伯納德的意大利領土被委派給了洛泰爾一世，儘管在10年間他偶爾居住在意大利地區[書 6]，但他不是作為此地區之王而是作為皇帝直接管轄此地區[書 4]。在823年的復活節日，洛泰爾一世重新在羅馬被加冕為國王，次年他逼迫教宗安日納二世接受羅馬憲法（英語：Constitutio Romana）（Constitutio Romana），其重申了法蘭克對羅馬的統治權[書 7]。然而，虔誠者路易並沒有停止對意大利地區的管理，他於828年將弗留利公爵鮑德里克（英語：Baldric of Friuli）（Baldric）廢黜，將其已擴張至克拉尼斯卡及克恩頓的領土[2]分為4個伯國：弗留利、伊斯特拉、克拉尼斯卡以及克恩頓-下潘諾尼亞。弗留利地區於846年交予了貝倫加爾一世的父親埃伯哈德（英語：Everardo）（Everardo）[3]；克拉尼斯卡及克恩頓交予第三子日耳曼人路易，由於此時兩地都處在共治皇帝——他的兄弟洛泰爾一世的統治下，這使得洛泰爾一世與日耳曼人路易兩兄弟間產生摩擦[4][書 8]。

829年8月，洛泰爾一世被父親流放到了意大利，他同父異母的弟弟禿頭查理被給與了領土[書 9]，這使得國王與其子嗣在繼承權間產生矛盾。為了保證王國的統一，同時也因其自829年起更頻繁地住在意大利（這意味着他的行動被限制在當地），洛泰爾一世介入了對抗其父親的內戰。用這種方式他強化了王國的存在[書 4]，但由於洛泰爾一世對北歐的事務更感興趣，他並沒有擴大加洛林王朝在意大利王國的影響力[書 10]。

843年《凡爾登條約》後分裂的法蘭克王國

內戰於843年《凡爾登條約》簽署後結束，條約中3位存活的兄弟決定將王國分割：

路易二世在位時期擴張了王國，增加了阿爾勒、艾克斯及昂布蘭主教區[書 11]，在他的兄弟普羅旺斯的查理於863年去世後，他試圖將此前的拉文納總督區納入意大利王國[書 12]。但路易二世最重要的貢獻是積極干預以穩固加洛林王朝的統治，他將很多主教納入他的控制下，頒布法令來發展他的王國，打擊盜賊，建築、道路及橋梁的衰敗，加強中央權力以對抗濫用權力的地方領主[書 13][書 14]，相比法國西部，路易二世保持了一個更集中的組織結構。

路易二世在位期間，國王頭銜與意大利王國間的聯繫有了更多的意義，洛泰爾一世在分割中法蘭克後，國王頭銜限於意大利地區[5]以及保護教皇國，結果是在路易二世去世後，教皇國開始主動任命皇帝[書 15]。

政權制度[編輯]

當倫巴底人在6世紀入侵意大利時，倫巴底人將王國領土上的治理權分給了各個將領並授予了公爵頭銜，總數30位左右，其下的自主地產（英語：Allod）（allod）擁有者為公共防衛服務。與自主地產一同的還有由地方官（gastald）管理的皇室財產[書 16]。在經過了公爵統治時期（英語：Rule of the Dukes），奧塔里（英語：Authari）（Authari）重拾君主制之後，由於行政和司法政策在中央權力與公爵權力的抵抗間搖擺，倫巴底國王的地位比較難定義[6]。

法蘭克人的征服並不意味着意大利與此前的倫巴底王國徹底割裂開，其依舊保留了許多倫巴底時期的特徵[書 17]。帕維亞依舊作為首都[書 18]，儘管米蘭作為居住地以主要的造幣廠更受歡迎。此外，具有公共性質的皇家權力以及通過如皇室檢察官（英語：Missus dominicus）（Missus dominicus）和市政官（英語：Scabino）（Scabino）[7]之類的官員將首都帕維亞與王國其他城市連接起來的管理與行政的系統維持了很長時間[8]。另外，由於倫巴底國王的立法得到了加洛林王朝的認可，一部由倫巴底人與加洛林牧師會所起草的倫巴底法律文本（corpus）得以保留[書 19]。

弗留利公爵於776年發動的反叛失敗後，大多數的倫巴底公爵都被法蘭克伯爵取代了，餘下對加洛林王朝效忠的倫巴底公爵被整合進了加洛林伯國的行政系統中，於是儘管他們保留了在教會中的位置，倫巴底貴族的政治力量依舊開始大幅銳減[書 20][9]。不僅公爵被取代，原先的公國也被拆分成伯國，如弗留利公國於828年被拆分成伯國[書 8]。

伯爵是中央行政的公眾代理，是國王在各伯國的代表，負責維護公共治安、收稅、徵兵以及民事及刑事的，尤其是與財產有關的司法管理[書 21][書 22][書 23]。每個伯國被劃分為更小的區，區中的市政官管理小的犯罪活動及個人性質的訴訟。加洛林的伯爵們自此繼承了倫巴底的公爵及地方官來管理王國的各區。在邊界區域，軍事區被建立以此來守衛被稱為邊疆區（英語：March (territory)）（march）的區域，其由各伯國匯編而成，聽從侯爵的軍事指揮[書 24][書 25]。斯波萊托和弗留利的統治者保留了公爵的頭銜，與侯爵交替或加入侯爵，以此來強調政府在邊界區域的責任[書 26]。在意大利王國，作為邊界區域，有幾個邊界區被建立：弗留利邊疆區（英語：March of Friuli）（March of Friuli）——803-836年擴張至伊斯特拉[書 27]，原本用來對抗斯拉夫人和阿瓦爾人，在10世紀中期擴張至特倫托形成維羅納邊疆區（英語：March of Verona）（March of Verona）；托斯卡納邊疆區用來抵抗撒丁島來的薩拉森人的突襲；以及斯波萊托邊疆區或稱斯波萊托公國，用來抵禦南倫巴底或西西里島的穆斯林[書 28][10]。在9世紀末的圭多三世在位時期，王國的西部建立了伊夫雷亞邊疆區和倫巴底邊疆區[11]去抵禦弗雷辛尼特（英語：Fraxinetum）（Fraxinetum，今拉加爾代弗雷納地區）的薩拉森人[12]，但後者被米蘭主教的勢力所遮蔽[13]。作為公職官員，伯爵和侯爵與君主間不一定是從屬關係，但當中央行政表明不能維持一個服務於國王的官僚機構時，這些官員往往從勢力強大的軍事委託人中挑選出來，同時面對不佳的貨幣流通情況，他們通常被給予土地作為回報[書 18]。國王試圖去確保伯爵、公爵和侯爵的公職的同時使其不失去公共性質，並且通過封臣服務加強了他們對王權的服從，以從國庫的土地中換取利益[書 29]。因此，加洛林的君主將王國的行政以忠誠契約的形式委託給貴族，這些貴族們也被給與了領土以換取他們的忠誠以及軍事支持（通過提供武裝隨從的形式）。公職官員的行動基本上依舊是鎮壓私人暴力的軍事力量。

公職人員們為獲得對他們有利的特殊利益而對農民群體做出了濫用權力的行為，使得其與戰士們（英語：Arimannus）（arimanni）以及那些與握有公共權力的貴族沒有良好關係的世俗及教會首領發生衝突[書 30]。為了與伯爵對抗，國王得到了他的附庸（稱為vassi dominici）的幫助[書 31]，以換取國王的允諾，使得他們得以從皇室及教會財產中獲得利益。附庸們可以為國王的軍隊招募自己的部隊而不必服從於伯爵的命令[14]。除了附庸之外，國王還行使教會命令來監督公職人員、控制城市及交通路線以及獲得人民的服從，進而僱傭其擁護者來管理修道院和主教轄區[書 32]，其從同樣的軍事貴族中選出，他們得到的回報是對教會的捐贈以及豁免權[書 18]。國王對教會權力的依賴使得加洛林王朝的意大利出現了主教和修道院長豁免權擴大的情況，使得國王自己的官員在教會領土上失去了權威。儘管最初豁免權保證了教會土地不被侵犯，且並沒有取消伯爵對沒有僕人身份的居民（農奴）的管轄權，但豁免權還是以在主教和院長間建立起的貴族式的權威的形式發展起來，使得教會得以脅迫豁免土地上的所有居民，不管是自由人還是農奴，這使得伯爵和國王的其他代表公共權力的官員不能以稅收或借貸的形式對教會財產進行強征，於是教會秩序作為一種自治權力被建立起來[書 33]。由於加洛林國王有着有效的軍事指揮，並以強權統治着他的僕人、移民和財產，所以其幾乎沒有給世俗權勢發行過豁免證書，這也是為何國王的官員們總是避免對這些教會區域進行專橫的管理。

強力統治需要一個附庸的委託人來為世俗和教會領主提供武裝服務，附庸從領主的自主地產中獲得報酬。這些國王官員的委託人們：伯爵、公爵或侯爵加強了國王的軍力，也加強了國王手下官員的權威。此外，這些官員只要有公共責任，就可以從國王處獲得稅務減免，然而由於他們來自權勢家族，他們可以通過從私有地產中拿出部分土地來授予的方式培養自己的附庸；但當官員不再服務於國王時，他們並不會停止資助附庸[書 34]。

掌管國王收入的伯爵、修道院院長、主教及官員們只能將其交給行宮伯爵管理，其為君主代表[書 35]及皇室顧問團（英語：Curia regis）（curia regis）（同時也是當時的上訴法院）的主席[15][書 36]。但除此之外，對君主的監督被委託給了兩位在幾個伯國巡迴的皇室檢察官（一位世俗官員，一位來自教會），來辨別濫用職權的行為，讓伯爵履行其職責，保持忠誠並定期向君主匯報。檢察官從伯爵、主教和院長中選出，在不失去其職責的情況下為其增加了巡迴檢查的任務，雖然這些任務是在他們自己的行政區以外的地區進行[書 37]。它的任務包括整合帝國領土，保持公共機構如法院和軍隊的正常運轉並遵守君主的規定[16][17]。隨着中央權力的衰落，檢察官逐漸不再活躍，儘管在意大利他們持續存在至11世紀[書 38]。

