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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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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帝國
Imperium Romanum
前27年—395年[a]
395年—476年/480年(西羅馬)
395年—1453年(東羅馬)
  羅馬帝國於117年在圖拉真死時版圖達到極盛   附庸國[3][b]
  羅馬帝國於117年在圖拉真死時版圖達到極盛
羅馬從城邦至西羅馬陷落的版圖演變過程
羅馬從城邦至西羅馬陷落的版圖演變過程
地位帝国
首都
常用语言
宗教
政府独裁
• 皇帝
(列表)
历史时期古典时代至中世紀後期
面积
前25年[18]2,750,000平方公里
117年[18][19][20]5,000,000平方公里
390年[18]3,400,000平方公里
人口
• 前25年[21]
56,800,000
货币第纳里乌斯、塞斯特斯、奧里斯、索利都斯
前身
继承
羅馬共和國
西羅馬帝國
東羅馬帝國

羅馬帝國是古典时代統治環地中海地區、部分歐洲、西亞和北非地區的帝國,為罗马共和国的繼承者。前27年,屋大維崛起並建立奧古斯都元首制,共和國轉型為帝國。3世紀末,帝國數度被分為東西羅馬,最終西羅馬帝國於476年滅亡,而東羅馬帝國則持續存在至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古代中國稱該國為大秦或海西國,於明代經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音譯後改稱羅馬[j]。

截至前100年,羅馬共和國已將其統治範圍從亚平宁半岛擴張至地中海大部分地區。然而,羅馬隨後受到內戰與政治衝突的嚴重動搖。前44年,獨裁官尤利烏斯·凱撒被元老院封爲終身獨裁官後不久,便遭刺殺身亡。最終,屋大維於前31年的亚克兴海战中,擊敗马克·安东尼與克娄巴特拉七世,並征服埃及的托勒密王國,結束內戰。前27年,羅馬元老院授予屋大維廣泛的軍事權力,並賦予他「奧古斯都」的新稱號,其成為羅馬的首位皇帝。廣大的羅馬領土被劃分為元老院行省與皇帝行省;前者由每年抽籤任命的總督治理,後者則屬於皇帝所有,但由其任命的雷加圖斯治理。

帝國在最初的兩個世紀經歷被稱為「罗马治世」的穩定與繁榮時期。該國在圖拉真統治時達到版圖極盛,人口亦增長至傳統學界認為的5,500萬至6,000萬[23],乃至現代研究的7,000萬以上[24]。羅馬帝國的衰退始於康茂德統治期間,並於3世紀經歷長達約50年的「三世紀危機」,面臨內戰、瘟疫和蠻族入侵,同時伴隨著大量短命統治的皇帝與地方勢力脫離帝國。270年,奧勒良稱帝,在數年的戰爭中擊敗高盧帝國和帕米拉帝國,重新統一羅馬。戴克里先最終贏得內戰,並在西方拉丁世界與東方希臘世界分別建立帝國宮廷。313年,君士坦丁大帝頒布米蘭敕令合法化基督教,並贏得四帝內戰。330年,他將帝國的都城從羅馬遷至拜占庭,並將其改名為君士坦丁堡。民族大遷徙時期中,日耳曼人與匈人發動大規模入侵,導致西羅馬帝國逐漸衰落。476年,拉文納落入赫鲁利人手中,奧多亞克廢黜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西羅馬帝國遂告覆亡。東羅馬帝國則以君士坦丁堡(康斯坦丁尼耶)為唯一首都,又延續了一千年,直到1453年該城陷落。

由於帝國疆域廣闊且延續時間極長,其制度與文化對其統治領域內的語言、宗教、藝術、建築、文學、哲學、法律以及政府形式的發展產生持久影響。中世紀歐洲重新發現其古典科學與技術,促成科學文藝復興與科學革命。羅馬的共和制度也深刻影響中世紀義大利城邦共和國、早期美國以及現代民主共和國。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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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帝國開國皇帝屋大維(奧古斯都)的白色大理石雕像 (公元後第一世紀初)

羅馬自公元前3世紀已經開始併吞行省,四個世紀後,羅馬的領土範圍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遼闊。雖然羅馬仍然被稱為「共和國」,但實際上已經可被稱為一個「帝國」了。[25]行使共和制的行省由從前的執政官和裁判官進行管治,他們經由選舉產生,並擁有稱為「Imperium」的當地最高統治權。[26]當時只有少數人擁有不成比例的雄厚財富和強大軍力,他們對其行省的管理是羅馬從共和體制步向絕對君主制的主要因素。[27]不久,「帝權」即由「Imperium」一字表達;[28]英語「帝國」(empire)一字即來自此拉丁字,而這意思只可從更後的羅馬歷史中找到。[29]

身為羅馬首任皇帝,奧古斯都賦予自己一個「共和國拯救者」的地位,並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權力限制在共和制憲法的原則下。羅馬人企圖把與君王有關的頭銜加在他身上,但他拒絕了這些頭銜,而是自稱為「第一公民」。執政官的選舉仍舊定期舉行,保民官繼續進行他們的立法,參議員依然在元老院進行辯論。但後來皇帝實行最終決定權的先例,卻是由奧古斯都自己立下,而且這行動更是在有軍事力量作其後盾的情況下進行的。

奧古斯都時期的文藝作品把他長達四十年的統治描寫成羅馬一個新的「黃金時代」。奧古斯都設計了一個長遠的、理想的帝國基礎,這基礎就是持續實行了三個世紀的元首制(前27年—284年)。元首制由起初實施的二百年被傳統上稱為“羅馬治世”。在此期間,整個帝國的凝聚力在城市生活、經濟鏈、共同的文化、法治和宗教規範下變得越來越強大。在城市的暴動不常發生,即使發生,也都會被「無情而迅速地」平定[30],在不列顛尼亞和高盧的叛亂就是其中的例子。猶太羅馬戰爭在公元1世紀爆發,持續了六十年,最後在2世紀的上半段平息。這是羅馬唯一一場用了很長的時間和極其暴力的手段平定的一場叛亂。[31]

奧古斯都所設立的朝代更替準則是成功的,但這被那些比他活得更長、同時又天赋禀异的繼承人所破壞。在奧古斯都所創立的儒略克劳狄王朝裡,除了奧古斯都自己以外,還有4位皇帝—提比里烏斯、卡里古拉、克勞狄烏斯和尼祿。在儒略·克勞狄王朝結束後,著名的四帝之年(公元69年)開始,當年4位皇帝同時出現。維斯帕先就是這場政治鬥爭中的最後勝利者。維斯帕先建立了短暫的弗拉維王朝,其後由涅爾瓦-安敦寧王朝取代。這王朝就是著名的「五賢帝時代」——這是因為當中出現過涅爾瓦、圖拉真、哈德良、安敦宁·毕尤和馬可·奧理略這五位好皇帝。公元180年,康茂德接續五賢帝登基。當時的希臘史家卡西乌斯·狄奥認為,這標誌著羅馬帝國的沒落。他曾下過一個著名的評論:「從一個黃金帝國淪為一個鐵鏽之國」。[32]這句話使得一些史學家,尤其是愛德華·吉本,以康茂德的統治為羅馬帝國沒落的開始。

羅馬五賢帝之一的圖拉真在位時,帝国疆域達到極盛。圖爲圖拉真的大理石雕像

公元212年,卡拉卡拉在位時,在羅馬帝國內出生的自由民均擁有羅馬公民權。雖然如此,塞維魯王朝卻是一片混亂,每個皇帝的統治經常都是由謀殺或處決來結束。隨著王朝的崩潰,羅馬帝國進入一個充滿侵略、內戰、經濟衰退和瘟疫的時代──三世紀危機。[33]在劃分歷史時期時,這危機被視為由古典時代到古典時代晚期的過渡。這時連帝國裡「共和國」的殘餘成份也被皇帝的專制統治粉碎了。公元284年至305年間的皇帝戴克里先把帝國從滅亡的邊緣拉回來,但他廢除自己「第一公民」的角色,成為第一位以“domine”(即“主人”)自稱的皇帝。[34]在戴克里先統治其間,面對基督教明顯的威脅,羅馬帝國對基督徒發動有史以來最具組織性的迫害──戴克里先迫害。由戴克里先作為「獨裁者」(Dominate)時開始的專制獨裁統治一直維持到476年西羅馬帝國的滅亡為止。

戴克里先為了更穩定羅馬帝國的版圖而将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分,立馬克西米安為第一任西羅馬皇帝,同時也是羅馬帝國第一次分裂,不久後便推行四帝共治制,但在戴克里先退位後制度大崩解,一度出現六個政權同時存在的畫面,最後由西部皇帝君士坦丁一世打敗東部皇帝李錫尼,帝國再度統一。君士坦丁一世在位期間不僅對外征服失去多年的達契亞,同時也對基督教實施寬容制度,他建立了許多教堂,也發佈了著名的《米蘭敕令》,使基督教合法化和舉辦了尼西亞會議,讓君士坦丁也能和神學家們共同管理基督教法,對日後的基督教影響甚遠,他也是君士坦丁堡的建立者,為日後東羅馬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死後帝國陷入了兩次分裂,分別由君士坦提烏斯二世和狄奧多西一世統一,狄奧多西一世在位時發佈了《薩洛尼卡敕令》,宣布基督教為國教,但狄奧多西一世死後分別立自己的兒子霍諾留和阿卡狄奧斯為西羅馬和東羅馬皇帝,之後羅馬帝國從此再未統一。