社會秩序[編輯]

加洛林王朝對意大利的征服並沒有為其帶來移民，取而代之的是武裝部隊被引入及分配到城市及戰略要地，以此來控制陸上及河流的交通要道以及倫巴底的核心地區[書 3]。

政治權力分配的變化並沒有對倫巴底貴族基於土地控制所形成的經濟實力產生顯著影響。事實上，倫巴底貴族通過服從於法蘭克人政策的方式保住了自己的地位，然而在830年代，當洛泰爾一世與支持他的貴族被流放到意大利[9]，以及在834年，當重回王位的虔誠者路易以從倫巴底、教會和王室財產中沒收的土地為代價在意大利建立起法蘭克人統治階級時，法蘭克對當地的影響開始增加。其中一些家族在後加洛林時代在王國中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如弗留利的安羅奇家族（英語：Unruochings）（Unruochings）、帕爾馬的蘇珀尼德家族（英語：Supponids）（Supponids）和斯波萊托的維多尼家族（英語：Widonids）（Widonids）[書 39]。因此，新的法蘭克貴族除了將掌控領土主權作為穩固自己王權的方式，也通過皇室捐贈獲得了重要的領土基礎。而且他們還利用政治權力為自己牟利，與教會機構以及富裕的倫巴底家族建立聯繫。然而，這些舉措並不意味着打破，而是融入現有秩序[書 40]。

那些定居在意大利，來自於阿爾卑斯北部並屬於不同種族（法蘭克、日耳曼、巴伐利亞、勃艮第）並聽命於國王或為貴族服務的倫巴底將士們被併入了當地的領主中[書 41]。這些軍力在軍事甚至政治方面長期為國王或其代表——伯爵們服務，但這種公共關係可以通過與附庸的私人關係而加強，這種機制是法蘭克在征服倫巴底後所引入的[書 42]。

當公共權力無法提供足夠的保護時，附庸體系被發展了起來，在這種屬於監護征賦制的體系中，一個自由人為有權勢的人服兵役以換取保護和援助；以這種方式，曾經是自由人並擁有自主地產的戰士成為領主的委託人，這在軍隊中非常明顯，因為雖然軍隊的動員是針對自由人的，但這些與倫巴底戰士組成的軍隊是由附庸委託人所構成的，這些委託人們基於附庸至高級官員的個人關係。當倫巴底戰士為公眾服務時，附庸們則為領主服務，後者通過保障領主的領土利益的方式為他們提供生計。這些以營收為目的的土地增強了附庸的權威，他們此時也是自主地產的持有者。除了附庸以外，還有其他隸屬於強大世俗或教會貴族的從屬關係，比如基於租金支付的租用關係[書 43]。

在意大利王國，人們不是各自獨立地生活而是形成村落，村落周圍是被穀物、葡萄和草地覆蓋的耕地，以及村民們經常使用的未開墾的牧場和森林。莊園（拉丁文：curtis）是與大領主直接有關的財產，它由領主直接管理的土地（拉丁文：dominicum）及其他由農民耕種，形成被稱為massaricium（義大利語：Pars massaricia）的土地（領地）構成。莊園領地不是連續的，而是分散在不同的鄉間，將部分的村落包圍。這意味着，一方面領主需要委託不同的管理者去管理散落各處的莊園，而另一方面，在同一村落中有農民為不同的領主工作。在形成大領主莊園的土地之外，還有一些小的非依賴型自主地產，由倫巴底戰士們擁有，這些倫巴底戰士在加洛林統治時期仍可獨立於附庸關係之外[18]。這些倫巴底戰士是小型領地的領主，並不依附於其他人，但要服務於公共權力，其包括應國王的要求提供軍事援助，維護橋梁、道路和公共及宗教建築，以及在公職人員和主教長在當地行使職責時對其進行協助[書 44]。倫巴底戰士們受到大領主或其附庸的嚴苛對待（加洛林教令稱其為壓迫（oppressiones）），這些領主被武裝起來且受益於溫順的性格，其試圖創建一個更加一致而緊湊的領土集團[書 45]。

與教皇的關係[編輯]

倫巴底鐵王冠（英語：Iron Crown of Lombardy），為意大利國王的王冠

在倫巴底統治時期，教皇處在拜占庭的管理之下，遠離君士坦丁堡的王室而擁有廣泛的自治權。但在8世紀，教皇因聖像破壞運動而與拜占庭皇帝發生宗教衝突，此外，由於懼怕倫巴底王國的擴張威脅到其在意大利的領土，教皇向法蘭克人求助。法蘭克人之王矮子丕平於756年以被稱為丕平獻土的行動，給予教皇斯德望二世統治拉文納總督區的臨時權力，但教皇繼續臣服於拜占庭帝國。查理曼對倫巴底的征服使得法蘭克王國統領了這一地區並限制了教皇對領土的渴望，直到教皇良三世斷絕與拜占庭的關係並為查理曼加冕[19]，這意味着他對羅馬的政治主權得到了承認[20]：皇帝是羅馬遺產的統治者，而教皇作為皇帝的副手管理着這片區域[21]。817年達成的路易協定（英語：Pactum Hludowicianum）（pactum ludivicianum）確定了教皇與皇帝的關係，其中教皇的領土、管轄權及權力被定義，自由的教皇選舉被承認，在教皇的請求下皇帝可以干預[22]。824年起草的羅馬憲法加洛林對教皇領地的主權進行了確認[書 7]，共治皇帝洛泰爾一世用兩位皇室檢察官將教皇的政治及行政行為納入皇帝的控制之下，並迫使其在祝聖前宣誓向國王表忠誠[書 46][書 47]，他的兒子路易二世通過干預教皇選舉，控制羅馬的內部事務及前大主教[書 48]，以及在領土上設置附庸的方式維持了這些特權[書 47]。儘管帝國控制者教皇，但850年4月路易二世的塗膏及加冕儀式確立了延續整個中世紀的慣例，即這種加冕儀式只能在羅馬，並只能由教皇來執行，即便路易二世此前已被加冕為王。855年，在洛泰爾一世退位並去世後，儘管路易二世已經是意大利國王，但他並沒有獲得阿爾卑斯北部的領土，不過當他成為意大利君主時，帝國的頭銜依舊被定為意大利王國[書 49]。

薩拉森人對意大利海岸的突襲促使教皇國向路易二世尋求保護，此外，教皇也需要保護來對抗羅馬貴族，所以從那時起皇帝的責任之一就是保護羅馬教廷[書 49]。路易二世於875年去世後，教皇國失去了保護，迫使他們去尋找可以幫教廷抵禦穆斯林及本土領主的可加冕的候選者。即便如此，教廷還是要向拜占庭尋求幫助，因此在宗教事務上，教皇與拜占庭選擇了更加靈活的立場[23]。

薩拉森人的入侵[編輯]

公元871年路易二世對巴里的征戰

導致加洛林時期的意大利王國發展的另一因素是薩拉森人的入侵。這些入侵從8世紀初開始，但這些影響從830年代才開始加劇，一方面，查理曼留下的帝國缺乏長久的陸軍、海軍、堅固的防禦工事和金融體系；另一方面，由於虔誠者路易的繼位問題，帝國在政治上出現了一系列內戰及王朝衝突。除此之外，7世紀的伊斯蘭入侵切斷了海上貿易路線，8世紀的薩拉森海盜並沒有在海上劫掠，而是在陸上建立他們的基地。在上述背景下，薩拉森人在830年代開始入侵西西里島，並以此為據點繼續入侵意大利南部，在當地他們起初以僱傭軍的方式介入[書 50]，支持拜占庭（在那不勒斯公國（英語：Duchy of Naples）和阿馬爾菲公國建立）和倫巴底（在貝內文托公國、卡普阿公國、薩萊諾公國（英語：Principality of Salerno）建立）等多方勢力的鬥爭。

貝內文托北部的斯波萊托公國是意大利王國的邊境地區，洛泰爾一世曾在842年任命斯波萊托的圭多一世（英語：Guy I of Spoleto）（Guy I）為侯爵，委託他守衛羅馬並處理好與倫巴底人的關係[書 47]。因此，當一支來自那不勒斯的海盜艦隊於846年8月13日進入台伯河對羅馬郊區進行劫掠時，斯波萊托的軍隊到來並將其擊退[24]。但在處理與倫巴底勢力的關係上，斯波萊托公爵卻在尋求擴張：他拋棄倫巴底人的利益以使自己的公國得到擴張[書 50]，並支持倫巴底人的內部爭鬥，於849年成功使得貝內文托公國分裂[書 51]，由於這削弱了倫巴底勢力並使其更加依賴斯波萊托，使得薩拉森人在意大利半島南部的引入和擴張更加容易。

斯波萊托公爵的這一行為，儘管增加了加洛林王朝對意大利南部的影響，但卻增強了他的個人勢力及從國王權威中獨立出來的趨勢。面對這種情況，路易二世採取了更為直接的政策，以及在斯波萊托的圭多一世於860年去世前拒接了圭多的兒子蘭伯特一世（英語：Lambert I of Spoleto）（Lambert I）繼承爵位[書 51]，並不得不平叛斯波萊托因此而爆發的起義，在平叛中路易二世意識到了此地區的實力，並以此作為起點實施其保衛基督教世界及其教區，阻止半島南部的伊斯蘭勢力的帝國計劃[書 52]。

866年5月，在拜占庭艦隊的協助下，路易二世開始了他在意大利南部對抗穆斯林勢力的征程[24]。雖然在奪取馬泰拉、韋諾薩、卡諾薩、奧里亞獲得了成功，871年奪取巴里尤為成功，但普利亞及卡拉布里亞的大部分地區依舊在薩拉森人的控制下[書 53]。這些勝利被拜占庭皇帝巴西爾一世視為威脅，導致路易二世被貝內文托的阿德爾奇斯親王（英語：Adelchis of Benevento）（Adelchis）包圍了幾個月[書 54]。回到自己的王國後，路易二世準備再次遠征薩萊諾的穆斯林圍攻者[書 55]，但他在奪取塔蘭托失利後，於875年8月在布雷西亞去世[書 56]。伴隨着國王路易二世的死，加洛林王朝對意大利王國的統治崩塌，貝內文托公爵重新倒向拜占庭，拜占庭帝國因此穩固並重新獲得了在意大利半島的地位[23]。

儘管路易二世做了不少征戰，但對薩拉森人的抵抗及遏止主要由半島南部的拜占庭人進行，因此穆斯林開始對北部的加洛林控制地區發起攻擊。薩拉森人在明圖爾諾的利里河上建立了一個基地，在此他們一直堅持到915年的加里利亞諾戰役（英語：Battle of Garigliano），在戰役中被教皇若望十世組織的聯軍逐出此地。他們甚至與納倫汀（英語：Narentines）的海盜勾結進入亞得里亞海，直到11世紀，北部城市的商業及海上力量開始復興，諾曼人開始征服南意大利時，薩拉森人勢力才不可避免地從此地退出。

在另一邊，薩拉森人於840年突襲了普羅旺斯，結果在890年左右在弗雷辛尼特建立了永久基地，並基於此控制了阿爾卑斯山通道近一個世紀，於972年捉住了克呂尼的聖馬喬盧斯（英語：Majolus of Cluny）（Majolus of Cluny），至此他們終於被當地人關注，並最終在973年的圖爾圖戰役（英語：Battle of Tourtour）中，當地貴族聯合起來將其驅逐出此地，不過他們對此地的占領加速了法蘭克與意大利之間的加洛林關係紐帶的瓦解。自此以後，沿岸地區的再殖民化得到了證實[書 57]。

後加洛林時代的意大利王國[編輯]

這個時代以缺乏有效而長久的統治力量為特徵，這使得地方統治者可以擴大權利範圍並控制領土。直到公元888年，加洛林王朝都在王室間相互繼承，不過作為外族國王，他們在意大利半島只存在了很短一段時間；888年後，貴族家族就皇室頭銜問題展開了爭議，對其占領首都帕維亞及皇宮的合法性提出了質疑[書 58]。最終在9世紀末，意大利王國逐漸脫離加洛林王朝的控制，成為一個半獨立的國家。

加洛林國王給予大貴族家庭豁免權、特權、土地和職位以使得他們同意成為國王的附庸，他們在當地紮根並建立了自己的委託人網絡。安羅奇家族控制着弗留利邊疆區，從874年起當地的侯爵是貝倫加爾一世，因此，他們的責任不僅包括保衛北意大利免於斯拉夫人的進攻，而且還要保護通往巴伐利亞的布倫納山口道路，並與統治帕爾馬、皮亞琴察和布雷西亞伯國的蘇珀尼德家族聯姻[書 59]。在南邊，斯波萊托公國依舊在維多尼家族統治下，並插手了羅馬、那不勒斯和卡普阿的事務。除了弗留利和斯波萊托，王國中還有兩處主要的領土可以改變王國的權力平衡，伊夫雷亞邊疆區和托斯卡納邊疆區：在最西邊，伊夫雷亞的藩侯安斯卡一世（英語：Anscar I of Ivrea）（Anscar I）控制着通往阿爾卑斯山的通道，並且他還是圭多三世的盟友，而托斯卡納的藩侯阿達爾貝特二世（英語：Adalbert II, Margrave of Tuscany）（Adalbert II）對貝倫加爾一世保持着矛盾的態度[25]，利用他的經濟和軍事資源防止王室在自己的領土上施加權力。自約725年屬於意大利王國的科西嘉島[書 60][26]已被包含進了查理曼和虔誠者路易的捐贈中[27]，並受託斯卡納的藩侯的保護[書 61][28]。在教皇若望八世於882去世後，在聖彼得教產區（英語：Patrimony of Saint Peter），羅馬教廷陷入了托斯卡納和斯波萊托貴族家族的派別之爭和內鬥中。

加洛林統治末期[編輯]

公元887年胖子查理被廢黜前的法蘭克王國疆域

路易二世死後，當地的伯爵、主教和國王的附庸等貴族希望他們的權力能夠繼續行使，由於虔誠者路易死後王國被分割，這些貴族的權勢被限制在王國的部分地區，同時也限制了其行動的可能性及政治影響力，因此他們需要意大利王國繼續存在。由於路易二世沒有男性後裔造成了權力真空，這使得擔任公職的貴族群體召開會議選擇新的君主以維持王國的存在同時保證地方的政治權力[書 54]。他們仍然希望從加洛林王朝成員中選擇，但是這些外族國王並沒有在意大利永久居留的意願，同時還需要當地的支持和代表，這就意味着當地的貴族要對其頭銜和權力進行妥協退讓。而對於教皇若望八世來說，他的立場與追求自治的貴族們產生了衝突，由於路易二世的統治表明只有在意大利本土常駐才能保衛羅馬，因此如果帝國尊嚴意味着捍衛教皇，這就意味着教皇不僅有權力選擇意大利國王，而且有權為其加冕[書 62]。

時任西法蘭克國王的禿頭查理被教皇任命為神聖羅馬皇帝[書 63][書 64]，並於875年12月加冕，一個月後，他在帕維亞舉行的由教皇親自主持的權貴會議中被選舉為意大利國王[書 65]。禿頭查理回到西法蘭克後任命普羅旺斯的博索為他在意大利的代表[書 66][書 67]。由於這次選舉，禿頭查理與他的兄弟，東法蘭克國王日耳曼人路易發生了衝突。儘管有教皇的要求，但為了應對諾曼人的襲擊，禿頭查理無法出現在意大利，此時他的侄子巴伐利亞的卡洛曼入侵了倫巴底，此前已失去西法蘭克本土大亨支持的禿頭查理在返回的途中，即877年10月去世[書 68]。

巴伐利亞的卡洛曼成功占領了北意大利並成為意大利國王，但因患病回到了巴伐利亞，同時教皇在羅馬被斯波萊托的蘭伯特一世（英語：Lambert I of Spoleto）（Lambert I of Spoleto）和伯爵托斯卡納的阿達爾伯特一世（英語：Adalbert I, Margrave of Tuscany）（Adalbert I of Tuscany）圍困了一個月，以脅迫羅馬貴族向卡洛曼宣誓效忠[29]。然而卡洛曼在879年罹患中風，由於意大利國王就是會成為羅馬皇帝的人，若望八世從中干預以防止大亨們在未經他的准許就選出新的國王[30]。卡洛曼於879年11月退位[書 69]，尋求幫助的教皇將其目光轉向他的兄弟胖子查理，幫其在880年1月被認可並加冕為意大利國王[書 70][書 71]。在放棄了對普羅旺斯的博索的征戰後，胖子查理於881年回到了意大利並接受了王位。882年2月，由於教皇要求採取措施保衛聖彼得教產區免於斯波萊托的圭多二世（英語：Guy II of Spoleto）（Guy II of Spoleto）的侵擾[書 72][書 73]，胖子查理介入了拉文納的教會會議，結果是頒布了赦免法令（Decretum inmunitatis）來保護公職人員的教會財產[31]，然而由於胖子查理在其兄弟青年路易死後回到日耳曼地區以試圖奪取整個東法蘭克，這項舉措最終是徒勞的，胖子查理使得教皇無法獲得領土的歸還。

公元883年，圭多三世成為了新一任斯波萊托公爵，在他進攻羅馬前，教皇瑪理諾一世尋求國王的幫助，使得後者於883年4月回到了意大利。在一次於維羅納的集結中，圭多三世被擊敗並逃至薩拉森人處避難，貝倫加爾一世展開了對圭多三世的征戰，但因一場疫病的傳播而失敗了。最終在一場885年於帕維亞舉行的貴族集會上，圭多三世被赦免並向胖子查理宣誓效忠[書 74][書 75]。

公元885年，胖子查理成為西法蘭克國王，但到了887年，貴族們指責其軟弱並無力領導王國，並發動了叛變[書 76][32]。887年11月國王在特雷布爾舉行了集會，但貴族們選擇了他的侄子克恩頓的阿努爾夫作為國王[書 77]，不過是作為東法蘭克王國的[33][書 78]。被拋棄的胖子查理不得不退位，回歸到阿勒曼尼亞的領土上[書 79][34]，並最終於888年1月去世[書 80][35]。

王國的分裂[編輯]

公元898年斯波萊托的蘭伯特二世統治時期加洛林王國的分裂

公元888年胖子查理去世後，他的王國的組成部分被分割[書 79][書 81]。888年初，時任弗留利伯爵的貝倫加爾一世被選為意大利國王，貝倫加爾一世試圖建立強大的王權並將王國脫離與教皇國的關係，實際上，他也是加洛林王朝時期第一位沒有被教皇祝聖的意大利國王[書 82]，但很快圭多三世就成了他的對手；在試圖成為西法蘭克及勃艮第國王失敗後，圭多三世於888年回到了意大利，在倫巴第教會勢力與伊夫雷亞侯爵的支持下[書 83]，他向有蘇珀尼德家族支持的貝倫加爾一世發起挑戰。在特雷比亞河擊敗貝倫加爾一世後，圭多三世於889年2月在帕維亞加冕為王，他的兒子斯波萊托的蘭伯特二世也於891年5月加冕為共治皇帝。圭多三世在位時接受了對王國政治力量的調節和合作，以此得到了想要擺脫專治君主制的王權控制的世俗貴族的支持[書 84]。