西羅馬帝國在476年滅亡後,東部帝國(亦稱拜占庭帝國)延续到1453年被奥斯曼帝国征服為止。

東羅馬帝國羅馬帝國羅馬帝國羅馬帝國西羅馬帝國

疆域與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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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帝國是歷史上疆域最大的帝國之一,其領土連成一片,橫跨歐洲、北非與西亞[35]。拉丁文「無疆之帝國」(imperium sine fine)[36]表達一種帝國意識形態,即無論時間或空間皆不能限制帝國的疆域。維吉爾在其《埃涅阿斯纪》中,描述朱庇特賦予羅馬人無疆的帝國[36][37]。4世紀帝國轉而由基督教統治後,這種世界性統治的主張再次得到強化[k]。羅馬人除了吞併大片地區外,也直接改變其領土的地理環境,例如砍伐整片森林[39]。

英格蘭北部哈德良長城的部分遺跡,俯瞰克拉格湖

羅馬的擴張大多在共和國時期完成,但歐洲部分地區則是在1世紀征服;與此同時,羅馬在歐洲、非洲與亞洲的統治亦得到鞏固。奧古斯都統治時期,一幅「已知世界的全圖」首次於羅馬公開展示;與此同時,古代留存至今最完整的政治地理學著作斯特拉波的《地理志》誕生[40] 奧古斯都去世時,其功績記錄《奥古斯都神的功业》更特別強調對帝國疆域與地理的記載[41]。地理知識與詳盡的文字記錄,皆是中央政府行政的核心事項[42]。

羅馬帝國在圖拉真統治時期達到最大疆域[43],面積達500萬平方公里[18][19]。傳統估計帝國人口約為5,500萬至6,000萬[23],約占當時世界總人口的六分之一至四分之一[44],使其成為西方世界直到19世紀中葉以前人口最多的統一政治實體[45]。21世紀的人口史研究則認為,帝國人口高峰可能介於7,000萬至1億以上[24]。帝國境內三座最大的城市罗马、亚历山大港與安条克在規模上幾乎是17世紀初任何歐洲城市的兩倍[46]。

正如歷史學家克里斯多福·凱利(英语:Christopher Kelly (historian))所述:

當時,帝國從陰雨綿綿的英格蘭北部、哈德良長城一路延伸至沐浴在陽光下的敘利亞幼發拉底河河岸;從由低地國家一路蜿蜒穿越歐洲肥沃平原、直抵黑海的萊茵河—多瑙河水系,到北非沿岸富饒的平原,以及埃及尼羅河谷鬱鬱蔥蔥的狹長地帶。帝國幾乎完整環繞著地中海……其征服者稱之為「我们的海」[23]。

圖拉真的繼承者哈德良採取了維持而非擴張帝國的政策。帝國疆界被劃定,界牆則由軍隊巡邏[43]。防禦工事最為密集的邊境往往也是最不穩定的地區[47]。哈德良长城將羅馬世界與被視為始終存在的蠻族威脅隔開,是這一政策最重要的現存遺跡[48]。東部行省方面,農村地區的行政管理往往依靠刻有銘文的界碑(英语:Diocletian boundary stones)來劃定土地界線並規範稅收[49][50]。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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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今约旦傑拉什的廣場

羅馬帝國的三大主要構成要素是中央政府、軍隊與行省政府[51]。軍隊負責征服某一地區,但當一座城市或一個民族被納入帝國體系後,軍隊的任務便轉為維持治安,包括保護羅馬公民、農田以及宗教場所[52]。羅馬人缺乏足夠的人力與資源,無法單純依靠武力進行統治。因此,與地方菁英合作(英语:Local government in ancient Rome)對於維持秩序、蒐集情報及徵收稅收而言不可或缺。羅馬人亦經常利用地方內部的政治分歧來鞏固自身統治[53][54]。

那些已證明效忠羅馬的社群得以保留自身的法律,並可在地方自行徵收稅款;在特殊情況下,甚至可獲豁免羅馬的課稅。法律上的特權與相對程度的自治,成為促使各地服從羅馬統治的誘因[55]。因此,羅馬政府是種有限政府,但能有效運用其所掌握的有限資源[56]。

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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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的皇帝崇拜(英语:Roman imperial cult)將羅馬皇帝及其部分家族成員與受神意認可的權威聯繫起來,並會在皇帝逝世後將其神化,奉為神祇[57]。皇帝的統治地位建立在將數項共和國時期官職的權力集中於一身[58],擔任大祭司,使自己成為最高宗教權威,並集中掌握宣戰、批准條約以及與外國領袖談判的權力[59]。儘管這些職能在元首制時期已有明確界定,但皇帝的權力隨著時間推移逐漸由具有憲政性質轉向更加君主制的形式,最終在多米那特制時期達到頂點[60]。

皇帝是政策制定與決策的最高權威,但在元首制早期,人們仍期待皇帝能夠親自接見臣民,並親自處理政務與請願。圍繞皇帝形成的官僚體系也是逐步發展而成[61]。儒略-克劳狄王朝的皇帝依賴非正式的顧問群體,其中不僅包括元老與騎士,還包括受到信任的奴隸與自由民[62]。尼禄皇帝之後,後兩者受到猜疑,皇帝的會議遂改由正式任命,以提高政府透明度[63]。儘管直到安敦尼王朝結束前,元老院仍在政策討論中居於主導地位,但騎士階級在會議中的重要性日益提高[64]。皇帝家族中的女性亦經常直接介入皇帝的決策[65]。

皇帝會在每日接見儀式中與臣民接觸,此制度源自被保護人向其保護人表達敬意的傳統;此外,臣民也可參加皇宮舉辦的公開宴會及宗教儀式。無法直接接觸皇帝的平民,則可以在競技與娛樂活動中以群體形式表達支持或不滿[66]。至4世紀時,基督教皇帝逐漸成為遙遠的象徵性君主,僅發布一般性的敕令,不再親自回應個別請願[67]。儘管元老院除了暗殺或公開叛亂之外,幾乎沒有其他手段可以違抗皇帝的意志,但它仍保有象徵性的政治核心地位[68]。元老院使皇帝的統治取得合法性,而皇帝則任用元老擔任雷加圖斯,負責擔任將領、外交官與行政官[46][69]。

皇帝權力與權威的實際來源則是軍隊。軍團士兵由帝國國庫支付薪餉,並每年向皇帝宣誓效忠[70]。多數皇帝都會選定繼承人,通常是近親或收養的繼承人。新皇帝必須迅速獲得對其身分與權威的承認,以穩定政治局勢。任何皇帝若無法獲得禁衛軍與各軍團的效忠,都不可能長久維持統治。一些皇帝為確保軍隊效忠,會發放賞賜金(英语:donativum)。理論上,元老院有權選擇新皇帝,但實際上會考量軍隊或禁衛軍的看法[69]

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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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敦宁·毕尤著托加

羅馬帝國在併吞領土後,會先建立城市名冊、人口普查,以及丈量土地後,才會將該地轉為羅馬行省[71]。此外,政府還會進一步保存出生與死亡紀錄、不動產交易、稅務以及司法程序等資料[l]。1世紀與2世紀,中央政府每年約派遣160名官員前往義大利以外的地區任職[73]。這些官員一類為在羅馬選出的羅馬總督,代表羅馬人民治理元老院行省;另一類則通常出身騎士階級,代表皇帝在皇帝行省行使權威,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埃及的總督[m]。總督必須讓自己能夠接見其所治理的人民,但可以將各項職責委派給他人[74]。不過,他的幕僚人數很少,包括其正式侍從,如扈從、傳令官、信使、書記員與護衛[75]。

政府財政則由另外任命的官員負責監督[73]。此種將財政與司法及行政事務分離的措施,是帝國時期推行的改革,旨在避免行省總督與包稅人利用職權剝削當地居民,以謀取私利[76] 出身騎士階級的財政官(英语:Procurator (Roman)),其權力原本被形容為「司法之外、憲制之外」,負責管理國有財產以及皇帝的私人財產[75]。由於羅馬政府的官員人數不多,行省居民若需要協助處理法律糾紛或刑事案件,可能會尋求任何被認為具有某種官方權能的羅馬人協助[75][77]。

帝國盛期,義大利在法律地位上與各行省有所區別;此外,部分受到優待的行省社群也享有免除土地稅與人頭稅的特權。然而,在戴克里先皇帝統治下,義大利失去這些特權,並被重新劃分為管区[78]。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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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法是現代社會法律的濫觴,大陸法系國家的法律,如債法、物權法等法律,皆帶有深厚羅馬法的影子,而普通法系國家在法律詞語上亦常見拉丁語。羅馬法院對於涉及帝國各地羅馬公民的案件享有管轄權,但司法官員人數過少,無法在各行省普遍而一致地實施羅馬法。帝國東部的大部分地區原本便已建立完善的法律規範與司法程序[79]。一般而言,羅馬的政策尊重「地方傳統」,並將地方性法律視為法律先例與社會穩定的重要來源[79][81]。羅馬法與地方性法律之間的相容性,被認為反映了一種更深層的万民法;此一概念被視為各民族共同遵循的法律與習慣[82]。如果行省法律與羅馬法或羅馬習慣發生衝突,羅馬法院便會受理上訴案件,而皇帝則擁有最終的裁決權[79][81][n]。