在這種皇室權力的劃分中，王室的頭銜是一種貴族之間對抗其他對手時增加影響力的手段，但它也允許將王室權力擴張到羅馬和前拜占庭的大主教中以作為教皇的捍衛者[書 85]。圭多三世試圖在意大利恢復秩序，並且在891年，因教宗斯德望五世擔心圭多三世會干涉教皇國領土，而甘願為其加冕，這也導致了此後892年教宗福慕將其子加冕為共治皇帝。懷有野心的福慕向東法蘭克國王克恩頓的阿努爾夫尋求幫助，希望他幫助自己入侵意大利，由於貝倫加爾一世、蘭伯特二世和阿達爾貝特二世都未能阻止，經過圍攻和突襲後，阿努爾夫成功征服帕維亞成為意大利國王，並於896年2月被福慕加冕為神聖羅馬皇帝[36]。然而由於在去往斯波萊托途中感到身體嚴重不適，他在徹底擊潰蘭伯特二世之前就匆匆退回了阿勒曼尼亞，他讓他的兒子意大利的拉托德（英語：Ratold of Italy）（Ratold of Italy）作為意大利國王留下，但他隨後也因為貝倫加爾一世和蘭伯特二世同意以波河及阿達河為界劃分王國[37]而不得不回到阿勒曼尼亞[書 86]。斯波萊托人在羅馬奪取權力，教宗斯德望六世召開了一次教會會議，會上被挖出的教宗福慕的屍體受到審判及譴責。898年，教宗若望九世在一次於拉文納召開的教會會議上恢復了教宗福慕的名譽[書 87]，阿努爾夫的加冕被廢除，而洛泰爾一世的羅馬憲法的有效性得到重申，同時教皇國對羅馬公國、拉文納總督區以及五城地區的世俗統治得到了國王蘭伯特二世的承認[38]。蘭伯特二世去世後不久，貝倫加爾一世便獲得了處置整個王國的權力。

貝倫加爾一世的統治時期對於王國是一個轉折點。君主權威的衰退使得貝倫加爾一世在統治期間於維羅納度過了很長時間[書 88]，期間不僅被敵軍包圍，而且從899年開始，馬扎爾人在布倫塔河戰役（英語：Battle of Brenta）摧毀了貝倫加爾一世的軍隊，王國的首都帕維亞被放火焚城，在此後的整個10世紀上半葉，突襲接連不斷的侵擾着意大利。在布倫塔河被擊敗後，以阿達爾貝特二世為首的貴族們開始質疑他是否有保衛王國的能力，並在之後於900年將普羅旺斯國王瞎子路易擁立為意大利國王，並在次年由教皇本篤四世加冕其為神聖羅馬皇帝路易三世，但其隨後在902年和905年被貝倫加爾一世擊敗，並放棄了皇室及帝國頭銜。

公元915年貝倫加爾一世統治時期的意大利王國（粉色）

915年貝倫加爾一世因加入了北部貴族聯盟，並與南部的倫巴底和拜占庭合作在加里利亞諾戰役中將占領當地薩拉森人逐出而被加冕為神聖羅馬皇帝。但他不得不再次面對藩侯伊夫雷亞的阿達爾伯特一世（英語：Adalbert I of Ivrea）（Adalbert I of Ivrea）領導的貴族聯盟，後者向勃艮第的魯道夫二世（Rudolph II of Burgundy）尋求幫助。貝倫加爾一世與魯道夫二世的爭奪隨着923年7月菲奧倫佐拉戰役（英語：Battle of Firenzuola）中魯道夫二世的獲勝而告終[書 88]。但魯道夫二世的地位並不穩固，他的後衛部隊被前任國王瞎子路易的攝政，意大利的雨果（Hugh of Italy）所威脅，同時貝倫加爾一世依舊有能力重新掌權，當王國處在這樣的內部分裂事態的同時，首都帕維亞還處在馬扎爾人的搶劫和破壞中[書 89]。

貝倫加爾一世於924年去世，但他的死並沒有解決內部衝突。由於魯道夫二世沒有能力抵禦馬扎爾人[39]，由托斯卡納的埃爾門加德（英語：Ermengarde of Tuscany）（Ermengarde of Tuscany）領導的貴族求助於與埃爾門加德同母異父的意大利的雨果，他同時也得到了教皇若望十世的支持，後者尋求支持來反對羅馬的權貴馬羅齊婭（英語：Marozia）（Marozia）[書 90]。雨果於926年7月在帕維亞加冕為意大利國王，此時帕維亞已經再次被重建[書 58]，而魯道夫二世不得不退回他的勃艮第王國。新國王與拜占庭結盟，他將私生女意大利的伯莎（Bertha）嫁給了未來的拜占庭皇帝羅曼努斯二世並計劃聯合起來討伐弗雷辛尼特的薩拉森人。

雨果的目標是得到正式加冕，但他的支持者教皇若望十世在928年被馬羅齊婭廢黜並關押。當馬羅齊婭的丈夫托斯卡納的圭多（英語：Guy, Margrave of Tuscany）（Guy of Tuscany）於929年去世後，馬羅齊婭任命她的兒子若望十一世成為教皇，並與國王雨果結婚成為其有權勢的配偶，加強了她在羅馬的威望，使得若望十一世無法反對他繼父的加冕儀式。他們的訂婚儀式於932年在羅馬舉行，但馬羅齊婭的兒子斯波萊托的阿伯里克二世（英語：Alberic II of Spoleto）（Alberic II of Spoleto）發動了民眾起義，並將馬羅齊婭投入監獄，國王雨果被迫逃亡。儘管做了各種嘗試，雨果依舊無法回到羅馬[書 91]，但在939年雨果將前總督區併入了意大利王國，以報復他的繼子，羅馬的新權貴阿伯里克二世[40]。

無法利用行政資源的雨果計劃通過驅逐自己的對手，以自己的支持者和親屬替代之（尤其是在主教區和邊疆區[書 92]），來重建君主的權威；於是他任命他的侄子馬納塞斯（Manasses）擔任特倫托、維羅納、曼托瓦（其組成了特倫托的邊界）的主教[書 93]，並通過其控制阿爾卑斯山通往阿勒曼尼亞的通道[41]。

933年，意大利的雨果讓他的兒子意大利的洛泰爾二世與其共治[書 94]，並消除了魯道夫二世干預意大利的風險，由於928年瞎子路易去世後，雨果還繼續保留着下勃艮第王國攝政的頭銜，於是933年與魯道夫二世商談確定了他們的權力範圍：意大利歸雨果，兩勃艮第（上、下勃艮第）歸魯道夫二世[書 95]。但在魯道夫二世死後，雨果試圖通過迎娶他的遺孀士瓦本的伯莎（英語：Bertha of Swabia）（Bertha of Swabia）以及讓魯道夫二世的女兒意大利的雅德蕾德（Adelaide of Italy）與自己的兒子意大利的洛泰爾二世訂婚來加入阿爾勒王國[書 96][書 97]。但德意志國王奧托一世以接管新的勃艮第國王康拉德一世（英語：Conrad I of Burgundy）（Conrad I of Burgundy）的方式介入，以此來控制這個王國的征服並確保德意志西南邊界的安全[書 98]。

任何使得意大利君主不滿的地方權力的發展都會被阻止，但這並不意味着公共權力的建立，因為君主的權威是建立在附庸封臣關係及其忠誠度上的。當雨果國王的有力措施都落到了混亂的貴族群體中時，他這些試圖將權力集中中央的舉措反而使得反對派重新組織了起來[書 99]。伊夫雷亞藩侯貝倫加爾二世於941年逃往德意志王國，而雨果將伊夫雷亞邊疆區分為都靈邊疆區（英語：March of Turin）（March of Turin）的阿都因·格拉伯（英語：Arduin Glaber）（Arduin Glaber）、熱那亞邊疆區（英語：March of Genoa）（March of Genoa）的奧博托一世（英語：Oberto I）（Oberto I）以及蒙費拉托邊疆區（英語：March of Montferrat）（March of Montferrat）的阿勒拉莫（英語：Aleramo, Marquis of Montferrat）（Aleramo of Montferrat），並增加了皇家外交文書的發表[書 100]。

公元947年意大利的洛泰爾二世統治時期的意大利王國（粉色）

流亡的貝倫加爾二世從巴伐利亞回到了意大利，吸引了反對雨果國王的權貴們，尤其是主教們的支持[書 101]。意識到自己危險處境的雨果將兒子洛泰爾二世送至米蘭，並讓他附帶了一封信，信中他宣布放棄意大利王國，並要求王位由洛泰爾二世保有。因此，在945年4月於米蘭召開的集會上，王國的權勢群體為避免將過多的權力交給伊夫雷亞藩侯貝倫加爾二世，同時也為了保持君主的相對弱勢，於是讓洛泰爾二世繼續保有國王的位置[書 102]；但他並沒有行使任何權利，因為當他在封建制下任命高層顧問（拉丁文：summus consiliarius）時，貝倫加爾二世依舊是王國態勢的真正控制者。期望復仇的雨果回到了普羅旺斯，並在他附庸的幫助下組建了一支新的軍隊，但隨後被貝倫加爾二世擊敗，即便貝倫加爾二世可以繼續握有實權，但他最終還是正式承接了王位[書 103]。在貝倫加爾二世的統治下，意大利貴族確保了公共和教會職位的繼承權[書 104]，與其觀點相同的主教被任命，因此阿斯蒂的布魯寧戈（義大利語：Bruningo）（Bruningo）被任命為王國的首席大臣；但這位曾經的伊夫雷亞藩侯卻無法征服伊夫雷亞邊疆區新的封建領主，即便他能夠擁有其一小部分領土。此外，貝倫加爾二世還要接受來自雨果相關人士的疏遠，如雨果的兒子斯波萊托的休伯特（英語：Hubert, Duke of Spoleto）（Hubert of Spoleto）被剝奪了斯波萊托領地及行宮伯爵的職位。貝倫加爾二世被指責無法阻止由匈牙利的陶克紹尼所領導的馬扎爾人，並且由於他對財富的渴望而越來越不受歡迎，還被指控從馬扎爾人的勒索中獲利[書 105]。