帝國西部地區方面,法律原先主要以高度地方化或部落性的方式加以施行,而財產權可能是羅馬時代才出現的新事物,尤其對凱爾特人而言更是如此。羅馬法促進了親羅馬菁英階層取得財富[79]。212年,帝國將普遍公民權擴大至所有自由居民,使羅馬法必須在帝國境內獲得統一適用,取代原先適用於非公民的地方性法律規範。戴克里先皇帝為了在三世紀危機後穩定帝國,在四年內完成了兩部重要的法律彙編,即《格雷戈里安法典(英语:Codex Gregorianus)》與《赫摩革尼安法典(英语:Codex Hermogenianus)》,以供行省行政官在制定一致的法律標準時參考。[83]。

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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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帝國時期的稅收約相當於其國內生產總值的5%[84]。個人通常適用的稅率介於2%至5%之間[86]。羅馬的稅制因其由直接稅與間接稅構成的複雜體系而顯得「令人困惑」;部分稅款以現金繳納,部分則以實物繳納。稅種可能因行省而異,也可能針對特定類型的財產,例如漁業;有些稅收則為臨時[87]。徵稅的正當性在於維持軍隊的需要[44][89],而當軍隊所掠奪的戰利品出現剩餘時,納稅人有時可以獲得退稅[89]。至於貨幣化程度較低的地區,尤其是能夠向軍營供應糧食或物資的地區,政府也接受以實物繳稅[91]。

直接稅收入的主要來源是個人所繳納的稅款,包括人頭稅以及土地稅,其中後者被視為對土地的產出或生產能力所課徵的稅[92]。納稅義務依據人口普查確定,每一戶都必須申報其家庭人口數,以及其所擁有的財產[93]。間接稅收入的一項重要來源則是對貿易所課徵的關稅與通行稅,包括行省之間的貿易[92]。奧古斯都在統治末期開始對奴隸買賣徵收4%的稅[94],尼祿則將納稅義務由購買者轉移至奴隸販售者,後者遂透過提高價格來轉嫁稅負[95]。釋放奴隸的奴隸主則須繳納「自由稅」,其金額為奴隸價值的5%[o]。當具有一定淨資產價值以上的羅馬公民將財產遺留給直系親屬以外的人時,便須繳納5%的遺產稅。遺產稅與拍賣稅的收入則撥入退伍軍人退休金基金(英语:aerarium militare)[92]。

羅馬貴族因低稅負得以增加自身財富,而貴族所累積的財富甚至足以與中央政府的收入相當,或超過後者。皇帝有時會透過沒收「超級富豪」的財產來充實國庫,但到了帝國後期,富裕階層抵制納稅的現象則成為導致帝國衰亡的因素之一[44]。

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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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年的羅馬軍團部署情況

布匿戰爭後,羅馬共和國軍隊由職業軍人組成,他們自願服役20年的現役期,另加5年的預備役。共和國晚期,軍隊開始轉向職業化軍隊,為羅馬偏離共和制度的諸多重大轉變之一;在共和制度下,由徵召入伍的公民組成的軍隊負責保衛祖國,以應對特定的威脅。羅馬人透過「將他們在義大利征服的各個社群組織成一套制度,為軍隊源源不斷地提供大量人力資源」,擴大了其戰爭機器[96]。到帝國時期,服兵役已成為一種全職職業[97]。遍布帝國各地的軍事駐軍,對羅馬化進程產生重大影響[98]。

帝國早期軍隊的主要任務,是維持「罗马治世」[99]。其主要分為三大部分,即駐守首都羅馬的部隊,包括禁卫军、都會大隊以及負責治安與消防工作的警备队;行省軍隊,包括羅馬軍團以及由各行省提供的輔助軍;羅馬海軍。奧古斯都在帝國早期發動的軍事改革奠定了這些部隊的基礎,其中包括整合或解散那些忠誠度存疑的部隊。每個軍團編為十個大隊,每個大隊由六個百人队組成,而每個百人隊又進一步分為十個小組;帝國時期軍團的確切規模很可能取決於後勤條件,估計約為4,800至5,280人[100]。9年,日耳曼部落在條頓堡森林之戰中殲滅三個軍團後,軍團數量由25個增加至約30個[101]。1世紀時,羅馬軍隊約有30萬人;至2世紀時則不足40萬人,這一規模「明顯小於」其所征服各地的武裝力量總和。帝國境內成年男性中,服役於帝國軍隊者不超過2%[102]。奧古斯都同時創建禁衛軍:共九個大隊,名義上負責維持公共秩序,駐紮於義大利各地。禁衛軍的待遇優於軍團士兵,但服役期僅為16年[103]。

輔助軍則從非公民中招募。這些部隊編制成規模較小、約相當於一個大隊的單位,其薪資低於軍團士兵;服役25年後,士兵可獲得羅馬公民權,這項權利亦延伸至其子嗣。根據塔西佗的記載[104],輔助部隊的人數大致與軍團士兵相當,即約12.5萬人,這意味著當時約有250個輔助部隊團[105]。帝國早期的騎兵主要來自凱爾特、西班牙或日耳曼地區,其訓練與裝備的若干方面源自凱爾特人[106]。

羅馬海軍不僅協助軍團的補給與運輸,也負責保衛邊疆,尤其是萊茵河與多瑙河沿岸。此外,海軍還負責保護海上貿易免受海盜侵擾。其巡邏範圍包括地中海、北大西洋部分沿岸地區以及黑海。儘管如此,陸軍仍被視為軍事體系中地位最高且最具聲望的分支[107]。

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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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貝古城維拉尼烏斯·希普塞烏斯(Veranius Hypsaeus)的畫作《富洛尼卡》中描繪了布料加工廠的工人。

羅馬帝國是由各區域經濟構成的經濟體,採取類似後世「政治資本主義(英语:Political capitalism)」的形式,即國家規範商業活動,以確保自身的財政收入[108]。儘管其經濟成長無法與現代經濟相提並論,但在工業化以前的各個社會中,羅馬帝國的經濟成長仍高於大多數其他社會[109]。該國的軍事征服促成大規模的土地利用重組,進而形成農業剩餘與專業化,尤其是在北非地區[111]。一些城市以特定產業聞名,而大規模的城市建設則顯示當時存在相當重要的建築業[111]。羅馬保存下來的紙草文書呈現出複雜的會計方法,顯示當時已具備某些經濟理性主義的要素[111],而帝國的貨幣化程度亦相當高[112]。儘管古代的通訊與交通方式受到限制,羅馬於1至2世紀期間的運輸活動仍大幅擴張,貿易路線亦將各個區域經濟連結起來[113]。軍隊的供應契約則由軍事基地附近的地方供應商負責,供應範圍遍及整個行省,甚至跨越行省邊界[114]。經濟史學家對元首制時期的国内生产总值估算各不相同[115]。14年、100年及150年這幾個抽樣年份,人均GDP的估算值介於166至380塞斯特斯之間。義大利因為其他行省的稅收和菁英階層聚集,其人均GDP估計比帝國其他地區高出40[116]至66%[117]。

羅馬的經濟活力促進社會流動,雖然其傳統菁英社會仍受到貴族價值觀的深刻影響,但對高階身分階級要求擁有的財富,顯現出社會具有強烈的財閥政治傾向。人們可以透過將財富投資於大型莊園或城市住宅、奢侈品、公共娛樂活動、墓葬紀念碑以及宗教奉獻來取得社會聲望。行會與行業組織則建立人際網絡,為個人取得成功提供支持[118]。美國學者史蒂芬·L·戴森認為,「幾乎毫無疑問,羅馬帝國各行省城市中的下層階級……享有相當高的生活水平,而這種生活水平直到19世紀才再次出現在西歐[119]。」羅馬收入分配中位於最頂端的1.5%家庭掌握了約20%的收入;而「絕大多數」人口則創造了超過一半的總收入,但生活水準仍接近維持生計的程度[120]。

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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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的经济中,最重要的是农业。罗马帝国粮食作物主要是小麦,小麦在帝国各地都有种植,尤以东方各省为胜。罗马的经济作物主要有橄榄和葡萄,地中海地区是葡萄和橄榄的主要种植地,葡萄的种植范围向北有所扩张,橄榄的种植在西班牙为最多。罗马每年都要从东方的行省输入大量粮食、酒和油,东方行省也是罗马税收的重要来源。在生产技术上,农业生产的效率并不高,常见的还是二区轮作,使用摆杆步犁耕地的也多于使用铧犁耕地的。农业产业主要是大规模的庄园,使用奴隶和隶农劳动,小农几乎消失。在帝国后期,这些庄园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税收。

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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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最主要的手工业是陶器制作,因为粮食、酒、油等商品的运输都要使用陶器。意大利的製陶中心主要在波佐利,另外高卢的製陶业也很有竞争力,高卢人还发明了双耳尖底瓮。西班牙的采矿业非常发达,为国家所垄断专营。纺织业方面,帕多瓦的呢绒、西班牙的毛料大氅和高卢的一种带有风帽的大衣都比较有名。西班牙还有一种製鱼汁的手工业,这是一种用鱼制成的调味料。[121]