947年4月，雨果放棄王位並帶着財富離開意大利，前往普羅旺斯，即便他曾想帶軍殺回意大利，他還是於次年948年去世[42]。最終，當洛泰爾二世於950年去世後，王室頭銜由貝倫加爾二世繼承，他聯合自己的兒子意大利的阿達爾伯特（英語：Adalbert of Italy）（Adalbert of Italy）一同登上王位。貝倫加爾二世擔心意大利的洛泰爾二世的遺孀，即意大利的雅德蕾德，可能與一位貴族再婚而威脅到他的統治地位，因此試圖將她嫁給自己的兒子阿達爾伯特，在被拒絕後，貝倫加爾二世將其監禁。這一行為引發了對國王的反抗，尤其是忍受貝倫加爾二世苛求已久的主教們，他們成為了反抗的中堅力量，作為雅德蕾德的哥哥，康拉德一世請求德意志國王的介入[書 106]。

雅德蕾德從監禁中逃脫了出來，並向德意志國王奧托一世尋求幫助，奧托一世利用這一態勢對意大利半島局勢進行了干預。奧托一世於951年9月率軍進入帕維亞，在當地被加冕為意大利國王並迎娶雅德蕾德，但他並沒有獲得羅馬皇帝的稱號，原因是斯波萊托的阿伯里克二世不希望外國勢力介入羅馬，這樣會使得他的勢力被限制[書 107]。奧托一世於952年2月回到德意志王國，將女婿紅色康拉德留在意大利繼續與貝倫加爾二世作戰，但雙方很快達成了協議，雙方於8月在奧格斯堡在會面，奧托一世到場，貝倫加爾二世與意大利的阿達爾伯特被認可為意大利國王，但成為了奧托一世的附庸[書 108]，同時需將特倫托和弗留利邊疆區（及維羅納邊疆區）割讓給巴伐利亞公爵[43][44]。

回到意大利後，貝倫加爾二世開始向權貴，尤其是主教們進行報復[書 109]，他將摩德納的圭多（Guy of Modena）任命為首席大臣，替代了阿斯蒂的布魯寧戈，並利用士瓦本的魯道夫的叛亂奪回了維羅納。但隨後叛亂被鎮壓，同時在955年，馬扎爾人在第二次萊希菲爾德之戰和奧博德里的斯拉夫人在雷克尼茨河戰役（英語：Battle on the Raxa）中均被擊潰，使得德意志國王可以再次出手干預意大利。956年夏天，奧托一世將兒子士瓦本的魯道夫送至意大利，儘管征戰十分成功，但魯道夫很快於957年9月死於瘧疾，在他死後貝倫加爾二世重新獲得了權力[書 110]。由於此時在意大利的行動不受任何制約，他試圖將意大利創建為一個強大的皇室領地及形成一個忠誠的附庸網絡。他占領了斯波萊托公國並威脅到羅馬公國，此時在位的是斯波萊托的阿伯里克二世的兒子教皇若望十二世[書 111]。教皇請求德意志王國的介入，於是奧托一世開始了對意大利的第二次征戰。面對着主教和權貴們的叛變以及微弱的抵抗力量，貝倫加爾二世逃離了帕維亞並燒毀了皇宮，奧托一世率軍來到帕維亞，與其子奧托二世於961年9月被加冕為意大利國王。奧托一世沿路來到羅馬，並於962年2月2日被教皇若望十二世於聖伯多祿大殿加冕為神聖羅馬皇帝，頒布了奧托法令（英語：Diploma Ottonianum）（Diploma Ottonianum），並對817年的路易協定以及824年的羅馬憲法進行了確認[書 112][書 113]。然而，由於教皇懼怕奧托一世的權力，遂與拜占庭建立反對其權勢的同盟，並讓他此前的對手托斯卡納藩侯阿達爾貝特二世來到了羅馬[書 114][書 115]。在963年11月召開的主教會議上，奧托一世將教皇廢黜，俘虜了被圍困的貝倫加爾二世，他的兒子意大利的阿達爾伯特逃往科西嘉島。儘管如此，奧托一世依舊需要多次干預羅馬，讓他指定的候選人與仍然拒絕接受失去對教皇國控制的羅馬貴族們對抗。在對意大利的第三次征戰中，他成功平息了羅馬的問題狀況，讓其子奧托二世在967年加冕為共治皇帝。此外，他還成功地對南意大利進行了干預。在回到德意志王國後，他於幾個月後去世，此後意大利的統治權被德意志王國占有，奧托一世的繼承人同樣也是意大利國王[書 116]。

封建制度的轉變[編輯]

奧托一世接受貝倫加爾二世的投降

國王路易二世的統治結束後，後加洛林時代不意味着制度的崩塌，因為在帕維亞宮廷依舊有一個中央行政。這座宮廷是皇室的住所，是金融組織及司法機構的中心（作為官邸，由大法官（英語：Archchancellor）（archchancellor）領導），甚至作為倉庫和廠房，這些都有利於首都的經濟活動[書 58]。於898年停止的加洛林家族在公共秩序層面的立法活動包括提醒自由的小地主（即倫巴底戰士）履行他們的軍事義務以及捍衛自己的權利以防止被公職人員侵害，同時還包括司法行政，對公共建築的恢復及維護，對婦女權益及財產的保護，公證員對買賣、財產及登記的規定，以及防止對什一稅的盜用[書 117][書 118]。

因為公共權力不能保證領土被保護，使得匈牙利人於10世紀上半葉發起的襲擊破壞了行政系統，這不僅是因為戰鬥形式的差異，也是因為伯爵和侯爵更關心自己的莊園而不是城市的安全。在這段被入侵的時期，地區的防禦工事的建立沒有世俗領主、宗教團體及城市的干預，這些干預此前需要國王的准許才可進行[書 119][書 120]。因此，由於對領土的防禦是在未經國王的干預下完成的，這就預示着當地出現權力的私有化[書 121]。在這個被稱作城堡化（英語：Encastellation）（encastellation）的過程中，一個小型的軍事化貴族團體出現在伯爵和主教的附庸關係中，並在當地駐紮，這一團體的出現使得城堡成為有效的地方權力中心。城堡化也出現在了城市中，所以它們依舊是政治及行政中心，由於當時的意大利貴族並不居住在他們自己的領地上而是仍然留在城市中從他們的不動產中獲利[書 122]，於是城市逐漸轉變為為地方權力服務，損害了國王在城市的權威[8]。城堡化所帶來的的變化的除了防禦方面外，還有與對他們土地的領主的控制以及吸引移民者有關的經濟方面的變化[書 123]。另一方面，由於國王不僅沒有能力阻止匈牙利人的搶劫與掠奪，也不能阻止大領主的領土野心，自主地產的持有者（即倫巴底戰士）向大領主們尋求保護與安全。這些戰士們將他們的土地交給了在其土地上生活和工作的大亨以換取他們的私人武裝隨從的保護。隨着小地主數量的減少，國王和他的官員們因發現附庸和大亨們可以有效地提供一定數量的人，且召集他們更加方便，從而拋棄了動員王國中的自由人參軍的習慣，因此國王及其官員與自由的小型地主之間的關係是非常特殊的[書 117]。

意大利王國跟隨着加洛林帝國其餘部分的發展趨勢，掌管着各自教區的主教在獲得豁免權後利用了中央權力的混亂和無能，索取管轄和稅收上的特權，使得他們將世俗管轄納入其教會管轄權之中[書 124]。主教們加強了自己城市的防禦，組織保衛自己的城市並阻止國王官員的進入，因此，通過在其轄區內行使政府職能以及保障軍事基礎設施，他們形成了如貝加莫、摩德納、克雷莫納、帕爾馬和皮亞琴察這樣的教會公國[45]。面對這些王國不安全的因素，國王不得不放棄土地並給予特權以獲得伯爵和主教的私人團體的支持。由於在管理城市時國王更青睞主教而不是伯爵，導致了相當於現今皮埃蒙特大區和托斯卡納大區的區域被伯爵們控制，而相當於現今威尼托大區、艾米利亞-羅馬涅大區和倫巴第大區的區域被主教們控制這樣一幅政治格局圖的形成[書 125]。

查理三世被廢黜並去世後，意大利王國的貴族可以自由地選舉居住在意大利的國王，這使得貴族們不承認他們在地區級行使的權力依賴於被同一階層貴族所選出的國王[書 126]。政治權力與擁有的土地及確保其統治的防禦工事有關[書 127]，由於加強了領土統治，這便增加了公職的遺傳性[書 128]。由於王室權力無法保證區域的和平與安全，它只能通過助長強大的、有權選舉國王的世俗和教會領主間的對抗和結盟來維持王國的霸權，這些領主的血統會被國王選為伯爵、侯爵甚至主教和修道院院長[書 129]。