採礦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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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帝國的主要採礦區包括伊比利亚半岛(銀、銅、鉛、鐵與金)[4];高卢(金、銀、鐵)[122];不列顛(主要為鐵、鉛、錫)[123];多瑙河下游(金、鐵)[124];馬其頓與色雷斯(金、銀);小亞細亞(金、銀、鐵、錫)。其大規模且密集的採礦活動,包括沖積礦床開採、露天採礦與地下採礦。羅馬的水力採礦大量開採卑金屬與貴金屬[125],其每年的鐵產量估計達82,500公噸[p][127]。銅與鉛的生產量直到工業革命以前都無出其右[128][129][130][131]。到2世紀中葉、羅馬的白銀儲量估計約為10,000噸,是西元800年前後中世纪前期歐洲與阿拔斯王朝白銀總量的5至10倍[130][132]。羅馬金屬生產規模之龐大,亦可由格陵蘭冰原中的鉛污染程度看出:帝國時期的鉛污染量達史前水平的四倍,及後則隨之下降[133]。

交通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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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帝國領土環繞地中海,並將其稱為「我们的海」[134]。羅馬的帆船不僅航行於地中海,也往來於帝國境內的主要河流[135]。羅馬的水路運輸通常優先於陸路運輸,因後者更為困難[136]。車輛、車輪與船舶的廣泛使用,表明當時存在數量可觀且技藝精湛的木工[137]。羅馬的陸路運輸主要經羅馬的道路系統,後者雖主要用於軍事,但同樣也服務於商業運輸[138]。羅馬的道路每隔約7至12個羅馬里便設有接力站,這些據點往往逐漸發展成村落或商業驛站[139]。mansio則是由私人經營、經帝國官僚體系特許,專門為公共運輸系統提供服務的驛站。mansioes之間的距離,取決於馬車一天所能行駛的路程[139]。馬車通常由騾子牽引,以每小時約4英里的速度行駛[140]。

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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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帝國除內部各省間的貿易外,尚與他國貿易,並遠至漢朝與笈多王朝等地區[141]。其與漢朝之間的貿易主要經由陸路,並透過沿絲綢之路活動的中間商進行;與笈多王朝的貿易則多走海路,經由埃及的港口。羅馬最主要的商品是穀物[142],其他交易商品還包括橄欖油、食品、魚醬、奴隸、礦石與金屬製成品、纖維與紡織品、木材、陶器、玻璃器皿、大理石、莎草纸、香料、藥材、象牙、珍珠及寶石[143]。儘管大多數行省都能生產葡萄酒,但各地具有特色的葡萄酒品種仍受到市場青睞,因此葡萄酒也是重要的貿易商品[144][145]。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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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羅馬廣場是羅馬共和國時期乃至後來的帝國時期羅馬城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宗教中心。

羅馬帝國是多元文化的帝國,能夠在容納不同民族的同時,建立共同的身分認同[146]。其集體認同部分來源於向公眾開放的紀念性建築和公共空間,例如廣場、圓形劇場、競技場與公共浴場[147]。羅馬社會中存在多重且彼此交疊的社會階層。奧古斯都之前的內戰造成了劇烈的社會動盪[79],卻沒有立即導致財富與社會權力的重新分配。從下層階級的角度而言,這場變動只是在原有的社會金字塔頂端增添了新的階層[148]。羅馬的政壇中,政客間的庇護關係、友誼家族與婚姻仍發揮重要影響[149]。尼祿時期,社會階級間的差距逐漸模糊,促進社會流動[150],出身奴隸的自由人比自由出生的公民更加富有,或騎士階級成員擁有比元老更大的權力,已並非罕見現象[151]。與此同時,社會生活亦因各類自願性社團與兄弟會的大量興起而更加活躍,包括專業及行業公會、退伍軍人團體、宗教團體、飲酒與宴飲俱樂部、 表演團體[152][153]。

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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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法學家盖约的說法,羅馬法中「法律能力」最基本的區分方式,在於是自由人還是奴隸[154][155]。自由人的法律地位則進一步取決於其公民身分。大多數公民僅享有有限的權利,例如「拉丁公民权」,但仍可享有非公民所不具備的法律保障與特權。那些不具有公民身分、但居住於羅馬世界之內的自由人,被稱為「外邦人(英语:peregrinus (Roman))」,即非羅馬人[156]。212年,《安东尼努斯敕令》將公民身分擴大授予帝國境內所有自由出生者,導致原區分公民與非公民的法律須大幅度修訂[157]。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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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的自由民女性被視為公民,但她們不得投票、擔任公職或服兵役。母親的公民身分決定其子女的身分,正如「兩位羅馬公民所生的子女」(ex duobus civibus Romanis natos)一語所示[q]。羅馬女性終身保有自己的氏族名,子女則通常採用父親的姓氏,但也存在例外[161]。女性可以擁有財產、締結契約並從事商業活動[162][163]。帝國各地的銘文亦記載了女性作為公共工程的捐助者受到表彰,顯示她們可能擁有相當可觀的財富[164]。

義大利赫库兰尼姆古城出土的羅馬壁畫,描繪女祭司或新娘梳妝的場景

羅馬帝國時期,女性受丈夫的權威支配的婚姻制度已大致被棄用,已婚女性仍保有自己帶入婚姻中的財產。從法律上而言,她仍處於父親的權力之下,即使她已搬入丈夫的住所;但父親去世後,她便在法律上獲得解放[165]。這種制度,是羅馬女性相較於許多其他文化中的女性,直到近代以前仍能享有相當程度自主權的原因之一[166]。儘管她在法律事務上仍須對父親負責,但日常生活不受父親直接監督[167],而丈夫在法律上也無權支配她[168]。羅馬女性終身只有一位丈夫會被讚揚,但離婚並不會招致太大的社會污名;喪偶或離婚後迅速再婚,同樣很少受到非議[169]。如果父親去世時未留下遺囑,女兒與兒子享有平等的繼承權[170][171][172]。母親則擁有財產及處分財產的權利,包括訂立遺囑並決定其內容的權利,因此即使兒子已成年,她仍能對其產生巨大的影響力[173]。

奧古斯都試圖恢復傳統道德與社會秩序,提倡家庭價值,並立通姦為犯罪[174]。所謂通姦,包括男性公民與已婚女性之間發生性關係,以及已婚女性與丈夫以外的任何男性發生性關係。因此,已婚男性公民與非婚女性發生性關係,並不構成通姦,形成明顯的雙重標準[175][176]。除此之外,奧古斯都亦鼓勵生育,女子若生育三名子女,可獲得象徵性的榮譽以及更大的法律自由,即所謂的三子女權(英语:ius trium liberorum)[177]。

奴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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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古斯都時期,義大利地區據估計約有20%至30%的人口為奴隸,共約100萬至200萬人[r][179][s][t][182]。奴隸在在城市中可能從事教師、醫師、廚師與會計師等專業工作;但大多數奴隸所提供的是熟練或非熟練勞動力,如農業、磨坊、採礦等工業活動。義大利以外地區,奴隸平均約占人口的10%至20%;埃及行省的奴隸人口較為稀少,但在部分希臘地區則更加集中。羅馬不斷擴張對耕地與各類產業的所有權,也對各行省原有的奴隸制度產生了影響[183]。儘管奴隸制度經常被認為在3至4世紀逐漸衰落,但它仍是羅馬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直到6至7世紀隨著複雜的帝國經濟體系逐步瓦解後,才逐漸消失[184]。

奴隸為主人手拿寫字板

奴隸制度相關的法律「極為複雜」[185]。奴隸被視為財產,不具有法律主體。他們可以受到通常不會施加於公民身上的各種肉刑,包括性剝削、酷刑以及未經正式審判的處決。奴隸在法律上不能成為強姦罪的受害者;強姦奴隸者必須由奴隸的主人依據阿奎利亞法,以財產損害為由提起訴訟[186]。奴隸無權締結被稱為conubium的合法婚姻,但其伴侶關係有時仍會獲得承認[187]。法律層面而言,奴隸不能擁有財產[188],但從事商業活動的奴隸可能獲得一筆名為peculium的個人資金,供其支配;其可支配程度則取決於主人與奴隸之間的信任與合作程度[189]。家庭或工作場所內,奴隸之間也可能形成階級體系,其中一名奴隸擔任其他奴隸的管理者[190]。有才能的奴隸可能累積足夠龐大的peculium,從而使主人認為釋放他們是合理的;或者,他們也可能因提供服務而獲得解放。至前2年,奴隸獲得解放的情況已相當普遍,以至於一項法律限制主人在遺囑中可以釋放的奴隸人數[191]。

繼羅馬奴隸起義之後,奧古斯都及其繼承者所制定的法律顯示,當局主要關注於透過限制勞動群體的規模,以及追捕逃亡奴隸,來控制奴隸叛亂所構成的威脅[192]。隨著時間推移,奴隸逐漸獲得更多法律保障,包括向主人提出申訴的權利。奴隸的買賣契約中可能包含一項條款,規定不得讓該奴隸從事賣淫,因為古羅馬的娼妓往往是奴隸[193]。1世紀末,宦官貿易日益興盛,促使當局制定法律,禁止違背奴隸意願而「出於淫慾或牟利」對其閹割[194]。