國王貝倫加爾一世用土地、豁免權以及司法和稅收特權來獲得對反抗馬扎爾人入侵的支持，並以此確保支持者的忠誠，這在這段與敵對國王爭奪王位時期尤為重要。但由於這些贈與削弱了國王相對於其附庸及伯爵的地位，在這種背景下，貝倫加爾一世的統治成了王國政治的轉折點。在他統治之前，王國是一個統一的行政實體，但在貝倫加爾一世死後，君主的權威受到了質疑，因為其基本政策是以捐贈作為與達官貴人談判、平衡派系並建立聯盟的手段[書 130]。從此，王室大臣只負責發布外交政策，其成為王室干預的唯一方式，國王試圖通過維持一個複雜的封建關係網絡來保證對王國的統治權[書 117]。在外交制度下，財產法被異化並應用於教堂及相關貴族的公共職能，給予其豁免、捕撈及航行權等特權，通過市場和鑄幣免除從道路和橋梁收取的通行費，認可對塔樓、城牆、城門、護城河、城堡以及防禦工事的修建[書 131]；最廣泛的是授予克雷莫納教區的，為了讓主教獲益，貝倫加爾一世永久出讓了城市和周邊地區的稅收權及公共權力。然而公共秩序受到了這些措施的影響，因為這些捐贈及永久讓步導致了國庫的空虛，使得不管是在豁免地區還是防禦的城市及地區，公共、軍事和司法職能的行使都受到了阻礙[書 132]。因此，儘管伯國和邊疆區依舊是公共區域並受國王支配，伯爵和侯爵依舊是受王室影響的公共職位，但與此同時它們也是權貴家族尋求繼承的權利中心，自主地產及軍事控制的集中，與頭銜相關的公共權力的行使被加入其中，儘管國王以伯爵或侯爵的公職的名義拒絕了這些王朝的野心[書 133]。

意大利王國在神聖羅馬帝國的延續[編輯]

主條目：意大利王國 (神聖羅馬帝國)
1188年手抄本上的腓特烈一世的小畫像，藏於梵蒂岡宗座圖書館

意大利王國政治上從屬於德意志王國[46]的情況暗示着其本土存在君主缺失的問題，從990年起，缺位的統治者就丟失了下達法令及收稅的權力，這迫使他依靠有權勢的世俗貴族，如托斯卡納侯爵和斯波萊托公爵，同時通過主教來對抗他們[書 134]。主教在城市及其周邊地區保有豁免權，也就是在伯爵的管轄範圍之外，因此除了如米蘭、帕維亞、都靈、曼托瓦、維羅納、特雷維索[書 135]這樣的城市外，公爵、伯爵和侯爵貴族都居住在自己的領地上，而主教們居住在城市中。正是在這種城市環境下，中世紀公社開始誕生[書 136]，少數貴族與城市中產階級的商人、法官、公證員和達成聯盟（拉丁文：consortium），來形成城市政府並成立公社[47]，其不受主教及王國官員的管轄，同時他們提名自己的代表和執政官，從而逐漸控制城市[書 137]。奧托王朝的皇帝們延續了祖先的政策，在當地支持主教，尤其是德意志血統的主教，從而使意大利更直接地服從於帝國權威[48]。在海因里希四世還未成年時，教皇利用這一時機脫離了皇帝的監管，1075年教皇額我略七世供他私人使用的備忘錄，稱為教宗訓令，其中宣稱至上的精神力量高於世俗，神職人員在世俗方面的獨立性以及教皇在信仰、道德以及教堂的管理及行政方面的最高管轄權，這引發了教皇和皇帝之間逐漸展開的敘任權鬥爭[書 138]。此時恰逢地中海貿易復興，公社現象在意大利傳播開來[49]。

敘任權鬥爭後皇帝的權力衰弱使得德意志貴族們得以增加他們的封建權力[50]，在內戰結束後，腓特烈一世得以恢復對意大利王國的統治權，並恢復王權[書 139]。但這些企圖遭到了由教皇支持的倫巴底公社聯盟的反對。戰爭於1183年康斯坦茨和約（Peace of Constance）簽署後結束，合約中皇帝承認及城市公社的自治權，同時公社承認皇帝的法律權威[51]。他的孫子腓特烈二世，同時也是西西里國王，恢復了在意大利重塑皇帝權威為目的的嘗試，遭到了教皇的反對。這導致了其與統治地位的貴族公社的衝突，傾向皇帝的派別稱為吉伯林派，支持教皇的派別稱為歸爾甫派[書 140][52]。直到1250年腓特烈二世去世及大空位時代的到來，帝國的干預才被表明是無效的，政治分裂的態勢開始穩固[53]，使得真正的政治權力轉移到了地方公社中[54]。

歸爾甫派和吉伯林派的鬥爭產生了一個弱而不穩定的公社政府[書 141]。在這種情況下，各公社向城市中掌握地方司法權的法官提供最高權力，以保證公社內的秩序，以這種方式，出現了以個人統治，其持有者可以終生鞏固他的權力並將其傳給他的繼承人[書 142][55]。大空位時代使得莊園制度在意大利北部傳播[56]。然而，在一些公社中，如在托斯卡納，統治者拒絕建立共和政體，因為其中有商人和銀行家形成的貴族寡頭政治，他們至少在尋求商業繁榮方面保持團結，且不接受放棄個人或家庭尋求政治統治的城市權力[57]。

儘管腓特烈二世死後，皇帝已無法向意大利王國行使政治權力，但他們依舊保留着作為法律合法性最後來源的角色，同時其最高管轄權依然受到承認[58]。通過這種方式，城邦共和政體從皇帝處購買並獲得承認其自由的特權，這意味着其對帝國的最高管轄權的承認[59]。地方領主要求被承認為帝國的代理人同樣體現了帝國對意大利管轄權的有效性，但這意味着這些統治者可以不受公社中可能的公民限制的管理，這樣一來他們就有了行動自由，可以通過領土擴張的方式達到發展自己王朝的野心，最終導致了其與意大利其他領土的戰爭[60]，而這是穩固領主權力的重要因素[書 143]。這導致了更大、更結構化的政治實體在15世紀形成[61]。從1395年開始，皇帝開始陸續給領主授權，將其列為公爵或侯爵，同時批准世襲的領土公國[62]。

15-16世紀間，帝國進行了改革，通過宮廷會議，皇帝獲得了與帝國在意大利的管轄權相關的所有權力[63]。與此同時，法國介入了意大利戰爭（1494-1559），重新激起了皇帝對意大利的興趣，儘管在1529年《巴塞羅那條約（西班牙語：Tratado de Barcelona (1529)）》簽署時，皇帝查理五世成為了意大利的仲裁者[64]，但最終他的領地被傳給了他的繼承人西班牙國王，所以皇帝在意大利王國沒有了特定的領土，而且他的權力僅限於為意大利王國分散的大小封地的封建宗主[65]。17世紀晚期，西班牙帝國的衰落加強了帝國在意大利的地位，並獲得了意大利封建領主們的支持[66]。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1701-1714）過後，西班牙在意大利半島的勢力被清除，帝國全權代表（英語：Plenipotentiary）職位被設立作為皇帝的授權代表，其被認為是意大利各封地真正的中央權威，確保了他們的貢獻[書 144]並成為了第一個封建法院[書 145]。法國於18世紀晚期干預，並在意大利建立了法國的附屬國，1801年2月9日簽署的呂內維爾條約消除了帝國在意大利境內的勢力。帝國最終於1806年滅亡，此後拿破崙一世在此地建立了他自己的意大利王國（1805-1814）。

參考資料[編輯]