羅馬奴隸制度並非建立在人種之上[195][196]。義大利的奴隸一般都是義大利本地人[197],外國人僅占少數,據估計在羅馬城達到奴隸人口高峰時,外國人約占總數的5%。外國奴隸的死亡率較高、出生率較低,有時甚至會遭到大規模驅逐。[198]。羅馬城奴隸有記錄的平均死亡年齡為17歲半,其中男性為17.2歲,女性為17.9歲[199]。羅馬的奴隸制度隨著版圖擴張逐漸普及,而戰爭俘虜成為奴隸的主要來源。奴隸所涵蓋的族群,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羅馬於戰爭中擊敗的各支軍隊所具有的族群構成,其中征服希臘為羅馬帶來大量技術精湛且受過良好教育的奴隸。奴隸也透過市場交易,有時甚至由奇里乞亞海盜(英语:Cilician pirates)販售。棄嬰以及貧困人口自願成為奴隸,也是奴隸的重要來源[200]。相較之下,vernae則是「本土產生」的奴隸,即在家庭、莊園或農場內由女性奴隸所生的奴隸。儘管他們在法律上並不具有特殊身分,但虐待或疏於照料vernae的主人仍可能受到社會非議,因為人們將他們視為家庭的一部分;而在某些情況下,他們甚至可能是該家庭中自由男性的子女[201][202]。

自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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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與希臘城邦的不同之處,在於其允許被釋放的奴隸成為公民,且其日後所生的子女均生而自由,並享有完整的公民權利和政治自由[203]。其原主人則成為他的保護人,雙方此後仍維持彼此之間習慣法與法律所承認的義務關係[204][205]。帝國早期,被釋放奴隸甚至能在政府官僚體系中擔任重要職位,以至於哈德良後來以法律限制其參與程度[205]。

社會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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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爾迪安三世與元老

拉丁語ordo在英文中有多種譯法,但都難以完全準確地傳達其含義,通常可譯為「階級」(class)、「等級」(order)或「身分地位」(rank)。羅馬人口普查的一大目的,便是確定個人所屬的ordo[206]。羅馬最高的兩個 ordines是元老階級與騎士階級。羅馬以外,各城市或殖民地則由十人議會(英语:decurion (administrative))等地方顯貴所領導[207]。

「元老」本身並不是古羅馬的一項民選官職,若要成為元老必須先當選並至少任滿一屆行政官職,之後才有資格進入元老院。此外,元老還必須達到至少100萬塞斯特斯的財產門檻[208][209]。此外,並非所有符合元老階級資格的人都選擇進入元老院,因為擔任元老要求其在羅馬城擁有住所。皇帝則經常透過任命來補足600人的元老院席次[210][u]。元老的兒子亦屬於元老階級,但仍必須憑藉自身資格才能獲准進入元老院。元老若違反道德規範,也可能被罷免[211]。尼祿時期,元老仍主要出身於義大利,另有一些來自伊比利亚半岛與法國南部;來自帝國東部希臘語省份的人士,則是在韦斯巴芗統治時期開始獲准進入元老院[212]。最東部行省的首位元老來自卡帕多西亚,於馬可·奧理略統治時期獲准入院[213]。至塞維魯王朝時,義大利人在元老院中的比例已不到一半[214]。至3世紀,在羅馬維持住所已變得不切實際;銘文則顯示,一些元老仍積極參與其故鄉(patria)的政治與公共捐助活動[211]。

元老是傳統的統治階級,透過晉升體系(cursus honorum)這一政治仕途逐步晉升;然而,騎士往往擁有更大的財富與政治權力。騎士階級的身分以財產為基礎。羅馬早期,騎士因有擔任騎兵的能力而與其他人區分開來,但到了帝國時期,騎兵服役已成為一項獨立的職能[v]。若要成為騎士,需連續三代均為自由人,並達到至少40萬塞斯特斯的財產門檻[216]。前28年的人口普查發現大量符合騎士資格的人士;至14年,僅加的斯與帕多瓦兩地便登記了1,000名騎士[w][218]。騎士透過軍事仕途逐步晉升,最終可在帝國行政體系中擔任地位崇高的長官與財政官[219][220]。

行省人士晉升至元老與騎士階級,是帝國早期社會流動的一項表現。羅馬貴族社會建立在競爭之上;不同於後來的歐洲貴族,羅馬家族無法僅憑世襲或擁有土地頭銜來維持其地位[221][222]。晉入較高等級的ordines不僅帶來身分上的區別與特權,也伴隨相應的責任。在古代,一座城市仰賴其顯要公民出資興建公共工程、舉辦活動及提供公共服務,因此若想維持自身的社會地位,需要承擔鉅額的個人支出[223]。到了帝國晚期,隨著城市議會成員日益減少,十人議會對城市運作的重要性甚至達到如此程度,以至於那些已經晉升元老階級的人,會被鼓勵返回故鄉,以維持地方的公民生活[224]。帝國晚期,伴隨元老或騎士階級而來的價值、聲望進一步制度化,並透過諸如「顯赫之人(英语:vir illustris)」等頭銜加以細分[225]。拉丁語clarissimus(希臘語為lamprotatos)一詞則用於標示某些元老及其直系家屬的尊嚴(dignitas),其中也包括女性[226]。騎士身分的「等級」亦日益增多[227]。

不平等的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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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在法律之前平等的原則在羅馬帝國時期逐漸淡化,其上層階級享有的象徵性與社會特權,使羅馬社會非正式地分化為兩個群體:一類是上層人(Honestiores),另一類則是下層人(humiliores)。一般而言,上層人包括三個較高「身分階級」(orders)的成員,以及部分軍事官員[118][228].。212年普遍授予公民權後,上層階級爭相尋求確認自身優越地位的傾向似乎進一步增強,尤其是在司法制度中更為明顯[228][229][230]。判刑取決於主審官員對被告相對「尊嚴」(dignitas)的判斷:上層人(Honestiores)所犯的罪行可能僅須繳納罰金,而同樣的罪行若由下層人(humiliores)所犯,則可能遭受鞭笞[228]。

共和國時期的自由人並不容易被判處死刑[231][232],但到了羅馬帝國時期,上層人(Honestiores)的死刑可能迅速且相對無痛,反之下層人(humiliores)則可能遭受過去僅用於奴隸身上的酷刑式死刑,例如十字架刑以及投餵野獸處死[233]。帝國早期,那些改信基督教的人可能因而喪失上層人的身分,尤其是在他們拒絕履行宗教義務的情況下;如此一來,他們便可能遭受到足以令其殉道的刑罰[228][234]。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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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非大莱普提斯一座羅馬劇院前刻有拉丁及布匿文兩種語言的門牌

拉丁语是羅馬帝國的官方語言,廣泛用於行政、立法、司法和軍事等場合,是帝國通用語[235][236][237]。該語言為羅馬人的母語,並隨著征服逐漸傳遍地中海周邊地區,但歷史學者多指出羅馬人並未強制推行拉丁語,成為羅馬公民也不以需學會該語言為條件。拉丁語之所以廣泛傳播,源於當地人自發學習[238][239],因為它具有「極高的文化、政治、法律、社會和經濟價值」[240]。

通用希臘語則因希臘化世界在帝國東部省份廣泛使用[241],且受過教育的羅馬精英也多能述希臘語[242]。該語言對於東部地區間往來尤其重要,甚至在帝國疆界之外也具有外交用途。希臘語在國際間的廣泛使用,也是促成基督教傳播的因素之一,例如《新約聖經》即以希臘語寫成,大公會議在帝國時期也使用希臘語,而非拉丁語[243]。隨著西羅馬帝國滅亡,希臘語逐漸成為羅馬帝國的官方語言[244]。

除此之外,布匿語、科普特語以及亞拉姆語或敘利亞語亦則保存相當數量的碑銘或文學作品[245]。

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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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羅馬祭司
馬可·奧理略皇帝在朱庇特神殿獻祭

羅馬人自認信仰虔誠,並將自身的成功歸因於集體的奉獻以及與諸神之間的良好關係。據信源自羅馬最早期罗马国王時代的古老宗教,構成羅馬「祖宗成法」的基礎,成為羅馬人身分認同的核心[246]。羅馬宗教具有實用性與契約性,其基礎原則為「我給予,以使你給予」(do ut des(英语:do ut des))。羅馬宗教所依賴的是對祈禱、儀式與獻祭的知識及正確實踐,而非信仰或教義。不過,拉丁文獻仍保存對神祇本質的學術性思辨。對普通羅馬人而言,宗教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247]。每個家庭都有一座家神祭壇,用以向家中的神祇祈禱並奠祭。城市各處遍布著鄰里祭壇,以及泉水、樹林等神聖場所。羅馬曆以宗教儀式為其結構核心;一年中有多達135天被用於宗教節慶與競技活動遊戲[248]。

羅馬帝國建立後,國家宗教逐漸調整,以支持新的政權。奧古斯都利用大規模的宗教復興與改革計畫,為一人統治提供正當性。此後,公共誓願開始以皇帝的福祉為祈求對象。所謂「皇帝崇拜」大規模擴展了傳統上對祖先亡靈以及每個個人的神聖守護神格尼烏斯的崇敬。皇帝死後,可以經由元老院表決而被奉為國家神祇。受到希臘化君主崇拜影響的羅馬皇帝崇拜,成為羅馬向各行省宣示其存在並培養共同文化認同的重要手段之一。東部行省原有的文化傳統促進了皇帝崇拜的迅速傳播,其範圍甚至遠及今沙烏地阿拉伯的奈季蘭[249]。

羅馬人以其所崇奉的大量神祇而聞名。隨著羅馬不斷擴張領土,其一般政策並非消滅當地神祇與宗教崇拜,而是將其吸納,以促進不同民族之間的穩定[250],並興建神廟,將當地神學納入羅馬宗教的框架之中。帝國各地的銘文記載了當地神祇與羅馬神祇並列受到崇拜的情況,其中也包括羅馬人向當地神祇奉獻祭品的記錄[251]。[x]。帝國鼎盛時期,大量經融合或重新詮釋的神祇受到崇拜,其中包括库柏勒、伊西斯、艾波娜,以及密特拉與无敌者索尔等太陽神祇的崇拜;這些信仰甚至遠播至羅馬不列顛。由於羅馬人從未被要求只能崇拜某一位神祇或參與某一種宗教崇拜,因此宗教寬容本身並不是一個問題[253]。

羅馬萬神殿,原為奧古斯都時期興建的羅馬神廟,後於7世紀改建為教堂[254]

神秘宗教為入教者提供來世救贖的可能,屬於個人選擇,可在履行自身的家族祭祀與公共宗教之外另行參與。然而,神秘宗教要求信徒立下排他的誓言並遵守秘密儀式,因此受到保守派羅馬人的猜疑,被視為具有魔法、陰謀及顛覆活動的特徵。因此,羅馬政府曾零星地、且有時以殘酷手段,試圖壓制這些宗教信徒。在高盧,羅馬當局首先禁止羅馬公民加入德魯伊教團,之後更全面禁止德魯伊教。然而,凱爾特傳統在帝國神學的框架下被重新詮釋,並逐漸形成新的高盧—羅馬宗教(英语:Gallo-Roman religion)[255]。

基督教於1世紀在猶太行省興起,逐漸從耶路撒冷向整個帝國及其境外傳播。帝國政府正式授權的迫害相對有限且零星,殉道事件最常發生於地方官員管轄之下[256]。塔西佗記載,64年的羅馬大火後,皇帝試圖將責任從自己身上轉嫁給基督徒[257]。圖密善皇帝統治期間,帝國大規模迫害基督徒[258]。177年,高盧—羅馬宗教的中心盧格杜努姆發生里昂迫害(英语:Persecution in Lyon)。小普林尼擔任比提尼亞總督時所寫的信,描述了他對基督徒的迫害與處決[259]。250年的德西烏斯迫害(英语:Decian persecution)嚴重威脅了基督教會,但最終反而強化了基督徒的抵抗[260]。303年至311年的戴克里先迫害則是最嚴重的一次基督徒迫害[15]。

自2世紀起,教父開始譴責帝國各地所實行的多種宗教,並將其統稱為「異教」[261]。4世紀初,君士坦丁大帝成為首位改信基督教的皇帝。他在財政上支持教會,並制定有利於基督教的法律;然而,新宗教在此之前便已取得成功,其信徒人數在150年至250年間已由不足5萬人增加至超過100萬人[262]。君士坦丁及其繼承者禁止公開獻祭,但同時容許其他傳統宗教習俗繼續存在。君士坦丁從未實施過任何清洗[263],其統治期間也沒有出現所謂的「異教殉道者」[264],而未改信基督教者仍可在宮廷中擔任重要職務[263]: 302 。尤利安皇帝曾試圖恢復傳統的公共獻祭與希臘化宗教,但遭到基督徒的抵抗以及缺乏民眾支持[265]。

4世紀的基督徒認為,君士坦丁的改宗表明基督教已經在(天堂中)戰勝異教,因此除了這類修辭之外,已無需採取更多行動[266]。因此,他們的關注重心逐漸轉向異端問題[267][268]。根據彼得・布朗(英语:Peter Brown (historian))的說法,「在大多數地區,多神教徒並未受到迫害;除了少數令人不齒的地方暴力事件外,猶太社群也享有長達一個世紀的穩定、甚至具有特權的生活[268]: 641–643 [269]。」當時雖然存在反異教法律,但通常並未被嚴格執行;直到6世紀,雅典、加薩、亞歷山大里亞以及其他地區仍存在異教中心[270]。然而,這種寬容並不適用於基督教異端]][271],狄奧多西一世即制定多項法律,並對其他形式的基督教採取行動[272]。而在整個古代晚期,異端分子均受到政府與教會的迫害與殺害。直到6世紀,非基督徒才開始受到迫害。歷史學家認為,羅馬原有的宗教階層與儀式對基督教的形式產生了影響[273]。

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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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竞技场

羅馬人在建築方面最主要的貢獻是拱、拱頂與圓頂。時至今日,仍有一些羅馬建築保存至今,部分歸功於其先進的水泥與混凝土製作技術[274]。古罗马神庙發展自伊特拉斯坎建築(英语:Etruscan architecture)與希臘建築形式,同時自身形成一些獨特元素[275]。

羅馬橋梁是最早一批以石材(多數情況下亦使用混凝土)建造,並具有大型且持久結構的橋梁,其基本結構採用拱形。規模最大的羅馬橋梁是位於多瑙河下游,由大马士革的阿波罗多洛斯建造的圖拉真橋。該橋存在了一千多年,並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保持著世界最長橋梁的紀錄[276]。羅馬人建造大量的水壩與蓄水池以收集水源,例如蘇比亞科水壩(英语:Subiaco Dams);其中兩座水壩為新阿尼奧水道供水[277]。

羅馬人建造了大量的水道。曾任水務官(英语:Curator Aquarum)的弗朗提努斯所著的《水道論(英语:De aquaeductu)》,反映出羅馬政府對供水系統的重視。砌石水道以精確的坡度輸送水流,完全依靠重力作用。之後,水會被收集至蓄水池,再經由管道輸送至公共噴泉、浴場、廁所或工業設施[278]。其中,供應君士坦丁堡而建造的複雜供水系統,其最遠的水源取自超過120公里之外,沿線總長超過336公里[279]。羅馬渡槽的建造精度極高,其技術標準直到近代才再次達到同等水平[280]。羅馬人也將水道運用於遍布帝國各地的大規模採礦作業[281]。

羅馬人亦在公眾浴場中應用雙層玻璃。在氣候較寒冷的地區,上層階級住宅設有地炕(英语:hypocaust)用於供暖。羅馬人是第一個將後來蒸汽機所需的各項基本構件整合起來的文化:包括曲柄與連桿系統、亚历山大的希罗所設計的汽轉球(利用蒸汽產生動力)、氣壓缸與活塞(應用於金屬壓力泵)、止回閥(應用於水泵),以及齒輪系(應用於水車與鐘錶)[282]。

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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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藝術深受古希臘藝術影響[283],其公共藝術,如雕塑、勝利柱或凱旋門等紀念性建築,以及錢幣上的圖像,往往被史學家用於分析其歷史意義或意識形態意涵[284][285]。私人領域方面,藝術品則被用於宗教奉獻、葬禮與墓葬紀念、家庭生活以及商業活動[286]。富裕階層透過在住宅中陳設藝術品與裝飾藝術,展現其對文化的重視與鑑賞能力[287]。然而,羅馬公眾雖高度重視藝術,但藝術家由於從事的是以雙手勞動為主的工作,社會地位相對低下[288]。

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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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像藝術主要以雕塑的形式保存下來,是帝國時期數量最為龐大的藝術形式。奧古斯都時期的肖像採用古典主義的比例,其後逐漸演變為寫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相融合的風格[289]。共和國時期的肖像以羅馬寫實主義(英语:Verism)為特色,強調忠實呈現人物臉部特色,但早在前2世紀,征服者將領便開始採用希臘式的英雄裸像(英语:heroic nudity)形式[290]。帝國時期的肖像雕塑可能將一張成熟的頭像置於一具具有完美肌肉線條的年輕裸體或半裸體身軀之上[291]。而若雕像身軀穿著長袍或軍事服飾,其所傳達的是人物的身分等級或職務角色,而非其個人特徵[292]。

肖像畫則以法尤姆木乃伊肖像為代表;這些作品融合埃及與羅馬傳統,以寫實繪畫的方式紀念死者。大理石肖像雕塑原本也曾經上色,但相關顏料的痕跡如今已極少保存下來[293]。

雕塑和石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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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雕塑的遺存十分豐富,儘管許多作品已遭到損毀或僅以殘片形式保存至今。其中包括以大理石、青銅及陶土製成的獨立雕像,以及出自公共建築與紀念性建築的浮雕。競技場中的壁龕原本都擺放著雕像[294][295],古羅馬花園中亦同樣設置雕像[296]。神廟則供奉神祇的宗教雕像,其中有些作品出自當時著名的雕塑家之手[297]。

精雕細琢的大理石與石灰岩石棺是2至4世紀的典型特徵[298]。石棺浮雕被稱為「羅馬圖像學最豐富的單一資料來源」[299],其題材包括古典神话場景[300]、猶太教或基督教圖像,以及死者生平的描繪[301]。