參考書目相關
  1. ^ Rosamond McKitterick (1995), pp. 300-301
  2. ^ Rosamond McKitterick (1995), p. 175
  3. ^ 3.0 3.1 Giovanni Tabacco (1989), p. 116
  4. ^ 4.0 4.1 4.2 Rosamond McKitterick (1995), p. 304
  5. ^ Margaret Deanesly (1969), p. 434
  6. ^ Margaret Deanesly (1969), p. 435
  7. ^ 7.0 7.1 Peter Partner (1972), pp. 49-50
  8. ^ 8.0 8.1 Eric Joseph Goldberg (2006), p. 49
  9. ^ Margaret Deanesly (1969), p. 437
  10. ^ Charles L. Killinger (2002), p. 52
  11. ^ Pierre Riché (1993), p. 185
  12. ^ Rosamond McKitterick (1995), p. 336
  13. ^ Charles L. Killinger (2002), pp. 52-53
  14. ^ Pierre Riché (1993), p. 179
  15. ^ Joseph Canning (1996), p. 72
  16. ^ Cesare Cantú (1855), p. 84
  17. ^ Giovanni Tabacco (1989), p. 115
  18. ^ 18.0 18.1 18.2 Giovanni Tabacco (1989), p. 135
  19. ^ Rosamond McKitterick (1995), pp. 306-307
  20. ^ Giovanni Tabacco (1989), p. 117
  21. ^ Brigitte Bedos-Rezak (1996), pp. 212-213
  22. ^ Robert Folz (1974), p. 43
  23. ^ Louis Halphen (1991), p. 124
  24. ^ Robert Folz (1974), p. 44
  25. ^ Philippe Contamine (1986), p. 39
  26. ^ Giovanni Tabacco (1989), p. 162
  27. ^ André Vauchez，Richard Barrie Dobson & Michael Lapidge (2000a), p. 743
  28. ^ André Vauchez，Richard Barrie Dobson & Michael Lapidge (2000b), p. 903
  29. ^ Giovanni Tabacco (1989), p. 123
  30. ^ Giovanni Tabacco (1989), p. 127
  31. ^ Brigitte Bedos-Rezak (1996), p. 214
  32. ^ Giovanni Tabacco (1989), p. 126
  33. ^ Giovanni Tabacco (1989), pp. 127-128
  34. ^ Giovanni Tabacco (1989), pp. 130-131
  35. ^ Thomas Greenwood (1859), p. 427
  36. ^ Robert Folz (1974), p. 42
  37. ^ Louis Halphen (1991), pp. 127-130
  38. ^ Herwig Wolfram (2006), p. 189
  39. ^ Barbara H. Rosenwein (1999), p. 140
  40. ^ Giovanni Tabacco (1989), pp. 117-118
  41. ^ Giovanni Tabacco (1989), p. 118
  42. ^ Giovanni Tabacco (1989), pp. 119-120
  43. ^ Giovanni Tabacco (1989), pp. 121-122
  44. ^ Giovanni Tabacco (1989), pp. 122-123
  45. ^ Giovanni Tabacco (1989), p. 134
  46. ^ Joseph Canning (1996), p. 74
  47. ^ 47.0 47.1 47.2 Rosamond McKitterick (1995), p. 311
  48. ^ Louis Halphen (1991), pp. 328-329
  49. ^ 49.0 49.1 Robert Folz (1974), pp. 197-199
  50. ^ 50.0 50.1 J.B. Bury (1922), p. 48
  51. ^ 51.0 51.1 Judson J. Emerick (1998), pp. 404-405
  52. ^ Rosamond McKitterick (1995), p. 312
  53. ^ Paul Julius Alexander (1985), p. 11
  54. ^ 54.0 54.1 Rosamond McKitterick (1995), p. 313
  55. ^ Paul Julius Alexander (1985), p. 112
  56. ^ Peter Partner (1972), p. 67
  57. ^ Lucien Musset (1968), pp. 103-104
  58. ^ 58.0 58.1 58.2 Christopher Kleinhenz (2004b), pp. 864-865
  59. ^ Pierre Riché (1993), pp. 222-223
  60. ^ Christopher Kleinhenz (2004a), p. 257
  61. ^ M.E. Bratchel (2008), p. 8
  62. ^ Rosamond McKitterick (1995), p. 314
  63. ^ Philippe Levillain (2002), p. 837
  64. ^ J.B. Bury (1922), p. 50
  65. ^ Thomas Greenwood (1859), p. 335
  66. ^ J.B. Bury (1922), p. 51
  67. ^ Rosamond McKitterick (1995), p. 126
  68. ^ J.B. Bury (1922), p. 53
  69. ^ Simon MacLean (2003), p. 147
  70. ^ Louis Halphen (1991), p. 368
  71. ^ Judson J. Emerick (1998), p. 410
  72. ^ Peter Partner (1972), p. 73
  73. ^ J.B. Bury (1922), p. 58
  74. ^ Eleanor Shipley Duckett (1988), p. 5
  75. ^ Margaret Deanesly (1969), p. 463
  76. ^ J.B. Bury (1922), p. 62
  77. ^ Simon MacLean (2003), p. 195
  78. ^ Eric Joseph Goldberg (2006), p. 340
  79. ^ 79.0 79.1 Pierre Riché (1993), p. 219
  80. ^ Louis Halphen (1991), p. 382
  81. ^ Eleanor Shipley Duckett (1988), p. 12
  82. ^ Rosamond McKitterick (1995), p. 316
  83. ^ Timothy Reuter (2005), p. 346
  84. ^ Rosamond McKitterick (1995), pp. 315-316
  85. ^ Rosamond McKitterick (1995), p. 318
  86. ^ Eleanor Shipley Duckett (1988), p. 30
  87. ^ Philippe Levillain (2002), p. 838
  88. ^ 88.0 88.1 Christopher Kleinhenz (2004a), p. 379
  89. ^ Philip Grierson & Mark Blackburn (2007), p. 257
  90. ^ Timothy Reuter (2005), p. 352
  91. ^ André Vauchez，Richard Barrie Dobson & Michael Lapidge (2000a), p. 696
  92. ^ Charles William Previté-Orton (1975), p. 437
  93. ^ Pierre Riché (1993), p. 241
  94. ^ Eleanor Shipley Duckett (1988), p. 58
  95. ^ Philip Grierson & Mark Blackburn (2007), p. 222
  96. ^ Timothy Reuter (2005), p. 341
  97. ^ J.B. Bury (1922), p. 140
  98. ^ J.B. Bury (1922), p. 156
  99. ^ Timothy Reuter (2005), pp. 353-354
  100. ^ J.B. Bury (1922), p. 157
  101. ^ Henry Hart Milman (1854), p. 386
  102. ^ J.B. Bury (1922), pp. 158-159
  103. ^ Pierre Riché (1993), p. 242
  104. ^ Timothy Reuter (2005), p. 355
  105. ^ J.B. Bury (1922), p. 158
  106. ^ Eleanor Shipley Duckett (1988), pp. 70-71
  107. ^ Henry Hart Milman (1854), p. 388
  108. ^ Timothy Reuter (2005), p. 356
  109. ^ Thomas Greenwood (1859), p. 471
  110. ^ Eleanor Shipley Duckett (1988), p. 80
  111. ^ J.B. Bury (1922), p. 161
  112. ^ Timothy Reuter (2005), p. 141
  113. ^ Ephraim Emerton (2007), p. 138
  114. ^ Pierre Riché (1993), p. 271
  115. ^ Eleanor Shipley Duckett (1988), p. 83
  116. ^ Christophe Koch (1839), p. 28
  117. ^ 117.0 117.1 117.2 Timothy Reuter (2005), p. 350
  118. ^ Giovanni Tabacco (1989), p. 153
  119. ^ Giovanni Tabacco (1989), pp. 156-157
  120. ^ Timothy Reuter (2005), p. 351
  121. ^ C.P. Lewis (2001), p. 80
  122. ^ Henri Pirenne (1994), p. 107
  123. ^ C.P. Lewis (2001), p. 81
  124. ^ Henri Pirenne (1994), pp. 44-45
  125. ^ Charles L. Killinger (2002), p. 53
  126. ^ Rosamond McKitterick (1995), pp. 316-317
  127. ^ Giovanni Tabacco (1989), pp. 160-161
  128. ^ Giovanni Tabacco (1989), p. 163
  129. ^ Giovanni Tabacco (1989), p. 164
  130. ^ Barbara H. Rosenwein (1999), pp. 150-151
  131. ^ Giovanni Tabacco (1989), p. 154
  132. ^ Giovanni Tabacco (1989), pp. 155-156
  133. ^ Giovanni Tabacco (1989), p. 152
  134. ^ Charles L. Killinger (2002), pp. 55-56
  135. ^ Philippe Contamine (1986), p. 40
  136. ^ J.B. Bury (1922), p. 165
  137. ^ Gino Luzzatto (2006), pp. 70-71
  138. ^ Jacques Le Goff (1971), pp. 81-83
  139. ^ Jacques Le Goff (1971), p. 90
  140. ^ Christopher Kleinhenz (2004a), p. 468
  141. ^ Christopher Kleinhenz (2004a), p. 416
  142. ^ Giovanni Tabacco (1989), p. 289
  143. ^ Giovanni Tabacco (1989), p. 308
  144. ^ Anja Amend (2007), p. 133
  145. ^ Anja Amend (2007), p. 136
其他
  1. ^ Francis Palgrave（英語：Francis Palgrave）. J. W. Parker and son , 編. The History of Normandy and of England 1. 1851: 122 [2020-07-0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7-05） （英語）. 
  2. ^ L. Gualtieri di Brenna; Cesare Cantù. Corona e Caimi , 編. Grande illustrazione del Lombardo-Veneto 5. 1861: 293 （意大利語）. 
  3. ^ Giuseppe Domenico Della Bona. T. Paternolli , 編. Strenna cronologica per l'antica storia del Friuli e principalmente per quella di Gorizia sino all'anno 1500. 1856: 28 （意大利語）. 
  4. ^ R.T. Hampson. An essay on the Geography of king Alfred the Great 2. Bosworth & Harrison. 1858: 48 （英語）. 
  5. ^ Geoffrey Barraclough（英語：Geoffrey Barraclough）. The crucible of Europe: the ninth and tenth centuries in European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70 [2020-07-05]. ISBN 978052003118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12-26） （英語）. 
  6. ^ Katherine Fischer Drew. The Lombard law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3: 23–24. ISBN 9780812210552 （英語）. 
  7. ^ Auguste Boullier（法語：Auguste Boullier）. Essai sur l'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en Italie: Premiere Partie: des Barbares 2. E. Dentu. 1861: 163 （法語）. 
  8. ^ 8.0 8.1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2003，第192頁.
  9. ^ 9.0 9.1 Joanna Story（英語：Joanna Story）. Charlemagne: Empire and Societ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英語：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5: 175 [2020-07-07]. ISBN 978071907089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7-12） （英語）. 
  10. ^ Raniero Orioli. Fra Dolcino: nascita, vita e morte di un'eresia medievale. Jaca Book（義大利語：Jaca Book）. 2004: 233 [2020-07-07]. ISBN 978881677204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7-08） （意大利語）. 
  11. ^ Pier Felice Degli Uberti. Il diritto nobiliare nel ducato di Milano dall'eta' feudale ai sovrani spagnoli. Hidalguía. 2006, (316-317): 563 [2020-07-07]. ISSN 0018-128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7-08） （意大利語）. 
  12. ^ David Nicolle. The Age of Charlemagne. Osprey Publishing. 1984: 15 [2020-07-07]. ISBN 978085045042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3-24） （英語）. 
  13. ^ Virgilio Gilardoni（義大利語：Virgilio Gilardoni）. Il Romanico: catalogo dei monumenti nella Repubblica e Cantone del Ticino. Edizioni Casagrande（義大利語：Edizioni Casagrande）. 1967: 19 [2020-07-07]. ISBN 978887713136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7-08） （意大利語）. 
  14. ^ Heinrich Fichtenau（英語：Heinrich Fichtenau）. The Carolingian empir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英語：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8: 109–110. ISBN 9780802063670 （英語）. 
  15. ^ Nigel P. Ready. Brooke's notary. Sweet & Maxwell（英語：Sweet & Maxwell）. 2002: 3–4. ISBN 9780421672802 （英語）. 
  16. ^ Jacques Le Goff. Diccionario razonado del Occidente medieval. Ediciones Akal（英語：Ediciones Akal）. 2003: 282 [2020-07-11]. ISBN 978844601458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11-12） （西班牙語）. 
  17. ^ Michael Frassetto. Encyclopedia of barbarian Europe: society in transformation. ABC-Clio（英語：ABC-Clio）. 2003: 269. ISBN 9781576072639 （英語）. 
  18. ^ Pierre Toubert（英語：Pierre Toubert）. Europa en su primer crecimiento: de Carlomagno al año mil. Universitat de València. 2006: 220–221. ISBN 9788437064239 （西班牙語）. 
  19. ^ Carl Koch. A Popular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Saint Mary's Press. 1997: 119 [2020-07-11]. ISBN 978088489395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7-12） （英語）. 
  20. ^ Alessandro Barbero（英語：Alessandro Barbero）. Charlemagn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93 [2020-07-11]. ISBN 978052023943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7-11） （英語）. 
  21. ^ Carlo Calisse. A History of Italian Law. Beard Books. 2001: 118–119 [2020-07-11]. ISBN 978158798110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08-26） （英語）. 
  22. ^ Caroline Goodson（英語：Caroline Goodson）. The Rome of Pope Paschal I: Papal Power, Urban Renovation, Church Rebuilding and Relic Translation, 817-82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30 [2020-07-11]. ISBN 978052176819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7-11） （英語）. 
  23. ^ 23.0 23.1 Georges Ostrogorsky（英語：Georges Ostrogorsky）. Historia del Estado Bizantino. Ediciones Akal. : 241–243 [2020-07-11]. ISBN 978847339690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5-04-06） （西班牙語）. 
  24. ^ 24.0 24.1 Ted Byfield; Paul Stanway. The Quest for the City : A.D. 740 to 1100. Christian History Project. 2004: 234. ISBN 9780968987360 （英語）. 
  25. ^ Th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1. Longman,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1842: 275 （英語）. 
  26. ^ David Abram. The Rough Guide to Corsica. Rough Guides（英語：Rough Guides）. 2003: 409. ISBN 9781843530473 （英語）. 
  27. ^ Bryan Pullan. Source for the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 Blackwell. 1966: 49 （英語）. 
  28. ^ Ferdinand Gregorovius（英語：Ferdinand Gregorovius）. Corsica: picturesque, historical, and social. Parry & M'Millan. 1855: 19 （英語）. 
  29. ^ Joseph Esmond Riddle（英語：Joseph Esmond Riddle）. The history of the papacy to the period of the Reformation 2. Richard Bentley. 1854: 30 （英語）. 
  30. ^ 沃爾特·厄爾曼. The Growth of Papal Government in the Middle Ages: A Study in the Ideological Relation of Clerical to Lay Power. Methuen Publishing（英語：Methuen Publishing）. 1955: 164 [2020-07-16]. OCLC 45844569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7-16） （英語）. 
  31. ^ George Waddington（英語：George Waddington）. A history of the church from the earliest ages to the reformation 2. Baldwin and Cradock. 1835: 414 [2020-07-16]. OCLC 77865525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7-17） （英語）. 
  32. ^ John Platts. A New Universal Biography 2. Sherwood, Jones, and Co. 1825: 552 [2020-07-16]. OCLC 50421939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7-18） （英語）. 
  33. ^ Timothy Reuter（英語：Timothy Reuter）. The Annals of Fulda.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2: 103 [2020-07-16]. ISBN 978071903458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7-18） （英語）. 
  34. ^ Marios Costambeys（英語：Marios Costambeys）; 馬修·英尼斯; Simon MacLean. The Carolingian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425 [2020-07-16]. ISBN 978052156366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7-16） （英語）. 
  35. ^ Jim Bradbury（英語：Jim Bradbury）. The Capetians: The History of a Dynasty.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英語：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07: 29 [2020-07-16]. ISBN 978185285528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7-16） （英語）. 
  36. ^ Ferdinand Gregorovius. History of the City of Rome in the Middle Ages 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95: 219–223. ISBN 9781108015028 （英語）. 
  37. ^ T. de Partouneaux. Histoire de la conquête de la Lombardi par Charlemagne. J. Renouard et C. 1842: 155 （法語）. 
  38. ^ Gaetano Moroni（英語：Gaetano Moroni）. Dizionario di erudizione storico-ecclesiastica da S. Pietro sino ai nostri giorni. Tipografia Emiliana. 1857: 68 （意大利語）. 
  39. ^ E. Smedley, Hugh J. Rose and Henry J. Rose (編). Encyclopædia metropolitana: or, Universal dictionary of knowledge XI. 1845: 472 （英語）. 
  40. ^ Luigi Tonini（義大利語：Luigi Tonini）. Storia Di Rimini: Rimini Dal Principio Dell' Era Volgare All' Anno MCC 2. Tipi Malvolti ed Ercolani. 1856: 266 （意大利語）. 
  41. ^ William Barry. Papal Monarchy. Kessinger Publishing（英語：Kessinger Publishing）. 2003: 159. ISBN 978076613987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3-24） （英語）. 
  42. ^ Paolo Golinelli. Adelaide: regina santa d'Europa. Jaca Book. 2001: 51–52. ISBN 9788816435117 （意大利語）. 
  43. ^ Carlo Mistruzzi di Frisinga. Asociación de Hidalgos a Fuero de España , 編. Ponencias, comunicaciones y conclusiones del I Congreso Italo-Español de Historia Municipal y de la V Asamblea de la Asociación de Hidalgos. Hidalguía. 1958: 353 （意大利語）. 
  44. ^ Touring Club Italiano（英語：Touring Club Italiano）. Veneto, Trentino-Alto Adige, Friuli-Venezia Giulia, Emilia-Romagna. Touring Editore. 2002: 265. ISBN 9788836523863 （意大利語）. 
  45. ^ Robert Fossier（英語：Robert Fossier）.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412 [2020-07-12]. ISBN 978052126644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7-12） （英語）. 
  46. ^ Manus Midlarsky. The Evolution of Inequality: War, State Survival, and Democracy in Comparativ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67 [2020-07-18]. ISBN 978080474170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7-18） （英語）. 
  47. ^ 諾貝托·波比歐; Nicola Matteucci（義大利語：Nicola Matteucci）; Gianfranco Pasquino（英語：Gianfranco Pasquino）. Diccionario de política 1. Siglo XXI Editores（西班牙語：Siglo XXI Editores）. 2005 [2020-07-18]. ISBN 978968231669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7-19） （西班牙語）. 
  48. ^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2003，第197頁.
  49. ^ Ptolemy Lucca. On the Government of Rulers: De Regimine Principu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7: 9 [2020-07-18]. ISBN 978081223370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7-19） （英語）. 
  50. ^ Jill N Claster. The Medieval Experience: 300-1400.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英語：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2: 310 [2020-07-18]. ISBN 978081471381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7-18） （英語）. 
  51. ^ Henry William Carless Davis（英語：Henry William Carless Davis）. Medieval Europe. Echo Library. 2007: 98 [2020-07-18]. ISBN 978140681866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3-26） （英語）. 
  52. ^ David Abulafia（英語：David Abulafia）.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480 [2020-07-18]. ISBN 978052136289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7-18） （英語）. 
  53. ^ George Holmes（英語：George Holmes (historian)）.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Ital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59 [2020-07-18]. ISBN 978019285444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7-20） （英語）. 
  54. ^ Philip James Jones. The Italian city-state: from commune to signor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341 [2020-07-18]. ISBN 978019822585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7-18） （英語）. 
  55. ^ Nicolai Rubinstein. Studies in Italian history in the Middle Ages and the Renaissance. Edizioni di Storia e Letteratura（義大利語：Edizioni di Storia e Letteratura）. 2004: 118. ISBN 9788884981462 （英語）. 
  56. ^ Daniel Philip Waley（英語：Daniel Philip Waley）. Later medieval Europe: from Saint Louis to Luther. Longmans. 1964: 216. ISBN 9780582492622 （英語）. 
  57. ^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2003，第209頁.
  58. ^ Joseph Canning.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Baldus de Ubald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8. ISBN 9780521894074 （英語）. 
  59. ^ Athanasios Moulakis（英語：Athanasios Moulakis）. Republican realism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Francesco Guicciardini's Discorso di Logrogno. Rowman & Littlefield（英語：Rowman & Littlefield）. 1998: 44. ISBN 9780847689941 （英語）. 
  60. ^ Bard Thompson. Humanists and Reformers: A History of the 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1996: 99–100. ISBN 9780802863485 （英語）. 
  61. ^ Samuel Kline Cohn; Steven Epstein. Portraits of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living: essays in memory of David Herlih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英語：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429. ISBN 9780472106714 （英語）. 
  62. ^ Maude Violet Clarke. Medieval city state. Speculum Historiale. 1966: 134–135 [2020-07-1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7-18） （英語）. 
  63. ^ George Long（英語：George Long）. Penny Cyclopaedia of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Charles Knight（英語：Charles Knight (publisher)）. 1835: 101 （英語）. [失效連結]
  64. ^ H. Hearder; D.P. Waley. A Short History of Italy: From Classical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3: 97. ISBN 9780521052412 （英語）. 
  65. ^ Peter Hamish Wilson（英語：Peter Hamish Wilson）. The Holy Roman Empire, 1495-1806. Palgrave Macmillan. 1999: 63. ISBN 9780312223601 （英語）. 
  66. ^ Peter Hamish Wilson. German armies: war and German politics, 1648-1806. Routledge. 1998: 103. ISBN 9781857281064 （英語）. 

參考書目[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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