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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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羅馬繪畫取法於伊特魯里亞與古希臘的藝術典範與技法。羅馬繪畫的作品可見於宮殿、地下墓穴以及別墅。現今對羅馬繪畫的認識,很大程度上來自私人住宅的室內裝飾,尤其是那些因79年維蘇威火山爆發而得以保存下來的作品。除了帶有幾何圖案或植物紋樣的裝飾性邊框與鑲板之外,壁畫還描繪神話與戲劇場景、景觀與花園、公共娛樂活動、日常生活,以及情色藝術。羅馬繪畫由於保存問題,現存畫作多為濕壁畫,以及坎帕尼亞地區的畫作[302]。

馬賽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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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非利加行省的尼普顿地板馬賽克

馬賽克是羅馬裝飾藝術中最為經久耐存的形式之一,常見於地板以及其他建築構件之上。其中最普遍的是鑲嵌畫,由石材、玻璃等材料製成的大小均一的單片材料拼嵌而成[303]。鑲嵌工藝(英语:Opus sectile)則是與之相關的技法,將通常為彩色大理石的扁平石材精確切割成各種形狀,再拼組成幾何圖案或具象圖像。這種較為複雜的技法在4世紀尤其受到歡迎,主要用於奢華的表面裝飾,例如尤尼烏斯・巴蘇斯大教堂(英语:Basilica of Junius Bassus)[304]。

具象藝術馬賽克與繪畫具有許多共同的主題,有些甚至採用了幾乎完全相同的構圖。幾何圖案與神話場景遍布整個帝國。北非地區,馬賽克是一項尤其豐富的藝術遺產來源,當地住宅的主人尤其喜歡選擇描繪莊園生活、狩獵、農業以及當地野生動物的場景[305]。現今土耳其、義大利、法國南部、西班牙及葡萄牙等地,也出土了數量眾多且具有重要價值的羅馬馬賽克作品,其中土耳其尤其著名於安條克馬賽克(英语:Antioch mosaics)[306]。

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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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帝國內面向奢侈品消費者的裝飾藝術包括精美陶器、銀製與青銅製的器皿及器具,以及玻璃器皿。陶器製造、玻璃製品與金屬加工業在在經濟上具有重要地位。進口貿易促進了各地新興生產中心的發展。高盧南部成為精製紅釉陶器(英语:terra sigillata)的重要產地;這類陶器在1世紀時是歐洲主要的貿易商品之一[307]。羅馬人認為玻璃吹製技術(英语:Glassblowing)起源於前1世紀的敘利亞;到了3世紀,埃及與萊茵蘭則已因生產精美玻璃器皿而聞名[308][309]。

表演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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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全男性劇團成員正在準備戴面具的演出

羅馬的文學與戲劇在傳統上借鑑古希臘,由全男性演出團體演出;演員會佩戴具有誇張面部表情的面具,以呈現各種情感。女性角色則由男性穿著女裝反串出演[310]。比文學戲劇更受歡迎的是不拘泥於特定類型的Mimus。這類戲劇以預先編寫的情節框架為基礎,同時允許演員自由即興,內容包括粗俗或露骨的語言、性愛場景、動作戲、政治諷刺,以及舞蹈、雜耍、雜技、走鋼索、脫衣表演和跳舞熊等元素[311][312]。Mimus與文學戲劇不同,不使用面具,並且強調寫實的表演風格,女性角色由女性演員出演[313]。其與哑剧有關,後者是早期的敘事芭蕾舞(英语:story ballet)形式,不包含口語對白,而是以演唱的歌劇劇本來敘述故事,題材通常取自神話,可以是悲劇,也可以是喜劇[314]。

音樂雖有時被視為外來事物,但自羅馬早期起,音樂與舞蹈便已存在於羅馬社會[315]。音樂是葬禮中的常見元素,而木管樂器則會在祭祀儀式中演奏[316]。詩歌幾乎是各種社交場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羅馬人認為音樂反映了宇宙的秩序[317]。當時常見的演奏樂器有各種木管樂器與銅管樂器,以及基塔拉琴(英语:cithara)等弦樂器和打擊樂器[316]。這些樂器隨著羅馬統治擴展至各行省,並廣泛出現在羅馬藝術作品中[318]。水力管風琴被譽為「古代最重要的技術與音樂成就之一」,曾用於角鬥士競技及圓形劇場的各類活動中[316]。雖然某些舞蹈有時被視為非羅馬或缺乏男子氣概,但舞蹈早已融入古羅馬的宗教儀式之中[319]。狂喜式舞蹈尤其是神秘宗教的一項特色,特別是在庫柏勒[320]與伊西斯的崇拜儀式中。至於世俗場合,來自敘利亞與加的斯的舞女則極受歡迎[321]。

娛樂表演者與角鬥士一樣,在法律上屬於賤民,即使在法律上是自由人,其社會地位卻幾乎與奴隸無異。然而,知名的「明星」表演者可以累積相當可觀的財富與名聲,並且能與上層社會人士在社交場合往來,甚至發生性關係[322]。表演者組成行會彼此扶持,現今仍保存有數座紀念劇場從業者的紀念碑[323]。帝國後期,基督教護教論者經常譴責戲劇與舞蹈[315][324]。

文學與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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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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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屋大维时期的诗人维吉尔(前70年—前19年),他的早期作品有《牧歌》10篇,主要是歌咏田园生活。前29年,维吉尔发表《田园诗》4卷(又译《农事诗》),主要谈论农事生产,也歌咏田园风光,内容为第一卷论种庄稼,第二卷论种果树,第三卷论养牲畜,第四卷论养蜜蜂。晚年,维吉尔又著有史诗《埃涅阿斯紀》(又译《伊尼阿特》)12卷,写的是罗马神话中的英雄埃涅阿斯如何逃出特洛伊,来到意大利并称王的故事。

诗人贺拉西著有《赞歌》,为屋大维歌功颂德。

奥维德(前43年—14年)以情诗闻名,成名之作为《恋歌》3卷49首,是一部情诗集。又著有《淑女书简(英语:Heroides)》21篇,係奥维德取材神话故事,以爱情故事中的女主角口吻写的情书。奥维德所著的《爱经》,由于违反了屋大维“澄清风俗”的政策,被判处流放黑海地区。长诗《变形记》为奥维德代表作,大约写于流放时期,改写了许多神话传说,情节多变,想像奇特,长于心理描写。

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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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斯多葛派(英语:Neostoicism)哲学在帝国时期盛行,主要哲学家有塞涅卡和皇帝马克奥里略,宣扬宿命论和禁慾主義。

塞涅卡(前4年—65年),系皇帝尼禄的老师,认为哲学的目的在于将人引向德性,主张抑制欲望追求道德。然而塞涅卡本人却言行不一,大肆敛财。

皇帝马可奥里略著有沉思录,主张忍耐克制。[325]

3世纪危机后,新柏拉图主义集中了当时的神秘主义,代表人物普罗提诺和普罗克洛,称神为世界本源,是绝对无限的存在,且不可认识,而人的肉体是罪恶的本源,人必须要摆脱肉体,方能与神交往,获得真理。这便是“人神合一”的学说。

基督教方面出现了被称为“教父神学”的神学,代表人物是圣奥古斯丁。圣奥古斯丁著有《论上帝之城》、《忏悔录》等,将新柏拉图主义融入基督教教义中。教父哲学以哲学论证很多现今的基本教义,主要的有神论、三位一体论、创世论、原罪论、救赎论和天国论等等。

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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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大维时期的史学家李维(前59年—17年),著有《罗马建城以来史》(又称《罗马史》)142卷,现存36卷,叙述传说中的罗慕路斯建罗马城至西元9年的历史。这部史书是西方史学的第一部通史。且文笔精彩。

塔西陀(55年—120年)著有《历史》12卷,主要叙述弗拉维王朝统治时期的历史。由于塔西陀生活在这一时期,许多的历史事件都亲身经历过,所以叙事也相当详细和生动。由于塔西陀政治上倾向于共和派,反对皇帝,所以在书中批评现实歌咏古代英雄。另外塔西陀著述有所褒贬,对各色历史人物进行批评和褒扬,旨在发扬高尚道德。此外,塔西陀还有《日耳曼尼亚志》和《编年史》等著作传世。

自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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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方面,西班牙人科路美拉著有《农业论》12卷,讲述农牧技术和管理以及社会经济,这本著作對中世纪的庄园有很大影响。[326]

医学方面,在提比略时期有名医塞尔苏斯(前30年—45年),著有《医学大全(義大利語:De Medicina)》8卷,其中7—8卷记载了许多手术,且叙述详细。马克奥里略时期,有名医盖伦(129年—199年),他任御医多年,著述颇多。盖伦使用猴类解剖以推测人类的身体结构,这开了解剖学的先河。盖伦还提出“三灵气”说,即“活力灵气”、“自然灵气”、“灵魂灵气”,以解释人体的生理机制。盖伦的药物学著述介绍了各种药材,大约有820餘种,包括动物、植物和矿物。盖伦的学说被中世纪的西方奉为经典,直到17世纪威廉·哈维提出血液循环理论。

天文学方面,有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天文学家托勒密(85年—168年),著有《天文集》13卷。该书集古代希腊罗马天文学之大成,书中使用几何系统来描述天体运动,并有包括1022颗恒星的星图,在古代是极其完备的。另外书中还论及历法的推算,日月食的推算以及天文仪器的制作与使用等等。但由于托勒密信奉“地心说”,为了使这种理论成立,他设计了一种极其复杂的天体几何系统,以解决一些地心说的推算与实际不符的问题,使推算结果与实际观测大致相近。在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之前,托勒密的学说在欧洲占统治地位。

地理学方面,斯特拉波(前64年—23年)著有《地理学》17卷。其中对当时罗马人的“已知世界”描写详尽,内容包括欧洲各地以及西亚和北非,涉及各地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在书中还探讨了环境对各地经济生活的影响以及对城市的研究。在地理大发现以前,该书是西方最为详尽的地理著作。

老普林尼(23年—79年)著有《自然史》37卷,内容包括当时科学的各个方面,涉及天文、地理、生物、医学、农业、矿物等等。《自然史》以老普林尼在多年读书和见闻的笔记为基础写成,全书并无分类,较为杂乱,《自然史》的最大成就在于记叙了各种事物2万多项,摘录各种文献2千多种,使得当时许多珍贵的科学纪录流传下来,是古代极其少见的百科全书式著作。

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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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州议会大厦(左)於1788年竣工,為模仿法國尼姆的方形神殿(右)而建

多個國家都聲稱自己是羅馬帝國的繼承者。查理曼於800年被教皇良三世加冕為羅馬皇帝後,其統治的神聖羅馬帝國建立。俄羅斯沙皇國作為東羅馬帝國東正教傳統的繼承者,根據「皇权转移」的概念,自稱為「第三羅馬」[327]。末位東羅馬名義上的皇帝安德烈斯·巴列奥略將君士坦丁堡皇帝的頭銜賣給法國國王查理八世,在後者去世後收回該頭銜,並將其授予斐迪南和伊莎貝拉及其繼承人,但他們從未行使過此頭銜。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占君士坦丁堡後,穆罕默德二世將首都設於此,並聲稱自己是羅馬帝國的皇帝[328]。他甚至發動對奧特朗託的入侵,目的是重新統一帝國,但因他的去世而中止。中世紀的西方,「羅馬人」一詞逐漸指教會和天主教教宗。希臘文形式的「Romaioi」則指東羅馬帝國的希臘人,至今仍被希臘人使用[329]。

羅馬帝國對亚平宁半岛的控制影響義大利民族主義和1861年的意大利統一[330]。美國開国元勋亦將雅典式民主和羅馬共和主義視為混合政体的典範,但將皇帝視為暴君的象徵[331]。

另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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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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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現代學者多視「古典」或「統一」的羅馬帝國終結於395年[1]。然而此說乃現代說法,帝國在當時仍被視為一個持續的單一國家,此分裂僅為286年後的數次分裂之一[2]。
  2. ^ 幼發拉底河以東的地區僅在116年—117年間控制。
  3. ^ 「…帝國的首都在四世紀從羅馬遷至君士坦丁堡。」[6]
  4. ^ 「君士坦丁大帝在君士坦丁堡落成新都,宣告羅馬作為重要政治中心的終結[7]。」
  5. ^ 「作為新首都,君士坦丁堡為帝國的威望提供舞台,而這種威望並不依賴於與羅馬元老院制度的傳統聯繫[8]。」
  6. ^ 「它成為了君士坦丁堡,整個羅馬帝國的首都[9]。」
  7. ^ 「君士坦丁大帝,這位皇帝將羅馬帝國的首都從羅馬遷至君士坦丁堡…[10]」
  8. ^ 286年,戴克里先皇帝將羅馬帝國分成西羅馬帝國和東羅馬帝國兩個政治實體,此種劃分在日後又數度出現,直到395年才徹底分裂[4]。儘管東西兩方各自獨立,羅馬人仍視羅馬帝國為擁有兩個地位平等皇帝的統一國家,直到476年/480年西羅馬帝國陷落[4]。此時,皇帝們雖會在西羅馬帝國的米蘭或拉文納、東羅馬帝國的尼科米底亞統治,罗马仍是帝國的法理首都。330年,君士坦丁大帝將君士坦丁堡立為第二和新帝國首都,稱「第二羅馬」或「新羅馬」[5][c][d][e][f][g]。一段時期中,尤其是在四世紀後期的幾十年裡,羅馬由於其作為帝國首都的悠久歷史,繼續保持著更高的象徵地位[11]。至少從361年起,君士坦丁堡新成立的元老院之議員享有與羅馬元老院議員相同的地位和特權,而新成立的元老院與羅馬元老院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12]。450年,君士坦丁堡在規模和裝飾上都比羅馬宏偉得多,其地位也無疑更高[13]。
  9. ^ 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十字軍攻占君士坦丁堡,建立拉丁帝國。這座城市一直處於外國統治之下,直到1261年被尼西亚帝国(東羅馬的繼承國)攻佔。尼西亞通常被認為是1204年至1261年「空位期」內羅馬帝國的「合法」延續(勝過其競爭對手特拉比松帝国和塞萨洛尼基帝国),因為它成功奪回君士坦丁堡[14]。然而,考慮到十字軍設想的拉丁帝國與其前身是同一個國家,是否存在所謂的「空位期」尚存爭議[15]
  10. ^ 汉语“罗马”一词由明代来华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根据拉丁文“Roma”音译,始见于其所绘《坤舆万国全图》(出版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其中称罗马帝国为“罗马国”。而“罗马帝国”的名称则始见于戊戌变法后维新派在日本所办刊物《清议报》第二十二册《奢侈论》(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谚曰:奢者不久,古今东西金言也。亡罗马帝国者,奢侈之风盛。法王死于断头台上,亦奢侈盛也”[22]。
  11. ^ 普鲁登修斯(348–413年)尤其在其詩作中將這一主題基督教化[38]。然而,聖奧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區分了世俗與永恆的「羅馬」。
  12. ^ 「現存的大多數政府紀錄都來自羅馬埃及,這是因為當地的氣候使紙莎草紙得以保存[72]。」
  13. ^ 「埃及被排除在元老院行省之外,可追溯至屋大維即位並成為奧古斯都之前:埃及曾是他最後一個反對者馬克·安東尼及其盟友克娄巴特拉七世的根據地[73]。」
  14. ^ 這項做法在共和國時期便已確立;例如,前90至80年代,希斯帕尼亚總督蓋烏斯·瓦萊裡烏斯·弗拉庫斯便曾審理孔特雷比亞水權案。
  15. ^ 此即vicesima libertatis,意為「自由的二十分之一」。[92]
  16. ^ Healy(1978)假定每人的生產能力約為约1.5 kg[126]。
  17. ^ 「公民」與「外邦人」(外國或非羅馬女性)形成明確對比[158][159]。父親的法律身分在一種稱為 conubium 的合法婚姻形式中,決定子女的身分,但締結conubium 的前提是夫妻雙方均為自由公民。例如,士兵在服役期間不得結婚;然而,若他在駐守行省期間與當地女性建立長期伴侶關係,則可在退伍後與她正式結婚,而兩人所生的子女也將被視為公民的子女,實際上等同於追溯性地賦予該女性公民身分。這項禁令自奧古斯都時期起一直存在,直到塞普蒂米烏斯·塞維魯於197年予以廢除[160]。
  18. ^ "近來對義大利人口史的研究,進一步加深了人們對這一時期半島奴隸人口是否迅速增加的疑慮。歷史學家無任何關於義大利奴隸人數的直接證據。布倫特在證明貝洛赫估計奧古斯都統治時期有200萬名奴隸的說法毫無根據後,推測當時義大利總人口約為750萬,其中奴隸約有300萬。然而,其亦未提出任何直接證據,而洛·卡肖則指出,這項估計實際上是建立在布倫特對自由人口所作的低估之上。"[178]
  19. ^ Scheidel(2005)估計,公元前1世紀的奴隸人口約為100萬至150萬[180]。
  20. ^ Jason Paul Wickham在《The Enslavement of War Captives by the Romans to 146 BC》中指出,估算奴隸人口的規模,以及維持並擴大奴隸人口所需的奴隸供應量,都存在相當大的困難[181]
  21. ^ 「標準的600人編制具有彈性;例如,每年任職的20名財務官無論元老院是否存在『空缺』席次,都會因此獲准進入元老院[211]。」
  22. ^ 騎士階級與「公馬」(public horse)、羅馬騎兵閱兵及其他展示活動(例如特洛伊遊戲(英语:Lusus Troiae))之間的關係相當複雜。不過,例如參與後者的人似乎就是那些依據《羅斯基亞劇場法(英语:Lex Roscia theatralis)》而獲准在劇場享有高等級、但數量有限座位的騎士。元老不得擁有「公馬」[215]。
  23. ^ 這兩個城市都異常富裕,而一座城市擁有500名騎士並不尋常[217]。
  24. ^ 例如,一座由羅馬公民奉獻的祭壇,描繪了一場依照羅馬方式舉行的祭祀,用以祭祀日耳曼女神瓦格達維庫斯提斯,年代可追溯至2世紀[252]。

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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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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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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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基数据编辑]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文本: 《晉書·卷097》,出自房玄齡《晉書》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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